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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问题
托洛茨基
（1939）
洪义端 译
中译者注：本文写于1939年4月22日，最初发表于1939年5月9日的《社会主义呼声》（Socialist Appeal）上。
对于乌克兰问题，尽管许多政府、许多“社会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企图忘掉它，或是想把它锁进历史保险箱的角落里，这个问题却再次成为了今日的重要问题之一，这次它的重要性要远远胜于过去。最近乌克兰问题的恶化，主要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蜕变、法西斯主义的成功及新一轮帝国主义战争的来临有关。分别属于四个国家的乌克兰[1]，现在在欧洲的处境就跟波兰以前的处境一样；但不同的是——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已经紧密得多、而发展的节奏也快得多了。在不久的将来，乌克兰问题一定会在欧洲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并不因为希特勒喋喋不休地嚷着建立“大乌克兰”，也不是因为他鬼鬼祟祟、匆匆忙忙地放下了这个问题。
不该被忽视的问题
代表着帝国主义国家里的工运官僚和工人贵族的利益的第二国际，完全忽视了乌克兰问题。就连它的左翼也没有对乌克兰问题给予必要的重视。回想一下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就够了，就连那么睿智、对革命那么真诚的她，都认为乌克兰问题不过是几个书生的发明而已。这种立场甚至也给波兰共产党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在共产国际波兰支部看来，乌克兰问题主要是一个障碍，而不是一个革命问题。因此没有长进的机会主义者们总是想逃避这个问题，想把它压下来，想让它静悄悄地过去，或是想把它拖延到无限远的未来。
布尔什维克党也不是一开始就能正确对待这个问题的，只是由于列宁不断地施压，布尔什维克党才逐渐找到了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正确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自决权和分离权，列宁平等地把它们赋予给了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他不承认贵族的国家。在列宁看来，在被压迫民族问题上的任何逃避或拖延倾向，都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表现。
在夺取政权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就如何解决旧沙皇俄国遗留下来的许多民族问题，发生了一系列斗争。斯大林在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时，总是代表着最集权、最官僚的倾向。这一倾向在格鲁吉亚问题和乌克兰问题上表现得最明显。跟处理这些问题有关的文件至今未能公布。我们希望能出版这些文件中的一部分——在我们手上的那极少一部分。列宁的信件和提议中的每一行字，都在要求对过去遭受压迫的民族作出让步。而斯大林却背道而驰，在他的建议和决定中，总是在提倡官僚集中制倾向。为了保证“行政上的需要”——换句话说，就是官僚阶层的利益——被压迫民族提出的最合理的要求，却被宣布为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所有这些征兆早在1922-23年间就出现了。从那时起，这些征兆已经发展到了可怕的地步，并导致了这么一种现象：苏联人民中任何形式的独立的民族发展，都要遭到彻底、全面的压制。
布尔什维克关于苏维埃乌克兰的概念
以前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概念中，苏维埃乌克兰应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核心，让其他国家里的乌克兰人民围绕着它团结起来。在苏维埃乌克兰存在的第一阶段里，它要放射出强大的吸引力——当然包括在民族方面的吸引力——唤起被波兰奴役的西乌克兰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让他们去进行斗争，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在热月反动的岁月里，苏维埃乌克兰的立场，同乌克兰问题一起，在整体上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它所唤起的希望越深切，幻灭时就越痛苦。官僚阶层同样窒息和掠夺了大俄罗斯里的人民，但在乌克兰，随着对民族希望的扼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乌克兰人民群众渴望更多的自由、更多的独立，这种渴望是强有力的、深深扎根于乌克兰人民心中的，官僚阶层同这种渴望作对，在乌克兰造成了无比巨大的破坏，官僚阶层在其他地方的压制、清洗、镇压和各种野蛮行径，都没有像在乌克兰那样造成了如此严重的伤害。对官僚极权阶层来说，苏维埃乌克兰变成了经济部门的一个行政分支和苏联的一个军事基地。斯大林官僚阶层虽然也为谢甫琴科[2]立了雕像，但这只是为了用雕像的重量来更彻底地压垮乌克兰人民，迫使乌克兰人民用科布扎尔[3]的语言来给克里姆林宫里那帮强盗唱赞美诗而已。
今天，克里姆林宫对（苏联）国境以外的那部分乌克兰的态度，就跟它对所有被压迫民族、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一样，也就是说，是它在跟帝国主义政府进行国际交易时的找头。在最近召开的“共产党”第十八届代表大会上，马努伊尔斯基[4]——乌克兰共产主义运动最卑劣的叛徒——公开表示：只要一个被压迫民族的压迫者不跟莫斯科的统治阶层为敌，那么不光苏联，整个共产国际（用斯大林的话简洁地说，是个“黑店”）都不会提出解放被压迫民族的要求。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现在保护印度免遭日本侵略，但却不保护印度不受英国殖民。克里姆林宫官僚们正要同波兰达成一项外交协定，这项协定对官僚来说显然是有利可图的，而达成这项协定的代价就是将西乌克兰永久地割让给波兰。他们当初只是在政治上进行短暂的、临时性的合作，现在同当初已经是大相径庭了。
斯大林、希特勒和乌克兰
西乌克兰群众以前对克里姆林宫的信任和同情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自从可怕的“大清洗”扫过乌克兰之后，西乌克兰没有人想成为这个还叫做苏维埃乌克兰的克里姆林宫辖区的一部分。西乌克兰、布科维纳、喀尔巴阡—乌克兰[5]的工农群众处于混乱状态中：该往哪儿走？该提出什么要求？这种情况很容易被那些最反动的乌克兰人小集团利用，他们会利用这种情况窃取（在乌克兰人中的）领导地位，这些小集团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就是企图把乌克兰人民出卖给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以此来换取（帝国主义）对虚伪的独立的保证。希特勒的乌克兰问题对策，就是建立在这种悲剧性的混乱之上的。我们以前曾说过：要是没有斯大林（换句话说，要是没有共产国际在德国执行的致命政策），也许就不会有希特勒了。我们还可以再加一句：要是没有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对苏维埃乌克兰的掠夺和破坏，也许就不会有希特勒的乌克兰对策了。
我们不会止步于分析是什么动机使得希特勒放弃了——至少是暂时放弃了——大乌克兰这个口号。他这么做的动机，一方面是出于德国帝国主义的欺骗性合作，另一方面，是出于对放出自己很难消灭的恶魔的恐惧。希特勒把喀尔巴阡—乌克兰当作一件礼物送给了匈牙利的屠夫。希特勒能这么做，不是得到了莫斯科的公开赞同，就是他确信莫斯科迟早会赞同的。希特勒简直就像对斯大林说：“如果我打算明天早上进攻苏维埃乌克兰，那我现在就该把喀尔巴阡—乌克兰控制在自己手里了。”斯大林的回答，是在第18届代表大会上公开为希特勒辩护，反击“西方民主国家”的诽谤。希特勒想进攻乌克兰吗？没这回事！跟希特勒一起战斗？完全没理由这么做。斯大林肯定是把（希特勒）将喀尔巴阡—乌克兰交给匈牙利的举动，当作了和平的信号。
争取建立自由、独立的苏维埃乌克兰！
这意味着（分别属于各国的）乌克兰人民已经变成了克里姆林宫在国际交易中的找头。第四国际必须透彻地认识乌克兰问题在欧洲（不光是东南欧和东欧，而是整个欧洲）命运中的极端重要性。我们正与之打交道的人民，他们的生命力之强已经得到了证明，他们的人口相当于法国人口，他们所占据的土地非常富庶，更重要的是，这片土地还具有最高的战略重要性。乌克兰问题已被全面地提出来了，必须提出一个清晰、明确的口号，这个口号要适应新情况。我认为目前只有这个口号是合适的：统一的[6]、自由的、独立的、属于工农的苏维埃乌克兰。
这个计划首先与三个帝国主义强权——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利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不可救药的和平主义傻瓜才会以为，（分别属于各国的）乌克兰（各部分）的解放和统一能通过和平的外交手段、全民公决、国联的决定等方式来达成。那些“民族主义者”则建议，通过给某个帝国主义充当反对其他帝国主义的马前卒的方法来解决乌克兰问题，这种“民族主义者”当然也比和平主义傻瓜好不到哪里去。希特勒给这帮冒险家上了宝贵的一课，他把喀尔巴阡—乌克兰丢给匈牙利（他会让喀尔巴阡—乌克兰留在匈牙利手里多久呢？），然后匈牙利就杀了不少相信（匈牙利的）乌克兰人。事态的发展，取决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力量，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集团的胜利，对乌克兰人民来说，只意味是又一次瓜分和更严酷的镇压，在帝国主义时代中，乌克兰的独立是直接地、不可分割地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点上抱有任何幻想，都等于是犯罪。
苏联宪法承认了自决权
但是要统一乌克兰，要让统一了的乌克兰独立，就意味着要让苏维埃乌克兰从苏联分离出来，“克林姆林宫之友”们对此准会异口同声地大呼小叫。我们的回答是——这又有什么好怕的呢？我们根本不把国境线当成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我们并不认为国家一定得是“统一和不可分割的”整体。毕竟就连苏联宪法都承认组成联盟的各部分人民享有有自决权，也就是享有分离的权利。因此，就连当权的克里姆林宫寡头们都不敢否认这项原则。他们要让这项原则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最轻微的公开提出乌克兰独立的问题的尝试，都会立即被扣上叛国的罪名遭到处决。但正是这种可鄙的模棱两可，正是这种对各民族自由思想的无情镇压，使得饱受折磨的乌克兰群众比大俄罗斯群众更深地把克里姆林宫的统治看成是野蛮的压迫。在这种国内形势下，当然谈不上让西乌克兰按照苏联现在组成方式自愿加入苏联。因此，乌克兰的统一，就预示着要把所谓的苏维埃乌克兰从斯大林主义的靴子底下解放出来。也就是在这件事上，波拿巴主义集团将自作自受。
但这难道不会削弱苏联的军事力量吗？——“克林姆林宫之友”们又要惊恐地大叫了。我们的回答是：苏联的削弱，是由于不断增长的离心倾向造成的，而这离心倾向又是由波拿巴主义专政造成的。一旦发生战争，人民群众对统治集团的仇恨将会导致十月革命所取得的社会方面的胜利果实的崩溃。失败主义情绪的源头在克林姆林宫里。而另一方面，一个独立的苏维埃乌克兰，如果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就会成为保护苏联西南部的强大堡垒。不久，当权的波拿巴主义阶层遭到侵蚀、士气消沉、最后被打垮、被赶走得越快，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防就更坚固，也就更能保证它将来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
反对帝国主义和莫斯科的波拿巴主义
独立的、属于工农的乌克兰当然可能会在以后加入苏维埃联邦；但乌克兰应该按照它愿意接受的条件，自愿地加入苏联，这也预示着苏联的革命性重生。在西方不爆发一场、或一系列革命，建立起欧罗巴苏维埃合众国的话，乌克兰人民的真正解放是不可想象的。独立的乌克兰应该、并且毫无疑问地将作为一个平等的成员加入这个合众国。反过来，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将扫清推翻斯大林的波拿巴专政的障碍。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欧罗巴苏维埃合众国和重生了的苏联，必然会建立起最紧密的同盟，而且还会在亚欧大陆上（当然也包括乌克兰）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但这些是以后才要考虑的问题。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要以在一面反抗帝国主义、另一面反抗莫斯科的波拿巴主义的斗争中，以革命来保证工农乌克兰的统一和独立。
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乌克兰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走过了许多死路。它试过了一切办法：小资产阶级的拉达[7]、斯科洛帕茨基[8]、彼得留拉[9]、跟霍亨佐伦王朝“结盟”、跟协约国合作等等。在做了这么多试验后，只有政治上的僵尸才会继续对乌克兰资产阶级中的某个派别抱有希望，才会继续以为这些派别能担得起领导民族争取解放的担子。只有乌克兰无产阶级才担得起这个担子，它不但有能力解决这个任务——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革命——而且也有能力采取措施来解决它。只有无产阶级能把农民和真正革命的民族知识分子团结起来。
在上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乌克兰人梅列涅夫斯基（“巴索克”）（Melenevski［“Basok”］）和斯科洛皮斯—叶尔图霍夫斯基（Skoropis-Yeltukhovski）曾想在霍亨佐伦王朝的鲁登道夫（Ludendorff）将军的卵翼下发展乌克兰解放运动。他们用左翼的词藻来掩饰自己的行为。挨了革命马克思主义一脚后，他们就溜了。这些革命家将来还是这副德性。迫在眉睫的战争将会造成一种有利于各种各样的冒险家的环境。这些先生们特别喜欢用身边的民族问题来热身，可千万别让他们走进工人运动的射程里。不能同帝国主义——不管是法西斯主义的帝国主义还是民主的帝国主义——达成哪怕是最轻微的妥协！不要“人民阵线”！作为工人先锋队的无产阶级政党，要保持彻底的独立！
争取进行国际性讨论
我认为这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正确对策。我以自己的名义在此发表。对这个问题，应该进行公开的国际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最重要的位置，应该留给乌克兰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将会全神贯注地倾听他们的发言。但他们最好快一点。没多少时间来准备了！
[1]当作者撰写这篇文章时，地理概念上的乌克兰分别属于苏联、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四个国家。
[2]塔拉斯·格利高里耶维奇·谢甫琴科（Тара́с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Шевче́нко，1814-1861），乌克兰著名诗人。他被认为是乌克兰现代文学和乌克兰文学语言的奠基者。
[3]科布扎尔（кобзар）是乌克兰的民间吟游歌手，他们大多是盲人，在乡间四处流浪，传唱各种歌曲。谢甫琴科的第一部诗集就叫《科布扎尔歌手》。
[4]德米特里·扎哈洛维奇·马努伊尔斯基（Дмитро Захарович Мануїльський，1883-1959），1883年出生于乌克兰，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至1943年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5]当时西乌克兰被波兰占领着，布科维纳（Буковина）被罗马尼亚占领着，喀尔巴阡—乌克兰（Карпатська Україна）被匈牙利占领着。
[6]此处的“统一”是指把分别属于四个国家的乌克兰统一起来。
[7]拉达（Рада）在乌克兰语中为“议会”之意，这里指的是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乌克兰资产阶级于1917年3月成立的“中央拉达”（Центральна Рада）。
[8]帕维尔·彼得洛维奇·斯科洛帕茨基（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Скоропадский，1873—1945），乌克兰将军，他在得到德国占领军的支持后，于1918年4月29日发动政变，推翻了中央拉达，建立了“乌克兰国”，自任为“盖特曼”（统领）。
[9]西蒙·瓦西里耶维奇·彼得留拉（Симон Васильович Петлюра，1879—1926），原为报纸编辑，二月革命后逐渐在“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政府高层内混得高位。1919年2月5日，“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政府被红军赶出基辅迁至文尼察后，彼得留拉开始领导“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政府，1919年11月时起受命负责“共和国事务的最高指挥权”，1920年3月，他同波兰达成秘密条约，以割让大片领土为代价换取波兰承认乌克兰独立。1920年10月，波兰和苏维埃俄国在里加签订停火协议，波兰彻底抛弃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此后残余的彼得留拉匪帮逃到国外，彼得留拉也从此到处流亡，1926年被人刺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