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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官僚集团的波拿巴主义国家哲学
列·托洛茨基
（1939年）
编者按：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部分，是关于国家的理论：国家的诞生与存在是阶级社会时期的历史现象，并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国家是阶级专政的暴力机器，从根本上说代表着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统治。十月革命后，由于工人代表苏维埃逐渐衰弱，职业官员的专断趋势日益明显，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政治自由、企业管理与物质生活等方面，专断官僚群全面排挤压制工人群众；在思想理论方面，它千方百计为自身集团的政治特权寻找意识形态落脚点。
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官僚集团并不具备独立历史前途，无力推出既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又独立于资产阶级理论之外的、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严密学说。针对一时一地的具体事务（比如企业内部管理、怎样看待富农的发展、是否与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结盟），它通常采取极端实用主义的应对手段，并以东拼西凑的政治辞藻为官僚层决策辩护。把这些辩护词前后联系起来，会立即发现它们经常自相矛盾而自打嘴巴。就国家理论而言，为了替当时普遍的群众贫困与官僚特权打掩护，并诱导工农为超高速工业化付出牺牲，苏共当权派不断强调「再忍耐一段时间，再加把力气，社会主义眼看就快建成了，到时候一起过好日子」；为了至少在纸面上自圆其说，1936年苏联新宪法索性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建成，而阶级已经消亡。与此同时，国家机器丝毫无意放弃或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而是继续维持自身的特权统治。有鉴于此，官方忽尔宣布「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矛盾」，忽尔又声称「越接近社会主义胜利，阶级斗争越激化」。为论证这一矛盾局面（阶级似乎消亡但专政机器仍强大专断）的「合理性」，当局不得不拼凑新理由，并写进了1939年联共党代会的政治报告。读者下面看到的文章，是托洛茨基的相关评论。
1939年《反对派日志》N 77-78
列·托洛茨基
苏联官僚集团的波拿巴主义国家哲学[1]
近日，莫斯科举行了联共十八大。大会上斯大林所做的政治报告阐述了新国家理论，值得注意。无疑，斯大林的思想创新并非来自抽象的理论兴趣，而是形势所迫。出于思维惯性，不久前几位官派理论家重复了「社会主义意味着国家的逐渐消亡」等马列ABC，立即遭到撤职和批倒批臭的厄运。对梦想「再活五百年」的当权集团来说，国家消亡的前途实在难以忍受，必须修正。
抛开上层的考虑不谈，苏联社会的实践处处与马列正统相抵触。工人拴在工厂里。农民关在集体农庄里。护照制度。取消自由迁徙权。工人上班迟到等同刑事犯罪。不要说批评中央，哪怕对首长们低眉顺眼的工夫稍不到家[2]，也算大逆不道。国境被边防军与公安铜墙铁壁似地围护起来，任何国家无出其右。旅居苏俄的外国人，被当局有系统地处决流放。所谓「世界最民主」的新版苏维埃宪法（即1937年宪法——李星注）的实质如下：在规定时段里，每位苏联公民有责任投票拥戴斯大林及亲信指定的统一候选人。出版物、广播、宣传、鼓动、国民教育完全掌握在统治集团手中。据官方证实，近五年开除了五十万党员，其中遭枪毙、投入监狱集中营或流放的具体数字，我们一无所知。不管怎样，至少十数万党员分享了数百万党外群众的类似命运。对这些人及亲友家属来说，很难相信苏联国家正在消亡。官员们让别人憋闷得要死，自己可没打算消失；相反，国家机器绷紧神经全力戒备的疯狂程度，人类史上见所未见。
与此同时，当权集团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实现。按照官方解释，国家正走向十全十美的共产主义；谁敢犯嘀咕，就得和公安谈心[3]。然而，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麻烦也在于此。按照马列观点，国家是阶级统治的组织；对国家本质的其它定义均属服务剥削阶级的理论造假，早给马克思主义拆穿无遗。那么在「消除了阶级」的社会里，国家是什么呢？莫斯科的领导们不止一次为圆满解释这个疑问挠头跺脚。当然，公安早已把所有提醒当局遵守马列国家理论原则的人下了大牢，但还不够；需要对当权派的专制现状进行多少像点样的理论诠释，这一诠释以两种方式进行。五年前的十七大上，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解释说，与「旧统治阶级遗留势力」——特别是「托派残余」——的斗争，需要警察国家的存在。同时，他们又说这些遗留与残余渣滓简直微不足道；同时，他们又警告大家上述残余的顽抗特别「坚决」，所以必须以极端严酷性与警惕性与它斗争。这套理论的主要特征，在于它非同一般地弱智：为何与虚弱无力的旧统治阶级「残余」斗争就得建立极权的国家机器，而推翻整个旧统治阶级只需要苏维埃民主的出现？无人回答。
事到如今，上届党代会炮制的那套国家理论也不中用了，让当权派抛到一边。五年来清除「托派残余」的工作进展巨大，党政军和外交机构因此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事态如此严重，以至党代会上斯大林被迫担保不会再搞一锅端式的清洗，以安抚干部人心。这一担保半文不值：波拿巴独裁的特性，决定了它被迫继续从精神到肉体吞噬社会。不过，总书记实在没法坦诚相告，只好发誓从此不搞清洗。既然「托派余孽」和「旧社会残余」已彻底清除干净，请问国家为何存在？斯大林答道：「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围困及其危险性，使国家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他以擅长的神学（青少年时代，斯大林在神学院上过七年学——李星注）行文口气，以多种花样表达同一个意思：「在国内，军事镇压的国家功能已消亡和消退了……（同时）充分保留着保卫苏联免遭外部攻击的国家功能」「至于军队、镇压机关和侦察部门，他们已把自己的利刃转向外部敌人，而非用于国内」。
让我们暂且相信这是事实。假定中央官僚机构的保存与加强的必要性，来自——并只来自——帝国主义压力。但从根本上说，国家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权力。社会主义的使命，在于最终消灭任何人统治人的形式。如果专政机关非但不消亡，反倒日渐强悍和凶暴，至少意味着社会主义尚未建成。既然资本主义的包围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保留享有若干特权的官僚机关，就意味着身受围攻的单个工人国家里，社会主义不能充分建成。如此说来，斯大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4]——为了替苏联波拿巴政权（存在的意义）辩护，他顺手推翻了自己的主要理论，即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说来说去，除了不自觉地自我揭露昔日实用主义「理论」（即20年代推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李星注）的荒谬可笑以外，莫斯科「新思维」无用至极。毫无疑问，为了抵抗帝国主义威胁，工人国家需要军队、指挥系统及侦察部门等等，但这是否意味着工人国家需要将军、元帅和上校之类的官阶及其特权享受呢？1920年10月31日（那时苦行僧式的苏俄红军尚未出现职业军官集团）的一道中央军委特别命令指出「军内……存在不平等——某些情况下可以理解并是不可避免的，另一些情况下毫无根据的，过分的，有时简直是罪恶的」。命令的结语部分认为「不强求立即消除所有特权分子的所有优越地位，因为这是（目前）无法执行的任务。但必须有系统地使上述特权现象保持在必不可少的最低水平上。尽可能短时间内消除所有与必需军事工作无关的特权存在，因为它们正侮辱着——也不可能不侮辱——红军战士们的平等与同志情感」。这就是当时苏维埃政权的基本路线，如今的政策完全背道而驰。说到底，不论客观原因何在（帝国主义抑或内部波拿巴篡权分子的罪过），既然国家官员组成的统治集团（无论军人抑或党政文官）正在壮大和巩固，就表明苏联社会正远离（而非靠近！）社会主义理想。
侦察机关的情况同样如此。某种程度上，侦察机构被斯大林视为国家的精义。「侦察机关不可缺少」，他如此这般地教导党代会代表们——其中与国家安全沾边的人差点占了一多半——，「以便发现和严惩外国情报机构派往我国的特务、杀人犯和破坏分子」。谁都不否认侦察机关抵挡外部反苏活动的必要性，关键是侦察机构与苏联公民的彼此关系处于什么状态。无阶级社会的各个部分，必然和谐地由内部团结精神与凝聚力联系在一起。在克里姆林宫眼里，所谓团结精神就是「铁板一块」[5]，斯大林的党代会报告对此曾大谈特谈。然而，特务、破坏分子和怠工分子的存在需要掩护和同情者。一个社会的凝聚力越强，对既有政治秩序越认同，反社会分子的周旋余地越少。为何苏联国内——照斯大林的说法——各种犯罪层出不穷，甚至比腐朽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犹有过之？总不能把帐都算到万恶的帝国主义头上吧！通常病菌的活动不仅取决于自身毒性，更取决于人体抵抗力如何。为何「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帝国主义能找到成千上万的代理人（包括最高层官员）？换句话说，为何社会主义社会的党政军领导、政治局委员以及无数执政党党员们成了特务和破坏分子？最后，既然苏联的社会弹性程度已低得微不足道，以至需要万能全能的侦察机关保命，而侦察机关的主脑们也都是些「内奸特务」，而被先后枪毙或放逐。我们不禁要问：到底还能指望谁呢？贝利亚？他能威风几天？
实际上，格柏乌消灭的主要是当权派的政敌，而非帝国主义间谍。斯大林的新提法，无外是把平时顺口胡诌的东西「升华」为「理论创新」而已。那么，官僚层掩盖真实目的而把对立面的老革命污蔑为特务的原因何在？帝国主义围攻一类理由难以解释类似行为，原因得从苏共内部去找，从苏维埃社会的组织结构里去找。
让我们先从斯大林那里找起吧！「镇压职能消亡以后」，党代会报告中他没头没脑地宣布「国家出现了保护社会主义财产并与窃贼和挥霍浪费国家财产分子斗争的任务」。也就是说，国家的存在价值不仅在于防范外国特务渗透，还在于对付国内窃贼；这伙贼们如此神通广大，以至于需要一个极权独裁制度，以至于国家理论的哲学基础要考虑这个因素。很清楚，只要一群人偷盗另一群人，就意味着社会中存在尖锐的贫困和不平等，正是它们激发了偷盗现象。这里我们开始接近事物的本质。社会不平等和贫困——非常严肃的历史因素，它们本身就是国家存在的最好解释。不平等始终需要警卫，因为特权需要保护，而无权势者的反抗需要惩治，这便是历史意义上的全部国家工作！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部分，斯大林报告中最重要的地方是那些空白点。报告宣称苏联工人与职员的数量从1933年的2200万人上升到1938年的2800万人。众所周知，「职员」阶层不仅包括合作社伙计，也包括人民委员理事会的首长们。工人和职员被混在一起计算，目的是——正如苏联官方统计一直做的那样——避免大家发现官僚层（尤其是它的开支）的臃肿。
斯大林宣称两届党代会之间的五年里，职工工资年度总额从350亿卢布增长到960亿卢布，即增长几乎3倍（暂且把卢布购买力的变化放到一边）。然而，职工内部各个阶层又如何分配它呢？总书记闭口不言，但告诉我们「1933年，产业工人的平均年工资是1513卢布，1938年增长到3447卢布」，这里出人意料地单独列出工人。可惜，一但把「工人」年平均工资(3447卢布)乘以工人与职员的总和（2800万），就发现960亿卢布的总数与斯大林公布的「工人工资总量」完全吻合！为了粉饰工人的处境，「首长」不惜漫天撒谎，这号谎言就连稍有职业道德的资产阶级传媒也说不出口。官僚们吹嘘的「工人平均年工资3447卢布」的真相是什么？真相意味着——如果去掉购买力变化的因素——把杂工、技术工人、领高薪的劳动模范[6]、工程师、企业经理和工业部长们[7]的收入加到一起平均计算，而这也不到3.500卢布而已。五年来，高层管理者和工程师工资涨了多少呢？杂工的工资又涨了多少呢？党代会报告只字不提。通常，只有那些最下贱的资产阶级辩护士们，才会一味地用平均工资来粉饰贫富分化；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几乎已放弃这种老套手法，因为这种手法很难再骗倒谁；但它却成了苏联当权派的心爱法宝！社会主义社会的一条基本原则，恰好是生产信息高度透明——「社会主义等于精确和全面的核算」，列宁教导说；「社会主义等于假大空」，斯大林反驳道。
不过，如果以为这一平均数字已包含最高级「职员」（即当权派官员层）的收入量，就大错特错了！除去相对不高的正式工资以外，所谓的「负责干部」还从中央与地方党委金库中领取秘密薪水，使用公配汽车（甚至存在特种汽车厂，专门为「负责同志」们生产优质汽车）、头等住宅、别墅、疗养院与医院。为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到处大兴土木修建所谓「苏维埃宫殿」；他们还可以任意支配高校和剧院的活动。这些巨大收入（对苏维埃国家来说是支出）自然不包含在那960亿卢布里面。尽管预先采取了各种保密措施，斯大林仍不敢在报告里提及工资合法总量的具体分配，我们无法从他口里得知工人与职员、杂工与技工、小职员与高级管理层之间如何分配工资。不必怀疑，已知工资总量的大部分必然属于为官僚充门面的高薪劳模、工程师等等。
利用平均数字（而数字的正确性毫不可信）回避收入的分化程度；把工人与职员阶层混为一谈；把职员阶层与高级官僚层混为一谈；回避众多秘密工资基金的存在；谈论「工资中等水平」时「遗忘」考虑职员（收入）的因素而只谈工人，即为官方粉饰现实的几大手段。官僚们利用上述卑污手段的目标，无外是欺骗工人、欺骗世界并掩盖特权集团不断增长的收入。
如此看来，所谓「保护社会主义财产免受窃贼偷盗的侵害」，几乎总是意味着保护官僚层免受劳苦大众的侵害。得补充的是，官僚层的秘密收入不仅有违社会主义原则，而且违背自己制定的法律，属于百分之百的偷盗。除去上述事实上合法化的偷盗，干部们还有种种非法偷盗行为，斯大林对此被迫眼睁眼闭，因为蛀虫们正是当权派的最佳社会支柱。波拿巴主义国家机器=官僚窃贼和人民财产浪费者的保护伞，这一理论公式比官方解释较为接近真理。
斯大林在国家的现有社会性质上扯谎，就像他在工人工资水平上扯谎一样；两件事上他都以特权寄生虫的代表面目出现。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度，想大张旗鼓地美化不平等与新权贵的出现以及各色特权的增长，就必须给群众灌输铺天盖地的谎言，同时施加日益严酷的迫害。
需要澄清的是，贪污与偷工减料作为独断官僚的主要收入来源，并非科学意义上的剥削系统；但从群众的利益和现状角度看，这简直比任何「正统」的剥削还坏。官僚层并非科学意义上的有产阶级，可它身上集中和放大了有产阶级的所有恶习。鉴于剥削阶级的生产关系在苏维埃国家无法成熟发展，并与十月革命形成的社会生产基础直接抵触，现存国家机器时常带有政治痉挛的特征；换句话说，为了保护当权派的系统性偷窃，它的国家机器不得不采取间歇性社会劫掠的手段。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建立了波拿巴政权的系统性强盗行为。以为这样的国家机器会自己和平「消亡」，等于迷失在理论癫狂症的世界里。波拿巴集团必须被粉碎。苏维埃国家需要复兴。只有那时，国家消亡的前景才会出现。
[1] 原文直译：国家的波拿巴主义哲学
[2] 原文直译：不肯四脚着地拜见「领袖」
[3] 原文直译：就会被贝利亚说服
[4] 原文直译：想拽出尾巴，把鼻子陷进去了
[5] 原文直译：「完整坚强性」
[6] 原文直译：斯达汉诺夫运动者
[7] 原文直译：人民委员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