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 编者按：上个世纪20年代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争论，从理论上说，始终围绕着“不断革命”和“一国社会主义理论”问题展开。在党内争论中，起初托洛茨基还有机会在报刊和会议上阐述自己的观点，不久他的这种权利就被剥夺了。因此争论过程中托洛茨基的观点展示得并不充分和系统。1929年他被驱逐出境后，有较多时间来从事思考和写作。1931—1933年在柏林出版了他的大部头著作《俄国革命史》，其中包括《二月革命史》和《十月革命史》。在西方，这部史书是研究俄国革命史、苏共党史、苏联历史的必读书。书的附录中收入几篇文章，本文是其中之一。一般说来，在1924年以前，托洛茨基是不大引用列宁的语录的。为证明自己的观点同列宁的一致，此文大量引用列宁在不同时期的有关论述并作出自己的解释，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托洛茨基对“一国社会主义”和“不断革命”的看法。要了解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这是值得一读的文章。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马克思的这个论点，在方法论上不是以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为出发点，而是以作为典型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为出发点得出的；资本主义发展所包括的国家越多——不管它们过去的命运和经济发展水平如何，这个论点也就越不适用。英国当年曾经显示了法国的未来，对于德国就显示得很少，而对于俄国和印度则什么也没有显示。但是俄国的孟什维克却无条件地接受马克思这个有条件的论点。他们说，落后的俄国不应当冲向前去，而应当驯服地仿效现成的榜样。这种“马克思主义”，连自由派也赞同。 马克思的另一个同样著名的论点，即“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2]则恰好相反，它不是以单独一国为出发点，而是以全世界的各种社会制度（奴隶制、中世纪和资本主义）的更替为出发点的。但是，孟什维克却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理解它，得出了俄国资本主义在达到欧洲或美国的水平以前仍要经历一段漫长道路的结论。不过，生产力不是在真空内发展的！你不能谈论一国资本主义潜力，一方面无视在一国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而另一方面又无视它对世界条件的依赖。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推翻是由于现实的俄国资本主义，这就一笔勾销了俄国资本主义的抽象经济潜力。俄国的经济结构和阶级斗争性质，在决定性程度上是由国际条件决定的。资本主义在国际舞台上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它再也不能证明它的生产费用是合理的了，这不是从商业意义上，而是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理解的：关税、军国主义、危机、战争、外交会议和其他灾祸等等，正在吞噬和耗费如此巨大的创造力，以致尽管在技术方面取得许许多多的成就，但已无福利和文化发展之余地。 为世界体系的罪恶而遭灾的第一个牺牲者，是一个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这个似乎反常的事实实际上是完全符合规律的。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早已对这一点作过解释：“猛烈的爆炸先发生于资产阶级机体的四肢，然后才及于心脏，因为在心脏处进行调节比较可能。”一个还没有积累巨额民族资本的国家，世界竞争又没有给它提供任何优待，在帝国主义的沉重负担之下是必然要首先垮台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崩溃是包罗万象的社会形态的一种局部瓦解。列宁说：“只有从国际的观点才能正确评价我国革命。” 归根结底，我们没有把十月革命归因于俄国落后这一事实，而把它归因于综合发展的规律。历史的辩证法既不知道有单纯的落后，也不知道有化学般的纯粹的进步。这完全是一个具体的相互关系问题。人类当前的历史充满了各种“反常现象”，虽然不像在落后国家产生无产阶级专政那样反常，但属于同一历史典型。落后中国的学生和工人正在热烈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而文明英国的工人领袖却相信教会的经咒魔力，这个事实无疑证明，中国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英国。但是，从中国工人对麦克唐纳那种中世纪式愚蠢的鄙视，不能得出中国在总的发展上已经超过大不列颠的结论。相反，英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是能用数字来表示的。然而这些数字尽管生动有力，却不能排除中国工人先于英国工人取得政权的可能性。而将来中国无产阶级的专政也决不意味着在万里长城的疆域内建设社会主义。学究式的和迂腐片面的标准或者过于近视的民族标准都不适用于我们的时代。世界的发展迫使俄国摆脱落后和亚细亚状态。离开这种发展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俄国未来的命运是无法理解的。 历次资产阶级革命既反对封建所有制，又反对地方割据主义。在解放旗帜上并排写着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西方人早已穿破这种童鞋了。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不仅突破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形式，而且冲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都已经成为束缚世界经济的桎梏。无产阶级革命既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反对世界经济的分裂状态。东方各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包含在这个世界过程之中，以后还会同这个过程汇合起来。建立民族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这样一个目的一般能够实现的话，意味着人类经济力量的大倒退。正因为如此，它是不能实现的。国际主义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经济事实的表现。正如过去的自由主义是民族的一样，社会主义是国际的。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要从世界分工出发，使国际间的货物交换和互相服务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 从来没有任何地方的一次革命完全符合革命参加者原来的想法，它也不可能做到这样。虽然如此，参加斗争的那些人的思想和目的却是革命的重要组成因素。这尤其适用于十月革命，因为过去革命者关于革命的设想，从来没有像1917年那样与事变的实际内容如此相近。 党在事变的高潮怎样设想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呢？党对它抱有什么希望呢？一部研究十月革命的著作如果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尽可能符合历史真实的回答，就仍然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逝去的岁月越是被新的利益争夺所模糊，这个问题所具有的意义也就越大。政策总是要到过去那里寻求支持的，如果它们不能得到自愿的支持，往往会用强力去谋取。现在苏联的官方政策是以“单独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为根据的。这种理论被说成似乎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传统观点。不仅共产国际的，而且几乎所有其他党的年轻一代，都是用这样一种信念教育出来的：成立苏维埃政权是为了在俄国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 历史事实同这种神话毫无共同之处。直到1917年，党从来没有容许过这样的思想，即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能比西方先取得胜利。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在彻底明朗的局势的压力下，党才第一次承认夺取政权的任务。这种承认虽然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章，但与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布尔什维克把孟什维克加在他们身上的要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建立“农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当作一种讽刺而坚决予以驳斥。对布尔什维克来说，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向西方革命的桥梁。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被宣布为本质上是国际性的。 这个根本问题只是在1924年才发生了转折。那时有人第一次宣布：不管人类的其他部分如何发展，只要帝国主义者不用武装干涉推翻苏维埃政权，在苏联国内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个新理论立即获得了回溯的效力。不肖徒辈宣称，如果党在1917年不相信在俄国能够建成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它就无权去夺取政权。共产国际在1926年正式谴责否认单独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人们，而且把这种谴责扩大到从1905年开始的整个过去的时期。 从此以后，有三种思想被宣布为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否认苏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资本主义包围中支持下去的可能性（武装干涉问题）；否认苏联用本国力量在本国境内克服城乡矛盾的可能性（经济落后问题和农民问题）；否认能够建成一个闭关自守的社会主义社会（世界分工问题）。按照新学派的说法，即使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用使“资产阶级中立”的办法就可以保障苏联不受侵犯。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合作必须认为是可靠的。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已经被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经济成就消除了。拒绝承认这三个论点，就是“托洛茨基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不兼容的一种学说。 在这里一部历史著作的任务就是要进行一种意识形态的复原工作：必须把一个政党的真正观点和目的从后来的政治积层中挖掘出来。尽管这些时期彼此相隔很短，这个任务却很像辨读在刮过的羊皮纸上重写的古书一般。因为不肖徒辈学派的手法并不总比7、8世纪的僧侣为了伪造神学而毁坏用羊皮纸和纸莎草纸写成经典著作手段高明。 总的说来，我们在这本书中[3]始终避免旁征博引，但是，鉴于任务重大，本文不得不向读者提供很多原文，而且要大量引用，以消除认为它们是被人为地挑选过的那种看法。必须让布尔什维主义用自己的语言说话，因为在斯大林官僚制度下，根本没有这种可能。 布尔什维克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政党。不过那时它看到自己当前的历史任务是推翻沙皇制度和建立民主制度。当时革命的主要内容是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社会主义革命被推到了非常遥远的未来，至少是不确定的未来。只有西方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这一革命才能实际上提上日程，这被认为是无可争辩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在反对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所得出的论点，是党的不可动摇的财富。由此就产生一种设想：如果民主革命在俄国具有宏伟的规模，它就能直接推动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将促使俄国无产阶级在以后迅速取得政权。即使按照这个最有利的方案进行，总的历史前途仍然没有改变，只是发展进程加速了、时间提前了。 正是按照这些观点的精神，列宁在1905年9月写道：“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正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最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4]令人奇怪，这段引文竟被斯大林用来证明1917年事变实际进程同党的过去预测完全相符。不过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党的干部当时被列宁的“四月提纲”弄得措手不及呢？ 实际上，按照旧的概念，只有在资产阶级革命范围内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才能开展起来。困难在于，农民在满足了自己所渴望的土地要求以后，就会失去支持一次新的革命的热情。由于在国内占明显的少数的俄国工人阶级不能用自己的单独力量夺取政权，所以列宁一贯认为，在西方无产阶级胜利以前，谈不上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在1905年写道：“现在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今天的农民的要求一得到满足，反动势力一被完全粉碎，民主共和制一争取到手，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将全部完结，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斗争就会开始。”[5]这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首先是指农民。 在这种条件下，“不断”革命的口号是从哪里来的呢？列宁的回答是：俄国革命家，由于具有许多欧洲革命前辈的经验，应该“向往”，能“空前完满地实现一切民主改造，实现我们的全部最低纲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时候……那时候革命的火焰将燃遍欧洲……欧洲工人也将奋起，并且向我们表明‘该怎么办’；那时候欧洲的革命高潮就会反过来影响俄国，使几个年头的革命时代变成几十个年头的革命时代”。[6]俄国革命的独立内容，即使它发展到最高限度，也不会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也只有西方革命才能为俄国无产阶级开辟一个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时代。直到1917年4月，这种观点在党内是完全有效的。 如果撇开成堆的插曲性的东西、论战中的种种夸大和一些个人错误，那么从1905到1917年间关于不断革命问题的争论的实质，并不是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能否建成民族的社会主义社会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1924年以前没有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到过——，而是在俄国仍然有可能进行真正能够解决土地问题的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为了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列宁在其四月提纲中修改了他早期观点的哪些部分呢？他连一分钟也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质的学说，以及落后的俄国只有在西方的直接协助下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但是，列宁在这里第一次宣布，正是由于本国条件落后，俄国无产阶级能够比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日掌握政权。 二月革命既无力解决土地问题，也无力解决民族问题。俄国的农民和各被压迫民族在争取实现民主任务的斗争中不能不支持十月革命。只是因为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无力完成他们的西方前辈已经实现的历史任务，俄国无产阶级才得到了比西方无产阶级早取得政权的机会。1905年布尔什维主义打算在完成民主任务以后才过渡到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而1917年却在没有完成民主任务的基础上产生了无产阶级专政。 俄国革命的复杂性质还不止于此。工人阶级取得了政权，就自然取消了“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之间的分界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但只是在这一条件之下！——民主任务不可避免地要发展成为社会主义任务，即使欧洲工人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我们“该怎么办”。 西方和东方之间的革命程序上的变化，尽管对俄国和全世界的命运都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性，但毕竟只有历史局限的意义。不论俄国革命向前跃进得多么远，它对世界革命的依赖性没有消除，甚至没有减少。民主改革转变为社会主义改革的可能性，是直接由国内条件的配合，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的。但是，归根结底，社会主义改造的界限要取决于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不论民族的冲力多大，它总不可能跳出这个星球。 共产国际在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时，特别大肆攻击这样一种观点：俄国无产阶级在执掌政权而得不到西方支持的情况下，“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即使认为历史的实验已经完全驳倒了这个预测（是由托洛茨基在1905年做出的，现在批评他的人中间，当时没有一个人赞同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即使如此，俄国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在内，当时都把农民看作是一个不可靠的、会叛卖的盟友，这一点仍然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布尔什维主义的真实传统与认为工农利益预先注定是协调的这种学说，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进行批判，在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民粹主义者的多年斗争中一直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 列宁在1905年写道：“俄国民主革命时代一旦成为过去，那时再说什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声音的统一’……就是可笑的了。”“农民是土地占有者阶级，他们在这个（争取社会主义。——托洛茨基注）斗争中，也会像资产阶级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一样地扮演叛卖的不稳定的角色。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社会主义，就是在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和任务问题上自欺欺人。”[7] 1905年，列宁在为自己拟订关于在革命进程中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的提纲中，用以下一段话论述了地主私有制消灭以后必然出现的形势：“无产阶级已经在进行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维护民族主义成果的斗争。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俄国无产阶级的支持，那么，这个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在这个阶段里，自由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加上一部分中农）组织反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加上欧洲无产阶级则组织革命。事业已经不是没有希望。第二次胜利将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欧洲的工人会告诉我们‘怎样干’，那时我们就与他们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8] 大约就在这几天，托洛茨基写道：“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这几句话后来被斯大林引用来证明“横在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托洛茨基的理论之间的鸿沟”[9]。而这些引文证明，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革命观点之间，当时尽管有无可怀疑的分歧，但恰恰在农民的“不稳定的”和“叛卖”的作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早在那个时候实质上就已经一致了。 列宁在1906年2月写道：“我们始终不渝地支持农民运动，但是我们应当记住，这是另一个阶级的运动，而不是那个能够实现并且定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的运动。”1906年4月，他又说：“俄国革命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取得胜利，但是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持胜利的果实……因为在一个小农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里，小商品生产者（包括农民在内）在无产者从争取自由走向争取社会主义的时候，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者……要防止复辟，俄国革命必须有非俄国的后备军，必须有外来的帮助。世界上有这样的后备军吗？有的，这就是西欧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10] 这些思想贯穿整个反动年代和战争年代，虽然有不同的表述，但没有根本改变。不必多举例子。党的革命观点在革命事变的烈火中应该得到最完整和最明确的表现。如果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家在革命前就已经倾向“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那么这一理论在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时期就必然会得到完满无缺的表现。事实真的是这样吗？1917年将作出回答。列宁在二月革命后启程回俄国时，在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写道：“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但它……能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战友——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11] 四月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列宁的决议指出：“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中的一个国家内，在大量小农居民中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12]虽然决议的开头这几句话坚持了党的理论传统，但它向新的道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它宣布：在农民国家的俄国不可能进行独立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决不给我们一种权利，拒绝不仅为了民主任务而且为了“采取若干实际上已经成熟的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骤”——如实行土地国有化、对银行实行监督等等——而夺取政权。[13]由于“在最发达的先进国家中……”已经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14]，这些反资本主义的措施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该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列宁在他的讲话中解释说：“只谈到俄国的情况，这是错误的……全世界的运动使我们面临社会革命，在这种条件下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将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个决议案所要分析的主要问题。”[15]显然，在列宁战胜了“老布尔什维克”的民主主义狭隘性以后，党在1917年4月所采取的新出发点，同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有天壤之别！ 从此以后，不论是在首都的还是在外省的党的任何组织中，我们都看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相同的提法：我们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必须记住，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它未来的命运将取决于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胜利。这种提法没有遭到任何人的反对，相反，它是大家一致承认的主张，是进行一切争论的前提。 有一位与列宁同乘“铅封车厢”回国的布尔什维克，名叫哈里东诺夫，曾在7月16日彼得格勒党代表会议上说过：“我们在到处讲，没有西方革命，我们的事业就会失败。”哈里东诺夫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党的中级鼓动人员。我们在那次代表会议的记录中还可以看到：“巴甫洛夫指出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总的看法，即俄国革命只有在只能设想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革命的支持之下，才能蓬勃发展。”那时千百个哈里东诺夫和巴甫洛夫都在发挥四月代表会议的这个基本思想。从来没有人想要反对或者修改这个观点。 7月底举行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把无产阶级专政定义为由工人和贫苦农民夺取政权。“只有这些阶级……才能促进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这个革命不仅应消灭战争，而且应消灭资本主义奴役制度。”[16]布哈林的报告所根据的思想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摆脱现存局势的唯一出路。“如果俄国革命在西方革命爆发以前取得胜利，我们就……必须点燃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大火。”当时斯大林被迫用十分相似的说法提出这个问题：“终究会有一天，工人阶级把贫苦农民阶层发动起来并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高举起工人革命的旗帜，开辟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纪元。”[17]8月初召开的莫斯科地区代表会议，使我们最好不过地看清楚党的思想实验库的情况。中央委员索柯里尼柯夫在解释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指导性报告中说：“必须说明，俄国革命一定要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否则，它就会被帝国主义消灭或者扼杀。”许多代表都表示了相同的看法。维托林说：“我们必须准备社会革命，它将推动西欧社会革命的发展。”代表别连基说：“如果在民族范围内解决问题，我们就没有出路。索柯里尼柯夫说得对，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国际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在俄国，社会主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但是，如果欧洲开始了革命，我们就跟着西欧走。”斯图科夫说：“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国际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的见解，是无可怀疑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才是可能的。” 全体代表都同意下列三个基本见解：如不推翻西方帝国主义，工人国家就站不住脚；在俄国社会主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实质上是国际性的。如果除了七、八年后被谴责为异端的这几个观点以外，党内还有目前被认为是正统的和传统的其他观点，它们就一定会在莫斯科代表会议上和在此前的党代表大会上得到反映。但是，不论是报告人还是辩论的参加者，或者是报刊文章，都没有一句话提到党内有一种同“托洛茨基”观点相对的布尔什维克观点。 在党代表大会以前召开的基辅全市代表会议上，报告人哥罗维茨说：“拯救我国革命的斗争只能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在我们面前摆着两个前途：如果革命胜利，我们就建立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否则，我们就会落入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在党代表大会以后，8月初，皮达可夫在基辅的另一次代表会议上说：“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断定：俄国无产阶级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因此，我们正在进入不断革命的阶段。”我们已经熟悉的那位哥罗维茨在评价皮达可夫的报告时说：“俄国革命的唯一救星是世界革命，它将为社会变革奠定基础。”也许，这两位报告人是代表少数吧？不，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没有人反对他们。在选举基辅委员会时，这两人得票最多。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后来被宣布为与布尔什维主义不兼容的那些观点，在全党的四月代表会议、七月党代表大会以及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的会议上，已经被阐述得清清楚楚，而且由表决所肯定了。不仅如此，党内没有一次发言可以解释为未来的单独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先声，就像在大卫王的圣诗中发现基督福音的预兆那样。 8月13日，党的中央机关报解释说：“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但它无论如何已经能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且能够（依现有的生产力和西方的形势而定）引导和改造经济生活，为劳动群众谋福利。革命在摆脱了资本主义政权的枷锁后，就会成为不断革命，即不停顿的革命。就会利用国家政权来废除而不是巩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革命在这条道路上的最后胜利就要取决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就是过去和现在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唯一现实的前途。”这篇文章是被囚禁在十字监狱里的托洛茨基写的。报纸的编辑是斯大林。在1917年以前，布尔什维克党内已经用“不断革命”这个术语来专指托洛茨基的观点，仅仅这样一件事，就已经说明了这段引文的意义。几年以后，斯大林宣称：“列宁生前一直是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斯大林本人无论如何没有反对过，因为发表这篇文章时，什么编者按语也没有加。 10天以后，托洛茨基又在这家报纸上写道：“对我们来说，国际主义……并不是抽象思想，而是直接指导行动的、有重大实践意义的原则。没有欧洲的革命，我们就不可能有巩固的、决定性的胜利。”斯大林又没有反对。并且，两天以后，他自己也照样说：“让他们（工人和士兵——托洛茨基注）知道，只有同西方工人结成联盟，只有动摇西方资本主义的基础，才能指望俄国革命的胜利！”[18]所谓“革命的胜利”不是指建成社会主义——这在那时还根本谈不上，而是指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 列宁在9月间说过：“资产者叫喊道，即使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俄国公社的失败，即无产阶级的失败也是必然的。”我们决不要被这些叫喊所吓倒。“俄国无产阶级一旦夺得政权，就完全有可能保持政权，并且使俄国一直坚持到西欧革命的胜利。”[19]革命的前途在这里说得非常明确：保持政权一直到欧洲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公式并不是仓促提出来的，因为列宁经常反复提到它。他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吗？》这篇纲领性文章里用这样几句话加以总结：“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让别人吓倒而能夺得政权，那么，地球上就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挡他们把政权保持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20]布尔什维克的右翼要求与妥协派联合，认为布尔什维克不能“单独”保持政权。列宁在11月1日即革命以后答复他们说：“他们说，我们不能单独保持政权，等等。但是，我们不是单独的，在我们面前有整个欧洲。我们必须开始。”从列宁同右翼的这次对话中，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在俄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甚至从来没有在争论双方的头脑中出现过。 约翰·里德谈到一个从罗马尼亚前线回来的士兵怎样在彼得格勒奥布霍夫工厂举行的一次大会上大声叫喊道：“我们一定要全力坚持到全世界各国人民起来并帮助我们的时候。”这个公式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由这位无名士兵或者里德想出来的。这是由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员灌输到群众中去的。这位从罗马尼亚前线回来的士兵所发出的呼声，就是党的呼声，就是十月革命的呼声。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用苏维埃政权名义向立宪会议提出的国家基本纲领）宣布，新制度的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使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获得胜利……苏维埃政权将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直到国际工人奋起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获得完全胜利”。直到今还没有正式宣告作废的列宁的这个《权利宣言》，把不断革命变成了苏维埃共和国的一条基本法律。 被囚禁在监狱中的罗莎·卢森堡正以热烈和羡慕的心情注视着布尔什维克的行动和言论，如果她发现其中有民族社会主义的一点影子，一定会立即提出警告。在那些日子里，她正在非常严厉地（基本上错误地）批评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但是她没有提出警告。下面是她关于党的总路线所说的话：“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政策中已经确定了坚决朝着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前进的方针，这一事实正好光辉地证明，他们具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坚定的原则性和豪迈的政治气魄。” 这些由列宁一天天加以发展的观点，这些由斯大林主编的中央机关报宣传过的观点，这些曾经鼓舞过许多大大小小的鼓动员的演说的观点，这些被遥远的前线士兵一再重复的观点，这些被罗莎·卢森堡认为是最有力地证明布尔什维克远大政治眼光的观点——正是这些观点在1926年遭到共产国际官僚的谴责。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的一项决议说：“托洛茨基及其同道在我国革命性质和前途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和我们党的观点、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这样，布尔什维主义的这帮不肖徒辈就抛弃了他们自己的过去。 如果1917年有人真正反对过不断革命论，那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妥协分子。米留可夫和唐恩揭露，“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幻想”是1905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齐赫泽在民主会议上致开幕词时大骂有人企图“用变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办法来扑灭资本主义战火”。10月13日，克伦斯基在预备国会上说：“现在，对于革命、民主和自由的全部果实来说，再没有比这样一些人更加危险的敌人了，这些人……在深化革命和变革命为不断的社会革命的幌子下，正在把群众引入迷途，而且看来已经把群众引入了迷途。”齐赫泽和克伦斯基都是布尔什维克的敌人，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是不断革命的敌人。 托洛茨基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即在取得政权的时候说过：“如果奋起的欧洲人民不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就会被打倒，这是肯定无疑的。不是俄国革命在西方掀起斗争的旋风，就是各国资本家扼杀我国的革命。”当时议席上有人插话说：“还有第三条道路！”也许这是斯大林的声音吧？不是，这是一个孟什维克的声音。布尔什维克发现“第三条道路”是若干年以后的事。 由于斯大林派的世界报刊无数次的反复宣传，各色各样的政界人士差不多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固定的看法：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意见分歧的基础是两种观念——一种观念的出发点是不仅能够支持下去，而且能够依靠俄国的内部力量建成社会主义；另一种观念则是把自己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欧洲的起义上。实际上这两种对立是在几年以后捏造出来的，捏造者没有花点力气使自己的发明哪怕表面上符合历史文件。当然，这殊非易事。所有布尔什维克在布列斯特时期都一致认为，如果欧洲不在最近的将来爆发革命，苏维埃共和国就注定要灭亡。有些人估计是几个星期的事，另一些人估计是几个月的事，但没人认为是几年的事。 布哈林在1918年1月28日写道：“俄国革命刚一开始……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就曾宣布：不是由俄国革命所发动的国际革命消灭战争和资本，就是国际资本扼杀俄国革命。”然而领导主张同德国进行革命战争的那一派的布哈林，没有把自己那一派的观点说成是全党观点吗？这样一种假定不管多么合情合理，却被文献驳得体无完肤。 1929年出版的从1917年到1918年初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尽管不完整并作了有倾向性的加工，但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宝贵的证据。“1918年1月11日会议。谢尔盖耶夫（阿尔乔姆）同志指出，所有发言人都同意这样的看法：在西方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有毁灭的危险。”谢尔盖耶夫拥护列宁的立场，赞成签订和约。没有一个人反驳谢尔盖耶夫。进行激烈争论的所有三个派别都竞相引用同一个共同的前提，没有世界革命，我们就无法脱离险境。 诚然，斯大林在争论中发出了一个特殊的声音。他主张必须签订单独和约的根据是：“西方没有革命运动，不存在革命运动的事实，而只存在潜在可能。但是我们不能依靠潜在可能。”他虽然离单独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还很远，但这些话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从本性上就对国际运动缺乏信心。“我们不能依靠潜在可能！”列宁立即表示“在某些部分”不同意斯大林的观点。他说，西方革命还没有开始，这是对的，“然而，假如由于这一点我们就改变我们的策略，我们就会成为国际社会主义的叛徒”[21]。如果说列宁主张立即单独媾和，这不是由于他不相信西方的革命运动，更不是由于他相信孤立的俄国革命的生存能力，因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坚持到总的社会主义革命出现，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签订和约。”[22]在列宁看来，布列斯特的意义就概括在“喘息时机”这个字眼里面。 记录证明，斯大林在列宁的警告以后，找了一个机会来纠正。“1918年2月23日会议。斯大林同志：我们也把赌注押在革命上，但你们指望在几个星期内，而我们指望在几个月。”斯大林在这里逐字逐句复述列宁的公式。中央委员会内部在世界革命问题上两派之间的距离是几星期与几个月之间的距离。 1918年3月，列宁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辩护时说：“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会灭亡，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灭亡的地方也许不在彼得格勒，不在莫斯科，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或许更远的地方，我们也许不得不迁到那里去……但不管怎么样，无论发生什么可能设想的情况，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就会灭亡。”[23]然而，这不仅是德国的问题。“国际帝国主义拥有雄厚的资本……它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共处……在这方面，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唤起国际革命。”[24]在通过的一项秘密决议中，我们看到：“代表大会认为，只有把已在俄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国际工人革命，才是这个革命能够巩固的最可靠的保证。”[25] 几天之后，列宁在苏维埃大会上作报告说：“世界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军，是不能并存的。”4月23日，他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议上说：“我们的落后使我们走在前面，而如果不能坚持到其他各国工人起来大力支持我们，我们就会灭亡。”[26]1918年5月间他写道：“我们必须（在帝国主义面前）甚至要退却到乌拉尔去，因为这是赢得时间等待西方革命成熟的唯一机会……”[27] 列宁很清楚，布列斯特谈判拖延下去将使和平条件更加苛刻，但他把国际革命任务置于“民族”任务之上。列宁在签订和约问题虽与托洛茨基有插曲性的意见分歧，但1918年6月28日他仍然在莫斯科工会会议上说：“布列斯特条约谈判开始的时候，托洛茨基同志向全世界进行了揭露……使敌对国家在战争期间爆发了规模巨大的革命运动，这难道不是我们实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吗？”[28]一星期之后，在人民委员会向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他又谈及这个问题：“通过我们以托洛茨基同志为首的布列斯特代表团……我们履行了对各国人民所负的义务。”[29]一年之后，列宁又提起这件事：“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当苏维埃政权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全世界的革命看得高于一切民族牺牲（不管这种牺牲是多么沉重）……”[30] 后来，当时间已从记忆里抹去了这种本来界限就不大明显的思想时，斯大林却问道：“托洛茨基的关于革命的俄国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的说法意味着什么呢？只能有一个意义，托洛茨基没有感觉到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31] 事实上，当时全党都一致确信“在保守的欧洲面前”苏维埃共和国不可能支持下去。但这只不过是在革命的俄国面前保守的欧洲不可能支持下去这种信念的反面而已。它通过一种消极的形式表现了对于俄国革命的国际力量的坚定信心。党基本上没有错。无论如何，保守的欧洲并没有原封不动地支持下来。德国的革命尽管被社会民主党出卖了，但仍有足够的力量去剪除鲁登道夫和霍夫曼的爪子。倘若没有这一行动，苏维埃共和国未必能免于灭亡。 即使在德国军国主义失败之后，对国际形势的总的估计并没有改变。1918年7月底，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的努力必然会导致世界革命”[32]，“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在一方面摆脱了同一个联盟的战争，立刻又在另一方面遭到帝国主义的进攻”[33]。8月间，正当国内战争在伏尔加河流域激烈进行而且有捷克斯洛伐克人参加作战的时候，列宁在莫斯科的一个群众大会上说：“我们的革命是作为世界革命而开始的……无产者群众将保证苏维埃共和国战胜捷克斯洛伐克人，并能支持到爆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为止。”一直坚持到西方爆发革命始终是党的公式。 就在那几天，列宁写信给美国工人说：“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其他队伍来援助我们之前，我们就好像守在被包围的碉堡里。”[34]11月，他表示得更加坚决：“世界历史……表明，把我们俄国的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冒险，而是必然，因为当时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不能取得胜利，英、法、美三国帝国主义就必然会扼杀俄国的独立和自由。”[35]用斯大林的话来说，列宁显然感觉不到“我们的革命的内部力量”。 革命的第一周年纪念日已经过去了。党有了足够的时间去进行观察。然而1919年3月列宁在向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再次宣称：“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织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36]在革命的第三周年纪念日，正值白匪溃败的时候，列宁又回忆并总结说：“如果在那天晚上有人对我们说，再过3年就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那是任何人甚至最乐观的人都不会相信的。那时我们知道，只有我们的事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我们的胜利才会巩固，因为我们在开始我们的事业时，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的。”[37]再也不能举出更加无可辩驳的证据了。十月革命的时候，“最乐观的人”不仅不敢梦想建成民族社会主义，而且也不相信在无直接外援的条件下能保卫住革命！“我们在开始我们的事业时，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的。”为了保证在3年的斗争中战胜敌人，无论是党或红军都不需要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神话。 世界形势比人们原先预期的要好。群众表现出为达到新的目的非常愿意作出牺牲。领导者在最初的和最困难的时期内巧妙地利用了帝国主义的种种矛盾。结果革命显示了比“最乐观的人”所预料的更大的稳定性。尽管知此，党仍旧全部保存着它以前的国际主义立场。 1918年1月，列宁解释道：“要是没有战争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全世界的资本家的联合，因为他们都会在共同对付我们的基础上团结起来。”[38]他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问道：“为什么在10月革命后……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中我们能够如此容易地节节取得胜利呢……只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暂时使我们得以避免帝国主义的侵害。”[39]4月，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之所以获得了喘息时机，只是因为西欧帝国主义的大厮杀还在进行，而在远东帝国主义的竞争日益激烈，仅仅由于这一点，苏维埃共和国才得以生存。”[40] 客观局势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凑合是不能永久的。1920年列宁说：“我们现在已由战争转向和平，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战争还会死灰复燃。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这是战争的延期。”[41] 这个初期的“喘息时机”之所以能够变成长期的不稳定均衡的时期，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各集团之间的斗争，也是由于国际革命运动。在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被迫放弃了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和波兰。反叛精神深入协约国军队，迫使法、英、美诸国政府撤出了在俄国南、北海岸的军队。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取得胜利，但是在其走向胜利的道路上在好几年当中保护了苏维埃国家。 1921年7月，列宁总结了当时的形势：“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均势，虽然极不可靠，极不确定，但社会主义共和国毕竟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生存下去了，——当然不是长期的。”[42]这样，过了几个星期到几个月，过了几个月到几年，党才逐步地接受了这样一种思想：工人国家能够在一定的时期内——“当然不是长期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和平地生存下去。 由以上引证的材料可以绝对无疑地推出一个并非不重要的结论：如果根据布尔什维克的总的信念，没有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苏维埃国家便不能维持长久，那么仅仅这一事实就实际上一笔勾销了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纲领，这个问题本身事先就被取消了。 然而，如果像不肖徒辈近年来企图辩解的那样，硬说党认为当时横在实现民族社会主义社会道路上的唯一障碍是资本主义的军队，那就完全错了。武装干涉的威胁当时实际上确实曾被提到了首位。但是战争危险本身只不过是各资本主义国家技术上和工业上的优势的最尖锐的表现而已。归根到底，问题还是在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孤立地位和落后状态。 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进行的有计划的、和谐的社会生产的组织。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还不是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它的法律前提而已。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不能同生产力问题分开，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生产力实质上是世界性的。单独一个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已经变得过分狭小，因此更加不能作为完备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舞台。此外，一个革命国家的落后状态，增加了它被拉回到资本主义去的危险。布尔什维克在拒绝孤立的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机械割裂开来的武装干涉问题，而是与社会主义的国际经济基础有关的问题之总和。 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说：“如果说俄国现在从‘提尔西特和约’走向——无疑它正在走向——国家兴盛……那么这种兴盛的出路并不是过渡到资产阶级国家，而是过渡到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二者必居其一：不是国际革命，就是退回到资本主义。没有民族社会主义容身之地。“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这取决于具有相当规模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何时开始。”[43] 同年4月，列宁在号召为实际工作而改造队伍时写道：“我们对西欧由于种种原因而迟迟尚未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给予多少重大的援助，全看我们对面临的组织任务解决得如何。”[44]进行经济建设的这一初步尝试立即被纳入了国际计划：这是“协助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而不是在东方建立一个独立自在的社会主义王国的问题。 针对临近的饥荒问题，列宁对莫斯科工人们说过：“我们……在自己的一切鼓动和宣传中……都要……说明：我们遭到的灾难，是国际性的灾难；要摆脱这个灾难，除了国际性的革命，没有其他出路。”[45]列宁说：要克服饥荒，需要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肖徒辈回答说：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只要单独一个国家的革命就够了。这两种意见真是有天壤之别！谁是对的呢？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忘记，尽管工业化取得了成就，饥荒至今尚未消除。 1918年12月，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用以下的一段话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正在变为历史的必然……这正在决定着世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每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在其他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形式，会使得在各国之间建立最密切的经济关系，在生产方面实行国际分工，最后，使得组织国际经济管理机关成为可能。”国家高级机构所举行的一次研究纯粹实际问题如煤炭、木材、糖萝卜等的代表大会，竟然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决议，这就再好不过地证明，在那个时期不断革命的前途紧紧地支配着党的意识。 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一本再版了多次的党的教科书《共产主义ABC》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只有作为世界革命才能胜利……在工人在一个国家获得胜利的情况下，经济建设是非常困难的……为了共产主义的胜利，必须有世界革命。” 布哈林在一本由党印行了好几次，而且译成了多种外文的通俗小册子中，又以同样的观点写道：“在俄国无产阶级面前空前尖锐地提出了国际革命的问题……俄国的不断革命将发展为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 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的一本有名的著作《电气化》是由列宁编辑并作序出版的，在列宁非常热情地介绍给读者的其中的一章中说：“俄国无产阶级从来不想建立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在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优势的情况下，在一定的程度上接近这样一种国家，是可以设想的；它在同外界隔绝的情况下，寻求巩固它的被新技术和新经济变得极不稳定了的经济形式。”无疑是经列宁之手的这些精彩的话，清清楚楚地说明了不肖徒辈最近的演变！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规定超出民族斗争阶段的社会主义总任务是：“估计到建立统一的、由各国无产阶级按总计划调整的完整的世界经济的趋势，这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会继续发展而臻于完善。”[46]对这个继承下来的和进步的趋势来说，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念是个反动。 产生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是不相同、不一样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相对抗的。俄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取得政权的事实，决不意味着它将第一个走到社会主义。引起十月革命的那种矛盾的发展不平衡状态，并没有随着十月革命的完成而消失，它只为第一个工人国家奠定了基础。 1918年3月，列宁说：“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47]这个观点贯穿在列宁历年的讲话和文章中。同年5月他说：“我们的革命是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而西欧的革命是开始困难，继续比较容易。”[48]12月，列宁面对一群最难以把眼界扩展到国境以外的农民听众又发挥了同样的思想：“在那里（西方）向社会主义过渡……会比我国进展得迅速些，实现得容易些……由于同全世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结成联盟，俄国劳动农民……定会克服重重困难。”[49]1919年他又说：“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50]1920年4月27日，列宁又坚持说：“俄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却要比欧洲各国困难。我还在1918年初就指出了这个情况，此后两年来的经验也完全证实了这种看法是正确的。”[51] 历史上各时代的文化水平各不相同。要超越过去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无需几百年，只要几十年就够了。1918年4月29日，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即使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会更成熟一些，也未必能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52]约两年之后，在农业公社的代表大会上，他把时间推得更远了：“现在我们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希望我们的儿辈或者孙辈能把这种制度建成就好了。”[53]俄国工人比其他国家工人上路要早，但到达目的地要比他们迟。这不是悲观主义，而是历史的现实主义。 1918年5月，列宁写道：“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54]他又通两个国家的对比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最明显地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另一方而是政治条件。”[55]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中，未来社会的因素可以说是分散的。把这些因素汇集和互相结合起来，这便是构成世界革命的一系列民族革命的任务。 列宁预先嘲笑了苏维埃经济自给自足的观念。1920年12月他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只要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紧挨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孤立的地区，那种认为我国经济完全可以独立……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56]1922年3月27日，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发出警告说，我们面临着“俄国和国际市场举行的一场考试，我们受制于这个市场，同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一次严峻的考试，因为在这场考试中人家可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击败我们。”[57] 现在，共产国际竟然把社会主义经济依赖世界经济的思想，看成是“反革命的”——社会主义不能依赖资本主义，不肖徒辈聪明得忘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以世界分工为基础，这种分工只有在社会主义下才能得到最高度的发展。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内经济建设，无论其本身如何重要，终归是残缺的、狭隘的和矛盾的，它不能达到一个和谐的新社会的高度。 1922年，托洛茨基写道：“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之后才有可能。”这些话竟然成了起诉书，然而当时它们却表述了全党的共同思想。1919年列宁说过：“建设工作完全要看革命是否在欧洲最主要国家中迅速取得胜利。只有这个胜利之后，我们才能认真地抓建设事业。”这些话不是说明对俄国革命缺乏信心，而是说明深信世界革命即将来到。而现在，当苏联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后，“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是在国际基础上才有可能的这种说法仍然是正确的。 党也以同样的观点来观察农业集体化问题。无产阶级如不通过一系列的过渡阶段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便不能建成新社会，因为农民在人口中占相当大的一部分，而在好多国家中占绝大部分，而且在全世界也占很大的多数。一切问题当中的这个最困难的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取决于工农业之间的量和质的对比关系。城市越是能够卓有成效地使农民的经济和文化繁荣起来，农民就会越自觉自愿地和成功地走上集体化的道路。 然而，有没有足够的工业来改造农村呢？列宁又把这个问题推到了国境之外。他在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说：“就世界范围而论，这种工业是有的，世界上有些国家是拥有能够立刻向亿万落后的农民提供产品的先进大工业的。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作出自己的估计的。”[58]俄国的工农业之间的对比关系比西方国家的要不相适应得多，这种关系至今仍是在某些时刻威胁着苏维埃制度的稳定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基础。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看出，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决不是以在民族疆界之内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念为基础的。只有嘲弄苏维埃政权的孟什维克才会把这样的计划强加在它身上。在布尔什维克看来，因经济破坏和内战而不得不实行的斯巴达式制度的未来命运，直接取决于西方革命的发展。1919年1月，正值军事共产主义处在高潮的时候，列宁说道：我们“仍然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共产主义粮食政策的原则，并把这些原则坚决贯彻下去，直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彻底胜利”[59]列宁和全党都错了。我们不得不修改粮食政策。现在可以断定，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后的头两三年内欧洲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退向新经济政策的道路仍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如果回顾一下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初阶段，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军事共产主义的方法及其幻想，同不断革命的前途是多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三年内战结束时所发生的深刻的内部危机，意味着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党和无产阶级之间有发生直接破裂的危险。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审查苏维埃政权所采用的方法。列宁解释说：“我们必须在经济上满足中农的要求，实行流转自由，否则，在国际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要在俄国保住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60]但是，在采取新经济政策时，国内任务和国际任务之间的联系会不会根本破裂呢？ 列宁在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写的提纲中对那时正在开始的阶段作了一个总的估计：“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俄国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就是在实践中考验和检验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对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策。”[61]他对新经济政策范围所下的定义本身就把一国社会主义问题一笔勾销了。 在讨论和制定经济新方法的那些日子里，列宁为自己所写的那些话，也具有同样的教育意义：“只要在10—20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日益发展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62]目标确定了，这就是要使我们自己适应于一个新的更长的时期，这个时期是西方革命成熟所必需的。在这个意义上，而且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才表示确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63] 说在这里国际革命的思想根本没有改变，还嫌不够；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思想表现得更加深刻更加清楚了。列宁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解释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地位时说：“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在几十年中形成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只有在这个阶级相当成熟的国家里，才能够从资本主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讲话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都一再强调说，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绝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及时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 “另一个条件，就是……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 “……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64]问题的一切的因素在这里都集合为一点。同农民的联盟是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本身所必需的；但它不能代替国际革命，只有国际革命能够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 在同一个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因革命推迟而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维埃共和国》这一报告。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报告的是加米涅夫。他像在谈一个毫无争议的问题那样说：“我们从来没有为自己提出过要在一个孤立的国家内建成共产主义制度的任务。然而我们处于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即我们必须保持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即被资本主义关系从四面八方包围着的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我们能否解决这个任务呢？我认为这是个学究式的问题。对于这种提法的问题是无法回答的。问题应是这样的：在目前关系之下怎样保持住苏维埃政权，并且一直保持到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起来援助我们的时刻？”报告人的提纲无疑不止一次地征求过列宁的意见，如果加米涅夫的思想同布尔什维主义传统有矛盾，大会怎么会不提出抗议呢？怎么竟没有一个代表指出加米涅夫在关于革命的最根本的问题上发挥了一些与布尔什维主义观点“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呢？怎么整个党内竟没有一个人发现这是异端邪说呢？ 斯大林说：“列宁认为革命首先要从俄国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中间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却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力量。”[65]对于这种观念，正如对许多其他的对立观念一样，列宁事先就作了回答。1918年5月14日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说：“我们一直说，我们没有忘记俄国工人阶级比国际无产阶级的其他队伍要弱一些……我们应该坚守自己的岗位，直到我们的同盟者——国际无产阶级到来。”[66]在十月革命3周年的时候，列宁肯定地说：“我们的希望是寄托在国际革命上的，而这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我们始终强调说，在一个国家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事业是不可能的。”[67]1921年2月列宁在服装工业工人代表大会上说：“我们就经常地，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指出，我们根本的、主要的任务和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就是至少要把革命扩展到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中去。”[68]不，列宁已经被他顽固地一心想要在世界舞台上“汲取”力量的事实弄得够声名狼藉的了，是不可能替他洗刷干净的。 正如托洛茨基被弄得同列宁对立起来一样，列宁自己也被弄得同马克思对立起来，而且也是用同样的根据。马克思曾经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将在法国开始，而只能在英国完成，据斯大林的解释，这是因为马克思还不知道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实际上，马克思拿开始革命的国家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进行对比的这种预测，完全是以不平衡发展规律为根据的。列宁是不允许在大问题上含糊其辞的，他自己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在革命的国际性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发表过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的意见。恰恰相反，列宁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如果“形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不同了”[69]，那仅仅在于各国的历史换位方面：事变的进程赋予了俄国无产阶级以“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革命将如何继续发展：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70] 有人又从国家的威望的观点中拿出一个论据来说服我们。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否认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就会“使我们的国家威信扫地”。仅仅这一句在马克思主义者听来非常刺耳的话，就暴露了与布尔什维主义传统决裂的深度。列宁所害怕的不是“威信扫地”，而是民族的盲目自信。1918年4月在莫斯科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列宁教导说：“我们是工人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一支部队，我们所以走在前面，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国家的工人能干……而仅仅是因为我国曾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而且我们只有同世界各国的工人一道才能取得胜利。”[71] 号召作清醒的自我评价，成了列宁的许多讲话的主题。1918年6月4日他说：“这个革命决不是由于俄国无产阶级的特殊功劳，而是由于历史事变的总进程造成的，这些历史事变遵照历史的意志暂时把俄国无产阶级推到第一位，使它暂时成为世界革命的先锋队。”[72]1918年7月23日，他在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说：“俄国无产阶级在世界工人运动中所以起了先导的作用，并不是因为我国的经济发达。恰恰相反，是因为俄国落后……俄国无产阶级……清楚地看到，全世界或某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联合发动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前提。”[73]十月革命自然不仅是由俄国的落后引起的，这一点列宁很清楚。他是故意言过其词。 国民经济委员会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专门设立的机关，1918年5月26日列宁在其代表大会上说：“我们并没有闭目不看这件事实：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在一个国家内全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即使这个国家远不像俄国这样落后。”[74]这里，他好像预见到了未来的官僚主义盲目自信的议论一样，所以解释说：“那也丝毫不会使我们悲观失望，因为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困难任务。”[75] 11月8日列宁在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说：“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一个国家内取得完全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们俄国还算不上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76]列宁不仅否认俄国有权利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而且故意规定俄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只占次等的地位。把我国搞得“威信扫地”，这是多大的罪过呀！ 1919年3月，在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告诫那些太性急的人说：“我们积累了在一个存在着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特殊关系的国家里实行摧毁资本主义的最初步骤的实际经验。如此而已。如果我们硬装成青蛙，一个劲儿地憋气，鼓肚子，我们就将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成为纯粹的吹牛家。”[77]这些也许会使得有的人感到难为情吧？1919年5月19日，列宁说道：“只有所有的或至少几个最主要的先进国家都进行革命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最后胜利，难道有哪一个布尔什维克在什么时候否认过这一点吗？”[78]1920年11月，在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上，他又提醒说：布尔什维克既不承诺也不梦想“用俄国一国的力量来改造全世界……我们从来没有这种狂想，我们总是说，我们的革命只有在得到全世界工人支持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79] 他在1922年初写道：“我们连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也没有建设完成。仇视我们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势力还有可能把这夺回去。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产生错觉（和冲昏头脑，特别是在极高的地方）更危险的了。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也决不会使人有正当的理由可以有一丝一毫的灰心失望，因为我们向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80] 两年多以后，斯大林要求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抛弃马克思主义。根据什么呢？根据是当时马克思还不知道发展不平衡规律，也就是说，还不知道自然界和社会的最基本的辩证规律。据斯大林说，似乎是列宁根据帝国主义的经验第一次“发现了”这个不平衡规律，可是，列宁却顽固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条最起码的真理”，那么关于他该说什么呢？我们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 根据共产国际的判决书，“托洛茨基主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从这样一个论点出发，即我国的革命本身（！）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仅仅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号、推动力和出发点”，民族主义的蜕化，在这里被纯粹的烦琐哲学掩盖起来了。十月革命“本身”是不存在的。如果没有欧洲以往的全部历史，十月革命是不可能的；它如果不在欧洲及全世界继续发展，又是没有希望的。“俄国革命仅仅是国际革命链条中的一环。”（列宁语）它的力量恰好在于不肖徒辈认为是使它“威信扫地”之处。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它不是一个自满自足的整体，而是一个“信号”、“推动力”、“出发点”、“环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它才获得了社会主义性质。 1918年1月，列宁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当然，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但存在其他可能，即“某个国家的某个地方实际行动起来的活榜样的作用……正是这点使各国劳动群众感到振奋”[81]。7月，他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的迫切任务……就是保持住这个社会主义的火炬，继续使它尽可能地迸发出更多的火花，促使社会主义革命熊熊烈火烧得更旺。”[82]一个月以后，在一个工人大会上说：“（欧洲）革命在逐渐成熟……我们必须把苏维埃政权保持到西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错误应当成为西欧无产阶级的教训。”[83]几天之后，在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说：“俄国革命只是一个榜样，只是一系列革命的第一步。”[84]1919年3月在党代表大会上说：“俄国革命实质上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演习。”[85]不是“独立自在”的革命，而是一个火炬，一个教训，只是一个榜样，只是第一步，只是一个环节！不是独立的一出戏，而只是一次总演习！多么固执无情地使之“威信扫地”啊！ 但是列宁甚至不停留在这里。1918年11月8日他说：“假如我们突然被消灭了……我们不会掩盖错误，我们有权利说，我们已经把命运给予我们的时间完全用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了。”[86]在思想方法上和政治心理上，这与那些自认为是地球的永恒中心的不肖徒辈的盲目自满态度相距多么遥远！ 在根本的问题上撒谎（假如政治利益又迫使你坚持这种谎言），会导致无数的其他错误，而且逐渐改变你的思想。1926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我们党没有权利欺骗工人阶级，它就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就会使我们党放弃政权，使我们党由执政党的地位转到在野党的地位。”[87]共产国际在决议中完全接受了这个观点，说“反对派否认这种可能性（单独一国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是否认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前提”不是世界经济的总的状况，不是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不是俄国各阶级的相互关系，而是预先提供的可以在单独一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保证！ 对不肖徒辈在1926年秋提出的这个目的论的论据，可以拿我们在1905年春驳斥孟什维克时所持的理由来回答。“一旦阶级斗争的客观发展，使得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某个时刻面临选择——要么担负起执掌国家政权的权利和义务，要么放弃自己的阶级立场，社会民主党会把夺取政权当作自己当前的任务。它这样做的时候丝毫也不会漠视更深刻的客观发展过程，生产增长和集中的过程，但是它说，既然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发展进程的阶级斗争逻辑，在资产阶级完成其经济使命以前就把无产阶级推向专政……这只不过是表示历史已经把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加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也许无产阶级会在这场斗争中搞得筋疲力尽，也许会被斗争的重担所压倒。但无产阶级不能因为害怕阶级解体、害怕全国陷入野蛮状态，而拒绝这些任务。”对此我们现在不能作任何补充。 1918年5月列宁写道：“如果说我们既然承认我国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称，‘因而’就不应该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所谓的‘套中人’，就是这样推断的，他们忘记了，‘相称’是永远不会有的，在自然界发展中，也和在社会发展中一样，这样的相称都是不可能有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些不相称的毛病——才能从一切国家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88]要克服国际革命的困难，不能依靠消极适应，拒绝政权，一国坐等普遍起义，而应依靠积极行动，克服各种矛盾，依靠斗争的推动和扩大斗争的范围。 如果把不肖徒辈的历史哲学真当一回事，则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应当事先知道：他们将要抵御众多的敌人，将要由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建立他们自己的民族社会主义，总之，在夺取政权之前，它们就应当算得清清楚楚，准保赚钱。可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同这种迷信的讽刺画风马牛不相及。 1919年3月列宁在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我们往往不得不摸索前进……当我们回顾过去时，这个事实最惹人注目。但甚至在1917年10月10日解决夺取政权问题的时候，这也丝毫没有使我们动摇过。我们没有怀疑：我们必须，用托洛茨基同志的话来说，进行试验，做实验。我们从事的是世界上谁也没有这样大规模进行过的事业。”[89]接下来又说：“好像进行一场最伟大的革命竟可以预先知道怎样把它进行到底似的！好像这种知识可以从书本上得来似的！不，我们的解决办法只能从群众的经验中产生。”[90] 布尔什维克没有寻求过肯定俄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信念，他们无需这种信念，即使有了这种信念也没有什么用处，这种信念是同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学到一切相矛盾的。列宁反对考茨基时写道：“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是唯一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不是建筑在害怕世界革命的怯懦心理上面，不是建筑在‘不相信’世界革命的市侩心理上面”，布尔什维克“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91]运用这样的策略，自然不能预先指出一条绝对不犯错误的康庄大道，更不能保证民族范围内的胜利。但是，当时布尔什维克知道，危险是革命的因素，正如危险是战争的因素一样。他们睁开眼睛去迎接危险。 列宁把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敢于冒战争危险的态度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的榜样，同时痛骂了这样一些社会主义者，他们“除非取得了容易获胜的‘保证’，就不敢开始战斗……对于这样考虑问题的国际社会主义的吹牛拍马之徒，资产阶级道德的奴仆，应当给予3倍的鄙视。”大家知道，列宁气愤起来是不择字眼的。 斯大林再三问道：“如果国际革命竟来迟了，那又怎么办呢？我国革命有没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呢？托洛茨基认为没有任何光明的前途。”[92]不肖徒辈要求俄国无产阶级享有历史特权，即它应当有一条现成的阳关大道摆在面前，可以不中断地朝社会主义迈进，而不管世界上其他人发生什么事情。可惜历史没有准备好这样的阳关大道。列宁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说：“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外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93] 但即使这样，俄国革命也不是徒劳的。1919年5月，列宁在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说：“即使明天帝国主义者把布尔什维克政权推翻，我们一点也不会为我们夺取政权而后悔。任何一个……觉悟工人都不会为这一点而后悔，都不会怀疑我们的革命毕竟是胜利了的。”[94]因为列宁仅仅是从在斗争和发展的国际继承性的角度来看待胜利的。“新社会……是抽象的东西，它只有通过建立这种或那种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完善的具体尝试，才能获得有血有肉的躯体。”把“社会主义国家”和“新社会”截然分开，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对立起来，这就是不肖徒辈的书报大量歪曲列宁文章的秘诀。 在夺取政权后的第五年年末，列宁非常简要地解释了布尔什维克战略的意义。“当初国际革命是由我们来开头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我们相信我们能使国际革命的发展提前，而是因为有许多客观情况使我们这样做。我们曾这样想：或者是国际革命将会援助我们，那我们的胜利就有充分的保证；或者是我们将做自己的一份小小的革命工作，即使遭到失败，我们为革命事业仍然尽了力量，我们的经验可供其他国家的革命借鉴。我们懂得，没有国际上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要么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尽管有这种想法，我们还是尽力而为，做到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苏维埃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刚胜利的时候以及在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期，都一再表示了这种信念。这样想总的说来是正确的。”[95]时间流逝，事态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出乎原来的料想，但是基本取向仍然没有改变。 对于这些话还能添加些什么呢？“我们开始了……国际革命”，布尔什维克当时认为，如果西方不“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我们非失败不可”。但即使如此，夺取政权仍然是正确的，因为其他人可以从失败者的经验当中吸取教训。“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国际革命。”列宁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阐述了这些浸透着国际主义的思想。当时有谁反驳过他吗？有谁暗示过民族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吗？没有任何人说过任何话！ 5年以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与此恰恰相反的思想。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思想了：如果“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则我们党就应当“由执政党的地位转到在野党的地位”。[96]在夺取政权以前应该事先有成功的保证：这种保证只能到民族条件中去寻求；应该有可以在农民的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于是，即使对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信心，我们也能够安之若素地过下去。这些逻辑链条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打布尔什维主义传统的耳光！ 为了掩盖与过去决裂，斯大林学派便力图利用看来还相当合适的列宁的一些文字。1915年写的《论欧洲联邦》一文顺便提到，每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应当夺取政权并着手社会主义建设，而不必等待别人。如果在这几行无可置疑的文字背后隐藏着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那么在以后几年里列宁怎么会这样把它根本忘记了，而且老是固执地同它矛盾呢？不过既然已经拥有直接证据，那就无需求助于间接推理了。同年，即1915年，列宁起草的纲领提要准确而又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说：“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把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便点燃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第二个任务现在已非常接近第一个任务，但它仍然是另一个任务，是第二个任务，因为这里牵涉到同俄国无产阶级实行合作的不同阶级：在实现第一个任务时，合作者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在实现第二个任务时，合作者是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97]不能要求说得再明确了。 引证列宁的第二个尝试也没有得到更好的根据。他的一篇未完成的论合作社的文章说，在苏维埃共和国内我们拥有“必须而且足够的一切”[98]，以便无需新的革命就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原文说得十分清楚，这里说的是政治和法律前提。作者没有忘记提醒缺乏生产和文化前提。总之，列宁曾多次表示过这个思想。他在同一时期，即1923年初的一篇论文中写道：“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我们已经具有这样做的政治前提。”[99]在这里以及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列宁的出发点都是：西方无产阶级将同俄国无产阶级一道而且率先走向社会主义。论合作社的那篇文章根本没有暗示苏维埃共和国可以不通过世界社会主义中的对抗性的革命发展过程，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和谐地建立它自己的民族社会主义。甚至被写进了共产国际纲领的这两段引文，早已在我们的《纲领批判》[100]中解释清楚了，我们的论敌一次也没有企图替他们的歪曲和错误做辩护。不过，辩护也是毫无用处的。 列宁在1923年3月，即在他的创造活动的最后时期写道：“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极小农的生产条件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101]我们又看到，时间流逝，事变的情况改变了，但政策的国际主义基础仍然没有动摇。对于国际革命的信心——按照斯大林的话说，是所谓“对于俄国革命的内部力量缺乏信心”——一直伴随着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直至去世。只有将列宁放进陵墓之后，不肖徒辈才有可能把他的观点民族主义化。 由于世界分工，由于不同国家发展的不平衡，由于经济的相互依赖，由于各国文化在各个方面的不平衡，由于当代生产力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制度只有通过经济螺旋体系，通过把各别国家的各种内部的不协调交给许多国家来共同解决，通过各国间的互相服务以及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部门的相互补充，才能建立起来——这就是说，归根到底只有在世界舞台上才能建立起来。 1903年通过的旧党纲是以如下几句话开始的：“交换的发展在文明世界各国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因此伟大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一定会成为国际的运动。”[102]无产阶级为临近的社会革命进行的准备工作，被规定为“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但是，“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走向这一（共同）目的的道路上，必须各自提出不同的最近的任务”[103]。在俄国，推翻沙皇制度就是这样的任务。所以，民主革命预先就被认定是走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民族阶段。 这一观念也是夺取政权后所通过的新党纲的基础。在经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讨论党纲草案时，米柳亭提议把列宁的方案修改一下。他说：“我提议在谈‘业已开始的社会革命纪元’的那个地方加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字样……我认为这无需说明理由……我们的社会革命只有作为国际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它不能单在俄国取得胜利，而让资产阶级制度仍然存在于周围的各个国家中……我提议为避免误会，把这一点加上去。”主席斯维尔德洛夫说：“列宁同志接受这条修正，所以就无须付表决了。”[104]这类议会技术上的小插曲（“无须说明理由”和“无须付表决”），就驳斥了不肖徒辈篡改的历史，这也许比精心的研究论文更具说服力！同我们前面引证过的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以及其他数以千百计的人们一样，米柳亭不久以后谴责自己的观点为”托洛茨基主义“，这丝毫没有改变事物的性质。历史的洪流比人类的脊梁更加有力。涨潮把一代代的政治人物推上来，而退潮又把他们席卷而去。但另一方面，思想，即使在其载体在肉体上或精神上死去以后，仍然能够存在下去。 一年以后，在通过新党纲的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列宁和波德别尔斯基之间的鲜明对话中这个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这位莫斯科代表抗议在十月革命之后仍然用未来时来谈社会革命。列宁说：“纲领有一段谈到了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这一点也受到了波德别尔斯基同志的攻击……这种论据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的纲领指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革命。”[105]党的历史真没有给不肖徒辈留下任何阴暗的藏身之所！ 在1921年通过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纲领中，这个问题又以一种特别通俗而简单的形式提了出来。其中一条说：“俄国虽然具有丰富的天然资源，然而在工业上仍然是一个落后国家，其中小资产阶级农民占多数。它只有通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到达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力量资源的革命发展时代。”这个纲领当时经过政治局批准，参加会议的不仅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而且还有斯大林，1926年秋，当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把拒绝承认一国社会主义算作该死的罪行时，它仍然保持着全部效力。 最近两年来，不肖徒辈不得不把列宁时代的许多纲领性文件收进档案库。他们把自己的一个七拼八凑的新文件叫作《共产国际纲领》。如果说列宁的“俄国”纲领中讲的是国际革命，那么不肖徒辈在国际纲领中讲的却是“俄国”社会主义。 与过去的决裂，这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公开暴露出来，并且是怎样暴露出来的呢？这个历史日期是不难指出的，因为它是同斯大林生平中的一个转折点一致的。还在1924年4月，即在列宁逝世后3个月，斯大林还在谨慎地讲述党的传统观点。他在《列宁主义问题》中写道：“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斯大林以下面的话来总括他对这些思想的阐述：“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论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106] 同年秋天，在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影响之下，忽然发现：俄国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国家，如果不是武装干涉的妨碍，它能够靠本国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在同一著作新版中写道：“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引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107]能够而且应当！只是要“完全保障国家免除外国武装干涉……至少必须有几个国家内革命获得胜利”[108]。宣布让世界无产阶级担任边防军角色的这个新观念的时候，也是以同样的话语结束的：“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在一年当中，斯大林竟把关于社会主义根本问题的两种直接对立的观点硬栽在列宁身上。 在1927年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托洛茨基谈到斯大林的这两种矛盾的见解说：“可以说是斯大林犯了一个错误，后来他自己纠正了。但是他怎么能够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犯这样一个错误呢？假使真的是列宁在1915年就已提出了在单独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本不是这样），假使真的列宁后来只不过是巩固和发展了这个观点而已（根本不是这样），那么试问：列宁在世的时候，在列宁生活的最后时期中，对于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斯大林怎么会持表现在他1924年的引文中的那种见解呢？看来，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斯大林一直是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只是到1924年之后才变了样。要是斯大林能够在他自己的文章中哪怕找出一段话来证明他在1924年以前曾说过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那就好了。但他找不出来！”这个挑战至今没有得到回答。 不过不应当夸大斯大林所完成的转变有什么深度。正如在战争问题、对待临时政府问题或民族问通上一样，斯大林有两种立场：一种是独立的，有机的，并不总是说出来的，至少从来没有彻底说出来的；另一种则是有条件的，口头上的，从列宁那里剽窃来的。难以设想，在同属一党的两人之间，在关于革命观念的根本问题上以及在政治心理上，有比斯大林同列宁之间更深刻的鸿沟了。现在，斯大林的机会主义本性被他依靠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一事实所掩盖了。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斯大林在1917年3月所持的独立立场。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成功之后，他给党提出的任务是“制止资产阶级离去”，即实际上要阻止无产阶级革命。而如果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了，那同他无关。同所有官僚一起，斯大林拿既成事实作为自己立足的基础。既然有了无产阶级专政，也就应当有社会主义。斯大林把孟什维克反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据翻转过来，用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去对抗国际革命。由于他从来没有彻底思考过任何原则问题，所以他不能不觉得他的想法“实质上”就同1924年秋天的想法一样。由于从来不同党内意见相左，所以他不能不觉得“实质上”党同他的想法是一样的。 起初这种张冠李戴的现象是无意识的。问题不在于歪曲捏造，而在于意识形态上的换毛。然而一国社会主义这种教义越是要起来对付武装精良的批判，就越需要机关的有组织的主要是外科手术的干涉。民族社会主义理论以命令形式颁布了。它是用反证的办法加以证明的，即逮捕那些不同意它的人。同时也开辟了系统篡改党的历史的时代。党的历史变成了刮后重写的羊皮书。刮羊皮的勾当至今仍在继续，而且越来越肆无忌惮。 然而决定性因素既不是镇压，也不是伪造。同官僚们的地位和利益相一致的新观点的胜利，依靠的是暂时性的但却非常有力的客观情况。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有了可能在国际和国内政策方面起革命前任何人都无法估计到的更大的作用。这个孤立的工人国家不仅在无数敌人的包围中屹立着，而且在经济上已经抬起头来。这一有力的事实构成了年青一代的社会舆论，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历史地思考，也就是说，还没有学会比较和预测。 欧洲资产阶级在上次战争中吃够了苦头，不会轻易发动新的战争。对革命后果的恐惧，到现在为止还麻痹着种种武装干涉的计划。但是恐惧的因素是不稳定的。革命的威胁还没有变成革命本身。一个危险如果迟迟不出现，便会失去它的作用。同时，工人国家和帝国主义世界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在日趋表面化。近来的种种事变已经雄辩地说明：使世界资产阶级“中立化”，直到社会主义制度完成为止的这种希望，已经被现在的当权派抛弃了：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变成了自身的反面。 在这些和平年代所取得的工业上的成就，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计划经济的无比优越性。这一事实与革命的国际性毫无矛盾之处：如果各单独国家没有准备好社会主义的元素和基地，社会主义就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反对民族社会主义理论的人恰恰是实施工业化、计划原则、五年计划以及集体化的主角，这绝不是偶然的。拉柯夫斯基以及成千的其他布尔什维克，由于为实现一个大胆的经济创举而斗争，正在遭受数年的流放和监禁。可是另一方面，也是他们首先起来反对过高地估计已经取得的成绩，反对民族的自满自足。反之，那些顾虑重重和目光短浅的“实践家”，以前认为落后的俄国的无产阶级不能夺取政权，而既得政权之后又否认实现大规模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可能性，后来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他们把出于自己意料之外的已获得的成就简单地倍乘出一连串的五年计划来，以乘法表来取代历史远景，这便是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 事实上，目前苏维埃经济的增长仍然是一个对抗的过程。经济的成就虽然加强了工人国家，但决不会自动导致一个和谐社会的建立。相反，它们正在准备孤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矛盾在更高基础上的尖锐化。同过去一样，农村的俄国需要一个与城市的欧洲共同的工业计划。世界分工超出于单独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上，而且用命令的方式指出它前进的道路。十月革命没有把俄国排除出人类其他部分发展之外，反而使俄国同它们更密切地联系起来了。俄国既不是未开化之邦，但也不是社会主义的乐土。它是我们这个过渡时代的过渡性最强的国家。“俄国革命只不过是国际革命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世界经济的现状使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资本主义离无产阶级革命，比苏联离社会主义要近得多。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命运，是同西方和东方解放运动的命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但这个大问题需要单独研究。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郑异凡译自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
2卷《十月革命》，柏林1933年俄文版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33页。 [3] 指《俄国革命史》。 [4] 《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223页。 [5] 同上书，第11卷第113页。 [6] 同上书，第10卷第12页。 [7] 同上书，第11卷第69、120页。 [8] 同上书，第12卷第142页。 [9]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8页。 [10] 《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37页。 [11] 同上书，第29卷第91页。 [12] 同上书，第29卷第442页。 [13] 同上书，第29卷第443页。 [14] 同上书，第29卷第445页。 [15] 同上书，第29卷第445页。 [16]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一分册第482页。 [17]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66页。 [18] 同上书，第3卷第239—240页。 [19]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79页。 [20] 同上书，第32卷第324页。 [21] 同上书，第33卷第260页。 [22] 同上书，第33卷第261页。 [23] 同上书，第34卷第12页。 [24] 同上书，第34卷第6页。 [25] 同上书，第34卷第33页。 [26] 同上书，第34卷第219页。 [27] 同上书，第34卷第270页。 [28] 同上书，第34卷第427页。 [29] 同上书，第34卷第461页。 [30] 同上书，第36卷第121页。 [31]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5页。 [32]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8页。 [33] 同上书，第35卷第12页。 [34] 同上书，第35卷第63页。 [35] 同上书，第35卷第186—188页。 [36] 同上书，第36卷第126页。 [37] 同上书，第40卷第1—2页。 [38] 同上书，第33卷第328页。 [39] 同上书，第34卷第6页。 [40] 同上书，第34卷第233页。 [41] 同上书，第40卷第78页。 [42] 同上书，第42卷第2页。 [43] 同上书，第34卷第44—45页。 [44] 同上书，第34卷第153页。 [45] 同上书，第34卷第413页。 [46] 同上书，第39卷第162—163页。（译本引用有误，现已根据《列宁全集》第2版改正。——录入者注。） [47] 同上书，第34卷第3—4页。 [48] 同上书，第34卷第343页。 [49] 同上书，第35卷第358页。 [50] 同上书，第36卷第293—294页。 [51] 同上书，第39卷第43—44页。 [52] 同上书，第34卷第243页。 [53] 同上书，第37卷第367页。 [54] 同上书，第34卷第285页。 [55] 同上书，第34卷第279—280页。 [56] 同上书，第40卷第135页。 [57] 同上书，第43卷第82页。 [58] 同上书，第42卷第129—130页。 [59] 同上书，第35卷第412页。 [60] 同上书，第41卷第62页。 [61] 同上书，第42卷第4页。 [62] 同上书，第41卷第378页。 [63] 同上书，第43卷第302页。 [64] 同上书，第41卷第50—51页。 [65]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8页。 [66]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18页。 [67] 同上书，第40卷第3页。 [68] 同上书，第40卷第319页。 [69] 同上书，第33卷第287页。 [70]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79页。译文作了订正。 [71]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19页。 [72] 同上书，第34卷第370页。 [73] 同上书，第34卷第498页。 [74] 同上书，第34卷第357页。 [75] 同上书，第34卷第357页。 [76] 同上书，第35卷第150页。 [77] 同上书，第36卷第163—164页。 [78] 同上书，第36卷第325页。 [79] 同上书，第40卷第450页。 [80] 同上书，第42卷第450页。 [81] 同上书，第33卷第278页。 [82] 同上书，第35卷第8页。 [83] 同上书，第35卷第70页。 [84] 同上书，第35卷第77页。 [85] 同上书，第36卷第125页。 [86] 同上书，第35卷第153页。 [87]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页。 [88]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85页。 [89] 同上书，第36卷第125页。 [90] 同上书，第36卷第127页。 [91] 同上书，第35卷第294页。 [92]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8页。 [93]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8页。 [94] 同上书，第36卷第354页。 [95] 同上书，第42卷第39—40页。 [96]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页。 [97]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54页。 [98] 同上书，第43卷第362页。 [99] 同上书，第391页。 [100] 指《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见《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 [101]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89页。 [102]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35页。 [103] 同上书，第37页。 [104] 《联共（布）代表大会代表会议速记记录。第七次代表大会》，莫斯科1928年版第169页。 [105]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59页。 [106]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0—61页、第6卷第95—96页。 [107] 同上书，第60—61页、第6卷第95页。 [108]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