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青：《保卫马克思主义》导言

导　言

向青

　　这本书里的六篇文章都是争论性的文章，所争论的，首先是苏联国家性质的问题，和工人阶级革命者对苏军侵占外国领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后来又牵连到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有什么价值，对解决实际政治问题有什么帮助的问题，还有工人阶级革命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内派别斗争、建党的方法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问题。这些文章的作者托洛茨基，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评论家和研究者，而是历史上的大人物。他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二大领袖之一，是红军主要的缔造者和内战时期的最高指挥者，是1923年起反抗苏联堕落潮流的共产党内左派反对派的领袖，是继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传统的第四国际的主要创立人，也是研究苏联问题的最高权威学者。这些文章虽然写于30多年前，但所讨论的那些原则性的问题在今天仍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而托洛茨基所提出的意见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是富于指导意义的。
　　苏联建国已有50多年，早已不算一个新国家，但这个国家到底属于什么性质，一直是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即使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之中（大家都知道，苏联的创立者以及后来的领导者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问题也一直争论不休。为什么全世界都特别关心苏联的性质问题呢？这并不难理解。苏联并非如某些人所了解的那样，简单是帝俄的继承者。苏联──从它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本来并不是一个限于某些民族和某一地区的国家，它是一切同一制度的国家的大联盟，它准备不断发展，不断扩大，最后成为全世界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当然要在自愿和平等的基础上）。在拥护苏维埃制度（苏维埃原则）的人看来，最初成立的苏俄，是全世界苏维埃制度的先驱，是指引全人类前进的明灯。反过来，在反对苏维埃制度的人眼中，苏俄和后来的苏联却简直是洪水猛兽，是可怕的瘟疫。因此全世界都密切注视着苏联。那些拥护苏维埃制度的人，更要关心现实的苏联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否仍旧足以成为全世界的榜样，它的现存制度是否仍是值得保卫的革命遗产，它是否已经堕落变质，或者已被敌对阶级篡位夺权，名存实亡了呢？
　　大家都知道，1949年正式成立的新中国，本来是以苏联为师的。但到了1960年，中苏之间显出了裂痕。1963年以后，苏联在中国领导人口中变成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发源地，变成反面教材；现在更早已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变成比“西霸”美帝更不可两立的“东霸”了。在中共势力范围之内，苏联性质问题不但再用不着讨论，而且谁要是胆敢再提出这个问题来都罪该万死了。不过，任何人如果真正有批评的眼光，用科学的态度而不是用盲从的态度去看问题，也就是如果真正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理论，却不能不对中共官方的看法有所怀疑。
　　首先，中共关于苏联性质的说法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据他们说，至少到斯大林去世前为止，苏联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工人国家），但现在资产阶级已经在苏联复辟，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人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领袖。我们知道，按照中共所承认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是本质上截然相反的两种国家，两者之间的互相转化是质的变化，而不仅是量的变化；是突变，而不是渐变。那么，我们就要问：苏联资产阶级复辟（亦即反革命的胜利），这个突变完成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呢？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是反革命的领袖，那么保卫革命遗产抵抗反革命的领袖又是谁呢？是否贝利亚？或者马林科夫？或者莫洛托夫？或者布尔加宁呢？历史上每一个腐败透顶的封建皇朝灭亡时，尚且有几个著名的忠臣烈士殉国殉难，为什么现代堂堂一个工人国家被推翻时，竟没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出来领导有组织的保卫革命政权的斗争呢？继承革命传统的苏联工人阶级战士，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提出何种纲领来反抗了反革命势力？当时毛泽东领导下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又以何种方式给予了援助呢？
　　以上一连串的问题，中共官方以及任何一个理论家都从来没有解答过。但这些问题所询问的，并非什么无关重要的细节，而是像反革命这样一个历史大事变的最明显的现象和最重要的性质。中共从来没有企图解答这些问题，这表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解答这些问题，这也就证明：他们关于复辟的说法经不起具体的分析，根本不是科学的论断，而只是骂人的字眼。
　　中共可能说苏联资产阶级复辟是渐进地在不知不觉间实现的。事实上他们常常使用“和平演变”这个字眼。我们要指出，这种说法又引起另一矛盾。中共不是常常警告说：一旦资产阶级复辟，就要“千万人头落地”，怎能同时又是“和平演变”呢？怎能在不知不觉间实现呢？在理论上，如果承认资产阶级复辟可以渐进地实现，那不啻承认工人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只有量的差别，而没有质的差别，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无形中承认赫鲁晓夫所提倡的和平革命道路也是正确的了，中共是否宣布它在10年前反对赫鲁晓夫的和平革命路线是错了呢？纵使中共不惜这样宣布，前面那些问题它仍然有解答的义务。因为，和平演变也应该有演变完成的日期（比方，英国工党把政权和平移交给保守党，也有个确定日期），敌对双方也各自有其纲领、组织、领袖，经过某种斗争方式，然后才由一方压倒、战胜、代替了对方。如果社会革命和社会反革命都可以在不知不觉间实现，那么，工人群众想参加革命，或者参加抵抗反革命，可就难了！他们除了向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毛主席祈祷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干预历史的道路呢？
　　我们还要继续追问：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他们的整个集团，究竟从来都是“叛徒、工贼、内奸”，“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还是到了掌握大权之后才蜕化变质的呢？如果从来都是内奸，为什么他们能够在变质前的共产党和国家机关里爬得那么高，占据整个领导层，而那些忠实的党员干部反倒挤不上去呢？尤其是，为什么这个大权已在手的内奸集团在1956年匈牙利事变中竟肯听从毛泽东周恩来的劝告，去镇压匈牙利的“反革命”呢？反过来，如果苏修整批领袖是后来（在斯大林死后的某一时刻）才蜕化变质的，那么，另外一些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到了苏联的工人政权已经在毛泽东所崇拜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长期领导下发展得很强大了，而赫某之辈个人的权势也达到了顶峰的时候，他们反倒投向资产阶级阵营去呢？在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中有什么重大的历史因素促成这批领袖的蜕化变质，促成这个历史的逆流呢？
　　斯大林之死不足以解释这个逆流。不管你把斯大林捧得多么高，只要你还没有公然抛弃马克思主义，总不能说某个人是决定历史道路的最根本因素。如果你竟敢这样说，你就不能反对如下一类荒唐的说法：工人阶级革命之未能在十九世纪得到成功，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本领，他们两人加起来还比不上列宁（或者列宁加斯大林，如果你高兴这样说的话）。
　　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知道，修正主义在十九世纪末之出现，以及第二国际在1914年之彻底堕落，并非因为某些领袖个人品质恶劣，不“光明正大”，爱“搞阴谋诡计”之类，而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尚在向上发展，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获得庞大的超额利润，能够给予本国工人生活相当的改良，同时收买整批的工人贵族和工人组织（工会及政党等）中的官僚。第二国际大部分领袖后来就反映了这些工人贵族和工人官僚的思想。工人国家领导层的阶级根基比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组织领导层的阶级根基坚固得多，如果他们也向资产阶级投降，那至少也有同样深刻的历史原因，一定是资本主义显出了非常强大的新生力量，无产阶级运动受到了非常重大的挫败。但是，早在1940年，毛泽东已经说过，“现在的世界……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决然兴盛的时代”，资本主义制度早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了（见《新民主主义论》）。随后十几年间，世界上也果然出现了十几个新的工人国家，其中包括新中国。同时，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接连失败，这都帮助证明帝国主义的日子确实越来越不好过。20多年来，毛泽东不断告诉我们：全世界“形势大好”，“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毛泽东和整个中共从来都没有指出过，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出现之前，世界资本主义有什么返老还童或老当益壮的现象，也没有指出过世界工人阶级怎样遭受了重大打击（像法西斯在某重要国家登台去之类）。然则，为什么在如此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大好形势之下，苏联和一连串工人国家的领导层都被资产阶级拉过去，竟至资本主义复辟成功呢？如果世界资产阶级真有这样强大的力量，足以把许多个工人国家的领导层（包括已有35年以上历史的苏联领导层）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彻底征服，而且并没有受到工人阶级方面明显的激烈的反抗，这岂不表示世界形势大坏吗？岂不是连社会主义的历史前途都大有问题了吗？
　　在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实际形势的估量问题）上，毛泽东以及整个中共的见解居然能够这样不一贯，这样自相矛盾，这表示他们根本欠缺一个明了的、完整的世界观，不会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处理问题。他们是经验主义者、印象主义者，未能摆脱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关于苏联国家是否已经变质，以及关于理论的一贯性、唯物辩证法、经验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特性等等，读者将可看到，托洛茨基在这本书里都有非常精辟的论述。
　　中共对苏联的批评有许多是合乎事实，也符合共产主义立场的，例如指责苏联个人收入有巨大的不平等，少数人享有特权，压迫少数民族，侵占捷克，对帝国主义实行和平共处的机会主义政策，用所谓“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其实所有这些反动政策和腐化现象都是斯大林统治时代早已有了的，赫鲁晓夫不过继承斯大林的衣钵而已（只有侵占捷克可以算是新现象）。自从1923年起，托洛茨基已经不断批评和反对这些腐化堕落现象，他的批评比中共的批评要全面、彻底、深刻得多。正因为这样，他才被斯大林派官僚开除出党，驱逐出国，制造亘古未有的谎话加以诬蔑（而这些无耻谰言是中共至今仍尽力维持和宣扬的），最后派遣凶手加以谋杀。但是，托洛茨基并不认为苏联已经堕落到恢复资本主义，因为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基础的国有财产和计划经济的制度仍未根本取消。他断定苏联是一个堕落的、官僚专制的工人国家。因此，他主张，一方面，工人阶级必须反对官僚统治者的一切反动政策，为了真正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必须实行政治革命推翻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集团，恢复工人阶级的苏维埃民主制，但另方面也必须保卫国有财产制度，当苏联同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战争时，不论谁攻谁守，不论战场是在苏联境内境外，都应该支持苏联方面。托洛茨基和整个托洛茨基派这样的论断和这样的立场，到今天仍然完全有效，而且扩大应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它新兴工人国家身上。只有一点稍加修改，就是：他们认为东欧和中国等新兴工人国家不是堕落的工人国家，而是一开始就深深官僚主义化的变态的工人国家，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在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有些而且是直接在苏联的军事官僚压力下建立的，所以带有斯大林主义官僚专制的先天遗毒。读者可以在这本书内看到托洛茨基怎样辩护他对苏联的这种见解，反驳当时第四国际内部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修改这种立场的企图。这种辩论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今天那种说资产阶级已在苏联复辟的见解怎样错误。还有，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某些极左派红卫兵认为中共政权是“红色资产阶级”的政权，想知道这种见解为何错误，也可以从这本书得到极大的帮助。
　　中共领导者错误地把苏联当作资本主义已经复辟的国家，主要原因倒不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得不够（虽然他们的理论确实向来不高明），而是因为他们这个官僚集团同苏联官僚集团有尖锐的利益冲突，同时他们把本身狭隘的利益摆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之上。为了便利他们采用任何手段打击对方，包括必要时联合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去打击苏联，他们便预先开除苏联的工人国家的资格，以便得到表面上的一贯性、原则性。在这方面毛泽东也同样没有发明什么新东西，他不过效法1948以后斯大林对待南斯拉夫的手段罢了。反过来，苏共官僚没有开除中国的工人国家资格，但他们对付中国的手段并不稍微正当一点，甚至可以说更肆无忌惮。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对于任何一方面为维护官僚的狭隘的利益而牺牲世界工人阶级共同利益的做法都应该坚决反对，但对于每一争端，仍要具体分析是否有某一方面正当，或比较正当，而对正当或比较正当的方面加以支持。例如1968年苏军侵占捷克，苏捷双方都是工人国家，但捷克正在进行民主化的改革运动，而苏联出兵来摧毁这工人阶级的民主化运动，同时当然也侵犯了捷克的民族自决权，所以捷克人民以及部份官僚的反抗是正当的、进步的，苏军的行动则是反动的，世界工人阶级应该支持捷克反对苏联。顺便说，当时中共口头上谴责苏联（根据民族主义立场），但在实际行动上并没有给予捷克人民任何帮助，反倒在宣传上同苏联官僚一样地诬蔑捷克工人阶级的民主化运动为资产阶级的运动，所以中共的立场实际上也不是真正革命的。他反苏而并不支持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从理论观点看，可以说中共对捷克的立场是由于它弄错了捷克国家的阶级性质和捷克民主运动的阶级性质。
　　根据苏联侵占捷克这个明显的罪行,毛泽东派便得出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的结论，而把“社会帝国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当作本质相同的东西。这种见解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它夸大了次要性质上的相同，而抹煞了本质上的差异。托洛茨基关于1939年苏联侵占东波兰和进攻芬兰的分析，以及对“反革命的工人国家”这概念的解说，可以帮助我们对这问题得到正确的了解。中共从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这个错误前提出发，在国际舞台上不加区别地反对苏联和美国，甚至反苏比反美更激烈，这种做法并不能帮助打倒苏联的官僚统治层，只能客观上帮助帝国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例如美帝侵略越南之未曾遭受更彻底更迅速的失败，主要原因便是中苏之间不肯合作全力援助越南革命。中共对苏联的这种过左立场，恰似一般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过左立场一样，也是无形中帮助了右派，帮助了资产阶级。
　　关于“堕落工人国家”的涵义，以及苏联是怎样堕落的，托洛茨基有许多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为了便利尚未读过该书的人首先对托氏的正面见解得到一个概括的认识，我们特在下节刊出托氏所写的一个提纲，名为“第四国际与苏联”。这提纲写于1936年7月，正是《被背叛的革命》一书差不多完成的时候。托氏在这几篇辩论文章中常提到第四国际关于苏联的纲领立场，就是由这个提纲来代表的。

　　1.共产国际的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断定，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最后并一往不复地”胜利了（完全不顾苏联的劳动生产率比起先进资本主义各国仍属于低水平，也不联系到世界其它部份的发展过程！）这是个拙劣而又危险的谎话。那决议所提及的苏联占“地球表面六分之一”这个事实，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决定性的作用，尤其因为在这块地面上只居住着人类总数百分八点五。现在问题仍旧是两种势不两立的制度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尚未解决，而且不可能在苏联的国境之内得到解决。只有在世界舞台上才能把这问题“最后并一往不复地”解决。
　　2.苏联工业的主要生产资料有巨大的发展，而且仍旧在国家手中；农业方面，则在集团农庄手中，集体农庄介乎国有财产与私有财产之间。但，甚至国有财产也还不是社会主义财产，因为社会主义财产需要有如下的前提：作为财产守卫者的国家消亡，不平等减轻，财产观念在社会道德和习俗上也逐渐消失。苏联近年来实际发展，是朝向正相反的道路。不平等在增长，同时国家的强制也在增长。倘有顺利的国内条件与国际条件，从目前的国有财产转变为社会主义财产是可能的；但倘若条件不利，则恢复资本主义也是可能的。
　　3.任何工人国家在第一阶段，为了有利于提高生产力，都要保持工资制度，亦即如马克思所说，保持“资产阶级式的分配标准”。然而，问题决定于发展的总方向。倘若先进各国卷入革命，倘若社会财富迅速增长，则不平等必将迅速减少，不久国家也要再没有什么可“守卫”的了。由于苏联孤立又落后，资产阶级式的分配标准便显得很露骨又俗气（工资差别很大，有奖金，有头衔，并有等级，诸如此类），造成危害到国有财产制度本身的倒退倾向。
　　4.生产率低，投资率高，军费开支庞大，不受监督的机关非常浪费，这表示供给民众的最重要的个人消费品一直明显地缺乏。经济上的成就，为了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水平和文化水平还嫌太有限，却已经足够使一个广大的特权层出现了。社会矛盾在第二个五年计划过程中并没有缓和，反而大大加重了。不平等现象飞快地发展。赞美“幸福生活”的歌曲，只有最上层在唱，而下层仍被迫沉默。
　　5.利用多方面的社会矛盾（城乡矛盾、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矛盾，个体农庄、集体农庄与集体农庄成员的小块自留地之间的矛盾，史塔罕诺夫运动分子与其它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苏联官僚已得到实际上对劳动者独立的地位。像任何官僚集团一样，它之调节社会矛盾，是为强者谋利益，为富裕者谋利益，为特权者谋利益。像任何官僚集团一样，它把国民收入相当大的一部份在最后据为己有，因此成为所有特权层之中特权最大的一个。
　　6.根据个人生活条件，苏联社会现在已经显出巨大的等级差别：从流浪儿、娼妓、贫民区中的无产者，到那过着西欧资本家巨头一般生活的统治层的“一万人”。与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论点相反，社会主义尚未胜利；无论在苏联客观的经济情况上（以劳动生产率为标准），或在生产者群众的意识上（以个人消费为标准），社会主义都尚未胜利。
　　7.不过，下述情况仍然是有决定意义的事实：苏联一切社会关系，包括苏联贵族的特权在内，归根结的都以国有财产和集体化财产为基础，而这种财产是由于没收资产阶级而获得的，它和资本家的财产不同，打开了产业和文化的发展的可能性。十月革命所掘开的鸿沟，仍旧把苏联的国家计划经济同资本主义的“国家主义”划分开，后者的意义是国家为挽救私有财产而实行干预，它“调节”那过时的经济制度的方法是限制生产力的发展，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把苏联经济与法西斯（意大利、德国）经济视为同一，在自由派经济学家当中很常见，这是无知或无所忌惮的结果。拿破仑主义官僚在苏联战胜无产阶级先锋队，决不等于资本主义反革命的胜利，虽然前者为后者开路。
　　8.如果像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各种极左派那样，说革命无产阶级对待苏联的态度应该同对待帝国主义国家一样，那等于说：无论苏联国有化的工业和集体化的农业保存下去，并且继续发展，还是苏经济退回解体的状态，并且经由内战而变成法西斯的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看来，都是无关重要的。这样的态度适合那些失望了的唯心主义的苏联“友好人士”，也就是适合那些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式的票友和政治空谈家，而决不适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他们是决不忽视那历史的基本因素，亦即生产之发展的。
　　9.如上所述，苏联社会之分为阶层，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内发展着，至于生产领域则只有部分的分化，主要是在农业中。但分配与生产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穿透的墙壁。官僚故意对个人和集团的欲望加以刺激，把它提高到不受控制的程度，因此直接令社会财产的观念受到怀疑。经济特权的增长，使群众产生一种正当的怀疑：到底整个制度是真正为谁服务的？“资产阶级式的分配标准”已经大大超过可以容许的限度，最后有摧毁计划经济的社会纪律，同时也摧毁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之势了。
　　10.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可能道路，在家庭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由于官僚──它本身是物质水平低下的后果，同时也是因窒息群众的主动性而产生的──没有完成社会的供养和养育的任务，它开始重建并且赞美小资产阶级式的家庭了，包括这种家庭的狭小的个体经济──这个造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呆痴病的沃壤。但是家庭特别尖锐地提出遗产权的问题。官僚集团本身──它在政治上极力依靠保守性的家庭──觉得自己的支配权还有缺陷，不够完全，因为不能把它的物质特权传给后代。不过，遗产权的问题又引起进一步扩大私有财产范围的问题。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路线之一。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官僚都把苏维埃制度中一切进步的东西加以破坏。它不是“社会主义财产”的守卫者，而变成了掘墓者。
　　11.苏联新宪法的政治意义，和官方的解释正相反。斯大林宪法一点也不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进步，如官方厚颜无耻地所说那样，反而是从无产阶级专政向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制度倒退的一步。社会主义社会之发展，在政治上应该表现于国家之消亡。国家消亡的程度是社会主义发展成就的最可靠的衡量。国家消亡的开始，应该是那自居于社会之上的官僚集团之完全消灭。可是，事实上新宪法恰恰把相反的发展过程抬高成为法律了。它也不能不如此。特权的增长需要宪兵来监督。
　　12.国家的强制，根据新宪法，并不减轻，反而显出格外强烈、公然、而又犬儒主义的性质。苏维埃已经毁灭了。那些地方和中央的机关，亦即“地方议会”和“国会”的机关，以全民投票制度为基础，同苏维埃这种劳苦大众的战斗组织没有丝毫共通点。况且，这些机关被预先剥夺了一切真实的意义。新宪法正式而且公开地把政权和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监督权统统交给斯大林主义的“党”，这个党对人民和对它自己的党员都是独立的，它是统治层的政治机关。
　　13.新宪法顺带地在法律上把无产级所居的国家统治地位取消了，事实上这种地位是早已取消了的。从今以后，据说，那专政是“无阶级的”，是“人民”的；但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这纯粹是胡说。“人民”对自己的专政，应该表示国家消解于社会之中，也就是国家之死亡。实际上，新宪法正式确定了苏维埃社会的特权层对生产者群众的专政，因此使国家的和平消亡成为不可能的，并且替官僚开辟了经济上的反革命的“合法”道路，也就是用“冷的动作”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官僚用“社会主义胜利”的骗术，直接准备了这种可能性。我们的任务是号召工人阶级用自己的力量对抗官僚的压力──为了保卫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
　　14.同官方的谎言正相反，新宪法不但没有扩大苏维埃的“民主”，反而证实了苏维埃民主的全部扼杀。新宪法每一条款都表明现在的当局者不会自愿地把他们的地位让给人民。新宪法的贵族和专制的性质，最清楚不过地由宪法公布那天所宣布的新十字军表现出来──那是“彻底消灭人民公敌，消灭托洛茨基主义的孽种和妖怪”的十字军（见1936年6月5日《真理报》）。官僚很清楚地知道致命的危险从哪里来，因此它用拿破仑主义的恐怖手段对付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代表。
　　15.苏联的工人阶级已被剥夺了对国家作合法改良的最后的可能性。反官僚的斗争必然要变成革命的斗争。第四国际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断然排拒个人恐怖行动，恰似排拒其它一切政治冒险主义的方法一样。官僚统治只能用反对篡位者、寄生虫和压迫者的目的明显的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打碎。如果必须经过社会反革命，亦即必须废除生产工具和土地的国有权，并且重建私有财产，才能使苏联退回资本主义，那么，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也无可避免要经过政治革命，亦即必须用暴力推翻堕落官僚的政治统治，但保存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财产关系。苏联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依靠着全国的劳苦大众以及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将不得不用强力打倒官僚，恢复苏维埃民主，消除巨大的特权，并保证真正趋向于社会主义的平等。
　　16.在战争问题上，同其它一切问题上一样，第四国际的各国党不受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想法和同情心左右，而只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作决定。例如，他们支持埃塞俄比亚，尽管那里还实行着奴隶制度和野蛮的政治制度，那是因为，第一，独立的民族国家对于先资本主义的国度来说是一个进步的历史阶段，第二，意大利的战败表示那过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崩溃。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战争中都要支持苏联，尽管苏联有寄生的官僚而克里姆林宫有个无冕的皇帝，因为苏联的社会制度虽然有种种畸形和溃疡，比起腐烂的资本主义却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在新的战争中，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战败，将不但引起它的国家形式崩溃，而且也引起它的资本主义基础崩溃，因此也会致令私有财产被国有财产代替。苏联的战败不但表示苏联官僚崩溃，同时也表示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被资本主义混乱状态代替，在如此情形下，选择哪条政治路线是无可避免的了。
　　不过，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战争中坚决而勇敢地支持苏联，并不表示无产阶级应该成为与苏联同盟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同盟者。“与苏联同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必须对其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充分而且完全地保持誓不两立的敌对性。”（《战争与第四国际》，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书记局的提纲；第四十四点）“无产阶级的不可调和地反对帝国主义同盟国的立场之发展，必须一方面根据国际的阶级政策，另方面根据该政府的帝国主义目的，根据这个‘同盟’不可靠的性质，根据它的指望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等等。因此，无产阶级党在‘同盟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政策和在敌对帝国主义国家中一样，必须朝向用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并且夺取政权。只有这样做，才能建立真的与苏联同盟，才能挽救第一个工人国家避免灾难。”（同上，第四十五点）
　　17.“极左派”担心苏联的胜利会进一步巩固拿破仑主义的官僚的地位，这种担心是由于他们对国际关系以及苏联的内部发展都认识错误。在生产资料方面的私有财产还没有在苏联恢复之前，任何集团的帝国主义者都不会同苏联和好的。不论开战时各国之间怎样互相结合，帝国主义者在战争过程中都会懂得怎样达成谅解，重新互相结合，而一定以苏联为牺牲。苏联只有在一种情形下能够经历一场战争而不致失败，那就是，如果它得到西方或东方的革命的援助。但是国际的革命，即挽救苏联的唯一方法，将同时是对苏联官僚的致命打击。
　　18.苏联是不是工人国家呢？苏联是这样一个国家：它以无产阶级革命所创立的财产关系为基础，而由工人官僚为了一些新特权层的利益而治理着。苏联可称为工人国家，那意义差不多等于（虽然两者的规模大小相差很远）一个受机会主义者（即资方代理人）领导和叛卖的工会可称为工人的组织一样。革命者保卫任何工会，连最十足改良主义的工会也保卫，反对阶级敌人，同时不可调和地反对那些不忠实的领导人，同样地，第四国际党也保卫苏联，抵抗帝国主义的打击，而一刻也不放弃反对斯大林主义机关的斗争。在战争和平时一样，他们小心保持他们批评苏联统治层的充分自由，保持他们进行斗争以反对苏联统治层同帝国主义成立协议，来牺牲苏联利益和国际革命利益的充分自由。
　　托洛茨基这几篇文章，是参加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一次重大的内部争论所写的文章的一部份（最重要的部份）。为了帮助读者更透彻地了解这些文章，我们在下面略述那次争论的过程和世界政治背景。
　　1939年8月23日，纳粹德国和苏联宣布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这是国际关系上戏剧性的巨大转变。在此之前的4年多里面，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在竭力促使英法等国和苏联建立国际上反法西斯的所谓“和平民主阵线”。现在希特勒与斯大林修好了（德苏协定一签订，共产国际立刻转过来，在宣传上替德国法西斯辩护，同时苏联的石油等战略物资也源源不绝地供应德国，一直到1941年希特勒“背信弃义”进攻苏联为止），德国便可以放心对英法作战，所以一个星期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德国进攻波兰的时候，苏联也出兵占领了波兰东部。德苏协定当然引起英法美等“民主”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无比的愤怒，那些以前对苏联“友好”的“左派”分子纷纷出来谴责苏联堕落，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反映小资产阶级压力的一翼也于此时表现出他们怀疑第四国际对苏联的传统立场，于是引起一场历时七个多月的严重党内争论。
　　就在德苏协定的消息传到美国的那天，社工党领袖之一夏克曼（Max Shachtman 1903-1972）在该党政治委员会会议中提议，下次会议要讨论德苏协定的意义，特别要联系到苏联国家性质的评定以及前途的展望。当时夏克曼本人仍主张保卫苏联，但他的提议表示，在苏联国家性质问题上，他已经接近该党另一个领导人盘纳姆（James Burnham 1905--）的立场了。盘纳姆早在两年前已经怀疑第四国际对苏联的评价和立场了。
　　9月5日（大战已爆发），盘纳姆提出一个供社工党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的文件：《论大战的性质》。这文件的基本立场表现在如下的话中：“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苏联之参战将完全服从整个战争的一般的帝国主义性质；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保卫社会主义经济的残余”。
　　一个星期后，托洛茨基写信给社工党领袖加农（James P. Cannon 1890--），说党对苏联的立场没有理由因德苏协定而改变，同时指出：谁要是否认苏联仍是工人国家，就等于承认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潜能已经耗竭，而“官僚集体主义”将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在全世界代替资本主义。托洛茨基随后把这见解发挥成为一篇论文，即本书的第一篇：《大战中的苏联》。这文章恰恰赶上给社工党全国委员会9月30日的全体会议讨论。由于写作时盘纳姆等人还没有公开组成反对派，所以托洛茨基在文章里不公开以他们为批评对象，而拿那种同他们相似的见解（前意大利共产党员勃朗诺．R的见解）来讨论。
　　等到9月30日全国委员会开会时，一个反对派已经形成了。反对派的领袖除了盘纳姆和夏克曼之外，还有一个阿本（Martin Abern 1898-1949）。阿本和加农同为美国共产党的创立人。他们二人和夏克曼又同为美共领导人中最先接受托洛茨基路线的人，被美共开除后共同创立美国托派组织。盘纳姆则从1932年起在纽约大学当哲学教授，1934年的才接受托派政治立场，但一直不肯放弃大学教授的地位去用全副精神从事革命工作，而且始终没有放弃实验主义的哲学思想接受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盘纳姆是这个反对派的思想领袖，把该派的反马克思主义性质表现得最完全。阿本是个无原则的派系活动专家，长期维持着他那个以私人感情为基础的派系（私党）。在这次争论开始时，阿本派表面上同意托洛茨基政治和理论上的立场，反对盘纳姆的立场，但是由于反对加农在党内的领导权，他便走去同盘纳姆、夏克曼联盟。夏克曼的立场是折衷的、动摇的，对托洛茨基和盘纳姆双方的立场，都有许多怀疑和保留。
　　盘纳姆在全国委员会上宣布把他9月5日提出的文件收回，改由夏克曼提出一个决议草案作为整个反对派联合纲领，这纲领避免讨论苏联国家的阶级性质等原则性的问题，而限于“立刻解答由于希特勒斯大林协定所引起的具体问题”。但他的提案把苏军侵入波兰称为“帝国主义政策”，说这行动令社会工党必须“修正我们以前的‘无条件保卫苏联’的观念”。加农所领导的多数派提议维持党一向对苏联和斯大林主义所作的基本分析，同时赞成托洛茨基的《大战中的苏联》文中所做出的政治结论。阿本派竟对加农派和夏克曼的两个提案都投赞成票！
　　表面上，反对派所持有的不同意见只是一方面反对托洛茨基对眼前一些政治事件的解释，另方面反对社工党领导上的“组织方法”──他们把这种方法归罪于加农。可是托洛茨基和其它持共同思想者看出，整个无原则的反对派联盟里面实在隐藏着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所以加农所领导的多数派继续努力使基本性质的争论问题显现出来。托洛茨基的“再论苏联的性质”进一步发挥他的见解，并且特别批评那种把苏联的扩张称为帝国主义的说法。
　　《社会主义工人党内之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和《给盘纳姆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是托洛茨基对反对派的猛攻，迫使他们公开站出来为他们真正的见解辩护，不能再继续玩捉迷藏的把戏。于是这次争论的意义在整个第四国际内部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来了。
　　但是反对派的大多数人并未因此而离开盘纳姆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夏克曼反而也写一封公开信来攻击托洛茨基，替盘纳姆辩护。这是大有原因的。在托洛茨基写这两篇文章之前不久，1939年12月1日，苏联对芬兰发动了军事进攻，英法美等国内又掀起了新的更大的反苏浪潮。夏克曼等人反对托洛茨基的勇气，不过是这股反动潮流的反映而已。
　　托洛茨基用《小创不治将成坏疽》这篇长文来答复夏克曼。这篇文章里的辩驳和分析是非常强有力，简直无法抗拒的。但此时夏克曼和整个反对派已经彻底变成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对他们已经格格不入，他们已经有意识地用曲解、造谣、煽惑来代替正面的辩论，并且决心分裂了。1940年2月1日，盘纳姆提出他那篇臭名昭著的长文《科学与风格》，油腔滑调、恬不知耻地尽量施展偷换论点的伎俩，对基本的争论，没有一句话正面论证或答辩。他简单地指控托洛茨基──加农派主张“保卫斯大林派官僚的战略”，自认他们反对派主张“第三阵营的战略”。他以无比傲慢的态度对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传统、和工人加以嘲侮（但并没有严肃的辩驳和分析），自吹他那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已经自行暴露了狐狸尾巴，托洛茨基、加农派的目的已经达到。至此，这次党内派别斗争的理论争论阶段实际结束。托洛茨基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收到了盘纳姆的《科学与风格》。脓胞裂开了，这是政治上的一件大好事。美国‘激进’思想在理论上的落后性表现在这件事情上：盘纳姆不过重复（加上一些‘现代化’的例）斯特卢威40多年前在俄国说过的，以及很大部分是70多年前杜林企图用来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东西而已。从‘科学’的观点来说，就是如此。至于‘风格’，老实说，我觉得依士特曼还比较好一点。”
　　1940年4月5日，社工党全国大会开幕。加农派在大会中取得多数。大会谴责少数派的政治和组织见解，但继续保障他们在党内的民主权利：让他们的代表按人数比例参加全国以及各级领导机关，准许在大会后继续在内部公报上讨论会前争论的问题，甚至例外地准许双方有关这些争论的理论性文章公开发表在理论机关报上，只禁止少数派独立出版自己的机关报的企图。然而少数派拒绝服从大会所决定的纪律约束，于是分裂出党。
　　少数派是一个很大的少数，接近党员总数的一半，差不多包括了党内全部知识分子，他们分裂后组成“工人党”。此后不过一个月，盘纳姆就宣布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退出工人党，后来成为极反动的右派杂志“民族评论”的编辑。战后初期美国独有原子弹的时候，他公然叫嚣要用原子弹轰炸苏联。工人党后来改名为“独立社会主义同盟”，由夏克曼率领加入第二国际的社会党（现称社会民主党）。夏克曼晚年成为该党内的右派领袖。至于加农，现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荣誉退休主席，该党始终坚持托洛茨基主义立场，现在已成为美国左派组织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尤其在最近几年反对美国侵越战争的庞大群众运动中成为中心力量。
　　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这次争论的一个总结。那时少数派已经分裂出来，所以托洛茨基谈到盘纳姆、夏克曼等人的口气和前几篇文章不同了。
　　这些文章是托洛茨基最后期的著作──几个月之后他就被斯大林派遣的凶手谋杀了──代表他最成熟、最精深的思想。这些文章的巨大价值，不限于它们阐明苏联国家的性质，和工人阶级在战争中对堕落、变态的工人国家应采取怎样的态度，而且在于这些文章深入浅出地说明了辩证的思想方法，说明了民主集中制的真义，工人阶级革命党的党内派别斗争的意义和正当方法，以及其它许多理论和革命实践的重大问题。这种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见解，同斯大林毛泽东派那种伪马克思主义成为鲜明的对比。
　　本书根据英文的《保卫马克思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反对派）》译出。原书除这六篇文章外，还有托洛茨基在这次党内争论中所写的许多信和短文，盘纳姆那篇《科学与风格》也载于附录中。本书中文版最初于1940年在上海出版，当时名为《苏联问题与辩证法》。这次再版前对原来的译文作了广泛的修订。

向青
197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