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流亡中的日记（1935年） 第二本日記（1935年5-6月） 1935年5月8日 從莫斯科經由巴黎傳來的消息說：“想必你們已經收到來信，知道他們遇到了小的不愉快的事情。”這顯然是指謝廖沙（和他的同事）。但我們沒有收到信件，確切地說，信件準是在半路上給毀了，就像我們大部分信件一樣，甚至連一封極普通的信也遭到扣壓。這“小的”不愉快是指什麼？所謂“小”又小到什麼程度？謝廖沙本人也沒有寄來什麼消息…… 年老是一個人最感到突然的事情。 挪威工黨政府似乎很肯定地答應發給我簽證，看來我們得利用這個機會。要是繼續留在法國，無論遇到哪一種情況，不管是政局日趨反動，還是革命運動蓬勃發展，我們都會陷入越來越大的困境。 從理論上說，已經把我“驅逐”出境的法國政府，既不能把我趕到別的國家，也不敢把我送到殖民地，因為那樣會引起極大的騷動，並且給無休止的煽動製造了藉口。但隨著法國國內形勢的日益緊張，這些次要的因素將變得無關緊要，這樣的話，我和娜塔莎就有可能被安置到殖民地去。當然，那不會是在條件較好的北非，而是在一個非常偏僻的地方……這就是說，對我們實行的政治隔離比在普林吉坡島更加徹底。在這種情況下，趁早離開法國不失為上策。 這次市政選舉證明了政局在一定程度上是穩定的。所有的報紙都以各種不同的基調強調了這一事實，儘管它們各有各的解釋。然而，相信這種“穩定”，那是十足的愚蠢。大多數人之所以跟“上次”一樣去投票，僅僅是因為人們不得不投票而已。至今還沒有一個階級明確接受這種新的局面。但是種種可觀條件迫使他們接受，因為政府的人選早已由資產階級內定好了。在這一事實的發展過程中“漸進的中斷”會很快地到來，而且一定會來得非常突然。 挪威當然不是法國，首先是語言不熟悉，又加上國家小，地緣偏僻，郵寄來往不便，等等，但畢竟要比馬達加斯加好得多。至於語言，我能很快地掌握它，至少可以看懂報紙。挪威工黨的經歷，尤其是工黨在大不列顛掌權前夕的經歷是十分有趣的。當然，萬一法西斯主義在法國取得勝利，那麼斯堪地那維亞人的民主制度的“最後防線”也就不會維持多久了。但無論如何，在目前形勢下，我們還能希望獲得一段“喘息時間”。 謝廖沙上次給娜塔莎的信裡似乎順便寫到：“總的情況是極其困難的，比你們所能想像的還要困難得多……”起初以為，這些話是指他個人的處境，但現在就完全清楚了，謝廖沙講的是政治形勢，是基洛夫遇刺以及隨之掀起新的迫害浪潮以來所形成的局勢（該信是1934年12月9日寫的）。無論在會議上，在看報時，還是在遇到別人交談時，乃至在遇到那些卑鄙的小人和壞蛋無數次挑釁時，謝廖沙當時的那種感受的確是不難想像的。如果謝廖沙是個對政治十分感興趣的、黨派觀念十足的人，那麼他經受這番痛苦倒也情有可原，可是他根本沒有那種情趣，因此就更加難以忍受這種折磨了。 我又開始寫日記了，因為我幹不了別的事情；我的工作能力的變化是十分明顯的…… 去年夏天，我們被趕出巴比仲以後到處流落，我和娜塔莎只好分離。她繼續留在巴黎，而我帶著兩個青年同志四處奔走，從一個旅館搬到另一個旅館。保安總局的一個密探又緊緊地跟蹤我們。我們在夏蒙尼稍事逗留。顯然，警方疑心我想逃往瑞士或義大利，所以他們把我的行蹤洩露給記者。莫利尼爾一清早在理髮店看到當地的一家報紙，上面刊登著一則非常引人注目的短訊，把我們的行蹤公諸於眾。這時，娜塔莎剛好從巴黎趕來同我會合。在這條消息尚未引起必然的後果之前，我們就設法逃離了這個地方。我們有一輛小型的相當老式的福特牌轎車，但汽車的牌子和執照的號碼都在報上登過。我們只好把那輛車子賣掉，另外買一輛，還是福特牌，不過更老式一些。直到這件事發生以後，保安局才想到要通知我們，不准我們在邊境省分逗留。於是我們決定在離開邊境的某一個地方租借一所別墅。我們不得不花了兩三個星期去尋找住所，因為所選擇的地方必須距巴黎三百公里以上，離省城至少必須三十公里，而且還不能是工業區，等等，這些都是警方規定的條件。我們決定一面尋找別墅，一面暫時找一家膳宿公寓住下。但是要找一家公寓也不那麼簡單，我們不能用我們自己的證件進行登記，警察局也不會允許我們用假證件進行登記。實際上，法國公民住宿登記是不需要出示證件的，但是在一個有客飯供應的膳宿公寓裡，人們把我們當作法國人就會造成一些麻煩。所以在受到保安局密探監視的情況下，為了在郊區一家普通的公寓裡住上兩個星期這樣一件小事，我們不得不費盡心機，想了不少辦法。我們決定裝作外國血統的法國公民。為此目的，我們找了一位用荷蘭人名字的法國青年同志協助。請他扮作我們的“姪子”。那麼如何不去吃這公寓裡的客飯呢？我出了一個主意，要大家戴孝，這樣就有了藉口，可以在自己的房間裡吃飯。我們的“姪子”則在公寓的食堂裡用膳，以便察看屋裡的動靜。 這個計畫首先遭到娜塔莎的反對，因為她認為披喪戴孝、裝模作樣對她來說是一種冒犯，但是該計畫的優點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她只好讓步。我們來到公寓，事情卻很順利。連住在公寓裡的三個不大懂規矩的南美大學生看到我們以後，也停了談話，並向我們這些帶喪的人鞠躬致意。我只是對客廳裡掛的幾幅版畫感到有點驚訝，那裏竟然掛著《國王的騎兵》、《瑪莉婭─安托瓦內特和她的孩子告別》等一類的作品。 這個謎很快揭曉了。午飯後，我們的“姪子”慌裡慌張地跑來說，我們已經陷入一家保皇派的公寓！《法蘭西行動報》是這裡唯一受到讚許的報紙。最近鎮上發生的流血事件（一次反法西斯的遊行示威）激起了房客的政治熱情。這個保皇派“密謀集團”的中心人物是這裡的女房東，在帝國主義戰爭時，在前線當過護士，得過獎章；她同城裡的保皇派集團和法西斯集團都保持著密切的私人關係。 按老規矩，保安局密探，共和國的職業衛士G先生第二天搬進了這個公寓。碰巧，就在那幾個星期裡，萊昂·多代在《法蘭西行動報》發動了一場攻擊保安局的運動，罵他們是一幫騙子、賣國賊和殺人犯。多代尤其譴責保安局殺死了他的兒子菲利普。這個四十五歲上下的保安局密探原來是個極其精明老練的傢伙，他到過世界各地，見多識廣，關於什麼汽車的牌子、葡萄酒的釀造、各國武器裝備的比較、最近的刑事審判以及新出版的文藝作品，等等，他都能對答如流，侃侃而談。而在政治問題上，他總是力求採取圓滑的中立態度。但是公寓老闆（確切地說是女房東的丈夫，一個旅行推銷員）總是要求這位G先生接受他的保皇派觀點。老闆說：“總而言之，《法蘭西行動報》是全國最好的一家報紙！”G就撫慰地說：“不能否認，夏爾·莫拉斯的確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多代也實在過分粗魯。”公寓老闆則彬彬有禮地堅持說：“當然，多代有時是相當粗魯的，可是他有權這樣做；嗨，那些混蛋竟敢殺死他的兒子！” 這裡需要補充的是，G本人也直接參與了小菲利普“事件”，因此，這種譴責也是針對他本人的。但是G還是能鎮定自若。他對這位心直口快的房東說：“對這一點我不能表示同意。”房東就說：“那我們就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見吧。”每次吃飯以後，我們的“姪子”就跑來把這些莫利哀式的場面告訴我們，這半小時愉快的、不敢出聲的歡笑（因為我們還戴著黑紗），至少部分地彌補了我們生活上的不快。星期天，娜塔莎和我還上教堂做“彌撒”，實際上是為了出去散散步。這樣倒也提高了我們在公寓裡的聲望。 我們還在這所公寓逗留期間，不料《畫報》周刊登載了一張我和娜塔莎的大幅照片。由於我剃掉了鬍子，改變了髮式，所以我的容貌別人還不大容易辨認出來，可是娜塔莎的照片卻跟他本人一模一樣……。我記得，有人看到照片以後已經在飯廳裡對我們有所議論了。G第一個發出警告說：“你們必須立即離開這裡！”顯然他住在這家普通的公寓裡已完全厭煩了。但是我們很沉著，還是留在這家保皇派的公寓裡，直到租到一所避暑別墅我們才離開這裡。 我們又碰上了倒楣的事情。經我們的法國同志莫利尼爾跟省長談判後，省長允許我們找一個離開城鎮三十公里的地方定居下來。但是當我們租好了房子，由莫利尼爾把我們的地址告訴那位省長時，省長驚嘆道：“你們選擇了一個最不合適的地方，那是教權主義的溫床，那裏的市長同我有私仇！”的確，我們這座小別墅（其實是一所樸素的村舍）的每一個房間都掛著耶穌遇難像和宣傳宗教的雕刻。省長一定要我們換個住處。但我們已經和房東太太談妥了，事實上這樣的顛沛和遷移已經使我們傾家蕩產。因此我們堅持不搬。大約兩星期以後，當地一家周刊為進行敲詐，刊登了一則報導，說托洛斯基及其夫人、秘書一行現住某某地方，具體地址不登，但所指的地區卻是相當準確，就在幾平方公里範圍以內。毫無疑問，這是那位省長耍的花招，下一步行動將是公布我們的確切地址來壓我們。結果，我們只好趕緊離開這所別墅…… 英國的周年慶祝活動給人以一種拙劣的印象，它簡直是一種奴性和愚蠢的展覽。至少大資產階級知道搞這種活動具有什麼益處，這一中世紀遺留下來的陳規陋習在即將來臨的戰鬥中是一個很有用的武器，它將是阻撓無產階級前進的第一個障礙物。 5月9日 最近一期的德文版《我們的言論報》預定在這幾天出版，上面有我的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裡，我尖銳地評論了挪威工黨及其執政期間所推行的政策（尤其是投票通過皇室開支預算的問題），如果這篇文章導致挪威政府在最後一刻拒絕給我簽證的話，那就毫不足怪了。這將是一件令人煩惱的事，但……也是預料中的事。 5月10日 第二國際執行局通過了一項關於存在戰爭危險的決議。它指出，危險的根源是希特勒；挽救和平的責任在於國際聯盟；防止戰爭最可靠的手段是裁軍；各“民主”國家的政府同蘇聯的合作受到世界人民的熱烈歡迎。如果這個文件的措辭稍加修改，那麼第三國際的主席團也照樣可以在這個文件上簽字。說實在的，這個決議遠遠不如大戰前夕（1912年）巴賽爾會議所通過的宣言……[1] 我們的時代在這些先生的狹窄、保守、膽怯的頭腦裡是沒有存在的餘地的。任何東西都無法挽救當今這些勞工運動的投機商人。這些人必將垮台。在血腥戰爭和起義中必將湧現出新的一代，他們將無愧於時代所賦予的使命。 5月13日 華蘇斯基死了……我從未跟他見過面，但在我第一次流放西伯利亞期間（1900-1902年）期間，我就聽到過流放在那裏的波蘭人對他的熱情贊頌。那時，華蘇斯基是波蘭社會黨的青年領袖之一，因此就廣義上說，他也是我們的“同志”。而墨索里尼，如同麥克唐納、拉伐爾……一樣也曾經是同志，可惜都成了叛徒！ 我接到一些有關第二國際執行局上次會議的機密情報（請見5月10日的日記），這些人是無與倫比的。此信值得保存。 ［附件：信件用法文打字，斜體字排印的句子下面有很深的鉛筆線條，用鋼筆簽名，拼錯的辭仍保留原樣］ 布魯塞爾 1935年5月9日 列夫·達維多維奇同志： 以下是社會黨國際組織執行局會議的一些細節。 一、從附件中您會得到委員會提出的決議。我按照報紙披露的文件做了變更。 二、王德威爾得不再是執行局的成員。章程規定不允許他作為部長而同時又兼任執行局成員。但是他出席秘書處的每次會議，他甚至建議在他的部長辦公室召開會議。阿德勒對此表示反對。 三、他亦參加了執行局的第一次會議。口頭的訴訟無法變成動議。 四、布賴施奈特前來訪友，但沒有出席這次會議。 五、報刊沒有公布奧地利代表的名字。他們是鮑威爾和波拉克。同樣也沒有公布捷克斯洛伐克代表萊奧·德溫特爾的名字。 六、對於第三國際隻字未提。 七、整個全會忙於制定最後決議，起出的決議是由勃魯姆提出的。 八、只花了五分鐘匆匆組成一個能夠在戰爭時期發揮作用的委員會。這是丹的提議。會後勃魯姆問他（也是挖苦）是否示著個提議的真正作者。丹回答說這是波蘭社會黨人的提議。 九、人們就此決議進行了兩天討論。英國代表最為吹毛求疵。我們的同志（威廉·吉利斯，其餘都緘口不言）得到的印象是他覺得他為工黨承擔了一切責任。別的人似乎寧願以個人的名義行動。 十、義大利代表或多或少有些反對之意。他十分希望在決議中提及義大利法西斯在非洲的帝國主義計畫。在他交涉之後，文件裡補充了我畫出著重點的修正之處。他這樣做無疑是為了能在自己的支部面前做出解釋。其他代表根本不願意在文件中提到阿比西尼亞這名字。 我們未能全部參加會議的同志不可能提供更完善的有關資料。 致共產主義的敬禮 G·凡爾 特別值得稱道的是這個“戰時委員會”──真是個了不起的英雄之舉啊！這些先生不希望再次被戰爭弄得措手不及，所以他們建立了……一個秘密的委員會。但是，它們怎樣才能保證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不僅在物質上而且在政治上不使自己陷於相互對峙的戰壕裡呢？這些聰明人是回答不了這個問題的…… 5月14日 在審訊列寧的兄長亞歷山大·烏里楊諾夫的法庭上，華蘇斯基曾作為證人被傳訊。而在同一個法庭上（即審理1887年3月1日謀刺亞歷山大三世一案），華蘇斯基的兄弟卻是一名被告…… 最近幾十年裡，歷史一直在迅速發展。然而在若干反動時期，尤其在1907-1912年間，似乎又是茫茫長夜。幾天前，他們在布拉格慶祝老民粹派領袖拉札列夫的八十壽辰……在莫斯科，薇拉·費格納和許多老前輩至今還健在。那些在沙俄時代最先投身於革命工作的人們並沒有全部退出舞台。然而我們現在卻面臨著一個工人國家發生官僚主義蛻化的問題……。不，現代的歷史的車輪正在高速運轉。唯一遺憾的是那些敗壞機體的微生物繁殖得更快。如果在世界革命大步邁進以前，它們將我吞噬掉──看來確實是這麼回事──那末我將仍然抱著堅定不渝的信念，相信自己畢生為之奮鬥的事業必將勝利而含笑於九泉。 5月15日 保安局分明是在炫耀他們對我的情況瞭若指掌。一位經常為我去同當局打交道的朋友給我寄來了一份他同保安局秘書長談話的摘要。 ［附件：此件用法文打字，筆誤之處不作改動］ 一次對話的片段 Ｇ：您不認為托洛斯基希望搬家是出於他同房東之間的爭執嗎？ Ｈ：爭執？您以為這裡有爭執可言？ Ｇ：當然啦。您瞧，老好人大概並不隨和。不光是同我們過不去（微笑……） Ｈ：我覺得爭執這個字眼過於嚴重了。事實上我可能有過一些小誤會的印象，但從來沒有聽說過爭執！我想，您的“情報員”為了得到嘉獎未免言過其實了！ Ｇ：您錯了。這是是一位朋友偶然對我說起的。他完全沒有惡意；他不希望托洛斯基有任何麻煩。正相反，他對目前已存在的狀況十分煩惱…… Ｈ：我看您受騙了…… Ｇ：我絲毫不這樣認為。儘管如此，我們但願沒有此事。因為如果是他的房東迫使他搬家，我們會非常煩惱。對這類歷史的重演我們一點不感興趣！ Ｈ：我應當告訴您，我對您向我說的他兒子去東方旅行一事作了簡短的調查。當事人卻對我說他從未去旅行過！大概是您的警探把托洛斯基的某個朋友同他搞混了。 Ｇ：我不信。我們的情報是出色的。 Ｈ：警察局總以為他們的情報是出色的。但是它收到的片面的情報太多了，比如，這個年輕人在準備三份巴黎大學的考試合格證書，等等，等等。 Ｇ：這我知道得清清楚楚。再說，即使不是他去旅行，也是同一碼事（做個手勢並微笑）。 Ｈ：我不明白！ Ｇ：我們有關於他政治活動的情報，顯然幾個月來他一直在活動。安靜地等待著對他來說更好些──這是千真萬確的…… 接著，對於保安工作進行了泛泛的討論。他的情報斷言，蘇聯警方的任務十分簡單，因為在這個國家裡所有的居民都有告密和自我揭發的癖好……等等（純屬陳詞濫調）。隨後談到對於面臨德國禍害時全國選舉結局充滿信心。我們十分了解德國人是不可同化的。我們所有的逃亡者都是他們的敵人；一旦號召下達，就會重新拿起武器。 正如您所見，關係是十分真誠的。但是有關托洛斯基的一切都取決於部長，他親自解決“這個問題”（我覺得這是真實的）。 5月16日 這幾天大家都悶悶不樂，娜塔莎病了：體溫38度，顯然是得了感冒，但也可能同時患了瘧疾。每當她生病，我就會再次感到她在我生活中所佔的地位。她總是默默地、平靜地忍受著肉體上、精神上的一切痛苦。此時此刻，她卻更多地為我的健康擔憂。今天她躺在床上對我說：“只要你的身體能好起來，我就一切放心了。”平常她是很少說這種話的。現在她竟是那麼直率、平靜、溫和地說出這種肺腑之言，怎能不使我百感交集呢…… 我的情況也確實不佳。發病次數更頻繁了，症狀越來越嚴重，我的抵抗力也在明顯減弱。當然，情況也可能會有暫時的好轉，但總的感覺是了結的日子正在臨近。［在這些句子上畫了曲線］ 大約兩個星期以來，我幾乎沒寫什麼東西，因為實在太吃力了。有時我看看報紙，讀一點法國小說，如維特爾寫的關於弗洛伊德的書（這是由一個喜歡嫉妒別人的學生寫的拙著）。今天，我寫了一點東西，是關於大腦作用的生理決定論和在邏輯規律支配下的思想“自主”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問題。近年來，我對哲學的興趣越來越濃，但可惜我的知識過於貧乏，認真鑽研書本的時間也太少…… 我該給娜塔莎喝點兒茶了…… 5月17日 昨天，各報都刊登了關於拉伐爾在莫斯科談判的官方公報，下面是最重要，也是唯一重要的一段話： “他們完全同意，承認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他們有義務促使政府真誠地為保衛和平作出貢獻，正是為了維護和平，他們才積極尋求相互保證，這種作法本身就清楚地表明他們渴望和平的心願。他們職責首先迫使他們不得以任何方式削弱自己國家的國防手段。在這一方面，斯大林先生理解並完全贊賞法國為把它的武裝力量維持在確保安全所需的水平上所制訂的國防政策。”［這是貼在本子裡的剪報，第一句上畫有豎線，最後兩句加了引號，並畫了鋼筆線條］ 縱然我深知斯大林政治上的犬儒主義、不顧原則和急功近利的特點，但當我讀到上面那幾行字的時候，我還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狡猾的拉伐爾終於找到接近這位自負而淺薄的官僚的門路。當一位法國部長請斯大林談談對法國軍備的評價時，斯大林無疑是很得意的。在這件事情上，他竟然不顧禮儀地把自己的名字和莫洛托夫、李維諾夫的名字放在一起。外交人民委員對斯大林朝共產國際這樣公開地、無可挽回地踢上一腳的作法當然是高興的；莫洛托夫也許有點窘困，不過這跟莫洛托夫沒有什麼關係。一個叫丘巴爾的“接班人”已經站在他身旁等候了！再說，布哈林、拉狄克這些御用文人也必然會用巧妙的言詞向“人民”作出解釋的。 但是，斯大林決不會泰然地去改正5月15日的公報，從而使人們忘掉這一醜行。因為問題實在太尖銳了，背叛實在太露骨了。真是十足的背叛！……在德國共產黨向希特勒投降以後，我曾經寫道，這是第三國際的8月4日。有些朋友表示反對，他們說（1914年）那個8月4日的行為是背叛，而我們只不過是一種投降。而事實的真相恰恰是這種不經戰鬥的投降暴露了內在的腐朽性。它不可避免地加速了日後的垮台。5月15日公報完完全全是一種簽了字的、經過公證的背叛行為。 法國共產黨受到了致命傷。這些可憐的“領袖們”不願意公開採納一項社會愛國主義的綱領，它們想神不知鬼不覺地逐步把群眾引向投降的道路。現在他們背信棄義的花招被揭穿了，無產階級只會從中得到教益。新的國際的事業必將順利前進。 當地的一位大夫來給娜塔莎看病，說是流行性感冒。大夫發現她的肺部有陰影，不過娜塔莎說那是老早就有的。可是我記得（在維也納時）“病灶”是在左肺，而這回說在右肺。雖然這位大夫的水明不高，才疏學淺……她的體溫始終在38度左右，發燒一直不退。 左派和傾向左派的改良主義者對待國際聯盟的態度是最能說明這些人特點的。法國社會黨的領袖們（如勃魯姆之流）曾在口頭上採納過一個綱領，即主張必須摧毀資產階級的權力盔甲，並以工農國家取而代之。然而勃魯姆又把國際聯盟看作是“民主”國際組織的開端。如果勃魯姆真的打算“摧毀”什麼的話，那麼他如何去“摧毀”資產階級國家的盔甲，而又能保存資產階級的國際機構呢，這就成了難題。實際上他是打算謙恭地等待資產階級來“摧毀”他自身的“盔甲”……我得進一步發揮這一思想。 ［下面是一份剪報］ 報刊文摘 法國共產黨人會聽從斯大林嗎？ （人所共知，宣布拉伐爾先生同斯大林、李維諾夫和莫洛托夫會談結束的最後公報“完全贊同法國制訂的旨在防衛而保存它軍事力量的國防政策。” 把共同戰線的報紙上發表的有關評論加以轉載不無令人感到興趣。人們將發現《人道報》的解釋什麼也解釋不了。歸根結蒂，十分尷尬的法國共產黨人反對法國軍隊……） 《人道報》（馬尼昂） 斯大林正確地評價了對於希特勒軍事力量所採取的防衛措施。 侵略的危險將來自何處？來自希特勒法西斯。他拒絕接受所有的和平措施，對於梅梅爾[2]和奧地利等等地方增加了壓力。 相互援助包含著保衛和平的相應措施。此外，同所有國家一樣，以蘇聯的勞動群眾的利益為目標的蘇聯和平政策希望不斷裁減軍備。和平的組織團體要求裁減軍備，因為保障所有人的安全，也同樣保障了相互的和普遍的裁軍條件。 對於我們法國共產黨人來說，我們的行動路線沒有改變。蘇維埃政權因為受到資產階級政府包圍，才同資產階級政府進行談判。但是勞動者確切地知道，他們不能信賴他們的資產階級去保衛和平。［最後兩句用鉛筆劃著重線］ 法國共產黨人，法國勞動者絕對不能相信法國資產階級軍隊的領導人。在魏剛的軍官當中有許多人是法西斯份子、火十字團份子和法國的希特勒份子。一切法國法西斯份子用自己操縱政府的行動證明了他們對希特勒的同情，對歐洲戰爭主要根源的德國法西斯的同情。 對法西斯主義進行激烈鬥爭的法國共產黨人和勞動者，知道這些人已準備好背叛法蘇條約，同希特勒聯合而反對蘇聯。法蘭西能夠用來為保衛和平服務的軍事力量，僅僅在勞動人民大眾的行動威力中才會奏效。為了從軍隊中驅逐法西斯和反革命的軍官，他們不間斷地同法西斯主義和資產階級作鬥爭。［最後一句話用鉛筆劃著重線］ 我們將竭盡全力保衛和平，保衛和平的堡壘蘇聯。因此，我們將全力以赴同和平的內部敵人和蘇聯的敵人作鬥爭，反對同保衛和平背道而馳並且有利於戰爭的沙文主義的挑唆。 一切為了保衛自由和和平，一切為了保衛蘇聯，一切為了支持蘇聯堅定的和平政策，一切為了已在地球六分之一土地上得取勝利的社會主義在全世界戰勝法西斯主義。這就是共產黨人為了持久和平而進行的鬥爭。 《民眾報》（列昂·勃魯姆） 斯大林反對我們，認為我們與之鬥爭過的政府有理。這個政府在莫斯科的代表將要帶著優秀品德證書回國。 他反對我們，認為我們在最近的競選中剛剛頂住他們衝擊的對手有理。 我們社會黨人毫不懷疑為了反對入侵而保衛領土的義務，但是拒絕同資產階級的觀點和軍事組織團結一致的立場卻成了受譴責的對象。 這個譴責並未點破，然而是十分明確的。 我怕斯大林在莫斯科沒有估量到這些言辭［從“斯大林在……到這些言辭”用鉛筆劃著重線］對法國的政治形勢，對法國無產者的狀況所起作用的反響。 《人民報》（法國總工會機關報） 應當看到拉伐爾先生受到了壓力，看到斯大林露骨地譏諷法國共產黨。因為法共今日正處於一個十分可笑的立場上。 共產黨人是否自由，或者他們是否如我們一直說的那樣全面依賴莫斯科，我們將拭目以待。我們這方面認為，他們將卑躬屈節地拜倒在斯大林的專制命令之前。最近兩年他們的活動被徹底制止了。 因此在今天，墨索里尼、魏剛、拉伐爾和斯大林都同意公開宣稱人民的安全首先取決於他們部隊的質量。用這個革命政策的名義，將邀請法國的無產者在近期的某一天為了共同保衛法國資產階級和俄國官僚主義而穿上軍裝。 可是，法國無產者，尤其是法國共產黨人會贊同這一政策嗎？他們會容忍人們以如此特有的放肆去諷刺他們自己嗎？ ［以下是另外兩段評論］ 《時報》 由於反對莫斯科的革命獨裁者，即反對俄國共產黨的象徵和活化身，國際共產主義的化身，社會黨變成了失敗主義的頭面人物。因為失敗主義也體現在起而反對為了保障國防和同支持防衛相應的武裝力量而採取的公認的必不可少的手段。重要的是要知道激進黨是否從此以後能容認同社會黨的失敗主義和不愛國主義進行細小的接觸。破壞馬克思主義者的蛙坑，實際上也就是在破壞聯盟的魚塘…… 《巴黎午報》（馬賽爾·魯甘） 我們應當無需大驚小怪和公正地承認斯大林剛給我們這裡的革命者送來一道難題。當然，為了理解自己的權利和防衛義務，法國根本沒有任何必要乞求一個外國首領的恩准，更何況他是一個蘇維埃獨裁者。但是任何人都不會看錯公報的粗暴目的。這份基本上旨在否認反軍國主義和使勃魯姆及加香在公眾面前遭受嚴重沮喪的公報將使共同陣線解體。此外，公報企圖不提布爾什維克首領如此干預我們最神聖事務的不正常性質。這只有用友誼，特別是新結成的，帶著初期接觸熱情的友誼才能解釋這類無禮。無論如何，勃魯姆先生是既痛心又憤慨的。 5月23日 娜塔莎和我都患了持續性流感，已經有好多天了。我們輪流躺在床上或者一起躺著。五月的天氣又冷又陰沉……五天前，我們接到來自巴黎的一個不幸的消息：一部出租汽車和讓娜乘坐的一輛電車相撞，結果她受了重傷，頭部有一條很深的傷口，還折了幾根肋骨，當場暈厥被送進了醫院。……廖瓦為了參加考試正在加緊複習功課，同時還得給謝瓦做飯。還是沒有謝廖沙的音訊。 5月25日 今天收到了廖瓦的來信。像往常一樣，信是用隱晦的筆調寫的。 “我愉快地通知您，董事會已一致決定，對所討論之事給予認可，這只是完成一件正式手續而已。在兩三天裡，我們將會拿到正式文件，並立刻寄給柯魯克簽字，屆時，柯魯克也就知悉這筆交易的全部細節了。 順致敬意！ 列……” ［這是貼在日記裡的一封信，字體很像是托洛斯基的。］ 這就是說，挪威政府已經同意給我簽證了，因此我們應該做好動身的準備。“柯魯克”是指我“老是在慶祝喬遷之喜的一夥”，是阿拉木圖的一位老公人常說的話。 5月26日 我的健康狀況迫使我只好看看小說。我偶然第一次看了埃德加·華萊士寫的書。就我所知，他是英美最受歡迎的作家之一。可是很難設想還有什麼書比這更低劣、更無聊、更粗製濫造了。作者沒有絲毫的感性知識和創作才能，或者說沒有想像力。那些驚險情節完全是七拼八湊的東西，就像是警察局裡一大堆檔案材料那樣，毫無藝術價值。此書從頭到尾沒有一處引起我激動和興趣，甚至是好奇。當你讀這本書時，你就會覺得似乎是，由於無事可做，你就用手指去敲打一塊斑斑點點的玻璃窗那樣無聊。 單憑這本書，你就可以判斷這樣一個開明的英國（當然還不僅僅是英國）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有教養的野蠻人的國土了。正是那千百萬英國男女公民在貪婪地、興奮地凝視著為慶賀英王夫婦結婚五十周年而舉行隆重儀式，簡直到了入迷的程度，也正是他們這些人在如飢似渴地閱讀著華萊士的作品。 由於遭到接二連三的折磨，日子似乎過得很慢。三天前，我們接到兒子的信：謝廖沙被捕了，他進了監獄，這再也不是猜測了，事情幾乎是確鑿的；我們同莫斯科有直接的聯繫……顯然，他是在我們通信中斷前後，即在12月底或1月初被捕的。從那時起，到現在已將近半年了……可憐的孩子……我那可憐的娜塔莎…… 6月1日 ［下面是托洛斯基夫人寫的一封信的原稿，寫在從日記簿上撕下來的紙頁上，上面有不少改動和補充，有幾處看來是托洛斯基的手筆。］ 娜·伊·托洛茨卡婭關於他兒子的一封信 最近，在我們同志中間相當廣泛地流傳著這樣的傳聞：這一次，斯大林選中我們的次子謝爾蓋（即謝廖沙─譯者注）作為他實施報復的工具。朋友們一直在向我們詢問：是否真有此事？是的，確有此事。謝廖沙是今年年初被捕的。起先我們還希望這次逮捕是偶然的事情，過幾天他們就會釋放我的兒子；可是，現在已十分清楚，那些逮捕他的人有著更為嚴重的企圖。由於許多同志對我們家庭所蒙受的又一次打擊深為關切，因此在這封打算廣為流傳的信裡敘述一下有關的情況也許是有益的。 謝廖沙生於1909年，十月革命時才八歲，他是在克里姆林宮長大的。在一些家庭裡，大人忙於搞政治，孩子卻往往迴避政治，我們家也是如此。謝廖沙對於政治問題從不過問，甚至連共青團也沒加入。在學校讀書時，他非常喜歡體育和雜技，因而成了一名很棒的體操運動員。在大學裡，他專心於數學和力學；後被工學院聘為工程學教員。近幾年來，他埋首從事教學，最近又發表了他與兩位同事合寫的一部專著《自動牽引式輕型發電機原理》，該書由自動拖拉機科研所出版，受到了著名專家們的好評。 我們被驅逐出國時，謝廖沙還在學校讀書。當局允許家屬自行選擇，是隨同我們一起出國呢，還是留在蘇聯。謝廖沙捨不得拋棄她日夜鑽研的學業，因此決定留在莫斯科。他的物質生活是非常艱苦的，但是跟享受不到特權的絕大多數蘇聯青年的生活條件相比並無不同。蘇聯報刊不斷傳播對托洛斯基及其追隨者的無恥毀謗當然會引起謝廖沙精神上的痛苦。但這只是我的一種推測。我跟兒子的通信內容只限於日常瑣事，決不涉及政治問題和我們家庭的特殊事情（我必須說明，即使是這樣的信件，也難得通上幾回）。流亡國外的這幾年裡，托洛斯基為了不讓當局抓住什麼把柄進行迫害和折磨，所以一次也沒有跟兒子通信。事實上，在我們僑居國外的六年裡，謝廖沙一直在緊張地從事科研和教學工作，並未受到當局的阻撓。 自從基洛夫遇刺以及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受到聲名狼藉的審判以來，情況就發生了變化。通信完全中斷。謝廖沙被捕。我日復一日地等待著通信的重新恢復。但是謝廖沙入獄以來，差不多有半年過去了。這就迫使我想到，這些逮捕他的人一定懷有特殊的意圖。 能否設想，最近的事態發展促使我們的兒子參與了反對派的活動呢？如果真是這樣，我倒為他高興，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他就非常容易地忍受這種打擊了。但是這種假定必然會被事實徹底推翻。種種消息告訴我們，近年來，謝廖沙仍像以往一樣對政治不聞不問。就我個人來說，我不需要什麼證據，因為我深知他的心理和志趣。蘇聯當局，從斯大林起，也都非常了解這一點。我重說一遍，謝廖沙確實是在克里姆林宮長大的，斯大林的兒子是我家的常客；後來謝廖沙從作學生起直到擔任青年教授，一直受到格勃烏和大學當局的雙倍注意。他的被捕不是因為他參加了什麼反對派的活動（事實上不存在這種活動，而且由於種種情況也不可能存在這種活動），而純粹是由於他是托洛斯基的兒子，是為了實行血腥的報復。這是唯一可能的解釋。 我們的朋友都記得，格勃烏曾企圖把托洛斯基的名字拉進謀害基洛夫案件中去。說什麼拉脫維亞領事在出錢支持恐怖行動的同時，還表示願意為恐怖份子向托洛斯基傳遞信件。但是有關這一計畫的所有辯論卻中途停止，這就損害了審判組織 者的聲譽。正因為這樣，審判結束後，我們在家裡就不止一次地說過：“他們決不肯就此罷休，為了挽回這次跟領事做的交易中的失敗，他們一定會挑起新的事端。”托洛斯基在《俄國反對派通報》中發表的文章裡也表達了這種想法。我們唯一不知道的是格勃烏這次將選擇什麼手法。而現在，事情已經完全清楚，斯大林逮捕與此案全然無關的謝爾蓋，讓他坐幾個月的牢房，顯然是為了再次“把水攪混”。為此他需要從謝爾蓋那裏弄到一些證據，至少也要使他同自己的父親“脫離關係”。我不想說，斯大林為了獲取他所需要的證詞將會採取什麼手段。我沒有這方面的情報，但這種事情是不言而喻的…… 要驗證信裡所說的事情十分簡單，只需邀請一些德高望重的權威人士（不用說，他們都是公認的對蘇聯持友好態度的人士）組成一個國際委員會，其責任是查清同基洛夫被刺有關的一切鎮壓行動，並附帶對我們的兒子謝爾蓋的問題作出必要的說明。在這個建議中，沒有任何不可接受的特殊的東西。1922年在審理社會革命黨企圖謀刺列寧和托洛斯基的案件時，在列寧和托洛斯基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曾經表示讓王德威爾得、庫爾特·羅森費爾德和其他反對蘇維埃政府的人作為被告的辯護人參與審判。這樣做正是為了消除國際無產階級思想上對審判的誠實和公正的任何懷疑。那麼羅曼·羅蘭、夏爾·季特［原文如此］、蕭伯納以及蘇聯的其他朋友難道不能發起倡議組成一個得到蘇聯政府認可的調查委員會嗎？蘇聯官僚當局不能無視世界工人階級的輿論，就工人國家的利害關係而言，通過對它的活動進行認真審查，他們只會得到好處。我個人可以向這樣一個享有權威的委員會提供關於我兒子的一切必要的情報和證件。我的這封信同時也是向各國勞工組織和蘇聯的國際友人，向那些有心充當蘇聯官僚辯護士的人們，當然也是向十月革命的那些正直並有主見的朋友所發的一個直接的呼籲。如果說，我是在長時間的猶豫以後才公開提出謝爾蓋的問題，那並不僅僅是因為他是我的兒子，這一理由對一個母親來說是足足有餘的，但是對發起一場政治訴訟來說還是不夠的。然而謝爾蓋的案子是當局有意識地、無恥地濫用權力的一個非常明顯的、毋庸置疑的實例，也是一個非常容易查清的案子。官僚集團正在迫害一個公認是忠實的、無辜的、有技術專長的蘇維埃工作人員──僅僅是為了滿足這種卑鄙的報復本能，提不出任何正當的政治理由，因為非常明顯的是，對兒子人身迫害絲毫不能影響父親的政治活動，而謝廖沙同這種活動是毫不相干的。這就是我認為兒子的案件值得引起公眾注意的理由。總而言之，誰想採取行動，就應該立即行動起來，要是對這件事不管不問、聽之任之，那麼斯大林的報復行動很快就會成為無可挽回的事實。 娜·伊·托洛茨卡婭 1935年6月1日 6月6日 這是一次曠日持久的政府危機。恰如一度在義大利，後來在德國發生的那樣，議會在緊急關頭癱瘓了。這次癱瘓的直接原因是激進黨人的發難。正因為如此，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都在拼命拉攏激進黨人……我們這一派的力量在不斷增長。第四國際的口號現在成了最時新的口號。但是真正深刻的轉變還沒有到來呢…… 6月8日 Ｓ.Ｌ.克里亞奇科，一位老俄僑的女兒（其父親死於戰前）在從倫敦去維也納的途中順便來探望我們。她母親也是我們的老朋友，最近到過莫斯科，顯然是想打聽謝廖沙的下落，她是從謝廖沙小時候居住維也納時就認識他的。結果，她不得不匆匆忙忙離開莫斯科。她沒有打聽到多少情況…… 愛丁堡大學的一批代表“各種政見”的學生來信告訴我，要把我作為校長候選人。這個校長職務純粹是一種“名譽”職位──每三年選一次，當選者要發表演講，履行一些象徵性的職責。在前任校長的名單中有：格萊斯頓、史末資、南森、馬可尼……等等。看來也只有在英國，現在也許只有在蘇格蘭才會有人提出這種出格的主張，竟然把我作為大學校長的候選人。對此，我當然婉言謝絕了。 ［附件：這是一封信的底稿，其中有許多修改和補充］ 你們提名我作為愛丁堡大學的校長候選人，我對於這種意想不到的、令人高興的建議表示十分感謝。這個提議所表現出的那種不拘泥於國籍的精神給愛丁堡大學生帶來了崇高的榮譽。我更要感謝你們對我的信任，因為，用你們自己的話來說，你們並沒有被英國政府拒絕給我簽證的行動所嚇倒。但是我不認為自己有權接受你們的提名。正如你們所說，校長的選舉是在非政治的基礎上進行的，所以具有各種不同政治觀點的代表都在信上簽了名。但是我本人已經擔任了一個非常明確的政治職務，從我青年時代起，我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貢獻給無產階級擺脫資本壓迫的革命解放事業。我沒有權利再去擔任別的重要職位。如果我已非布爾什維克的身份出現在公眾場合，我認為那是對工人階級的背叛，也是對你們的不忠。我相信你們一定能夠物色到更適合貴校傳統的人選。 我衷心祝願你們的事業成功，並永遠銘記你們的盛情。 我們家從外表看一切照舊，但實際上一切都發生了變化。每當想起謝廖沙，我就覺得心如刀割，可是娜塔莎則不願去“想”他，而是把巨大的悲痛埋在心底。“他很信賴我們……”幾天前她對我說（現在她的聲音還在我心中迴盪），“他曾想過，我們把他留在那裏，也是出於不得已。”可是結果他卻成了我們的犧牲品。事實就是如此…… 此外，我現在的健康情況每況愈下，這就更害苦了娜塔莎。事情接二連三地發生。此外，她還不得不料理大量的家務。我天天感到吃驚，她怎麼會有這樣專一的精力和這樣大的忍耐？ 我們在維也納的摯友Ｓ.Ｌ.克里亞奇科對娜塔莎有很高的評價。有一次她說，在她聽到的聲音中只有一個人的聲音像娜塔莎，那就是埃列諾拉·杜絲（在Ｓ.Ｌ.看來，杜絲是女子品格的最高體現）。但是杜絲是個悲劇演員，而娜塔莎對她的“舞台生涯”一無所知。娜塔莎不會“演戲”，不會“扮演角色”，不會“模仿”。可是她能最大限度地體驗每一件事，並且能像演員似地表達自己的體驗。這種藝術才能的秘訣，在於她具有深沉、自然和完美的性格。 有一天談到我們所受的打擊時，我曾對娜塔莎談到過阿瓦庫姆神甫的生平。這位叛逆的教士和他的忠實伴侶曾一度來到西伯利亞荒原。他們的雙腳常常埋在雪地裡，那個走得筋疲力竭的可憐的女人又常常墮入雪坑。阿瓦庫姆寫道： “我上去把她扶起，於是這個可憐的人兒開始責備起我來：‘神甫啊，這種苦頭，我們還得受多久呢？’於是我說：‘馬爾柯芙娜，這樣的痛苦一直要受到我們死為止。’她嘆了一口氣說：‘那麼好吧，彼得羅維奇，我們就這樣活下去吧。’” 我只說一件，娜塔莎可從來沒有“責備”過我，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刻也是如此；現在是我們生平最悲痛的日子，而周圍的敵人又都在暗算我們，她也沒有對我進行責備。 6月9日 范昨天到達這裡，並帶來消息說，挪威工黨政府已經批准發給簽證了。我們本想明天就動身，但是我估計在兩天內還拿不到去比利時的過境簽證，去比利時是因為開往挪威的輪船是從比利時的安特衛普港啟航的。但不管怎樣，我們還是一面等待簽證，一面準備行李。真是難以想像的忙亂，一時各種麻煩都發生了：每天來我家幫助娜塔莎做三小時家務的一位農村姑娘偏巧到鄉下作客去了。娜塔莎又要做飯，又要整理行裝，又要幫我收集書稿，同時還要照料我。不過，這至少使她分散了對謝廖沙的思念和對未來的憂慮。再加上我們突然發現自己已陷入兩手空空的境地。我為黨的工作花了大量時間，而最近兩個月來，我又一直在生病，不能很好地工作。我們將身無分文地來到挪威……但這畢竟還不是我們最擔心的事情。 記一點瑣事。動身前我得理個髮，這在我是一件相當麻煩的事情：我要跟范一起到格勒諾布爾市去（自上次去過到現在已有兩三個月了）。法國的理髮師都是非常健談、親切和機靈的“費加羅”！我的頭髮很長，我要理髮師給我剪個短髮。我的那位“費加羅”認為，剪得太短會有損我的風度，但還是照我的要求做了。他顯然不太高興，說了一聲“Bon”（好吧）。頭髮理好後，他一本正經地說：“您現在跟剛才來的時候可就大不一樣了；原先看上去您像個皮卡特教授（比利時人），現在我可就不能那麼說了……”我又要他給我刮刮鬍子。“Raser？（刮掉嗎？）”他吃驚地問我：“Tout fait？（全部刮掉？）”語音中顯然包含著懷疑，他已經看出我是想掩飾自己的真容（順便說一下，他的判斷也比較接近事實），我為了讓他放心，對他說：“arranger egaliser, non pas rases”（“不是要全部刮掉，只要給我修得整齊一些就行”）。於是他又喋喋不休地說起來了：“可是，您大概不喜歡剪得像卓別林那樣短吧，當然不會。順便說說，自從《城市之光》放映以來，人們就不大聽說卓別林的情況了……”諸如此類地說了半天。最後我回答他的問話說，現在一切都感到滿意，於是他也不免稱讚我幾句，不過多少帶一點諷刺的味道：“Comme client vous netes pas difficile”（“您作為一個顧客來說是不難對付的”）。有點道理。 （第二本日記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