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

托洛茨基

　　勃洛克早就断定马雅可夫斯基是个“了不起的天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雅可夫斯基的确是才华横溢的。可他并不是个和谐的天才。不过，在十年剧变之时，在两个时代还未愈合的伤疤处，艺术的和谐又从何而来呢?在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中，高峰往往与低谷交替出现，天才的张扬又往往是与陈旧的诗行、甚至是大喊大叫的粗野联系在一起的。
　　人们有一种看法，似乎马雅可丈斯基首先是个革命者，然后才是个诗人，尽管马雅可夫斯基本人也非常愿意是这样，但这不过是一种谬误。事实上，马雅可夫斯基首先是诗人和艺术家，是一个脱离了旧世界，但又未完全与之断绝联系的诗人和艺术家，只是在革命后他才开始寻找，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找到了自己在革命中的支点。但马雅可夫斯基并没有与革命彻底地融为一体，因为在革命的准备时期他还没有站到革命一边。如果在一个大的范围里考察这个问题，那么，马雅可夫斯基就不仅是“歌手”，而且也是交替时代的牺牲品。这个时代虽然以过去无可比拟的力量造就了新文化的成分，但对献身革命的个别诗人或整整一代诗人的和谐发展来说，它就显得过于缓慢和充满矛盾了。内在和谐的缺乏由此产生，创作风格，语言的韵律以及形象手法上的不足也随之表现出来。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作中，有激情的热浪，也有与时代和阶级极不相称的放荡不羁，后者或许可以说是诗人用以防备外部世界伤害的、简直是索然无味的玩笑。有时，这好象不仅是艺术上的，而且也是心理上的虚伪。可是，并不是这样的！就在诗人临死前的通信中也有这种情调；诗人以“事情坏了！”这句话为自己下的结论，其代价是惨重的。如果说，在为时已晚的浪漫主义作家亨里希·海涅的作品中有抒情和讽刺(讽刺与抒情相对，同时又在捍卫抒情)，那么，在后来的“未来主义者”弗·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中也兼有昂奋的激情与粗俗的文字(粗野与激情相对，同时也捍卫了这种激情)。
　　关于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官方报道是以“书记处”校订过的审判记录似的语言匆匆宣布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

　　“……与诗人的文学和社会活动没有任何联系”。

　　这就是说，马雅可夫斯基出于自愿的死与他的生活是无关的，或者说他的生活同他革命诗歌的创作无关，一句话，他的死只是警察制度下的一桩奇闻。这是不真实、不该有，也是不明智的解释！“生活之舟已经搁浅”，——马雅可夫斯基临死前在一首诗中这样评述自己的个人生活。这意味着，为避开难以忍受的个人痛苦，“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已不再有足够的力量将他超脱于日常生活之上。这怎么能说是“没有任何联系”呢?
　　现行的官方“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体系建立在对文化成熟的速度和规律完全不理解的基础上，——在文学方面如此，在经济方面亦如此。为“无产阶级文化”而斗争在十月革命之初有着空想的理想主义性质，它与把人们限制在五年计划框子里的“全盘集体化”有某种相通之处，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斗争曾遭到列宁和笔者的反对。近几年，这种斗争又成了艺术官僚的瞎指挥，并且也毁了艺术。象绥拉菲莫维奇、格拉特科夫等资产阶级文学的失败者被当作了无产阶级文学外围的经典作家。阿韦尔巴赫之类一瞬即逝的小人物被誉为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别林斯基。莫洛托夫手中握有文学艺术的最高领导权，他竭力反对人的天性中的任何创造性的东西。莫洛托夫的助手是古谢夫[1]，这更糟糕！他在别的方面是行家，唯独对艺术是外行。这种人选完全是革命政府阶层官僚主义的腐化所致。莫洛托夫和古谢夫将御用的“革命”淫秽文学抬高到了集体马拉什金化的文学之上。
　　肩负有创造新文学和新文化成份之使命的无产阶级青年的优秀代表其实是在那些以自己的粗野无知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的人物领导之下。
　　的确，同旧俄罗斯文学最后一代作家——也许这代人还没来得及得到文学的承认——中的任何人相比，马雅可夫斯基都更大胆、更英勇地寻找与革命的联系，并且，他也相当出色地实现了这种联系。但是，深刻的裂痕还是在他身上保留下来了。革命的普遍矛盾对于追求完美形式的艺术来说本来就是痛苦的，除此之外，近年来又出现了刻意模仿的滑坡。马雅可夫斯基准备在极其琐碎的日常工作中为时代服务的同时，不得不排除假革命的官僚主义的干扰，虽然，在理论上他不善于弄明白它，也没有找到克服它的方法。他完全可以说：“我不曾受雇佣。”他长时间地坚持着不去加入行政的阿韦尔巴赫式的“无产阶级”说谎文学集体社。由此，他重又萌发了在“左翼艺术战线”旗帜下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勇敢者十字军骑士勋章的念头，他意在奖励那些出于良心，而非出于恐惧而为这种革命服务的人们。当然，左翼艺术战线也曾无力将自己的韵律强加给“一亿五千万”人，因为革命涨落的进程是十分复杂和深奥的。这年的一月，马雅可夫斯基迫于环境的压力，最终说服自己加入了“瓦普”(全苏无产阶级诗人同盟)，这时离他自杀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马雅可夫斯基并没因此得到什么，相反，他还失去了点什么。而当诗人从“日常生活”、从个人和社会的矛盾中解脱，让自己的“小舟”沉底的时候，“真正受雇佣的”官僚文学的代表们则声称：“不可理解，不可思议”，他们表示，不仅马雅可夫斯基这个人诗人对他们来说是“不可理解的”，而且整个时代的矛盾他们也是“不理解的”。
　　如果仅仅用官方所谓“没有任何联系的话”来解答苏俄最大的诗人最终的结局，那么，显而易见，建立在有生气和真正革命文学阵营中那些急先锋身上的无产阶级诗人的官方强制性和思想上毫无归宿的联合就是不道德的。对于“在最短的时期”内建成新文化来说，这种事情也是很微不足道的。
　　马雅可夫斯基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直接奠基人，这里的原因如同在单独一个国家里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一样。但在时代转折的斗争中，他是一名语言的勇敢挑战者，是新社会文学的无可非议的先驱。

　　摘自《托洛茨基回忆录》

[1]古谢夫(1874--1933年)，俄国革命活动家，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任中央报刊部部长等要职。——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