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部分） 关于中国革命 译自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оппозиция в СССР，т．2，стр．200—202。
我承认，当前最让我担心的是中国的形势。刚刚收到电报，说上海已经被国民革命军占领。国民政府的领土越大，国民党就越是具有执政党的性质，它就更加变成资产阶级的党。在这方面，上海纳入国民政府的领土简直具有决定意义。 同时读了加里宁[1]和鲁祖塔克[2]的讲话，他们阐述和重复了这个观点，国民政府是“中国所有阶级的政府”（一字不差！）。这就表明，在中国可以存在超越阶级的政府。马克思主义被彻底忘掉了。列宁关于民主革命的提纲（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也被忘掉了。在《真理报》上读到这些东西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读一遍，再重读一遍……须知在这个问题上，加里宁和鲁祖塔克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更确切地说，是共产国际今天的中国问题政策。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就越大，在今天的政策下等待我们的危险就越大。（会有这样的聪明人，他从这些话中得出结论，说我反对中国的“丰收”[3]，即反对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 今天的政策是错误的，甚至哪怕是从“纯国家”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在“撇开”[4]世界革命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无须怀疑，中国国民政府控制了广阔领土之后，直接面对巨大困难的任务时，它就会感到对外国资本的需要，天天都将与工人发生冲突，它就会急剧向右转，转向美国一边，也在一定程度上转向英国。此时，工人阶级没有领导，因为不能认为国民党的“共产党”的蛇足是工人阶级的独立领导，而且一直向后者灌输，国民政府是所有阶级的政府。我们原来是孵鸭崽的老母鸡…… 看来，这个政策的领导人认为事态发展的进程如下：首先取得国民革命军的彻底胜利，即直到统一中国；然后我们再开始把共产党与国民党分开。这个概念是彻头彻尾孟什维主义的。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然后……在这个概念下，我们不是变成历史的阶级力量，而是对整个历史过程的某种非阶级的观察。这样在第一次转折中可耻地跌倒，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很可能，占领上海就是这样的转折关头。 共产党人当然不能拒绝支持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看来也不能拒绝加入国民政府。但关于中国共产党充分的组织独立，即它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一天也不应该再拖延。我们已经太迟了。共产党人可以和国民党组成一个政府，但那要在组成政治联盟的政党彼此彻底脱离的前提下。当初我们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情况就是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匈牙利共产党员的要求也是这样，指责他们实施政党融合，顺便说说，这正是匈牙利革命如此迅速失败的原因。 可以继续与三民主义调情吗？！它今天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桎梏，明天将成为（今天已经成为）中国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主要武器。我认为，这样的调情是犯罪的。但为了割断三民主义的脐带（应该有人来割断它），需要独立的共产党。共产党内的革命筛选——即它的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布尔什维克化——无疑将在这点上进行。 以民族压迫为借口来为孟什维主义辩护，是绝对站不住脚的。首先应该回忆，整个第二国际从沙皇专制压迫出发，不仅要求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而且与社会革命党人统一（饶勒斯[5]、王德威尔得[6]等）。好像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不是阶级斗争似的！在格鲁吉亚、芬兰、拉脱维亚等国中，沙皇专制压迫采用了最残酷的民族压迫的形式，比英国甚至日本对中国的压迫更加明显。但是，由此不该得出结论：在格鲁吉亚、芬兰或拉脱维亚不应该建立独立的共产党。 我以为，应该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再次对政治局提出这个问题。执行委员会不对这个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而是把它变成派别诬陷，这样的危险当然存在。但当事情确实关系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头颅时，还能沉默吗？ 列·托洛茨基 [1] 加里宁（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линин，1875—1946）老布尔什维克，1919年继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起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8年起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译注 [2] 鲁祖塔克（Ян Эрнестович Рудзутак，1887—1938）老布尔什维克，1920年起任铁路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总书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土耳其斯坦委员会主席，1923年起任俄共（布）中央书记，1924—1930年任交通人民委员，1926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31年起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20年当选党中央委员，1926年取代季诺维也夫为政治局委员，至1932年。1934年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清洗中未经审判被处决。——译注 [3] 托洛茨基在批评多数派的经济政策时指出，在工业严重落后，工业品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农业丰收会产生不利的影响，被多数派歪曲为他反对农业丰收。——译注 [4] 在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争论时，布哈林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撇开国际事务，我们是否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并建成社会主义。”托洛茨基嘲讽说：“你能够撇开天气和民警，在1月的严寒天气中赤身裸体地在莫斯科大街上行走，但天气和民警不会撇开你。”——译注 [5] 饶勒斯（Jean Jaures，1859—1914）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后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05年起）右翼领导。1905年创办《人道报》。他积极反对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和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914年7月31日）被法国沙文主义分子杀害。——译注 [6] 王德威尔得（Émile Vandevelde，1866—1938）比利时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为比利时工人党的领导人。1900年起为第二国际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1894年起为国会议员。1914年参加资产阶级政府，1937年以前曾担任大臣职务（外交、司法等）。——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