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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克朗斯达脱事件的叫嚣
——一条由痛骂者所组成的“人民阵线”
托洛茨基
(1938年1月15日)
新译版
围绕克朗斯达脱事件而发动的那个运动，在某些圈子中正在以不稍减弱的力量进行着。人们也许以为克朗斯达脱的暴动并非发生在十七年之前，而是昨天才发生的哩。以同样的热心并且在同一个口号之下参加这个运动中的，有无政府主义派，有俄国的孟什维克派，有属于伦敦局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有个别的糊涂汉，有密留可夫的报纸，偶尔，还有大资产阶级的出版物。这是一条特殊的“人民阵线”！
还只在昨天，我偶然在一份墨西哥出版的周刊（这是反动的天主教会的同时又是“民主的”）上面，看到了如下的话：“托洛茨基下命令枪杀了一千五百名（？）克朗斯达脱的水兵，这些人是纯种中之最纯者。他当权时代的政策，与史大林目前的政策毫无不同之处。”正如大家知道的，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当我第一次在刊物上简短地回答温台林·汤马斯（纽约调查莫斯科审判委员会的委员）的问题时，俄国孟什维克派的报纸便立即出来为克朗斯达脱的水兵与……温台林·汤马斯辩护。密留可夫的报纸以同样精神出场。无政府主义者则以更大的力气向我攻击。所有这些权威人士都宣称：我的答复全无价值。这件同声同气之所以格外有意思，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将克朗斯达脱当作象征来保卫，他们是保卫那真正反对国家的共产主义；孟什维克派，在克朗斯达脱暴动之时，曾经公开赞成复辟资本主义；密留可夫则甚至在今天也还是赞成资本主义。
克朗斯达脱暴动如何能在同一个时候使无政府主义者，孟什维克派与“自由的”反革命派患上如此剧烈的胃灼痛呢？回答很简单：所有这些派别具有共同的兴趣去辱没那个唯一真正的革命流派，这个流派从来不放弃它的旗帜，从来不同它的敌人妥协，而且只有它代表着未来。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那些晚出的对我克朗斯达脱“罪恶”予以痛斥的人中，有那么多过去的革命者或半革命者，这些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纲领和原则，他们觉得必须把世人的注意从第二国际的堕落或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背信弃义上引开去。直到目前为止，史大林派还不能公开加入这个有关克朗斯达脱的运动，不过即使他们，当然也高兴得摩拳擦掌的；因为这是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打击，是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打击，是对第四国际的打击！
为什么这个杂色的联谊会恰恰特别地要抓住这个克朗斯达脱事件呢？当革命的年代中，我们曾经和哥萨克，和农民，甚至和某阶层的工人（某些从乌拉尔来的工人在高尔恰克的军队中组成了志愿军！），发生过不少次冲突。这些冲突的根源，在于作为消费者的工人与作为生产者和面包出售者的农民之间的矛盾。在贫穷剥夺的压力之下，工人本身也曾插话性地分裂成敌对的营垒——这分化是视各自与乡村纽带的或强或弱而定的，红军也发觉自己是受着乡村影响的，在内战诸年中，曾经不止一次地，我们不得不解散一些心怀不满的队伍。“新经济政策”的采取，那是加强了这种磨擦，还不曾取消这种磨擦。相反，这政策给富农的再生铺平了道路，而且在二十年代之初，它在农村中再度促发了内战。克朗斯达脱暴动，在无产阶级城市和小资阶级乡村之间的关系史上，只不过是一个插话。我们只有与革命中阶级斗争发展过程联系起来，才能懂得这个插话的意义。
克朗斯达脱暴动与其它一大串小资产阶级运动与暴动之间，唯一的不同，乃在于它在国外发生了较大影响。这里的问题牵涉到彼得格拉城外的一个海军要塞。当暴动发生之时，发表了宣言，还发动了无线电广播。社会革命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匆忙地从彼得格拉赶去，去给暴动装饰上“高贵的”词藻与姿态。所有这些，在印刷品上都留下了痕迹。借助于这些“记录”的材料（也就是说，虚假的标签），人们是不难构造出一个关于克朗斯达脱的神话来的。因为克朗斯达脱这个名字围绕着一个革命的光轮，这神话就更高贵了。无怪在我上面引证过的那本墨西哥的杂志，要称克朗斯达脱的水兵们为“纯种中之最纯者”。
玩弄克朗斯达脱的革命威望，乃是这次道地江湖术士式运动的特点之一，无政府主义者，孟什维克派，自由派，反动派企图把事情说成这个样子，仿佛在1921年初，布尔雪维克派用武力对待克朗斯达脱的水兵们，而正是这些水兵曾经保证了十月革命之胜利的。接踵而来的全部虚假，就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谁如想弄明白这些谎话，首先应读一下J·G·赖艾脱[1]同志的文章（登载于1938年二月的《新国际》）。我要谈的是另一问题：我想从更一般的观点来描述克朗斯达脱的暴动。
克朗斯达脱的社会成分与政治派系
革命是直接由少数人“造成的”。但是一次革命想要成功，只当这个少数人在多数人方面多少获得支持，或至少取得他们的友好中立，才有可能。革命中那些不同阶段的转变，有如从革命过渡到反革命，那是直接由少数与多数之间，先锋队与阶级之间的变化着的政治关系来决定的。
在克朗斯达脱的水兵中，当时存着三个政治层次：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其中有些人具有严肃的历史与认真的训练；中间的多数，他们主要是农民出身的；最后是反动派，他们是富农，商店老板与教士的儿子。在沙皇时代，在战舰上及要塞中，只当这个时候，即当军官们通过小军官与水兵中之反动部分，将广大的中间层次屈服于自己势力或恐怖之下，因而使革命份子（他们主要是机械士，炮手与电气匠，即主要为城市工人）孤立起来，才能维持秩序。
1905年“波捷姆金号”兵舰的起义过程，完全是以这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这也就是说，它是以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反动的极端分子之间，为了争取人数较多的中间农民阶层的影响而作的斗争为基础的。谁若不懂得这个问题，不懂得这个贯穿着舰队中全部革命运动的问题，那末对于一般有关俄国革命的问题，最好还是免开尊口。因为在当时这完全是，并且在很大范围内，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对农民影响的一种斗争。在苏维埃时代，资产阶级主要伪装成富农（即小资产阶级的顶层），伪装成“社会主义的”知识份子，现在则以“共产主义的”官僚形态出现。这便是革命在其所有阶段上基本的结构机变的情形。这个情形在舰队上具有了更加集中的、因而就更带戏剧性的形式。
克朗斯达脱苏维埃的政治成分反映出要塞守军和舰上水兵们的成分。苏维埃的领导权，早在1917年夏天就已属于布尔雪维克党了，党倚靠着水兵中最好的那些部分，其中包含了许多从事过地下工作的革命者，他们是从苦工监狱中释放出来的。不过我似乎记得，即使在十月革命的那些日子里，在克朗斯达脱苏维埃中，布尔雪维克派的人也不及半数。社会革命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构成了多数。克朗斯达脱根本没有孟什维克派的人。孟什维克派仇恨克朗斯达脱。社会革命党的官方，让我顺便一提，对于克朗斯达脱也没有较为友好的态度。克朗斯达脱的社会革命党人很快就转变成克伦斯基的反对派，成为那所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突击队之一。他们的基础是舰队中与要塞卫戍军中的农民部分。至于无政府主义者，那是性质最杂的一群，其中有真正的革命家，例如左克与连士涅可夫等人，不过这些人是与布尔雪维克派非常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克朗斯达脱的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代表着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比社会革命党人所站的革命水平更低。苏维埃的主席是一个无党无派分子，“同情无政府主义者”，其实他是一个和平的小文员，以前他在沙皇的权威面前低头，现在则屈服于……革命之前。孟什维克派的完全缺如，社会革命党人的“左倾”性质，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色彩，——这些都由于舰队中革命斗争的尖锐以及水兵中无产阶级部分的支配势力。
内战几年的中的变化
关于克朗斯达脱在社会成分与政治分派方面的这一描述（如果想要证明的话，我们能举出许多事实与文件来证实这个描述的），已足以说明内战中发生于克朗斯达脱的那些激变，以及说明作为这些激变之结果的、克朗斯达脱变得无法认识的面貌。正是关于问题的这一个重要方面，那些事后很久才出来的指控者们不说一句话，这一部分由于无知，一部分由于恶意。
是的，克朗斯达脱在革命史上写了英勇的一面。可是内战开始不断地调走克朗斯达脱的老人，也调走整个波罗的海舰队中的人。早在十月起义的日子里，克朗斯达脱水兵组成的队伍就已被派出去援助莫斯科。后来，又有队伍派到顿河，乌克兰去，去征收面包并组织地方政权。在最初，克朗斯达脱仿佛是一取之不竭的革命力量的泉源。从各条战线的前方，我曾经打回数十通电报来要求从彼得堡工人与波罗的海水兵中调动新的“可靠的”队伍。但是早已在1918年，无论如何不会迟于1919年，各条前线上就开始抱怨说“克朗斯达脱人”的新的派遣队不能令人满意，他们需索多端，不守纪律，在战斗中不可靠，他们的坏处比好处多。在我们消灭了尤金尼奇之后（1919年冬），波罗的海舰队与克朗斯达脱要塞卫戍军中，一切革命力量都已经被调走了。他们中间凡是有多少用处的份子都被投入南方反邓尼金的战斗中去了。如果在1917年到1918年时期，克朗斯达脱水兵的政治水平比红军的水平高得多，他们成为红军的最初一些队伍的骨干以及许多地区苏维埃政权的骨干，那么留在“和平的”克朗期达脱直至1921年之初的那些水兵们，他们不适于派遣到内战任何一条前线上去的，此时他们的政治水平，一般说，却是大大低于红军的平均水平了，他们中间还有一些士气完全沮丧的份子，这些人穿着炫耀的喇叭管裤，留着运动家的发型。
在内战末期，由于饥饿与投机而发生的士气败坏，一般说，是大大增加了。那些所谓“负袋佬”（小投机家）已经为一种社会性的害虫，它有闷死革命的危险。正是在克朗斯达脱，那里的卫戍军无所事事，必须品应有尽有，那一种败坏士气的行为就具有特别大的规模。当饥饿的彼得格拉的情形甚为危急之时，党的政治局曾经不止一次地讨论过：是否可以从克朗斯达脱那里借一笔“内债”，因为在那里存得有不少旧时粮食。不过彼得格拉的工人代表们回答道：“要他们好心地拿出点东西来是办不到的。他们拿布料，煤块和面包来投机。现在，在克朗斯达脱，一切渣滓都抬起头来了。”这是真实情况。它和事后人们给它所做的甜美的理想化并不一样。
不必须说明一点：那些原籍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的过去的水兵们，害怕被派遣到前线，他们准备越境回到他们新建的资产阶级祖国，那时以“志愿军”名义参加了波罗的海舰队。这些份子本质上敌视苏维埃政权。在克朗斯达脱暴动……中，充分表演了这种敌视。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好几千名拉脱维亚籍的工人，他们过去主要是农业工人，这些人，在内战的所有前线上都发挥了无比的英勇气概。因此，我们决不应以同一把刷子在拉脱维亚工人与“克朗斯达脱人”身上涂上焦油。我们一定要辨认出二者在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差别。
暴动的社会根源
对于一个郑重严肃的学者来说，他的问题是要以客观条件为依据，去确定克朗斯达脱兵变的社会性质与政治性质，并且确定它在革命发展中的地位。没有做到这一步，那么“批评”只不过是符合于亚历山大·盘克曼，艾玛·高德曼[2]及其晚近的效颦者的精神的，一种和平主义者的感伤的叹息吧了。这些高贵的先生和太太们对于科学研究中这样的范畴和方法，是一窍不通的。他们摘引暴动者的宣言，有似虔城的教士们之引证圣经文句。而且他们还抱怨我不考虑到这些“文件”也就是说抱怨我不考虑到马黑诺与其他使徒们的福音。“考虑”文件之意，并不等于接受文件的表面价值。马克思说过，不能凭人们的自吹自唱去判断政党或人物。一个政党的特点，极大部分是由它的社会组成成分，它的过去历史，以及它和各个不同的阶级层的关系来决定的，只有很小部分才由它口讲和笔写的宣言来决定，特别在内战的危急时期，情形更是如此。例如，如果我们把尼格林，康班尼斯，加西亚·奥立佛（译者按：前二人为西班牙内战时期西班牙社会党领袖，第三人为无政府派领袖）及其一伙的无数宣言开始当作纯金，那我们得承认这些先生们是社会主义的热心朋友了。其实他们是社会主义之背信弃义的敌人。
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期间，革命的工人不但领导了舰队上的农民，而且领导了全国农民。农民们之夺取土地与分配土地，极大多数是在回乡来的兵士和水兵的领导之下进行的。粮食的征收还只刚刚开始，而且主要是向地主和富农征收的。农民把征收粮食这件事当作一种暂时的祸害来接受。可是内战拖延了三年。主要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城市这些年中对乡村实际上一无所给予，却几乎拿走了乡村中的所有东西。农民赞成“布尔雪维克派”，却愈来愈敌视“共产主义者”。如果在以前的时期中工人曾经领导了农民前进，现在却是农民拉着工人后退。只因为这一个情绪转变，能使白党将一部分农民，甚至拉尔的一部分半农民半工人，吸引到他们那一边去。这个情绪，亦即敌视城市的情绪，滋养了马黑诺运动。马黑诺夺取与抢劫了那些标明着供应工厂、作坊与红军的列车，拆去路轨，枪毙共产党人，以及干出其他事件。当然，马黑诺把这种做法称之为与“国家”进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其实呢，这乃是被激怒的小资产阶级的有产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斗争。同样运动发生于许多别的地区，特别在汤包夫斯基地区，这种运动打着“社会革命党人”的旗帜。最后，在全国不同地区，有所谓“绿色”农民队伍的活动。他们既不承认红军，也不承认白军，避开城市里的政党。“绿军”有时候遇上了白军，遭到了一些沉重的打击；不过他们自然也不会从红军那里得到宽待。正好像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被大资本与无产阶级这块磨石磨成粉末一样，这些农民的游击队伍也在红军与白军之间被研成微粒了。
只有一个十足肤浅的人才会在马黑诺队伍身上或在克朗斯达脱作乱这件事上，看出是无政府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这两个抽象原则之争。这些运动实际上都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一种痉孪，这种小资产者自然想把自己从资本的势力下面解放出来，但他们同时却不同意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小资产阶级并不具体地知道他们需要什么，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之故，他们不能知道这一点。就为了这个缘故，他们总是如此愿意时而以无政府主义旗帜，时而以社会革命党人民派的旗帜，时而简单以”绿色“这面旗帜，来遮盖他们那些混乱的要求和希望。他们将自己置于和无产阶级对立地位，挥舞着所有这些旗帜，企图将革命的车轮倒转回去。
克朗斯达脱兵变的反革命性质
当然，在克朗斯达脱的各个不同的社会层与政治层之间，并无不能跨越的堵壁存在。克朗斯达脱仍旧有某种数量的熟练工人与技术员在照顾机器。不过就算是他们，也是由一种消极淘汰的方法来选择过的，留下来的大多是政治上不可靠，对内战没有什么用处的人。暴动的某几个“领袖”就来自这些份子之中。有几个指控我们的人，就是得意洋洋地指出这种情形的，可是这一种十分自然与不可避免的情形，却丝毫不改变暴动的反无产阶级的面貌。除非我们为那些僭妄的口号与虚伪的标签等等所欺，我们自会看出克朗斯达脱暴动不是别的，它只是小资产阶级对于社会革命的艰苦和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严峻所进行的一次武装反动吧了。
这恰好便是克朗斯达脱提出的那个口号的意义。那个口号是：“拥护没有共产党人的苏维埃”。立即出来抓住这个口号的不仅有社会革命党人，而且有自由资产阶级。那个颇有远见的资本家代表，这个密留可夫教授，懂得：如果苏维埃脱离了布尔雪维克派的领导，那么苏维埃本身就会在短期内被摧毁的。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统治俄国苏维埃那个时期的经验，以及更加清楚的，德国和奥国苏维埃受社会民主党人统治的那一个时期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社会革命党人与无政府主义派联合控制的苏维埃，只能起那由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资本主义复辟去的桥梁作用。不管这些苏维埃的参加者抱着怎样的“思想”却总不能起别的作用。克朗斯达脱暴动因此具有反革命性质。
从阶级观点——这个观点，不怕得罪爱好折中的先生们，始终是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历史方面的根本标准——来看问题，极端重要的是要将在此一危急时期中克朗斯达脱人的行为和彼得格拉人的行为作一个对照。那时候，在这个已撤退了中央政府的首都里，人们遭受着饥寒之苦。他们受的苦比莫斯科人受的更可怕。这是一个英雄的与悲惨的时期！人人挨饿，人人都易怒。一切人都不满意。在工厂里，流行着一种沉重的不满之情。社会革命党和白党所派遣进来的地下工作人员，企图将军事暴动和愤愤不平的工人的运动联结起来。克朗斯达脱的报纸上报导了彼得格拉的街垒战，又说有几千人被杀死。全世界的报纸宣布了同样的事情。其实，所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克朗斯达脱暴动并不吸引彼得格拉工人。暴动使他们厌恶。层次的分化是依照了阶级路线进行了的。工人们立刻觉得克朗斯达脱的变兵站在街垒的反对方面。而他们则拥护苏维埃政权。克朗斯达脱的政治孤立乃是它内部不稳与军事失败的原因。
新经济政策与克朗斯达脱暴动
维多·绥奇[3]——他仿佛正在企图制造一种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合成品——不幸也介入了有关克朗斯达脱的争论。依他之见，如果早一年采取新经济政策，可能不发生克朗斯达脱暴动。让我们承认这一点吧。不过，在事后提出这样的忠告非常容易。不错，正如维多·绥奇所记忆，我早在1920年就提议过：由军事共产主义转变为新经济政策。不过我在事前，对于这个政策是否能够成功，完全没有把握。医药能证明出比疾病本身更为危险，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种秘密。当我的提议遭到党领袖们的反对时，我不会向党内的下级群众申诉，为的要避免动员起小资产阶级来反对工人。为的要使党相信新路线的需要，那后来的十二个月的经验是必要的。不过值得注意的事是：当时恰恰是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者，将新经济政策看作……对共产主义的背叛。可是现在，无政府主义者的信徒们来责备我们，则因为我们不曾提早一年采取新经济政策。
1921年中的列宁曾经不止一次承认：党曾经顽强地保持军事共产主义方法乃是一大错误。但这是否改变了事情的本质呢？不管克朗斯达脱叛乱的近因或远因为何，它在本质上总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致命的危险。仅仅因为犯了政治错误，难道无产阶级革命真的非实行自杀来惩罚自己不可吗？
或者，将新经济政策的法令通知一下克朗斯达脱的水兵，也许就足以安抚他们了吧？幻想！暴动者没有一个意识分明的政纲，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使然，他们也不能有这样的政纲。他们自己并不清楚懂得他们的父兄所需要的首先是自由贸易。他们不满，困惑，但是他们看不见出路。那些比较自觉的份子，亦即那些右派的份子，在幕后活动，则是要复辟资产阶级制度。但他们不会大声说出这句话。“左翼”份子要求取消纪律，要求“自由的苏维埃”与比较好的配给。新经济政策这个制度只能逐渐安抚农民，然后，再去安抚军队中与舰队中那些不满的人。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时间和经验。
一切论据中最最幼稚的一种是说，克朗斯达脱根本不曾发生暴动，说水兵们没有进行威胁，说他们“只是”夺取了要塞和战舰。仿佛布尔雪维克派光袒着胸膛打水上向要塞进军，只因为他们的恶毒性格，只因为他们想人为地挑拨起冲突，只因为他们仇恨克朗斯达脱水兵，或只因为他们仇恨无政府主义者学说（这个学说，我们可顺便说一句，在当时是没有一个人为它操心的）。这不是孩子气的胡说吗？这些舞文弄墨的批评家们；抽去了时间和地点的因素，企图在十七个年头之后，献议说，只要当时如果不去管暴动的水兵们的闲事，那么一切事都会在皆大欢喜中结束的。不幸，全世界的反革命派却无论如何不会不去管他们的闲事的。斗争的逻辑会使极端派，亦即使那些最反对革命的份子，占据要塞中的优势。给养与补给的需要，会使要塞直接依赖于外国资产阶级与他们的代理人——白党流亡者。在这方面的一切必要准备都已经在安排了。在同样的情形中，只有像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派或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那样的人，才会消极等待，希望能等出一个愉快的结局来。布尔雪维克派幸而属于另一种不同的派别。他们认为自己的责任是要在火头刚起的时候就去扑灭它，以此将受害者的人数减少至最低限度。
没有要塞的“克朗斯达脱派”
在本质上，这些批评家先生们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者，由于这一个标记，他们都是革命的反对者。全部的秘密就在这里。不错，他们中间有几位承认革命与专政——仅仅在口头上，这当然并不使事情变得好些。他们所愿见的革命，是不会走到专政的；他们所愿见的专政，则是不用武力而能实行的，这自然是很“令人喜爱的”专政。但它需要具备几件细枝末节：需要劳动群众具备一种平等的而且是极高度的发展。不过在这样的条件中，专政将一般地成为不必要了。有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确确实实是自由的迂夫子，希望在一百年或一千年之内劳动者将会达到这样高的一个发展水平，以致强制办法成为不需要了。自然，如果资本主义能走向这样一种发展，那就没有理由去推翻资本主义。无论暴力革命或作为革命胜利之不可避免的后果——专政，都将不再需要。可是，我们这时代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没有给人道主义的与和平主义的幻想留下一点余地。
工人阶级，且不说半工人阶级的群众了，他们无论在社会方面与政治方面，都不是性质均一的。阶级斗争产生了一支先锋队，它吸收了阶级中最优秀的份子。当这个先锋队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时，那就能够进行革命。但这丝毫也不是说，此时劳动者的内部矛盾消失了。当革命达到最高峰时，这些矛盾当然减弱了，但是在革命较后的一个新阶段上它们只能十分尖锐地显露出来。革命的整个过程便是这样。克朗斯达脱的过程便是这样。当客厅里的粉红色人物企图在事后给十月革命规划出一条不同的道路时，我们只能恭敬地请他们为我们指示出，究竟在何处何时，他们那些伟大的原则曾经在实践中证实的，至少证实了一部分，至少在一种倾向上证实了它们的？使我们期望这些原则在将来得能胜利的预兆究竟在哪里？当然，我们这些问题是永远得不到答复的。
革命有它自己的法则。好久以前，我们曾经确定过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教训”，这教训不但对于俄国，而且对于全世界都有意义。此外却没有别人甚至企图去提出任何别的“教训”。西班牙革命正在用颠倒方法证实“十月革命的教训”。对于此事，那些苛刻的批评家们却保持缄默或含糊其词。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政府在扑灭社会主义革命，在枪杀革命者。无政府主义参加着这个政府，或者，当他们被逐出政府时也继续支持这些刽子手。而他们在国外的盟友与律师们，此时却忙于保护……克朗斯达脱的兵变，反对那严厉的布尔雪维克派。这是一个可耻的喜剧！
目前关于克朗斯达脱的争论是围绕着那些相同的阶级轴心转动的——这些轴心在克朗斯达脱暴动中起过作用，那时水兵中的一些反动部分试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糊涂虫和折中主义者，由于自觉到在现代革命政治舞台上的无能，企图利用克朗斯达脱那段旧插话来反对第四国际，亦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党。这些晚出的“克朗斯达脱派”也将被扑灭的——自然不是应用武器，因为他们幸而不会占有一座要塞。
里昂·托洛茨基
1938年1月15日于考约亚冈
[1] F.Wright，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曾经将托氏的许多著作译成英文。
[2] 盘克曼（1870——1934）与高德曼（1869——1940），无政府主义派著名人物。前者出生于波兰，后者出生于立陶宛。二人均于早年赴美，信仰无政府主义，从事激进社会活动，以致一再被捕。第一次大战后，终于被逐出美国，他们在苏俄住了两年，又因对布尔雪维克政府失望而离去。克朗斯达脱暴动时，二人均在彼得格拉，且曾起相当作用。盘克曼著有“克朗斯达脱暴动”一长文。
[3] 俄裔比利时籍的革命家与作家。早年参加无政府主义派，俄国十月革命后拥护布尔雪维克派，曾编辑《共产国际》杂志，1933年因同情托洛次基被流放西伯利亚，旋因西方知识分子抗议获释，离俄著书反对史大林，但意见与托洛次基亦不尽同，1947年卒于墨西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