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芬兰事件的总结算（1940年4月25日）

芬兰事件的总结算

托洛茨基
（1940年4月25日）

他们不能预见

　　夏克曼和盘纳姆写道：“我们”预见到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同盟。但抢占东波兰呢？侵略芬兰呢？“我们”却没有预见到这些事情。这种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使得“我们”非完全改变政策不可。
　　这些政治家受一种印象负累，仿佛斯大林需要与希特勒同盟，为的是两人同滚“复活节的蛋”。他们预见到同盟（何时呢？何处呢？），但预见不到这同盟是为了什么。
　　他们承认工人国家有权在帝国主义阵营中间耍手腕，有权同这个帝国主义订约以反对那个帝国主义。这种条约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保卫工人国家，为了取得经济的，战略的及其它的利益，若是环境允许的话，而且是为了扩充工人国家的基础哩。堕落的工人国家，图谋以它的官僚方法来达到这些目的，而官僚方法每走一步都要与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相冲突。但是克里姆林宫图谋在它与希特勒同盟之中取得尽可能多的利益──这之间究竟有什么如此出人意外的，如此不可预见的呢？
　　我们那些倒运的政治家如果预见不到“这个”，那只因为他们不能将一个问题认真想到底。1939年夏天，克里姆林宫与英法代表团商谈时候，就公开要求军事控制波罗的海诸国。只因英法拒绝他这要求，斯大林才断绝了谈判。仅仅这件事，就明白指示德苏协定至少要保证斯大林控制波罗的海诸国。全世界凡是政治上成熟的人，都要恰恰从这观点来看这事情，自己问道：斯大林究竟将如何成就此事？他将诉诸武力么？等等。然而事变进程，依赖希特勒多过于依赖斯大林。一般说来，具体的事变是不能预言的，但其大体方向，如事实所启示，则并不含有什么根本上新的东西。
　　由于工人国家的堕落，等到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将爆发时，苏联国力比英法的弱得多。斯大林与希特勒订约，目的在于保障苏联免受德国进攻，以及一般地免得卷入大战。希特勒夺了波兰，需要在东边保护自己。斯大林则得到希特勒允许侵占了东波兰，为了多得一些保障，防备希特勒进攻苏联西疆。然而结果苏联和德国相接壤了，因此德国胜利后进攻苏联的危险更加是直接的了，斯大林之依赖希特勒也就大大增加了。
　　瓜分波兰的把戏要在斯堪的那维亚舞台上续演。希特勒一定会暗示他的“朋友”斯大林，说他计划夺取斯堪的那维亚诸国。斯大林也一定会吓出一身冷汗的。总之这事表示德国完全支配波罗的海和芬兰，因而对于彼得格勒构成直接的威胁。斯大林又须想法多得一些保障，以防备他的盟友，──这次是在芬兰下手。然在那里他遇到严重抵抗。军事行动迁延不决。此时，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要成为大战场了。希特勒已经完成了突击丹麦和挪威之准备，要求斯大林快点媾和。斯大林不得不中止他的计划，放弃芬兰苏维埃化。以上便是欧洲西北角事变过程的显明的要点。

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弱小国家

　　在世界战争条件之下，要从“民族独立”，“中立”等等观点来处理小国命运问题，那还是受帝国主义神话所拘束的。人家争的是世界统治权。苏联生存的问题将顺便解决。苏联问题今天还在戏台背后，但到了一个时候将搬出台面的。至于那些小国和次等国，则它们今天就已操在大强国掌握中了。它们仅仅保着一种自由，而且是一种极有限制的自由，即他们还可以自己选择他们的主人。
　　在挪威，两个政府争斗了一个时候：挪威纳粹党政府，在南方有德国兵队保镖，而老社会民主党政府，在北方，和他们的国王一起。挪威工人应当拥护“民主”阵营来反对法西斯么？依照西班牙先例，初看时，似乎应当拥护的。事实上，那是绝大的错误。在西班牙，是单独一国的内战；外来的帝国主义强国干涉，本身无论如何重要，总是属于次要性质。至于挪威，则是两个帝国主义阵营间直接冲突，相互作战的两个挪威政府不过是帝国主义手里的辅助工具罢了。在世界战场上，我们不拥护协约国阵营，也不拥护德国阵营。因此我们没有丝毫理由或借口来拥护挪威国内这个或那个临时工具。
　　对于芬兰也应当采取同样的看法。从世界无产阶级战略观点来看，芬兰的抵抗并不比挪威的抵抗更加是一种独立的民族自卫行动。这点，芬兰政府自己就证明得最明白，──它宁愿停止一切抵抗，而不愿完全变为英法美诸国的军事根据地。次要的因素，如芬兰或挪威民族独立，保卫民主等等，本身无论如何重要，现在都已夹缠于那些无限强大得多的世界力量的斗争之中，而完全附属于这些力量了。我们必须把这些次要因素置于度外，而依照根本的因素来决定我们的政策。
　　第四国际论战争的纲领，六年以前就已透彻回答这个问题了。纲领中说：“民族自卫思想，尤其与保卫民主思想相合一的情形下，最容易被利用去欺骗小国和中立国的工人（瑞士，尤其是比利时，斯堪的那维亚诸国……）”以后又说：“惟有小资产阶级的蠢才（如罗勃·格林），从瑞士一个偏僻乡村出来的，才能认真相信，他被牵入的世界战争，乃是保卫瑞士独立的一种手段。”同样愚蠢的其它的小资产者也幻想世界战争是保卫芬兰的一种手段，幻想可以根据红军侵略芬兰这类策略上的小事，来决定无产阶级的战略。

乔其亚与芬兰

　　正如在反对大资本家的罢工之中，工人们时常连带地，使那可尊敬的小资产者的产业陷于破产，同样，工人国家与帝国主义作战的时候，或寻求军事保障以防备帝国主义的时候，即使这个工人国家是健全的和革命的，也要被迫侵犯这个小国或那个小国的独立。国内的或国际的战场上，阶级斗争之残酷无情，只能引起民主派庸夫俗子流泪，却不会使无产阶级革命家感伤。
　　苏维埃共和国，1912年，曾强迫乔其亚苏维埃化，那里本是帝国主义进攻高加索时一个洞开的门户。若照民族自决原则，则有好多话可说，来反对这个苏维埃化。若从扩大社会主义革命阵势的观点看来，则军事干涉一个农民国家，也是一个很成问题的事情。若因工人国家受了敌人包围而图自卫，则此强迫苏维埃化就可以辩护的了：救护社会主义革命，先于形式的民主原则。
　　世界帝国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利用这个强迫乔其亚苏维埃化的问题，做动员世界舆论以反对苏俄之借口。第二国际在此运动中占领导地位。协约国图谋准备一个可能的新的军事干涉以反对俄国。
　　恰恰同乔其亚事件一样，世界资产阶级此次也利用了侵占芬兰事件来动员舆论反对苏联。社会民主党此次也出来做民主的帝国主义之前锋。那个惊惶奔驰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幸的“第三阵营”则充当后卫。
　　然而这两次军事干涉之中虽然有显明的相似之点，却也有深刻的差异：现在的苏联远非1921年的苏维埃共和国了。1934年第四国际论战争的纲领说：“苏维埃官僚政制丑恶骇人的发展，以及劳动者生活条件之困苦难堪，极度减弱了苏联对世界工人阶级的吸引力。”苏芬战争，明白而完全地表现出：在十月革命发祥地彼得格勒炮程所及之处，现时苏维埃政策也无能施行吸引力了。但并不能由此推论出：必须把苏联放弃给帝国主义；我们只能断定苏联必须脱出官僚分子之手而已。

“何处有内战呢？”

　　“但芬兰何处有你所允诺于人的内战呢？”──那些反对派领袖说，他们如今成了“第三阵营”的领袖。我没有允诺什么。我只分析了苏芬冲突继续发展下去时一种可能的出路。占据芬兰若干根据地，和占据芬兰全国，有同样程度的可能性。占据若干根据地，必然以维持其它部分资产阶级政制为前提。若是全部占领，则必须实行社会变革，此非工人和贫农加入国内战争就办不到。起初莫斯科和赫辛福间外交谈判，指示人以企图用对其它波罗的海诸国办法来解决芬兰问题。芬兰的抵抗使克里姆林宫不得不诉诸武力。在广大群众面前，斯大林惟有把芬兰苏维埃化才能替战争辩护。顾锡宁政府之任命，表明等待芬兰的将不是波罗的海诸国的命运，而是波兰的命运了，──在波兰，不管“第三阵营”那些业余的专栏作家如何涂抹，斯大林不得不发动国内战争并改变财产关系。
　　我屡次详细说明，如果芬兰战争不汇流于大战之中，如果斯大林不因为外来的威吓而后退，那么他一定要实行苏维埃化芬兰。这件工作本身比苏维埃化东波兰困难得多。在军事观点上更困难些，因为芬兰准备得更好。在民族观点上更困难些，因为芬兰具有长久的民族斗争传统，要求脱离俄罗斯而独立，而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则本是反对波兰的。在社会观点上更困难些，因为芬兰资产阶级以自己的办法，创立了一个农业的小资产阶级，而解决前资本主义的土地问题。然而斯大林若战胜了芬兰，仍然能够或多或少得到芬兰工人和小农之助而推翻已存的财产关系。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不实行这个计划呢？因为资产阶级舆论大动员起来反对苏联。因为英国和法国认真考虑军事干涉问题。最后──次序居后，并非重要性居后──因为希特勒不能再等待。英法军队出现于芬兰将直接危害于希特勒的斯堪的那维亚计划，这计划本是立足在阴谋和突击之上的。陷于两面夹攻──一面协约国，一面希特勒──的地位，斯大林于是抛弃了苏维埃化芬兰，而限止于占据若干战略上的阵地。
　　“第三阵营”（惊惶奔驰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那些人物，现在杂凑了一种议论，认为：托洛茨基从苏联的阶级性推演出芬兰有国内战争；既然无国内战争发生，那就表明苏联不是一个工人国家了。事实上并无需要从苏联的社会学定义，用逻辑方法，“推演出”芬兰有可能的国内战争；──只消根据东波兰经验就够了。那里发生的财产关系的颠覆，仅能由十月革命产生的国家来完成。克里姆林宫寡头政治，为了在特殊条件之下求自保，不得不在波兰进行这种颠覆。并且没有丝毫理由可以怀疑，在相同条件之下，他们在芬兰也会重演这个事业。我所指明的，只此而已。但在斗争过程中，条件改变了。战争同革命一样，常常有突然的转变。红军方面一经停止军事行动，芬兰国内战争自然谈不上了。
　　每个历史诊断都是有条件的，诊断愈具体，则依赖于条件者愈多。诊断并非开支票，可于某年某月某日兑现。诊断仅仅指出事变发展的一定趋势而已。但还有他种力量和倾向与此趋势同起作用，到某一时候开始占据支配地位。那些要求准确预言具体事变的人，请求教于占星家罢。马克思主义的诊断只能帮助确定方向。我屡次声明我的诊断是有条件的，是许多可能的演变之一种。芬兰暂时走上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命运，而非东波兰的命运，像这种第十等的历史事实，现在若要紧紧抓住如同救命的岩石，那只是没出息的学究们做的事情，或者──“第三阵营”的领袖们做的事情。

保卫苏联

　　斯大林之进攻芬兰自然不仅仅是为了保卫苏联。苏联的政策是受拿破仑主义官僚所领导的。这些官僚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威望和自己的进欵。他们保卫自己比保卫苏联精明得多了。他们保卫自己，不惜牺牲苏联，不惜牺牲世界无产阶级。这一点，在苏芬冲突全部发展之中表现得太明白了。因此我们不能直接地或间接地替侵略芬兰负丝毫的责任，这个侵略不过是拿破仑主义官僚政策链子当中单独一环罢了。
　　与斯大林团结一致，辩护他的政策，分担他的责任，如三倍无耻的共产国际所做的，──这是一件事情；向世界工人阶级解释，无论斯大林犯了多大罪恶，我们绝不能容许世界帝国主义粉碎苏联，重建资本主义，化十月革命国家为殖民地，──这又是一件事情。这个解释也就是我们保卫苏联的根据。
　　那些看机会的失败主义者，即那些失败主义的冒险家，他们允诺于协约国干涉时改变他们的失败主义政策为保卫主义政策，以此图谋解除他们的难题，──然而这是可耻的遁辞。依照一个记秒钟来决定政策，一般说来本是不容易的，何况在战时条件之下。当苏芬战争最紧张的几天，现在知道，协约国参谋部曾决定：惟有用空军炸毁穆曼斯克铁路这个办法才能认真而迅速地援助芬兰。从战略观点上看，这是完全对的。协约国空军干涉和不干涉问题，悬于一发。“第三阵营”的根本立场似乎也挂在这根头发上摇摆。但我们一开始就认为必须依照战争中根本的阶级阵营来决定立场。这是可靠得多。

已得阵地不可送给敌人

　　失败主义政策并非惩罚某一政府以前犯的这个或那个罪恶，而是从阶级关系做出来的结论。在战争中，马克思主义路线并非建立在抽象的道德和感情之上，而是建立在某一政制与其它政制相互比较之社会的估价之上。我们拥护阿比西尼亚，并非因为阿比西尼亚皇帝政治上或“道德上”优于莫索里尼，而是因为保卫落后国家以反对殖民地侵略，乃是对于世界劳动阶级大敌人帝国主义之打击。我们保卫苏联，与莫斯科“皇帝”政策并不相干；我们从下面两个根本理由出发：第一，苏联的失败将供给帝国主义以新的资源，并能多延资本主义社会好几年残喘；第二，苏联社会基础，若是清除了寄生的官僚主义之后，还能够保证经济上和文化上无限量的进步，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础则除了继续腐烂以外没有其它的前途了。
　　最能揭破那些喧闹的批评家的假面具的，就在于：当斯大林毁灭布尔什维克党，绞杀西班牙无产阶级革命，借“人民阵线”和“集体安全”的美名出卖世界革命时候，他们仍旧认为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仍旧认为必须保卫苏联；可是这个斯大林一经侵入“民主的”芬兰，帝国主义民主国资产阶级舆论（他们掩盖并赞成斯大林对于共产党员，工人和农民所犯的一切罪恶）一经大声叫喊反对，我们的那些革命家就立刻宣布：“是的，这是不能容忍的！”那些革新家跟在罗斯福屁股后头对苏联宣布一个道德的禁运。
　　那个博学巫医盘纳姆的推论，以为我们保卫苏联就是保卫希特勒。这个逻辑乃是小资产阶级蠢笨思想之最好的小标本，这种思想企图强纳矛盾的现实于平面的三段论法范围之中。布勒斯特和议后，工人们保卫苏维埃共和国，这是拥护霍亨佐伦么？是呢，不是呢？第四国际论战争的纲领，曾详细解释这一问题，其中确定地说：苏维埃国家和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国家订了条约，绝不束缚这个国家内革命党的行动。世界革命利益超出于单独的外交结合之上，无论这外交结合本身是如何未可非议的。我们保卫苏联时，比盘纳姆一伙人更加认真地反对斯大林，反对希特勒。
　　不错，盘纳姆和夏克曼并不寂寞。雷翁·朱奥，有名的法国工贼，也气愤于“托洛茨基派保卫苏联”。他不气愤，谁气愤呢？但是我们对于苏联的态度，正是我们对于法国“总工会”的态度：我们保卫它，抵抗资产阶级的进攻，虽然它受了雷翁·朱奥一类的流氓所领导，他们每一步都欺骗工人，出卖工人。俄国孟什维克派也在叫喊：“第四国际走入死巷去了”，因为第四国际仍然承认苏联是个工人国家。这些老爷自己就是第二国际党员，第二国际是受那些有名的工贼如惠士曼和莱昂·勃伦领导的，他们于1936年6月出卖了一个特别顺利的革命局势，因之使目前的战争成为可能。孟什维克派承认第二国际属下的政党为工人党，却不承认苏联为工人国，为了官僚叛徒站在苏联头上。说谎夹着无耻和犬儒主义。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作为一个社会层来说，同勃伦，朱奥，西特冷，托马塞士等相比，不更好些，也不更坏些。二者中间不同的，仅仅在于斯大林等人利用又削弱社会主义发展的有生气的经济基础，而勃伦等人则紧紧攀住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全腐败的基础。
　　必须认为工人国家是从无情的历史试验室里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教授拿指头挖鼻子沉思之中想象出来的。革命者的责任在于保卫工人阶级已有的胜利品，即使这胜利品受了敌方力量压迫变为畸形。凡不能保卫旧阵地的人，永远征取不到新的阵地。

1940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