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
《Der Socialismus und die Intellektuellen》，Vom Dr. Max Adler. Wien. 1910.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Ignatz Brand et C°，S.79.[1]
十年前，甚至在六七年前，俄国主观社会学学派的拥护者（“社会革命党人”）可以为了自己的事业有效地利用奥地利哲学家马克斯·阿德勒最近出版的小册子。但是在最近五六年里，我们形成了一个很有声誉的客观“社会学学派”，它的经验教训异常生动地刻在我们身上，以至于知识分子的最动听的赞美，甚至出自马·阿德勒的“马克思主义”笔下的颂扬，也帮不了俄国主观主义的忙。相反，俄国主观主义本身的命运恰好是用来反驳马克斯·阿德勒的理由和结论的最有力的论据。
小册子的题目是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对阿德勒来说，这不仅是理论分析的对象，而且是良心的问题。他想要说服人。阿德勒的这本小册子是根据对社会主义大学生发表的讲话编写成的，他给它注入了力图说服人的热情。广收新信徒的精神贯穿于这本篇幅不大的书，给那些不能自诩有新意的思想也增添了特殊的色彩。把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的理想这一边，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争取过来，——在阿德勒书中这个政治愿望完全凌驾于社会分析之上，它给这本书定下了基调，并且它也使这本书有其本身的弱点。
知识分子是什么？阿德勒给这个概念所下的当然不是道德的定义，而是社会的定义：这不是由统一的历史誓愿联合而成的团体，而是包括各种运用脑力的职业的社会阶层。不管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划一条分界线是多么困难，但是知识分子总的社会轮廓在不作进一步细致考察的情况下也是清楚的。这是整整一个阶级——阿德勒说这是阶级之间的集团，但是实际上反正都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对阿德勒来说有这样一个问题：是谁或者是什么拥有更多的权利掌握这个阶级的心灵？根据这个阶级的社会功能的性质，什么样的思想是它内心所必需的？阿德勒回答说：集体主义。由于欧洲知识分子不直接与集体主义思想相敌对，顶多离开工人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而站在一边，他们是不冷和不热的——对此阿德勒没有视而不见。“但是不应该有这种情况！”阿德勒说道，“这种情况没有足够的客观基础。”阿德勒坚决反对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否认能促使知识分子大批涌向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的存在。他在前言里说：“有足够多的原因，——不过不是纯经济领域的，而是别的领域的，——这些原因作为参加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充足理由，能够影响全体知识分子群众，也就是说这影响不以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生活地位而转移，——需要的只是：知识分子应当了解这个运动和自己本身的社会地位的实质……”这些原因是什么呢？阿德勒说：“由于精神需要自由发展的不可侵犯性，此外还有这种发展的可能性，都属于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正因为如此，在这里理论兴趣完全能与经济兴趣同时出现。如果这样一来知识分子赞同社会主义的理由主要需要到经济领域之外去寻找的话，那么这在同等程度上既是由于脑力劳动的存在有其特殊的思想条件，也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文化内容。”（第7页）不管整个运动的阶级性如何（要知道这只是途径！），不管今天自己党派的政治面貌如何（要知道这只是手段！），社会主义就其自身实质来说，它作为无所不包的社会理想，意味着把所有类型的脑力劳动从各种社会历史的束缚和限制之中解放出来。这个诺言就是一座思想桥梁，欧洲知识分子可以而且应当通过这座桥梁转到社会民主主义阵营里来。
阿德勒的基本观点就是如此，他的整本小册子都是用来阐明这个观点的。这本书的一个立刻就会引起人们注意的根本缺陷，是非历史主义。确实如此。阿德勒所凭借的促使知识分子转入集体主义营垒的总的理由，早已在持续不断地起作用。可是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里，根本不存在大批知识分子涌向社会民主主义的情况。当然，阿德勒也像我们一样，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是他提出把知识分子不理解社会主义看作是他们完全疏远工人运动的原因。从一定意义上说，事情确实如此。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解释这种固执的不理解——而同时却理解其他许多极其复杂的事物呢？很清楚，不是由于他们的理论逻辑的弱点，而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心理的非理性成分在起作用。阿德勒本人谈到这一点，《Burgerliche Schranken des Verstandnisses》(《资产阶级的理解范围》)是小册子里写得最好的章节之一。但是他认为，他希望，他深信，——这里更像是说教者，而不是理论家，——欧洲社会民主党一定能克服脑力工作者心理中的非理性成分，如果这个党能改变自己对他们发出的号召的逻辑的话。知识分子不理解社会主义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即社会主义每天都在向他们显示政党本身的日常面貌——许多党中的某一个、与其他党处于同一地位的党的面貌。但是如果向他们展示出作为世界文化运动的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他们就不可能看不出包含在其中的他们的希望和宿愿。阿德勒这样认为。
我决定暂时不分析这样的问题：对作为阶级的知识分子来说，纯粹的文化需求（技术、科学、艺术的发展）是否真的比家庭、学校、教会、国家所灌输的阶级意识以及衣食需要的呼声更为强烈？但是即使有条件地接受这一点，即使承认知识分子首先是献身文化的人（这些人暂时只不过还没有理解，按照社会主义原则与资产阶级社会实行决裂是为文化需要服务的最好途径）的团体，仍然尖锐地摆着这样的问题：西欧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党派能否在理论和道德方面给知识分子提供某种比它在这之前所给的一切更加使人信服的或更加吸引人的东西？
自从集体主义发动的斗争的喧闹声响遍全世界以来已有几十年。在这期间千千万万工人联合成为政治的、工会的、合作社的、教育的以及其他的组织。整个阶级从生活底层奋起，闯入了至今被认为是有产阶级的世袭领地的最神圣的政治。社会主义报刊，理论的、政治的和工会的报刊，每天都从新世界的角度，重新评价着资产阶级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有价值的东西。在社会文化生活（婚姻、家庭、教育、学校、教会、军队、爱国主义、公共卫生、卖淫）的任何一个问题上，社会主义都提出自己的观点来与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相对抗。社会主义用文明的人类所有语言说话。在社会主义的行列里从事工作和进行斗争的，有不同智力水平、不同气质、不同经历、不同社会联系和生活习惯的人。如果知识分子最后还是“不理解”社会主义，如果这一切加在一起不足以使他们能够理解和迫使他们理解这一世界性运动的文化历史意义，那么就得作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命中注定的不理解的原因应当是很深刻的，想用文学和理论手段来克服它的做法就其实质来说是不能奏效的。
如从历史情况来看，这个思想就显得更为清晰。知识分子最广泛地涌向社会主义的现象——这包括所有欧洲国家，——是在党存在的初期发生的，当时党还处于幼年时期。这第一个浪潮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最优秀的理论家和政治家。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愈发展壮大，它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工人群众愈多，从知识分子中涌来大批新人的势头就愈来愈减弱，——这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绝对的。《Leipziger Volkszeitung》[2]在很长时间内通过登广告招聘一位科学院士当编辑，但毫无结果。这里似乎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完全与阿德勒相反的结论：社会主义的内容表现得愈清楚，它的历史使命愈能为所有的人所理解，知识分子就愈坚决地离开它。如果这还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本身吓坏了知识分子，那至少可清楚地看出，在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应当发生过某些深刻的社会变化，这些变化在同等程度上使得院士难以与工人结为兄弟，而使工人易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
这是哪一种类的变化呢？
无产阶级之中最有知识的个人、集团和阶层过去和现在都向社会民主党靠拢；工业和运输业的增长和集中只不过加快了这个过程。知识分子中却发生完全另一种情况。最近二十年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毫不客气地为自己网罗了这一阶级的优秀人物。最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有创新能力和思想奔放的人——无可挽回地为资本主义工业（以大得惊人的数额给组织者支付劳动报酬的托拉斯、铁路企业、银行）所吞没。甚至用来满足国家需要的，也只是剩下的第二流人物，因此政府机关也像所有派别的报纸编辑部一样，为“人才”不足而伤心落泪。至于说到日益增多的无力摆脱一辈子仰人鼻息的和物质上的不稳定生活的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那么对这些在文化大机器里执行着局部的、次要的和不起眼的功能的人来说，阿德勒所借助的纯文化利益不可能有足够的威力独自引导他们在政治上同情社会主义。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情况：这样的欧洲知识分子并非没有在心理上转向集体主义阵营的可能，但是几乎没有在无产阶级政党内为自己个人树立权威的任何希望。而这个问题在这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个工人是作为整体的一分子，与自己的阶级一起（他无望离开这个阶级）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他已满足于感觉到自己与群众有精神上的联系，这种感觉使他变得更有信心和更有力。而知识分子是扯断自己的阶级脐带——作为个体，作为个人——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并且必然会谋求树立自己个人的威望。但是在这里他就会碰到困难，——愈往后这些困难变得愈大。在社会民主党发展的初期，每一种知识分子力量，甚至包括不超过中等水平的力量，在工人运动中都取得了一定的地位。现在每一个新来的人发现，西欧各国工人民主党的大厦已建筑好了。成千上万的工人领袖从自己的阶级脱颖而出，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干部队伍，为首的是功勋卓著的老战士、公认的权威人物以及已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在这种条件下，只有才能出众的人才能有希望为自己争得领导地位，——但是这样的人不会去跳越相隔的鸿沟转入非他所属的阵营，自然会走阻力最小的道路进入工业的王国或到国家机关供职。这样一来，在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之间，除了其他一切之外，现在还出现了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机构这一分水岭。这机构引起了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的不满（因为它要求知识分子遵守纪律和自我节制），这种不满有时是由它的“机会主义”引起的，有时则恰恰相反，是由它的“激进主义”引起的，并必然使知识分子扮演唠叨不休的观众角色，其同情的对象在无政府主义和民族自由主义之间变动不定。《天真的人》是他们最高的思想旗帜。这个现象的各种不同的变体在不同程度上重复出现于所有欧洲国家。除了其余的一切之外，这些人过于娇惯，可以说过于玩世不恭，以至于最热情洋溢地说明社会主义的文化本质，也不能征服他们的心。只有少见的几个“思想家”——既取这个词的好的意义，也取其不好的意义——能在纯粹的理论思想的驱使下最后确立社会主义的信念，——像安东·门格尔[3]一样从法学出发，或者像阿特兰季库斯一样从技术的需要出发。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他们也通常没有领会社会民主主义，对他们来说，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与社会主义有着内在联系的阶级斗争是一部难懂的天书。
***
用直接的物质成果的纲领无法把知识分子吸引到集体主义一边来，这一点阿德勒说得完全正确。但是这仍然既不意味着整个知识分子一般可用某种东西来吸引，也不意味着对知识分子来说直接的物质利益和他们的阶级联系不能变得比社会主义的各种文化历史前景更有说服力。
如果除去知识分子的那个作为工人医生、律师等直接为工人群众服务的阶层（而且通常在这里工作的是这些职业的最无才能的代表），那么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和最有影响的部分是靠工业利润、地租或国家预算生活的，他们处于直接或间接地依从于各个资本主义的阶级或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抽象地说，这种物质的依从性所排除的只是敌对的队伍中的战斗性很强的政治活动，并不以此排除独立于雇主阶级的精神自由。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正是知识分子的工作具有的“精神的”性质，必然会在知识分子和有产阶级之间建筑起精神上的联系。工厂的厂长、工程师、担负行政职务的人不得不与工人处于经常的对抗之中，他们被迫反对工人，捍卫资本家的利益。这些职能最后使他们的观念和观点适应于自己，这是不言自明的。尽管医生和律师的工作带有比较独立的性质，但是他们一直需要同自己的被保护者建立心理上的联系。如果说一个电工可以每天在部长、银行家和他们的高级娼妓家中拉电线而保持本色的话，那么医生就大不相同，他应当在自己的心中以及在自己说话的声音中找到与部长、银行家和他们的高级娼妓的爱好和习惯相一致的调子。这种接触必然不仅仅会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建立起来。伦敦的女权论者聘请赞成女权论的律师来为自己辩护。那个在柏林治疗少校夫妇或在维也纳治疗“基督教社会的”女店主的医生，那位承办她们的父亲、兄弟和丈夫的案件的律师，未必会不惜代价迷恋于集体主义的文化前景。这一切也及于作家、画家、雕塑家、演员——不那么直接，然而是同样不可抗拒的。他们向公众出示自己的作品或展示自己的个性，他们受公众的褒贬和钱袋的支配，因而公开地或经过伪装地使自己的创作服从于他们极为鄙视的“大怪物”：资产阶级公众。德国的“年轻人”——不过现在已完全谢顶了——的命运最好不过地证明这一点。高尔基的例子可由造就他的时代的条件来解释，这个绝无仅有的例子只是证明了这样的规则：由于高尔基不会顺应知识分子的反革命蜕变，因而在很短的时期内丧失了“声誉”……
这里又一次揭示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条件中所包含的深刻的社会差别。体力劳动能支配肌肉，折磨身体，然而却无力使工人的思想服从自己。控制思想的所有措施在瑞士以及在俄国——同样都是无效的。脑力工作者在体力方面不知要自由多少。作家不必听见汽笛声就起床，医生的背后没有站着监工，律师在走出法庭时不会遭到搜身。他们被迫出卖的可不是纯粹的劳动力，不是自己紧张的体力劳动，而是自己的整个人——并且是凭良心这样做的。结果他们本人不愿意、也不可能看到，他们所穿的制服无非是剪裁得比较精巧的囚服。
***
最后阿德勒似乎自己也不满意他提出的关于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抽象的、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说法。因为他自己的整个宣传实际上不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里执行一定职能的脑力工作者阶级的，而是针对它的那个只不过在为将来发挥作用做准备的年轻一代的——是针对大学生的。不仅书上写明的“献给维也纳社会主义大学生自由联盟”的字样，而且这本讲演稿式的小册子的性质本身以及热情洋溢的宣传鼓动和说教的语气，均可以证明这一点。无法想象可以在教授、作家、律师、医生等人的面前发表这样的演讲……说完头几句话后，就会张口结舌。因此，阿德勒本人直接根据他的宣传对象，对自己的任务作了限定——政治家对理论家的提法作了修正：归根结底讲的是对大学生施加影响的问题。
大学是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子女受国家有组织的教育的最后阶段，如同军营是工农的年轻一代的最后一个教育机关一样。军营培养服从和守纪律的心理习惯，为的是以后在别人指挥下履行各种社会职能。大学基本上是为了进行管理、领导和统治的目的进行教育的。根据这个观点，就连德国的大学生联谊会也是一种合理的阶级设制：它们促成把父与子团结起来的传统，增强民族的自我感觉，养成资产阶级圈子里必不可少的习惯，以及在鼻子上或耳朵旁添上伤疤，以作为属于统治者这一人种的印记。对阿德勒的党来说，经过军营训练的人当然要比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无可比拟地重要。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在德国工业迅速发展并把军队的社会成分无产阶级化的条件下，——党还可以对自己说：“我不进到军营里去；我只要把年轻工人送到军营门口就够了，而主要的是，我将在他们重新走出军营时迎接他们。他们决不会离开我，他们是我的。”[4]而对大学，如果党真的想要为影响知识分子而进行独立的斗争的话，那么它就要被迫对自己说出正好相反的话：“只有在这里，只有在现在，当青少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自己家庭的束缚时，当他们还未成为自己社会地位的俘虏时，我可以指望把他们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要么马上就干，要么干脆别干。”
工人中的“父”与“子”的差别纯粹是年龄上的差别。而在知识分子中，这不仅是年龄的差别，而且是社会的差别。大学生既与年轻工人不同，也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不履行任何社会职能，没有感觉到自己对资本或对国家的直接依从，不受任何义务的束缚，并且——至少在客观上，如果说不是主观上的话——在认识善与恶方面是不受约束的。在这个时期，他们身上的一切还都是变化不定的，他们的阶级偏见像他们的思想兴趣一样，也是未定形的，良心的问题特别尖锐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的思想第一次面临重大的科学概括，对他们来说，超越常规的东西几乎成为一种生理的需要，——如果说集体主义一般说来能掌握他们的意识的话，那么这种情况正好发生在这个时候，而且正是由于它的论证具有体面的科学性质和它的目的具有无所不包的文化内容，而不是像“刀和叉”那样的实际问题。在这后一点上，阿德勒是完全对的。
但是就是在这里我们也又一次地被迫面对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不仅欧洲知识分子的整体，而且它的分支、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向往。在工人政党和大学生群众之间有一堵墙。只用宣传鼓动工作做得不尽如人意、不善于从适当的方面接近知识分子这点来解释这个事实，——阿德勒偏向于作这样的解释，——意味着忽视大学生和“民众”之间相互关系发展的整个过程，意味着把大学生看作是智力的或道德的范畴，而不是看作社会历史的产物。不错，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上的依赖对大学生只是间接地通过家庭产生影响的，也就是说，这影响是减弱了的。可是送大学生上学的那些阶级的总的社会利益和需求却在他们的情绪和观点里，如同在共振器里一样，异常有力地反映出来。欧洲大学生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在其最好的雄心勃勃的时刻以及在道德上完全堕落的时期——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敏感的晴雨表。当资产阶级社会除了革命外别无其他出路时，大学生就变得极端革命——真诚地和老实地与人民结为兄弟。当资产阶级民主派因自身微不足道而未能领导革命时，大学生就在实际上取代资产阶级民主派，如同1848年维也纳发生的情况那样。但是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持于街垒的两边时，1848年6月在巴黎，大学生没有向工人开枪。在俾斯麦发动的战争过后，在德国统一和资产阶级安下心来之后，德国大学生急于成为因喝多了啤酒和由于自满自足而变得肥胖起来的人物，这种人物与普鲁士中尉一起，一直出现在讽刺生活小报上。在奥地利，随着这个国家的各个不同民族为控制国家政权而进行的斗争的激化，大学生成为民族的特殊性和好战的沙文主义的体现者。毫无疑问，大学生在他们的所有这些历史变化中，甚至在最可憎的变化中，既表现出了政治的敏感性，又表现出了作自我牺牲的能力和坚定勇敢的献身精神，——对这些品质阿德勒抱有极大的希望。不妨从这样一点说起，三十岁或四十岁的正常的庸人由于有“人格”这一未确定的概念，不会允许别人乱搧自己耳光，而他的儿子却非常热情地这样做。罗辛人[5]大学生和波兰大学生不久前在利沃夫大学再一次表明，他们不仅善于使每一种民族的和政治的倾向一直发展下去，而且还能冲着枪口挺起自己的胸膛。去年布拉格的德国大学生不惜忍受群众的一切暴力行为，在大街上显示自己拥有成为德国大学生联谊会成员的权利。这里坚定勇敢的“献身精神”（有时是纯粹好斗的）所说明的不是阶级的、思想的特点，而是年龄的特点；可是这种献身精神的政治内容完全决定于大学生所由出身的和他们回归的阶级的历史才能。这是很自然的，这是必然的。
最后，要知道所有的有产阶级都要送自己的子女通过大学的大门，——假如大学生在这里成为一块社会主义可在他身上写自己的字的tabula rasa（干净的木板）的话，那么阶级的继承性和可怜的历史决定论会变得怎么样呢？
***
最后还需要说明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既可推翻又能证明阿德勒的说法。
根据他的意见，只有把全部运动的最终目的提到首位，才可把知识分子吸引到社会主义一边来。但是阿德勒当然承认，最终目的随着工业的集中、中间阶层的无产阶级化、阶级矛盾的激化而显示得更加清楚和充分。在德国，“最终目的”不以政治领袖的意志和民族策略的差别为转移，要比在奥地利或意大利表现得清楚和直接得多。但是同一个社会过程——劳动和资本之间斗争的激化——使得知识分子难以转到劳动的政党一边来。阶级之间的桥梁被破坏了——需要跃过一天天在加深的深渊。因此，在存在客观上能使理论易于深入集体主义本质的条件的同时，妨碍知识分子政治上参加社会主义大军的社会障碍也在增加。在任何过着公共社会生活的先进国家内，转向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抽象思辨的行为，而是一种政治行动，在这里社会意志凌驾于空谈理论的理性之上而独占统治地位。但是须知这归根结底意味着今天争取知识分子要比昨天更加困难，明天又将比今天更加困难。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其“渐进性的中断”。我们所说明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如同随着社会主义本身的发展而扩大着的疏远一样，可以而且应当由于那种根本改变社会力量对比的客观政治转折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在阿德勒的说法中，至少有一点是正确的，即知识分子不是直接地和无条件地希望保存资本主义剥削，而是间接地、通过各个资产者阶级表现出这种希望，因为知识分子在物质上依从于这些阶级。如果知识分子一旦有可能考虑社会主义直接胜利的可能性，如果社会主义不是作为另一个与他们疏远的和格格不入的阶级的理想，而是作为很近的、伸手可及的现实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话，还有，如果——这不是最后的条件——与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决裂不会给每个脑力工作者造成物质上和道德上的严重后果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够转到集体主义一边来。这样的条件只有新的社会阶级实行政治统治后才能为欧洲知识分子创造出来，在为建立这样的统治而进行直接斗争的时代已多多少少创造出了一些。不管欧洲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如何疏远，——而这种疏远还将发展，尤其是在像奥地利、意大利、巴尔干各国这样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然而在伟大的社会改革的时代知识分子大概会比其他中间阶级更早地转到新制度的拥护者的行列里来。在这方面将对他们起很大的促进作用的，是那些使他们区别于工商业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社会品质：他们职业上与社会劳动的文化部门相联系，他们具有善于进行理论概括的能力，他们的思想具有灵活性和机动性，一句话，他们有文化修养。欧洲知识分子面对整个社会机构转到另一些人手里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时将会确信，因此而创造出来的条件不仅不会把他们抛向深渊，而是相反，会提供无限的可能性来使用技术的、组织的和科学的力量；他们能够从自己的队伍中产生出这些力量，——而且在最危急的初期，当新的制度需要克服技术上的、社会的和政治上的巨大困难时就会这样做。
但是假如掌握社会机构的行动本身取决于知识分子预先归附欧洲无产阶级政党的话，那么这对集体主义社会很不利，因为如同我们上面力图证明的那样，在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内知识分子转到社会民主党一边的现象——与马克斯·阿德勒的所有期望相反——愈往后会变得愈不可能发生。
《现代世界》，1910年
[1] 《社会主义与知识分子》，马克斯·阿德勒博士著，维也纳，1910年。维也纳人民图书出版社，79页。
[2] 《莱比锡人民报》。——译者注。
[3] 安东·门格尔（1841——1906），奥地利法学家。——译者注。
[4]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就是这样，当然从革命的观点来看，这是完全不够的。
[5] 指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