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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约瑟夫·汉森
（1940年1月5日）
亲爱的乔：
感谢你寄来有趣的消息。在必要或适当的情况下，吉姆可以发表我们的通信，以及我们与赖特之间关于分裂问题的通信。通过这些通信，可以看出尽管有着激烈的派别斗争，我们依然强烈希望捍卫党的团结。我在给赖特的信中提到，即使党的布尔什维克一翼成为少数派，依我之见，也应该遵守纪律，吉姆回应道，他全心全意同意这种见解。对这个问题来说，这两个引述是决定性的。
关于我在论小资产阶级反对派[1]的文章中对芬兰的评论，我想在这里再说几句。芬兰和波兰之间有原则性的不同吗？——到底有没有？红军进入波兰会不会引来一场内战？——到底会不会？孟什维克与崩得[2]和波兰社会党流亡者的关系不错，所以消息也挺灵通，在自己的报刊上面，孟什维克公开宣称红军所到之处都受到了革命浪潮的包围——不仅在波兰如此，在罗马尼亚也是如此。
克里姆林宫建立了库西宁[3]政府，他们显然企图以内战来协助对芬兰的战争。有消息称，芬兰红军正在开始成立，还有消息称，苏占区内的大地产被没收，激起了芬兰贫农的“热情”，等等。如果这不是内战的开始，那又是什么呢？
内战的进一步发展完全取决于红军的推进。在刽子手曼纳林[4]的刀剑下，人民的“热情”显然不足以产生独立的工农暴动。红军的撤退必然会导致刚刚开始的内战的中止。
如果帝国主义帮助芬兰资产阶级有效地保卫了资本主义政权，芬兰内战就不可能在下一阶段爆发。但更可能发生的是，如果红军的加强部队更深入地攻入芬兰，我们就一定会看见内战伴随着红军的进攻而出现。
我们无法预测出所有的战局变化，无法预测出纯战术方面的一时得失，但它们改变不了事态的总体“战略”进程。在这件事情上，反对派还是跟其他时候一样，用纯粹突发的和浮于表面的政策代替了原则性的政策。
（芬兰内战和波兰的情况一样，会带有一种有限的、半受束缚的性质，在下个阶段，它会转变成芬兰大众与莫斯科官僚之间的一场内战，这无需赘述。我们至少对此和反对派一样清楚知晓，我们公开向群众发出警告。但我们分析了实际的进程，不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混淆。）
向所有的朋友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祝福！
注释
[1] 即托洛茨基写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译者
[2] 崩得（Bund，即“同盟”之意），全称“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同盟”，成立于1897年，1898年3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因大会否决了崩得提出的承认自己为犹太无产阶级唯一代表的要求，而退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重新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崩得一直支持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崩得的上层领导分子大多倒向反革命阵营，而普通的崩得分子则逐渐趋向共产主义，1921年，崩得决定解散，成员全部加入俄国共产党。
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说的“崩得”应该是指波兰崩得，该组织原是崩得的波兰组织，1917年12月脱离崩得，成为独立的政党。——校对者注
[3] 库西宁（Otto Kuusinen 1881-1964）1918年芬兰苏维埃政府的成员。芬兰共产党的创建人。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共产国际中，他是中心人物，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东方部部长。1939年苏联制造的“芬兰政府”的名义首脑。1940年-56年，库西宁任累利阿-芬兰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1946年库西宁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译者
[4] 曼纳林（Carl Gustaf Emil yon Mannerheim 1867～1951）在1918年的芬兰内战中是反动势力的领导人，后在芬兰实施白色恐怖。1939年苏芬战争时任芬军总司令。1944年-46年任芬兰总统。这位双手沾满了工农鲜血的刽子手被资产阶级誉为“芬兰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统帅和政治首脑”。——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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