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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朋友·战士
──悼里昂·西道夫
托洛茨基
王凡西 译
（1938年2月20日）
奉献给全世界革命的青年们！
现在，当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里昂·西道夫的母亲在我旁边，从各国寄来了安慰我们的挽电。每一个电报，都引起了我们同一个难堪的问题：「难道我们在法国，荷兰，英国，加拿大，南非洲，以及墨西哥本地的朋友，都以为西道夫的死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吗？」每一个电报都是他已死的新的证明；但我们还是不能相信。这不仅因为他是我们可靠的，忠贞的，与亲爱的儿子，而更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一人像他那样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能那样从根到头地与我们联在一起，作我们共同的思想者，我们共同的工作者，我们的卫士，我们的顾问，我们的朋友。
在前一世纪的末页，与我们同时踏上革命道路的老辈，现在都已从舞台上给扫除了，没有一个例外。凡沙皇的苦工监狱与残酷流刑，国外亡命的困顿，国内战争与疾病所不能做到的，史太林在近几年来都给办到了，这史太林真是革命之最恶毒的灾害。自从这较老一辈毁灭了以后，继起的一代，即在1917年革命中觉醒，且在革命战线上的二十四支军队中训练的那一代，其优秀的部分，也已给毁灭了。至于青年人，即里昂同代人中的优秀分子，也已给践踏在脚下，并且完全淹没了。里昂本人之所以还能生存，只是一个奇迹，因为他跟我们充军，后来又跟我们到了土耳其。在我们此次流亡国外的几年中，得到了许多新的朋友，其中有些人已很亲密地打入我们的生活，彷佛已成为我们家庭中的人员。但是我们第一次遇见他们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快近老年，只有里昂一人，当我们还年青的时候，就认识了我们。自从他自觉的第一瞬间起，即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虽然年纪较轻，但们彷佛仍旧是我们同代人似的。同我们在一起，他度过了我们第二次亡命（一九零五年革命失败后──译者）中的整个岁月：到过维也纳，周立区，巴黎，巴塞洛那，纽约，安哈斯脱（加拿大的集中营），最后回到彼得格拉。
从二月革命转变到十月革命，那时他还是十足的小孩，──快要满十二岁──但在他的意识上，他以自己方式，也经过了这个转变。他的孩子时代是很急迫地度过了的。他在自己的年纪上增加了一岁，以便快些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的青年团，正在沸腾着觉悟青年们的热情。他在青年的面包司务中进行宣传，有些他们赠他一些新鲜的面包，他便欢天喜地的挟在腋下拿回家来，面包头突穿了他短袄的破袖。那是在痛苦，寒冷，伟大与饥饿的时候。里昂自愿迁出克里姆宫，住到无产阶级的学生寄宿舍里，以便不与他人隔离。拒绝坐汽车，为了不愿享受官僚的特权。但他却热烈地参加一切「共产主义的礼拜六」（内战时期──1918年至1921年──的一种义务性的劳动动员──译者），以及其它的「劳动动员」，莫斯科街上扫雪，「消灭」文盲，从货车里起卸面包与木柴，后来，他以学生技术员的资格，修理火车头。假使他没有实际地踏上前线，那只因为他即令再长两岁，甚至再长三岁，也没有服兵务的资格：国内战争告终的时候，他还不曾有十五岁。不过他随我上了几次前线，得到极清楚的印象，并且坚决地知道：为甚么要有这流血的斗争。
据最近通讯社的电报说：里昂·西道夫在巴黎的生活「极为贫困」──可是让我添加一句：他的生活比熟练工人的还要贫困得多。不过在莫斯科，即当他父母占有崇高地位的时候，他所过的生活，比之以最近在巴黎的生活，只有更坏而不会更好的。这在那时的官僚青年中，是不是普遍的现象？不是的。即令在那个时候，这已经是例外的情形了。在孩提乃至在童年与壮年之时，他早已发生了一种责任的意识。
里昂·西道夫在1923年中，突然地，完全献身于反对派的工作。在这点上，谁如果以为他只是受父母影响，那是不正确的。即如他之脱离克里姆宫中优美的官邸而跑到饥寒而污秽的公共宿舍里去，纵然没有遇到我们的反对，但总是违反了我们意志的。他不愿坐克里姆林宫中舒适的轿车，而宁愿坐街上拥挤的电车，这一个本性，也就决定了他的政治方向。反对派的意见书，只给他本性中有机的特点以一种政治表现。里昂的一些学友，因受官僚父亲们的影响，拼命与「托洛斯基主义」决裂，他就毫不妥协地跟他们绝交，同时与面包司务的朋友们接近起来。因此，从17岁起，他就开始了一个革命者的完全自觉生活。他很快学会了秘密工作的艺术：非法会议，秘密印刷，以及秘密分发反对派文件。在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很快就形成了反对派领袖的核心。
里昂对于数学具有非凡的天才。他老是不倦地帮助许多没有受过中等教育的无产阶级学生。他以全力从事这项工作：鼓励、领导、引诱那些懒惰者。这位年青的教授，觉得此种工作乃是他对同班的一种服务。他本人在高级技术学院中的学业也极有成绩。不过这些学业只占了他一部分的工作时间，他那大部分的时间、体力与精力，却是贡献给革命的。
1927年冬天，那时开始以警察的方法来毁灭反对派，里昂才过了22岁。他已经生了一个儿子，本来他会很骄傲地抱到克里姆宫来给我们看的。但是里昂没有一分钟的犹豫，竟决心抛弃了自己年青的家室与学校，以便跟随我们到中亚细亚，分尝我们的命运。他之所以要这样干，不仅因为是我们的儿子，而首先是为了要以任何代价来保证我们与莫斯科间的关系，他在阿拉木图一年中的工作，真正是无可比拟的。我们称他为外交部长，警察总长，邮电部长。他干这些工作，必须依仗着秘密机关，那时有一位某同志，为人极忠实而可靠，受着莫斯科反对派中央机关的委任，弄了一辆三马驾使的车子，装做是独立营生的车夫，往来于阿拉木图与佛龙瑞（即毕希倍克，那时这儿是鐡路的终点）之间。他的任务就在于每两星期内，带一次莫斯科送来的秘密邮件给我们，再把我们的信件与文稿带回到佛龙瑞去，那里，莫斯科派来的人等着他。有时，莫斯科来的专差也能到我们那里去。要同这人会面，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住宅的四周，尽是格柏乌的机关，以及它那密探们的房间。对外的联系，完全依靠着里昂一人。他的出门总是在大雨或下大雪的夜里，或者，为要躲过侦探们的注意，他白天藏在图书馆里，然后在公共澡室内，或在城外的丰林茂草间，或在东方式的市场，拥挤着携马牵骡带着货物的克尔克斯人的市场里，他和我们的专差见面。每次回来，他总带着兴奋与快乐的神气，眼睛里闪耀着得胜的光辉，而衬衫里则怀着宝贵的获得物。就这样地，干了一年，他总没有为敌人所破获。非但如此，他和这些敌人，和这些昨天的「同志们」，还保持着一种最「正确的」，几乎是极「亲善的」关系，他发挥出一种非常的权谋，很小心地保护着我们，使我们不受外界的烦扰。
反对派的思想生活，那时正沸腾着，这是共产国际开第六次大会的那一年。从莫斯科送来的邮包里，每次总有几十封信件，文章，提纲，其中有的是我们知道的人送来的，有的作者则与我们素昧生平。在开始的几月中，即在格柏乌的方针没有激变之前，有许多信札，竟是由各个流放地经过正式的邮政机关送来的。这些杂乱的材料，须经过一次仔细的抉择。他做这一工作，真使我有点吃惊，因见这孩子竟不知不觉地长成了，他能那样正确地鉴别人（他所认识的反对派分子，比我认识的要多得多），他的革命本能竟那样可靠，他能毫不迟疑地分别出真伪，分别出坚定者与浅薄者。母亲更能了解儿子，当我们俩谈起他的时候，我妻子的眼中流露出骄傲的神气。
自四月至十月，我们差不多收到了一千封政治性的信札与文件，以及七百来通电报；在同时间内，由我们发出去的，大约有五百五十通电报，与不下于八百封政治性的信件，其中还有许多巨大的作品，例如「共产国际六次大会纲领的批判」等等。如果没有儿子，我怕还不能完成一半工作呢。
不过，这样一种密切的合作，并不是说在我们之间从未发生过争论，而是相反的，有时我们之间发生着极尖锐的冲突。我与里昂间的关系，无论在当时，或在以后的国外亡命期中，都应该爽真地说，完全不是亲睦无间的。他对反对派中的某些「老人」，时常表示不敬，常有很严厉的批评，对这些批评，我也予以同样严厉的修改与保留，不仅这一点，我对他还表示出书生的腐气与求全的苛责，这种腐气是我在处置实际问题的时候得来的。这些特性在大规模的工作中，也许是有用的，甚至还是必须的，但将它们用之于个人关系中，却是叫人难于忍受的，最接近我的那些人们，时常会觉得难堪。儿子因为是青年人中最接近于我的，所以他通常也就觉得最为难堪。浮面地看来，人们竟会觉得我们两人间的关系，充满着粗暴与生疏。不过在这外表下，却活动着与燃烧着深刻的相互的联结，这一联结的基础，较之以共同的血液，还要大无数倍：那是共通的观点与估计，一致的同情与仇恨，欢乐与痛苦之共尝，伟大的希望之同一。这一相互间的联结，时时温暖地燃烧着，它抵偿我们日常间的小磨擦，会有三百倍之多。
这样地，我们在那离莫斯科四千基罗米突，离铁路线二百五十基罗米突的地方，度过了这困苦的与不能忘却的一年，在我们的记忆中，这一年头可以说是里昂，或里维克，或里伏希亚脱加（我们这样亲昵地称呼他）年。
1929年1月，政治局决定将我「放逐至苏联境外」──结果被送至土耳其。家人准许随我出国。里昂又是毫不犹豫地，决定同我们一起去过放逐的生活，他竟与自己极爱的妻子与小孩告了永别。
我们的生活中，又开始了新的一章，差不多每一页都是空白的，一切联系，相识与友谊，都得从新建立起来。这次又是儿子替我们包办了一切；和在阿拉木图的情形一样，他是我们与外界接触的中间人，是我们的书记，但工作的范围却比那时广大到无数倍了。当他在孩童时，外国语说得比俄国话好，但在革命几年的大纷乱中，他已经把它们全忘了，又得重新学起。那时他开始同我一起从事文字工作。我们的文件与图书，全数操在里昂的手里。他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有很好的认识，对于我的作品与手稿，党与革命的历史，「特米多」（法国大革命的月名，在这月中，发生对革命的反动，托氏用以喻史太林对十月革命的反动──译者）过程中伪造史实与改窜文件的历史，知道得特别清楚。还在阿拉木图的杂乱无章的公立图书馆里，他就已学习将苏维埃几年中的真理报加以整理，从这中间，他很聪敏地摘出许多必要的引文与参考材料。如果没有这些宝贵的材料，没有后来在土耳其，柏林与巴黎他在文献与图书方面的继续研究，那末可以说我过去10年中的任何著作都是不可能的，尤以《俄国革命史》一书为然。由于数量上的巨大，所以他对于我的合作决不是「技术性」的。他独立搜集得的事实，引文，与批评，时常决定了我叙述的方法与结论。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有好许多页是根据着我儿子的来信以及我无法得到由他寄来的苏联报章的。关于列宁的传记，他供给我的材料更多。这样的合作之所以可能，只因为我们思想上的一致，已经渗透到血肉中了。凡从1928年起，我所著述的一切作品，都应该把我儿子的名字放在我的后面。
只差一年半的时光，里昂没有在莫斯科修毕工程的学课。他的母亲与我，坚执地要他在国外重修他那业已丢弃了的科学。在浦林基博岛上，也就在这个时候，聚集了从各国前来的一群新的青年同志，他们与里昂很亲密地合作。所以他不愿离开，只当我们用这个理由，即：「他如到了德国，对于国际左派反对派会有极大的贡献」，来逼他的时候，他才答允动身。在柏林，他一方面重修自己的科学（得从新开始），同时却竭力参加革命的工作。不久，他以俄国支部的代表资格，加入了第四国际的书记部。从他那时寄给我和他母亲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在德国与西欧的政治空气中，进步得多快，他对人的判断多精，而对于我们运动的初期之争论与无数冲突，又理解得多么的好。他的革命的天性，已加以丰富的经验，差不多在任何方面，都能使他独立地找到正确的道路。有许多次，我们拆读他刚刚寄来的信，发现其中有许多的思想与结论，正是我方才要他注意的，这真使我们快乐。而当我们的思想这样符合的时候，他又有多么深刻而强自抑制的快乐呀！里昂的书信集，无疑是研究第四国际前史时期的一个极有价值的泉源。
不过他注意的中心，还在于俄国事件。即在浦林基博的时候，那时俄文的《反对派公报》刚刚创刋（1929年中），他已成为该报事实上的主编。迨该报跟他自巴黎迁往柏林（1931年初），他就把一切工作都集中在自己的手中。我们收到里昂的最后一信，是1938年2月4日写的，即在他逝世之前12天，开始有这样的几句话：「寄上公报的校样，因下班轮船尚需时日，而公报则明晨方可出版。」每期通讯的出版，乃是他生活中一件小小的事件。这一小事件却需要很大的力量呢。准备一次出版，必须研究材料，写文章，仔细校对，分发，与朋友及通讯员通信，而也很重要的，就是要找一点付印的钱。因此，他对于每次出成功了的公报，那是多么的自傲呀！在国外流亡生活的头几年中，他与苏联的反对派分子通了很多的信。但一到1932年时，格柏乌差不多破坏了我们所有的联络。我们得由迂曲的道路来寻找新的情报。里昂经常地戒备着，拼命寻求与俄国可以发生联系的线索，例如拜访从俄国回来的旅行家，结识奉派出国的苏联学生，或与俄国驻外使馆中的同情的官员来往。他在柏林，后来在巴黎，为了不使那情报供给人为他受累，时常在街上奔跑好几小时，藉以脱去格柏乌侦探的跟纵。在这几年中，从无一个情报供给人，是因里昂的不小心，不注意或不谨慎而遭了殃的。
格柏乌的名单中提到他的时候，总是称他的绰号「小子」。据已故的衣格那斯·拉哀斯（本系格柏乌的密探，于1937年夏间，与史太林决裂，参加第四国际，因此，在1937年9月4日被格柏乌侦探暗杀死于瑞士洛桑附近──译者）说，他们曾不止一次地在鲁平加说：「这小子真能。那老头儿要是没有了他，可就难啦。」这是确确实实的。过去没有他，不会有那样的轻易；如今没有了他，我们的生活将要艰难了！正为了这个原因，格柏乌的密探们甚至混进到反对派的组织中来，在里昂的周围结上一个监视，阴谋，鬼计的密网。在莫斯科举行的历次审判中，他的名字老是与我放在一起。莫斯料是想尽了一切方法要将他谋杀死的！
希特勒取得政权，《反对派公报》即遭禁止。里昂躲在别人的家里，以避盖斯塔普（国社党的秘密警察──译者）的侦缉，这样地又在德国住了好些星期，进行秘密工作。我和他的母新深为惊恐，一定要他立刻离开德国，最后，在1933年的春天，他才决心离开那业已了解，且已爱恋了的国家，迁到巴黎去，而《反对派公报》也随他转移到那里。里昂在巴黎重修旧课，经过了一次法国中等学校的考试，然后在素邦大学，第三天开始来读数理学院的一年级。他在巴黎的生活条件很苦，老是陷于穷困的境地，去大学上课的时间很少，只因他非凡的才能，才算修完了学业，即得到了文凭。
他在巴黎，用了比在柏林时更大的精力，从事于革命及与我在文字工作上的合作。最近几年来，里昂自己也开始比较有系统地为第四国际的刋物写些文章。由于片段的文字，尤其是他为我的自传写的一些回忆的笔记，我还在浦林基博时，就已窥出了他在文学上的才能。惟因他其它一切的工作过于忙碌，又因我们的思想与题材都是共通的，所以他把写作的工作让给了我。记得在土耳其，他只写过一篇比较大的文章：「史太林与红军」，或「历史是怎样写的？」在这篇文章上所具的假名为马尔金，这名字本是一个革命的水兵，当里昂年幼之时，与他有极深的友谊，对他非常仰慕。这篇文章收入于我所著的《史太林的伪造》一书中。后来，他比较经常地为《公报》与第四国际其它刋物写文章了，每次都是被逼着才写出来的，里昂只当他有话要说，而且知道无人能把这事说得更好的时候，才提起笔来写。当我们住在挪威的时期，各方面都要求我对于「史达哈诺夫运动」作一个分析，因为这运动竟使我们的各组织也相当惊奇。里昂知道我为纒绵的疾病所累，不能履行任务，于是他寄给我一个关于「史达哈诺夫运动」一篇文章的大纲，并附了一封极谦虚的信。那文章我觉得好极，分析既郑重而广博，叙述又紧缩而明了。我还记得我对于他的赞美，怎样地使里昂欢欣鼓舞！文章用好几种文字出版，立刻使人们对于那在官僚鞭答之下的「社会主义的」按件计值制，得到了一个正确的观点。后来在各报上所出现的一二十篇关于同一题目的文章，其本质方面，并无所加于这一分析。
不过里昂主要的文学作品，乃是他关于《莫斯科审判》一书，这是论到齐诺维也夫，加明尼夫，史密尔诺夫等十六人的审判的。由法，德，俄三种文字出版。那时我和妻子在挪威被俘，给人缚住了手足，受着最荒诞不经的诬蔑。疾病有几种麻木症，人们患着之后，能听，能看，能懂一切事物，但不能动一指以除去那致命的危险。挪威「社会主义者」政府叫我们身受的，就是这一种政治的麻木症。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里昂之书（那是对于克林姆宫中伪造家之第一个有力的答复）真是对我送了一件无价的礼物！我记得读到他开始的几页时，觉得全无生色，因为那不过是重述了对于苏联一般状态之政治的评估，而这是早经说过了的。但读到作者以独特的眼光分析那次审判时，我郄完全给他吸住了。每读一章，都觉得胜于前章。妻子和我一起说道：「里伏希亚脱加，好孩子！我们有一个辩护人了！」当他读到我们热烈的赞美时，他的眼睛里该燃烧着怎样的快乐呀！许多报纸，尤其是丹麦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都相信：我虽受极严密的禁闭，但显然还能设法参与写作，即以要道夫名字出版的那一本书。「我们能感觉到托洛斯基的笔调……」但这一切都是空想。该书我根本没有写上一行字。有许多同志总把西道夫只看成为「托洛斯基的儿子」，正如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人们总把卡尔·李卜克内西只看做威廉·李卜克内的儿子一样；但即令从这小书中，他们也能相信里昂不仅是一个独立的而且还是一个杰出的人物吧。
里昂之从事于写作，和他干别的一切事情一样，总是凭着良心地，研究着，思索着，审核着。著作家的虚荣，与他无缘。煽动家的辞藻，他又无所爱好。但他所写的每一行文字里，都燃烧着活泼的火焰，这火焰的来源，就是那真实的革命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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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这时代中大的政治事件相联系的个人事件与家庭生活，形成了他这种气质，并且锻炼了他。1905年，母亲坐在彼得堡的监狱里，快生孩子。在同年秋天，一阵突发的自由主义的风气（1905年10月，沙皇被罢工运动所胁，公布宪法宣言，且采取了某些自由主义的姿态，以图缓和革命──译者）使之出了狱。次年2月，孩子下地。那时我早已关在监狱里了。只当十三个月以后，我从西伯利亚脱逃，才算第一次看见我的孩子。他最早的印象，就是呼吸了第一次俄国革命的气息，革命失败，将我们赶到奥国。战争又将我们赶到瑞士，那时孩子已经八岁，战争印进了他的意识。他所受到的次一个大的教训，即我之被逐于法。在船上，他用手势和一位加泰隆人的火夫谈论革命。他以为革命将带来所有的恩赐，第一能使他回到俄国。从美国回来，将近海里发克斯的时候，我们这年才十一的小里昂，拳击英国的军官。他知道谁该挨打：不是那拖我们离船的水兵，而是那发号施令的军官。在加拿大，当我被禁于集中营时，里昂知道把那未被警察审阅的信件蔵起来，偷偷地塞进邮箱里去。到了彼得堡，他立刻觉得处身于诬蔑布尔什维克的空气中了。开始他入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学校，那里自由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子弟们打他，因他是托洛斯基的儿子。他母亲这时在木土工工会里工作，有一次见他跑来，两手都染上了鲜血。在学校里，他跟克伦斯基的儿子做过一次政治的辩论。他参加布尔什维克的一切示威运动，时常逃到门背后去，躲避当时人民阵线（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与门雪维克的联盟）的武装队伍。7月事变以后，他面色苍白而瘦削，到克伦斯基与策烈铁里（前者为临时政府的总统，后者为当时苏维埃的主席，门雪维克的领袖──译者）的牢监里来探望我。里昂和他的弟弟塞尔奇，在他们所熟识的一个上校军官的家里吃饭，有个军官说布尔什维克是德皇的侦探，他们兄弟俩就手拿小刀，向他冲去。当工程师先连勃洛夫斯基（现在是史太林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想要他们相信列宁是德国侦探的时候，他们差不多也以同样的方法对付了他。里昂早已学会了当在报纸上读到诬蔑之时，咬紧着他的小牙齿。十月革命时，他和水兵马尔金在一起，他空了就教里昂以打枪的艺术。
这一位未来的战士就是这样地形成了的。对于他，革命并不是一件抽象的东西，呀！不是的，革命简直渗透了他皮肤上的毛孔。正因为这个缘故，自从参加「红色礼拜六」与教授落后分子那时起，他对于革命的责任，总具有严肃的态度。也因为这个缘故，他后来那样热烈地参加一切反官僚的斗争。1927年8月，里昂随同着姆拉黑欠夫斯基与倍老鲍洛独夫到乌拉尔去作了一次「反对派」的旅行。回来后，两人都说到里昂在从事无望与激列的斗争中之真实的热情，他在青年人大会上绝不调和的演说，他在官僚们派来的流氓队伍之前的那种无畏气概，使他见到失败还是昂起那年青人的头颅的那种精神勇气。他在乌拉尔住了六个星期，思想业已成熟，回来时，我早已被党除名，得准备充军了。
他并不鲁莽，也不过示勇敢，他是聪敏的，小心的与计算的。但他知道危险乃是革命与战争的构成分子。必要时（常有必要），他知道怎样去应付危险。在法国公共机关的每一层楼上，格柏乌总有它的朋友，所以里昂在法国的生活，简直是一个由危检接成的链子。那些杀人的职业家跟在他的后面。他们任在他邻近的公寓里。他们偷窃他的信札与文件，偷听他的电话。当一次大病之后，他在地中海边住了两个星期（许多年来，这是他唯一的休假），格柏乌的密探们也在同一个寄宿舍里租房而住。当他为要反对史太林派报章的诬蔑，想进行诉讼，而准备到慕尔霍森去和一位瑞士的律师商议时，有一大队格柏乌的密探在车站上等他。后来暗杀衣格那斯·拉哀斯的，也就是这班人。只因里昂在动身的前夕病了，发到40度的高热而不能离开巴黎，才算幸免于死。所有这些事实都为法国与瑞士的司法当局所查明而确定了的。至于曾发现的秘密，又不知还有多少呢？3月前，最接近于他的一些朋友写信给我们，说他在巴黎的危险太大，坚决主张他到墨西哥来。里昂回答道：危险是没有疑问的，但巴黎在目前乃是一个太重要的战斗场，离开它将是一种罪过。对于他的理由，我们只能低首无言。
去年秋季以来，许多苏联驻外的密探们，与克林姆宫及格柏乌相决裂，里昂当然成为这些事件的中心。有些朋友反对他同这班「未经试验的」新同盟者混在一起，恐怕这是什么挑拨的阴谋。里昂回答道：那里无疑有危险的成分，但我们假使站在旁边，那是决不能发展这一重要的运动的。这一次，我们也只能让里昂受他自己的本质与政治的环境来决定了。和其它的真正革命者一样，他之所以珍惜生命，只为了它可用以奉献给无产阶级解放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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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墨西哥的各种晚报上登载了一个简短的电报，说里昂·西道夫于施行手术之后业已逝世。我因被迫切的工作所覊绊，没工夫读这些报纸。地哥·里维拉自动地用无线电去探问该电之是否真确，然后带了这可怕的消息来看我。一小时之后，我把我们儿子的死耗告诉拿塔利亚──32年前，也是在同样的2月里，拿塔利亚到监狱来告诉我他的诞生。我们的2月16日就这样地完结了，那是我们俩私生活中最最黑暗的一天。
我们期待着许多事情，差不多期待着一切不幸的事情，但决不曾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因为最近里昂还写信来，说他想到工厂里去找一个工人的位置。同时，他又表示一种希望，要为某一科学研究院写一本俄国反对派的历史。他肚子里满是计划。只在得到他死讯的前两天，我们还收到一封2月4日写出的来信，横溢着勇气与生命。信就放在我的面前。他写道：「我们准备去参加瑞士的审判（即审判衣格那斯·拉哀斯的凶手──译者），无论从舆论与当局方面看来，那里的环境都很于我们有利。」接着他列举了许多有利的事实与征兆。「总之，我们很有把握。」那封信对于我们的前途，充满了信心。然则那里来这凶恶的病症与12天内猝然的死去呢？在我们看来，他的死是疑云笼罩了的。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吗？
第一个最自然的假定，即他被人毒死。史太林的密探们很容易接近到里昂的身体，他的衣服，他的食物。法院方面的专家鉴定，纵令他们不曾顾到「外交」上的关系，难道就能在这一点上得到最后的结论吗？由于军用化学的进步，如今毒人的艺术也有了非常的发展。普通人要了解这种艺术的密秘是不可能的。但是格柏乌的毒手们对于这一切方法却无所不晓。人死之后，甚至以最精细的分析都不能发觉的毒药，我想完全是可能有的。而那分析之是否精细，又有谁能担保？
也许他们并未藉助于化学而杀死了他？这个富有感情而柔弱的年青人，已经忍受了太多的打击。几年来，史太林对他的父亲与最优秀的老同志进行诬蔑，而这些人乃是他从小以来所敬爱的，因此深深地震撼了他那精神的机体。反对派分子之继续不断的投降，也给了他极大的打击。接着是我的大女儿──齐娜，因史太林不顾信义，单单由于赤裸裸的仇恨，断绝其自己的孩子，家庭与环境，竟使之在柏林自杀。（1930年，齐娜在莫斯科患病甚剧，史太林准其出国治疗，但出国之后，史太林竟开除其公民籍，不许回国，故愤而自杀──译者）里昂的手里抱着他姐姐的尸体以及那六岁的孤儿。他决定去试打一个电话给他在莫斯科的弟弟──塞尔奇。电话竟意外地被允许了，这也许因为格柏乌因齐娜之自杀而慌乱着，或因他们想从这电话里听到一点秘密；里昂总算能以自己的声音，把这悲惨的消息转到了莫斯科。这是我们两个孩子──这对遭劫的兄弟──间最后一次的谈话，当他们姐姐的尸体尚未冷透的时候。里昂把他的遭遇写给住在浦林基博的我们，极短，极约，抑制着情感。他太顾到我们了。但在他每一行的文字中，都可以感觉到一种难受的精神上的紧张。
对于物质生活的贫乏，里昂处之泰然，带着诙谐的态度，这一点像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不过贫困生活在他的身上，当然也留着痕迹的。后来精神上的打击，对于他生命的摧毁作用，则更是大到无数倍。第一次莫斯科对16人的审判，所控罪名之荒谬绝伦，被告们的昏迷的供词，尤以其中的史密尔诺夫与姆拉黑欠夫斯基，是为里昂所深知挚爱了的；他父母在挪威之突然被禁，4月中音讯断绝；文稿被盗，我妻与我之被悄然送到墨西哥；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中更其荒唐的控词与供词，他兄弟塞尔奇之被控以「谋害工人」之罪而失踪；无数过去的至友，或至死还是朋友的那些人们之被枪杀；格柏乌在法国所加于他的逼害与阴谋，拉哀斯在瑞士之被杀，那谣言，那卑鄙，那罗织──不，「史太林主义」对于里昂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观念，而是无穷的道德上的打击与精神上的创伤。不问莫斯科的主人们还须藉助于化学，或他们以前作为业已足于杀人，而其结果则还是一样的：他们杀死了他。他们将把他的死讯记入特米多的日历，作为大庆的日字。
在他们杀死我们的儿子之前，他们已经尽可能地想在我们的同代人以及后代人的眼中，将他加以诬蔑与污损。杜加希维里（史太林的本名──译者）这个该因（圣经中杀死兄弟的人物──译者）及其助手们，企图把里昂描写成法西斯的密探，是想在苏联复兴资本主义的秘密参加人，是破坏铁路与暗杀工人的组织者。这些造谣诬蔑者的苦心是白费的。好几顿特米多派的污泥，倾倒在这个年青人的身上；可是统统弹回去了，他身上并没有沾染着一点，里昂是一个十足干净，诚实与纯洁的人。他能在任何一个工人们的大会上，像我在上面所写的，极详细地报告自己生活的历史──呵，这样的短促！他无一事足以自愧，无一事不可对人言。道德的高洁，成为他性格之基本的经纬。他之所以绝不动摇地为被压迫者服务，也因为他忠于自己。自然与历史的手，造成他这么一个英雄型的人物。我们行将遭遇的可怕的与艰巨的事件，正需要这样的人。假使天假以年，里昂能参加这些事件，那他将表示出他真正伟大的面目。但是他已经不在了，我们的里昂，小孩，儿子，英勇的战士，再也不在了呀！
我和他的母亲（这是他世上最亲近的人）在一起，正经历着这最可怕的时辰，回想音容，历历在目，我们不能相信他已经不在人世，但我们又在涕泣，因为不能不相信他的永逝。我们怎能自安于这一思想呢？即在这尘世之间，已不再有这一个温暖的人类的实体，他以那不可分解的共同的回忆，相互的了解与柔和的温情同我们相联结着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地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强处与弱点。他是我们夫妻俩的一部份，是我们年青的一部分。我们的思想与感情，每天经过几百个孔道传达到巴黎的他。我们的儿子一死，留在我们心中的一切青年时代的东西，也都跟着死去了。
永别了，里昂！永别了，我们亲爱的与无比的朋友！你的母亲与我，永远不曾想着，也永远不曾期望着命运竟会给我们这一个可怕的工作──来写你的哀词。我们本来深信：当我们弃世以后，你将在长期间做我们共同事业的继承人。但我们竟不能保护你呀！永别了，里昂！我们只能把你那无可谴责的记忆，遗交给全世界年青一代的工人们。你是有资格永生在那些为较善世界而工作而受难而斗争的人们的心中的。各国革命的青年们！请你们从我们这里接受我们关于里昂的记忆吧，请把他作为你们的儿子──他是当之而无愧的──从此，让他在冥冥之中，也参加你们的斗争，因为命运已经不许享有参与你们最后胜利的快乐了。
1938年2月20日写于墨西哥·考伊奥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