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当代文学
第一章 非十月革命文学
脱离者。——发狂者。——“岛民”。——坐享其成者。——“靠拢者”。——神秘主义和奉罗扎诺夫为典范。
十月革命推翻的不是克伦斯基政府，而是以资产阶级所有制为基础的整个社会制度。这一制度有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官方文学。这一制度的崩溃不可能不成为——并且已经成为——十月革命前的文学的崩溃。
善鸣的诗歌之鸟，与智慧之鸟猫头鹰一样，只在晚霞降临时才出现。白天办事，黄昏中，感情和理智才开始对办完的一切进行认识。唯心主义者们，其中包括他们那些又聋又瞎的追随者——俄国主观主义者们，认为推动世界的是意识，是批判的思维，换言之：是知识分子在领导进步。事实上，在过去全部的历史中，意识只是在事实的后面跛行，在有了俄国革命的经验之后，职业知识分子反对进步的愚钝已无需再加以证明了。这一规律在艺术领域也能十分清楚地看到。将诗人与先知相提并论的传统看法，只是就一种意义而言才是可以接受的，即诗人对时代的反映和先知们同样地迟钝。如果说有些先知或诗人“超越了自己的时代”，这也仅仅意味着，他们对社会发展的一定要求所作出的反映，不像他们的其余同行那样迟钝。
为了使革命“预感”的黎明前的震颤通过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俄国文学的全身，历史就需要先让以前数十年间国家的经济基础、各社会集团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感觉发生最深刻的变化。为了让个人主义者、神秘主义者和癫痫病患者占据文学的前台，就需要先让1905年革命因其内在的矛盾而失败。杜尔诺沃[1]在十二月打垮工人，斯托雷平驱散两个杜马又成立第三个。幸福的美人鸟在日落后歌唱的时候，预言的猫头鹰也在这时飞出来。在两次革命之间（1907—1917）的那种企图调和君主制、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尝试中，整整一代俄国知识分子形成了（或曰堕落了）。社会的制约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有意识的倾心。然而，知识分子和供养它的统治阶级是一个连通器：两端水平面等高的原理亦可运用于此。在日俄战争期间知识分子普遍的失败主义情绪中得到表现的知识分子旧有的激进主义和叛逆精神，在6月3日[2]的星光下迅速地消逝了。知识分子涂上几乎是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的玄学和诗学的脂粉，求助于教会神父们的帮助，越来越公开地“自决”了，宣称他们具有独立于“人民”的自我价值。这一自然而然的资产阶级化过程的刺耳叫声，是一种报复行为，因为人民在1905年的固执和不敬曾使知识分子感到伤心。例如，两次革命之间这一时代最轰动的（如果不是最深刻的）艺术家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在普罗托波波夫[3]和阿姆菲捷阿特罗夫[4]的报纸上找到了归宿，这一事实本身就象征性地表明了安德列耶夫的象征主义的社会根源。在这里，社会的制约已转变为公开的倾心。资产所级妥协的脂肪，积存在最精致的个人主义、从容的神秘主义探索和优雅的忧天悯人的表皮之下，而当六三政体的“有机”发展受到世界大战的灾难的震动时，这一点便立即通过最庸俗的爱国主义打油诗表露了出来。
但是，无论是六三诗歌，还是其社会基础，都难以经受战争的考验：六三政体军事上的失败折断了两次革命之间一代知识分子的脊梁。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感到，他荣誉之塔建筑其上的那小块曾让人觉得十分坚实的土地正在脚下消失，他挥舞着手尖叫，嗓音嘶哑，唾沫四溅，试图拯教什么，捍卫什么……
尽管有了1905年的教训，知识分子仍然企图恢复他们对群众的精神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战争加强了他们的这些幻想。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这样一种心理混凝土，这种混凝土自然不会由先天不足的“新的宗教意识”来提供，甚至朦胧的象征主义也不想提供。从战争中生成、又直接中止了战争的民主革命，在极短的时期内曾强有力地推动了知识分子救世说的复活。3月发出最后一次历史的闪光[5]。正要燃尽的烛芯冒出了克伦斯基的黑烟……
随之而来的十月革命是一个路标，它远远超越了知识分子的历史，同时也顺带标出了知识分子无可挽回的失败。但就是在失败之中，被过去所有的罪过压倒在地的知识分子仍在疯狂地强调这一失败的崇高。世界在他们的感觉中完全颠倒：他们天生是人民的代表，他们手握着历史的处方手册。布尔什维克滥用中国的鸦片和拉脱维亚的靴子，与人民为敌长久不了……新年时的祝酒词是：“一年后莫斯科见！”这是十足的愚蠢和颓废！但很快就清楚了：与人民为敌治理国家确实不行，而与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流亡知识分子为敌却能做到，甚至还很成功。
本世纪初革命前的微波、没有成功的第一次革命、紧张却不稳固的反革命均势、战争的爆发、3月的序幕、10月的正剧——所有这一切都像冲锤一样沉重和经常地撞击着知识分子的意识。哪里有闲去消化事实、将事实转化为形象并为形象找到语言的表达呢？是的，我们有了勃洛克的《十二个》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几部作品。这是一些东西，是一些迹象，一笔数目不大的定金，但这不是对历史的偿还，甚至算不得偿还的开始。在一个伟大时代的开端，艺术总是表现得令人吃惊地无能。没有被召唤去作神圣牺牲的诗人们，照例显得比世上所有微不足道的孩子更微不足道。那些恰如驾云一般在社会利益和激情之上翱翔的象征派诗人、高蹈派诗人、阿克梅派诗人，在叶卡捷琳诺达尔的情报社[6]或皮尔苏茨基[7]元帅的保安警察队伍中露了面。他们在崇高的弗兰格尔[8]激情的诗歌和散文中诅咒我们。
比较敏感的、部分地是比较谨慎的人则沉默不语。玛丽埃塔·莎吉娘[9]曾有趣地谈到，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里，她以纺织学校教员的身份在顿河地区活动。为了不至于完全丧失自我，她不仅要离开写字台走向织布机，而且还要离开自己。另一些人则混进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政治教育机关、博物馆，默默地躲过这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最悲惨、最可怕的事件。革命的年代是诗歌几乎完全沉寂的年代。对此负有责任的完全不是造纸工业管理总局。因为，即使当时缺乏纸张印诗，现在总可以印了。不一定要赞成革命的诗，哪怕有些反对革命的诗也好。国外的文学我们是清楚的：完全是一个零。但我们的文学也还没有给出任何与时代相称的东西。
***
文学在十月革命后想做出一副样子，似乎什么特别的事也没发生过，似乎这一切均与它无关。但结果，不知为何，十月革命却开始在文学中主宰一切，重新筛选和安置文学，——这完全不只是就行政方面而言，同时也是就某种更深刻的意义而言的。旧文学最重要的一部分并非偶然地转移到了国外，——其结果是，正是在文学方面，这一部分不再受人重视了。布宁还存在吗？关于梅列日科夫斯基[10]，不能说他不存在了，因为实质上他从未有过。库普林呢？巴尔蒙特[11]呢？奇里科夫[12]本人呢？或许，还有那以保留旧体硬音符号和旧字母Б为其最明显文学特征的《火烈鸟》、《北极光》和其他出版物呢？所有这些都是些写在柏林车站旅客意见书上的东西：很久没有安排去莫斯科的马，于是旅客们就骂上了。在最僻远的外省的《北极光》中，艺术创作的代表是涅米罗维奇—丹钦科、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奇里科夫、别尔乌辛[13]，以及其他一些未必真的诞生过的在职的逝者。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揭示了某些其实是相当模糊的生活特征，但仅因为如此，他已被从一个圈子中撵了出来，这个圈子就是旧硬音符号的保存者和其他一些我不客气地称之为失去社会地位的人所组成的连环保。
一小节题为“历史是欺骗不了的！”的社会学实践课！好吧，来谈谈暴力：土地被夺走了；工厂被夺走了，银行储蓄被拿走了，保险柜被撬开了，但才华呢？思想呢？这些没有重量的宝贝被运到国外，其规模之大，让俄国“文化”、尤其让这一文化十分殷勤的赞美者马·高尔基感到可怕。为什么从这一切之中什么也没有产生出来呢？为什么流亡者连一个值得注意的名字、一本值得一读的书也提不出来呢？因为，历史和真正的（而非赞美者的）文化是欺骗不了的。十月革命作为一个决定性的事件进入了俄国人民的命运，对一切事物表明自己的意义，作出自己的评断。过去立即离去了，暗淡了，枯萎了，只有站在十月革命立场上的回顾才能艺术地复活过去。谁置身在十月革命的前景之外，谁就会完全地和永远地变得精神空虚。因此，那些对此“不赞成”或与此“不沾边”的智者和诗人都成了精神空虚者。他们实在也无话可说。正是因为这一点而非其他原因，流亡文学是不存在的。对不存在的东西就无法评断。
在流亡者死尸的腐烂中，形成一个吹着口哨的无赖的抛了光的典型。所有的流派与倾向都注入了他的血液，就像一场花柳病后，他便具有了对之后的任何一种思想病毒的免疫力。不知害羞的韦特卢金先生就是这种典型最彻底的代表。也许有人知道他是怎样开始写作的。但这无关紧要。他的几本小书（《第三俄罗斯》、《英雄们》）表明，其作者读过、见过并听过各种各样的东西，也会耍耍笔杆子（mander la piume）。他的那本书的开头，近乎哀歌，哀悼的是知识分子最精致的死亡的灵魂；而结尾则是一曲对奸诈的背袋商贩的颂歌，您要知道，这背袋商贩将是未来的“第三俄罗斯”的主人。似乎这将是真正的俄罗斯，它保护私有财产，不装腔作势，然而又是不断富裕起来的，贪婪残酷的。曾当过白军、在白军垮台后又抛弃了他们的韦特卢金，预见性地把自己提名为背袋商贩的俄罗斯的思想家的候选人，从确定自己使命这一意义上说，这事做得很精确。但一谈到第三俄罗斯……不管怎样都能无误地听出，用清晰的语体说话的可惜是一个滑头。韦特卢金的第一本书大约写于喀琅施塔得叛乱（1921年）时，他当时以为苏维埃俄罗斯要完蛋了。不多的几个月过去了，期望没有实现，如栗我们没有弄错的话，韦特卢金如今又正混迹于路标转换派。但这反正都一样；犬儒主义使他完全不会有思想动摇，甚至不会有变节行为。我们再补充一点，韦特卢金正在写一部虚构的小说，用了一个引人深思的书名：《一个恶棍的手记》……这样的恶棍不少。韦特卢金不过是其中较出众的一个罢了。他们甚至在大公无私地撒谎，这只是因为，他们已丧失了分辨真理和谎言的兴趣。也许，他们正是那期待着第三俄罗斯的第二俄罗斯真正的渣滓。
衣襟敞得更高、却更苍白些的是阿尔达诺夫先生[14]。他更像一个立宪民主党人，因而更是一个伪君子。阿尔达诺夫似乎属于那类惯用高级的怀疑主义（不是犬儒主义，噢，不是的！）腔调的聪明人。这些人反对进步，乐意接受维科[15]那幼稚的历史循环论。一般而言，没有人比怀疑论者更迷信。阿尔达诺夫们不是充分意义上的神秘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自己正面的神话体系；但政治上的怀疑主义为他们创造出一个借口，让他们从永恒性的角度去看待一切政治现象。这有助于那种带有最高贵含混的特殊风格的形成。
阿尔达诺夫们几乎真的认为他们与一般的革命者、尤其是共产党人相比有着极大的优势。他们觉得，我们理解不了他们所理解的东西；他们以为，革命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不是全体知识分子都曾受过那种构成阿尔达诺夫们的政治资本的政治怀疑主义和文学风格的熏陶。
在流亡生活的闲暇中，他们统计了苏维埃领导人讲话和声明中形式上和事实上的矛盾之处（难道可能没有矛盾吗？）以及《真理报》社论中的病句（应当承认，这样的病句不少），其结果，与智慧（他们的）相对的愚蠢（我们的）一词，便在他们的行文中俯拾皆是。是的，他们错过了历史，什么都未预见到，政权丢了，资本也随之而去，但这一切还得用多种原因来解释，主要的一个原因——entre nous[16]——就是俄国人民粗野的性格。但是，阿尔达诺夫们自认为是高于一切的修辞家，——仅就一点而言是这样，他们克服了米留可夫[17]软绵绵的句式和格森[18]那蛮横的辩护人式的句式。他们的风格精美简单，没有加重的语气和个性，对于那些无话可说者的文学习惯来说，这种风格最合适不过了。与话题不相干的自在的交谈方式，这为我们的老知识分子所缺乏的理性和风格的文雅性，是在两次革命之间（1907—1914年间）形成的。现在又加进一些在欧洲的偶然所见，他们就写起书来：他们讽刺，回忆，装出快要打呵欠、又出于礼貌忍住呵欠的模样，他们引用各种外国语言，作怀疑主义的预言又立即推翻它。起初这一切很有趣，后来则感到乏味，最后就让人讨厌了。这是无力语句的招摇撞骗，死啃书本的无所事事，精神上的奴颜婢膝！
住在巴黎的唐·阿米纳多用愉快的诗歌形式最出色地表达出了韦特卢金们、阿尔达诺夫们及其他一些人的共同情绪：
谁能担保理想的正确？
谁能担保人类将自由？！
存在的尺度何在？！前进吧，将军！……
再活十年！您我都已足够！
我们看到，这位西班牙人并不高傲。“前进吧，将军！”
将军们（甚至还有海军将官）曾前进过。只是他们都没有走到……
***
在国境的这一边，也留下不少十月革命前的作家，他们近似于彼岸的作家，是革命的国内流亡者。“十月革命前的”这个词会让将来的文化史家感到沉重，就像与近代史相对的“中世纪的”一词给我们的感觉一样。对于大多数十月革命前文化的坚定拥护者而言，十月革命确实像是匈奴人的入侵，为了躲避这些匈奴人，需要逃进燃着所谓“知识与信仰之灯”的避难所。然而，这些藏匿者、脱离者们并未表现出新的力量。诚然，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前的”或称“非十月革命的”文学比流亡文学要重要得多。但是，它仍是模仿的，惊人地苍白无力。
这一年内出了多少诗集啊，——许多诗集中都署有叫得响的名字，小巧的书页上是简短的诗行，每一行都不坏，这些诗行组成一首诗，诗中有不少的艺术，甚至还有过时感情的回声，——但是，今天的、十月革命后的人则完全不需要所有这一切，就像行军中的士兵不需要玻璃珠串一样。内容充实、版式精美的《人马星座》文集，似乎就是这种脱离的文学，这种不再为人重视的思想感情的绝境的终结，文集中有索洛古勃[19]、罗扎诺夫[20]、别连松[21]、库兹明[22]、戈列尔巴赫[23]及其他一些人的诗歌、文章和书信，总共印了三百册，都带有编号。一部描写罗马生活的长篇小说，几封谈公牛阿比斯[24]性崇拜的书信，一篇论地上和天上的索菲娅的文章，——总共三百册编了号的书，——这是多么的无望，怎样的苟延残喘啊！哪怕是咒骂和发狂也好，那毕竟更像是生活。
“不敬圣物的人们，你们很快就将被棍棒驱进旧的畜栏。”（齐·吉皮乌斯[25]，《1914—1918年间诗歌近作》）这当然不是诗，而是多么赤裸裸的政论啊！一个神秘主义的颓废派女诗人想拿起棍棒（而且用的是抑扬格！），多么无与伦比的一小块生活啊。当吉皮乌斯用她那“永远挥动”的鞭子吓唬“人民”时，如果认为她的咒骂一连数百年都能震撼人心，这当然是一种夸大，但透过这一因环境的原因完全可以谅解的夸大，您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性格：看到一个彼得堡贵妇人，她昨天还那么懒洋洋的，那么具有天赋和自由思想，那么现代化，——可是突然之间，这位充满闲情逸致的太太看到了来自“穿钉靴的”贱民一方的丧尽天良的、可恨的忘恩负义，她因自己最神圣的东西受到亵渎而将其有气无力的凶狠转化为女人疯狂的尖叫（虽然用的是抑扬格）。真的，即使这尖叫不能震撼人心，那它也将会让人感到兴趣，也许，一百年后的一位俄国革命史家会指出，一只钉靴怎样踩着了一个彼得堡贵妇抒情的小脚趾，这贵妇立即表明，在那层颓废、神秘、色情、宗教的外衣下隐藏着一个实在的私有者的女巫。正因为这种天然的巫术，齐纳伊达·吉皮乌斯的诗才高出于其他一些更为完美、却是“中立的”亦即僵死的诗作。
当您在如今那些数量极多的“中立的”小书中看到伊琳娜·奥多耶夫采娃[26]的《奇迹庭院》时，您几乎打算去与这火怪、骑士、蝙蝠和死月的现代化浪漫主义的谎言妥协了，因为书中有反映残酷的苏维埃现实生活的两三篇短诗。这里有首谣曲，说一个马车夫连同他的马被政委索恩赶上了死路；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士兵出售搀有碎玻璃的盐；最后还有一首谣曲，说彼得格勒的自来水管道为什么坏了。作品的式样是闺房式的，这才能深受乔治表兄和安娜阿姨的喜爱。但这些毕竟是生活的点滴反映，而不仅仅只是那些收进所有百科词典的陈词滥调的过时的回音。我也打算暂时附和乔治表哥的意见：这是些非常非常可爱的诗。继续写下去吧，mademoiselle[27]！
这里谈的不仅是经历了十月革命的“老人”。还有一群非十月革命的年轻小说家和诗人。很难确定，这些年轻人有多年轻；但不管怎样，在革命前和战争前的那个时代，他们或刚刚开始写作，或完全未曾开始。他们写短篇，写中篇，写诗，他们在作品中以显然还不太个性化的手法描写不久前为在应有的范围中得到承认而应该描写的东西。革命踏碎了他们的希望（那只“钉靴”！）。他们便尽力装出一副事实上什么也未发生过的模样，并在那些还不太个性化的诗作和散文中表达他们受到伤害的高傲。只是为了散散心，他们时而也在背后发一通小脾气。
这一群本中的领班是《岛民》的作者扎米亚京[28]。他这本书原本是写英国人的。扎米亚京了解英国人，在一系列的特写中描写他们，描写得不坏，但这一描写最终还是相当肤浅的，作者像一个善于观察、富有才能、却对自己要求不甚高的外国人。但在这同一本书里，也有他描写俄国岛民、描写知识分子的特写，那些人生活在他们感到陌生和敌对的苏维埃现实的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孤岛上。在这些特写中，扎米亚京写得更细致，却不见得更深刻。归根结底，作者本人也是一个岛民，而且来自一个小岛，他从当今的俄罗斯流亡到了那个小岛上。无论扎米亚京是写伦敦的俄国人还是写彼得格勒的英国人，他仍然无疑是一位国内流亡者。就其用以表达特殊的绅士写作风度（近乎假斯文）的考究风格而言，扎米亚京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在受过教育、尚无成就的年轻岛民圈子中当教师的。[29]
艺术剧院的一群人是最明显的岛民。他们不知道拿他们那高超的演技、拿他们自己怎么办。他们觉得周围进行的一切都是敌对的，至少是陌生的。试想：这些人至今还生活在契诃夫戏剧的情绪之中。1922年的《三姐妹》和《万尼亚舅舅》！为了等过阴雨天，——阴雨天是不会长久的，——他们上演了《昂戈夫人的女儿》[30]，别的不说，这出戏提供了稍稍反抗一下革命政权的可能……如今，他们在向装模作样的欧洲人和舍得花钱的美国人展示，旧的地主的俄罗斯的樱桃园如何美好，那些戏多么精致和令人陶醉。这是从事精致的戏剧的一群高贵的、将要绝种的人……最有才能的阿赫马托娃是否也归入这些人之列呢？
在“诗人行会”[31]中聚集了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写诗的人，他们熟悉地理，分得清洛可可式和哥特式，用法语表达思想，完全献身于文化。他们认为（完全合理地），“我们的文化还只是婴儿模糊不清的牙牙学语”（格奥尔基·阿达莫维奇[32]）。外表的抛光不能博得他们的好感，因为“光泽无法取代真正的文化”（格奥尔基·伊万诺夫[33]）。他们的鉴赏力相当敏锐，甚至能觉察到奥斯卡·王尔德不过是位假绅士而非一个诗人；在这一点上不能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们鄙视那些不珍视“阅历，亦即条理性、知识和前进的志向”的人，——而这样的缺点并不与我们无缘。他们非常细致地推敲他们的诗。他们中的某些人，如奥楚普[34]，甚至很有才华。奥楚普是一个善于写回忆、梦境和恐惧的诗人。他时时处处都陷入到过去之中。只有回忆才能使他看到“生活的幸福”。“我甚至在寻找着自己的位置——一个旁观者诗人、一个想使自己的生命摆脱死亡的小市民的位置，”他亲切地自嘲说。不过，他的恐惧绝非歇斯底里的，而几乎是平稳的，是善于控制自己的欧洲人的恐惧，而且简直令人感到慰藉的是，没有神秘主义的抽搐，完全是一种文明的恐惧。但为何他们的诗是不结子的花蕾呢？因为他们不是生活的创造者，因为他们不是生活的感觉和情绪的形成过程中的参与者，他们只是一些迟到的坐享其成者，是他人鲜血浇灌出来的文化的模仿者。他们是受过教育、甚至很文雅的模仿者，是博学多识、甚至很有天赋的口技演员，——仅此而已。
戴着文明世界公民面具的贵族韦尔西洛夫[35]，过去曾是别人的文化的最有教养的食客。他具有在几代贵族中培养出来的那种趣味。他在欧洲觉得几乎如同在家里一样。他带着宽容或恶毒的轻蔑打量那种与皮萨列夫“同属一类”、说法语带有烤圣饼女人口音的激进派大学生，至于他们的举止……关于举止最好还是别谈了。但是，这类60年代的大学生及其70年代的继承者都是俄罗斯文化的建设者，——与此同时，韦尔西洛夫却最终成为一个最无出息的坐享其成者。
20世纪初俄国立宪民主派，这过时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对文化、文化的稳固基础、文化的风格、文化的“芳香”充满敬意，甚至表示“景仰”，——对比之下，自己却完全是个零。请回顾一下那种最坦率的轻蔑吧，立宪民主党人曾带着这种轻蔑，从他们那教授、律师、作家的文化的高空俯视布尔什维克；再请将这一轻蔑与历史对立宪民主派表示的轻蔑作一比较。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立宪民主党的文化修养也全都是异族文化在俄国社会生活表层上过时的反映，这和韦尔西洛夫的情形一样，只不过是翻译成了资产阶级教授的语言而已。在西方的历史上，自由主义曾是一场反对天上和地上各种权威的强大运动，它在革命斗争的狂暴中提高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我们所了解的法国，日常生活十分文明，是完善的礼仪之邦，彬彬有礼已融进民众的血液，而这样的法国，是从几次革命的烤炉里出来的。这样一个变动、震荡、灾难的“野蛮”过程，已沉积在有其有力的方面和弱点、有其准确性和不灵活性的当代法语中，同时也沉积在法国艺术的风格中。要重新给法语以灵活性和弹性，——顺便说一句，——还需要一场新的大革命（不是语言的，而是社会的）；要将虽有许多新东西、但十分保守的法国艺术提高到另一个更高的水平，也需要一场这样的革命。
我们的立宪民主派，这自由主义过时的仿造品，却企图从历史上捞取议会制度、文化礼仪、稳健艺术（建立在利润和地租的坚实基础上）的油水。看中个人或团体的欧洲风格，进行详细的考虑以至吸收过来，以便后来从这些风格的任何一种之中发现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可说的东西，——为了做到这一点，阿达莫维奇、伊列茨基和其他许多人有足够的能力。然而，这不是文化的创造，而只是坐享其成。
曾有某位立宪民主派美学家，乘闷罐车作了一次长途旅行，之后，他咬着牙谈起这趟旅行。他说：一个受过最好教育的欧洲人，镶有最好的假牙，关于埃及人的芭蕾技巧有精深的学识，可是粗野的革命却使他必须与长满虱子的背袋商贩一同旅行，——听到这话时，您就会对假牙和芭蕾美学、对所有这偷自欧洲小铺的文明产生生理上的厌恶；您会坚信，在历史的机关中，那个衣衫褴褛的背袋商贩身上最小的虱子，也比这个通体文明、却毫无用处的孤芳自赏者更重要，也可以说，更必要。
在战前时代，也就是在那些文化的坐享其成者四肢着地、发出爱国主义的哀号之前，我们的报纸风格开始形成。不错，米留科夫仍在含糊不清地、长篇大论和拐弯抹角地写那些教授气和议会气的社论，他的助理编辑格森则摆出了一些最好的离婚案例。不过总的说来，在《俄国新闻报》这张可敬的素色油画上，他们还是摆脱了传统的国粹式的平铺直叙。这一追随欧洲的报纸风格上的小小进步（顺便提一句，为这一进步付出了1905年的鲜血，各党派及杜马也是在这次流血后产生的），似乎在1917年革命的浪潮中无影无踪地沉没了。如今在国外的立宪民主党人，离婚的和没离的，都带着极大的幸灾乐祸，纷纷指出苏维埃报刊文学上的差劲。确实，总的看来，我们写得不大好，没有风格，模仿别人，甚至模仿《俄国新闻报》。也许，是倒退？不，这只是由对进步的坐享其成的模仿、由雇佣律师的廉价货色向整个人民的最伟大的文化跃进的过渡，人民——只要稍稍给点时间！——将创造出自己的报纸风格和其他一切的风格……
再谈谈另一类人：ralliés[36]。这一取自法国政治的术语，是指那些靠拢者。这一术语原是指那些与共和国妥协的、过去的保皇主义者。他们拒绝为国王而战，甚至不再对国王寄予希望，于是恭顺地把自己的保皇主义翻译成了共和的语言。他们之中未必有人写得出《马赛曲》，假如《马赛曲》事先没有写成的话。他们是否会怀着激情歌唱《马赛曲》那反暴君的词句，也值得怀疑。但是，靠拢者活着，也让别人活着。在当今的诗人、画家、演员等等中有不少这样的ralliés……他们不诽谤，不咒骂，相反，他们接受一切，但大体上如此并且“不承担责任”，——在需要表态的场合，他们会耍外交手腕保持沉默或恭顺地回避，总的看来，他们能忍耐，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参与。这不是那些路标转换派，——他们仍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而只是那些被安抚的艺术的顺民，那些有时不无才气的代行职务的公务员。这样的ralliés我们随处可以找到，甚至在肖像画中也有：他们画“苏维埃人”的肖像，有时作画的还是大艺术家。经验、技巧，什么都有，只是这些肖像却不像。为什么呢？因为画家内心对其所描绘的对象不感兴趣，没有精神上的共鸣；他们“描绘”一个俄国的或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就像在画院里画一只玻璃瓶或一个大头菜一样，或许，态度比这还要中立。
名字不必指出，因为这是整整一个阶层。靠拢者不会从天上摘下北极星，也不会发明无声火药。但他们是有用的，必需的，——他们将成为新文化的肥料。而这一点完全不是什么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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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非十月革命的艺术丧失了创造精神，这一点在知识分子的宗教探索和发现的景况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些东西“滋养”了革命前文学的主流——象征主义。关于这一点需要在这里谈几句。
从本世纪初开始，知识分子由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由马克思主义——经过批判哲学（康德主义）——走向神秘主义。在两次革命之间的年代里，“新的宗教意识”多次闪烁出微弱的火光。然而现在，当官方东正教的巨石真的被挪动后，这些室内神秘主义者们却各自以其奇怪的方式夹起了尾巴：他们不适应这样的规模。不是在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沙龙先知和报刊圣人们的推动下，相反，而在他们力所能及的反对下，汹涌澎湃的革命波涛冲到了未经改革过的俄国教会的大墙下。俄国教会用其生硬僵死的形式、机械的仪式和国家的力量抗拒历史。它在沙皇国家面前卑躬屈节，——然而，它却几乎比其专制的盟友和保护人多支撑了几年而保持不变。但是，终于轮到它了。教会中革新的路标转换派，是一种预先就已官僚化了的资产阶级改革的过时的尝试，它以适应苏维埃国家的要求作为掩护。在工人阶级革命前的总共几个月里，我们的政治革命即已完成，——这也是违反资产阶级的意愿的。而教会的改革在无产阶级胜利后又过了四年才展开。如果说“活的教会”为社会革命唱了圣歌，这也只是为了寻找一种保护色。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教会。教会改革所追求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目的：把教会从中世纪等级制的重负中解放出来，用对待神灵的更为个性化的态度取代做样子的礼仪和萨满教，一句话，就是给宗教和教会更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在最初的四年中，教会用阴沉的防御的保守主义将自己与无产阶级革命相隔离。如今它正转向新经济政策。如果说，苏维埃的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合，那么，教会的新经济政策则是嫁接到封建主义树干的资产阶级枝桠。对劳动人民专政的认可，是上面提到的做样子的法则促成的。
但是，教会的千年大厦已开始摇晃。在左边，——“活的教会”也有其左翼，——响起一些较为激进的声音。再左些，是一些激进的派别。刚刚觉醒的天真的唯理论，为无神论和唯物论的种子翻松了土壤。在这个宣布自己不属于这一世界的王国中，大动荡和大崩塌的时代已经到来。那种“新的宗教意识”何在？那些来自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文学沙龙、文学小组的先知和改革家们何在？人智说何在？全都杳无音信……那些可怜的神秘主义顺势疗法师们，感觉自己如同被抛在春汛期冰面上的家猫。第一次革命的酒醉产生了他们的“新的宗教意识”，第二次革命则踏碎了这一意识。
例如，别尔嘉也夫[37]先生仍在指责那些不信上帝、不关心来世生活的人身上的资产阶级习气。难道不可笑吗？社会民主党的短暂历史，使这位作者会用“资产阶级习气”这个字眼，如今他用这个字眼抗击苏维埃的反基督者。然而，糟糕的是，俄国工人毫不迷信，而资产阶级却纷纷成了信徒，——在他们丧失了资产之后。这便是革命给人的诸多难堪之一，因为革命彻底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社会根源。
“新的宗教意识”就这样走向乌有，然而，它却在文学中留下了深深的污迹。整整一代诗人是把1905年革命当作圣约翰节[38]之夜来接受的，他们曾在那一夜的篝火上烧焦了脆弱的翅膀；他们把上天的等级带进了自己的生活秩序。两次革命之间的青年追随着他们。但是，受坏传统的左右，诗人们从前在困境中总是诉诸自然女神、牧神、战神和爱神，因此，从诗歌形式的角度看，奥林匹斯山的民族化是实现了。最终是战神还是圣叶戈里，——这要视是扬抑格还是抑扬格而定。毫无疑问，在许多人那儿，至少是在有些人那儿，在这下面隐藏的是他们的感受，——什么样的感受？——主要是恐惧。后来发生了战争，战争把知识分子的恐惧溶化在普遍的焦灼不安之中。接着又出现了革命，革命把他们的恐惧浓缩为惊慌失措。期待什么？向谁求助？以什么为依托？除了教堂日历外，什么也没剩下。去搅匀那战前在别尔嘉也夫和其他人的小药房里蒸馏出的新宗教的液体，——如今想干这事的人已不多：谁有神秘主义的要求，只要为自己画一个祖传的十字就行了。革命擦洗掉了个人主义的纹身，揭示出传统的、世袭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与母乳一起吸收来的，并由于批判思维的怯弱而没有为它所瓦解。基督几乎是寸步不离地定居在诗中。圣母的头巾，——在这机器纺织工业的时代，——成为诗歌最流行的织物。
读到我们的大部分诗集、尤其是女诗人的诗集，你会莫名其妙，——真是每一步都离不了上帝。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拉德洛娃[39]和其他一些真正的和初学的女诗人们的抒情圈子是很狭小的。这个圈子包括女诗人本人，一个戴礼帽或者靴子上钉有马刺的陌生男人，还一定有一个没有特征的上帝。这是一个方便的、可随身携带的第三者，受过很好的室内教育，是一位时常可以履行妇科医生职责的家庭友人。这个已不年轻的人物，受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及其他人的委托要做她们个人的、时常是相当麻烦的事情，他怎么还能抽出空余时间来管理宇宙的命运呢？——这简直难以理解。对于非常有机的、生物学的、非常精通妇科学的什卡普斯卡娅[40]（什卡普斯卡娅是一个真正的天才！）来说，上帝是某种类似媒婆和接生婆的人，也就是说，他带有全能的长舌妇的属性。如果允许用主观主义的语调，那么我们乐意承认：这个臀部宽大的女人的上帝即使不给人以庄重的印象，但也比神秘主义哲学的温床孵出的那只超凡脱俗的鸡雏更讨人喜欢。
最后必然会得出结论，——一个受过教育的庸人那正常的脑袋只是一个垃圾箱，历史随手把它不同时代各种成果的碎皮烂壳扔进去：这里面有启示录，有伏尔泰，有达尔文，有圣诗，有比较语文学，有二乘二，有硬脂蜡烛。一份可耻的、比穴居野人的无知还要丢人的杂拌。这个摇动尾巴，一定想“效劳”的“万物之灵”，在这之中听到了“不朽灵魂”的声音！一经检查，那个所谓的灵魂只是一个“器官”，它还不如胃或肝完善、协调，因为那“不朽灵魂”上有许多发育不全的赘块和盲囊，那儿不断聚集着时而会引起瘙痒和精神脓肿的各种积污。有时，这些东西发泄为一行行押韵的东西；于是这就形成了个人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诗歌，并印成了整整齐齐的书。
***
不过，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空虚和腐朽，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这样一件事上如此令人信服地表现出来，即现在普遍地把罗扎诺夫奉为典范，说他是一个“天才的”哲学家、预言家、诗人，顺带还是一位精神骑士。其实，罗扎诺夫是一个明摆着的败类、懦夫、寄食者、马屁精。这些构成了他的本质。他的才能超不出这一本质的表现。
谈起罗扎诺夫的“天才”，人们主要是指他在性领域的新发现。但是，倘若他的某个崇拜者试着把罗扎诺夫用他吞吞吐吐、含含混混的语言谈论性对诗歌、宗教、国家的影响的话汇集到一起并加以系统化，——所得也许相当可怜，一点也不新鲜。奥地利心理分析学派（弗洛伊德、荣格、阿尔伯特·阿德勒[41]等人）在性因素对个人性格和社会意识形成过程所起的作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大得多的贡献。事实上，两者无法比拟。甚至连弗洛伊德最荒诞的夸张，也比罗扎诺夫那些漫无边际的猜测更为重要，更有成效。罗扎诺夫完全成了一个故意装疯卖傻的人，一个毫不掩饰的闲谈家，他老调重弹，废话连篇。
但是应当承认，那些乐于赞扬罗扎诺夫而不害羞，并拜倒在他面前的内外流亡者们倒是找对了地方：罗扎诺夫以其精神的寄生、奴颜婢膝和胆怯，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了那些人基本的精神特征，即面对生活的胆怯和面对死亡的胆怯。
有个叫维克多·霍温的人——是不是一个未来主义理论家？——证实说，罗扎诺夫下流的多变是由一些最复杂、最细致的原因造成的：如果说罗扎诺夫投奔了革命（1905年），却并不脱离《新时报》，后来又转向右翼，这只是因为被他所揭示的超个性的平庸吓着了；如果说他在宗教仪式问题上曾跑去完成谢格洛维托夫[42]的委托，如果说他为右派的《新时报》写稿，同时又用笔名为左派的《俄罗斯言论》写稿，如果说他以拉皮条者的身份使青年作家归附苏沃林，这也只是因为他精神构造的复杂和深邃。如果罗扎诺夫是在革命受到迫害时接近革命，而在革命胜利时再离开革命，那么，这种愚蠢的、唾沫横溅的辩护还稍有说服力。但在罗扎诺夫身上恰恰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在波别多诺斯采夫[43]炙手可热的时代，罗扎诺夫曾把“霍登场惨案”[44]当作一个涤罪的牺牲来歌颂。在1905年10月间，当年轻的革命仿佛要把统治者打翻在地时，他接受了立宪会议和恐怖手段以及所有最革命不过的东西。6月3日（1907年）之后，他歌唱六三政变分子。在“贝里斯案件”时，他证明犹太人喝过基督的血。死前不久，他以他固有的装疯卖傻的做作，又写到了犹太人，说他们是“世界第一民族”；当然，这与他在“贝里斯案件”时的表现相比要稍好一些，虽说换了一个方向。罗扎诺夫身上最实在的一点就是：在权势面前他一辈子都像一条蛆一样蠕动。这是一个类似蛆虫的人和作家：蠕动着，滑溜溜的，粘乎乎的，根据需要而收缩或伸长，——像条蛆，令人厌恶。罗扎诺夫曾无礼地称东正教会是一个粪堆，——当然，是在自己的圈子里说的。但他遵守宗教仪式（出于胆法，也为了以防万一），临死时，他领了五次圣餐，也是……为了以防万一。他对自己的上天也像对付出版家和读者一样，耍两面派。
为了一个铜板，罗扎诺夫公开拍卖自己。他的哲学也一样，适于卖钱。他的风格也完全能出卖。他是内部装修者和设备齐全的住宅的诗人。他挖苦教师和先知，自己总是教导人：生活中最主要的是柔软、温暖、丰腴、甜蜜的东西。近几十年中，知识分子迅速地资产阶级化了，他们竭力追求柔软和甜蜜的东西，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为罗扎诺夫感到害臊，就像一个年少的资产阶级后代为一个公开传授其经验的放荡娼妓而感到害臊一样。然而，罗扎诺夫在本质上是属于他们的。如今，当“有教养”社会内部旧有的隔阂和腼腆一样已失去任何意义时，罗扎诺夫的形象在他们的眼中变得十分高大。如今他们在对罗扎诺夫的崇拜中联合起来：这里有未来主义的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45]、霍温），有列米佐夫[46]，有人智说的幻想家，有不富于幻想的约瑟夫·格森，有过去的右派，有过去的左派！“颂扬这位食客吧！他教会我们热爱甜蜜的东西，我们曾念念不忘海燕，却丧失了一切。如今我们已被历史抛弃——没有甜蜜的东西……”
***
一场灾变，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总是一场大的检验，因为它能无误地揭示出真正的而非表面的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正是通过十月革命，那几乎全是反十月革命的十月革命前的艺术，才暴露出它与旧俄罗斯各统治阶级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点如今已清晰可见，甚至用不着用手去摸一摸。地主、资本家、文武将军、他们的律师和他们的诗人都流亡了。他们全都认定，文化已经死亡。当然，诗人曾以为自己是独立于资产者的，甚至还与资产者吵过架。但当问题一涉及真格的革命，诗人便立即表现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食客。“自由”艺术的这一历史教训，是与民主政治的所有其他“自由”的教训同时展现的，民主政治一直跟在尤登尼奇[47]后面打扫、擦洗……与古老的、民间的、集体的艺术相对立的个人的和职业化的近代艺术，是在统治阶级富裕和有闲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并一直得到统治阶级的供养。当社会关系未被搅乱时，这种供养因素几乎感觉不到；而当革命的斧头砍倒旧的支柱时，这一因素便十分刺目地突出出来。
食客和受供养者的心理完全不等同于温顺、有礼和恭敬。相反，这种心理必然会产生十分激烈的场面、感情的冲动、意见的分歧和彻底决裂的威胁，——也仅仅是威胁。有这种“心理”的老贵族食客的典型福马·福米奇·奥皮斯金[48]几乎时刻处于在家里造反的状态之中。但是，记得他最远也没越出谷场。将奥皮斯金与那些院士和几乎是经典作家的人，如布宁、梅列日科夫斯基、齐纳伊达·吉皮乌斯、尼·科特利亚列夫斯基[49]、扎依采夫[50]、扎米亚京等人相比，这当然太粗鲁了，至少是不礼貌的。但是，历史的歌曲中的词是删不掉的。他们都表现为一些食客和被供养者。如果说，在一些人那里这一特征得到了比较强烈的表现，那么，在大多数国内流亡者那里，部分地是由于一些不取决于人的条件，主要地应该认为还是由于气质的不同，被齐根伐倒的受供养心理带上了一种阴郁忧愁的特征，并在回忆和反复的体味中逐渐走向乌有。
安·别雷
[51]
在别雷身上，两次革命之间（1905—1917）情绪和内容上颓废的而在技巧上精致的个人主义的、象征主义的、神秘主义的文学得到了较为浓缩的表现；通过别雷，这一文学响声最大地撞击在十月革命上。别雷相信文学的魔力；因此，关于他可以说，他的这个笔名[52]本身就表明了他与革命的对立，因为革命最富战斗性的年代就是在红与白的斗争中度过的。
别雷关于勃洛克的回忆录——其无情节的琐碎和任意的心理拼凑让人吃惊，——能使人以十倍的清晰感觉到，在多大程度上这是另一时代、另一世界、过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的世界的人。这里的问题决不在于两代人的交替，——这些人是我们的同代人，——问题在于社会气质、精神类型和历史根源。对于别雷来说，“俄罗斯是一片宽阔的绿色草地，是亚斯纳亚·波利亚纳[53]的草地，沙赫马托沃的草地”（沙赫马托沃是勃洛克的庄园）。在这一近似绿色草地、而且是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沙赫马托沃草地的革命前和革命中的俄罗斯的形象中，那个旧俄罗斯的、地主官僚的、最好也只是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的底蕴埋藏得多么地深，它与我们仿佛隔着天文数字般的距离。离得很远，这很好，由此越过几个世纪跳到十月革命，这是多么大的跳跃啊！……
白净草原[54]也好，沙赫马托沃草地也好，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草地也好，奥勃洛莫夫卡[55]的草地也好，——这都是宁静和植物界和谐的形象。别雷扎根于过去，而过去的和谐哪里可见呢？相反，在别雷那里，一切都动摇了，一切都倾斜了，失去了平衡。他用来替换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宁静的，不是发展变化，而是忙乱的和徒劳无益的原地跑步。别雷虚假的运动，只是在正在消失的、解体的旧生活沼泽地小草丘上的来回蹦跳和拼命挣扎。他语言的旋转没有目的地。其中也没有思想革命性的影子。看其内心，这是一个生活上和精神上的保守者，他已失去立足之地，感到绝望。《幻想家手记》这份靠别雷振作起来的杂志，是一位描写日常生活的绝望的作家和一位知识分子的融合，那位作家的炉子正冒着烟，而那位知识分子则习惯于精神的娱神活动，若没有沙赫马托沃草地，他甚至连来世的生活也很难想到。“幻想家”别雷是立足于地主官僚传统基础之上的乡土派，只环绕着他自己绕大圈子。
脱离生活轴心的个人主义者别雷，想用自己来取代整个世界，从自己出发并通过自己来建造一切，在自己身上重新发现一切，——而他的作品，尽管具有各种不同的艺术价值，却仍无疑是旧生活诗意的或唯灵论的升华。因此，在我们这个群众和速度的时代，在这个新世界的真正创造者的时代，这种顾怜自我的不能脱俗的忙碌，这种对自己精神生活中最平庸事实的神化，总归是令人讨厌的……如果对与勃洛克的会见作如此虔诚的描写，又怎么描写那些与人民命运相关联的伟大事件呢？
在别雷关于其幼年时代的回忆（《科季克·列塔耶夫》〉中，有一些艺术上并不都真实、内容上却往往可信的有趣的心理洞察。但是，这些洞察的彼此之间的联系因神秘的议论、虚妄的深邃、形象和语言的堆砌而沦落到毫无用处的地步。别雷肘抵膝顶，竭力想穿过童年的灵魂挤到彼岸世界去。他的肘印在每一页上都清晰可见，而彼岸世界却老不见有。说实在的，这个世界能从哪里出现呢？
不久以前，别雷关于他自己——他总是关心自己，讲关于自己的故事，绕着自己转圈，闻闻自己，舔舔自己，——写下了几点很正确的意见：“在我那个‘最高纲领’的抽象理论的概念下，也许隐藏着一个小心翼翼搜寻立足点的最低纲领派。我走着迂回的路接近一切，利用假设、暗示和方法论上的论证，自远处搜寻着立足点，始终处于观望的犹豫之中……”（《回忆亚历山大·勃洛克》）别雷称勃洛克为最高纲领派，却直接把自己说成一个“孟什维克”（当然是神圣的精神上的，而非政治上的）。这些话竟出自一个幻想家和怪人（大写的！）的笔端，真让人感到意外；但归根结底，你若老是谈论自己，有时也能说出些真话。别雷不是“最高纲领派”，连最低程度上的也不是；他是一个毫无疑义的“最低纲领派”，在新环境中眷念、寻觅着旧生活和他的世界观的残片。他走着迂回的路接近一切，这一点完全正确。他的整本《彼得堡》都是用迂回的方法构建的。因此，读这本书是一种苦役。甚至在那些获得了艺术效果的地方，也就是当读者的感觉中有形象生成时，这一效果也是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取得的，因而，在经历过迂回的道路、紧张的苦役之后，读者并未体验到审美上的满足。这就好比您被人带着通过烟囱进入一所房子，进去之后您却发现房子有门，从门口进去要简单得多。
他的有节律的散文是可怕的。句子服从的不是形象的内在发展，而是外在的节律，这种节律最初让您感到多余，接着因纠缠不休让您腻烦，最后——能要您的命。预感到一个句子的结尾将是有节奏的，光是这一件事就足以引起强烈的恼怒，就像在失眠时等待着百叶窗的再次咯吱作响一样。在别雷那儿，与节律操练同时出现的还有语词崇拜。人的语词不仅能表达概念，它也具有其音响价值，这是完全没有疑义的；不这样看待语词，就不会有诗歌，同时也不会有散文技巧。我并不打算否认在这一领域中归到别雷名下的成绩。然而，一个最有分量、最响亮的词，也不可能传达出超过其含义的东西。别雷在语词中，就像毕达哥拉斯派在数字中那样，寻找着特殊的、隐秘的第二含义。因此，他常常把自己驱进语词的绝路。如果您把中指压在食指上去触摸一件东西，您会感到摸的是两件东西，但如果继续体验下去，您就会觉得不自在：您不去正确使用触觉，而是在为了欺骗自己而强制触觉。别雷的艺术手法给人的感觉正是如此：那些手法中始终有假装的复杂化。
谐音语词的游戏，用语词的断折或声响的联系替换逻辑的或心理的动机，这就实质而言是中世纪式的停滞思维的特征。别雷的那些保守的概念在克服了保守性的圈子里越是无用，他就越紧地抓住语词，越是发狂似地强制它们。在描写繁杂的旧生活时，别雷显得最有力。就是在那些地方，他的手法也是令人生厌的，但不是无用的：您能清楚地看到，别雷自己就来自这种旧生活，他与旧生活血肉相连，情投意合，他完全是保守、消极、温和的；节律和语词的抽搐，只不过是脱离了生活轴心的别雷与自己身上的消极和心胸狭窄进行徒然斗争的手段。
大战期间，别雷成了德国神秘主义者鲁道夫·斯坦纳[56]（当然是一位“博士”）的追随者；在瑞士，他在人智说殿堂的画顶下守过夜。什么是人智说？就是以某些哲学和诗歌的引文为基础，用知识分子唯灵论对基督教进行的一种发霉的改头换面。再准确些的情况我就说不出来了，因为斯坦纳的书我没有读过，也不打算读。我认为自己完全有权不对那些解释魏玛女巫和基辅女巫的尾巴有何区别的“哲学”体系感兴趣，因为我完全不信女巫（如果不算上面提到的齐纳依达·吉皮乌斯的话，虽然我根本说不清她尾巴的尺寸，但我无疑相信她的存在）。安德烈·别雷则与我不同：既然天上的事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那么天上的事就该到处宣扬。别雷谈了他是怎样渡过运河的，他说得那样详尽，仿佛即便他没见到创世的第六日[57]，那他至少也亲眼目睹了客西马尼花园[58]中的那一幕，然而，就是这个别雷，一谈到他的人智学，话语就变得简短、约略，宁愿避而不谈。他只说了一句：“我非我，而是我身上的基督。”还有：“我们生于上帝，死于基督，复活在圣灵中。”这令人快慰，但……有点那个……不清楚。别雷没有作更为通俗的表述，显然是担心陷进过于诱人的神学具体化中去，这种担心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唯物主义必然要把一切实证的、“本体论的”信仰踩在脚下，这种信仰是按照物质的模样形成的，尽管是经过想象歪曲的。如果你确实相信神鬼，那么请解释一下，天使的翅膀是什么羽毛做的？女巫的尾巴由何种物质构成？出于对这些最合情合理的问题的恐惧，唯灵论者先生们将其神秘论精确化，以至于最终，他们星际的存在成了不存在的费解的别名。之后，他们又害怕起来（其实，用不着自找麻烦！），往后一躲，又靠近了宗教教义问答。就这样，人智学和一般哲学的宗教信仰的神秘论者们在精神上就在令人不安的空旷星际和神学的价目表之间摇摆不定。别雷顽强地、但徒劳地用声音的选择和强作的节律来掩饰空洞。别雷企图神秘地高踞在十月革命之上，甚至想顺便收养十月革命，给它指出在其他尘世之事中的地位，而他认为那些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整个都是“小事”。这一企图一落空，——怎能不落空呢！——别雷就变得凶狠起来。这一过程的心理构造，与一个会跳舞的玩具的内部构造一样简单：几个小孔，几根弹簧。但是，从别雷的这些小孔和弹簧中却产生一种启示，不是一般的启示，而是他安德烈·别雷独有的启示……“真理的精神迫使我说出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是的，您知道吗，是这样的……您想喝茶吗？’什么，难道完全没有平常人了吗？瞧这儿：我就是一个平常人！”没有味道吗？是的，一个勉强做出的鬼脸，一种清醒的装疯卖傻……而且还是做给经历过革命的人民看的！安德烈·别雷在为他那本非史诗的《史诗》所作的傲慢的序言中揭露我们的苏维埃时代，说它“对于一个感觉到自己负有描绘出巨大而宏伟画面的使命的文学家来说是可怕的”。您看到了吗，他这位适于描绘宏伟画面的人物，却倾心于“日常琐事的舞台”，倾心于对“糖果盒子”的描摹。试问，能更加粗暴地把现实和逻辑颠倒过来吗？是革命把这个别雷从宏伟画面引向了糖果盒子！别雷与其说在细节中莫如说是在语言的飞沫中几乎呛得喘不过气，他十分详尽地叙说着，讲他如何“在约翰大厦的圆顶下”……“被文学的雨水淋湿了身”（一点不差！）；讲他如何见到了“活思想之邦”；讲约翰大厦如何成了他“理学（！）旅行的形象”。纯洁与神圣的胡言乱语！读这些话，一页比一页更叫人难受。这是对心理虱卵自鸣得意的寻找，这是在指甲上对虱卵的神秘的处死——不在别处，正是在“约翰大厦的圆顶下”，——这是傲慢骄矜的、冷漠地打着呵欠的、胆怯迷信的涂鸦，而这被冒充为“宏伟的画面”；呼吁他转而面向由最伟大的革命在人民心理的地层上完成的一切，却被视为是要他去描摹“糖果盒子”。这是我们苏维埃俄罗斯的“糖果盒子”！多么的没有味道，多么放荡的语言！那座由精神游荡者和旅行者在瑞士建立的“约翰大厦”，恰好就是一个没有味道的、博士式的德国糖果盒，它装着“科季克”[59]和其他各种糖拌的苍蝇。而我们的俄罗斯如今则是一个巨大的画幅，描绘工作够做几个世纪。这里，我们这革命高山的山顶，是新的艺术、新的世界观、新的感情组合、新的思想节律、新的语言追求的发源地。再过一百年、二百年或三百年，解放了的人类精神的这些发源地将被人们怀着巨大的美学激情揭示出来……人们还将撞上那位“幻想家”，他曾不愿理睬革命的“糖果盒”（“糖果盒”！！！），却要求（向革命！！！）物质保障，以便让他去描写他如何在瑞士躲过战争，他如何日复一日地在不朽的灵魂中捕捉某种小昆虫并在指甲上将它们压扁——“在约翰大厦的圆顶下”。
在那同一部史诗中，别雷宣称：“日常现实的基础对于我来说都是小事。”这是面对正在浴血改造“日常现实的基础”的人民说的。当然，不偏不倚，这正是胡说八道。而他要求配给粮食，却不是一般的份额，而是要求与巨大的画布成比例。人家没有很快发给他，他还生了气。因为一份配给，因为一件“小事”，是否值得破坏那最合乎基督要求的精神状态呢？要知道，他非他，而是他身上的基督。要知道，他将在圣灵中复活。那为何还要在我们尘世的小事中，由于配给的不足而在印刷纸上涂写怨恨呢？对人智说的笃信，不仅使人失去艺术趣味，也能让人失去社会羞耻感。
别雷已是一个死人，在什么样的圣灵中他都难以复活。
[1] 杜尔诺沃（1845—1915），1905至1906年间的俄国内务部长。——译者注。
[2] 指1907年斯托雷平的“六三政变”，“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由此开始。——译者注。
[3] 普罗托波波夫（1866—1918），1916至1917年的俄国内务部长。——译者注。
[4] 阿姆菲捷阿特罗夫（1862—1938），俄国作家。——译者注。
[5] 指二月革命，它爆发于新历3月。——译者注。
[6] 情报社，是白军头领邓尼金的情报宣传机构。——译者注。
[7] 皮尔苏茨基（1867—1935），曾任波兰总统。——译者注。
[8] 弗兰格尔（1878—1928），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南俄白军首领。——译者注。
[9] 莎吉娘（1888—1982）苏联女作家。内战期间她曾任顿河第一纺织学校校长。——译者注。
[10] 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俄国作家。——译者注。
[11] 巴尔蒙特（1867—1942），俄国诗人。——译者注。
[12] 奇里科夫（1864—1932），俄国作家。——译者注。
[13] 别尔乌辛（1870—1929）俄国作家，记者。——译者注。
[14] 马·亚·阿尔达诺夫。《火与烟》。
[15] 维科（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译者注。
[16] 法文：“只在我们之间说说”。——译者注。
[17] 米留可夫（1859—1943），俄国政论家，史学家。——译者注。
[18] 格森（1866—1943），俄国政论家。——译者注。
[19] 索洛古勃（1863—1927），俄国作家。——译者注。
[20] 罗扎诺夫（1856—1919），俄国作家。——译者注。
[21] 别连松（1859——1949）俄国诗人，文集《人马星座》主编。——译者注。
[22] 库兹明（1875—1936），俄国作家。——译者注。
[23] 戈列尔巴赫（1895—1942），苏联批评家。——译者注。
[24] 阿比斯，古埃及神话中的圣牛。——译者注。
[25] 吉皮乌斯（1869—1945），俄国女诗人。——译者注。
[26] 奥多耶夫采娃（1901—1990），俄国阿克梅派女诗人。——译者注。
[27] 法文：“小姐”。——译者注。
[28] 扎米亚京（1884—1937），俄国作家，他的中篇《岛民》写于1918年。——译者注。
[29] 在写完这段话后，我又结识了一批不知为何也自称为“岛民”的诗人（吉洪诺夫等）。但在他们那儿，恰好能听到充满生气的调子，至少在年轻、朝气蓬勃、有希望的吉洪诺夫处可以听到。那么这一古怪的称谓是从何而来的呢？
[30] 法国轻歌剧作曲家夏尔·列科克的剧本。——译者注。
[31] 阿克梅派诗人团体。——译者注。
[32] 阿达莫维奇（1894—1972），俄国诗人，1922年侨居国外。——译者注。
[33] 格奥尔基·伊万诺夫（1894—1958），俄国诗人，1923年侨居国外。——译者注。
[34] 奥楚普（1894—1958），俄国诗人，1922年侨居国外。——译者注。
[35]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少年》中的人物。——译者注。
[36] 法文：归附者。——译者注。
[37] 别尔嘉也夫（1871—1948），俄国哲学家。——译者注。
[38] 古代俄罗斯多神教的农业节日，即夏至。——译者注。
[39] 拉德洛娃（1891—1949），苏联女诗人。——译者注。
[40] 什卡普斯卡娅（1891—1952），苏联女作家。——译者注。
[41] 疑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译者注。
[42] 谢格洛维托夫（1861—1918），曾任俄国司法部长，曾炮制“贝里斯案件”，指控犹太人贝里斯为举行宗教仪式而杀害了一个基督教的儿童。——译者注。
[43] 波别多诺斯采夫（1927—1907），曾任俄国教会总监，一生顽固地反对革命运动。——译者注。
[44] 1896年尼古拉二世加冕时，观者如云，在莫斯科霍登场挤死多人，史称“霍登场惨案”。——译者注。
[45] 什克洛夫斯基（1893—1984），苏联作家，形式主义理论家。——译者注。
[46] 列米佐夫（1877—1957），俄国作家。——译者注。
[47] 尤登尼奇（1862—1933），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白卫军头领之一。——译者注。
[48]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中的人物。——译者注。
[49] 科特亚列夫斯基（1863—1925），俄国文艺学家。——译者注。
[50] 扎依采夫（1881—1972），俄国作家，1922年定居国外。——译者注。
[51] 别雷（1880—1934），苏联作家。——译者注。
[52] 别雷原姓布加耶夫，他的笔名“别雷”在俄文中是“白色的”的意思。——译者注。
[53]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庄园。——译者注。
[54] 屠格涅夫写过一篇题为《白净草原》的小说。——译者注。
[55] 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的同名主人公的领地。——译者注。
[56] 斯坦纳（1861—1925），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人智说的创始人。——译者注。
[57] 上帝用六日创世，第六日造世上的动物和人类。——译者注。
[58] 耶酥被出卖前领门徒最后祷告之处。——译者注。
[59] 出自别雷的《科季克·列塔耶夫》，意为小猫。——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