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党的艺术政策

党的艺术政策

托洛茨基

　　某些马克思主义文学家惯用苛求的态度来对待未来派、谢拉皮翁兄弟派、形象派作家和一切同路人，无论对他们全体或个人都如此。尤其是不知为什么竟把攻击皮利尼亚克当成一种时髦，甚至未来派作家也参与其事。无疑地，皮利尼亚克的某些特点能引起人们的饿愤懑，如：在重大问题上过于轻浮，过分装腔作势，卖弄才华，抒情味太浓……可是，皮利尼亚克卓越地揭示了落后农民的革命的一角，揭示了私贩粮食的车队，——多亏皮利尼亚克，我们对这些事情比以前看得清楚得多、明显得多了。而对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又该怎么说呢？他的《游击队员》、《装甲列车》、《蔚蓝色的沙漠》，尽管在结构上有种种缺陷，文体不加修饰，甚至粗糙得很，难道我们读后不是更好地了解和感觉到俄罗斯那辽阔的幅员、五光十色的风土以及她的落后和气魄吗？难道这种形象的描绘可以用未来派的言过其实的说法，或千篇一律的颂歌、报刊上天天以同样三百个单词不同排列的文章来代替吗？要想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把皮利尼亚克和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抛掉，我们就会贫困得多……对同路人进行攻击（有点不顾前景和分寸的攻击）的组织者又选定了一个攻击目标，竟把<<红色处女地>>的主编、环形出版社的领导人沃隆斯基同志当成一个纵容者，几乎当成一个同谋者。我们认为，沃隆斯基同志根据党的委托进行了大量文学和文化工作，并认为，用一篇文章浮皮了草地颁布共产主义艺术的命令自然要比从事共产主义艺术的细致的准备工作容易得多。

　　从表面上看，我们那些苛求者是在沿袭过去（1908年）<<崩溃>>文集所推行的路线。但是总应当理解并看清历史情况的差异和迄今发生的力量对比的某些变化吧！当时我们是挨打的、处于地下的党。革命退却了，斯托雷平、无政府神秘主义的反革命在各方面施加压力，知识分子在党内还起着不相称的巨大作用，而且具有各种派别色彩的知识分子团体都串通在一起。在这种条件下，思想上的自卫要求对文学上的醉后朦胧进行有力的回击。

　　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基本上处于相反的状况。最终决定知识分子创作路线的社会倾向（倾向于统治阶级）现在对我们有利。应当善于使艺术领域中的政策适应这一点。

　　革命的艺术似乎只有工人才能创造出来，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工人革命（不再重复很早就说过的话）所解放的劳动力能作用于艺术的毕竟太少了。在法国革命时期，直接或间接反映这一革命的最伟大作品，不是由法国的艺术家，而是由德国、英国以及其它国家艺术家创造出来的。直接完成变革的本国资产阶级不能分出足够的精力来描述和刻画这一变革，更何况无产阶级了，他虽有政治素养，但艺术素养却很差。知识分子除了表面上有其专业技巧上的优势之外，还具有令人反感的、政治立场消极的特点，他们或多或少地仇视或者同情十月革命。持这种“旁观者”态度的知识分子在用艺术反映革命这方面，过去和现在都能比进行革命的无产阶级提供（尽管有所歪曲）更多的东西，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十分了解同路人的政治局限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可是，如果我们抛弃皮利尼亚克和他的<<赤贫年代>>，抛弃有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吉洪诺夫和波隆斯卡娅在内的谢拉皮翁兄弟派作家，抛弃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那么其结果，除了给未来的无产阶级文学开出空头支票之外，还剩下什么呢？更有甚者，象杰米扬.别德内依这样的人，既不能把他算做同路人，我们相信在革命诗歌方面也还不能抹掉他，连他都不能被吸收到按照<<打铁场>>杂志的宣言的精神所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学中来，那究竟还剩下什么呢？
　　那么是不是说，党在艺术领域中完全违背自己的宗旨，站在纯粹折衷主义的立场上呢？这个结论看上去多么无可指责，实际上却是极其幼稚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来估价新艺术的发展条件，注视它的一切源泉，用评述创作道路的办法来促进其中最进步的东西——如此而已。艺术应当靠自己的双脚走出路子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艺术的方法。党领导无产阶级，但不是领导历史的过程。有些领域，党可以直接直接地、绝对地进行领导；有些领域，党可以进行监督和协助；有些领域，党只能进行协助；最后，有些领域，党只能给予指导。艺术领域并不是党发号施令的场所。党可以并且应当进行限制、协助和仅仅是间接的领导。党对各种艺术团体可以并且应该给予有条件的信任，只要它们真诚地努力靠近革命并用艺术的形式来描绘革命。在任何场合下，党现在和将来都站在正与别的文学团体进行争论的或者干脆说进行竞争的某个文学团体的立场上。党所维护的是整个阶级的长远利益。党在有意识地、一步一步地为新文化从而为新艺术创造前提条件，党对待文学同路人的态度，不是把他们当作工人作家的竞争者。而是当作在宏伟建设中的真正的或可能的助手。党了解过渡时期文学团体的暂时性，因此对它们的评价着眼于它们在培育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的所起的或可能起的作用，而不是着眼于文学家们的阶级身份。如果今天某一文学团体的地位还不能确定，那么。党作为党，就要善意而关切地……加以等待。个别批评家或读者可能对某个文学团体事先表示好感。捍卫阶级的长远利益的党则应当是客观和明智的。党的慎重不可能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党不能只是因为写作的人是工人而给《打铁场》杂志打上纲领性的印记，另一方面，党也不能事先屏弃任何一个文学团体，即使是知识分子的文学团体，因为它正在努力接近革命，并努力帮助巩固联结城乡之间、党和非党人士之间、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某一个纽带，尽管这种纽带往往是薄弱环节。

　　但是，这样的政策是否就意味着，艺术领域是党的一个不设防的侧翼呢？这样说未免太言过其实了，不论现在或将来，党对明显有毒的、有腐蚀作用的艺术倾向都要根据政治标准给予打击。不过，艺术侧翼的防卫比政治阵线的防卫要松一些，这是对的。科学领域的情况不也是这样的吗？宣扬“纯粹无产阶级”科学的形而上学者关于相对论能说些什么呢？相对论同唯物主义是不是可以调和的呢？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何人、何时、何地解决的呢？我们的生理学家巴甫诺夫是完全根据唯物主义路线进行工作的，这连门外汉也明白。但是，关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又该怎么说呢？这种理论是同唯物主义协调的呢，如像拉狄克同志（我也如此）所认为的那样，还是敌对的呢？关于原子结构以及其它新理论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如果有一个学者能在方法论上概括这些新理论，并把它们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联系起来，进而对这些新理论作出相互验证，深化辩证法，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可是我很担心，这样的著作——不是报章杂志上的文章，而是象《物种起源》和《资本论》那样的哲学科学巨著——不是今天或明天就能产生出来的，退一步说，即使今天能产生出来，那么在无产阶级可能解除武装的日子到来之前，这种巨著也有被封存的危险。

　　然而，难道文化建设，即掌握无产阶级文化以前的基本常识也要有批评、有选择、有政治标准吗？这还用说！但是这种标准是政治的，而不是抽象文化的。政治同文化标准只是在广义上即革命为新文化准备条件这个意义上说是一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一致性在每一个场合都能得到保证。如果革命一旦需要去破坏桥梁和艺术珍品，那么对任何一个艺术派别，尽管它有一切明显的成绩，只要它可能有分化革命队伍的危险，或可能有使革命内部力量（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相互敌对的危险，革命就不能对它袖手旁观了。我们的标准很清楚是政治的、带命令性的和毫不含糊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应当明确规定自己的作用范围。为了表达得更清楚些，我认为，在存在革命警惕性很高的书刊检查机关的情况下，艺术领域中的宽大而灵活的政策，同小团体的恶意苛求是格格不入的。

　　十分明显，党在艺术领域中一天也不能实行自由主义的原则：Laisser faire，Laisser passer（听其自然）。全部问题只是在于，干预从什么基点出发，它的界限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场合下——在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之间——党必须作出选择。而这个问题决不象文艺左翼战线的理论家们、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言人以及……苛求者先生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

　　工人阶级在经济上的目的、任务和方法比在艺术上要具体得多，明确得多，理论上研究得充分得多。然而，在以集中化方法建设经济的短暂尝试之后，党看到不得不允许甚至是彼此冲突的各种经济类型同时存在：这里有组织成托拉斯的全国性工业，有地方性企业，有出租、租让企业，有私人企业，有合作社和个体农民经济，有手工作坊和手工业集体等等。但是在目前这个总的倾向中，也包含着对农民经济和手工业的全力支持。没有这种支持，建设社会主义大工业就会成为一个毫无生命力的抽象概念。

　　我们的共和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联盟。基于这样的社会结构，在提高技术和文化的条件下，需要经历一系列阶段才能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显然，农民和知识分子不是按工人所走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的。他们的道路在艺术中是不会没有反映的。那种不把自己的命运同无产阶级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的知识分子、非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即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由于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支持，更确切地说，由于资产阶级的支持已十分脆弱，就会在农民中去寻找支持。眼下这个过程还纯系探索性的，在更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其表现是（颠倒历史地）把庄稼汉的革命自发势力理想化。这种独特的新民粹派可说是所有同路人的特征。今后，随着农村学校和读者的增加，这种艺术同农民的联系可能成为更有机的联系。同时，农民中也将涌现出自己的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相比，农民的见解——在经济上、政治上、艺术上——较为简单、较有局限性、较为自私。但是这种农民的见解是存在着的，并且将会存在很久，很牢固。如果一位从农民的角度、多半是从农民知识分子的角度观察生活的艺术家，深刻认识到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那他的创作，在具备其它必要条件的情况下，就会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他的创作将会以艺术感染的方式巩固城乡之间必要的历史性合作。农民向社会主义迈进是一种深刻的、丰富的、多样的、鲜明的进步，有一切根据认为，在这种进步直接启示下所产生的艺术创作将会给艺术带来可贵的篇章。相反，把典型的、古老的、没有开发的、“有民族特色的”农村同繁华的城市对立起来的见解，在历史上是反动的。由此产生的艺术是与无产阶级敌对的，是与历史发展不相容的，是注定要衰落的。可以认为，即使从表面上看，这种艺术除了旧调重弹和怀旧之外，不会有什么作为。

　　在克柳耶夫、形象派作家、谢拉皮翁兄弟派作家、皮利尼亚克身上，甚至在未来派作家赫列勃尼科夫、克鲁乔内赫、卡缅斯基身上豆油一种庄稼汉的气息，在一些人身上表现的自觉一些，在一些人身上表现的不那么自觉；在一些人身上是本能的庄稼汉气息，而在另一些人身上实际上是转化为庄稼汉语言的资产阶级气息。未来派作家、谢拉皮翁兄弟派作家、形象派作家以及皮利尼亚克对待无产阶级的态度是很少口是心非的，他们处处都带着反无产阶级的倾向——至少在不久以前是这样。所有这些团体都以折射的形式反映了余粮收集制时期的农村思潮。在那些年代里，知识分子为了免于挨饿而跑到农村去，并在那里积累了自己的印象。他们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就用这些印象作出相当含糊的总结。但是应当看到，这种总结无非是以喀琅施塔特叛乱告终的那个时期的衬托.现在已经有所表现了。在这些团体中将会产生内扛、分裂，缤纷在社会推动力的影响下重新组合。应当十分细心地和用批判的眼光注视所有这些情况。我们相信，不无某种根据希望取得思想领导权的党，没有权利以廉价的洁癖来回避这个问题。

　　可是难道范围广阔的纯粹无产阶级艺术就不能够用艺术来阐明并促进农村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运动吗？当然“能够”，正象国营电站“能够”以自己的电力来照亮或供给农舍、畜棚、磨坊一样。只是需要有这样的电站和通往农村的电线。那时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就不会再有对抗性危险了。可是还没有这样的电线。也没有这样的电站。没有无产阶级的艺术。带有无产阶级倾向的艺术，包括工人诗人团体和党内未来派作家在内，要在艺术上满足城乡的需要，并不比苏维埃工业解决包罗万象的经济任务来得快一些。

　　但是，即使把农民撇开不谈（而怎么能把他们撇开不谈呢？）那么对于作为苏维埃社会的根本阶级的无产阶级来说，情况也并不完全象文艺左翼战线的作品中所写那样简单。未来派作家不仅仅是因为旧的个人主义文学在形式上过时了，而且也因为——归罪于我们的理由——它与无产阶级集体主义者的本性有矛盾，所以才提议要抛弃旧的个人主义文学。这也就表明他们还是很不理解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矛盾辨证性。抽象的真理是不存在的。个人主义和个人主义也不一样。革命前的知识分子由于个人主义严重，有一部分陷入了神秘主义，另一部分走上了杂乱无章的未来派道路，还有被革命卷入的那一部分——值得称赞地——向无产阶级靠拢了。可是当这些向无产阶级靠拢的人把极度厌烦的个人主义情绪传到无产阶级身上时，说明他们多少犯了一点自我中心论，即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不幸的是，一般的无产者恰好不具备这种品质。无产阶级的个性总的来说，并没有完全形成和分化出来。我们正在掀起的文化高潮，其最有价值的内容恰恰就是要提高对个性的客观评价和主观自我意识。认为资产阶级的艺术作品能够打开阶级团结的缺口，这是幼稚的。工人从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陀思妥也夫斯基那里所得到的东西，首先是关于人的个性及其热情和感情等较为复杂的概念；工人会比较深刻和敏锐地领悟个性的心理力量以及无意识的东西在个性中的作用，等等。结果工人就变得更完美了。早期的高尔基浸透着带有浪漫色彩的流浪汉的个人主义。然而在1905年前夕，他充满了无产阶级的蓬勃革命精神，因为他促进了这样一个阶级的觉醒，在这个阶级中觉醒的个性正寻求与其它觉醒的个性的联系。无产阶级需要艺术的营养和哺育，但是不能认为，无产阶级是已故的或家乃的艺术家们可以按自己的形象或模样随意捏塑的泥巴。

　　在精神上，从而也在艺术上非常敏感的无产阶级，是没有受过美学教育的。未必有合理的根据认为，无产阶级似乎可以简单地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毁灭前夕所停留的地方开始。一个个体在由胚胎开始发育的过程中往往重复着（生理上和心理上）本种类以至整个动物界的发育过程，同样地，一个新的、多数只是在不久前才摆脱几乎毫无历史地位状态的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不重复艺术文化的全部历史。它在没有把旧文化的要素吸收过来并加以同化之前，是不能着手建立具有新风格的文化的。这绝不是说必须缓慢地、系统地、一步一步地经历过去的全部艺术历史。既然这里说的不是生物个体，而是社会阶级，所以掌握和实现旧艺术文化的过程就具有非常自由和自觉的性质。但是对于新的阶级来说，不去研究过去最重要的里程碑，那就不能前进。

　　革命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坚决性摧毁了旧艺术的社会基础，旧艺术的左翼在为保持艺术文化的连续性的斗争中不得不在无产阶级中寻求支持，或者至少在无产阶级周围所形成的新的社会团体中寻求支持。而无产阶级则利用统治阶级的地位。努力着手搞一般的艺术，并为它准备空前雄厚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工厂墙报是未来新文学最必要的前提，这是正确的，尽管距离还很遥远。当然，任何人都不会认为，无产阶级在没有从墙报提高到独立的艺术技巧之前，就可以把其余的一切统统勾销。创作传统的连续性对于无产阶级也是需要的。现在无产阶级主要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通过资产阶级的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来实现这种连续性，这些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倾向于无产阶级或者希望靠近它。因而无产阶级对其中的一部分要容忍，对另一部分要支持，对第三部分要半收养，对第四部分要完全同化。共产党的艺术政策正取决于这些纷繁复杂的情况。要把这种政策归结为一个极简短的公式是办不到的，而且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写于1923年9 月8日。译自《真理报》1923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