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流亡中的日记（1935年） 第三本日記（1935年6-9月） 6月17日 今天是我們來到挪威的第二天，我們住在離奧斯陸市七十公里的一個鄉村旅館裡。這裡多麼像芬蘭哪！到處是山丘、湖泊、松樹、杉木……只是挪威的景色比芬蘭更為壯觀。我料想，他們的生活條件在許多方面甚至比法國還要原始。我得很好地把它記錄下來。 6月20日 6月8日，范到多梅納來幫助我們收拾行裝，準備前往挪威。簽證尚未收到，也就是說我們的護照還沒有蓋上印戳，因為這兩天正好趕上“復活主日”；不過我們收到奧斯陸打來的電報，說政府已經決定，過節以後簽證就立即發出。娜塔莎懷疑會不會在最後一刻又出現新的麻煩，法國當局對不會又要強迫我們離開巴黎，因為當局只允許我們在巴黎逗留24小時。我們再次打電話給巴黎。廖瓦回答說，簽證是沒有問題的，星期二上午可以拿到，要我們在星期一動身。於是我們就抓緊打點行李；這是主要由娜塔莎去辦，由范加以協助。 星期一，早上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格勒諾布爾市公安局局長光臨鄙舍。這是一個非常令人討厭的、絲毫沒有法國人風度的人物。由於某種原因，他稱為我“閣下”──法國人從未這樣稱呼過我。他奉命前來陪送我們去巴黎。他順便對我說，他在俄國的南方住過兩年，在法國軍艦發生叛亂期間，他在敖德薩，“噢，您一定知道安德烈·馬爾蒂這個人吧……我只有一刻鐘的時間感到難受。”我除了表示同情以外，也沒別的話好說。 在巴黎，我們被安置在羅森塔爾教授家裡，他和兩個做律師的兒子住在一起。大兒子是我們組織的一個成員。星期二早上，亨利·莫利尼爾到挪威領事館去領取簽證，不料他們說對這件事他們一無所知。莫利尼爾就打電話同我們在奧斯陸的一位同志進行聯繫，對方沮喪地回答說，在最後時刻，挪威政府又開始猶豫起來，擔心托洛斯基到了那裏會不會又搞革命活動。並且還說，政府不能對他的安全負責……看來，搭乘安特衛普的第一班輪船是完全不可能了。於是我們只好重新作出安排。當時我們在巴黎逗留的期限到晚上就截止了。因此莫利尼爾到國家保安局去進行交涉。結果同那裏的負責人爭吵了一通。它們說托洛斯基為了能到巴黎來就對他們進行了欺騙！莫利尼爾同當局進行了一場巧妙的談判：您要是小題大作，就會驚動挪威人，請別給我們製造麻煩了吧，只要再給我們延長一些時間，我們就一定能拿到簽證。“托洛斯基必須在星期三晚上離開巴黎，讓他到比利時去，因為他有去比利時的過境簽證……”“但是在比利時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呢？”“那就不關我們的事囉你們不願意去欺騙王德威爾得，可是你們已經騙了我們……。”莫利尼爾建議是否讓托洛斯基一面等待簽證，一面待在一家私人醫院裡。“住私人醫院？！這是個妙計！以後我們又怎麼把他從醫院趕走呢？”最後，這些先生告訴莫利尼爾，托洛斯基已不可能回到多梅納（伊澤爾省）去了，因為內政部長帕加儂，是伊澤爾省的議員，左派激進黨人，因此比他的前任還膽小，他不希望讓自己的政治對手抓住把柄，指責他利用所在的省區來給托洛斯基避難。 在這48小時的寬限期內唯一可做的是對奧斯陸施加壓力。我用電話跟舍夫洛聯繫，他是克里斯蒂安松市的一名編輯，在申請簽證的事情上，他給了我很大的支持，就“不干涉”內政以及人身安全問題，他打電報給司法大臣，又給首相發了電報。為了及時趕上星期三晚上舉行的內閣會議，舍夫洛乘飛機前去奧斯陸。我們只好打電話退掉去挪威的船票。與此同時，比利時的過境簽證的有效期也到期了。我們的幾位青年朋友都表現出垂頭喪氣的樣子…… 在這段時間裡，我會見了許多巴黎同志。這位可尊敬的博士的寓所想不到竟成了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大本營了。所有的房間都在開會，電話鈴聲不斷，來訪者越來越多。報上全是對於在米盧茲召開的法國社會黨代表大會的反響，有影響的報紙第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到托洛斯基份子身上。《時報》跟《人道報》是一個調子，稱托派是“暴動者！”在這種情況下，我耽在巴黎必然使警察當局加倍感到不安了。 我們在巴黎又見到了離別三年的謝瓦，他長得又胖又結實……可是他的俄語忘得差不多了。在普林吉坡時，他常常翻看一本叫《三個胖子》的俄文書，讀得很流利，並且津津有味，而現在這本書雖然還保存著，可是他已經不喜歡了，似乎覺得那是一件奇怪的、令人煩惱的東西。他現在在法國人的學校裡念書，同學們都稱他為“德國人”。 星期三晚上大約九點半光景，黑爾德從奧斯陸打電話告訴我們，政府終於決定發給我六個月的簽證。這“六個月”實際是個預防措施，萬一在政治上有人反對，他們就不至於綑住自己的手腳。於是那些垂頭喪氣的青年人頓時欣喜若狂。 可是第二天早上又發生了新的麻煩。挪威領事通知說，由於該簽證有一定的期限，所以托洛斯基必須要有回法國的簽證；不過這位領事表示願意打電話再向奧斯陸查詢一下。要獲得回法國的簽證幾乎是沒有希望的，即使可能，至少也要拖相當長的時間。於是更忙亂了，四處打電話聯繫，爭吵，磨嘴皮……也花了不少錢。到了中午，總算拿到挪威的簽證，比利時的過境簽證也延長了有效期。最後與朋友們握手告別。一個陌生的警察陪同我們前往布魯塞爾。 陪同我們前往安特衛普的，除了范以外，還有一位叫魯斯的法國同志，他是個加泰羅尼亞人，住在法國的佩皮尼昂。原來，護送我們的那位警官是魯斯的同鄉，於是他們在隔壁車室裡進行了一場有趣的談話。一般來說，警察是投社會黨的票的，但是近年來警察對社會黨和激進黨的信任已經減弱，認為這些政黨不想掌權，也不可能掌權。“火十字團”的影響和勢力卻增長了。左派人士對法西斯分子說：“可你們拿不出什麼綱領！”右派回答說：“這沒什麼了不起，到那個時候，你們就明白了……”這真是那些法律和秩序的捍衛者的如意算盤！近來，警察對共產黨的同情也一直在增強。因為共產黨現在也承認有必要加強國防，同時也許他們能有所作為了，由此可見，甚至在法國的警察中也出現了政治的兩極分化。把希望寄託在共產黨的活動能力上當然是一種幻想，正因為共產黨承認了國防的需要，他們就不可能採取任何革命行動。如果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對資產階級說：“請放心吧，萬一發生戰爭，我們就支持你！”那麼這一行動本身就意味著，那個黨已不再是革命的政黨了。 我們必須在安特衛普逗留一天半，我就利用這個機會會見了我們的比利時同志。五人領導小組（全是工人）特地從沙勒羅瓦來到這裡，我們在安特衛普的一個鑽石工人波克（其國籍和職業都和斯賓諾莎相同！）家裡，討論了將近四個小時。 在這艘挪威的小客輪上（要過兩天三夜），沒有人注意我們。從這一點上說，整個旅途是理想的，它不同於我們以往的遷移。無論警察、新聞記者、還是一般市民，沒有什麼人對我們感興趣（我和娜塔莎使用的還是土耳其政府發的僑民護照；和我們在一起的還有范和弗蘭克爾，因此負責檢查船票和護照的辦事人員就確定我們這四個人是：一個法國人，一個捷克人，兩個土耳其人。）只是在奧斯陸碼頭上，工黨即政府報社的幾名記者和攝影師才洩露了我們的真實身分，但是我們和前來碼頭迎候的舍夫洛很快就上了汽車。 政府希望我們住在離市區約兩小時路程的奧斯陸郊區。報界毫不費力地知道了我們的住處。這件事終於引起了一陣蠢動：挪威人絲毫沒想到會有這麼一位不速之客。但事情看來還算順利。保守派當然“義憤填膺”，可是他們在表達這份憤怒時還是乃取了比較克制的態度。那些低級趣味的報紙則保持中立。而作為政府在議會裡靠山的農民黨對批准我簽證的事並未提出異議。工黨報紙則還是竭力地為避難權問題進行辯護。保守派本想在議會裡提出這個問題，但知道此事將得不到其他政黨的支持時，他們就忍住了。只有一些法西斯份子搞了一次抗議集會，提出責問：“這個世界革命的領袖到奧斯陸來企圖搞什麼名堂？”與此同時，斯大林份子卻一千零一次地宣布我是世界反革命的頭目。 ［下面是貼在本子裡的一張德文打字稿］ “全國工人階級和一切正直的不抱偏見的人們都將歡迎政府的這一決定，政治避難權不應該是一紙空文，而應該兌現。因此，讓托洛斯基在這個國家居住，挪威人民不會像（保守派的）赫雷那樣感到恥辱，而只會感到自豪。 挪威工人及其政黨並不接受托洛斯基的政治主張。由於我們得不到必要的情報，因此對於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之間所發生的瓜葛不能形成完整的看法。從當前的政治現實來看，斯大林對於形勢的判斷可能比他的對手來得準確，但這不能成為勝利的一方迫害像托洛斯基那樣的人物並把他驅逐出境的理由。托洛斯基的名字將在俄國革命史上與列寧的名字並駕齊驅。儘管他立下了無可爭辯的汗馬之功，但還是被驅逐出自己的國家，如果在這樣的時刻，尤其在他生病，情緒消沉，需要休養的時候給他以避難之地，那麼每個民主國家的人民都會把這種行動看作是應盡的人道主義義務。” 特蘭馬爾在《工人日報》上發表了這篇深表同情的文章，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一面替我辯護，反對斯大林對我的迫害，而一面又毫不含糊地贊成斯大林的總政策。他的這種對雙方都表示政治同情的作法倒是有助於問題的釐清。 目前蘇聯正在進行一場擾亂人心的審判。開除葉努基澤（一個最溫和最順從的人）是對加里寧的打擊。為此辯護的理由──“請勿誇耀您的仁慈”──就表明是在打擊加里寧。如果這次加里寧頂不住，那也完全是意料中的事。前天接到電報，說是蘇聯監察委員會主席安季波夫被人暗殺（但沒有得到證實）。中央委員會要求各級宣傳人員即使在暑假期間也不要忘卻托洛斯基主義和季諾維也夫份子的存在。關於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盛況誰也不吭一聲。斯大林的專政正在走向新的邊緣。 6月24日 在挪威議會裡，有人對我的事提出了“詢問”，但不是質問。議會的主持者對此作了一個模稜兩可的答覆。《晨報》援引德國報紙的材料，說我在幾年前曾試圖非法進入挪威，但在邊境上被認了出來，因而未獲准入境。保守黨報紙駐莫斯科記者對與葉努基澤案有關的基洛夫案件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這意味著什麼呢？ 最令人煩惱的莫過於患病。在路上的十天和住宿旅館期間倒過得還好，似乎覺得自己身體已經復原，可是現在一切症狀又重新出現：乏力、發燒、出汗、體虛……這是一種難以訴說的苦惱。 6月26日 我還在生病，令人驚奇的是我的患病與不患病有著非常大的區別，甚至在外貌上也判若兩人，有時候二十四小時就出現這種明顯的變化。因此我就自然地產生一種假定，這是由於我的神經質引起的。但是醫生診斷下來，認為這是很久以前即1923年受到的感染。很可能是由於我的神經質使我的病情出現這種差異很大的外表現象。 昨天夜裡，確切地說這是今天凌晨，我在夢裡同列寧進行了交談。我們好像是在一艘輪船的三等艙裡，列寧躺在鋪位上，我站著還不知是坐在他的身邊。他關切地問起我的病情：“您看上去已經筋疲力盡了，您得好好休養……”我回答說：“由於我的體質好，以前感到疲勞時只要休息一下，很快就能恢復，但這回的毛病看來卻在加重……”“那您得好好地（他特別加重這個詞）跟醫生商量商量，（並且還說了幾位醫生的名字）……”我回答說，已經請過不少醫生診斷過，並且告訴他我去柏林求醫的事；但是我看著列寧時，突然想到他不是已經死了嗎，然而我又馬上驅散這個想法，以便能夠同列寧把話談完。 當我把1926年去柏林治病的事情講完時，我想補充一句“這是您死後的事，”可是我又馬上制止自己，改口說：“噢，是您生病以後……” 娜塔莎在布置我們的臥室，這件事她不知道做了多少次了！這裡沒有衣櫃，也缺少許多別的東西。她自己敲釘子，串繩子，把東西掛起來，把周圍的一切收拾好，可是繩子斷了，她嘆了一口氣，一切又重新開始。他這樣做是出於兩種考慮：一是乾淨，二是雅觀。我記得，她曾以非常同情，甚至是溫柔的口氣告訴我，在1905年她在獄中遇到一位難友，那是個普通的刑事犯，很“懂得”乾淨，經常幫娜塔莎打掃牢房。在我們共同生活的三十三年裡，真不知換過多少住處：日內瓦的公寓，維也納和巴黎的工人住宅區，克里姆林宮和附近的阿爾漢格爾村，阿拉木圖郊外的農民茅舍，普林吉坡島的別墅，法國的更簡陋的洋房……娜他殺對周圍環境決不是漠不關心的，但她能不受環境的束縛。我在困難條件就比較容易“鬆勁”，也就是說對周圍的骯髒和雜亂往往抱著聽之任之、馬馬虎虎的態度。但是娜塔莎決不是這樣，她總是要使周圍環境保持一定程度的清潔和整齊，絕不允許雜亂無章。可是這就需要花費許多精力和心血。 這一回我一連躺了好幾天，今天娜塔莎和我在穀倉後面放置躺椅，她有點不以為然地問我：“你喜歡這麼放嗎？”“這樣不好嗎？”“朝另一面，風景好。”的確，另一面的景色比這面不知好多少倍了。當然任何人，或者說幾乎所有的人都能辨別出景色的好壞，但是娜塔莎以她的整個心靈能自然而然地感覺到這種差別。她面對著柵欄是坐不住的，即使別人這樣坐著，她也會感到不舒服。 我和娜塔莎在一起度過了漫長而艱難的歲月。可是直到現在，她那完美無缺的性格和藝術家的氣質仍然使我驚嘆不已。 我躺在折椅上，回想起1917年1月到達紐約時，我和娜塔莎在船上如何接受衛生檢查的事。美國官員和醫生們很不禮貌，尤其是對次等艙的乘客，我們坐的是二等艙。當時，娜塔莎戴著面紗。一個醫生以為她患了砂眼，並懷疑面紗後面還掩蓋著什麼缺陷，他上前敏捷地撩起面紗，並用手指翻開她的眼皮……娜塔莎沒有抗拒，沒有說話，也不退縮，只是略表驚異。她用質問的目光盯了醫生一眼，並且還帶著幾分羞澀的神態。這個粗魯的美國佬就馬上垂下了手，道歉地後退一步。在她的臉上，在她的目光中，在她的整個神態中顯示了女性那種不可觸犯的尊嚴……我記得，當我們走下船舷，走向紐約碼頭時，我為她感到多大的驕傲啊！ 6月29日 《晚郵報》發表了某律師的一封長信，說什麼托洛斯基從未放棄過他的政治活動（還特別援引了我給愛丁堡大學生的信）；此外，他還帶著兩個秘書。既然他在生病，那麼這兩個秘書又準備幹什麼？這位作者引證了舍夫洛的話，說托洛斯基“沒有屈從”，還是“依然故我”，等等。可見我們在這裡也得不到赦免。 我想用“慢性飢餓”來戰勝自己的疾病，我躺在樹蔭下，幾乎什麼也不看，什麼也不想。 7月1日 我躺在室外，把無政府主義者埃瑪·戈德曼的論文集連同她的小傳從頭至尾看了一遍，現在正讀著（英文版的）瓊斯大媽的自傳。這兩位都是美國的勞工婦女，可是卻大不相同！戈德曼是個個人主義者，她根據克魯泡特金、尼采、易卜生的思想拼湊了一個渺小的“英雄”哲學。瓊斯是一個傑出的美國無產者，她沒有懷疑，沒有花言巧語，但也沒有哲學。戈德曼給自己提出革命的目標，但卻企圖用完全不是革命的手段去實現這些目標。她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現了美國。戈德曼用的是原始的理性主義；瓊斯用的是同樣原始的經驗主義。但瓊斯代表著美國無產階級歷史上的光輝里程碑，而戈德曼則是背離了本階級，走進個人主義的死胡同。我不能忍受戈德曼文章中那種夸夸其談的沒有生氣的道德說教，儘管這是出於她的真誠；而我卻懷著喜悅的心情閱讀著瓊斯的自傳。 瓊斯簡練而樸實地描繪了罷工者的戰鬥場面，從而也揭露了美國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的一幅可怕的情景。讀了她所敘述工廠童工們如何遭受殘酷剝削，如何變成殘廢的故事，你不能不感到強烈的震動和內心的憤慨！ 克努森告訴我，一批法西斯份子準備在德拉門（距此六十公里）組織一次群眾集會來抗議我在挪威的居留。根據克努森的估計，來開會的人數不會超過一百。 有一個蘇聯官員在我們房東住的小別墅附近租了一幢別墅，這是使娜塔莎擔憂，但我認為沒有擔心的必要。 7月4日 我看完了瓊斯大媽的自傳。我好久沒有讀到這樣有趣、這樣令人振奮的書了。真是一本了不起的作品。它表現出作者對勞動人民是多麼忠心耿耿，對工人階級“領袖”中間的叛徒和野心家又是何等的鄙視。這位出席泛美勞工代表大會的女代表，以她九十一歲的高齡提出了以蘇維埃俄國為榜樣的見解。九十三歲那年，她還加入了農工黨。但是她的一生主要經歷就是參加工人的罷工鬥爭。罷工在美國比別處多，它已變成了內戰……這本書是否已經翻譯成外文出版了？ 7月13日 最近，白天我一直躺在戶外，讀書看報，向楊口授書信。報紙和信件開始直接送到這裡，數量也不斷增加。 幾天前，房東家來了一批客人，其中有些是黨報編輯，他們主動過來與我們結識交談，他們說：“在挪威不會產生法西斯主義”，“我們是一個古老的民主國家”，“我們這裡人人都能讀書寫字”，“而且我們已經認識了不少東西，對於我國的資本主義我們已經有所節制……”“要是法西斯主義在法國上台，在英國上台，你們怎麼辦？”“我們將堅持到底。”“當英鎊貶值的時候，為什麼你們就不能維持通貨了呢？” 其實，他們什麼也沒弄通，這些人只不過知道世界上曾經有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這樣的人……戰爭、十月革命、法西斯主義興起等等只是在他們面前一晃而過，沒有留下什麼痕跡。對於他們來說，未來只不過是暑去寒來而已。 我讀了尤金·德布茲傳。這部傳記寫得不好，筆調過份傷感，但也反映了德布茲是個多愁善感、非同一般、頗具魅力的人物。 我現在在看原文版的埃德加·愛倫·坡的作品，雖說有些困難，但還能看下去。近年來，我學會了用法文和德文口授文稿，那些作紀錄的夥伴能隨時給我糾正語法上的錯誤，這是常見的事，因為我的任何一門外語都未達到精通的程度。 由於英語水平很低，我現在就用精讀的辦法來進修英語。有時自己也會感到疑惑，我現在再學英語豈不太晚？不把精力用在追求知識上，而是用在學習語言──吸收知識的工具上──是否值得？ 在土耳其，我們公開住在那裏，不迴避群眾的耳目，但實際也有相當的保護（有三個同志，兩名警察在保衛我們）。在法國，我們的身分是不公開的，起先在巴比仲由我們的同志保護，後來在伊澤爾我們就單獨生活了。現在我們又以公開的身分住在這裡，沒有人保護，甚至院子的大門也日夜敞開著。昨天，有兩個喝醉酒的挪威人闖進來要跟我們認識。於是我們同這兩位不速之客進行了親切的交談，最後在友好的氣氛中告別。 7月30日 上兩個星期發生了好幾件事情。工黨的首腦特蘭馬爾和司法大臣李到我這裡拜訪，（由於一個天真的第三者的要求）結果我們一起照了相。合影，我是有顧慮的。但幸好，那位大臣對這張相片也覺得很不合適。隔了兩三天，有人告訴我們，這張照片“沒有發表”。娜塔莎和我都對兩位貴客的機智靈活感到滿意。雙方的交談成了單方面的發言。該黨的中央機關報編輯當折特蘭馬爾（主編）的面和李的面對我進行採訪，大家談笑風生、氣氛活躍。李對我們說，這回蘇聯政府沒有施加任何壓力來阻止我在挪威的定居。我們到達奧斯陸以前，他們顯然不知道這件事。也可能是他們認為挪威比法國危害要少些。《工人日報》則發表了一篇非常好戰的文章。 有一天，一個法西斯派新聞記者（屬於《ABC》周刊）偷偷溜進院子，他躡手躡腳地沿著牆壁走來，偷拍了我和娜塔莎坐在躺椅上的鏡頭。當娜塔莎發現他的時候，他拔腿就跑。好在他手裡的只不過是一架照相機。楊在村子裡追上了他，他正在那裏打電話叫汽車。這個可憐的法西斯分子嚇得渾身發抖，發誓說他沒有拍照等等。但是照片還是在《ABC》周刊上刊載了，並且附有一篇恫嚇性的文章：警察當局是否注意到托洛斯基的破壞行動？可是這張照片卻不能證明文章的言之有理，因為照片攝下的鏡頭是我們正安安靜靜地躺在折疊椅上休息呢…… 前天從奧斯陸來了兄弟兩人，自稱是工人，但很可能是小業主、營造商一類的人物。他們曾在美國僑居過，會講英語，年紀不輕。他們同情第三國際，是“蘇聯之友”協會會員。我們辯論了很長時間，但由於語言的障礙進行得不太順利。可是我已經完全看清了這種挪威型的斯大林分子的形象。 剛收到一份電報：社會黨把我們的青年同志開除了，這就是社會民主黨準備同斯大林分子合併所支付的代價。新的一章正在開始。 9月8日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沒有寫過一點東西。一位醫生從賴興貝格來這裡給我看病，他是“我們的”人，對我非常親切，為了檢驗我的病情，他要我大量散步，可是我的病況反而變得更糟，化驗報告照例沒有得出什麼結果，就這樣過了兩個星期。醫生走後，我又恢復了原先躺著不動的生活方式，不久身體復原了。我又開始投入工作，並且越幹越多。我們找到了一個俄文打字員，這對我來說真是個救命恩人。我開始用口授的方式寫文章，既多又方便，幾乎不感到疲勞。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自己一切正常。正是因為這樣，我連寫日記也忘了。 我想起他們，因為昨天我們接到了廖瓦寄來的亞歷山德拉·列沃夫娜和普拉東的信的抄件。信裡沒有謝廖沙的話，也沒有關於謝廖沙的消息，很可能他仍在獄中…… 列沃夫娜和普拉東的信是談他們自己的事情。 ［附件：一頁打字稿］ 親愛的廖瓦： 看不到你們的來信，我心裡總是感到忐忑不安。現在總算知道了謝瓦的消息。這孩子跟你們在一起真是太好了。他爸爸在那木斯克，曾來信問起過孩子的事。你得寫信給他，暫時由郵政局轉交。我猜想你大概沒有收到上次給你們的信吧，我在那封信裡告訴你們，尼娜的幾個孩子現在住在烏克蘭基羅沃我妹妹家裡。我妹妹是個體弱多病的人，我真不知道她在無人幫助的情況下是怎麼搬到那裏去的。她的住址是基羅沃市敖德薩區卡爾·馬克思四號街13號。孩子們一直在盼望不久能見到他們的爸爸，但是他們還得再等兩年［下面畫了槓槓］。你們對我的關心體貼常常使我非常感動。其實你們寄錢給我是毫無意義的，這裡沒有兌換的地方，我所需要的一切，我妹妹都會寄來。這裡幾乎什麼都買不到，甚至連蔬菜也很難買到。我的身體還算過得去，我希望能有機會再看看這些孩子，也就是說死前還想看看他們。我不想談自己的感受，這沒有多大的意義。但是我覺得自己有很大的耐心，並且抱著至今不願改變的希望。 普拉東很想要一張謝瓦的照片，我打算把自己身邊一張寄給他，雖然我捨不得割愛，我真希望你能將照片直接寄給他。謝瓦還能說俄語嗎，是不是忘了？他還記得我們嗎？你代我親吻他的臉蛋兒。謝爾蓋現在在哪裡？我熱烈擁抱你們。
你們的亞歷山德拉
我親愛的： 除了收到一張三月份簽發的支票通知書以外，至今沒有收到你們的來信。可是這張支票現今還在旅途中送到這裡很可能過期，說不定到時候我還得退給你們。我這裡沒有一封我小兒子的信。我接到通知說，我原來的住處收到過幾封信，但不知道這兒的郵寄是否正常。也許過幾天，我終於能收到你們的來信，給我帶來關於孩子的消息。你們把這麼大數額的支票寄給我，實在不太恰當。這筆款子至少可以分作十份或十五份，這對我來說是足夠的，這樣寄來也會更好些。這裡有一個僑匯商店，如果那張支票匯到以後可以兌現的話，我將匯一部分給孩子的奶奶。我想，她現在已經不在那裏了，而是在烏瓦特區。我的身體已在慢慢地好轉，但總的來說我在這裡已經度過了五年時間，這實在是想不到的事情［這兩句下面劃著鋼筆線條］。我的生活正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這之前，我一直在走著老拉法格夫婦走過的道路，而且差不多要跟我們的齊娜作伴了。我衷心祝賀你們幸福。我希望你們常常來信，把謝瓦的健康狀況、學習好壞、調皮搗蛋的事都一一告訴我，也好使我從中得到一點安慰。到現在為止，我一點也不知道關於他相片的事。目前的境況真夠苦的。我深深地惦念著孩子和你們。
遺囑 還在在發展的高血壓病使那些接近我的人對我的實際情況感到失望。目前我能活動，也能工作，但最後的結局是明顯地接近了。這幾行字在我死後將予以公布。 在這裡我不需要再一次地去駁斥斯大林及其代理人卑鄙無聊的誹謗，因為在我的革命榮譽上，沒有沾上任何污點。我從來沒有同工人階級的敵人，不管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在幕後達成協議或者進行談判。成千上萬個斯大林的敵手由於同樣的誣陷而成為受害者。新的革命一代將恢復他們政治榮譽，同時根據克里姆林宮的劊子手們的罪行，給予應有的懲罰。 我熱切地感謝在我的生平中最困難的時刻仍然忠誠於我的那些朋友。我不想一一例舉，因為我不能叫出他們所有人的名字。 然而，我認為，把我的伴侶娜塔麗婭·伊凡諾夫娜·謝多娃作為一個例外，是有道理的。命運給我帶來幸福，不僅因為我有幸成為一個為社會主義事業而鬥爭的戰士，而且有幸成為她的丈夫。在我們將近四十年的共同生活中，她始終保持著無限的愛情，寬宏大量和溫柔體貼。她忍受了很大的痛苦，特別是在我們生活的最後時期。但是，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她也曾度過了幸福的日子。 在我那有意識的生活的四十三年中，我始終是一名革命家；其中四十二年我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進行戰鬥的。如果我必須一切從頭做起的話，當然我將力圖避免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但是我生活的主要道路將是不會改變的。我要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一個辯證唯物主義者，因而也是一個不可調和的無神論者而死去。今天，我對於人類共產主義前途的信念，與青年時代相比，不是淡薄了，實際上是更加堅定了。 娜塔莎從庭院裡走近窗戶，她把窗戶開得大些，讓空氣更通暢地流進我的房間。我能看到圍牆下面一條狹長的綠茵茵的草坪，圍牆上面一片晴朗的蔚藍色的天空和到處閃爍著的陽光。生活是美麗的。但願我們的後代清洗掉所有的罪惡、壓迫和暴力，充分地享受美好的生活吧。
列．托洛茨基
我死後留下的所有遺產、所有我的版權（我的著作、文章等的收入）全部由我的妻子娜塔麗婭·伊凡諾夫娜·謝多娃處理。 1940年2月27日。列．托洛茨基
1940年3月3日 我了解，我的病情（還在上升的高血壓）是這樣的，很可能由於腦溢血而突然死亡，這還是我自己的設想，也是我所能希望的最好的一種結局。然而，也可能我估計錯了（我不想去閱讀關於這個問題的專門書籍，醫生們自然是不會告訴我真實情況的）。假如這種硬化症一直拖延下去，我有長期臥病危險的話（由於高血壓的關係，我現在反而感到精力旺盛，但這種情況是不會持久的），那麼，我將保留自行決定死亡時間的權利。這種“自殺”（假如在這場合這樣一個詞是適當的話）從任何方面來說都不是失望或絕望的表現。娜塔莎和我不只一次地講到，一個人的身體情況，可能到這樣的地步，以致最好是縮短自己的生命。說得更確切些，是加速這種過於緩慢的死亡過程，……但是不管我怎麼死去，我至死也不會動搖我對共產主義未來的信念。這個對人類和人類未來的信念即使現在還給予我這樣強大的抵抗力，而這種抵抗力是任何宗教信仰都不可能給予的。 列．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