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马克斯·沙赫特曼（1939年11月6日）

致马克斯·沙赫特曼

1939年11月6日

亲爱的沙赫特曼同志：
　　我收到了你寄来的你10月15日^[1]演讲稿的复本，我已经看过了这篇稿子，当然，我看的时候很仔细，它值得我这么做。我发现其中有许多出色的想法和构思，在我看来，它们与第四国际的基本文献中表达出来的我们的共同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但我在里面找不到能解释你抨击我们之前立场为“不充分、不完善和过时”的理由。
　　你说“改变了形势的，正是那些不同于我们的理论假设和预测的具体事件”。（第17页）但不幸的是，你谈起了“具体”事件，却说得很抽象，所以我不了解它们在哪一方面改变了形势，这些改变对我们的政策产生了什么影响。你提到了一些过去的例子。因此，根据你的看法，我们“曾预见并见证”了第三国际的堕落（第18页）；但只是在希特勒获胜后，我们才发现有必要宣布成立第四国际。这个例子举得不准确。我们不仅预见了第三国际的堕落，也预见了它有改良的可能。只是1929-1933年的德国经验使我们确信共产国际已无可救药，无法改良。但是，我们随后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政策：我们提出成立第四国际，来反对第三国际。
　　但对于苏维埃国家，我们却不能下同样的结论。第三国际是一个党，是拥有相同思想和方法的人的集合。这些人变得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得不放弃一切改良它的希望。但苏维埃国家不仅是拥有相同思想的人的集合，它更是社会制度的复合体，尽管官僚的思想在事实上几乎与十月革命的思想完全对立，苏维埃国家依然存在着。这就是我们不放弃通过政治革命革新苏维埃国家的可能性。现在你认为我们必须改变这种态度吗？如果不是的话，我确信你不会反对它，“具体”事件所造成的根本改变在哪里？
　　在这个问题上，你引用了独立的苏维埃乌克兰的口号，你承认这个口号，我表示欣慰。但你又说：“据我所了解的我们的根本立场，它总是反对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中的分离主义倾向”。（第19页）在这方面你看到了“政策上的根本改变”。但：（1）独立的苏维埃乌克兰的口号是在希特勒—斯大林协约之前提出的^[2]。（2）这个口号，仅是把我们用革命推翻官僚阶层的总的口号，运用在民族问题范畴内的产物。你同样有权利说：“据我所了解的我们的根本立场，它总是反对任何反抗苏维埃政府的行为。”当然是这样的，但我们在几年前改变了这个根本立场。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不知道你提出的新的改变是什么。
　　你引用了1920年红军进军波兰和格鲁吉亚的事例，你继续说道：“现在，如果形势没有什么新的变化，为什么多数派不提出为红军进军波兰，进军波罗的海国家，进军芬兰……而欢呼呢？”（第20页）在你的演讲的这个关键部分，你表明了1920年与1939年之间“在形势上有些新的变化”。当然如此！形势上的新变化有第三国际的破产、苏维埃国家的堕落、左翼反对派的发展和第四国际的成立等。这些“具体的事件”恰恰发生在1920年与1939年之间。而且这些事件充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根本改变了我们对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包括它的军事政策的立场。
　　你好像有点忘了，1920年我们不仅支持红军的行动，也支持格伯乌（GPU^[3]）的行动。从我们对国家的评价的观点上来说，红军和格伯乌之间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不同。他们的活动不仅紧密相连而且还互相结合。我们可以说在1918年和接下来的一年中，我们为契卡与俄国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者作斗争而欢呼，但在1927年当格伯乌开始逮捕，放逐，枪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时，我们改变了对这个机构的评价。这具体的改变发生在苏德协定之前的至少11年。这就是当你讽刺地说道“多数派甚至（！）拒绝采取我们在1920年所采取的同样立场……”（第20页）我感到相当震惊的原因。我们于1923年开始改变这个立场。随着客观事实的发展，我们也在逐步前进。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演进的决定性关头是1933-34年。如果我们无法了解你所说的我们政策中的新的根本性改变是什么，那也不意味着我们回到了1920年！
　　你特别坚持必须抛弃无条件保卫苏联的口号，于是你将这个过去的口号解释成我们无条件地支持克里姆林宫的所有外交和军事行动，也就是无条件地支持斯大林的政策。不，我亲爱的沙赫特曼，这种描述并不符合“具体事件”。我们已在1927年向中央委员会声明：“为了社会主义祖国？是的！为了斯大林主义的道路？不！”（《斯大林伪造学派》，第177页）此外，你好像忘记了所谓的“克列孟梭提案”^[4]，它表明为了真正保卫苏联，无产阶级先锋队不得不消灭斯大林政府，代之以自己的政府。这是在1927年就已经声明了的！五年之后我们向工人解释政府的更迭只有通过政治革命才能完成。就这样，我们从根本上把保卫作为一个工人国家的苏联，同官僚的保卫苏联区别开来。因此你将我们过去的政策解释成无条件地支持斯大林的外交和军事活动！请允许我们说，这不仅是第四国际创建以来，而且是左翼反对派诞生以来，我们的整个立场的可怕扭曲。
　　无条件保卫苏联，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政策并不取决于克里姆林宫官僚的行为、阴谋或罪行，而仅仅取决于我们是怎么看待苏维埃国家和世界革命的利益的。
　　在演讲的末尾，你引用了托洛茨基的必须让对苏联的国有财产制的保卫服从于世界革命利益的准则，你继续说道：“现在，我对我们过去政策的理解是：我们极力否认这两者之间有可能发生冲突。……我们的旧立场让其中一方面服从于另外一方面，我对此从来不能理解。如果我懂英语的话，这个词意味着：要么两者之间有冲突，要么是有这样冲突的可能。”（第37页）由此你得出结论：不可能继续使用无条件保卫苏联的口号。
　　这个论点是以至少两个误解为基础的。保卫国有财产制怎么会与世界革命的利益发生“冲突”？为什么会发生“冲突”？你默认克里姆林宫的（而非我们的）保卫政策会与世界革命的利益发生冲突。当然会！每走一步都会冲突！每一方面都会冲突！然而我们的保卫政策并不是跟着克里姆林宫的政策转的。这是第一处误解。但你问道，如果两者之间没有冲突，为什么有服从的必要？这是第二处误解。既然部分从属于整体，我们就必须将保卫苏联服从于世界革命。1918年，列宁与坚持对德国进行革命战争的布哈林辩论时，大致是这样回答的：“如果德国现在爆发革命的话，即使冒着失败的危险，我们也有职责去发动革命战争。德国的革命比我们的革命更重要，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应该（暂时）牺牲俄国苏维埃政权，帮助在德国建立苏维埃政权。”此时在芝加哥发动罢工可能不合理，但要是这有助于全国范围内的总罢工，那么芝加哥工人就应该将自己的利益服从于阶级利益，并号召举行罢工。如果苏联站在德国一边参战，德国革命无疑会威胁保卫苏联的直接利益。我们会建议德国工人不要采取行动吗？共产国际肯定会给他们这样的建议，但我们不会。我们会说：“我们必须将保卫苏联的利益服从于世界革命的利益。”
　　在我看来，你的一些论点已在托洛茨基的最近一篇文章《再论苏联的性质》中得到答复，这篇文章是在我收到你演讲的复本之前就写好了的。
　　你们有成百上千的新党员，他们没有那些我们都曾有过的经验。我担心你的解释会导致他们错误地以为我们无条件地支持克里姆林宫（至少是在国际范畴），以为我们没有预见到斯大林可能同希特勒合作，以为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些事件，并认为我们必须彻底改变自己的立场。不对！你演讲中其他那些讨论过或简单谈过的问题（领导层、保守主义、党的体制等）暂且不谈，单就俄国问题来看，依我之见，为了美国支部和整个第四国际的利益，我们有必要万分谨慎地检讨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目前真正的危险并不是去“无条件”保卫应该保卫的东西，而是直接或间接帮助了那些出于民主国家的利益，企图把苏联同法西斯主义政权混为一谈的政治潮流，或是帮助了那些为了把马克思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同斯大林主义相混淆、而把所有政治倾向都混在一起的有关政治潮流。只有我们才能真正预见事态的发展，当然，我们无法预见那些经验上的具体细节，只能预见事态的总体发展趋向。我们的力量在于这样的事实：我们不需要随着战争的开始而改变我们的方向。我们的一些同志被争取“好的体制”（据我所知，他们从未对此作出准确的定义）的派别斗争所动摇，坚持叫嚣：“我们失去了知觉！我们的方向原来是错误的！我们必须临时制订一条新路线！”之类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错误的。在我看来，这是完全错误和危险的。
　　致以最诚挚的同志式的问候

LUND［托洛茨基］

副本给坎农。

附：这封信中的陈述远非完善，因为它不是一篇详尽细致的文章，只是我用英语口授的一封信，口授中，我的合作者帮我改掉了一些错误。

L．

^[1] 这篇演讲发表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纽约支部的党员会议上。后来重印在1939年11月14日第二卷第三期的内部公报上。——编者

^[2] 托洛茨基于1939年提出独立的乌克兰的要求。见《托洛茨基文集（1938-39）》（pathfinder press英文版），第301-7页；以及《托洛茨基文集（1939-40）》（pathfinder press英文版），第44-54,74-75，90-92 ——编者

^[3] 格伯乌（ГПУ），全称“国家政治保卫局”（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其前身是1917年12月成立的“肃清反革命分子及破坏分子全俄非常委员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и саботажем），简称契卡（ЧК），1922年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它原是同反革命斗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但列宁去世后，官僚阶层逐渐窃取了政权，它也随之蜕化为官僚阶层排除异己、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维护官僚专制的工具。——校对者注

^[4]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克列孟梭提出取代当时的法国统治者，自己当政，攻打德国人，他的提案被称为克列孟梭提案。1927年，中国的经验和英国总罢工突出了共产国际当前的右翼机会主义领导阶层的危险。在中国和英国的失败都增强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内普通人员的悲观和消极。官僚阶层得以全面控制，开始清洗党内的左翼。托洛茨基宣布，要使党复兴，就应该替换当前的领导阶层（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等）。联共（布）中央委员攻击反对派企图效仿1914年克列孟梭在法国的颠覆。这就是所谓的“克列孟梭提案”。——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