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帝国主义衰败时代的工会（洪家宁译）

帝国主义衰败时代的工会

托洛茨基

洪家宁译
(译者按：此文是作者在1940年被谋杀之前所写。)

　　在全世界，现代工会组织的发展——或更正确地说是堕落——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更紧密地投向国家权力，并与之共生。这个过程也同样是中立的、社会民主党的、共产党的和无政府主义工会的特征。单单这个事实显示了「共生」的这个倾向不是来自这个或那个教条之中，而是从所有工会的相同社会状况衍生而来的。
　　垄断资本主义并不仰赖竞争和自由的私人创造力，而是仰赖中央化的命令。领导着强大的托拉斯、辛迪加、银行团等等的资本家团伙，站在和国家权力一样的高度审视经济生活；而且资本家在每一步都需要国家的协同合作。在最重要的产业部门，工会发现他们失去了藉由不同企业的竞争而获利的可能性。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集中化且和国家权力紧密结合的资本家敌手。因此，只要工会仍保持改良主义立场，也就是让自己迎合私有产制，那么他们就有需要迎合资本主义国家，竞相同国家合作。在工会运动的官僚眼中，最大的任务在于将国家从资本主义的手中「解放」出来，在于削弱其对托拉斯的依赖，在于将国家争取到他们这一边来。这样的立场是完全符合工人贵族和工人官僚的社会地位的，而他们是在争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超级利润的面包屑。工人官僚拚命用文字和行动向「民主的」国家表示他们在和平时期和特别是战争时期，它们是如何的可靠且不可或缺。把工会转变为国家的机构，在这一点上法西斯主义并没有发明任何新东西，它仅仅将帝国主义的固有倾向引导至其最终结论。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并不是受到本国资本主义、而是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然而，这并不削弱、反而是强化资本主义巨子和政府间直接的、日常的、和实际的联系。实质上前者臣服于后者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政府。因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创造出一个工人贵族和官僚的阶层，而后者仰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政府的支持，做他们的保护者、资助者，有时候则做其调停人。一般而言，这构成了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政府的波拿巴和半波拿巴式的特征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这也同样构成了改良派工会对国家依赖的基础。
　　在墨西哥，工会已经被法律转变成半国家的机构，并且产生集权主义的特征。根据立法者的构想，工会的国家化是为了工人的利益，目的是为了确保他们对政府和经济生活有影响力。但是只要外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主宰民族国家，只要它在内部反动力量的协助下，能够推翻不稳定的民主政治，并且用彻底的法西斯专政来取代，那么，在这个限度内，关于工会的立法便可以轻易地变成帝国主义专政手中的武器。
　　从前述所言，似乎一眼就可简单下结论，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工会不再是工会了。它们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工人民主的空间，而在过去的美好时光，当自由贸易主导经济领域时，民主是组成劳工组织内部生活的内容。缺乏工人民主，就不可能会有争取对工会会员影响力的自由斗争。因为如此，革命者在工会的主要工作领域消失了。然而，这样的立场从根本就错了。我们不能够为了符合我们自身的好恶而选择我们的行动领域和状况。在一个极权或半极权国家比在一个民主国家，争取对工人群众的影响力的斗争要无比地困难得多。同样的状况也适用于工会，因为工会的命运不过反映资本主义国家命运的转变。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专制政权使得斗争极度困难而放弃争取影响德国工人的斗争。同样，我们不能放弃在法斯西主义创建的、强迫入会的工人组织中的斗争。我们更不能放弃在集权或半集权式工会内部的有计划的工作，仅因为它们直接或半直接地依赖工人国家、或因为官僚剥夺了革命者在这些工会自由工作的可能性。针对所有这些由先前的发展所造成的实际情况——包括工人阶级的错误及其领导的罪恶——我们都需要展开斗争。在法西斯和半法西斯国家，不可能进行不是地下化的、非法的、密谋的革命工作。在集权和半集权式的工会，不可能或几乎不可能展开任何非密谋式的工作。我们必须让自己适应存在于每个国家的工会的具体情况以动员群众，不仅用来对抗资产阶级，也用来对抗工会自己内部的集权体制、以及对抗强化此体制的领袖们。斗争的主要口号是：在工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上，工会要完全的、无条件的独立。这意味着要展开一场将工会变成广大受剥削群众的机构、而不是工人贵族机构的斗争。
　　第二句口号是：工会民主。第二句口号是直接从第一句产生，前提是工会从帝国主义或殖民地国家实现完全的自由。
　　换言之，在当前这个时代的工会，不能单纯地像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一样做民主的机构，而且工会再也不能维持政治中立——也就是将它们局限在服务工人阶级的日常需要。它们再也不能是无政府主义者，亦即忽视国家对于人民生活和阶级的决定性影响。它们再也不能做改良主义者，因为客观情况无法容忍认真且持久的改良。我们这个时代的工会，要么作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次等工具，用来规训工人并将其附属化，并且阻碍革命；要么工会变成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工具。
　　工会的中立性是完全的、且无法挽救的逝去的东西﹔它已经和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一样消失了。
　　从上所述，可以很清楚地说，尽管工会不断地堕落、并且和帝国主义国家共生，工会内的工作不但没有失去任何重要性，反而和以前同样重要，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对每个革命党而言甚至是更重要的工作。问题的关键根本上是争取对工人阶级影响力的斗争。对工会采取最后通牒 [1] 的立场的每个组织、每个党、每个派别——他们仅因为对工人阶级的组织的不满就根本上背对工人阶级——每个如此的组织都注定要灭亡。而且应该说它活该要灭亡。
　　因为在落后国家扮演主要角色的不是本国而是外国资本主义，本国资产阶级，就其社会地位而言，占据一个相比于工业的发展低得多的位置。因为外国资本并不进口工人，而是将当地人民无产阶级化，本国无产阶级很快开始扮演该国生活中最重要的角色。在这些情况中，本国政府若试图表现对外国资本的反抗，就被迫或多或少要依赖无产阶级。在另一方面，有些落后国家的政府若认为和外国资本并肩齐步，是无可避免或对自身更有利可图，他们就会摧毁工人组织并建立多少是集权主义体制的组织。因此，本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城市自治政府传统的缺乏、国外资本主义的压力、以及相对而言快速成长的无产阶级，铲除了任何形式的稳定民主政体存在的基础。落后国家的政府，也就是殖民和半殖民地，一般而言具有波拿巴和半波拿巴式特征；他们个个不同，有的试图走民主方向，在工人和农民中寻求支持，而有些建立接近军队-警察式独裁政体的形式。这也同样决定了工会的命运。他们不是受国家特别的庇护，就是遭到残酷的迫害。国家对工会的庇佑是由其所面对的两个任务所决定的。首先，将工人阶级吸引的更接近，以便在对抗帝国主义过分要求的时候找到支持；同时乘机将工人阶级置于官僚的控制之下来规训工人。
　　垄断资本主义愈来愈不愿意容忍工会的独立性。它命令从其宴会桌上捡拾面包屑的改良派官僚和工人贵族在工人阶级众目睽葵之下充当政治警察。假如无法达到，工人官僚就会被赶走并且被法西斯份子取代。顺带一提，工人贵族为帝国主义服务所尽的一切努力，都不能使他们最终免于灭亡。
　　在每个国家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国与国之间敌对的激化，创造了一个让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可以容忍改良派官僚（在一定时间内）的环境，只要后者直接担任起帝国主义企业中的小而积极的股东，为其国内和世界领域中的纲领服务。为了延长其生存，社会改良主义必然会转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但这仅仅只能延长（其生存）而已。因为大致上沿着这条路走并没有出路可言。
　　这是否意味着在帝国主义的时代，独立工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把问题这样问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不可能存在的是独立或半独立的改良派工会。完全可能存在的是革命的工会，它们非但是帝国主义政策的股东，而是把直接推翻资本主义统治作为其任务。在帝国主义衰败时代，工会只有在意识到自己应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机关的时候，才能真正独立。在这个意义上，第四国际上次大会通过的过渡纲领的要求，不仅是作为党的活动的纲领，而且就其基本特征而言也是作为工会活动的纲领的。
　　落后国家的发展是以其综合性（combined character）为特征的。换言之，帝国主义的科技、经济和政治的最新成就是和这些国家的传统落后性和原始性结合起来。这个定律可以在殖民和半殖民国家最分散的领域中观察到，包括工会运动的领域。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这里是以最讽刺和最赤裸的方式运作的。它将其最完美的暴君统治方式转移到这片处女地。
　　在全世界的工会运动中，必须要注意在最近阶段中的向右摆动并且对工会内部民主的压制。在英国，工会内的少数运动（Minority Movement）被粉碎了（多少在莫斯科的协助下）；今天，工会运动的领袖，特别是在外交政策的领域，是保守党乖顺的代理人。在法国，没有斯大林主义工会独立生存的空间；它们和所谓无政府工团主义（在Jouhaux的领导下）联合，这种联合的结果是工会运动的一致向右转而不是向左转。CGT（工人总工会）的领导层是法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最直接且公开的代理人。
　　在美国，工会运动经历了近年来最激烈的历史。CIO（产业工人大会）的崛起是工人阶级革命倾向无可争辩的证明。然而，最具指标性且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新「左派」工会组织才刚成立就落入帝国主义国家的紧紧拥抱中。旧的和新的总工会高层之间的斗争大部分可看成为争取罗斯福与其内阁的同情与支持的斗争。
　　更加生动——虽然在不同意义上——的是西班牙工会运动的发展或堕落。在社会主义工会，所有在任何程度上代表工会运动独立性的主要特征都被清除了。至于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则被转化为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工具；无政府工团主义领袖变成保守派资产阶级的部长。这种蜕变发生在内战状况中，但这并不削弱其重要性。战争是同一政策的延续。它使过程加速，暴露它们的基本特征，摧毁所有腐败的、虚假的、含糊的事物，将所有基本的展现出来。工会的向右转是因为阶级和国际矛盾的激化。工会运动的领袖们察觉到或了解到，或被迫了解到，现在不是玩反对派游戏的时候。每个工会内的反对运动，特别是在上层，都会引发激烈的群众运动并且为本国帝国主义制造困难。因此产生工会向右转并且压制工会内部的工人民主。这个基本特征——转向集权体制——横扫全世界的工人运动。
　　我们也应想到荷兰，那里改良派和工会运动不仅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可靠支持者，所谓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实际上也是在帝国主义政府的控制下的。这个组织的秘书，Sneevliet，除了他对第四国际的柏拉图式同情以外，他作为荷兰国会的议员，最关心的是避免政府的怒气袭击其工会组织。
　　在美国，劳工部与其左派官僚的任务是将工会运动臣服于民主国家，而且必须说这个任务已经获得一定的成功。
　　墨西哥铁路和油田的国有化当然和社会主义没有一点相似。它是落后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所采取的措施，一方面用来捍卫自己、对抗外国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对抗自己国内的无产阶级。由劳工组织去管理铁路、油田等，和工人对产业的控制毫无类似之处，因为本质上企业的管理是由工人官僚所实行，而工人官僚既独立于工人之外的，又完全依赖资产阶级国家。统治阶级的这种手段，目标是规训工人阶级，使其更勤奋为国家的普遍利益服务，而这表面上看似与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符合。事实上，资产阶级的全部任务包含破坏工会做为阶级斗争的机构，并由资产阶级国家以工人官僚的工会领导取而代之。在这些情况中，革命先锋队的任务是要展开争取工会完全独立的斗争，并且引介真正的工人控制来同现在的工会官僚斗争﹔这些工会官僚己被转变为铁路、石油企业等的管理阶层。
　　上个时期（战争以前）的事件已经特别显示清楚，无政府主义在理论上总是自由主义的极端，在实践上是民主共和国内的和平宣传，以此获得国家的保护。假如我们撇开个人的恐怖主义行为等等不谈，无政府主义之作为群众运动和政治的系统，能够拿出的仅仅是在法律的和平保护之下的宣传材料。在危机的情况，无政府主义者的作为总是和它们在和平时候教导的相反。这一点被马克思自己在关于巴黎公社的文章中指出。在西班牙革命（1936-39）的经验中，这一点又以惊人的程度重复。
　　民主工会，就此词的旧意义而言，即在同一个群众组织中，不同倾向的斗争或多或少自由地存在，这再也不能存在了。就像不可能唤回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一样，旧的工人民主也不可能被唤回。一个事物的命运反映出另一个事物的命运。事实上，工会的独立性，就其阶级意涵而言，就其与资产阶级国家的关系而言，在现在的状况中只能由一个完全革命的领导才能保证，也就是第四国际的领导。这个领导，自然地，能够而且一定要合符情理，并能确保工会在现在的具体情况下尽量地民主。但是没有第四国际的政治领导，工会的独立性是不可能的。

[1] 译按：指这样一种态度﹐即向群众提出自己的主张时﹐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不容群众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