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致索斯诺夫斯基

致索斯诺夫斯基[1]

托洛茨基

　　……对您那封论述农村政策的长信，我将在不久之后作出回答。我认为，对既成形势的估计，我同您并无分歧。顺便提一句，绝妙的是现在人们已把全副精力倾注在同所谓“偏激”进行斗争上。反对极左偏激的斗争已经开展了好些年——人们似乎已百分之百给自己保了险，可是只要你稍一动弹，极左偏激马上就来了，真是叫人惊叹不置。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广东的形势就是这样：五年来人们一直告诫，说造成不幸最根本的历史因素，乃是“不断革命”。在广东，共产党稍一摆脱国民党的压迫，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代表立即成了犯下“不断革命”原罪的人。原来是又偏激了。执行者当然有罪，然而执行者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您知道，我偶然发现在16世纪的俄国文件中，对当时人们经常改变信仰的解释是“精神偏激”。我很喜欢这个说法。按照16世纪这条经久不衰的理论，以偏激精神教育出来的人总是偏激的。不过，对于减轻偏激者的罪过还要补充一句，他们是出乎意料地大难临头了。为了解释当前反对偏激而发出的警告，应当注意那些本能的、发自肺腑的深刻反击。这是一次自下而上的，而且还将自下而上的反击。因为除了偏激者这种几乎远离现实的任务之外——他们今天在这里，明天又在哪里——世界上还有脚踏实地、扎根现实的人，他们比偏激这更为可靠。在他们当中，正在出现，而且今后还将继续出现自发的或联合的反击。应当让其他脚踏实地、扎根现实的人也起来同他们对抗，为此应当……等等。
　　您读过科列奇卡·巴拉鲍尔金[2]谈反对派和分析我国困难的那篇报告吗？这是一篇货真价实的正统玩意儿。他认为，按照我和您的观点，富农的淫威是导致我国“技术经济落后”的直接结果。直到“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西欧无产阶级”来帮助我们之前，我们要反对这种淫威是无能为力的。这样说来，按我和您的观点，无论粮食收购陷入困境，还是它落入持戴季陶观点即否认积极存在的人手中，科列奇卡·巴拉鲍尔金都没有丝毫过错。这一切的原因——依然以我们的观点看——是大自然的规律和经济落后的规律。可是与此相反，科列奇卡·巴拉鲍尔金到大庭广众中去宣称：“别相信我，同胞们，我有罪，我是贼。”如果他没有逐字逐句讲出这句话，那么从他整个深思熟虑的理论中就无法得出任何别的结论。
　　我还想问问，您可否向我解释一下什么叫“自我批评口号”，什么是自我批评？是不是应照字面意义理解这句话，即对自己进行批评？抑或从精神实质的角度去理解它，即批评领导的可能性？如果以后者作为准则，那么就不会有任何口号，因为并不缺乏批评的愿望和批评的需要。可以说，问题就在于有无可能性。所以，“口号”不应当是“自我批评”的，而是可能取缔偏激者。这些偏激者必定把自我批评下降一个层次，而每个层次又有自己的偏激分子，归根到底，所以只是改变一下位置而已。要谈这个题目，话就长了。
　　我还想起几个偏激分子，那个善于写报告颂扬宪法之益同时又贬责宪法之弊的五等文官别列德里亚金，正是这类人物中的典型。这几天，我将谢德林的《五花八门的信件》读了一遍。写得太清楚了！正因为这是一部天才的讽刺作品，所以尽管过了一个世纪，仍不失其锋芒。
　　春天似乎已真正在我们这儿立稳了脚跟，细数起来，这大约是第五次春天了。遗憾的是，春天既使果园鲜花盛开，同时又带来疟疾流行，粮食而且简直就是所有食品都非常紧张。记得我曾写信告诉过您，我们到这里以后，面粉价格每普特一直在八至十卢布。今天据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说，市场上面粉价格是每普特25卢布。近日地方报纸称：“城里留言猖獗，说粮食告罄，然而却有无数运粮搭车来来往往”。粮车却如人们所言，来来往往。不过在留言猖獗的同时，疟疾也大为猖獗，而粮食情况却不大妙……“
　　至于健康状况，纳塔·伊万[3]和我都明显是染上了疟疾。不过，一般说来我还能工作下去。

（1928年5月5日）

[1] 本信系首席发表。信上角有手书附笔：“大概是写信给索斯诺夫斯基的” 。

[2] 科列奇卡·巴拉鲍尔金即尼·伊·布哈林。

[3] 纳塔利娅·伊万诺夫娜·谢多娃（1882—1962），托洛茨基的第二个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