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法国往何处去？》（1934-1939）

致一位法国朋友

（1939年2月14日）



亲爱的朋友：
　　你1月24日的来信给我提供了关于工农社会党内部形势的重要信息，所以我得尽快给你回信。马索·皮维尔在同你谈话时，提出了一些意见，我认为必须从这些意见开始写起。
　　他声称，他对于法国的总形势的看法，与我“完全一致”。我当然会对这一表态致以热烈的欢迎。尽管如此，这还是不够充分。为了有可能进一步合作，仅有一致的看法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一致的实际结论，至少在最基本的问题上，双方必须要有一致的实际结论。关于1936年6月那段时期，皮维尔曾写过：“如今一切皆有可能。”这是一个很棒的公式。它的意思是说，有了这样的无产阶级，我们就能走到底；也就是说，向着夺取政权径直前进。就在那几天里，也可能是稍晚的几天里，我写过这样的话：“法国革命开始了。”所以说，我们跟马索·皮维尔拥有共同的前提。可是，正因为如此，我才弄不明白：马索·皮维尔为什么还会信任布鲁姆呢？虽然他对布鲁姆的信任是有条件的和有限的——应该说是半信半疑——要知道，布鲁姆可是资产阶级秩序的笨拙卫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徒，他会带给无产阶级的只有失败与耻辱，这一点早已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可是我们不能回到过去。还是谈谈现在的形势吧。在我看来，关于共济会的问题，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与征兆意义。法国目前正在经历深刻的革命危机，这个危机时期以最尖锐的形式，向无产阶级提出了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问题，在这种时期，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和正式的“社会主义”的叛卖成性的领袖，总是会在关键事件中背叛工人，同这些领袖断绝一切政治上的和道义上的关系，是革命领袖的一项基本而又迫切的任务。
　　达拉迪耶究竟是不是共济会员，我并不清楚；但肖彤和好几个内阁阁员确实都是共济会员。我问自己：人民阵线的政策，就是要让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服从于资产阶级激进派，那么，一个人怎么可能一边认真地反对这种可耻的政策，另一边却又继续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领袖结成“道义”上的联盟呢？要知道，这些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领袖一边干着鸡鸣狗盗的勾当，另一边却在扮演着以复兴人类“道德”为己任的共济会员。在面对着如此明显的矛盾时，每个工人都有权说：“这些社会党人根本不相信社会主义革命，否则，他们为什么要一边自称在准备革命，另一边却在继续跟那个阶级的领袖称兄道弟呢?革命要对付的正是那个阶级！”
　　我曾在伊泽尔省住过一阵子，由于某些幸运或不幸的境遇（我真不知道这该算是幸运还是不幸），我当时曾有机会亲眼目睹共济会的一小部分活动。我当时的房东是一个共济会员，他的大部分宾客也都是共济会员。我的青年朋友当中，有一个人刚在不久前脱离了共济会。所以，我不仅根据无可争辩的普遍看法，而且还根据自己对共济会在法国外省的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亲身观察，得出了自己的观点。
　　共济会的上层由激进党人或“社会党人”、律师、议员、投机分子和玩世不恭之徒组成，这些人只把共济会地方分会当作一种选举工具。在格勒诺布尔分会里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人；相反，工厂的低级管理人员却占有重要的地位。我认识一个工头，关于另外一个工头，我还写过一些有意思的记录。这些工头主要关心的是摆脱工人，参加“高雅社团”，倾听“有学问的人”的教诲。他们虔诚地尊敬那些用“人道主义”和“和平主义”的陈腔滥调来教育他们的律师和教授。当地分会的干部在格勒诺布尔当地政治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他们借助共济会的仪式，让小资产阶级信徒和一部分半无产阶级贵族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这些绅士当中有一些人，自己并没有参加共济会，而是在幕后操纵共济会的活动。因此，共济会集中了一切寄生性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让现在的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如此面目可憎。一个人怎么可能一面同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国际断绝关系，另一面却在同共济会——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国际的最糟糕的讽刺画——纠缠不清呢？
　　革命需要全身心的付出。有些革命者不是通过革命工人政党来满足自己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需求，却想在这个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社团中找到某种“更好的”和“更上档次的”东西，这种革命者是非常不可靠的。他们究竟想要什么呢？还是让他们自己去向工人解释吧！……在法国正在经历的这个时期，最困难而又最重要的，是彻底摆脱资产阶级舆论的影响，在思想上彻底同这种舆论断绝关系，不要害怕资产阶级舆论的怒骂、谎言与诽谤，而且还要同样鄙弃资产阶级舆论的恭维与谄媚。一个人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保证必要的行动自由，才能拥有及时倾听群众的革命呼声、并率领群众发动决定性的进攻的本领。可是，共济会本质上是一个排放革命压力的安全阀。在共济会的地方分会里，只有极小一部分是真诚的理想主义者，而这些人的存在只会增加共济会的危险性。
　　因此，我不得不认为：马索·皮维尔并没有从革命的前提中得出必要的结论。而在革命时期，这是最最危险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正是因为不能得出必要的实际结论，才会撞得头破血流。不幸的是，看来马索·皮维尔到现在还在自满于对现状作出激进的分析，可是，面对着由这些分析而产生的革命任务，他却又犹豫不决了。
　　马索·皮维尔对一些刚刚参加工农社会党的国际主义工人党党员发出了控诉和指责，联系到我上面讲过的内容，我得怀着最大的担忧关注这件事情。在皮维尔的发言中，他指责这些人鲁莽地进行了“粗暴的攻击”，使用了“不当的语气”，十分“尖酸刻薄”，等等，等等。我身在千里之外，对这些孤立的事件，我既不了解，也无法从这里了解，所以无法对它们进行分析。我承认，在某些个例中，有些人的行为可能不够得体。可是，这在革命者眼中，难道会具有什么严肃的政治意义吗？自从工人运动诞生以来，左翼的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就一直遭受着使用不当的语气、过分刻薄、或举止不够得体的指责。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社会党人并没有同资产阶级舆论的偏见彻底断绝关系，而且还觉得他们自己处于一种暧昧模糊的情形之中，所以他们根本不欢迎任何批评意见。这是一种心理规律。另一方面，在同主流政党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候，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关键形势中，那些受着绝不妥协的革命思想影响的人，在同那些犹豫、观望、逃避和浪费时间的中派分子打交道时，往往会缺乏耐心、过分固执和容易发火。这两种人之间的争论，贯穿于整个革命运动的历史。
　　一边要求党内民主，一边又埋怨别人的“语气”，这在我看来是很难让人信服的。民主要受到集中制的制约，也就是说，民主必须服从于统一行动的需要。但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既然我们有了民主，所以你们就不要无所顾忌地信口开河或冒犯我们。在听到有人用十分恭顺、妥协、乞求的语气同列昂·布鲁姆讲话的时候，革命者同样会觉得不高兴。在这两种情况中，语气都是与政治内容密不可分的。所以必须讨论的是内容。
　　如果某些前国际主义工人党党员违反了纪律，那么，我不仅能够理解对他的指责，也能理解把他开除出党的决定。每个组织都有权维持自己的纪律。但我听说甲或乙在捍卫自己观点时，态度粗鲁无礼，逼得两位“非常重要”的同志退了党；对这种指控，我就完全不能理解了。如果革命者仅仅因为有人尖锐地批评了他的主张，便离开自己的党，那这种革命者还有什么用？在革命时期，把党当作沙龙、交友俱乐部或共济会地方分会的小资产阶级同情者，是毫无用处的。如果他们连尖锐的批评都受不了，那只能证明他们的心虚：这种人只是在给临阵脱逃找借口。
　　愿意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的革命者并不会危害工农社会党，哪怕他的话说得很刺耳。会危害到工农社会党的，是那些无原则的阴谋家，他们知道如何掩饰自己的真面目，他们会用任何思想来装扮自己，他们今天会保卫某种东西，明天又会保卫另一种东西；他们就是雷蒙·莫利尼耶[1]那样的冒险家，总是想靠阴谋诡计而不是靠思想斗争来获得影响力。会危害到工农社会党的，还有唯我独尊而又一事无成的宗派主义者，比如比利时的费雷肯[2]，他们之所以需要党，只是为了找来一帮听众，倾听自己的长篇大论。第四国际的优越性就在于：它一直在系统地把这些人清除出自己的队伍。希望工农社会党也能够做到这一点。
　　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问题，我这里不打算再讲了：任何一个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人，都会认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批判。我们的批判得到了一系列事件的证明。至于独立工党，还是干脆不要提它为好：跟麦克斯顿[3]之流相比，就连已故的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4]都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而我们还是要向列宁而不是马尔托夫学习。难道不是这样吗，马索·皮维尔？
　　工农社会党是在一个责任重大而又至关重要的时刻，转向了左边，从一个机会主义政党中分裂出来的。据我所知，工农社会党的党员大多数是无产者。这两个事实是非常宝贵的征兆，它们预示着工农社会党可能走上革命的发展道路。为了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工农社会党必须进行一个阶段的最勇敢、最激烈的讨论，绝不能因为任何外部因素或次要因素而阻止这种讨论。问题不在于批评的语气，而在于内容。个人的面子轻于鸿毛，而法国无产阶级的命运重于泰山。只要再过几个月，甚至只需要几个星期，就能看出工农社会党到底能不能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也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道路：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一致的。

致以最美好的问候
列·托


本文发表于1939年5月的《新国际》杂志，第5卷，第5期，第136—138页，题为《致阿尔弗雷德·罗斯默[5]》。



[1] 雷蒙·莫利尼耶（Raymond Molinier，1904—1994），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早期领导人之一。1924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法国共产党。1929年创办《真理报》，1930年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Ligue communiste）。1934年执行“打入主义”政策，率领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35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将托派分子开除后，莫利尼耶率领一部分托派在1936年成立了国际主义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iste）。二战爆发后流亡英国和巴西。——中译者注

[2] 若尔日·费雷肯（Geroges Vereeken，1896—1978），生于根特（Ghent），曾当过出租车司机。1922年参加比利时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de Belgique，PCB），192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8年开始参加左翼反对派。1935年因反对“打入主义”政策，拒绝打入比利时工人党而脱离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参加了革命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Révolutionnaire，PSR），1937年至1938年任革命社会党书记。二战期间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4年7月被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逮捕。二战结束时获释。二战后继续活跃于非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3] 詹姆斯·麦克斯顿（James Maxton，1885年6月22日——1946年7月23日），生于格拉斯哥。1904年参加独立工党。一战期间反对战争，1916年被捕，被监禁一年。1918年当选为工党全国委员会委员。1922年当选为下议院议员。1926年至1931年、1934年至1939年两次出任独立工党主席。——中译者注

[4]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蔡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间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中译者注

[5] 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 Rosmer，1877年8月23日——1964年5月6日），本名阿尔弗雷德·格里奥（Alfred Griot），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4年因反对斯大林而被开除出党，后接近托洛茨基，虽未参加第四国际，但为国际托派运动做过不少工作，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就是在他家里召开的。——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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