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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一说到革命时期的口号时，我们不应把革命时期的意义解释得太狭隘。建立苏维埃只能在革命时期。但是革命时期在什么时候开始呢？任何人不能从日历上去知道。我们只能经过行动去探索自己的道路。在能够建立苏维埃的时候，必须建立苏维埃。[1]
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都是特别地和一般地关连着建立苏维埃的时期而提出的。但这也不该机械地理解。在某些特别的情形中，远在群众准备建立苏维埃以前，形势可以吸引他们趋向于监督生产。
布兰德勒及其左的阴影——乌尔邦斯——曾经不顾政治的背景而滥用监督生产的口号。这毫无益处，不过玷污这个口号而已。但是在政治危机逐渐爆发的现在，如只因在表面上还没有群众的进攻战而拒绝这个口号的提出，那是不正确的。对于进攻战自身说，必须提出些口号，以指明运动的前途。在口号透入群众以前，必须有一个宣传时期。
工人监督生产的运动，能够按照环境，从消费的角度得到发展，而不能从生产的角度去发展。布吕宁政府减低商品价格同时又减少工资的允诺，现在还没有实现。这个问题一定能吸引无产阶级中最落后的部分，虽然他们现在离夺取政权的思想还很远。工人监督产业的开支和营业的利润，是作降低物价斗争的唯一实在方式。在普遍不满的状况下，为制止奶酪价格上涨而组成的工人委员会（有工人家庭主妇参加）成为工人监督产业的明显基始。不用说，这不过是达到监督生产的可能方式之一，不过是个例子。在此地，还未涉及管理产业的问题；女工们还不能一次就走得那样远，她们的脑里还远没有这种思想。但是随着革命的一般发展，她们很容易从消费监督过渡到生产监督，又从生产监督过渡到直接管理。
在目前的德国，在当前的恐慌的条件下，监督产业的意义不仅是监督全部开工的产业，而且是监督部分开工的和关闭的产业。这即是假定了工人们在未被开除以前，就监督了他们所工作的那些产业。因此，这里的任务，必须是在一个有经济计划作基础的工厂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使死的产业恢复活动。这样一定会走到政府管理产业的问题，即走到工人政府没收资本家的产业。这样，工人监督决不像工资比例协议或社会保险一样是“经常”的现象。在阶级斗争极度紧张情形下，它是过渡的办法，并且只有把它当着过渡到产业的革命国有的桥梁，才能想象它。
布兰德勒派责难左派反对派在把监督生产的口号嘲笑了好几年以后，又偷偷的从他们那里窃取了这个口号。这种责难，真是奇怪得很！监督产业的口号，首先于一九一七年由布尔什维克党大规模地提出来。在彼得格勒，指导这个整个运动以及其它运动的权力，是在苏维埃手中的。我以一个注视这个工作和参加这个工作的人的资格，敢证明我们从没有向塔尔海默和布兰德勒领过什么教，也没有利用过他们的理论的启示。“剽窃”的责难，是极大的轻浮。
但是，这还不是最讨厌的地方。他们的责难的第二部分则更其坏，他们说，此时以前“托洛茨基主义者”反对监督生产的运动，现在他们却出来赞助这个口号了。在布兰德勒派看来，这就是我们的前后矛盾！事实上，这只表现他们完全不懂得革命的辩证法，他们把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降低为“动员群众”的一种技术方法，就足见他们的愚昧。当他们引述这个事实，即他们许多年来不断背诵这个只适合于革命时期的口号的时候，他们就是斥责了他们自己。那只一年到头在橡树上啄树皮的啄木鸟，在内心的深处，也很会怀着一种自信，即那用斧子砍断这棵树的樵夫，是可耻地效法了它这只啄木鸟。
因此，在我们看来，监督的口号是与产业中的双重政权的时期紧相联系的，这个时期即是从资产阶级的统治到无产阶级的统治之过渡。塔尔海默会反对我们说：不然不然，双重政权的意义应当是“与业主的平等（！）”；而工人们此时则是正为取得产业的完全指挥权而斗争的。他们——布兰德勒派是不让革命口号被“阉割”的（那就是他们提出这个口号的方法！）。在他们看来，“监督生产的意义即是工人管理产业”（1932年1月17日）。但是，为什么把管理叫作监督呢？在一切人类的语言中，监督的意义都是了解作一个机关督察和审核另一机关的工作。监督可以是行动的、有主权的、包括一切的。但是它仍然是监督。这个口号的真正意义，是它是某一时期的产业中的过渡制度的表现，这时候，资本家及其职员若不得着工人的允许，即不复能行动一步；而且这时候，在另一方面，工人还没有提出国有化的政治先具条件，还没有取得技术的管理，也还没有建立起技术管理所必须的机关。我们不要忘记，此地所说的不仅包括了监督合作社，而且还包括了监督生产品的出售、工场的原料之供给、新设备以及信用活动，等等。
工厂内势力的相互关系，决定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般的打击力量如何。一般地说，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确实超过资本主义的力量时，工人监督才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如果认为革命中的一切问题都必须并是事实上也是由力量来解决，那就错了：工厂可以借赤卫军的帮助而得到；工厂的管理，却需要新的法律和行政的先具条件；并且比这还重要的，是需要知识、规程和机关。一个学徒时期是需要的。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感兴趣的是把管理责任交给一个有经验的行政机关之手，而强迫它公开一切账目，并广大而警觉地监察它的一切联系和行动。
工人监督从个别的工作场开始。监督的机关是工厂委员会。各个工厂的监督机关，按照它们产业间的经济联系，相互结合起来。在这个阶段上，还没有总的经济计划。工人监督的实施，正是准备这个计划的各因素。
反之，工人管理产业，即使在最初，在更大的程度上也是从上面进行的，因为它与国家政权和总的经济计划是不能分离的。管理的机关不是工厂委员会，而是集中的苏维埃。自然，工厂委员会的作用仍然是很重要的。但在管理产业上，它不复有领导的作用，而只有补助的作用。
在俄国，技术的知识分子跟资产阶级相信，布尔什维克的试验只会支持几个礼拜，因此他们作出各种各样的怠工，拒绝缔结任何的协议，这样，俄国工人监督的阶段没有向前发达。此外，战争把工人变成兵士，又破坏了经济的结构。因此，在俄国的经验中，很少找到成为产业中一种特别制度的工人监督的经验。但是从反面的理由看来，俄国的这个经验是更可宝贵的：它显示了即在落后的国家中，不仅在业主而且还在行政技术人员的总怠工的打击下，幼稚的缺乏经验的和为敌人所包围的无产阶级，仍能组织产业的管理。那么，还有什么东西德国无产阶级不能完成呢！
从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这种过渡之完成，如果只经过最少的经济震动和最少的消耗国家财富，这如上所述，对于无产阶级是有利的。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无产阶级在经过最勇敢最决绝的斗争而接近政权之时，并且甚而在夺得政权以后，仍完全愿意在工厂和银行内建立一种过渡的制度。
德国的革命时期的产业关系，是不是会与俄国的不同呢？答复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特别是从旁边来答复。阶级斗争的实际道路，也许会使工人监督没有机会成为一个特别阶段。在斗争进行到极其紧张的程度时，一方面是工人压力的继续增长，另一方面是业主和职员的怠工，这时候将没有缔结任何协议的余地，即使是暂时的。在这种情形下，无产阶级便不得不把产业的完全管理与政权一齐拿过来。目前工业的半瘫痪状况及大批失业军之存在，使这种“缩短”的道路成为十分可能。
但是，另一方面，在工人阶级内部有强大组织的存在，并且德国工人是从系统活动的精神中教育起来的，而不是从临事乱来的精神中教育起来的，加之群众向革命移动得迟缓——这些情形，使工人阶级容易采行前一个道路（工人监督）。因此，预先排斥监督生产的口号，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无论如何，这是很明显的，即德国的工人监督的口号不带工人管理的意义，德国比较俄国更不带这意义。工人监督的口号像别的过渡的口号一样，在它在将来的事实上所实现的意义以外（如果能实现的话），还保存得有一种无限重大的意义。
因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愿意建立工人监督的过渡形式，所以它能够吸引无产阶级的最保守的部分到它这方面来，并使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集团，特别是技术的、行政的和银行的职员守中立。如果资本家和职员的整个上层采取经济怠工的手段，对工人表现完全的不可调和的态度，那因此而引起的严酷的镇压手段，在全国人的眼中，其责任不在工人阶级而在敌人方面。在上述的经济的和行政的意义之外，工人监督的口号还有这样一个补助的意义。
一个人在非革命的环境中而提出监督生产的口号，因此使这口号带了完全改良主义的性质，同时又因为我们不承认监督即是管理而责备我们有中派主义的二重性——无论如何，这样的事实已表明这人的政治犬儒主义已达到极端。
凡要考虑产业管理问题的工人，不愿而且也不能为辞句所麻醉。他们在工厂内，习于处置比辞句较难处置的原料，他们之了解我们的思想要比官僚们更好些；真正的革命思想不在于在任何地方和任时候都运用暴力，更不是在于对暴力表示口头的热忱。凡是需要暴力的地方，便应该勇敢地、坚决地并尽量地运用它。但是，人们必须知道暴力的限度，人们必须知道在什么时候把暴力与计谋，把攻击与妥协联合起来。在列宁逝世的纪念日，斯大林派的官僚们反复背诵“革命的现实主义”的读熟了的句子，以使在其余三百六十四日更便当地嘲笑它。
卑鄙的改良主义的理论家，企图在压迫工人的紧急令中发现社会主义的曙光。从霍亨索伦的“军事社会主义”到布吕宁的警察社会主义都是如此！
左派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还梦想一种计划的资本主义经济。但是资本主义却早已表示，它只能有计划地为战争去消耗生产力。别的且不谈，只就德国之巨大数字的出入口贸易而论，它有什么办法能够摆脱它对于世界市场之依赖呢？
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提议从德俄关系的这个弧形开始，这即是说，在苏联与德国或之间，制定一种广大的经济合作计划，这计划是联系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而且是补充它的。这样，几十几百个最大的工厂便能全力向前活动。德国的失业工人，不过两三年，即可以在经济计划的基础上完全消灭，而这个计划在各方面还只包含这两个国家。
德国工业资本家的领袖们，显然不能作成这种计划，因为这计划是表示他们的社会自灭。但是苏维埃政府，借着德国工人组织的帮助，首先是工会和最进步的技术组织的帮助，则能够而且必需做成一个完全的实际计划，以开辟真正伟大的前途。把苏德两国国民经济之自然的技术的和组织的财源联合起来以后，其所能产生的伟大前途，若与赔款和几芬尼的补充税等“问题”相比较，那后者要显得多么微小啊！
德国共产党员大规模地宣传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功。这个工作是必需的。但是他们加上了甜蜜的粉饰，这就完全多余了。更坏的，是他们不能把苏联经济的成功和困难，与德国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与失业、与减低工资和与德国的一般的经济无出路，联系起来。他们不能并且也不愿在极其实际的与有深刻革命意义的基础上提出苏德合作问题。
两年以前，正当恐慌的第一阶段时，我们在刊物上提出了这个问题。斯大林主义者就立刻高声狂吠，说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可以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存，说我们企图挽救资本主义等。他们毫不能预见也不能了解这一点，即一个具体的经济合作计划，如果成为工会中、工厂会议上、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间的讨论题目，并且如果这个计划与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并进而与夺取政权的口号联系起来，那它在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将是多么有力的一个因素。因为国际的有计划的经济合作，只有在德国的对外贸易受政府统制和生产工具国有化的条件之下，换句话说，即是在德国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才能实现。沿着这条路前进，我们能够重新吸引几百万的社会民主党的、无党派的、以及天主教的工人，参加夺取政权的斗争。
泰诺这班人恐吓德国的工人说，革命的结果将引起可怕的混乱和饥馑，等等，因而将招致工业的崩溃。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人们正是拥护帝国主义战争的人们，这战争所能给与无产阶级的除过痛苦、困难与衰退以外什么都没有。在霍亨索伦的旗帜之下因战争之苦痛而加重无产阶级的负担——对的！在社会主义旗帜之下会发生革命的牺牲吗？——不对，永远没有这回事！
关于“我们德国工人”决不愿意受“这样牺牲”的问题的那些讨论，是谄媚德国工人而同时又是毁谤他们。不幸，德国工人太忍耐了。霍亨索伦、列帕特、威尔士所发动的大战，使德国无产阶级遭受了无限的牺牲；社会主义的革命，决不会要工人付出这种牺牲的百分之一。
[1] 让我们记着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吧，在革命高潮时期，斯大林派反对建立苏维埃，而在退潮的时候，他们则决定在广州举行暴动，他们要求群众在暴动的当日建立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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