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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以前写的某一本书中，曾说到布尔什维克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斗争经验，引起了党官们愤怒的狂吠。为着更明白和更详细地说明斯大林学派怎样从过去取得经验，我们且在此地重新申述一下过去事变的要点。
一九一七年七月，临时政府的首领克伦斯基，实际上是执行陆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的政纲，他在前线恢复了军事法庭和死刑。他剥夺了正式选举的苏维埃对于政府事务的权力；他镇压农民和增高面包价格（在国家食物贸易垄断之下）；得着科尔尼洛夫的同意，他向首都集中反革命的军队；他准备放弃革命的彼得格勒；他允诺协约国在前线作新的进攻。这就是一般的政治背景。
因为克伦斯基的动摇，在八月廿六日，科尔尼洛夫与他决裂了，并率兵向彼得格勒进攻。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地位是半公开的。它的领袖们正被诬为与霍亨索伦的参谋部勾结，自列宁以下，或被迫隐藏起来，或在狱中。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亦被禁止。这些都是从克伦斯基政府对于布尔什维克所施行的压迫，而克伦斯基又是从左面得着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代表之联合的拥护的。
当时布尔什维克采取什么路线呢？它一刻也不犹疑地与它的狱吏——克伦斯基、策烈铁里、唐恩等人缔结实际的协议，以反对科尔尼洛夫。革命保卫委员会在各处都组织起来，布尔什维克也加入了，它虽然只占其中的少数，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它取得领导作用：在革命的群众行动之实际协议中，总是有利于最彻底的和最勇敢的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站在最前线，它压平一切将它与群众隔绝的垣篱，取得了孟什维克的工人特别是社会革命党的兵士。
或者布尔什维克采取这种行动路线，只是因为他们是受着事变之突然的袭击吗？不，决不是的。以前的几个月，布尔什维克曾千百次要求与孟什维克共同行动，以反对反革命的动员。甚至于在五月廿七日，当时策烈铁里正主张压迫布尔什维克的水手，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会议上宣布说：“一旦时机到来，反革命的将军曾企图拿着绳圈套在革命的颈项上，立宪民主党将立刻起来帮助绞杀革命，而喀琅施塔得的水手则会与我们共同战争到底”。这些话完全证实了。在科尔尼洛夫的运动中，克伦斯基向阿芙尔乐号巡洋舰的水手求援，要求他们担任冬宫的防务。毫无例外的，这些水手都是布尔什维克。他们当然是仇恨克伦斯基的。然而他们的仇恨，并没有阻止他们去很周密地保卫冬宫。他们的代表来到克勒斯特监狱会晤托洛茨基，代表们问道：“为什么不逮捕克伦斯基呢？”但是，他们之提出这个问题，是半开玩笑的，他们了解首先需要打倒科尔尼洛夫，然后再来对付克伦斯基。感谢正确的领导，阿芙尔乐号巡洋舰的水手，比台尔曼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更懂得多。
《红旗报》说我们对于历史的研究是“欺骗的”。为什么？向他们提出这一类问题，真是枉然。我们怎能希望从这班人那里得到有理由一点的反驳呢？他们接受莫斯科的训令，生怕失掉他们的职业，只要一提到托洛茨基的名字，亦必高声怒骂以示忠实。命令一来，则必“恭行维谨”。按照他们的话，托洛茨基将一九一七年九月初布尔什维克反科尔尼洛夫的斗争——这个时候，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正在苏维埃内争取多数，正迫近剧烈的革命形势；这个时候，布尔什维克已经在反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中武装起来，届时又向克伦斯基作侧面的攻击——与现在布吕宁“反对”希特勒的“斗争”，作了一种“欺骗的比较”。这样子，托洛茨基认为对于布吕宁和普鲁士政府的支持是“较好”的（《红旗报》，一九三一年十月廿二日）。反对这种狂吠，实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所谓我将布尔什维克反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与布吕宁反希特勒的斗争作比较，纯然是官僚们的托辞。我一点也不过分估量《红旗报》的编辑们的知识限度，但是这些绅士们总不会蠢到这样的程度，蠢到连我的意思都不懂得。布吕宁反希特勒的斗争，来比拟克伦斯基的反对科尔尼洛夫，而以布尔什维克之反对科尔尼洛夫，比拟现在德国共产党反对希特勒的斗争。这个比拟在什么地方是欺骗的呢？《红旗报》说，那时候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正在苏维埃内争取多数。但是，现在德国共产党也是如此。
九月最后的几天，科尔尼洛夫被压平了，实际上不是由于军事力量，而是由于群众的热诚的目的。九月三日以后，列宁立刻经过报纸，公开地向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提议妥协：你们在苏维埃内占大多数，他向他们说。你们可以取得国家，我们将帮助你们反对资产阶级。你们若保证我们煽动的完全自由，我们则保证你们在苏维埃内和平的夺取大多数。列宁是怎样的一个机会主义者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拒绝了这种妥协，亦即是拒绝了一个新的反对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然布尔什维克的手中，这种拒绝成为准备武装暴动有力的武器，几个星期以内，暴动即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扫荡无遗。
一直到现在为止，世界上只有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我绝不是认为我们在走向胜利的路上，没有作过一点错误，但是，我总觉得我们的经验，对于德国共产党是有相当价值的。我引证了最切近的和最适当的历史比拟。而德国共产党的领袖怎样答复呢？一切都是胡说八道。
只有极左派的集团，且有渊博的理论武装的《赤色战士》，企图“庄重地”反驳我们的比拟。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在八月所作的是正确的，“因为科尔尼洛夫是沙皇反革命的旗手，他正在进行封建的反动对抗资产阶级的革命之战争。在这种条件之下，工人与资产阶级及其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的工具之策略上的联合，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因为在击退封建的反革命之斗争中，两个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希特勒既不是代表封建的反革命，而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社会民主党是拥护资产阶级的，那它当然不能向希特勒开火。这就是联合战线问题在德国所以不存在，和托洛茨基的比拟是错误的理由。
所有这些似乎都是堂皇的议论。但是，就实际的事实来看，差不多没有一句话不是虚伪的。在一九一七年的八月，俄国资产阶级一点也不反对封建的反动，一切地主拥护立宪民主党，而立宪民主党又为反对没收土地而斗争。科尔尼洛夫宣布自己是共和党人、“农民的儿子”、土地改良和立宪会议的拥护者。整个的资产阶级是支持科尔尼洛夫的。布尔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之间之所以能成立同盟，只是因为后两者暂时与资产阶级决裂；因为它们害怕科尔尼洛夫，被迫而与我们妥协。这两党的代表们都知道只要科尔尼洛夫胜利了，资产阶级即不需要他们，而且让科尔尼洛夫绞死他们。在这些范围以内，对于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看见一个完全的模拟。
现在德国的形势与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形势是否有区别呢？当然有的，然而这些区别决不是《赤色战士》的理论家所能看见的。在俄国，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尤其是农民，是倾向左面而不是倾向右方的。科尔尼洛夫也并不是依小资产阶级。正因为如此，他的运动不是法西斯的。这个反革命决不是封建的，而是资产阶级与将军们共同的阴谋。它的弱点，即在于此。科尔尼洛夫依赖整个资产阶级精神上的帮助，以及军官和贵族之军事上的帮助，而这些贵族即是幼稚一代的资产阶级。所有这些都证明科尔尼洛夫反革命的力量之不充分。但是，如果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虚伪的，科尔尼洛夫的胜利决不是不可能的。
据我们看来，《赤色战士》反对联合战线的论据，不是基于别的事实，而正是由于它的理论家既不懂过去俄国的形势，又不懂现在德国的形势。[1]
在俄国历史光滑的冰上，《红旗报》不敢相信它自己能够站得住脚，于是乃企图从相反的方向来处理问题。“在托洛茨基看来，国家社会党是法西斯。国家紧急令的宣布、工资之独断的削减、罢工的禁止……所有这些对于托洛茨基，都不是法西斯主义。所有这些，我们的党必须容忍。”这班人以其特有的下贱与无耻，几乎使人不欲与之辩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我向人提议“容忍”布吕宁的政府呢？而所谓“容忍”又是何所指呢？如果这是关于议会的或超议会的拥护布吕宁统治的事情，那你们应该觉得在共产党人内提出这一类问题讨论，实在是件羞耻的事情。但是就广泛的历史意义说，正是你们这班绅士们，你们这班狂吠的走狗不能不“容忍”布吕宁政府，因为你们缺乏推翻它的精神和气力。
关于德国的形势，《红旗报》所搜集的一切反对我的论据，同样可以用来反对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人们可以说，“在布尔什维克看来，科尔尼洛夫主义不过是从科尔尼洛夫开始的。但是克伦斯基不是一个科尔尼洛夫主义者吗？他的一切政策不是以绞杀革命为目的吗？他不是以讨伐的手段压平农民暴动吗？他不是组织关厂以压迫工人的罢工吗？列宁不是被迫隐藏起来吗？所有这些，我们都必须‘容忍’吗？”
就我所能回忆的，我不能想象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会轻率到提出这样的论据。但是如果可以找得着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可以以这样的方式答复他：“我们攻击克伦斯基准备和帮助科尔尼洛夫走上政权。但是这就解除我们立刻起来击退科尔尼洛夫的义务吗？我们责备守门的人为强盗半开着门，但是因此我们便可以耸一耸我们的肩膀，让门就是这样的开着吗？”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容忍，布吕宁才能够逼迫无产阶级陷于向法西斯主义的投降，一直陷到了它的膝盖，但是你却由此得着结论，认为不管陷到膝盖，抑或陷到腰际甚至于陷到头上——那不都是一样的吗？不，这是有分别的。在烂泥中，陷到膝盖的人，他自己仍然能够挣扎出来。如果陷到头上，那就没有一点希望了。
关于极左派的问题，列宁写道：“他们说了许多恭维我们布尔什维克的话。这使我们有时不能不向他们说，‘请你们少称赞一些，顶好你们自己多去研究一点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把它的历史多弄熟悉一点吧’”。
[1] 这个集团的一切别的观点，都是在这同一平面之上，不过是斯大林派的最大错误之再版而已，但带着更夸大的极左派的怪相。法西斯主义已经登了极；希特勒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危险；此外，工人阶级是不要战争的。如果事情是那样的话，如果还有许多充裕的时间，那么，《赤色战士》的这些理家，还是把他们的闲暇作别的用处吧：不要乱写什么文章，顶好去多读几本书。马克思早就向魏特林说过，愚昧无知是从来不会有利于任何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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