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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个老问题
ОБ ОДНОМ СТАРОМ ВОПРОСЕ
列夫·托洛茨基
原文原载于《东方评论》33—34号，1901年2月14—15日
译者：Zveza
《来自女性运动领域的消息》——《神之世界》杂志把所有和女性解放运动有关的信息都放在这个专栏下面。他们在这里尽可能地试着把女性获得的每一个文凭、女性任职的每一个教研室都记录下来，当然，他们还仔细地关注着，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妇女联合会。这种联合会在当下并不少见，据这本杂志所说（1900年第6期），仅仅在德国，就有132个妇女协会共计约70000名会员参加了最近举行的全体大会。
其实，杂志希望把女性运动中发生的一切波折介绍给读者，这当然无可非议，但是上文提到的这个新闻栏的作者对他的报道对象显然缺少确定的社会观点，而且他细致得过了头，把运动的所有零碎片段都记在了自己的专栏里——连维也纳“装修得富丽堂皇”的女性俱乐部也记录在内，它的活动工作都还没“弄明白”，而能在那里“用很合适的价格”买到冷饮这种事（1900年第7期）却记得一清二楚。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1]的机智评论：“想象一下……比如您对干公共治安这一行的人非常不满，然后您有两位熟人，一位是男士，一位是女士，和您有着类似的立场。而您很有可能对此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惊叹：啊，坏了！他被片警抓去了！——啊，好消息！她被片警抓去了！”（卷II，654页）这种零碎消息有什么好高兴的呢：“装修得富丽堂皇”的女性俱乐部，女性律师，“价格很合适”的女性冷饮，好吧——那然后呢？
希望他们不要怀疑我是不是对“女性解放”怀有否定态度。我的良心不允许我犯这种过错，但是我（当然不止我自己）的看法同庸俗女性主义的区别在于——这么说吧——我对女性问题的看法要比许多女性平权捍卫者的观点深刻得多。
如果最终能够凿穿这堵把女性同男权世界分隔开的墙、在资产阶级社会环境下显得陈腐不堪的墙，那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一旦这堵墙被打破，就可以说女性运动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旁人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关注它在这条道路上的每一个成功。哪怕有公开敌对者的愤怒和虚假朋友的破坏，女性运动也会走它自己的路……其中，后一种人特别耐人寻味。法国的古尔茹（Гуржю）参议员可是出于对女性的友谊，才在参议院里站起来反对允许女性从事律师行业的提案。得了吧，先生们！他，古尔茹参议员，亲眼看到律师在“长时间的辩护发言”之后被“弄得精疲力竭”，看到他们必须要用一些紧急手段来避免自己得肺炎。啊！体弱的女士真正的使命是“凭借美貌、善良以及各种内心的品质和美德来统治世界”，她们真的能胜任这种工作吗？总而言之，mesdames（法语：女士们），请到卧室和厨房去吧！
玛格丽特·迪朗（Маргарита Дюран）则在女权刊物上这样回击参议员的说法：“莎拉·伯恩哈特[2]（Сара Бернар）在演出《费德拉》、《哈姆雷特》和《年轻的鹰》之后也是一样疲惫，也很容易罹患肺炎，可参议院却不觉得要为她的遭遇感到伤心。” 如果迪朗女士允许的话，我可以为这位可敬的空话参议员找些比莎拉·伯恩哈特尖刻得多的例子。——参议员先生，那位“以很合适的价格”帮您洗内衣的女工，想必在您的关怀之下，她已经不会因为过度劳累而有染上肺炎的危险了吧？而在工厂里为您做卷烟和雪茄的女工，想必也不会得肺痨吧？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奥达·奥尔贝格（Ода Ольберг）女士是一位比平常女权主义者高出一头的女作家，她在一篇相当机智的德语文章里所做的评论或许完全适用于这种先生。这位女作家写道：“有些人一谈到女性的要求，就摆出一副‘女性是想自我毁灭，还要毁灭全社会’的模样——这仅仅是因为‘追求平权的纯粹热情’。与此同时，他们觉得‘女性的权利要求逾越了她们的天性，和她们的性别特征相悖，只有我们的对手脑子里才会有这种东西……’难不成真的有这么多女性丧失了自卫的本能吗？”
还有的先生站在“女性同情者”的大旗下，实际上只是因为“擅长热辣接吻”的女人越来越难找而感到难过。他悲痛地想，假如在青楼头牌中间都遇不到一个绝妙的可人，能凭着直觉，用富有美感的体位和复杂而优雅的性欲超群出众，那上流人士简直是不值得再活在世上了。（比如莫拉索说的“Contro quelli che non hanno e che non sanno”——意大利语：反对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和一窍不通的人）这种先生恐怕未必值得回应。不过，我有些跑题了……
总之，我重复一下，争取妇女平权的斗争已经做到了冲破坚冰，中等阶层的女性不再处于毫无出路的封闭之中，对哪怕是最“思想自由”的男性所抱有的胆怯和怀疑也已经消退。但是从这一刻起，妇女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an sich und für sich”（德语：靠自己、为自己）的议题了：它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承袭和附带了这个时代宏大的社会潮流。妇女问题，以及许多其他局部问题的未来同一个世界性大问题的命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这个大问题的名字早已司空见惯——那就是社会问题……
这种联系和依赖在讨论女性解放运动的时候最容易被忽略。实际上，女性问题不仅不是什么独立的议题，甚至也不是铁板一块，所以实际上女性问题不是一个，而是若干个。现在的社会分化制造出多少个社会群体，就有多少种女性问题。所以当我们讨论女性问题的时候，哪怕听到最为矛盾的声音也完全不该感到惊讶。总的来说，统治阶级成员的意见——不管此人是男是女——和无产者意见之间的区别就和他们的社会等级地位差别一样大。这种区别并不那么取决于他们不同的道德和智力发展水平，而是和女性在每个社会群体里所处的地位更有关系。
一个阶级的女性用的绰绰有余的东西，对于另一个阶级的女性来说就只是个梦想。特权阶级的女性闲得发慌，幻想着同男性分担哪怕一部分社会工作；而与此同时，女工遭受的不幸和压迫（和糟糕的劳动制度有关）却比男工还沉重（霍布森《贫困的问题》《失业者问题》）。齐格勒说：“在社会的上层，女性的问题主要和家庭与教育有关，但在这里（在工厂劳动方面）女性的问题首先是工厂女工的物质状况。”（《十九世纪的思想与社会潮流》）在这里我认为，女性的要求和男性的要求在总体上是相当一致的，以至于几乎可以说不存在女性工人的问题。即使女工根据女性的身体条件提出一些男工没有的单独要求，这种细微的区别也会隐没在两性的众多共同利益之中。
对于女工来说，要求拥有和男性同等的高等教育权听起来像是辛辣的讽刺。为什么她还需要去争取一种她父亲、丈夫和兄弟都享有，却并不能真正使用的“权利”呢？难不成她就真的要大费周章地争取一线机会，变成一个女版的普列瓦科[3]（Плевако），然后去把马蒙托夫（Мамонтов）的官司打得尽善尽美吗？要知道，给整个资产阶级女性群体提供劳动机会尚且办不到，做这种事就意味着帮敌人磨刀。这种新生力量的繁荣或许会在一段时间里让资产阶级社会焕然一新。我们天才的讽刺作家就充分地评价了问题的这个方面。他说：“我相信，我就要在这里，也就是在有了权利的女人中间找个真正的依靠、真正的顶梁柱。我当然同意，男人中间也有很多顶梁柱，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难不成男人能做个真正的，也就是说激昂慷慨、热情满满的顶梁柱吗？不，他只会冷淡地看着这种事情，因为他知道自己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没人会质疑他当顶梁柱的权利。只有对那些还不是很清楚自己到底算不算顶梁柱的人来说这件事才特别重要，因此她熊熊燃烧、大声吹捧，表明自己建设生活的愿望！”（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金玉良言》）
得了解放的统治阶级女性不就是这个样子吗？难怪那些维护“解放”的人，都在竭力证明这种解放根本不会破坏任何“基础”。确实是这样！……
是的，有些空想家，比如巴黎展览大会上的那些人，把更多广阔的希望寄托在女性身上。他们幻想，解放了的女性会在未来成为社会大对立之中的调解人，希望女性能够以自身独特的品质安抚劳资双方、调停冲突。但是，仅仅借用女性头脑和内心的特殊性质就想解决这个庞大的社会问题，这就和担心赋予女性“权利”就会动摇“基础”的想法一样“明智”。
除了乌托邦空想家之外，还有那些几乎不谈精神需求的“自由派”工厂主。霍布森说：“妇女在工业上的解放得到了当今自由主义观点的支持，但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寻找廉价劳动力的企业主利用了。”也就是说，就是被那些常常想方设法给各阶级女性的解放设置障碍的人利用了。不言而喻的是，他们需要的是廉价劳动力，而绝对不是竞争者。
请允许我做出结论：
我们当然不打算给统治阶级女性花哨的解放运动添乱，况且我们这些局外人也得不到那种权力；或许，我们甚至还会欢迎这种运动带来的发展进程，把它当作女性自我意识发展的标志。但要说认为这种运动和它的成功能够解决“那个关于人类理想、让人类永无宁日的问题”，又因为它的成功就开始“熊熊燃烧、大声吹捧”，“表明自己建设生活的愿望”——不，还是免了吧！……
注释：
[1]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1842-1904），著名的政论家、社会学家和批评家，杰出的民粹派理论家。
[2] 莎拉·伯恩哈特（1844-1923），法国著名演员，在古典悲剧和现代戏剧方面都有极高造诣。曾在欧洲和美洲多次举行巡演。
[3] 费·尼·普列瓦科（1843-1908），著名律师，他于1900年夏天担任企业主马蒙托夫的辩护人，并使法院判决他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