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其他人一时成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主人的原因，是一样的。
勒诺德尔和彭古尔，甚至还有龙格和普勒马纳这类人，因为他们的共同感受、他们的知识分子特性和他们的品行，对茹尔·法夫尔和茹尔·费里之流总是比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更亲近。他们的社会主义术语只不过是一副使他们得以影响群众的历史面具。而且正是因为法夫尔、西蒙、皮卡尔和其他人使用了并且滥用了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术语，他们的子孙们才不得不采用社会主义的术语。但是，这些子孙们毕竟是其父辈的好后代，并且继承了父辈的事业。当需要决定的不是内阁的派系组成问题，而是哪个阶级在法国夺取政权这一题更为重要的问题时，勒诺德尔、瓦廉、龙格和他们的同伙就会来到米勒兰——镇压公社的刽子手加利费的合作者——的阵营里。……当这些在沙龙和议会里高谈阔论革命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发现自己面对革命的时候，他们就不承认革命了。
工人的政党——真正的工人政党——不是玩弄议会花招的机器，它是无产阶级通过积累经验而组织起来的。党以它过去的全部历史为依据，从理论上预见发展的道路，预见各个发展阶段，并从中引出必要的行动准则。只有靠这样的党的帮助，无产阶级才能摆脱总是重蹈历史覆辙，摆脱它的踌躇、优柔寡断和错误。
巴黎的无产阶级没有这样的一个党。充斥于公社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举目遥望太空，等待着奇迹或什么预言的出现而迟疑不决，在此期间，因为一些人犹豫徘徊，另一些人想入非非，使群众到处摸索而不知所措。结果革命很晚才在他们之中爆发，巴黎被包围了。无产阶夺得政权，过了六个月他们才重新记起过去革命的教训、往昔战斗的教训和反复背叛的民主的教训。
这六个月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如果1870年9月在法国无产阶级的最前列已经有一个采取革命行动的集中的党，全部法国历史以及包括它在内的全部人类历史就早已改变方向了。
如果说政权在3月18日落到巴黎无产阶级的手中，那并不是因为无产阶级有意去夺取它，而是因为敌人放弃了巴黎。
这些敌人不断失利；工人们鄙视、憎恶他们，小资产阶级不再信任他们，大资产阶级害怕他们不再有捍卫它的能力。士兵们敌视军官。政府逃离巴黎，以便在别处集结力量。这时，无产阶级就成了形势的主宰。
但是，它只是在第二天才明白这个事实，革命意外地降临在它的身上。
这第一个成功成了消极状态的新根源。敌人已经逃往凡尔赛，这不是一个胜利吗？在那时，几乎不用流血就可以打垮政府一伙。在巴黎，以梯也尔为首的所有部长本可以被俘获，没有人会出来保护他们。但是也没有这样做，因为没有一个对形势有全面理解和有实现其决议的专门机构的集中的党组织。
残存的步兵部队不想退却到凡尔赛去，联结军官与士兵的纽带是相当脆弱的。如果在巴黎有一个起指导作用的党的核心，它就能使几百名或者起码几十名热心的工人加入撤退的（因为已经有了撤退的可能性）军队中去，给他们下达下列指示：增强士兵对军官的不满，利用心理上最有利的时机使士兵脱离他们的军官，使他们回到巴黎，与人民联合起来。据梯也尔的支持者们自己承认，这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可是没有人想这样做，也没有任何人去想它。在重大事件之中，只有一个渴望革命、准备革命、头脑冷静的革命政党，一个习惯于具有全局观点并且不惧怕采取行动的政党，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
而法国无产阶级正好没有这样一个行动的政党。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实际上是武装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的委员会。这样一个委员会由走上了革命道路的群众直接选举产生，它是一个极好的行动机构。但是同时，正因为该委员会与处在被动革命状态的群众之间有直接的、根本的联系，它不仅表现了群众的坚定的一面，也表现了群众的软弱的一面，而且在开始的时候，它所表现的软弱的一面比坚定的一面还多：它暴露了犹豫不决和徘徊观望的情绪，在得到最初的成功之后就不想进取了。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需要引导，需要有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政治经验的，不仅在中央委员会里，而且在团里、营里，在法国无产阶级最基层的群众里都始终存在的组织。通过代表委员会（在特定情况下它们是国民自卫军的机构），党得以同群众保持不断的联系，了解他们的精神状态；其领导核心得以每天提出口号，通过党的战士，深入群众，统一他们的思想和意志。
政府刚退到凡尔赛，国民自卫军就赶快在这个责任重大的非常时刻推卸其责任。中央委员会已在设想公社的“合法”选举，开始与巴黎的市长们谈判，以便凭借权利用“合法性”来掩饰自己。
如果同时准备一次对凡尔赛的猛烈进攻，与市长们的谈判就会成为一项从军事观点看完全正确、并且与目标相一致的计策。但是实际上，进行这些谈判只是为了靠某种奇迹来转移斗争。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空想家尊重“合法性”和只体现部分“合法”状态的人（议员，市长，等等），他们在内心深处希望，一旦革命的巴黎具有了“合法的”公社外表，梯也尔就会恭敬地在它面前止步。
在这种情况下，消极状态和犹豫不决得到了联合自治的神圣原则的支持。你们看，巴黎只是许多其他公社之中的一个公社。巴黎不想把任何东西强加给任何人；它不是为专政而斗争，除非是为了树立“专政的榜样”。
总之，它只不过是一次用小资产阶级的改良——公社自治——来取代正在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尝试。真正的革命任务是确保无产阶级在全国各地获得政权。巴黎应当作为它的基地，它的支柱，它的大本营。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立即击败凡尔赛，并且向全法国派遣鼓动者、组织者和武装力量。必须开始与同情者接触，使犹豫不决的人坚定起来，粉碎敌人的反抗。巴黎的领袖们没有采纳这项唯一能挽救局势的进攻和进取政策，而是企图使自己退到他们的公社自治之中去：他们将不进攻其他人，如果别人也不进攻他们的话；每一个市镇都有神圣的自治权利。这种理想主义者的饶舌——象庸俗的无政府主义一样——实际上掩盖了面临革命行动时的怯懦，而这种革命行动应该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直到达到真正目的，否则它就不应当开始……
对资本主义组织的敌视——小资产阶级地方观念和自治论的传统——无疑是某一部分法国无产阶级的软弱的一面。县自治、区自治、军队自治、市镇自治，是某些革命者真正积极性和个人独立的最重要保证。但是，那是一个使法国无产阶级付出高昂代价的重大错误。
在“反对专制的集中制”和反对“令人窒息的”纪律的形式下，发生了一场保护各种各样的工人阶级团体和小组，保护他们的次要利益，而同他们的区领导人以及当地预言家的斗争。如果以工人阶级为首，在各区、县和团体之上，有一个集中的、用铁的纪律约束的机构，整个工人阶级就能够在保持其文化特征和政治特点的同时，井井有条地、坚定地行动，而不受事件的牵累，而且每次都能给敌人的薄弱部位以致命的打击。允许各地政治上的独立的趋势，无论采取什么形式，都是过去时代的遗迹。法国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共产主义——从这种遗迹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愈早，对无产阶级革命就愈有利。
* * *
党并不任意创造革命；它并不随心所欲地选择夺取政权的时机，但是它积极地干预事变，时刻洞察革命群众的精神状态和估价敌人的反抗能力，从而确定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最有利的时机。这是它的任务的最困难的方面。党没有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决议。需要的是正确的理论、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对形势的理解、革命的洞察力和超乎寻常的坚定。一个革命的党愈深入地觉察所有领域的无产阶级斗争，愈用目标与纪律的一致性统一起来，就愈能迅速地、出色地完成它的任务。
困难在于使集中的党这个组织用铁的纪律更好地结合起来，与群众运动和群众运动的起伏紧密地联系起来。如果没有劳动群众的强大革命压力，夺取政权的目的就不能达到。但是在这个行动中，准备工作这个要素是完全不可缺少的。党了解事态和时机愈正确，准备反抗的基础愈充分，分配力量和任务愈恰当，取得成功的把握就愈大，牺牲者就愈少。准备周密的行动与群众运动相配合，是夺取政权的政治—战略任务。
从这个观点看，1871年3月18日与1917年10月25日的对比是很有教益的。在巴黎，革命的领导集团完全缺乏行动的主动性。由资产阶级政府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实际上是市镇的主人，掌握着全部物质力量的手段——大炮和步枪，但是它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资产阶级企图夺回巨人的武器：它要偷走无产阶级的大炮。可是企图未能实现。政府在惊恐中从巴黎逃往凡尔赛。战场是明确的，但是，直到第二天无产阶级才明白它已成了巴黎的主人。“领袖们”跟在事变的后面，他们在事变完成之后才记录下它们，而且尽可能地削弱革命的锐气。
在彼得格勒，事态的发展就不同了。党坚定果断地奋起夺取政权，在各地都有它的成员，巩固每一块阵地，扩大工人和卫戍部队以及工人和政府的每一个裂痕。
七月的武装示威是党领导的试探群众与敌人的反抗力量短兵相接的程度的一次大规模侦察，侦察变成了一场前哨战。我们碰了壁，但是同时，这次行动建立了党与群众的内心深处的联系，8、9、10这三个月，出现了强有力的革命高潮。这对党有利，大大增加了它在工人阶级和卫戍部队中的支持。后来，秘密的准备工作与群众的行动密切配合几乎自动出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确定在10月25日召开，我们事前的全部鼓动工作都是准备让代表大会夺权。因此，这次行动便提前改在10月25日。这个事实是众所周知的，敌人也了解。克伦斯基和他的顾问们不能不在决定性的时刻在彼得格勒努力巩固自己，尽管其规模多么微不足道。此外，他们急需把卫戍部队中最革命的部分调离首都。我们方面利用了克伦斯基的这个企图，使它成为新冲突的根源，这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克伦斯基政府打算调动三分之一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这不是出于军事的考虑，而是为了反革命的联合，我们公开谴责了克伦斯基政府的这个企图（我们的谴责后来在一份官方文件中找到了书面证据）。这次冲突使我们与卫戍部队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且向后者提出了极为明确的任务，即支持定于10月25日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由于政府坚持——虽然是以十分无力的方式——调出卫戍部队，我们便以核实政府计划的军事理由为借口，在已为我们掌握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中成立了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居于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之首的纯军事机构，它实际上是一个武装起义的合法机构。同时，我们在所有军事单位以及军事仓库等地，指派了（共产党的）委员。秘密的军事组织完成了专门的技术任务，并且向革命军事委员会提供了适合担负重要军事任务的完全可靠的战士。有关准备、实施和武装起义的基本工作都是公开进行的，而且进行得如此井井有条，如此自然，以致克伦斯基领导的资产阶级并不清楚在他们的眼睛下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在巴黎，无产阶级到第二天才明白它已经真正胜利了（而且胜利不是它有意得来的），成了局势的主宰。在彼得格勒，情况则相反。以工人和卫戍部队为基础的我们党，已经夺取了政权，资产阶级度过了一个相当宁静的夜晚，第二天早晨才知道国家的舵柄已经操在它的掘墓人手中了。）
至于战略，我们党内有许多不同的意见。
众所周知，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人声明反对夺取政权，认为时机还没有到来，彼得格勒会脱离国家的其余地方，无产阶级会脱离农民，等等。
其他同志则指出，我们没有给予军事密谋的因素以足够的重视。中央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要求包围正在举行民主党代表会议的亚历山大剧院，并宣布党中央委员会的专政。他说：在我们为第二次代表大会集中进行鼓动工作和军事准备工作的时候，我们正在把我们的计划泄露给对方，使他们能够做好准备，甚至对我们实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毫无疑问，军事密谋和包围亚历山大剧院的企图，太不符合事态的发展，必将成为一个涣散人心的事件。甚至在彼得格勒苏维埃这个由我们这一派控制的地方，这样一个合乎斗争进程的事件，在当时也会引起极大的混乱，首先是在卫戍部队中引起混乱，那里有一些犹豫不决、不可靠的团，主要是骑兵团。对克伦斯基来说，击败一次不是群众希望的密谋，比进攻以未来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名义捍卫其不可侵犯性的地位越来越巩固的卫戍部队要容易得多。因此，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拒绝了包围民主党代表会议的计划，这是正确的。对局势的判断完全正确：几乎不流血的武装起义恰好在预先公开确定的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日子里胜利了。
可是，这个战略不可能成为一个普遍规律，它需要特定的条件。人们不再相信与德国作战的价值，少数革命士兵不想离开彼得格勒上前线。而且，即使整个卫戍部队都是由于这唯一的原因而站在工人的一边，它也是在看到克伦斯基的阴谋被揭露以后，才变得更坚定的。但是，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这种情绪，在农民阶级地位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发展中有其更深刻的原因。假如卫戍部队发生分裂，假如克伦斯基有可能得到几个团的支持，我们的计划就会失败。纯军事密谋的因素（密谋和极速行动）就会起作用。当然，这就必须另外选择起义的时机。
公社也完全可能把几个农民的团争取过来，因为后者对政权和司令部失去了信心和尊重。然而，它没有为达到这个目的做任何事情。在这里，错误不在于农民与工人阶级的关系，而在于革命战略。
在目前时代欧洲国家在这一点上将面临什么局面呢？在这方面，很难预言。然而，随着事态缓慢地发展和资产阶级政府竭力利用过去的经验，可以预见，无产阶级为了博得士兵的同情，将不得不在一定的时候克服强烈的、组织严密的抵抗。就革命而言，到那时，一次精心组织而又时间选得适当的进攻，将是必要的。党的责任是使自己对这种进攻有所准备。这就是党必须保持并发展它作为集中组织的性质的原因，这样的党公开指导群众的革命运动，同时是一个武装起义的秘密机构。
* * *
对司令部实行选举的问题是国民自卫军与梯也尔之间冲突的原因之一。巴黎拒绝承认梯也指定的司令部。瓦尔兰随后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国民自卫军司令部从上到下都应该由国民自卫军成员自己选举。国民自卫军司令部在这里找到了它的支持者。
这个问题应当从两方面即政治和军事来看，这两方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政治任务在于清洗国民自卫军的反革命司令部，彻底改选是执行这项任务的唯一手段。国民自卫军的多数是由工人和革命小资产阶级构成的，而且，“对司令部实行选举”的口号也将扩大运用于步兵。这样，梯也尔就要失去他的重要武器——反革命军官。为了实现这个计划，需要一个在所有军事单位都有其成员的党组织。总而言之，在这情况下实行选举，其直接任务不是必须向军队提供好的司令官，而是使全们摆脱忠于资产阶级的司令官。选举成了按照阶级路线把军队分成两部分的楔子。在克伦斯基时期，尤其是在十月革命的前夕，我们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但是，军队摆脱旧的指挥机构不可避免地造成组织上的内聚力的削弱和战斗力的降低。一般说来，从技术—军事的观点看，在维护秩序和纪律上，改选的司令部是相当软弱的。因而，在军队摆脱压制它的旧的反革命的司令部之后，便出现了向它提供一个能履行其使命的革命司令部的问题。这个问题靠简单的选举根本无法解决。不等广大士兵群众取得妥善地选拔司令官的经验以前，革命就被敌人挫败了，敌人是以几个世纪的经验作指导来选择其司令部的。不象样的民主方法（简单的选举）必须补充，并在某种程度上代之以由上而下的选拔方法。革命必须创造这样一个机构，它由有经验、可信赖的组织者构成，人们可以绝对地相信它，并且让它有选拔、指派和教育司令官的充分权力。如果说那种允许各政治团体独立的理论和民主自治论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通常是极端危险的，那么它们对军队来说就更危险十倍。我们从公社的悲惨事例中就看到了这一点。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从民主选举中获得了权威。当中央委员会需要在进攻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主动性的时候，它失去了无产阶级的党的领导，惊慌失措，赶紧把它的权力移交给需要更广泛的民主基础的公社代表。而在当时，玩弄选举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但是，一旦进行了选举，产生了公社，就必须马上把所有事情都集中于公社，使它成为一个拥有整顿国民自卫军的实权的机构。但情况并非如此。选举产生了公社以后，中央委员会依然存在；由于后者也带有选举产生的性质，使它具有了政治权威，因而能与公社匹敌。但是同时，这却使中央委员会丧失了在纯军事问题上所必须的活力和果断，而在公社组成后正是军事问题才使它得以存在。选举这种民主方法，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