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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苏联劳动政策：新转向与新危险[1]
列夫·托洛茨基
（1931年8月）
今年6月23日召开了全国工业干部会议，斯大林的讲话足以引起高度兴趣。它并未包含深刻总结或广阔前景，也没给出精确结论和清晰实践指示。一如往常，总书记发言充斥着官僚萎靡的品性特征：狭小思维；模棱两可的蓄意提法（以便任意推敲）；丢卒保帅的智慧；前提与结论总隔着好几里地。但前言不搭后语的讲话，泄露了诸多瞒不下去的事实。宝贵的事实赋予了斯大林讲话真正的政治意义。扔掉糟粕外壳，本次讲话内容如下：「左翼反对派又说中了。它的全部警告得到证实。我们这些骂街打人的当权干部，又现了一回眼」。当然，总书记的当然有所不同。当然，他继续陈腔滥调死硬唾骂「托派思想」。我们关心的不是官僚逻辑，而是经济进程的辩证法，后者比任何强大「首长」的短视行为更有力。
五年计划四年完成
这篇讲话告诉我们，工业计划的进度「参差不齐」[2]。五个月里，某些工业部门比去年同期增长40%，某些部门增长20-30%，也有些部门仅增长6-10%（乃至更低）。斯大林貌似不经意提了一句：增长率最低的部门包括煤炭业和黑色冶金，即工业化的本元所在。国民经济各部分彼此关系如何？报告人不吭气。五年计划的命运，取决于这一悬念的真相。假如盘算不周，在建房屋可能于第三或第四层倒塌。假如计划有误，又或者计划落实中的调节有误（更要命），五年计划可能在最后关头迎来危机。爆响的危机，将使利用及拓展既有成就近乎无望。重工业的低增长事实（6%而非30-40%，有时「比这还少」），被当权者耍无赖似地一句「参差不齐」轻轻打发。
这篇讲话告诉我们：「在许多企业和经济组织中，计算、成本核算和可靠的收支平衡表的编制早已（！）停止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以日益精确的尺度衡量和检验工业效率，谈何领导工业？接下来，我们得知「（企业内）节约制……生产合理化早已（！）成了过时的概念了」。发言者是否掂量过上述剖白的后果？上述言辞是否恶毒污蔑苏联经济的现状，并一马当先无情控诉最高层？斯大林继续说：「事实上，近来许多企业的生产成本已开始提高了」。我们知道，他口中的「某地」、「许多企业」等词语的含义。它们意味着畏惧事实，以及对后者的淡化遮掩。「许多企业」一语暗指重工业，低增长（6%而非40%）造成重工业的成本上涨，并破坏着持续增长的潜力基础。再加上成本核算已遭抛弃，而生产合理化成了过时概念。令人恐慌的结论呼之欲出：整体画面比描绘的冰山一角更可怕。
这一切如何发生？抛弃核算的原因在哪儿？斯大林不吭气。何时开始，经济计划的制订与执行放弃了精确手段，改走瞎蒙的路子[3]？斯大林带着特有准确性回答如下：「早已」。当领导的眼长哪儿了？斯大林不吭气。我们替他回答。苏维埃国家的成本核算一直不理想，因为它刚着手学习进行全国经济核算。当权派用一味的行政督促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与灵活调节，成本核算也被一脚踢开。增长率已成政绩工程。谁有心思核算？任何厂长或托拉斯主席想出人头地，必须把预算花个精光以便「完成并超额完成」计划，最后给协作部门埋一巨雷：劣质产品。假如某工业干部努力准确配置各生产要素，却冷落了「破记录」的神圣大事，一准挨罚。斯大林如今供认工业领域存在「纸上的成就」、「纸上的连续（生产制）」。「纸上」云云，无外是假汇报。《反对派公报》警告过，赤裸裸行政压力能使下属汇报向上峰命令看齐，却很难让生产制造这般听话：衙门报表比钢板煤块灵活许多。我们曾多次示警：斯大林正以盲人骑瞎马的抖擞精神把五年计划领上歧途。却给当成反革命造谣。莫斯科的蠢才和官迷一齐回骂：「托派失败主义」的一派胡言！一号首长的今日供词「（许多企业）的计算和成本核算早已停止」难道不是盲人骑瞎马？事态早已恶化，为何国家机器头号机师一直不吭气？我方两年来一直嚷嚷盲人骑瞎马的危险。再问斯大林：你能否鲜明一点、果决一点招认自己的萎靡无力？难道还不清楚，「五年计划四年完成」是最轻浮冒险行径？
对五年计划的执行积弊，国际反对派纲领草案已有准确基本结论：「制订合理（即最有利）的增长速度，取代以行政手段追求‘最高’速度。增长目的不是浮面落实一时一地的上级指令，而是动态均衡基础上的经济稳定。此外，必须实现内部资金的准确分配，以及对世界市场的有计划广泛利用」。
论劳动力的诸问题
讲话中，斯大林头一遭如此明白承认：计划的完成受到劳力短缺困扰。非但技工短缺，劳动力整体也短缺。乍听起来，这事邪门。俄国乡村——公开及隐蔽地——素来蕴藏着巨大的过剩人口，且每年新增数十万。国营农场的增加、农业的集体化与机械化，本应进一步推动进城农民的自然过程。这支挤破头的劳动后备大军，本应潜伏险情[4]。结果呢？农民进城的人流消失了。莫非已无城乡对立？要知道，五年计划的第三个年头，宣传干事们敲锣打鼓庆祝过苏联「进入社会主义」。本篇讲话闭口不提实现社会主义。首长语气谦卑许多，一带而过地谈了几句贫农有所改善。没人否定「有所改善」的事实。但这一理由完全没法解释农村人口外流停顿的原因。难道一亿多农民的生活条件大跃进，已让城市丧失对乡间的吸引？假设这是事实，它只能以另一假设为基础：城市工人的同期生活水准原地踏步乃至下滑。本篇讲话一步步导向上述沉重结论，却没点破窗户纸。通篇不厌其烦提醒听众：劳力盲目流动破坏工业发展；企业之间的「整体性」人员流动司空见惯；工业部门存在民工荒，又得面对铺天盖地的跳槽（或彻底离开生产领域）现象。讲话人声称，多数企业的职工构成毫不稳定，「工人成员在半年甚至一季中不至少变动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企业是很难找到的」。换个人说出这话，会给当庭拿下。近几年工会、党政官僚已协同压制盲流现象。考虑这个因素，以上数字更显恐怖。俗话说得好：「眼前有福享，何必远方寻」。盲流现象的增长，意味着五年计划第三年总体环境中的工人群众躁动不安。
官方认为盲流主因在于错误的过分平均主义工资制度。稍后，我们将谈到当权派的工资改革；但无论怎样，工资改革不能充分解决盲流问题。如果半年甚至一季中企业职工的刷新速度达到了「至少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亦即全体职工——而非少数技术工人——统统处于永恒搬家状态。用斯大林的话说，一般工人的盘算是「稍微‘赚一点钱’，然后就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幸福’」。这句貌似乐天实则惨痛的话，不经意地贴近揭示了五年计划的基本缺陷：以褫夺工人利益为代价，粗暴违反经济平衡。巨型的电站工厂拔地而起、无数汽车拖拉机陆续上道、乡村经济迈向集体化，无产者本应成为上述宏大进程的主轴，却四处颠簸「寻找幸福」。必须诚实、公开和清晰地说明真相。农民为何放弃进城？乡下日子太舒服了？错！因为近期工人的处境极大恶化了。
国际左翼反对派纲领草案指出：「工人生活水平与苏维埃国家的工人角色，是社会主义成就的最高范畴」。假如执政集团从这一视角出发审视经济计划及灵活调节，本可避免路线执行的频繁死火，不必被迫采取浪费低效的迂回政策，并面对政治危险。
五年前，俄国反对派警告过：「工人中的有产代理——孟什维克幸灾乐祸大谈我国工人的物质困境，企图制造无产者与苏维埃国家的政治对立，使工人接受‘回到资本主义’的有产孟派口号。妄自尊大的当权官员，则叫骂党内反对派就工人待遇的紧急质询‘纯属孟什维主义’。官僚蠢举给孟什维主义帮了大忙，明显推搡着工人倒向后者的工贼黄旗」。
自我欺骗掩盖不了下述可能：工人颠簸可能演化为政治震荡的前提。
社会主义热情与计件工资
新纲领十分之九归结为恢复计件工资。其余内容暂具极不确定特征，且部分程度仅替右转打掩护。斯大林照例搬出（要求「新方法」的）「新时代」与「新任务」，声称路线转向取决于上述新事物。真是粗劣的蒙事唬人。世界工运的系列话题，揭示了莫斯科历次转向绝非国际形势变迁的产物。相反，新主张通常逆流而动，衍生于执政者的以往失误。本次转向也不例外。官方宣布：五年计划的第三年，苏联进入了社会主义。假设这是真话，无疑将出现工资逐渐拉平的趋势。社会主义竞赛和生产突击，将进一步证明及支援这一趋势。如今当局指责我方不信任俄国工人的社会主义热情，好不荒唐。政治惯性与粉饰「伟光正中央」的需要[5]，让斯大林至今重复官僚唯心主义的空洞公式。他说：「不要忘记，绝大多数工人非常热情地接受了苏维埃政权的这些要求（纪律、紧张工作、竞赛、突击运动），并且英勇地实现着这些要求」。假设这是真话，假设进入了社会主义，假设「绝大多数」（注意：绝大多数！）工人「非常热情」且「英勇地」完成任务，请回答：为何「绝大多数」东奔西跑碰运气？为何取得如许成就，却又拾起资本主义压榨劳动力的一条至毒手段——计件工资？
我方纲领草案写道：「左翼反对派的原则是讲述实情」。无产阶级革命不需要唯心主义的官制代用品[6]。我们需要事实。当然，敌人会对事实的阴暗面幸灾乐祸。当然，敌人会利用我方批评的个别方面，正如利用斯大林自我揭露的个别段落。当敌人利用一点点事实以便与系统谎言相结合，这不可怕。当工人不晓真情且不知何处探询，可能导致致命结局。
相对较短的历史阶段中，英勇热情能感染群众。一小撮少数能在整个历史时代抱有热情：是为革命党——作为本阶级精华——理论的基础。社会主义建设是数十年的任务。惟有系统提高群众物质文化水平，方可确保完成任务。这一主要条件的重要性，高于德涅斯特水电站、中亚至西伯利亚运输线、库兹巴斯矿区一类短期成就。假设无产阶级身心干劲跌入低谷，诸般宏大开端可能难以完工。
讲话中，斯大林以光秃秃马列语录款待听众。语录似乎教导说，社会主义过渡必然存在非平均主义分化工资。明天他会援引马列论证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农民小商品生产者必定分化出富农。以上笼统真理无可辩驳。绵延至今的「冲昏头脑」时期，左翼反对派提及上述马列真言。为抗衡反对派，当权集团提出五年计划内清除富农（即农民分化现象）的实践任务，且提前一年收工。为抗衡反对派，当权集团断言已克服社会主义之路的基本难题，断言已进入社会主义，断言五年计划的完成将自动改善工人处境，断言可四年「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每位有头脑的工人没法不扪心自问：五年计划第三年年底，计件工资一事为何变得如此尖锐？所来何处？
今年7月7日，《真理报》从劳动人民委员会机关刊物（《劳动问题》）转载下述段落：「技术的发展、运输角色的增长与电气化等因素，削减着计件工资或有用武之地的劳动领域」。十足马列真话。《真理报》却骂它是「托派谗言」。联共中央机关报与劳动人民委员会机关刊物的无稽冲突，自有起因：《劳动问题》N2出版于斯大林讲话前，而《真理报》N185出版于讲话两天后。《真理报》为何把工资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斥为「托派邪说」？因为新转向非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产物，而来自当权派虚假路线与经济活生生需求的丛生矛盾。
计件制并非原则违反苏维埃过渡经济的条件。不可冬烘式地反对计件制。但1931年的盛夏今日（五年计划第三年年末），势如破竹「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力推计件制并使劲深化它的资本主义特征，意味着对工人物质与精神的重击。不希奇，官方秀才[7]被迫放弃工资领域的基本马列原则，以勉强掩饰对舆论幻觉的重击。哪怕多掩饰一天也好。
劳动报酬旧方式各方面都糟糕透顶，我方早无疑问。无群众参与，无法制订理智进步及有生气的工资系统。工会官僚丝毫不比其它官僚更好。正如其它中央英明决策，集体合同和工资等级表拼凑于秘室强加给工人。无工人民主的复兴，无法实现正确工资政策。俄国反对派纲领写道：「集体合同应经受工人会议真切而非装门面的讨论。工会活动优劣的评价，应首先由工人物质文化利益（现有经济可能范围内）保护程度制约。工会履行职责，应以全部环节的真实选举、会务公开、向下汇报、承担责任为基础…… 《刑事法典》应增设一条：对提出批评、独立建议及自主投票的工人任何直接间接公开隐蔽的迫害，视为重大国事罪」。如今听来，以上言辞何其鞭挞入里！
无论如何，凶猛转向计件制并非旧工资体制缺陷的后果，而来自更深层原因：缺乏物质财富以满足工人需求。制订计划的谬误方法。计划执行中的倒错调节。无群众切实监督。无党。争抢达标孤立数字以求政绩。行政大棒。吹牛作假。压制批评。以上情况的总和，导致力量与经费的胡乱分配。当工人数目极快增长，工资实际总量缩水得再难忍受。这是工人焦躁不安的根源。这是工人跨厂流动的根源。上级压力层层加码与工会彻底抱残守缺，造成所谓「盲流」的自发反应。斯大林揭开了自发反应惊人规模的幕布一角：「工人成员在半年甚至一季中不至少变动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企业是很难找到的」。当权者长久压制生怕外露的社会病，已到这般田地！从一厂到另一厂，从一城到另一城的奔波，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创造力的巨大非生产浪费，劳动时间白白损失。流动中如此，适应新劳作环境的磨合期也如此。这是劳动生产率低下与高成本的一大主因。但流动——寻求幸福！——的最大危险，是无产阶级的精神伤耗。
深化计件制不是办法。它只会分化一组上层工人[8]。炮制工厂贵族的努力，极好地吻合今日莫斯科的路线趋向与统治手腕。这方面来讲，计件制纯是政治手段。以救急妙药的身份，它完成着官僚群蜕变的政治进化[9]。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是与工人贵族斗争的传统。无产专政以本传统为根基。当权派的纲领，注定使自己有必要依靠越发特权膨胀的工人贵族。这一现象隐藏着危及无产专政的直接政治危险！
以长官恍然大悟的方式[10]
与昨日旧政相同，官僚层以长官开眼青天作主的方式宣布新政。
斯大林告知我等，实施连续生产周「太仓促了，没有准备好相当的条件」。结果如何？最高长官被迫列举它们：「对工作缺乏责任感，不爱护机器，让机床大批毁坏，缺乏提高生产率的刺激」。他用一句话总结：「无人负责」。杀人致死的元凶供词。更确切说：自杀性供词。「无人负责」。当一人想替大家负责，莫不如此。
连续生产制的实施太仓促。谁是实施者？中央书记处。工人群众是否预先讨论？绝无。小圈子秘商决定一切。官方宣称群众「喜笑颜开」接受了连续生产制。难道如今不笑了？直至最高长官马后炮讲话前夜，媒体半句没提相关的生产乱像。我方多次连说带写地揭露：当权派永远一切俱佳，直到五分钟前猝然坍台。历数官式连续生产制的毁灭后果，斯大林似乎顺道触及最要害的危险话题。「毫无疑问，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对于这一切都是十分明白的。但是他们却默不作声。为什么呢？看来是因为害怕真理。但是，布尔什维克从什么时候开始害怕起真理来了呢？」。这几句话，包含着当权集团（从群体到总书记个人）的顶级无耻。总书记问：「布尔什维克从什么时候开始害怕起真理来了呢？」我们答：自从迟钝无脑的官僚机构窒息了党内马列力量。自那时起！首长说工业干部「害怕真理」。好不落井下石！干部们不是怕真理，而是怕为真理遭殃。因为成百上千的优秀阶级战士[11]，不怕真理并懂得为它而奋斗的人，正惨遭下狱、流放和驱逐。这就是问题的党内症结所在[12]！
粉碎左翼反对派，当权派也就窒息了党。一个活生生、敏感灵活富于弹性的党组织的职责，是与群众共同生活，是对周遭一切看见、观察、批评与总结，是及时注意险情并集体寻觅新路。国际左翼反对派纲领草案写道：「窒息了党（即让自己失去眼睛和耳朵），主流当权者摸着石头过河，于各阶级推搡下确认道路，在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之间乱跑」。党政机关基层干部对上级的恐惧如此强烈，已无人敢正视事实并如实上报见闻。政权的基层环节附和迎合上级，上级把阿谀附和当作群众生活的本来面目。为了研究新政的实施路线，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全会。官方舆论试图赋予全会重大含义，强调中监委成员、区机关与系列基层党组织代表均出席会议。换句话说，高级干部在调集基层援兵。双方都由上峰任命，被媚上规则与彼此包庇的蛛网互联。本次官员集会也敢号称民主的最高体现。
官方政策的刚猛新转向，难道还不值得召开非常党代会？但英明领导体察下情的纠偏制（每次总要延误几年），与党内民主制不可妥协，甚至与党的存在都不可妥协。难道「布尔什维克害怕真理？」 如今最怕真理的那个布尔什维克，名叫斯大林。否则的话，忙于新政的总书记不会畏惧党代会（即党）。
最近数月，我方接到一批来信。信中转述了系列谈话，谈话对象包括不同僵化程度的党内官员。多数情况下，他们吓得要死。他们深知实情也很懂事理，但意志垮了。他们的哲学是见风使舵。他们的反驳主旋律如下：「你们大谈党内制度。它确实糟烂。大家心知肚明，可没辙。无铁腕，我们不能克服眼下艰难。你们对斯大林犯错的抨击大体正确，事变最终证实着它。我们对斯大林压根没幻想。是的，他摸不着九天繁星，智力中等修养欠缺无宽广视野。对此，我们常有亲身感受。但他有不可替换的正面品质：坚定、顽强、固执。另外，他已与党政军机关联为一体。无论你们如何天花乱坠，现今官僚机构等于一切」。大批官员如是说。他们认定无论党的窒息有多痛苦，总归是现实需要。以后呢？以后，社会主义乐园将补偿一切。
根本大错尽在于此。社会主义并非某个大脑诞生的万事俱备之终极系统，哪怕这颗脑袋是旷世天才。只有以经常性批评检测和无产阶级各集团主张论争为基础，能正确分配生产力和生产资料。我们否定形式民主，因为有产围困中的形式民主意味着把钥匙交给富有孔武的敌人，但阶级民主缺席非但没法建成社会主义，也无法维持无产专政。斯大林的迂回所耗不菲，每次都更贵。惟有政治疯子与盲人以为能御赐一个官僚手段建成的社会主义。我方更加响亮地警告苏联及世界工人：最近一段时间无论如何开展新迂回路线，必将于最近阶段导致更尖锐新矛盾。必须以复兴无产民主为开端。这是全部链条的决定一环。需要让党和工会讨论全部经济难题。为此，必须让布尔什维克不再害怕真理。为此，必须给曾为真理斗争并仍在奋战的人们解除镣铐。必须恢复党内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地位。必须就经济与政策的基本问题展开辩论。必须在民主基础上准备新的党代会！
反对派公报1931(总第23期) 8月
[1] 原文直译：新曲线与新危险
[2] 译者注：本文所引斯大林讲话均来自中文版《斯大林全集》第13卷《新的环境和新的建设任务》（49页至72页）
[3] 原文直译：经济计划的墙壁修建不按垂直线，而依靠目测
[4] 原文直译：危险似乎本该来自劳动后备大军的形成线路
[5] 原文直译：出于惯性，也为了与昨天保持连贯性
[6] 原文直译：官僚人造奶油
[7] 原文直译：报界泥鳅和变色龙
[8] 原文直译：它只会分流一批得到较好供应的工人
[9] 原文直译：它完成着斯大林主义的进化
[10] 原文直译：以一长式恍然大悟的方式
[11] 原文直译：因为拉科夫斯基、萨斯诺夫斯基、穆拉洛夫、艾里钦、格留宁施泰因、卡斯帕洛娃、科西奥尔及其他成百上千最优秀布尔什维克
[12] 原文直译：这就是问题的政党之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