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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观念
（《不断革命》德、英文版序言）
托洛茨基
(1930.3.29)
现在，当本书的外文版付印的时候，国际工人阶级中整个善于思考的部分，在一定的意义上，整个“文明的”人类，都怀着极其强烈的兴趣倾听对前沙皇大部分疆域内目前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变的反响。在这一方面农民经济的集体化问题引起了最大的注意。这是毫不足怪的，在这一领域同过去的决裂特别具有掠夺的性质。但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一个总的观念，要对集体化作出正确评价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在这里再一次，但已是在更高的水平上确认，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领域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同实践活动无关的。遥远的，似乎是“抽象的”意见分歧，只要是经过彻底的周密思考的，它们早晚要在实践中表现出来，而实践是不会原谅任何理论错误的。
农民经济的集体化自然是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的和根本的部分。但是集体化的规模和速度并不仅仅决定于政府的意志，而是归根到底决定于经济因素：国家经济水平的高度，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还有农业本身的技术力量。
工业化是整个最新文化的推动力，因而也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的可以设想的基础。在苏联的条件下，工业化首先意味着加强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它也为农业集体化创造物质技术前提。这两个进程的速度是相互依赖的。无产阶级希望这两个进程有更高的速度，因为这样就能使建设中的新社会防止外部的危险，创造不断提高劳动群众的物质水平的源泉。
然而，可以达到的速度是受国家总的物质和文化水平限制的，受城乡相互关系和群众的最迫切需要限制的，群众只会[b]在一定限度内[/b]才会为明天而牺牲今天。最适当，即最好的、最有利的速度是这样一种速度，它不仅能使工业和集体化在一定时期得到迅速发展，而且能保障专政的社会制度有必要的稳定性，即首先加强工农联盟，从而准备好今后取得成就的可能性。
从这一观点看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党和国家领导有计划地指导经济发展的总的历史标准。这里有两种基本方案：1.在国际无产阶级取得进一步胜利以前在单独一国从经济上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上述方针（左翼反对派的观点）2.建立一个孤立的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方针，并且是“在最短的历史时期之内”（目前官方的观点）。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归根到底互相对立的社会主义理论观念。从这里产生了不同的战略和不同的策略。
在本序言范围内我们不可能重新来论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我们在别的著作，包括《共产国际纲领批判》中已论述过这一问题。我们在这里仅限于问题的最基本方面。首先提一下，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斯大林在1924年秋第一次提出的，这不仅同马克思主义整个传统，同列宁学派，而且同斯大林本人在同年春天所写的东西完全矛盾。就原则深度而言，斯大林“学派”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其意义和彻底性一点也不亚于1914年秋，即斯大林转变的10年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战争和爱国主义问题上同马克思主义的决裂。这一对比并不带偶然性质。斯大林的“错误”，正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错误”一样，都是[b]民族社会主义[/b]。
马克思主义所依据的世界经济不是各民族部分的总和，而是由在目前时代专横地统治着各民族市场的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所建立起来的强有力的独立的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早就发展得越过了民族界限。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一事实的表现之一。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技术方面应代表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阶段。如果把建立闭关自守的民族社会主义社会作为目标，尽管能暂时取得成就，也意味着把生产力拉回到比资本主义还落后的境地。不顾构成世界整体的一部分的国家发展的地理、文化和历史条件，而企图在民族市场内实现各经济部门独立自在的比例，那就意味着追求一种反动的乌托邦。如果说这种理论的预言家和拥护者还参加国际的革命斗争（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是另一个问题），那是因为他们作为不可救药的折衷主义者把抽象的国际主义同反动的乌托邦民族社会主义机械地结合在一起了。这种折衷主义最完备地体现就是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
为了清楚地揭示作为民族社会主义观念基础的主要理论错误之一，引用不久前公布的斯大林就美国共产党内部问题发表的讲话是最好不过的了，斯大林在反对共产党的一个派别时说：“不考虑美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点是不对的。共产党在其工作中应考虑到这种特殊点。但是把共产党的活动建立在这些特殊点之上，那就更不对了，因为任何一个共产党，其中包括美国共产党，应作为其立足基础的活动的基础，是基本上[b]对所有国家都一样的[/b]资本主义的共同点，而不是该国的特殊点。[b]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的[/b]。特殊点只不过是共同点的补充。”（《布尔什维克》1930年第1期第8页，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这几句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斯大林在为国际主义提供经济根据的外衣下实际上是为民族社会主义提供根据。说世界经济似乎是同一类型的民族部分的简单总和，这是不正确的。说特殊点似乎“只是共同点的[b]补充[/b]”，犹如脸上的赘疣，也是不对的。实际上民族特点乃是世界进程的诸基本点的特殊结合。这种特殊点在许多年中会对革命战略具有决定性意义。只要提一下下列事实就够了：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比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好多年取得了政权。单单这一历史教训就已表明，同斯大林所说的相反，把共产党的活动建立在某些“共同点”上,即抽象的民族资本主义类型上，是完全不正确的。认为“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的，是根本错误的。实际上，它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已站不住脚这一点上的,民族国家早已过时，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民族资本主义不仅不可能进行改造，并且只能把它看作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不能有别的理解。
不同国家的经济特点决不是次要的：只要把英国同印度,美国同巴西作一比较就够了。但是不管民族经济的特殊点有多大，它们正在成为，并且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叫作世界经济的更高的现实的组成部分，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归根到底是建立在这种世界经济之上的。
斯大林把民族特点说成是对共同类型的简单“补充”，这种说法是同斯大林对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规律的理解（即不理解）极其矛盾的，并且这种矛盾不是偶然的。众所周知，这一规律被斯大林宣布为根本的、最重要的、万能的规律。斯大林企图借助于已被他变成抽象概念的不平衡发展规律揭示生活中所有的谜。但是令人惊异的是，他这样做的时候没有看到，[b]民族特点也就是历史发展不平衡的最共同的，可以说是最终的产物[/b]。只要需要正确理解这种不平衡性，从其整体上进行考察，也把它扩展到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中去。生产力较快或较慢发展；各历史时代，例如中世纪、行会制度、开明专制制度、议会制度等扩展或相反地缩小的性质；不同的经济部门、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社会机构、文化的不同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所有这一切都是民族“特点”的基础。民族社会型式的特点是其形成的不平衡性的集中表现。
十月革命是作为历史进程不平衡性的所有表现中最宏伟的表现。预言了十月变革的不断革命论依据的就是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不过不是该规律的抽象形式而是其物质形态，即俄国社会和政治特点的表现。
斯大林拿起不平衡发展规律不是为了及时预见到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是为了事后，在1924年，把建立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强加于已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但是这恰好同不平衡发展规律完全无关，因为它既没有代替，也没有废除世界经济的规律，相反地，是从属于世界经济的规律的。
斯大林把不平衡发展规律偶像化，宣称它是民族社会主义的充分根据，但这种民族主义不是典型的，即所有国家共同的，而是例外的、本民族救世主义的、纯俄罗斯的。按照斯大林的看法，只有俄国可以建成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他就把俄国的民族特点不仅置于资本主义民族“共同点”之上，而且也是置于整个世界经济之上。正是在这里暴露了整个斯大林观念的致命点。苏联的特点是如此强有力，可以让它在其疆界之内建成自己的社会主义，而不管人类其它部分发生什么情况。至于没有打上本民族救世主义印记的其它国家，那么它们的特点只不过是对共同点的“补充”，只不过是脸上的赘疣。斯大林教训说：“把共产党的活动建立在这些特殊点之上是不对的。”这条教训适用于美国、英国、南非和塞尔维亚共产党，但……不适用于俄国共产党，它的活动不是建立在“共同点”，而是建立在“特殊点”上的。由此产生了共产国际的充满两面性的战略：在苏联“正在消灭阶级”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所有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则完全不顾现实的民族条件，必须按照日历（8月1日、3月6日、等等）同时行动。救世主的民族主义是以官僚的抽象的国际主义作为补充的。这种两面性贯穿于共产国际的整个纲领，使它失去了任何原则意义。
如果把英国和印度当作截然相反的资本主义类型来看，那就不能不看到，英国和印度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决不是建立在条件、任务和方法的等同上，而是建立在它们不可分割的相互依靠上。印度解放运动的胜利要求有英国的革命运动，反之亦然。无论印度也好，英国也好，都不能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它们两者都应当作为一个部分加入更高级的整体。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不可动摇的基础就是建立在并且只建立在这一点上。
最近，1930年3月8日，《真理报》重新解释斯大林的倒霉理论，大意是说，“社会主义作为社会经济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的一定制度，“在苏联的民族范围内”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在防止资本主义包围的干涉的保障意义上的社会主义[b]最终[/b]胜利则是另一回事”，社会主义的这种最后胜利“确实要求无产阶级革命在几个先进国家取得胜利”。在列宁党的中央机关报上摆出学识渊博的架式，阐述此类毫无价值的经院哲学，这要理论思想堕落到何等深的程度才干得出来！假如说，在苏联孤立的范围内有一分钟可能实现作为完备的社会体系的社会主义，那么这也就是“最终胜利”，因为在这以后还谈得上什么干涉呢?社会主义的前提是高度的技术、高度的文化和居民的高度团结一致。由于苏联到最终建成社会主义之时，可以设想将至少有两亿，甚至两亿五千万人口，试问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干涉可言呢?在这种条件下，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它们的联盟妄想进行干涉呢?唯一可以想象的干涉只会来自苏联。但有这种干涉的必要吗?未必。一个落后国家靠自己的力量在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样板将意味着对世界资本主义的致命打击，也会使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付的代价即使不是等于零，也要减至最低限度。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的全部观念实际上在导致取消共产国际。如果社会主义的命运最终取决于……苏联的国家计划委员会，那么共产国际实际上还会有什么历史作用呢?在这种情况下，同臭名远扬的“苏联之友协会”一道，共产国际的任务就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防止干涉，即实质上归结为扮演边防军的角色。
我们提到的那篇文章用最新的经济论据来证明斯大林观念的正确性，《真理报》写道：“……正是在目前，在社会主义型的生产关系不仅在工业中，，而且通过日益增长的国营农场，通过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得到巨大发展的集体化运动和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作为阶级的富农，也在农业中越来越深地扎下根的时候，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失败主义的可悲破产就看得更清楚了，这种失败主义实质上意味着‘孟什维主义地否定十月革命的合理性’(斯大林语)。”《真理报》1930年3月8日)
这段话真是妙不可言，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掩盖着张惶失措思想的那种放肆语调。作者同斯大林一道指责“托洛茨基观念”“否定十月革命的合理性”。但是本文作者恰恰依据这一观念，即不断革命论，在十月革命实现以前13年[b]预言过[/b]十月革命的[b]必然性[/b]。而斯大林呢?甚至在二月革命后，即十月变革前7一8个月，他的行动仍然象个庸俗的革命民主派，，要到列宁到达彼得格勒(1917年4月3日)并对当时被他大大嘲笑的妄自尊大的“老布尔什维克”展开无情斗争之后，斯大林才小心翼翼地、不声不响地从民主主义立场爬上社会主义立场。打从对俄国无产阶级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开始之前夺取政权的“合理性”作出论证以来已过去12年了，斯大林的这种内心“转变”，无论如何也不早于这第十二个年头，并且这种“转变”从来也没有进行到底。
但是在提出十月革命的理论预告的时候，我们决不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之后会把原沙皇帝国排除出世界经济范围之外。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知道国家政权的作用和意义。它决不是经济进程的消极反映，象资产阶级国家社会民主党奴仆实际上
所作的宿命论描述那样。政权可以有巨大的意义，既有进步的，也有反动的意义，这要取决于哪个阶级掌握政权。但是国家政权毕竟是上层建筑的一种工具。政权从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之手转入无产阶级手中，这既没有废除世界经济的进程，也没有废除世界经济的规律。诚然，十月革命后一段时期内苏联同世界市场的经济联系削弱了。但是，这一现象仅仅是辨证过程中的一个短暂阶段，如果把它普遍化，那是极大的错误。国际分工和现代生产力的超民族性质不仅保持其意义，并且随着苏联经济的高涨，其意义将双倍、十倍地增长。
进入资本主义的每一个落后国家都经历过不同的阶段，有时减少，有时增加对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但是总的说来，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是世界联系的巨大增长，这表现于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额，其中当然也包括用资本进行的交易。英国对印度的依赖当然同印度对英国的依赖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但是，这种区别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它们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差异，而不是它们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程度。印度是殖民地，而英国是宗主国。但是，如果现在对因果实行经济封锁，那么它要比印度更快地毁灭。顺便说说，这也就是世界经济现实的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明。
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根据[b]作为分析的一个阶段[/b]仍保持其全部意义的《资本论》第二卷的抽象公式来说，而是就历史实际而言——是，也不能不是通过不断扩大其基础的办法来实现的。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从而也是在同自身内部矛盾的斗争中，每一个民族资本主义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求助于“外部市场”即世界经济的潜力。从资本主义不断的内部危机中产生出来的不可遏止的扩张，构成它的进步力量，直到成为它的致命力量为止。
十月革命从旧俄继承下来的，除了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外，还有整个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形式之间的同样深刻的内部矛盾。这些矛盾过去和现在都具有物质的性质，也就是说，它们是基于城乡之间的物质关系、不同工业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一定比例或比例失调等等之上的。这些矛盾中某些矛盾直接植根于国家的地理和人口条件之中，也就是说，某些矛盾是由这些或那些自然资源的丰富或贫乏、历史形成的人口的分布情况等等造成的。苏联经济的力量在于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对它的计划领导。苏联经济的弱点，除了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落后以外，是它目前那种十月革命后所处的孤立状态，也就是说，不仅不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也不能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即在对落后国家起决定性作用的正常国际信贷和一般“提供资金”的基础上，利用世界经济的资源。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前的矛盾不仅没有自行消失，反而从衰落和破坏的假死状态中复苏过来，随同苏联经济的发展而活跃和加剧，为了克服或哪怕是缓和这些矛盾，每走一步都要求运用世界市场的资源。
要想理解在被十月变革唤醒而进入新生活的广阔领土上目前所发生的事情，必须清楚地看到，除了由于目前经济成就而复活的旧矛盾外，又加上了新的最强有力的矛盾：苏联工业的集中性质同苏联经济的孤立状态之间的矛盾，工业的集中性质为空前的发展速度提供了可能，而孤立状态又排除了正常利用世界经济资源的可能性。旧矛盾加上新矛盾，造成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令人痛苦的困难。这些困难最直接最沉重地表现在每个工人和农民时刻都感觉得到的这样一个事实上，即劳动群众的状况并没有随着经济的普遍高涨而得到改善，反而由于现在粮食困难的增长而恶化。苏联经济的尖锐危机说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不适应于民族市场，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协调一致。换句话说，苏联的经济危机不仅是成长中的毛病，某种小儿病，而且是一种极端严重的病症，这就是受国际市场的紧紧牵制，我们同此国际市场的关系，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从属于它，同它联结在一起，我们脱离不了它”。（1922年3月27日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
然而决不能由此得出否认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的结论，这是可耻的市侩结论。国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可能是同时的行动。政治上层建筑——而革命属于“上层建筑”——有自己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权威地干预世界经济进程，但并不废除其较为深刻的规律性。十月革命作为[b]世界革命的第一个阶段[/b]是“合理的”，而世界革命必然要延续几十年。第一阶段同第二阶段之间的间隔要比我们所预期的长久得多。但它仍然是个间隔，而决没有变成建立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独立自在的时代。
从两种革命观众产生了经济问题上的两条指导路线。最初取得的经济成就是完全出乎斯大林的意料的，它促使斯大林在1924年秋提出单独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以加强建立鼓励的民族经济的实际远景。正是在这一时期布哈林提出其著名的公式，说用对外贸易垄断制同世界经济隔绝之后，我们“哪怕用乌龟速度”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是中派和右派联盟的共同公式。就在这时候，斯大林不停地证明，我国工业化的速度是我们的“内部事务”，同世界经济毫无关系。然而，这种民族的自满自足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它仅仅是经济恢复的第一个阶段，很短的一个阶段的反映，但是经济的恢复也必然恢复我们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国际依赖的第一个冲击，出乎民族社会主义者预料的冲击，造成了不安，而在县一阶段不安又变成了惊惶失措。要借助于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尽快速度去尽快地取得自身的经济“独立性”！——这就是民族社会主义最近两年经济政策所发生的变化。舍本逐末的做法被代之以全线的冒险主义。这两者的理论基础是一模一样的：民族社会主义观念。
如上所述，基本困难来自客观形势，首先来自苏联的孤立状态。我们在这里且不谈这种客观形势在多大程度上是领导的主观错误造成的（1923年在德国、1924年在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1926年在英国和波兰、1925-1927年在中国的错误政策，目前的“第三时期”错误战略，等等）。但是苏联经济上的最激烈痉挛是下列情况造成的：现领导企图把贫困变成一种德行，并从工人国家的孤立状态中引申出经济上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纲领。由此产生了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农具的基础上实行农民经济全盘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企图，而这是极端危险的冒险主义，它有使无产阶级同农民合作的可能性遭到破坏的危险。
妙不可言的是，正是在这种危险表现非常尖锐之时，布哈林这位昨日“乌龟速度”的理论家却为今日工业化和集体化的“狂奔”编写赞歌。值得担心的是，这首赞美歌很快会被宣布为最大的异端。因为现在已出现另一种曲调。受经济实体抵制的影响，斯大林不得不发出收兵号。现在的危险在于，昨天由惊惶失措引起的冒险主义进攻也许会变成惊惶失措的退却。这种阶段的变换交替不可抗拒地来自民族社会主义的本性。
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的现实主义纲领既不能把达到离世界经济而“独立”当作目标，更不能把在“最短期间”建成民族社会主义社会当作目标。任务不在于达到抽象的最高速度，而在于达到最适当的速度，即由国内和世界经济条件决定的速度，它将加强无产阶级阵地，准备好未来国际社会主义社会的[b]民族因素[/b]，同时并且首先系统地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加强它同农村非剥削群众的联盟。在整个准备时期，也就是直到各先进国家胜利的革命使苏联摆脱目前的孤立状态为止，其前景都是如此。
这里谈到的某些思想在作者的其它著作，包括《共产国际纲领批判》中有较详尽的发挥。我们打算最近出一本专门评述苏联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的小册子。我们不得不让希望进一步了解今天关于不断革命问题的提法的读者去看这些著作。但是我们希望，以上看法已足以揭示近年来所进行的原则斗争现在正以两种对立的理论的形式进行着，这就是[b]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b]和[b]不断革命[/b]。只有问题的这种现实意义才能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把这样一本书呈献给外国读者，这本书的很大一部分是批判地复述革命前的预见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理论争论的。当然，也可以采用另一种形式来说明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但是，这种形式不是作者创造。甚至要了解科学中最抽象的数学的真理，最好也同其发现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对于较为具体的，即受历史制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的真理，情况就更是这样了。我们认为，同脱离由以产生的战斗环境对政治思维作课堂式的和经院式的讲述比起来，在革命前俄国的条件下革命预见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能够引导读者更接近、更具体地认识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
写于1930年3月29日译自《反对派公报》（巴黎俄文版）第12-13期（1930年6-7月）第30-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