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甚么是一份「群众刊物」？

甚么是一份「群众刊物」？

托洛茨基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致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小组各成员：

　　我刚刚知道，我写给政治局、论述那份新的「群众刊物」的信，曾在全体会议中宣读。我之所以首先写信给政治局，是寄望在上次全国大会所决定的基础上，无需乎再发起一次新的讨论，就能将问题解决。但事情的发展却是：刊物「公社」的发起人，在我们组织之外准备妥当后──并且，这事实上同时违反了国内和国际的组织的决定──欲在既成事实之前，决心要挑起一场讨论。在此情境下，假如我将我给政治局那封信内的批评和建议，以一个更精简形式来发挥的话，也许不是毫无用处的。
　　（一）甚么是一份「群众刊物」呢？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可以这样说，革命运动的整个历史，都曾经被关于「群众刊物」的讨论所充塞。将自己的政治报纸办成越可能被群众所接近，本来就是一个革命组织的基本责任。但是，这项任务，除非将它视作组织及其干部的成长的函数，否则便不会有效地获得解决；组织的干部必须为刊物铺好到群众的道路──因为，十分明白，去称呼一份出版物为「群众刊物」是不足够的，必须在现实中为群众所接纳。不过，革命的焦虑（缺乏耐性──很容易地将自己变成机会主义的焦虑）却常常导引出这项结论：群众不接受我们，因为我们的思想太复杂，我们的口号亦太前进。因此必须将我们的纲领化简，将我们口号降低──简单地说，必须将负累抛弃。基本上，这意味着：我们的口号，并不一定要符合于客观的形势、符合阶级的关系，亦无需要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所作出的分析，而是必须符合于那些「群众能够或不能够接受」的主观感受（这些感受是极之浮面和不足的）。但甚么群众呢？群众并不是和谐一致的。它会发展；它会感受到事变的压力；它会在明天接受今天仍未能接受的东西。我们的干部，由于我们的观点和口号证明出它们自身的正确，会以快速的成功来照耀我们的道路；因为那些观点和口号，是被事变的进程所肯定，而不是由主观的、或者是个人的感受来肯定。
　　（二）一份群众刊物，与一份理论评论、或者与一份干部的喉舌的不同的地方，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它们的表达方式。干部刊物给它的读者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所有步骤。群众刊物则只以它的结论，同时以群众自身的切身经验来发挥。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写给群众看，比写给干部看困难得多。
　　（三）让我们暂时假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小组同意将我们的纲领「简化」，放弃成立新党、成立第四国际的口号，放弃对社会爱国派（指名道姓地）的无情批判，放弃对革命左派和皮费特[1]（Pivert）本人的有系统批评。我不知道，如果有一枝神仙棍的帮忙，这份报纸会否成为一份群众刊物。我怀疑这一点。但它却会在任何情况下变成一份社会主义工人党[2]（SAP），或者是皮费特主义的报纸。皮费特的倾向的本质就在于：去接受「革命的口号，但并不从这些口号中得出必然的结论；这些结论就是：与布虑姆[3]和柴雷斯基[4]决裂、创立新党和新的国际。没有了这些结论，一切革命的口号都会变成空洞和飘渺的口号。在现阶段，皮费特的鼓动是对革命工人的一种鸦片。皮费特企图这样去教育革命的工人，人们一方面可以同意革命斗争，同意「革命行动」（借用一下时下流行的语句），同时仍可与沙文主义凶徒保持友好的关系。一切都赖于你的「调子」，懂吗？调子组成了音乐。假如一只老虎装作一只鸽子般吼叫，全世界就会捧腹大笑。但是我们，以我们强硬的语言，我们必须说「革命左派」的领袖们正在败坏着和淫辱着革命的意识。
　　我问你们：假如我们抛弃了那些从客观形势中涌现出来的口号，而这些口号又组成了我们的纲领的本质，那我们与皮费特派有何分别呢？一点也没有。我们只能是次级的皮费特主义者。现在，假如「群众」要决定是否接受皮费特派的话，他们就会喜欢一级的而不是次级的了。
　　（四）我要谈到印在『「公社」──革命（？）行动（？）的喉舌』上的一篇小呼吁书。这份文件给予我们上面已表达过的观点一些尖刻的例子（而作者却未察觉到）。『「公社」会以工厂和农地的语言来说话；它会诉说笼罩着那些地方的痛苦，它会发挥它的热情，并且站起来反抗。』这是十分值得赞赏的意图，虽然群众完全明白它自身的痛苦和反叛的感觉（这些感觉在皮费特派的帮忙下，受到爱国派的机器的扼杀）。但群众能够要求一份报刊的，就是一个明确的纲领和一个正确的领导。而就是在这一个问题上，呼吁书却保持着缄默。为甚么呢？因为它企图隐藏它的观点，多于要表达它们。它接受了社会主义工人党（中派主义的）的药方：为了要寻求一条最少抵抗的路线，就不要说出甚么是真确的。第四国际的纲领，那是给「我们自己的」、给领导层的大头头们的。而群众呢？这些群众是甚么呢？他们就算有了纲领，他们也会十年廿年地保持满足。这种心态，我们称为机会主义的贵族。同志们，它同时是一种冒险主义的态度，一项十分危险的态度。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在上面引述的句子之后，我们在呼吁书里找到一列的历史回顾：「公社」说：送给予高尔斯──罗西（Croix-Rousse）的子孙们。给予投身于一八四八年六月的街垒的人、给与一八七一年的公社社员──等等。」（随着是一种彼才式（La Madeleine Paz）的夸大謟媚。）真的，我并不知道，是否反叛的群众需要优美的回忆和近似空洞的謟媚，掩盖起来作为政纲。
　　但这里正展开最重要的部份：『「公社」并非为了在工运中异常复杂的流派中再加添自己一派。』甚么叫「异常复杂的流派」呢？这说法只值得人家的鄙视。究竟那是甚么意思？假如所有派别都是错误和不足够的，就必须创立新的、真正的和正确的派别。假如存在着正确的和错误的派别，工人就必须学习如何去分辨它们。群众必须被号召起来参与正确的派别来反对错误的。但「公社」的发起人并非如此，他们好像罗曼罗兰[5]一样，将自己置于「战斗之上」。这种做法，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屑为之的。
　　随此之后，为了突出，为了无论多么微少地突出这份新刊物的极之模糊的形像，一列的名字被提出来了。我要删除我的名字，因为「公社」没有道理添上我的名字。我还生存，则至少我还能保卫自己。但其它人呢？我们共同的导师、革命社会主义的真正领袖能否这样做呢？很不幸，他们未能去自卫。呼吁书提出马克斯和布朗基的名字。甚么意思呢？他们是否要创做出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新「综合」呢？再后一点我们看到了列宁的名字。但是斯大林派也推崇他啊。假如你们并不向群众解释你们反对斯大林主义派别，他们一定会喜欢「人道报」[6]（Humanite）而不是「公社」。这种名字的组合并不解释甚么，它只扩大和加深了它的模棱两可。
　　接着是中心的问题了：『「公社」是由属于各种各类派别的战斗份子发起来的，为的是促成一支公社大军的兴起。』这无名的、不明所以的「各种各类派别」的神秘队伍，它究竟意味甚么呢？哪些派别参与着呢？为甚么他们（仍然神秘的他们）在外面组织起来、并且反对着其它派别呢？建立「一支公社派大军」的目标是值得赞赏的。但必须不要忘记，这支军队一被建立起来（在一八七一年），就遭受到可怕的悲剧，因为那支庞大的军队缺乏一个纲领和一个领导。
　　结论是：如果不是列明了作者名字，呼吁书简直就像是由皮费特与彼才合写。但我重复一次：对我来说，我无情地反对这篇模棱两可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呼吁书。
　　（五）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小组之参加社会党[7]（SFIO），已被证明为绝对正确。它是前进的一步。莫里候斯会议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小组在社会党内影响的高峰。但必须明白到在社会党（最少在成年人里）内，已经达到可能的限度。必须利用新近取得的和新鲜的权威，去影响社会党外处于悲惨的社会状况的新的和未受任何政党影响过的份子。这就是我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小组内部文集内刊登的一封信里所表达的提议（内部文集第六期，六月十日的信）；容我向同志们建议，与现在这封信一起重读它吧。在途经巴黎时我见过几名同志，尤其是那些后来办「公社」的倡议者，他们强烈地反对作一次新转向的观念。这些同志们对于他们在改良主义和中派主义的圈子中的活动，已产生了喜爱；并且希望能够越走越远。这是一项错误。这没有提高青年同志的水平，却毫无成果地浪费时间和精力；这些青年同志的取向是更正确的，因为它面对着社会党以外的年青工人。
　　谈到里拿（Lille）那里的开除事件。对于我自己，我认为这是解放的行动，因为它们反映出现实：在社会党下层之间，特别是在大战来临和与斯大林派结合之时，未来作任何活动都不可能有成果。似乎，开除的事是具有如此的说服力，致使我们无需再进行讨论应采取那一条路向。必须要对那些开除者，而不是「分裂者」（皮费特有小小这种意思）、发动一场热烈而无情的进攻，但基本上是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仆从。必须同时公开地批评皮费特，因为他已代替了柴雷斯基的地位，来掩饰起人民阵线的左翼。必须发展出那个行动委员会（注八）的纲领、去反对与激进党[8]（Radicals）合作、并且公开地宣布，为了要拯救无产阶级及其年青的一代，就有了要准备一个新党的需要性。但「公社」并无如此做，却全力企求以私人拉拢拉票友的结合来赢取「革命左派」的同情并企求以抛弃我们的纲领和对中派主义者的批评。皮费特在两三个月前宣布，反对「托洛次基主义」的斗争是一种反动的标志。但现在，他自己在社会主义工人党人的领导下，却代表了这种反动的派别。「革命左派」已成为革命先锋队的发展里最当前和最有害的障碍。这一点必须公开地说、每一处都要说，特别是在一份群众刊物里面。但「公社」小组在其与皮费特派的罗曼史中却走到那般远，以致人们被迫要问这些同志是否仍与我们在一起，还是已走到中派主义的立场上去。那处正是当一个人抛弃了原则，并且使自己无需要过久地适应于改良主义的架构及其中派主义的随从时，所会走到的立场。
　　（六）我们会问：「革命」（Revolution）呢？它也不是我们派别的喉舌。但是我们参与它。这是正确的；但是「革命」是一个尽人皆知的组织──「青年同盟」（Youth Entente）的喉舌。由两个派别领导着的报纸正在互相接近，必会无可避免地结合起来。革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进步性质就是被下面的事实决定着：他们正在转向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而不是走向「革命左派」（泽勒同志的插话性加入「革命左派」毕竟已发生了，这是一个错误，「公社对它必须负上错误的责任」。）
　　「革命」是一份有生气及有干劲的喉舌，它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青年的刊物。但是，要达成这一点，「革命」就一定不能陷进「公社」的混乱的阴影去，而要将它的立场具体化──即是：确定地，接受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口号。
　　（七）「真理」[9]（La Verite）是绝对需要的。但它必须从「公社」的呼吁书所做成的中派主义影响中解脱出来。「真理」必须回复它的战斗的、坚强的风格。它批评的最重要目标就是皮费特主义，这个主义与列宁主义相反，从而成为它自己定义里的一个反动派别。
　　（八）我并不想在这封信内分析「公社」在对抗自己国内和国际上的派别时所使用的不寻常方法。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相对于纲领和旗帜的问题，它是次要的。
　　亲爱的同志们，我希望，在你们前面有着最大的机会。你们最少将要收割你们努力至今所得来的果实了；但要具备一项条件：不要容许一点派别、观念和旗帜上的混乱，更大地实践列宁主义的坚决性、并且将你自己公开地和积极地朝向建立新的党和第四国际。

[1] 皮费特（Marceau Pivert 1895-1958）属于法国社会党内巴特里拉社会主义（Batail Le Socialiste）小组，这是一个中派主义组织；在一九三五年巴特里拉社会主义小组消沉后，它组织「革命左派」（Gauche Revolutionaire）派别，同样地也是中派的。当布姆于一九三六年成为人民阵线的首相时，皮费特担当他的助手。在他的小组于一九三七年被下今解放后，他离开社会党，成立了「工农党」（PSOP）。第二次大战后返回社会党。

[2]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成立于一九三一年十月。它于一九三三年曾同意与左派反对派合作，成立一个新国际，但不久改变了意见，最后成了第二国际的反对者。

[3] 布卢姆（Leon Blum），法国社会党于一九二○年多数派分裂出去成立共产党后，他是社会党的主要领袖。一九三六年人民阵线政府的首相。

[4] 尚·柴雷斯基（Jean Zyromsky，1890- ）法国社会党内巴特里拉社会主义派别的创立人，是党内新斯大林份子。三十年代中期支持所谓「有机的统一」（社会党和共产党合并）；二次大战后架入大战后加入共产党。

[5]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1866-1944），小说作家和戏剧家，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次大战时采取和平主义立场，是「左倾的讲坛社会主义者」，他晚年容许自己的名字与史大林派召开的文学会议和宣言一起发表。

[6] 「人道报」，法国共产党机关喉舌日报。

[7] 法国社会党。

[8] 激进党（Radicals），法国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一九三六年与社会党组成人民阵线政府。

[9] 「真理」（La Verite），法国左派反对派机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