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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
托洛茨基
（1926年12月9日）
同志们！首先我想请求你们不要限制我的时间。议程上的问题就像围绕着轴心一样在围绕着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打圈子。一位青年同志很随便地数了一下在这个大厅里反对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发言人的名单（而这个名单还是不完全的），其中有布哈林、库西宁、特伦、佩珀、伯尔契、施特恩、布兰特、雷梅勒，更不用说斯大林同志的长达三小时的报告了。
这个行将结束的争论别致得很。今年1月，我们中央委员会发出的告各兄弟党书说：
“联共（布）中央完全一致地认为，把有关俄国问题的争论带到共产国际的队伍中去是不适宜的。”
可见，这样的国际性争论从没有正式进行过，至少我们没有参加过。这里有人想用对托洛茨基的起诉书来了结这一场没有正式公开过的争论。
托洛茨基主义理论是认为地制造出来的，是违反我的意图、我的信念和我的真正观点的。为了向你们证明，我并不是那个强加在我身上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政治责任编辑，请你们让我的时间不受限制（至少两个小时）。
（给托洛茨基同志一个小时）
同志们，我要就这个重要的问题发言，尽管在我们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几天可以看到这样一篇社论，其中把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这里作了发言的事实解释为派别活动的企图。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共产国际扩大执行委员会根据里泽同志关于让联共（布）反对派代表发言的建议作出的决议，完全是按照另一种精神起草和通过的。台尔曼和埃而科利同志的发言也完全是另一种味道，今天宣读的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心也没有说我们发言就是破坏我们10月16日的声明。不，不是如此。如果中央委员会作了这样的声明，我就不会向主席团请求发言了。中央固然说过，我们的发言可能促使派别斗争恢复起来，但中央让我们自己对此作出抉择。中央的声明提到，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我甚至不顾直率的建议而拒绝发言，理由是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已经就当是争论的问题表示了意见。同志们，可是我应该就此提到一个事实，即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决议中正是责备我不愿意发言。在这个决议中说，我以似是而非的理由而不向共产国际的最高机关说明自己的观点。
如果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我声明说，我们的发言不是申诉，那么我们只是想以此表示一个完全并确的思想，第一，我们不提出任何决议案，其次，由于和问题牵涉到我们的意图和行动，因此我们尽力使我们表达的思想不致推动共产国际内同情我们的同志走上派别斗争的道路，而是相反地，促使他们放弃派别活动。说我们的发言本身似乎就是违背10月16日我们所承担的义务，这是不正确的，因为10月16日承担的义务和中央对此的回答，使我们完全能够用正常的党章规定的办法来坚持自己的思想。
同志们，我已经说了，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是争论的轴心。我们尊敬的主席把问题说成这样，似乎我在争论中有个人突出的野心，这是对我的曲解。情况完全不是如此。这里谈的是政治问题，而决非个人问题。而且我已经说过了，这个政治问题同我个人、同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是违反我的意愿的，是完全错误的、人为的，但这不是被我，而是被那些批评我们观点的同志联系在一起的。
斯大林同志的报告，至少是前半部分（因为可惜我所能看到的只是今天《真理报》上刊登的前半部分），我认为是一个通篇指责反对派犯托洛茨基主义错误的报告。这个指责所依据的是从几十年的政治活动和新闻活动中抓到的引证，这是企图用种种诡辩的逻辑从早已为事件进程解决了的旧争论中吸取现成的答案，来应付今天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崭新阶段上我们和整个共产国际所面临的问题。这一套人工设计三番五次依据的事实是，我在我的政治生活中，在我多年的政治活动中站在布尔什维克党之外，而在某些时期激烈地反对过党和反对过列宁的极为重要的观点。在我这方面曾有过错误！单是我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当然是没有“条件”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在纲领、策略、组织和党籍方面是不许有什么条件的）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证明，过去那些使我和布尔什维主义分开的东西已经留在党外了。
（雷梅勒的喊声：“怎么把那样的东西留在党外呢！”）
当然，同志们，这不能按照雷梅勒同志那样从表面意思上来理解。我的意思是说，意见出入和意见分歧已经由我在政治生活的进程中，根据政治生活的经验加以消除了，在我入党以前，我的活动中的非布尔什维克的因素就被事实以及来自事实的思想经验克服了的。当然，我不完全愿意承认雷梅勒同志（和其它一切人）有权自命为优秀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性更强的共产主义者，要知道问题不在这里。对我的政治生活道路负责的是我一个人。党只是把我当作自己的党员看待，我也只是用这样的称号从这个讲台上辩护一定的思想。
当我在布尔什维克党外的时期，意见分歧是相当严重的。且只说一些主要方面，这些分歧牵涉到对俄国社会内部的阶级关系，从而对最近革命的前途和它从民主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可能性所作的具体估计。关于所谓不断革命的和问题是与此有联系的。另一方面，意见分歧牵涉到建党的方法和道路以及对孟什维主义的态度。在这两个问题上（当向我提出这类问题时，我已经作了书面说明），在座的同志们反对我远不都是正确的。但列宁，他的学说和他的党反对我则无疑是正确的。为了答复对此有怀疑的同志们，我曾写道：
“我们认为，正如经验确凿无疑地证明了的，在一切多少带有原则性的问题上，我们谁是要和列宁的意见发生了分歧，真理无疑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方面。”
接着又说：
“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上，我们完全站在列宁根据1905-1917年的革命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所制定的理论与策略学说（“结合”）的立场上。”
现在完全违反事业的利益而被人为地卷入争论的这个理论，即不断革命论，在我还没有看到作为对所谓的革命都适用的万能学说的、作为一种超历史理论的这个理论的缺陷时，我是不理解的，尽管我引用了马克思在一封信里的话。当时我把不断革命的观点运用于俄国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我只知道唯一的一部作品（而且直到最近几星期我才知道），试图从这个理论中制造出一种万能的学说，使它具有修改列宁的理论立场的性质。下面我就要向你们念一段引文。用不着说，我和这种解释丝毫没有共同之点：
“……在1905-1906年革命的民族局限性的条件下产生的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必须通过清洗典型的民族特征，取得国际思想体系的资格。列·达·托洛茨基在1905年从理论上进行了这种使布尔什维主义清洗掉民族色彩的工作，他企图用欧洲不断革命的思想把俄国革命和整个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联系起来。”
这不是我写的，不，这是一位名叫曼努伊尔斯基的同志在1918年写的。
（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喊声：“我写了蠢话，而您现在却来重复它。”）
蠢话？完全同意您的说法。（笑声）尽管不得已地把自己的意见称为蠢话是不愉快的，但是，同志们，你们根本不用对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情况表示不安，毫无根据地应说我树立了伟大的英雄业绩的曼努伊尔斯基同志马上又会说我犯了两三个莫须有的错误，并通过这种办法来维持平衡。（笑声）
同志们，近年来我再一次碰到了不断革命论，而且是一种有时在事后塞给我的丑化了的不断革命论。这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请回想一下由于我的关系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而展开的争论吧。当时指责我为几乎是取消主义的趋势辩护，虽然我是站在列宁完全同意下来为这些趋势辩护，而反对许多认为战后资本主义危机将不断地（不停顿地）发展和尖锐化的同志的。我说我们应当考虑到可能产生的稳定的趋势，临时的变化，即资本主义经济情况的暂时好转，又说我们应当由此作出策略的结论，我的这些论点当时被某位极左派斥责为几乎是半孟什维主义的观点。首先这样做的佩珀同志，我记得他当时还是初次登上从产国际的舞台。
（佩珀的喊声：“您当时不得不接受我对决议案的建议！”）
原来如此？既然佩珀同志不顾我的有限时间而从主席团上来打断我的话，我就要提醒一下，我们都知道佩珀同志有三条福音。他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的第一条福音说：俄国革命需要西方不断地即不停顿的革命攻势，因此佩珀维护了三月行动（1921年在德国）的错误策略。
后来佩珀同志去了美国，又从那里给我们带来了第二条好消息：共产国际应当支持拉福勒特的资产阶级政党，因为据说美国的革命将不是由工人，而是由破产的农场主来实现的。这就是他的第二条福音。
第三条福音是我们现在从他那里听到的，这就是：俄国革命从今以后既不需要美国的农场主革命，也不需要德国的三月行动，因为俄国革命本身靠自己的内部就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总而言之，这是一种适应于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门罗主义。这就是佩珀同志的第三条福音。我虽然白发斑斑，却也愿意向佩珀请教，但我决不能这样每隔两年就大转弯地从头学起。
同志们，我决不认为审查履历的方法能够使我们解决原则问题。我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我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时候犯过错误，这是不完全不容置辩的。然而未必应当由此作出结论说，政治问题可以不按其内容而根据履历来加以审查，因为不然的话，就该要求全体代表交出履历了……我个人则可以援引一大先例。在德国曾有一个叫做弗兰茨·默林［注：现通译“梅林”。——上传者注］的人生活和斗争过，他在长期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直到最近几年我们还被叫做社会民主主义者）之后，才作为一个完全成熟的人参加了社会民主党。默林先前作为一个敌人（不是作为资本的奴仆，而是作为思想上的敌人），写了一本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后来作为一个忠实的朋友，把这部历史修改成一部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精湛的著作。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则不同，他们从来还没有公开反对过马克思，而他们两人长期以来受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鞭挞。此外，伯恩斯坦还以恩格斯的著作方面的遗嘱执行人闻名。然而，弗兰茨·默林是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而逝世和安葬的，而另外两个人——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却是作为改良主义的走狗而活到如今。履历因素固然重要，但它本身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之中谁也没有一个无可职责、毫无过失的履历。列宁在世时比谁的错误都要少些，但就是他也有过错误。至于我们，当事情关系到重要的原则问题时，但我们反对列宁时，我们总是错的。
斯大林同志在这里列举了别人的错误，却漏谈了他本人的错误。如果“不断革命”由于和列宁的真正观点不同而是不正确的，那么在它里面仍然有某种正确的东西，这也就使我能够走向布尔什维主义，譬如说，“不断革命”并没有妨碍我在同布尔什维主义作了斗争的尝试之后（上面已经说了，我这是不对的），于1917年在美国从根本上确定了与列宁向党发挥并实际贯彻的那条路线在原则上相同的路线。斯大林同志在二月革命后执行过列宁称之为考茨基主义倾向的错误策略（反映在《真理报》上的文章和关于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的决议中）。在民族问题上，在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制的问题上，在党专政及其它问题上，斯大林同志后来又犯了很大错误。但是我认为，他现在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他的关于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季诺维也夫同志把这个问题的历史讲得很清楚，我完全确信，每一个同志只要仔细研究问题（当然不是形式主义地只根据引文，而是根据这些引文出处的文章的精神），他就必然会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传统完全在我们这方面。然而单是传统还不解决问题。可能会说：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认为自己必须修改（修正）以前关于可能和不可能再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决定。让他们这样去说吧！但我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根据。在我看来，旧决定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全部意义。我认为这个问题越发挥下去（这对于整个共产国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我才认为有义务在这里发言），新理论的宣告者们就越来越不仅和我们学说的基本原理，而且也和我们工作的政治利益发生矛盾。
同志们，这个理论的前提是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斯大林指责我不承认或不完全承认这个规律。其实不然！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并不是帝国主义的规律，这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规律。资本主义在其初期的发展大大加深了不同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悬殊；帝国主义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并没有扩大这种水平的悬殊，而是相反地，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它们的均衡。这种均衡从来不会那么彻底。发展速度的差异将一再破坏均衡，这就使帝国主义根本不可能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列宁把不平衡归结为两点：第一、速度；第二、不同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由于问题牵涉到速度，帝国主义在这里使不平衡发展到极高的程度；而由于问题牵涉到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所以这里正好是速度的差异引起某种均衡的趋势。谁不懂得这点，谁就是不懂得这一问题的根本点。拿英国和印度来说吧。印度某些地方的资本主义发展，比英国最初的资本主义发展要快得多。但是英国和印度之间的差别、经济上的距离现在比五十年前要大些还是小些呢？是小些。再以加拿大、南美、南非为一方，英国为另一方为例。加拿大、南美、南非最近一个时期以疯狂的速度向前发展。英国的“发展”则是停滞甚至下降。因此，速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不平衡。但是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现在比三十或五十年前彼此更加接近了。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很重要的结论。某些落后国家近一个时期来的发展速度飞快，而某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却缓慢甚至倒退，这就使考茨基关于按计划组织起来的超帝国主义的假设完全不可能实现，同时还由于不同的国家在水平上彼此接近（当然决不会达到平衡），它们就发生了同样的要求（对销售市场、原料等等）、同一类型的竞争。正因为如此，战争的危险的又变得越来越大了，并且战争本身的规模也会很大。然而也正是这一点才保证和加深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质。
同志们，世界经济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近二十至三十年来由于落后国家和整个整个大陆加速发展而日益确定的现实。这是一个根本事实，正因为如此，企图在研究个别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命运时，硬要抽掉这个国家同世界经济整体的联系和相互依赖，这是根本错误的。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是完全同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背道而驰的。
帝国主义大战是什么？是不仅反对资产阶级所有制形式，而且也反对资本主义国家框子的生产力暴动。帝国主义大战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框子对于生产力已狭小到难以容忍的程度。我们总是断定说，资本主义不能掌握它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把超出资本主义国家框子的生产力纳入更发达的经济整体。退回到孤立的国家去的道路是再也没有了。
革命前、大战前的俄国是怎样的呢？它是不是一个孤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它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本问题就在这里。谁忽视这一点，谁就是忽视一切社会的政治考虑的基础。为什么经济落后的俄国的也被卷入了世界大战呢？因为俄国通过金融资本把自己的命运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命运牢不可破地结合在一起了。它没有别的路可走。请问，同志们，是什么使俄国工人阶级能够掌握政权呢？首先当然是土地革命。如果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农民战争”（这正是列宁天才地预见到并从理论上规定了的），无产阶级要在我国掌握政权是不可能的。但难道在其它革命中农民战争使无产阶级执政了吗？至多是使资产阶级执政。为什么我国的资产阶级没有掌握政权呢？因为它是世界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它在能够取得政权以前就和整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同走了下坡路，也就是说，因为资本主义俄国是世界帝国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如果旧俄国家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如果俄国站在世界发展的旁边，站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旁边，如果俄国既没有金融资本在本国经济中的统治，也没有马克思主义在本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精神统治，它就决不能“凭自己的力量”如此迅速地走向无产阶级革命。如果地位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之后，它就能够像一按电钮就关上电灯一样使一个国家脱离世界经济，那是根本错误的。
社会主义的前提是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这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杠杆。相信大家都会同意这一点。我们自问，我国工厂的技术装备如何？根据这一问题的专家瓦尔扎尔的统计，战前我国工业装备的百分之六十三是进口的机器。只有三分之一的装备是国产的，而且这三分之一还是极简单的机器，因为比较复杂的和重要的机器都从国外进口。因此，当你们察看我国工程的技术装备时，你们就会亲眼看见俄国以及苏联在物质上对世界经济的依赖。谁不注意问题的这个方面，谁在议论这个问题时把它的经济技术基础和世界经济政治关系撇开不谈，谁就必然会成为赤裸裸的抽象概念和断章取义的引文的俘虏。
近十年来，我们几乎没有更换我国工业的固定资金。在国内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我们根本没有从国外输入机器。显然，这种情况使某些人认为，我国工业的技术装备似乎属于我国的自然资源，似乎今后可以在这种“自然的”基础上孤立地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完全建成。但这是幻想。我们现在处在所谓恢复时期的终点。我们接近了战前的水平。但是恢复时期的终点同时也就是恢复我们和世界经济的物质联系的起点。我们应该更新现在正经历着危机的固定资金。谁以为在今后几年里我们就能够自己制造全部或大部分装备，谁就是一个幻想家。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作为党的最重要的人任务而提出的国家工业化。意味着在最近时期和相当长的时期里不是减少，而是相反，增加我们和外界的联系，因而也意味着增加我们对世界市场、对资本主义、对它的技术和经济的依赖（当然是相互的依赖！），意味着加强对世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就是说，不能把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同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变化的问题割裂开来。这两个问题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如果有人对我们说：“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可以自己制造机器。”那么我就要回答：“当然，如果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今天就垮台，那么我们在一、二十年后就能够制造出的今天多得多的机器。”如果我们想撇开资本主义世界（然而它是存在的）而抽象地考虑问题，如果我们提出任务，要在最近时间里凭起自己的双手制造出全部机器或至少是最重要的机器，就是说，如果我们企图忽视世界经济中的分工，并跳过造成我国工业的现状的先前的经济历史，总之，如果我们走上前面提到的“社会主义的”门罗主义的道路而一切靠自己的双手制造的话，那么这就必然会大大减低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因为极其自然，拒绝利用世界市场来弥补我国装备的缺陷，就会使我们自身的发展慢得惊人。然而发展速度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因为地球上毕竟不止是我们一家，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暂时还只存在于新闻记者和决议起草人的幻想之中。实际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直接或间接地）处于世界市场的相对控制之下。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发展速度不能任意规定。它是由整个世界发展给我们规定的，因为世界经济处于最高一级的地位控制着自己的每一个部分，即使这个部分处于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并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
为了使我国工业化，我们需要输入机器。而农民需要输出粮食及其它产品。如果我们不输出，我们就不能输入。另一方面，国内市场不能吞纳全部农产品。因此，无论农民的需要和工业的需要都把我们重新纳入世界经济，而我们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也就意味着我们同它同它的斗争将与时俱增。我们越来越走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孤立状况，而纳入世界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体系中。谁如果谈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而忽视我国经济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合作”和斗争的事实。谁就是搞赤裸裸的形而上学。
同志们，在这以前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相当片面的争论毕竟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斯大林同志稍稍比较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思想，从而暴露了自己的立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拿斯大林同志报告前半部分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来说吧，它的站不住脚可以说是明摆着的。斯大林同志说：
“在苏联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否可能呢？如果用具体的阶级语言解释这一公式，建成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在斗争进程中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本国的资产阶级。……（请注意这个思想！——托洛茨基注）因此，当人们说在苏联有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时，也就是想说苏联无产阶级能不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的资产阶级。在解决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课题时，问题就是如此，而且只能如此。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
[1]”
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对“社会主义胜利”的理解各有不同。例如，当列宁谈到西欧时在1915年写道，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可能夺取政权，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然后起来同其它国家的资产阶级进行战斗。他这里说的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着我们最近几年来已经做过的事：工厂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过来，采取必要的步骤由国家负担费用来保证生产，从而使人民能够生活、建设、保卫自己抵抗资产阶级国家等等。这也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也是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只不过是初步而已。然而从这里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还远得很。因为，我们再重复一遍，真正建成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然后就是国家消亡。而斯大林同志却说，我们只要战胜国内的资产阶级，就能保证在我国建成这种完全的社会主义。可是，同志们，我们需要国家和军队的反对外部的敌人。就是说，只要还有世界资产阶级，这个因素就总是要保留的。此外，能不能设想，在欧洲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我们就能仅仅依靠国内的经济和文化资源，使无产阶级和农民溶合在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中？上面说过，为此我们就必须大力提高技术，这首先要增加粮食的出口和机器的进口。机器在世界资产阶级手中，而它是我国粮食和原料的买主。世界资产阶级暂时还操纵着世界价格，因此我们对它还有一定的依赖并要同它作斗争。为了消除这种依赖，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因为这里的问题不是在政治上镇压资产阶级，政治上我们在1917年在俄国就已把它推翻了，问题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即在同世界资产阶级的斗争（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斗争）中建成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只有使这个孤立的并且暂时还很落后的国家的生产力变得比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更加强大才行。因为，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需的不是一年，不是十年，甚至也不是二十年，而是好几十年，所以只有使我国生产力超出资本主义生产力才能达到这一点。所以问题不是民族无产阶级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殊死的斗争。问题只应该这样提。
现在再请听：
斯大林说：“假如这是不正确的，假如党没有理由断定说，虽然我国在技术上比较落后，但苏联无产阶级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党就没有理由（理由？——托洛茨基注）继续掌握政权，它无论如何应当放弃政权并转到在野党的地位。”
[2]
“因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们能战胜‘民族’资产阶级，能建设社会主义，并终于把它建成，那么党就应该继续掌握政权，领导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以期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或者是我们不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那么，鉴于不能立即（为什么说立即？——托洛茨基注）得到外援，即其它国家革命胜利的支持，我们就应当老实地和公开地放弃政权，而采取在苏联组织未来的新革命的方针。党能不能欺骗（为什么说欺骗？——托洛茨基注）自己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呢？不，不能。这样的党是要被肢解的。正因为我们党没有权利欺骗工人阶级，它就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不是失败，而是缺乏信心？——托洛茨基注），就会使我们党放弃政权，使我们的党由执政党的地位转移到在野党的地位。”
[3]
（主席科拉罗夫同志请发言人注意，他的时间快到了。）
可是有人对我说，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一样有一个小时。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一个小时延长为一小时三十五分。（笑声）我希望的也会给我同样多的时间。
我想说的话恐怕还没有讲到一半。当然，你们完全可以不让我讲完。但是我刚刚打算来谈最迫切的问题。
同志们，我们总是肯定说，我们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在时间上拖得长些，但它的胜利是有保证的，随之而来的是我们的胜利。我们从来就痛斥那些以社会主义的命运同他们的个别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说法来辩解的爱国的机会主义者，不论这班爱国者是否卖弄革命，或者是否像他们大多数人那样完全拒绝革命而以改良主义的纲领为立足点。另一方面，我们总是断定说，如果情况是一国的无产阶级能够站到前列，掌握政权，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和军事进攻，或者确切些说，两者同时并举的话，它就没有权利去等待别的国家，因为世界革命恰恰就是这样展开的。我们的党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者掌握了政权，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以此向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伟大的范例，我们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巩固和我们的国家，——这一切对于我们大家都是不言而喻的，——难道这是有争论的吗？但正因为我们是世界无产阶级，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用自己的建设来参与世界革命的胜利发展，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不能要求有什么特别的保证，我们将不依赖世界革命而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这里却还在说，如果我们要求（向谁要求？）这种保证而不可得，我们就该辞职，把问题归结为内阁危机，并退居为苏维埃国家的在野党。难道问题的这种提法不是虚伪透顶的吗？
斯大林本人的想法未必和他在报告中所说的一样。否则的话，他早就应该辞职了。昨天以前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这里已经引了斯大林在1924年说的话。然而我还要重复引一次。因为，如果没有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事先保证，我们就应该自动交出政权的话，那么请问：斯大林同志本人在1924年（不是在耶稣诞生之前，也不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那时仿佛还不知道不平衡发展的规律，而仅仅是在两年以前）的情况如何呢？我再提醒一下斯大林当时写的下面一段话：
“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的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
[4]
这里还有一个谜。我在这里给你们看一本书，书中有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如果有人要看的话，我可以把这本书放在主席团的桌子上。我们党在1921年9月表示赞同这个纲领，以领导和教育我国的整个青年运动。在共青团纲领第四条中我们可以读到如下一段（请你们注意地听一听这些话，特别是从青年共产国际来的同志，因为我们苏联共青团是青年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在苏联，国家政权已经有工人阶级掌握。工人阶级在三年反世界资本的英勇斗争中捍卫和巩固了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俄国虽然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但毕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居民占多数的工业落后的国家。它只有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革命发展的时代。”
这是什么？悲观主义？缺乏信心？可能甚至还是托洛茨基主义？我极难对此做出回答。要知道这些话是写在现在拥有二百多万工农青年的我们青年组织的纲领上的。当有人为一国社会主义的新理论辩护时说：“要知道我们应该使我们的青年看到前途”（这是斯大林同志惯用的一个论据），“否则看不到这个前途，青年就会陷入悲观主义或缺乏信心，甚至（上帝救命吧！）陷入托洛茨基主义”，那么我要问：既然共青团五年来有着这样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这一切灾难为什么却没有发生呢？
（主席科拉罗夫同志按铃表示发言人的时间到了。）
人们总是在最有意思的地方打断我。不过还是请主席团和全体会议给我上面提到的哪怕三十五分钟也好。
（主席说：“您的时间到了。”）
遗憾得很，毫无办法只好让你们还没有听完就去表决向你们提出来的决议案了。但是我正要引的主要论据虽然还没有说出来，仍然保持客观的效力。要知道这并不是共产国际的最后一次会议。虽然你们将一致通过决议（这一点我们没有怀疑，尤其是在今天什麦拉里同志发言以后，因为他很内行地指责我们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但是事实依然故我。事实将发挥它的力量，而我们的论据将从事实的力量中获得新的力量。这个问题还会在我们共产国际的会议上占有自己的地位，我毫不怀疑，即使不是我，也总有别人会向共产国际发挥今天你们不让我讲完、然而对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保有全部力量的那些论据.
译自《世界革命的道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速记记录）》
192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2卷第94-106页。
[1]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页。——编者注
[2]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页。——编者注
[3]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页。——编者注
[4]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0-61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