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的间歇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法国往何处去？》（1934-1939）

法国革命的间歇期

（1936年7月9日）

　　我们必须重申：对于法国和比利时的六月事件的意义，严肃的资产阶级报纸——比如巴黎的《时报》和伦敦的《泰晤士报》——要比人民阵线的报纸，看得更准确、更透彻。当社会党与共产党的机关报跟在布鲁姆后面，大谈“法国已经开始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保守派报纸坚持认为：法国革命已经开始了，在接下来的阶段里，它一定会采取暴力的形式。如果有人以为，这种预测只是为了、或主要是为了吓唬有产者的话，那他就错了。大资本的代表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地观察社会斗争。与之相反，小资产阶级政客更容易把自己的愿望当成现实。“改革家”先生们站在两个主要阶级——金融资本与无产阶级——之间，建议敌对双方接受一条中间路线，这条中间路线是由人民阵线的总参谋部精心制定的，而“改革家们”对这条路线各有各的解释。然而他们很快就会相信：在政府工作中调和阶级矛盾，要比在社论里调和阶级矛盾难得多，而在社会危机已经白热化的时候就更是难上加难。
　　有人在议会里对布鲁姆提出了讽刺性的指责：他同“二百豪门”的代表就罢工工人的要求进行了谈判。总理机智地回答道：“我还能跟谁谈判呢？”其实，就算要同资产阶级谈判，也应该同真正的主子谈判，也就是那些能够自己做主、并向别人发号施令的那些人。但在那种情况下，大喊大叫地向他们宣战是没有意义的！只要是在资产阶级体制、法律和机制的框架内，“二百豪门”中任何一家都要比布鲁姆政府强大得多。金融巨头是法国资产阶级制度的王者，而布鲁姆政府虽然在选举中大获成功，其实它只是在两大阵营短暂休战期间，暂时“加冕为王”而已。
　　目前已是七月上旬，若是以为一切多少已经恢复如常，未免有失肤浅。事实上，在无产阶级的深处和统治阶级的顶层，几乎都在不由自主地为新的冲突进行准备。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尽管资本家和各个工人组织的领袖已经在六月达成协议，准备进行一些实际上微不足道的改良，但是，正在衰朽的整个资本主义根本无力进行这样的改良。在危机已经白热化的时候，金融寡头尚能游刃有余，它们当然可以容忍四十小时工作周、带薪休假之类的东西；然而金融资本是靠几十万中小企业家支撑的，履行同布鲁姆达成的协议所需的成本，又被金融资本转嫁到了这些中小企业家头上，所以，这些中小企业家要么乖乖等死，要么就得把社会改良的成本，转嫁到作为消费者的工人和农民头上。
　　当然，布鲁姆曾多次向众议院和报纸详细介绍过他那个富有诱惑力的前景：经济全面好转，进入快速扩张周期，总生产成本就会大大下降，用于劳动力的开支就会得到增加，而又不会造成日用消费品的涨价。其实，混合了上述各种现象的经济过程，以前是经常能见到的。它们是整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标志。唯一的问题在于：布鲁姆企图把已经一去不复返的东西，在未来重现出来。患上这种精神病症的政客，会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甚至是共产主义者。可是他们只盯着身后，而不会看向前方，所以他们只会阻碍进步。
　　法国资本主义以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均衡”而著称，它比意大利和德国更晚进入衰朽阶段，但它同样无力阻止自己进入这个阶段。这句话不是对某个革命宣言的摘抄，而是在指出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法国的生产力已经达到了极限，它必须打破私有制的束缚，突破这一阶段的限制，才能继续发展下去。以资本主义体制为基础的政府干预，只能帮助转移由于资本主义的衰朽而造成的无利可图的开支，将这种开支从一个阶级转嫁到另外一个阶级头上。应该转嫁到哪个阶级头上呢？当这位社会党籍的总理必须就“更公正地”分配国民收入进行谈判时，如果他不跟“二百豪门”的代表谈判，那他就会一无所获——这我们已经懂得了。金融巨头掌握着工业、信贷与商业的一切基本工具，他们把协议的成本转嫁到了“中间阶级”头上，这样一来，“中间阶级”就不得不同工人斗争。这就是局势的关键所在。
　　制造商和贸易商把他们的账本拿给部长们看，然后说：“我们做不到。”政府想起了旧课本上教的政治经济学，就回答他们说：“必须削减生产成本。”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技术进步会导致失业增加，最终还是会加剧危机。工人们则在抗议刚刚出现的物价上涨，这会让他们的战果化为泡影。政府向各级官员下令，要求他们同高昂的生活成本作斗争。但是，经验丰富的官员们很明白：让一家机会主义报纸降低嗓门，要比降低肉价容易得多。物价的下跌依然遥遥无期。
　　小制造商、小商人和农民期盼人民阵线能够立即拯救他们，在这一点上，他们比工人更直接、更天真；他们将会对人民阵线越来越幻灭。人民阵线的根本政治矛盾在于：旧的社会制度已经走入了历史的绝路，可是满脑子中庸之道的政客却由于害怕“吓跑”中间阶级，不敢突破旧制度的桎梏。
　　与此同时，所谓的中间阶级——当然不包括它的顶层，而是它较低的阶层——感到日益陷入绝境，它根本不害怕作出鲁莽的决定，相反，它要让自己挣脱束缚。执政的学究们反复叫嚷：“别指望我们能创造奇迹！”可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果没有“奇迹”，不做出勇敢的决定，不彻底颠覆财产关系——不把银行系统、工业和外贸的基础部门都集中到国家手中——城乡小资产阶级就不可能得救。人民阵线是以“中间阶级”的名义公开成立的，如果“中间阶级”从左派身上找不到革命的勇气，他们就会把目光转向右派。陷入狂热状态的小资产阶级一定会在左右两边跳来跳去。同时，大资本家正在沉着地观察这种转变，准备将其变为法西斯主义的开端。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配有汽车和飞机的、由资产阶级的乖儿子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更是法国的一种真正的群众运动。
　　工人在六月向统治阶级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但他们没有进行到底。他们展现了自己的革命力量，但也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他们没有纲领和领导层。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支柱，以及它所有的无药可救的溃疡都原封未动。在目前这个时期，必须做好准备，迎击各种反击：对左派鼓动员的镇压、毒性与日俱增的右派鼓动、抬高物价的尝试、发动制造商进行大规模闭厂等。在这次罢工之前，法国各家工会总共只有大约一百万会员，而现在已经有了五百万。会员人数出现了空前的巨大增长，这显示出了劳动群众振奋不已的情绪。不经过一番苦战，就想把他们赢得的战果的成本，又转嫁回他们头上？他们是绝不会答应的。政府部长和正式的领袖都在马不停蹄地恳求工人：保持冷静，政府正在想办法解决问题，别给政府添麻烦。但是，这个政府根本就不具备解决任何问题的能力；六月妥协是通过罢工而不是通过耐心等待而赢得的；在资本日渐猖狂的反击面前，政府日益暴露出它的破产；由于这些原因，这些干巴巴的说教很快就会失去力量。目前的形势，是由六月胜利而产生的；确切地说，是由六月胜利的半虚幻性而产生的；这种形势的逻辑，将迫使工人接受挑战，准备再次斗争。政府被这种前景吓坏了，它倒向了右边。在激进党盟友的直接压力下——归根结底，是在“二百豪门”的要求下——社会党籍的内务部长在参议院宣布：不再容忍罢工工人占领工厂、商店和农场。这种警告当然无法阻止斗争，反而会让斗争更加坚决、更加尖锐。
　　我们从事实而不是从愿望出发，作出了完全客观的分析，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双方都在为新的社会冲突做准备，它的爆发几乎是完全无法避免的。即使是现在，也不难对这次冲突的性质作出大致的判断。在历史上所有的革命时期，都会有两个紧密相连的阶段依次出现：首先，群众的“自发”运动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并迫使敌人作出重大让步，至少是承诺会作出重大让步；然后统治阶级感到自己的根基受到了威胁，便准备报复。取得了部分胜利的群众表现出了焦躁的情绪。传统的左派领袖跟敌人一样，对这个运动措手不及，他们企图用折衷的演说来挽救局势，结果失去了影响力。在几乎没有领导、没有明确的纲领、没有充分认识自己面临的困难的情况下，群众投入了新的斗争。这种斗争是由群众的初步的部分胜利而引发的，它往往会导致群众的失败——或部分失败。在革命史上几乎没有例外。但是，失败和失败是不一样的（而且区别并不小），在某些时候，失败不一定是溃败：比方说，1848年6月起义的失败，结束了法国革命；但在其它情况下，部分失败却变成了通往胜利的一个台阶：比方说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在1917年7月事件中的失败，就属于这种情况。布尔什维克不仅能够正确地分析形势，不受任何幻想和虚饰的影响，而且还能在最艰苦的时期，在遭受失败、牺牲与迫害的时候，同群众保持联系，所以七月失败反倒加快了布尔什维克的发展。
　　保守派报纸确实对形势作出了严肃的分析。金融资本和它掌握的政治机构与军事机构，正在无情地为复仇做准备。人民阵线的上层陷入了混乱与内斗。左派报纸上充斥着道德说教。领袖们满嘴空话。部长们争相向股票交易所证明自己是成熟的政治家。这一切都表明：无产阶级即将被卷入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它不但会像六月时一样，得不到自己的传统组织的领导，而且还得反对它们。但现在还没有一个新的、得到广泛承认的领导层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指望斗争能够迅速获胜。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得出这样的预测：这次斗争要么会变成第二次六月起义，要么就会变成第二个七月事件。换句话说：它要么会变成一场溃败，让法西斯反动势力获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巩固统治；要么就会变成战略上的深刻教训，让工人阶级成熟起来，改换自己的领导层，并为未来的胜利做好准备。法国无产阶级并不幼稚。它经历过许多开天辟地的斗争。当然，每一代新人都必须通过亲身体验来学习——但他们用不着从零开始，用不着从最基础的东西开始学起，而是像过去一样，通过速成课程来学习。这种伟大的传统已经与工人密不可分，它会促进道路的选择。在六月里，这个已经觉醒了的阶级涌现出了无数无名的领导人，他们凭借过人的革命机智，找到了斗争的方法与形式。群众的觉悟，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微小的、看不见的变化。这一切使我们得出结论：新的斗争必将来临，而且很可能不久就会发生，新一批领导人在斗争中不仅会忠于群众，而且还能在战斗中率领这支准备得不够充分的大军，使其避免溃败。
　　有人声称法国革命者企图加剧冲突，或“人为地”挑动冲突，这是不对的。只有最愚蠢的警察才会这么想。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把准确观察现实、以真名称呼实物当作自己的义务。结合第二阶段的前景，根据客观形势，作出及时的判断，就能帮助先进工人，使他们有所准备，并能在斗争中帮助群众，使他们看得更加清楚，想得更加明白。这就是严肃的政治领导层在目前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