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与日课经[1]
蒸汽小鸡各方面都像鸡：会跑，会啄，会叫。可是却不会繁殖。之所以不会繁殖，是因为它没有灵魂。只有抱蛋鸡才能够给小鸡雏以真正的灵魂，因为它的全部鸡的思想和情感都随着孵蛋时的体温传到了鸡蛋里面。蒸汽小鸡呢，不过是一只机器生物：它有体温，却没有良心。所以不能繁殖后代。在这一极其重要的心理物理情况中（请参阅乌斯宾斯基的《蒸汽小鸡》），看来隐藏着机器智力工厂的国产神秘主义者为什么注定不能结出果实的谜底。
所有卓越的宗教革新家和改革家都与伟大的抱蛋鸡——群众发生联系。他们的观察、揭露和预言是由于这只伟大的抱蛋鸡的体温而变暖的。已经成熟的对集体灵魂的需求在新的教义中得到了表现。一种新的宗教学说只有在其萌芽期就充满着群众的生气勃勃的精神的情况下，才会作为一种有生力量而载入史册。在群众的灵魂和预言家个人的灵魂之间存在着真正的抱蛋鸡和真正的小鸡、而不是和机器小鸡之间的那种母女联系：“它的全部思想都从它的灵魂传入小鸡的灵魂，而小鸡也在接受它的思想和关怀”……这一切发生在早已过去的那个时代，当时就连进步的宗旨也要为自己寻找宗教的外壳。
可是，如果哪怕只是简略地研究一下我们的“新的宗教意识”的来源，立即就会清楚地看到，它走的完全是另一条，确切地说是一条相反的道路……知识分子的神秘主义是两种悲哀的历史情况的产物：第一是小灵魂与大灵魂的脱节，第二是小灵魂的巨大恐惧。是对那个被称作人群的、长一百个头的、极其愚蠢而凶恶的怪物的恐惧……
有谁会想到——在我们这个时代！——从梅列日科夫斯基、明斯基[2]、布尔加柯夫[3]和别尔嘉也夫先生们那里寻找那种汲自人民灵魂的深井里的自发的宗教创作呢？他们那里的一切都是虚构的、精心安排的、故意制造的。那里的信仰是个人主义的、受制约的、脆弱的、口头上的，完全由美学和语文学的组合、希腊语的引文、文学讽喻和尼采哲学的箴言所组成的。可能这个人的作品艺术性较强一些，那个人的作品比较刻板，但他们所有的人，借用莎士比亚的话说，则是“一分智慧，三分胆怯”。
他们的神秘主义不仅是个人主义的，而且也是个性化的。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一套体系——永恒的、绝对的宗教真理的体系。它的内容取决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所走的道路，而且还是某种类似于文学和哲学日记的东西，这种日记并不写不好公开的东西，也不十分真诚，因为是准备出版的。宗教的狂热、好战的思想偏执、愤怒的揭露、对新信仰的笃信与他们是完全无缘的。信仰上的狂热需要有火一般的内心激情，而他们却像拉奥狄刻教堂里的天使（而且是20世纪的天使！）一样，既不冷，也不热。
例如，有一个神秘主义者（或者是半神秘主义者：这样的人是存在的！）弗兰克[4]先生甚至企图将这种文化和美学上的“宽容”，也就是实质上的精神淡漠奉为新的宗教意识的信条。他援引了威斯敏斯特教堂[5]作为精神上和睦相处的典型例子，在这座教堂的拱顶下面伟大的神秘主义者们、自然论者们和无神论者们并排躺在一起，互不相扰。恶劣透顶的比喻！想以新的宗教使旧世界复活的人们是从威斯敏斯特公墓的……文化平和中受到鼓舞的。
冠冕堂皇的无能为力，这就是我们神秘主义者的共同特征，不了解情况的人需要走到他们跟前仔细看一看才会确信，他们每个人还各有其自己的个人特征。
别尔嘉也夫先生的个人特征最具斑斓的色彩，尽管远不是最具表现力的。他在世界思想史上到处漂泊——肩披厚毛围巾，手提旅行皮包，这些东西仿佛是欧洲文化向俄国知识分子提供的惊人多样化的精神行头的见证似的。
别尔嘉也夫先生在不多的几年时间里便完成了从唯物主义哲学和社会激进主义向新的、唯灵论的基督教的转变。他在这一阶段上能呆多久呢？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想妄加猜测。不过，问一下也许是大有教益的：别尔嘉也夫先生在自己的新credo[6]里面寻找的是什么，找到的又是什么呢？
托尔斯泰在某个地方说过：音乐会、金属火柴盒、吊裤带和马达是很不错；可是如果为了创造它们需要把十分之九的人变成奴隶，那么最好还是让所有的马达和所有的吊裤带通通滚蛋吧。而那位老分裂派教徒却说：“为什么要坚固的房子？我是在等待耶稣的突然降临。”这两种类型的禁欲主义：一种直接来源于社会动机，另一种则来源于分裂派的神秘主义，但两者皆与别尔嘉也夫先生无缘。相反，他需要他的全部的唯灵论信仰，其目的正是为了使物质文化神圣化。他是任何东西也不会拒绝的。火车、书籍、钟表、音乐和吊裤带，这些东西“本身”自然毫无价值，——然而，如果承认它们具有极其崇高的宗教意义，那么它们便会立刻变得高尚而富有生气。在通往新的宗教意识的王国的道路上，对别尔嘉也夫先生来说，就像对奥西普那样，任何绳子都是有用的[7]。对这条绳子无须加以拒绝，而是要千方百计地加固它。当然，只有“庸俗的唯物主义者”才热中于具有经验主义实体感的钟表和吊裤带；物质文化的历史用品对于别尔嘉也夫来说，其宝贵之处就在于它仿佛圣经中的雅各天梯[8]一样，以某种高度超验的方式通往新的宗教意识的天堂。[9]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十分方便的神秘主义，轻巧得很，一点儿也不让人感到为难。它不要求承担任何义务。它不要求任何东西。不要求遵循禁欲主义，不要求忏悔文化的罪过。甚至也不要求放弃吊裤带。想想看吧！圣克里斯平[10]扒下富人们的皮，用它给穷人们缝制靴子。依照别尔嘉也夫先生的方法（其实，远非别尔嘉也夫的），我绝不需要用这种残酷的手艺来维持自己的精神平衡。我只要相信赤脚的穷人不过是超验的世界秩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就可立即把整个不公平的世界从它的整个不公平中拯救出来（旨在自用），而且不触动它的物质面貌的一根毫毛。这种神秘主义的炼金术是极具吸引力的，如果不是如此……廉价的话。但是——可惜得很！——这种道德和哲学的廉价正是别尔嘉也夫思想的本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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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廉价本身并不是当代知识界神秘主义中独具一格的别尔嘉也夫现象的弱点：廉价的商品总是有销路的。不过，知识界不能容忍的就是这个神秘的实证主义，或者叫做——恕我冒昧——神秘的自然主义。只要神智学者和唯灵论者还对经验和理性持批判态度，只要他们还在一味地寻找从有限的此地到无限的乌有地的道路，他们便会被描画上某种诱人的、富有诗意的光环。可是，一旦他们找到了神圣的钥匙，打开了通往乌有国的大门，并描写了它的行政制度，诱人的魅力便不复存在了。眼下苦闷的知识分子大概随时会赞同那位小官吏列别杰夫的话的：“不相信魔鬼，这是一种法国人的思想，是一种肤浅的思想。”可是，相信魔鬼——这魔鬼长着蹄子、尾巴和一身毛，而且还散发着硫磺的气味——不，他们没有这种本事。简直就像灯刷一样，叫人无法下咽。在这个小小的心理状态中，存在着产生巨大的障碍的根源。
别尔嘉也夫先生本人是相信老巫婆的。不管怎么样，这是需要才能的（前提是：“假如不是一场骗局”）。不过，这终归是一种仅仅适合于自身的精神生活的才能。然而这一点甚至对一个个人主义的神秘主义者也是不够的。他需要的是充满同情的气氛。如果不是对新信仰的笃信的神圣的激情，那么也是为达到个人的自我保存的竞争迫使他寻求同情。到哪里去找？自然不是到群众那里。对他来说，就像对韦尔西洛夫来说那样，群众的神秘主义散发着太多的皮靴气味。他转向知识分子，口中说着含混不清的公式，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弗·索洛维约夫[11]的话遮遮掩掩，闪烁其词，最怕说出自己的神智学的具体形式的名称来。可是，终究还是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半被淹没的问题从整个神秘主义的含混中突出出来：“你去研究日课经并得到永生不比去理解亚里士多德和下地狱更好吗？”一分智慧，三分胆怯。不过，这“一分智慧”毕竟还是留下了。宣布理性为“魔鬼的女儿”，就像路德[12]当年所做的那样，他没有那份勇气。于是，如同手指上扎的刺儿或靴子里硌脚的豆粒一样，这个被认为是合乎情理的“一分智慧”便引起了极度的不安。读者在老师身上感觉到了这一点，老师也在读者身上感觉到了这一点。人们阅读他的文章，对他的演讲报以掌声，可是没有因为“新的宗教意识”而豁然开朗。甚至掌握了永恒真理的老师本人也没有感到自己变得心平气和，也没有把圣诗改写成普通诗篇或绣在透花纱上，而是经常不断地怒气冲天，对那些因思想稳健而开罪于他的人抱怨指责，到处打“鬼”，向“忙于社会建设的庸人们”施放毒箭，而且竟然还把我们历史上最重大和最悲壮的时期（1905年）称作流氓时期。
大约五六年前，我们便已经把别尔嘉也夫的唯灵论与瑟罗米亚特尼科夫—西格玛的“理想主义”相提并论了——是根据社会结论，而不是出于道德上的动机，后者当时是属新时报派的。那时候，别尔嘉也夫先生本人还站在社会激进主义的旗帜下，并从右面向理想主义者威严地喊着：“不准用肮脏的手来干预！”在那个时代，这样的相提并论在某些人眼里是不公正的，甚至还是不道德的。
然而，命运之神却想极其充分地证明这种相提并论的公正性。不久前，别尔嘉也夫先生在彼得堡的《言论报》上撰写了一篇文章，瑟罗米亚特尼科夫先生于是便立即有根有据地在《俄罗斯》上作出反应：“我一直都是这么说的嘛！”由于看到自己处在一个极其混乱的社会里，别尔嘉也夫先生无意中决定彻底取消右与左的分野。甚至不止于此。他把自己所肩负的唯灵论使命暂时撂在一边，去向极其粗浅的唯物主义寻求帮助，并从……年龄生理学里为“左”寻找解释。他在与罗扎诺夫的争论中就这一问题说，年轻人总是幼稚无知的。这种说法并不十分新鲜，而且也不太深刻。15至16世纪的俄国生理学家们早就教导说（根据盖伦[13]的理论），青年人大多情绪易于波动——是因为红色胆汁的缘故，成熟的男人大多情绪“健全”——是因为黑色胆汁的缘故，而老年人则大多麻木而忧伤——是由于粘质体液的缘故，它像水一样：既湿且凉。最近以来，对这一问题又有了新的说法：“Le russeest radical jusqu'à trente ans et après—canaille”（“俄国人在三十岁以前是激进分子，三十岁以后则变成流氓”）。这一分类法简单易学，倒是蛮吸引人的。可是，我们却不能接受它，因为就目前来看，不要说在西方，就是在俄国它也是与事实完全不符的。眼下灵魂由粘质体液构成既湿又凉的青年人太多啦，而和他们在一起的则有很多很多的成熟的男人和老者，他们身上的“红色胆汁”无论是时间还是“新的宗教意识”都不能把它消除掉。人的情感往往与阶级属性，而不是与知识分子的气质取齐。
如果说别尔嘉也夫先生已经转到日课经上面来了，这倒是他的幸运。不过，为了能以这种信仰出现在人前，为了能在伏尔泰、勒南、达尔文、马克思和尼采之后以这种信仰出现在人前，那就需要或是具有巨大的激情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或是能体验到无法摆脱的怀疑的瘙痒，这种瘙痒往往总会引起连续不断的、“神秘主义的”挠搔。可是，在别尔嘉也夫先生那里——在他那里会有什么样的激情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又会影响谁呢？一个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一个具有这个可敬的圈子的所有品质的“文学家”！……，平庸的文学才能，带有抒情叹息的优雅风格，故意卖弄的拉丁文书名。……——手段与目的之间存在着多么要命的不协调呀！
而事实上，眼下的目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远大，因为人类的敌人渐渐强大起来，而不是渐渐衰弱下去。马丁·路德博士当年早就对此雄辩地发表过议论。他开导说：“哎呀，可不要刚有一点信心就沾沾自喜哟，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对手和敌人，就是那些魔鬼们，他们的人数不可胜数，非常之多；而且这不是什么代理魔鬼，而是各种等级的强有力的恶魔：有乡下的，有宫廷里的和公爵门下的，他们在五千余年的漫长岁月里借助于长期的经验变得异常聪明和极其敏锐起来。因为还要想到，即使魔鬼在世界起源之时是个丑陋的动物（eine schlechte Creatur)，那么由于他经常攻击和不遗余力地、毫不停歇地折磨亚当、玛土撒拉[14]、以诺[15]以及先知们和所有的信徒们，他在经历了如此长期的经验之后便也变得十分狡猾和英明了。”（Colloquia[16]）如果现在注意到，从路德时代起无神论的魔鬼已有四个大有教益的世纪用来勤奋地钻研自然科学，那么便不得不最后得出结论：别尔嘉也夫先生凭着他那点儿微弱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也战胜不了魔鬼的……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1908年11月6日
[1] 日课经，东正教中祈祷用的经书，中有一昼夜里礼拜用的祷文和赞美诗。——译者注。
[2] 明斯基（1855——1937），俄国作家。——译者注。
[3] 布尔加柯夫（1871——1944），俄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译者注。
[4] 弗兰克（1877——1950），俄国宗教哲学家。——译者注。
[5] 威斯敏斯特教堂，英国安放名人遗骸的地方。——译者注。
[6] 拉丁文：信条。——译者注。
[7] 奥西普是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的主人公赫列斯塔科夫的仆人，他在收受人们送给他主人的“礼物”时连用来捆扎礼品的小绳子也拿了过来，说：“小绳子在路上也用得着的。”——译者注。
[8] 雅各，圣经神话中以撒次子。以一杯红豆羹从哥哥以扫那儿换得长子名分，并骗得以撒的祝福。以扫愤而要杀死他，出逃途中，他梦见梯子直立天边，上帝下来为他賜福。——译者注。
[9] 顺便说一下。“新的”宗教意识的形而上学很久以前便已在政治思想体系的国际市场上流通了。比如，有一个极其保守的德国三等文宫就在一家极其保守的月刊上这样写道：“保守主义从自己这方面是欢迎和支持任何进步的，它和自由主义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是借助于使物质财富接受宗教的方法将其从纯物质财富的范畴升华到道德财富的范畴的。”如果您用“新的宗教意识”来代替保守主义，用唯物主义或者哪怕是“实证主义”来代替自由主义，那么便定会得到别尔嘉也夫思想的精髓。为了便于比较，请参阅别尔嘉也夫与罗扎诺夫在1908年1月的《俄国思想》杂志上的争论。
[10] 基督教圣徒。传说他出身于罗马贵族，靠制鞋自给。——译者注。
[11] 索洛维约夫（1853——1900），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译者注。
[12] 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活动家。——译者注。
[13] 盖伦（约130——约200），古罗马医生，医学理论家。——译者注。
[14][15] 玛土撒拉、以诺均为《旧约·创世纪》中亚当的后代。——译者注。
[16] 《谈话》。——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