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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 >> | |
“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给不太发达的国家所显示出的，只是后者自己未来的形象。”马克思这个断语，在方法论上说并非依据整体世界经济上面的，而是依据于某一取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上面。资本主义发展愈波及于一切国家，不问各国的以往命运及其现时经济水平如何——则上面那个断语便愈加不能应用。英国当时显示了法国的未来形态，但较少显示了德国的未来形态，而且绝未显示俄国或印度的未来形态。然而俄国孟什维克派拿绝对的意义去理解马克思那个相对性的断语而推论说：落后的俄国不应当走上前去，应当柔顺地模拟一些现成的形态。这种“马克思主义”，连自由派也赞成。
马克思另有一个同样流行的断语，即是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个断语，恰好相反，不是依据于某一单独国家上面的，而是依据于普遍的社会制度的更替变化上面（奴隶社会，中古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可是孟什维克派以一个单独国家观点来看这个断语，而推论说：俄国资本主义还有很长道路可走，直至于走到欧洲或美洲水平。可是，生产力并非在真空内发展的！你不能谈论一国资本主义的潜力，而一方面忽视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又忽视它对国际条件的依赖性。俄国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推翻，是拜它与生俱来的种种矛盾所赐，这就一笔勾销了俄国资本主义的抽象经济潜力。俄国的经济结构及其阶级斗争性质，在一个有决定意义的程度上，受决定于国际条件。就世界范围说，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一种地步，再不能辩护——并非在商业意义上说，而是从社会学观点上说——其生产费用的合理性：关税，军备，危机，战争，外交会议及其他病象，吸收了和消耗了如此之多的创造精力，以致不管技术如何进步仍然没有余力去富裕生活和增进文化。
替世界制度罪恶负咎的第一个牺牲者，竟是一个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这事实，表面上似乎是离奇难解的，而其实完全合乎法则，马克思在他那时代对此已有所解释了。“猛烈的爆炸先发生于资产阶级肌体的四肢，然后才及于心脏，因为在心脏处进行调节的可能性，比边缘部位大。”在帝国主义的重大负担之下，那个国家要比别国先塌台的，它尚未积累起一大宗民族资本，而世界的竞争又不宽假于它。俄国资本主义的塌台乃是世界社会结构中一个地方性的崩溃。列宁说：“惟有从国际观点出发才能恰切判断我们的革命。”
归根结底说来，我们不是拿俄国的落后地位来解释十月革命的，而是拿配合发展的法则来解释。历史的辩证法不承认有什么纯粹而简单的落后性正如不承认有什么化学般纯粹的进步性一样。一切都在于具体的相互关系。当前人类历史充满了“离奇现象”，自然并非都像落后国家产生无产阶级专政一般的离奇，但仍属于同一类的历史性质。落后的中国，学生和工人拼命接受唯物论学说，而同时文明的英国工人领袖则相信教士的祈祷词含有魔力，——这个事实无疑证明了：在某些方面，中国超过了英国。但是中国工人之鄙视麦克唐纳的中古式的愚蠢，并不容许我们推论说：中国在其一般发展上超过了英国。恰好相反，英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之高于中国，是可以用正确数字表明出来的。但这些数字无论如何威风，却不能阻止中国工人能比英国工人早些走上政权。另一方面，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也绝非表示在万里长城界限以内建设社会主义之意。学究式的和迂腐片面的准则或太短视的民族准则不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俄国之得以脱离其落后地位和亚洲式蛮性的，乃是出于世界发展之故，若是把它的发展道路的错综复杂撇开不论，我们便不能了解它的往后命运了。
历次资产阶级革命既反对封建所有制关系，又反对地方割据的局面。解放的旗帜，除了自由主义以外还有民族主义。西方人好久以来就已穿破此类小孩子的鞋袜了。在我们的时代，生产力不仅超过了资产阶级的财产形式，而且超过了民族国家的限界。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同等地变成了世界经济的障碍物。无产阶级革命同等地反对生产机关之私有制和反对世界经济之民族的分割。东方人争取独立的斗争，插入于这个世界过程里面，为的以后同此过程混合为一。设立一个民族的社会主义社会，若是能实现的话，那就是表明人类的经济力是极端衰颓。但正为如此，这种社会才是不能实现的。国际主义并不是抽象原则，乃是经济事实的表现。正如自由主义是民族的一般，社会主义就是国际的。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要从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出发，使国际间的货物交换和互相服务得到最高限度的发展。
革命，无论何时何处都未曾完全符合于，也不能完全符合于，参加革命的人的设想。然而参加者的思想和目的，也是革命中很重要的因素。这话对十月革命说来尤其真切，因为自古以来革命者对于革命所设想的观念从未曾如1917年那般接近于事变实际的。
关于十月革命之研究将是不完全的，倘若没有以尽可能的历史准确性来回答这个问题：在事变正热之中，党如何设想革命往后的发展呢？党期待于革命的又是什么呢？逝去的岁月愈是被新的利益所蒙蔽，这个问题所具有的意义也就愈加伟大。政治总是在过去找寻根据点的，若是寻不到根据点，则往往伪造一个。苏维埃联盟现时的官方政治，从“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理论出发，视此理论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传统观点。青年的几辈人，不仅是共产国际属下的，多半而且是其他一切党派属下的，都是在此信念之中养育起来，即信为：苏维埃政权，是以在俄国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名，而争取来的。
历史的真实，与此神话毫无共同之点。直至1917年以前，党一般地未曾承认：无产阶级革命未实现于西方以前能先在俄国成功之思想。“四月会议”，在极端明显的客观局势胁迫之下，党才第一次确认了夺取政权的任务。这个确认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史上开启了一个新生篇幅，但与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前途毫无共同之点。恰好相反，布尔什维克派坚决拒绝排斥孟什维克派冤诬他们的那种漫画式的观念，即要在落后国家建立“农民社会主义”的观念。在布尔什维克派看来，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乃是通到西方革命去的一座桥梁。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被宣布为本质上是国际性的。
仅仅到了1924年，这个根本问题才发生一个转变。人们第一次宣布：不问其余人类的发展如何，在苏维埃联盟疆界之内是完全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只消苏维埃政权未被帝国主义者军事干涉所推翻就够了。这个新理论忽然有了追溯既往的效力。不肖门徒辈宣告说：如果1917年党不相信俄国能够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党便没有权利夺取政权。1926年，共产国际正式判决那些不承认一国社会主义论的人为有罪，同时扩张这个判决于过去时代，直至于1905年。
从此之后，有三类思想被认为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三类思想就是：第一，否任苏维埃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能无限期维持存在（军事干涉问题）；第二，否定能以本国疆界以内自己的力量来克服城市和农村的对立（落后经济问题和农民问题）；第三，否定能建立一个稳固的闭关自守的社会主义制度（世界分工问题）。根据新的学说：即使其他国家没有革命，亦能以“致使资产阶级中立”为手段来保障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合作应该认为已有保证了的；俄国对于世界经济之依赖，已因十月革命和苏维埃经济成功而消除了。若不承认这三点，便是“托洛茨基主义”，即是一种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不能相容的学说。
在这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恢复一种思想体系的本来面目。他必须把一个革命政党的真正观点和目的，从后来的政治垃圾堆里挖掘出来。尽管这些时期彼此相隔很短，这个任务却很像辨读在刮过的羊皮纸上重写的古书一般。而且如果说为了伪造神学，七、八世纪的僧侣毁坏了用羊皮纸和草纸写成的古典著作，那么不肖后辈的手法，也并不高明到哪儿去。
一般地说，我们在这本书中始终避免旁征博引。但是，现在这篇文章由于任务重大，不得不向读者提供很多原文，而且要大段大段地引用，以便消除认为它们是被人为地挑选过的那种成见。必须让布尔什维克主义能够以自己的语言说话：在斯大林官僚制之下，是没有这种可能的。
布尔什维克党，从成立时候起，就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党。但它不得不认为它的最切近的历史任务乃是推翻俄国专制政治和建立民主政制。革命的根本内容应是：以民主方法解决土地问题。于是社会主义革命便被移植于颇远的未来，总之被移植置于不确定的时间。人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须待西方无产阶级胜利之后才能实际列入于议事日程，——这是无可争论的事情。这种议论乃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在反对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之中所铸成的，而且收入于党的武装库里面。由此产生一种假设即以为：民主革命若在俄国达到了强大的发展，则能直接推动西方社会主义革命使西方革命又转过来容许俄国无产阶级以加速的步骤走上政权。即使万事如意，总的历史前途仍然没有改变，只是发展进程加速了和期限提前了。
1905年9月间，列宁正是以此精神写了如下的话：“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奇怪得很，斯大林竟利用上面征引的一段话来证明：党对于1917年事变的真实进程早已有了诊断。既然如此，列宁的“四月提纲”又为什么对于党的干部有如晴天霹雳一样呢？
事实上，照旧的观念说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须待土地问题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内有个解决之后，才能开展。但不幸的，就在于农民满足其土地要求之后，就不肯拥护一个新革命了。俄国工人阶级既然明显地在国内处于少数地位，不能以自己的力量去夺取政权，所以列宁完全合于论理地估计：西方无产阶级未曾胜利以前，在俄国谈不到什么无产阶级专政。
1905年列宁写道：“此次革命的完全胜利，将结束了民主革命，而开启那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坚决斗争。现时农民要求的满足，反动势力的完全瓦解，民主共和国的成立，——这一切将是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革命精神的终点，同时亦将是无产阶级真正为社会主义斗争的开端。……”这里所谓“小资产阶级”首先是指农民而言的。
那么，在此条件之下，“不断”革命的口号是从哪里来的呢？列宁回答此点道：俄国革命家，依据于欧洲好几代革命家之上，有权利“梦想”能够“前所未闻地完全实现我们的整个最低限度政纲。……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时革命之火就要燃烧整个欧洲。……欧洲工人也将起来，并将指示我们‘该怎么办’。那时欧洲的革命也将反响于俄国，于是几年长久的革命时代就将变为几十年长久的革命时代了。”俄国革命的独立内容，即使发展至最高程度，也还没有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限界的。惟有西方革命胜利，才能开启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时代。这个观念，在党内，原封不动地保存它的效力，直至于1917年4月。
如果撇开那些插曲性的议论，论战时的夸张和单个的错误不谈，则1905－1917年间关于不断革命问题的辩论，其根本论点并不在于俄国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能否建立一国社会主义社会（关于这点，一般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1924年以前，未曾有一个人说过话），而是在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还能否真正解决土地问题，或者要完成这个任务是否需要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在他的四月提纲里究竟修改了他早期观点的哪些部分呢？他一分钟未曾抛弃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学说，他也未曾抛弃落后的俄国须待西方立即援助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观念。但列宁这里，第一次公布：俄国无产阶级正是为了民族条件落后之故，能够比先进国家无产阶级更早走到政权。
二月革命既未能解决土地问题，也未能解决民族问题。俄国的农民和各被压迫民族在争取实现民主目标的斗争中，不能不支持十月革命。这仅仅因为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无力履行他们的西方前辈所已履行的历史使命，所以俄国无产阶级才能比西方无产阶级，更早些夺得政权。在1905年，布尔什维克主义等待民主任务完成之后才要去进行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在1917年，无产阶级专政则正是从民主任务未曾完成之事实发生出来的。
俄国革命之配合性并不限止于此。工人阶级之夺取政权自然而然地消除了所谓“最低限度政纲”和所谓“最高限度政纲”之间的分界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但唯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革命的民主改革必然要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改革，尽管欧洲工人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我们“该怎么办”。
东西方的革命浪潮在顺序上的变化，尽管对俄国和全世界的命运都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性，毕竟带有历史局限性。不论俄国革命向前跃进得多么远，它对于世界革命的依赖地位仍然是未曾消灭的，也未曾减轻的。民主改革生长为社会主义改革，其可能性立即由内部条件配合之中表现出来，首先由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之中表现出来。但是最后分析起来，社会主义转变的界限是受决定于世界范围的经济和政治状态的。一国的突进力无论如何强大，却不能跳出星球以外。
共产国际排斥“托洛茨基主义”时，特别猛烈攻击一种观点：——按这种观点说，俄国无产阶级拿到政权而未曾得到西方无产阶级赞助时候，“会和那些协助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冲突。……”即使承认托洛茨基在1905年——现在批评他的官方人士那时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是连想都不敢想的！——提出的这个诊断完全被历史经验所否定了，但仍有一件事实不能否认，即是：俄国所有马克思主义者，连列宁在内，都把农民看做不大靠得住的和有叛卖可能的同盟者。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真正传统，与那个工农利益先天和谐说毫无共同之点。恰好相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进行批判，在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民粹主义者的长期斗争中，一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1905年列宁写道：“俄国民主革命时代一旦过去了，那时来谈什么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意志统一’，就是很可笑的。……”“农民以土地私有者资格，在这个斗争（为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将起着带背叛性的不稳定作用，正如现时资产阶级在为民主的斗争中起的作用一般。忘记了这点，就是忘记了社会主义，就是在无产阶级真正的利益和任务上面欺骗自己和欺骗他人。”
1905年末，列宁在拟订关于革命进程中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提纲中，曾以如下的话形容地主财产权消灭之后的局势：“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开始进行保持民主主义成果的斗争。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我们的帮助，那末，这场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在这个阶段，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将组织反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和欧洲无产阶级将联合组织革命。在这些条件下，事业已经不是没有希望的，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取得第二次胜利。第二次胜利将是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欧洲的工人会告诉我们‘怎样干’，那时我们就与他们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差不多正在这几天，托洛茨基写道：“一个落后国家，居民中农民占压倒的多数，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内在矛盾，只能在国际范围内求得解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求得解决。斯大林后来恰恰征引这一段话来证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论和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论之间存在着一个不能逾越的鸿沟”。然而这段征引的话，恰好证明了：那时列宁和托洛茨基二人革命见解之间虽无疑有不同之点，但是关于农民有“背叛性的不稳定”作用问题，二人的观点，在那时，根本上就已经是一致的了。
1906年2月，列宁写道：“我们赞助农民运动到底，但切勿忘记：这是另一个阶级的运动，而不是那个能够实现，并且定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的运动。”1906年4月，他又说：“俄国革命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取得胜利，但是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持胜利的果实……因为在一个小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里，在无产者从争取自由走向争取社会主义的时候，小商品生产者（包括农民在内）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者……要防止复辟，俄国革命不能一味挖掘自身潜力，它必须有外来的帮助。世界上有这样的帮助吗？有的，就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这些观念，经历了反动和战争的一切年头，其间虽有种种不同的配合，但根本上是没有改变的。无需乎多所征引。在革命事变高潮中，党的革命观点理应得到最完整和最明确的表现。布尔什维克主义理论家如果革命以前已经倾向于“一国社会主义论”，那末在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时期，这一理论就必然会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事实真是这样吗？一九一七年将作出回答！
二月革命后回俄国来时，列宁在他的告别瑞士工人书中写道：“俄国无产阶级，仅仅以其自己的力量，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它可以……促进局势改变，使得它的主要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
四月会议通过的列宁决议案，说：“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的几个国家之一、在小农的汪洋大海中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决议案中开头这几行字虽然密切联系于党的理论传统，却在新道路上坚决地前进一步。它宣布：农民性的俄国虽不能实行独立的社会主义改革，我们仍没有权利不去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不仅为了民主任务，而且为了“实行若干已经成熟的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骤”，如国有土地，监督银行等等。而由于“在最发达的先进国家中……”已经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这些反资本主义措施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应该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列宁在报告时解释道：“仅仅说些俄国环境，那是错误的。……全世界运动的综合发展，将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于我们面前时候，在此条件底下俄国无产阶级将遇着什么任务呢？——这便是本决议案所研究的主要问题。”显然，1917年4月间，在列宁战胜了“老布尔什维克”对民主革命的狭隘理解以后，党所采取的新出发点，同“一国社会主义论”有天渊之别！
从此以后，不论是在首都的还是在外省的一切党组织中，我们都碰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相同提法：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我们必须记住，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它未来的命运取决于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胜利。这种提法没有遭到任何人的反对，相反，它是大家一致承认的主张，是进行一切争论的前提。
7月16日，彼得格勒党会议上，哈里东诺夫——他同列宁一路坐在布尔什维克派“铅皮火车”里回俄国来——说：“我们处处都说，如果没有西方革命，我们就要失败的。”哈里东诺夫不是理论家；他是党的一个中等鼓动家。在同一会议的记录之中我们又可读到：“巴甫洛夫号召大家重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原则性意见，即只有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之下，而且只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之下，俄国革命才能蓬勃发展。”几十个几百个哈里东诺夫和巴弗洛夫，发挥了四月会议的根本思想。那时没有一个人想起来驳斥或更正他们说的话。
7月末开的第六次党大会，把无产阶级专政确定为：工人和最贫苦的农民夺取政权。“唯有这些阶级，……才能事实上助成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之发展，而此革命不仅要消除战争，而且要消除资本主义奴隶制。”布哈林的报告正是以此观念为基础，即说：时局的唯一出路乃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如果革命尚未爆发于西方，却在俄国先得胜利，那么我们就应当……燃起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焰。”那时斯大林也是被迫着差不多这样提出问题的，他说：“终究会有一天，工人阶级把贫苦农民阶层发动起来，并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高举起工人革命的旗帜，开辟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纪元。”
8月初开的莫斯科地方会议，最能使我们看清党内思想状况。在那关于第六次大会决议的主要报告之中，中央委员索尼可夫说道：“必须明白叫人知道，俄国革命必须同世界帝国主义作战，否则有为此帝国主义所扑灭之危险。”好多代表也是以此精神说话的。维托林说：“我们应当准备社会革命，这革命将推动西欧社会革命的发展。”代表柏伦基说：“如果要在民族的范围内解决问题，那我们是没有出路的。索可尼可夫说得对，他说：俄国革命只能以国际革命资格获得胜利。……在俄国，社会主义条件尚未成熟，但如果欧洲开始了革命，我们也要跟着欧洲背后走的。”斯杜可夫说：“俄国革命只能以国际革命资格取得胜利，这条原则不能引起任何疑问。……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国际规模之下才是可能的。”
所有的人都一致同意三个根本之点：帝国主义若未在西方被推翻，工人国家便不能维持在俄国；社会主义条件在俄国尚未成熟；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根本上属于国际性的。这几个观点，七八年之后被人斥为邪说了，但如果当时除了这几个观点之外，党内还有其他的观点，即现时被认为正统的观点，那一定会在莫斯科会议上表现出来，也一定会在此会议前的党大会上表现出来。但无论报告者，或参加辩论者，或报纸论文，都没有一句话提到党内有一种正统观点是与上面提到的“托派”观点相对立的。
党代表大会以前召开的基辅全市代表会议上，报告者哥罗维次说道：“保卫我们的革命之斗争，只能在国际规模上进行。我们面前摆着二个前途：革命如果胜利了，我们就要建立一个过渡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去，否则我们就要在国际帝国主义进攻之下灭亡。”党大会之后，8月初，基辅再开会议时，毕亚大可夫说道：“革命一开始，我们就说俄国无产阶级命运完全依赖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进程。……我们便是如此进入不断革命阶段了。”关于毕亚大可夫的报告，上面提起过的哥罗维次说：“我是完全同意于毕亚大可夫把我们的革命说成为不断的。……”毕亚大可夫又说道：“俄国革命的唯一可能得救道路乃是一个世界革命！它将为社会变革奠定基础。”但也许这二个报告者代表少数人么？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一个人反驳他们；选举基辅委员会时这二个人都得到最多的票数。
在4月间党全国会议上，在7月间党大会上，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党会议上，人们发挥了而且投票拥护了那些后来被宣布为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不相容的观念，——以上一切可以认为绝对成立了的事实。还有一层：党内没有一个人曾经表示一点意见，可以让人解释为未来一国建立社会主义论之萌芽，哪伯就像在大卫王的圣诗中发现基督福音的预兆一样。
8月13日，党中央机关报有如下的解释：“苏维埃的完全政权绝不是表示‘社会主义’实现，但无论如何将打破了资产阶级的抵抗，而且与现存生产力及西方局势相配合，又将领导并改变经济生活，使之合于劳动阶级的利益。革命排除了资本主义政权障碍之后，将变成不断的，将利用国家权力，不是为了巩固资本主义剥削制，反是为了消灭这个剥削制。革命在这条道路上的最后胜利，依赖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之成功。……这便是革命今后发展的唯一真实的前进。”这篇文章是托洛茨基在克列斯蒂监狱内写的。党报主笔是斯大林。这段征引，由以下事实就可显出它的重要了，即是：1917年以前，“不断革命”一词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本是专用来指示托洛茨基观点的。几年之后，斯大林宣布说：“列宁为了反对不断革命论而斗争，至死而后已。”无论如何，斯大林自己是未曾作此斗争的：那篇文章发表出来，编辑部毫未加以按语。
十天之后，托洛茨基又在同一报纸上写道：“国际主义对于我们并非一个抽象观念。……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直接的指导原则。除了欧洲革命以外，我们不能想象一个稳固的确定的成功。”斯大林也是没有什么话反对的。并且二日之后，他自己还重复说：“他们（工人和士兵）要知道，惟有与西方工人联合，惟有掘坏西方资本主义基础之后，才能指望俄国革命的胜利！”这里说的“革命胜利”，并非指建立社会主义而言，——当时一般尚未曾提出这个问题，——而只是指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而言。
9月间，列宁写道：“资产阶级叫喊：俄国公社必然失败。这话意思是说：无产阶级若是夺取政权，必然要失败的。”我们不要害怕这种叫喊：“俄国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完全可能把它保持住，并领导俄国直至于西方革命胜利。”这里，革命的前途是确定得非常清楚的：保持政权直到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开始。这个公式并非偶然说出来的；列宁时常重复它。那篇纲领式论文，《布尔什维克将保持政权么？》由列宁总括为底下几句话“……布尔什维克派若是不受人家所恐吓而晓得去夺取政权，则世界上就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他们去维持政权，直至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布尔什维克右派主张与妥协派合作，借口说布尔什维克派“单独”不能维持政权。11月1日，暴动已经胜利之后，列宁回答他们说：“有人说我们单独不能维持政权。但我们不是单独的。我们面前有整个的欧洲。我们必须走第一步。”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右派辩论之中，我们特别明显可以看出：辩论中无论哪一方面都未曾有个在俄国单独建立社会主义的观念。
约翰·里德说起，彼得格勒奥布霍夫斯基工厂某次开会时，一个从罗马尼亚前线回来的士兵叫喊道：“全世界民众未曾崛起，未曾帮助我们以前，我们将要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支持着。”这种话不是凭空发生的，也不是这个无名士兵或里德自己想出来的，乃是布尔什维克派鼓动家注入于群众之中的。从罗马尼亚前线回来的士兵的声音，乃是党的声音，乃是十月革命的声音。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这是以苏维埃政府名义向立宪会议提出的国家纲领——宣布新政制的任务乃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和造成各国社会主义的胜利。……苏维埃政府坚决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直至那解除资本枷轭的国际工人革命的完全胜利。”这个《权利宣言》是列宁起草的，直至今日尚未被人正式废除，——其中不断革命论已转化为苏维埃共和国的一条根本大法了。
罗莎·卢森堡在狱中非常留心布尔什维克派的行事和言论，她若是发现其中有某种一国社会主义的色彩，那她一定要立刻提出警告的。在那几天，她非常严厉地——根本上错误地——批评布尔什维克派政策。然而以下是她关于党的总路线说的话：“布尔什维克派把他们的政策完全放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方向上去，这一事实光辉地证明，他们具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坚定的原则性和豪迈的政治气魄。”
正是那些观点；正是列宁所天天发挥的，正是以斯大林为主笔的党中央机关报所宣传的，正是大小鼓动家演说所根据的，正是远地前线士兵所复述的，正是罗莎·卢森堡所认为最有力地证明布尔什维克远大政治眼光——那些观点，1926年受了共产国际官僚机关所驳斥，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执行委员会一个决议案中说：“关于我们的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托洛茨基及其信从者的观点，与我们的党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与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不肖门徒一辈便是如此清算了他们自己的过去。
1917年，若是有人的确攻击过不断革命论：那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妥协派。米留可夫和丹，宣布“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幻想”乃是致使1905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齐赫泽在他的民主会议开幕辞中，痛骂那种企图，“用变（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办法，来扑灭资本主义战火。”10月13日，克伦斯基在预备国会里说：“现在，革命的，民主的，以及一切自由胜利品的最危险的敌人，乃是那一些人，他们……企图使革命转化为不断的社会革命，以此来败坏群众，而且似乎已经败坏群众了。……”齐赫泽和克伦斯基反对不断革命，正因为他们是反对布尔什维克派的。
第二次苏维埃大会上，即正当夺取政权之时，托洛茨基说道：“如果欧洲暴动的民众没有压死帝国主义，我们就要被压死的，——那是无可置疑的。或者俄国革命将激起了西方斗争怒潮或者各国资本主义者将窒死我们的革命……”当时会议席上有人喊道：“还有第三条道路！”也许，这是斯大林的喊声吧？不，那是一个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派须待以后若干年才发现了这“第三条道路”。
由于斯大林派无量数次反复宣传，在全世界许多不同的政治圈子里，差不多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问题的争论，是以二种意见冲突为基础的，一种意见认为靠俄国内部的力量不仅可以维持，而且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另一种则完全指望欧洲革命。事实上，把这二种意见对立起来乃是几年之后的事情，而主持其事的人甚至不耐烦拿这杜撰的对立至少在表面上去同历史文件调和一下哩。不错，这是很困难的：当布列斯特时代，所有的布尔什维克派毫无例外地都认为如果欧洲在尽可能近的将来不爆发革命，苏维埃共和国就要倒台的。这个尽可能近的将来，有些人估计为几个星期，有些人估计为几个月，但估计为几年的人压根儿没有。
1918年1月28日，布哈林写道：“俄国革命一开始，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便宣布道：或者是俄国革命发动的国际革命扑灭了战争和资本，或者是国际资本扑灭了俄国革命。”当时，作为主张向德国进行革命战争的主战派，狂热的布哈林是不是有意无意把自己那一派的观点说成是全党观点呢？这种假定听上去有点像是真的，却被文献驳得体无完肤。
1917年和1918年初的中央委员会记录，已经于1929年公布了，公布得虽不完全，而且有为小派别利益而窜改的地方，但对于这个问题仍有一些极可宝贵的指示。“1918年1月11日会议。塞尔格也夫（阿琛）同志指出所有演说者都同意于此点，即说：西方若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则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就有灭亡的危险。”塞尔格也夫也赞成列宁的立场，即主张签订和约。没有人反驳塞尔格也夫。意见冲突的三派，都拼命引用一条共同的前提：没有世界革命，我们就没有办法。
斯大林在辩论之中固然提出了一个特别的意见：他主张必须签订单独的和约，因为“西方并无革命运动：毫无事实可信，而只有一种可能性，我们不能依赖可能性！”这几句话离“一国社会主义论”还远得很，但已经清楚表明斯大林对于国际运动之有机的不信任了。“我们不能依赖可能性！”列宁立刻表明“在某几点上”与斯大林不一致。说西方革命尚未开始，这是对的，“然而为了这个理由去修改我们的策略，那就是背叛国际社会主义。”如果他，列宁，主张立即单独媾和，那并不是因为他不相信西方有革命运动，更不是因为他相信孤单的俄国革命的生存能力：“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在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出现以前撑下去，而我们只有缔结和约才能做到这一点。”布列斯特之屈服，列宁用如下的话总括其意义：“喘息片刻。”
会议记录证明了，经过列宁警告之后，斯大林便找寻机会来自己纠正。“1918年2月23日会议。斯大林同志发言：……我们也是以革命为根据的，但你们估计几个星期，而（我们）则估计几个月。”斯大林这里照抄了列宁的公式。中央委员会关于世界革命问题的两个极端意见，其距离不过是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间而已。
1918年3月，列宁在第七次大会上替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做辩护说：“绝对的真理乃是：若无德国革命，我们就要灭亡。也许我们不是灭亡在彼得堡，不是灭亡在莫斯科，而是灭亡在海参崴，或者在其他遥远的地方，我们是撤退到那些地方去的，……然而无论如何，德国革命若不起来，我们总要灭亡的。”但是事情并不限于德国哩。“国际帝国主义，……代表一个庞大的真实力量，……无论如何不容许苏维埃共和国做邻居。……这里，冲突是不能避免的。这里，最大的历史问题乃是……必须激起国际革命。”在当时通过的一个秘密决议案中，说道：“大会认为巩固那在俄国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稳妥的保证，惟有转变这个革命为国际的工人革命。”
几天之后，列宁在苏维埃大会上作报告：“世界帝国主义和社会革命胜利进展，二者是不能并行的。”4月23日，他在莫斯科会议上说：“我们的落后地位推动我们走向前去；倘使我们不能支持到其他国家暴动的工人有力地走来援助我们的一天，我们就要灭亡的。”1918年5月间他写道：“……在帝国主义面前，我们甚至要做退却到乌拉尔去的准备，因为这是赢得时间等待西方革命成熟的唯一机会。……”
列宁很明白，布雷斯特谈判拖延下去将使和平条件更加苛刻。但他将国际革命问题置于“民族的”问题之上。1918年6月28日，列宁在和约签字问题上虽与托洛茨基有插曲性的意见冲突，仍然在莫斯科工会会议上说：“布列斯特谈判时候，托洛茨基同志向全世界进行了揭露。……使敌对国家在战争期间爆发了规模巨大的革命运动，这难道不是我们实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吗？”八天之后，人民委员会议向第五次苏维埃大会做报告中，他又说到这个问题：“经过我们派到布列斯特去的代表团之手，我们履行了对各国人民所负的义务，代表团负责人就是托洛茨基同志。……”一年之后，列宁又提起这件事情：“……当布列斯特和会时期，……苏维埃政府将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和世界革命置于一切民族的牺牲之上，无论这种牺牲是如何沉重。”
后来，当时间已从他的记忆里抹去了这本来就不很明显的意见分歧时，斯大林却问道：“托洛茨基关于革命的俄罗斯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的说法，意味着什么呢？只能有一个意义：托洛茨基感觉不到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
事实上，全党都是一致确信，“在保守的欧洲面前”，苏维埃共和国支持不住的。但这不过是另一种信心的另一面，即说：在革命的俄国面前，保守的欧洲也支持不住。它通过一种否定的形式表现了对于俄国革命的国际后劲的坚定信心。整个说来，党并未曾想错。无论如何，保守的欧洲并未曾原封不动地支持着。德国革命虽然被社会民主党出卖了，却仍有充足的力量来削除鲁登道夫和霍夫曼的牙爪：若无此举，苏维埃共和国极有可能是不能免于灭亡的。
即使在德国军国主义失败之后，对于国际局势的总估量也是未曾修改的。1918年7月底，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列宁说：“我们的努力必然地要引起世界革命。……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同这派帝国主义停了战之后，立即感觉到那派帝国主义来进攻。”8月间，正当捷克斯洛伐克战俘在伏尔加河流域发动叛乱，内战蔓延开来的时候，列宁在莫斯科某次会议上宣布说：“我们的革命表现为全世界的运动。……无产者群众将保证苏维埃共和国能战胜叛乱，能支持着直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爆发。”直待西方革命之爆发，——这便是党的公式，同以前一样的。
就在那几天，列宁写给美国工人的信道：“我们置身于一个被围的要塞之内，等待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其他军队来救援我们。”11月间他说得更加坚决：“……世界历史事实证明了，我们的俄国革命之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并非一种冒险，而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因为没有其他道路可走，若无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若无世界布尔什维克主义胜利，英法美帝国主义就将必然地扑灭俄国的独立和自由。”拿斯大林的话来说，列宁显然感觉不到“我们的革命的内在力量”。
十月革命的第一周年已经过去了，党有了充足的时间来看看周围形势。然而1919年3月间在第八次党大会上作报告时，列宁仍旧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孤零零的国家里，而是生活在世界范围的国家系统里。苏维埃共和国在帝国主义诸国旁边长久生存，是不可想象的。归根到底，并存的结局不是它死就是我亡。”
第三周年纪念时，白匪正全线溃败，列宁又回忆和推论道：“如果那天夜里（十月暴动夜里），有人对我们说：三年之后……我们就可以胜利了，——那时没有一个人肯相信的，连最乐观的人也不肯信的。那时，我们知道，须待我们的事业在全世界得胜之后，我们方能胜利，因为我们当初着手进行这个事业时，是完全指望着世界革命的。”再不能举出比这几句话更无可反驳的证言了：当十月暴动之际，“连最乐观的人”也不相信无外来的直接援助能保卫革命，更用不着说敢梦想建立一国社会主义了！“我们当初着手进行我们的事业时，是完全指望着世界革命的。”为了保证在三年的斗争中战胜敌人，无论是党或红军都不需要在单独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神话。
世界形势表现得比人们原来预期的更好。为了梦想的新生活，群众表现出巨大的牺牲精神。在最初的和最困难的时期，革命领导层巧妙地利用了帝国主义的种种内部矛盾。结果，革命显示了“最乐观的人”所未曾希望的更大的稳定性。但是党仍旧全部保存着它以前的国际立场。
1918年1月间，列宁解释道：“如果没有战争，全世界资本家一定要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我们。”他在第七次党大会上问道：“为什么，十月以后……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之中，我们能够如此容易地节节取得胜利呢？……只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暂时帮我们抵挡了帝国主义。”4月间，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一次会议上说：“我们所以能喘息片刻，只因为帝国主义内部的厮杀还在西方继续进行，而在远东帝国主义的竞争日益激烈；苏维埃共和国之存在仅能如此解释的。”
多种异乎寻常的客观因素的组合，并不能永久存在下去。1920年11月间，列宁说：“我们刚刚从战争走到和平，但切勿忘记战争还要来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时存在时，我们便不能和平生活：最后不是我们胜利，就是他们胜利。丧歌不是对着苏维埃共和国唱的，便是对着世界资本主义唱的。这只是战争之中一个暂时休战。”
这个“喘息时机”本来很短，它之所以能够变成不稳定均衡的较长阶段，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各集团之间的斗争，而且得益于国际革命运动。在德国十一月革命影响之下，德国军队不得不离开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以及芬兰。反叛精神之深入于协约国军队，迫得法英美诸国政府不得不撤退其在俄国南北海滨的军队。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未曾得胜，但是在好几年的革命高涨时期掩护了苏维埃国家。
1921年7月间，列宁做个结算。“我们到了一个均衡，这个均衡虽然很少巩固的，非常不稳定的，但仍不失其为均衡，使得社会主义共和国能够在资本主义包围中间，生存下去——自然是很少时间。”便是这样，从几个星期到几个月，从几个月到几年，党才接受了，但仅仅一步一步地接受了，这个观念，以为：工人国家能够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和平地存在一个时期，——“自然是很少时间”。
由以上引证的材料绝对无疑地可以推出一个并非不重要的结论：根据布尔什维克派一般的信念，西方无产阶级若不胜利，无产阶级国家便不能维持长久，那么仅仅这一事实，就一笔勾消了单独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纲领；这个问题甚至连想都不必去想。
然而若是相信近几年来不肖门徒一辈所努力宣扬的话，那也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叫人相信：党一向将资本主义军队视为一国社会主义路上唯一的障碍物。军事干涉的威吓，实际上的确占据第一等位置。但战争危险本身也不过是资本主义诸国技术上和工业上优越处之最尖锐的表现而已。最后分析起来，问题还是归结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孤立及其落后状态。
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而进行有计划的、和谐的社会生产的组织。生产机关的公有制还不是社会主义，不过是社会主义的法律前提而已。社会主义制度问题不能从生产力问题脱离出来，在人类发展现时阶段上生产力问题根本上是属于世界范围的问题。国家范围对于资本主义已经是狭小的了，更不用说以此为基础，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一个革命国家的落后条件，更加有使得这个国家被人驱退至资本主义的危险。布尔什维克派排拒了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革命前途时候，其所注目的并非机械地分离出来的军事干涉问题，而是那些与国际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有关的问题之总和。
在第七次党大会上，列宁说道：“如果说俄国现在从‘蒂尔西特和约’[1]走向国家兴盛（俄国无疑是这样走的），……那么出路并不是在资产阶级国家方面，而是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方向。”二条路摆在面前：或者国际革命，或者退回到资本主义。没有位置留给一国社会主义。“还须经过多少过渡阶段才得到社会主义呢？我们不知道，也不能知道。一切须看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以其真正规模爆发时候情形如何为定。”
同年4月间，列宁要求为了实际工作改变次序，他写道：“对于西欧的因为种种原因而迟迟尚未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究竟能给予何种重大协助，全看我们解决面前的组织任务的程度如何而定。”经济建设的第一次尝试立即被纳入于国际图式之中：问题是在于“援助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而非在东方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天国。
关于饥荒的威吓，列宁对莫斯科工人宣布：“在我们的一切鼓动之中，……必须解释说：……我们遇着的灾难乃是一种国际的灾难，若非国际革命便无从解决。”列宁说：为了克服饥荒，必须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肖门徒辈则回答：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只消一国革命就够了。试看两方面差异到了什么程度！哪一方面是对的呢？总之不要忘记，无论工业化如何成功，饥荒至今尚未克服了的。
1918年12月，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用以下的一段话，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书：“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为历史上不可能避免的。……由此就决定了世界整个社会的发展以及各国社会的发展。其他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制建立起来之后，各国之间就能够成立最密切的经济关系，在生产关系上的国际分工也有可能，最后还能够组织国际的经济管理机关。”这是政府机关的会议，解决着纯粹实际的任务，如煤炭，木材，甜萝卜等，而这种决议案居然能在此会议上通过，由此可见，那个时代，不断革命的前途紧紧地支配着党的意识。
布哈林和普勒奥布拉准斯基同著的一本党义教科书《共产主义ABC》——这书印行了许多版数——之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只能以世界革命资格获得胜利。……工人如果仅在一个国家得到胜利，那么在此局势之下，经济建设要碰到很大的困难。……为了共产主义胜利，必须有世界革命胜利。”
布哈林又以同样的精神和同样的思想，在一本通俗小册子中——这书，党也印行了好多次，而且译成外国文出版——写道：“……国际革命的任务比以前更活跃地提出于俄国无产阶级面前了。……俄国的不断革命，转变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
斯忒潘诺夫－斯克伏错夫那本名著《电气化》，是由列宁主编并且作序而出版的，——其中有一章，列宁很热情地介绍给读者，里面说：“俄国无产阶级从来不想建立一个孤独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乃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我们可以设想，国内经济和政治上若是小资产阶级占优势，则在相当限度之下可以接近于这样一种国家，它设法同外界隔离起来，以此巩固其经济形式，——在当代技术和当代经济之下，这些形式变成最不稳定的。”这几行极可注意的字，无疑是经过列宁之手的，它们投射了一种耀目的光辉于不肖门徒辈往后发展上面！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通过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纲要》里面，列宁提出，超出民族斗争阶段后，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这是要创立一个全世界的经济，按照总计划由各民族无产阶级共同来调整的，这个倾向已经完全明显表现于资本主义底下了，无疑将发展下去完成于社会主义底下。”对于这个自然和进步的趋势来说，单独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观念，本身就是一个反动。
产生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条件，并不是一致的，并不是类似的，有些情形之下甚至是相对立的。俄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得到政权，这个事实并非表示它将第一个走到社会主义。造成十月革命的那种矛盾的不匀衡的发展，并不因十月革命成功而消灭，反而做了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基础之一。
1918年3月，列宁说：“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革命的国家，其地位愈落后，则愈难从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这个观念贯穿在列宁历年的演说和文章里面。同年5月间，他说：“我们的革命是开头容易，继续困难；而西方的革命是开头困难，继续容易。”12月间，列宁发挥这个观念在一群农民听众前面，——农民最困难的就是把他们的眼光看到国境以外去，——他说：“那里（西方）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去，……将比我们更迅速些，更容易些。……俄国劳苦的农民与全世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联合着，……将克服一切的障碍。……”1919年他又说：“同先进国家比较起来，俄国人更容易开始无产阶级大革命，但他们更困难继续并推行这个革命直至于最后的胜利，即直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全组织。”1920年4月27日，列宁又坚持说：“俄国……容易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但将比欧洲诸国更困难继续并推行这个革命到底。1918年初我已经指出这个形势了，二年来的经验证实了这个判断之正确。……”
千百年来历史的发展，在当今世界各个不同的文化中保留了自己的遗迹。水平落后的文化要超越过去，是需要时间的，但是不需几百年，只需几十年就够了。1918年4月29日，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进步些，但也不见得能完全走到社会主义。”差不多二年之后，在农业公社大会上，他把期限还移远一些：“我们不能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愿我们的儿子时代或者我们孙子时代，社会主义能建立于我们的国家。”俄国工人比他国工人先动身，但比他们更迟达到目的地，这并非什么悲观主义，这是历史的现实主义。
1918年5月，列宁写道：“……我们，俄国无产阶级，以我们的政治制度超过了英国和德国，……然而在社会主义之物质的生产的准备上说，我们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都更落后些。”这个观念，他又在两个国家对比之中发挥出来：“德国和俄国，1918年，再明显不过地体现了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前者代表了经济、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后者代表了政治条件。”未来社会原素好像是分散于各国之间的。把那些原素集合起来，理成系统，——这便是一连串的各国革命的任务；各国革命累积为世界的革命。
列宁预先嘲笑了那个关于苏维埃经济自足性的观念。1920年12月他在第八次苏维埃大会上说：“我们的苏维埃俄国尚处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一个边区地位时候，要梦想我们的经济完全独立，那是绝对可笑的，那是幻想和乌托邦。”1922年3月27日，第十一次党的大会上，列宁提出这个警告，我们要经过“一个考验，俄国的和国际的市场来考验我们，我们受这个市场所支配，与这个市场有联系且脱离不了这个市场。这个考验是很严重的，因为我们在经济和政治二方面都可能会失败。”
苏维埃经济之依赖于世界经济，这个观念现在被共产国际视为“反革命的”了：社会主义不会依赖于资本主义！不肖门徒辈很狡猾地忘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立足在世界分工上面的，恰恰在社会主义底下，世界分工才达到其最完全的发展。在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里，经济建设，无论其本身如何重要，仍旧是残缺狭隘的和矛盾的：不能达到一个和谐的新社会之高度。
1922年，托洛茨基写道：“俄国社会主义经济之真正的猛进，须待欧洲最重要国家无产阶级胜利之后才有可能。”这几句话被人引入于起诉状里面，然而当时正是表示全党的共同思想。1919年，列宁说：“建设之事，完全依靠于欧洲主要国家胜利的速度。惟有这个胜利之后，我们才能认真从事建设。”这些话绝非轻视俄国革命，而是信任世界革命就要到来。但现在，苏维埃共和国经济上得到大成绩之后，仍然可以正确地说道：“社会主义经济之真正的猛进”，惟有在国际基础之上才是可能的。
党以前是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农业集体化问题。农民在人口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好多国家中占支配部分，而且在全世界上也居多数地位，无产阶级若不能引导农民经过一连串的中间阶段到社会主义来，便不能建设新社会。这个最困难的任务之解决，最后分析起来，乃依赖于工业和农业之间的量的和质的关系：农民从城市得来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物品愈丰富，则他们就会越自觉自愿地和成功地走上集体化道路。
然而苏维埃共和国有一种工业存在足够改造农村么？列宁又将这个任务移置于国境以外。他在第九次苏维埃大会上说道：“如果在世界范围内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地球上的确有一个工业，足够繁盛，足够庞大，可以供给世界以一切生产品，……我们便是以此为我们的计算之基础。”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在俄国比在西方国家更不顺利得多；这个关系至今仍是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之基础，有些时候，这些危机还威吓着苏维埃制度的稳定哩。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明白，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绝非为了在国境之内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用场的：惟有孟什维克派才杜撰这样的计划来嘲笑苏维埃政权。在布尔什维克派看来，那因破产和内战而不得不施行的斯巴达式制度，其往后的命运是直接依赖于西方革命发展的。1919年1月，正当战时共产主义盛行时候，列宁说道：“我们的共产主义的粮食政策之基础，我们要维持着，要不可动摇地维持着，直至于世界共产主义完全胜利时候。”列宁和全党都想错了。必须修改粮食政策。现在我们可以断定说，即使十月革命之后二三年中，欧洲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俄国之后退至新经济政策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如果回顾一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时期，我们就很清楚地看见：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及其幻想，同不断革命的前途交织纠缠至于何等程度！
三年内战结束后深刻的内部危机，指示无产阶级和农民有立即决裂的危险，党和无产阶级亦有立即决裂的危险。必须根本修正苏维埃政权的方法。列宁解释说：“……我们必须在经济方面满足中农的要求，并回到交换自由去；否则在俄国保持无产阶级政权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国际革命延缓了……”但是采取新经济政策时候，国内任务和国际任务之间不会有原则上的决裂么？
列宁在他给第三次共产国际大会写的提纲中以如下的话估量那正在开始的整个时代：“……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整个过程观点看来，俄国现处时代的意义就是要在实际上考验和检验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考验它对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策。”他对新经济政策的轮廓所下的定义本身已经纯粹而简单地排除一国社会主义问题了。
讨论和草拟新经济方法那几日，列宁为自己写的几行字，其教训意义亦不少逊：“只要在十年至二十年间与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世界范围的胜利便有了保证（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有所延迟的情况下）。”目的指出了：顺应于新期限，于更长的期限，以待西方革命成熟。在这个意义下，且惟有在这个意义下，列宁才表示确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无须乎说，国际革命观念毫未经过修正。某种意义之下，这个观念现在反而得到更深刻的更简洁的表现。第十次党大会上解释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地位时，列宁说：“在那些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存在着一个农业工人阶级，有了几十年历史。……这个阶级充分发展了的国家，从资本主义过到社会主义是可能的。我们在好多的著作中，在所有的宣言中，在整个出版物中，都声明过：俄国不是这样，在俄国产业工人占少数，而小农则占广大的多数。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于这样一个国家，只有二个条件能保证其确定成功，一，一个或几个先进国社会革命及时地来援助它；二，操持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中大多数达成一个协作。……革命尚未曾爆发于其他国家之时，惟有与农民协作才能救得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问题的一切原素都集合在这里了。与农民联合，是维持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本身所必需的；但这不能代替国际革命，惟有国际革命能够创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在同一第十次大会上又有一个特别报告：《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报告是为了西方革命延迟而提出的。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报告者是加米涅夫。他好像说着一件无可争论的事情：“……我们从来未曾提出任务，要在一个孤独的国家内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然而我们处于一种局势之下，不得不维持共产主义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国家基础，即那各方面被资本主义关系包围着的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我们能解决这个任务么？我想如此发问是学究气的。如此提出问题是不能回答的。问题应当这样提出：在现存关系之下如何去保持苏维埃政权直至于他国无产阶级起来援助我们的时候呢？”报告者的议论，无疑经过列宁检查几次了的，若是同布尔什维克主义传统发生冲突，大会怎么没有人提出抗议呢？怎么没有一个代表起来声明：加米涅夫关于革命的最根本问题上发挥了一些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毫无共同之点”的意见呢？全党内又怎么没有一个人从中看出异端邪说来呢？
斯大林说：“据列宁的意见，革命首先从俄国本身的工人和农民吸取力量。据托洛茨基的意见，则人们可以相信，不可缺少的力量只能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得到。”对于这种臆造出来的对立观念，正如对许多其它的“对立观念”一样，列宁曾预先作了回答。1918年5月1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列宁说：“与国际无产阶级其他部分相比较，俄国工人阶级的弱点，我们没有一分钟忘记了，而且永不会忘记。……但在我们的同盟者，国际无产阶级，未曾起来以前，我们必须留在这个岗位上。……”十月革命第三周年纪念时，列宁也说：“……我们指望着国际革命，而且我们的指望毫无疑义地是对的。……我们始终提醒人说：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不能在一国完成。……”1921年2月间，列宁在裁缝工人大会上说：“我们屡次对工人指示过：我们的胜利的主要的和根本的任务及其绝对的条件，乃是扩大革命于其他的国家，至少是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不，列宁是太固执于在世界舞台上“吸取”力量了：不可能替他洗刷清白的！
正如托洛茨基被人拿去同列宁对立一般，列宁自己也被人拿去同马克思对立。其理由是一个样的。马克思当时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将开始于法国，而只能在英国完成；据斯大林说，这是因为马克思那时还不晓得不平衡发展律。其实，马克思拿开始革命的国家同完成社会革命的国家进行对比的这种预测，是完全立足于不平衡发展律上面的。列宁不容许在大问题上含糊其辞；关于革命国际性问题，他无论何时何处都未曾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有不同意见。恰恰相反！列宁在第三次苏维埃大会上说：如果“事情发生得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见的不同”，那仅仅是由于各国间历史相续地位关系：事变进程使得俄国无产阶级负起了“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前锋队的光荣职务；现在我们清楚看见革命以后将如何发展了：俄国开始之，德国，法国，英国完成之，社会主义就胜利了。……”
还有一个论据等待我们，那就是国家威望问题：否认一国社会主义，据斯大林说，“那就要贬黜我们的国家”。仅仅这一句话，在马克思主义者听来是非常刺耳的，但恰好就暴露了他与布尔什维主义传统已经彻底决裂。列宁害怕的却不是什么“贬黜”，而是民族的虚夸。1918年4月，在莫斯科苏维埃某次会议上，列宁教训说：“我们是工人阶级革命军中一个队伍，我们之走向前去，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的队伍好些，……不过因为我们是全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惟有与其他国家工人一起，惟有与全世界工人一起，我们才能达到完全胜利。”
号召作清醒的自我评价，成了列宁许多演说的主题。1918年6月4日，他说道：“俄国革命绝非俄国无产阶级的特殊功绩，而是由于历史事变的总进程，由于历史的意志，俄国无产阶级暂时地被安置于第一个位置，一个时候中做了世界革命的前锋队。”1918年7月23日，工厂委员会会议上，他说道：“俄国无产阶级在世界工人运动中占据的第一等作用，并非由于俄国经济的发展；恰好相反，乃是由于俄国的落后。……俄国无产阶级明白知道，它的胜利的必需条件和根本前提乃在于全世界工人联合进攻中，或在于资本主义关系下若干先进国家工人联合进攻中。”十月革命自然不仅是由于俄国的落后所引起的，这一点列宁懂得很清楚。但他有意于矫枉不妨过正。
1918年5月26日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这是负责建设社会主义的诸特别机关的会议——上列宁说道：“切勿忘记，我们单独……以自己的力量，并不能在一个国家里完全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即使这个国家比俄国少落后些也不能。”这里，列宁好像预见了未来官僚的议论一般，他添加几句说：“这样说，绝不会令人悲观，因为我们所担负的任务是世界历史上一种困难的任务。”
11月8日，第六次苏维埃大会上，列宁说：“在一个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是不可想象的；这个胜利要求若干先进国的最积极合作，俄国却不能算在先进国之内。……”列宁不仅否认俄国有权关起门来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而且有意指出，在与其它国家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俄国只占一个次等的位置。如此“贬黜我们的国家”，是多么大的罪过呀！
1919年3月，在党大会上，列宁谴责那些太性急的人：“在一个国家内破坏资本主义的初步工作，我们已经有了实际的经验，——在这国家里无产阶级和农民中间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关系。再没有别的了。我们如果要模仿那个同牛比大的蛤蟆，那么我们将为全世界所笑，我们将不过是简单的吹牛客而已。”也许有人听到这类的话会觉得难为情呢？1921年5月19日，列宁喊道：“只有所有的或者几个最主要的先进国家进行革命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最后胜利，难道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在什么时候否认过这一点吗？”1920年11月，莫斯科省党会议上，他又提醒人说：布尔什维克派既未期望也未梦想，“以俄罗斯一国之力改变全世界。……我们从来未曾有这种愚蠢的念头；我们始终说着，我们的革命须待各国工人援助才能胜利。”
1922年初，他写道：“到目前为止，我们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完成。资本主义在垂死挣扎，并且百般仇视我们，它的力量，还有可能把革命的成果夺回去。必须明确地认识到进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错觉（和冲昏头脑，而我们的事业已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更危险的了。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即使一点点灰心也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因为我们始终宣扬，并一再宣扬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起码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共同努力。”
二年多之后，斯大林就要求人们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抛弃马克思主义了。为了什么理由呢？据说马克思不知道不平衡发展律，不知道自然界的和社会的辩证法的最基本法则。但据斯大林说，列宁根据帝国主义经验第一次“发现”了不平衡发展律，既然如此，列宁自己又为什么坚持这条“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起码真理”呢？我们无论如何得不到解释的。
据共产国际的控诉状说，“托洛茨基主义从这个论点出发，即认为：我国的革命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不过是西方社会革命的一个信号，一个推动力，一个出发点而已。”民族主义的蜕化，在这里以纯粹的烦琐哲学掩盖起来了。十月革命的“本身”是不存在的。若无欧洲整个历史发展，十月革命就是不可能的：若不在欧洲及全世界继续下去，十月革命又是无希望的。“……俄国革命仅仅是国际革命链条中的一环。”（列宁语）它的力量恰好在于不肖门徒辈认为是它的“贬黜”的地方。正是为了这个原故，而且仅仅为了这个原故，它才不是自足的整体，而是“一个信号”，“一个推动力”，“一个出发点”，“环节”，它也才带着社会主义性质。
1918年1月，第三次苏维埃大会上，列宁说：“一国之内社会主义的确定胜利，自然是不可能的。”但反之，“做一个活的榜样，做一个起步，则是可能的；各国劳动群众就是为了这个才鼓舞起来。”7月间，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列宁又说：“目前，我们的任务乃是……维持这个社会主义火炬，使它不断地迸发出更多的火花，燃起社会主义革命的熊熊烈火。”一个月之后，在某次工人会议上，他又说：“（欧洲的）革命渐渐起来，……我们必须把苏维埃政权保持到西方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错误应当是西方无产阶级的一种教训。”几日之后，在教育劳动者大会上，他又说：“俄国革命不过是一个榜样，不过是一连串的革命的第一步……”1919年3月党大会上，他又说：“俄国革命根本上乃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一个总演习。”这并不是什么“孤独自在的”革命，这是火炬，是教训。只是一个榜样，只是第一步，不过是一个环节！这并不是独立演奏的戏剧，这不过是一个总的演习！列宁何等固执，何等残忍，在这个“贬黜”工作之中！
但列宁不停止于此。1918年11月8日，他说：“假使我们突然被消灭了……我们可以毫不掩饰错误地说：命运给我们的时间，已经被我们完全用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了。”在思想方法上和政治心理上说来，这几句话，列宁与那些自认为是地球的永恒中心的不肖后辈，是多么遥远！
不是别的，而是小集团的既得利益，促使官僚层在根本性的问题上撒谎，并坚持这种谎言。而这种谎言又会连带出无数的其它错误，而且逐渐改变人的思想和思维能力。1926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斯大林说：“……我们的党没有权利欺骗工人阶级；它应当明白说：若无把握能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则我们就应当拒绝政权，而从当权者地位转到在野者地位去。……”共产国际以一个决议案承认了这个观点，决议案说：“反对派方面否认这个可能性（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不异于是否认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这样说来，“前提”并不在世界经济的一般状况里面，并不在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里面，并不在俄国阶级关系里面，而是在一国能实现社会主义的预先保证里面！
不肖门徒辈1926年秋天提出的这个目的论的议论，我们很可以拿我们1905年春天反对孟什维克派时所持的议论来回答。那时我们说：“阶级斗争的客观发展，于革命中某个时刻，既然提出了双岔路于无产阶级面前：或者自己担负起政权的权利和义务，或者放弃阶级立场，——那么社会民主党就负起了立刻夺取政权的任务。社会民主党这样做时，并不漠视更深刻的客观发展过程，生产的增长和集中过程；但社会民主党说，依靠在经济发展进程之上的阶级斗争逻辑，既然在资产阶级未曾完尽其经济使命以前，就推动无产阶级走上专政，……那么这不过表示历史将一些非常困难的任务加于无产阶级头上。在这斗争中，无产阶级也许要精疲力竭了，也许要被重担所压倒，——这是可能的。但不能因为害怕本阶级在斗争中的退化、害怕使全国处于内战和大破坏状态，无产阶级就拒绝这些任务。”上面一段话，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可添加的。
1918年5月间，列宁写道：“……人们说，既然承认我们的经济力量和我们的政治力量不相配称，那就不当拿取政权，——这种说法是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那些墨守成规的人就是这样推断的，他们忘记了：无论在自然界发展上或在社会发展上，都没有什么配称可言的，惟有经过多次的尝试，才会由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合作中建设起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而这些尝试一个个分开来看，又都是片面的，参差不齐的。”国际革命的困难，靠消极的顺应，靠拒绝政权，靠一国坐等世界暴动，是不能克服的，只有拿积极的行动，拿对于矛盾的胜利，拿斗争的动力，拿扩大斗争范围来克服。
如果认真重视不肖门徒辈的历史哲学，则布尔什维克派十月之前就应当预先知道：他们起初要抵御敌人的攻击，以后要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最后要建立他们的一国社会主义；总而言之，未曾取得政权，他们就应当把算盘打得清清楚楚，保证稳赚不赔。可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同这种小学生作文式的“理论”风马牛不相及。
1919年3月在党大会报告中，列宁说道：“我们往往不得不摸索前进……当我们回顾过去时，这个事实最惹人注目。但甚至在1917年10月10日决议夺取政权问题的时候，这丝毫也没有使我们动摇过。我们没有怀疑，我们必须，用托洛茨基同志的话来说，进行试验，做实验。我们进行了世界上谁也没有这样大规模进行过的事业。”往下又说：“好像干一个最伟大的革命可以预先知道怎样把它进行到底似的！好像这种知识可以从书本上得来似的！不，我们的解决办法只能从群众的经验中产生。”
能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把握，布尔什维克派从未去寻找过，他们也无需要这个把握，他们拿着这个把握也没有用处，这种保证是同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学到的一切相矛盾的。列宁反对考茨基时写道：“布尔什维克策略……完完全全是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既不建立于对世界革命的怯懦态度之上，也不建立于市侩式的对世界革命怀疑之上。……”布尔什维克派“为了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已经做了一个国家所能做到的一切”。拿着这样的策略，自然不能预先画好一条绝无错误的路线，更加没有把握一定能在一国之中保持胜利。但是布尔什维克派知道：危险乃是革命的一个原素，正如是战争的一个原素。他们睁开眼睛去迎接危险。
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敢于大胆冒战争危险的态度，列宁拿来做例教训无产阶级。列宁痛骂那些社会主义者，他们“没有轻易胜利的保证就不敢进行斗争。”“如此思想的那些国际社会主义鼠辈，那些资产阶级道德奴仆，应当给以三倍的鄙视。”大家知道列宁气愤起来的时候什么话都骂得出来的。
斯大林问道：“如果国际革命来迟了，我们应当怎样做好呢？那时我们的革命面前有什么出路呢？托洛茨基没有给人任何出路。”不肖门徒辈要求俄国无产阶级享有历史特权！应当有个现成的轨道在它面前，不间断地通到社会主义去，不管其他人类的事情如何。可惜历史没有制造这类的轨道！列宁在第七次党大会上说：“如果站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来看，则在始终孤立情形之下，我们的革命无疑是没有希望能得到最后胜利的。”
即使这样，俄国革命也不是徒劳无功的。1919年5月间，列宁在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说：“即使明天，布尔什维克政权被帝国主义者推翻了，我们也一秒钟不懊悔当初之夺取政权。凡有自觉的工人都不会懊悔的，都不会怀疑我们的革命仍曾胜利过。”因为列宁是这样来考虑胜利的：革命是在斗争中发展并将在国际上继续下去。“新社会……是一种抽象物，它只有一条取得血肉之躯的途径：通过一系列各具形态的、不完美的具体尝试去建立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引文中）对“新社会”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清晰界定、乃至某种意义上的对立，给了我们关键的破解钥匙：破解御用秀才对列宁文本的无数肆意歪曲的钥匙。[2]
在夺取政权的五年之后，列宁非常简要地解释布尔什维克战略的意义说：“我们在这个时代开始了世界革命，并不是由于相信我们能够使国际革命提前发展，而是因为许许多多情况迫得我们非发动这个革命不可。我们想：或者国际革命起来援助我们，那时我们的胜利就有完全保证了；或者我们成就了我们的微薄的革命工作，明白即使失败了，它对革命事业还是有贡献的，而我们的经验亦将为其他的革命所利用。我们明白，没有国际革命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革命以前及以后，我们都想：立刻，或至少不久之后，革命就要爆发于其他的国家，于那些在资本主义观点上最发达的国家，——否则我们定要灭亡。我们虽然如此设想，但仍在任何情形之下不惜任何代价去救护苏维埃政制，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仅为了自己做工作而且为了国际革命做工作。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也不止一次表示过这个信念，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刚革命之后，以及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和签约的时候。根本说来，这是正确的。”时过境迁，事态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出乎原来的料想，但是基本方向仍旧没有改变。
对于这些话还能添加什么呢？“我们开始……世界革命。”西方革命若不“立刻爆发或至少不久之后爆发”，布尔什维克派便估量“我们定要灭亡”。但即使在这个情形之下，夺取政权仍然是对的：这是牺牲者的经验，可以教训他人。“我们不仅为了自己做工作，而且为了国际革命做工作。列宁这些深深渗透了国际主义的观念，由他在共产国际大会发表出来。有人反驳他么？有人暗示一国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么？没有人曾说一句话！
五年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发挥了正相反对的议论。我们已经知道这些议论了：若无“把握能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则我们党就应当“从当权者地位转到在野者地位去”。如此说来，必须在夺取政权以前先有成功把握，而且在国境范围之内找寻这个把握，而且必须断定能够在农民性的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反之，世界无产阶级胜利这把握是完全可以置于脑后的。这种推理链条中每一个环节，都当面打着布尔什维克主义传统的耳光！
为了掩饰那与过去决裂原故，斯大林派便图谋利用列宁的文字，——不可利用的文字之中似乎还勉强能被利用的几行字。1915年写的《论欧洲联邦》的文章里，顺带有几句话说：每个单独国家的工人阶级应当夺取政权并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必等待别人。这几行无可置疑的文字背后若是隐藏着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观念，那么在以后几年中列宁何以如此健忘呢，而且时时固执地说着与此观念相反的话？但既然有了完全直接的证据，就无须求助于间接的证据。同在1915年，列宁在他起草的纲领式的提要中，恰切而直接地回答此问题说：“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乃是彻底实行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了燃起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之火。这第二个任务，现在同第一个任务非常接近了，但仍旧是一个特别任务，仍旧是第二个任务，因为与俄国无产阶级合作的阶级，在此二任务中，各不相同：在第一个任务，合作者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性的农民；在第二个任务，合作者则是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不能要求更明了的解释了。
第二个利用列宁文字的企图，也没有更好的根据。他有一篇未完成的论合作社文章，说起苏维埃共和国内有“一切必需的和足够的东西”，即使没有新革命，亦能实现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原文表示得很明白：这里说的乃是关于政治和法律的前提。著者并未忘记叫人注意到生产的和文化的前提之不够。一般说来，列宁不止一次表示过这个思想。同一时代，即1923年初的另一篇论文中，他说道：“我们缺少的，正是一种能让我们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文化，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为这个过渡之用的政治前提。”在这里以及在所有其它情况下，列宁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即说：还有西方无产阶级，在俄国无产阶级之外及在俄国无产阶级前面走向社会主义。论合作社文章，根本没有暗示不通过世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对抗性的革命发展过程，苏维埃共和国就可以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和谐地建立独门独户的一国社会主义。上面引的列宁两段文字，甚至被人纳入共产国际纲领里面了，其实早已在我们的《纲领批评》中解释清楚，敌人也从未曾图谋替他们的附会和他们的错误做过辩护的。这种图谋究竟也是徒劳无功的。
1923年3月间，即在他的写作生涯的最后时期，列宁写道：“目前……我们碰到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小生产的情况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支持着直至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它们的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时候么？”我们这里又看见：期限推到更远去了，事变经纬改变了，但政策的国际基础仍然不动。对于国际革命的信心，——照斯大林的话说，应当是：对于俄国革命的内部力量“缺乏信心”，——陪伴着这个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直至他的坟墓。惟有把列宁压在一个陵寝底下之后，不肖后辈才能够硬把他的思想装进一国社会主义的箩筐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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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世界的分工，由于各国发展的不平衡，由于各国经济上互相依赖，由于单个国家的内部各方面文化不平衡，由于当代生产力的动态结果，社会主义制度之建立，只能依靠一种经济螺旋体系统，依靠那将单独国家内部的矛盾移至一群国家上来，依靠各国之间相互服务及其经济上和文化上相互补充，——这就是说，最后分析起来，须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1903年通过的旧党纲，以如下几句话开始：“交换的发展，在文明各国人民中间建立一种密切的联系，以致伟大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应当成为而且早已成为国际的事业。……”无产阶级之准备下次社会革命，这里定为“国际的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然而，“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那达到其最终的共同目的路上，……又不得不提出一些直接的任务，那是各国互不相同的。”在俄国，这种任务就是推翻帝制。民主的革命预先被认为走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去的一个民族的阶段。
同样的观念，也是夺取政权之后通过的新党纲的基础。在第七次党大会上讨论党纲草案时候，密柳亭提议添加一点于列宁原案之上，他说：“我提议添入‘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字样于说起‘社会革命时代业已开始’那一段里面。……我认为这个提议无需乎说明理由。……我们的社会革命只能以国际革命资格得到胜利，革命不能单单在俄国胜利而让资产阶级制度仍旧存在于周围国家。……我提议加入这些字样以免除一切误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说：“列宁同志接受这条修正，如此就用不着付表决了。”这类议会技术上的小字眼（如“无需乎说明理由”及“用不着付表决”）就打破了不肖门徒辈的篡改历史的手法，其力量也许比最细心的历史研究还更能说服人些！密柳亭自己，同上面说的斯克伏错夫－史忒潘诺夫一样，同其他几千人一样，不久之后也来责斥自己的意见，称之为“托洛茨基主义”，——这个事实丝毫不能改变事物的性质。历史的洪流比人类的脊梁更加有力。运动的涨潮把一辈辈的政治人物推上来，而退潮又把他们席卷而去。另一方面，即使传播思想的人肉体上或精神上死亡之后，其所以传播的思想仍能生存下去的。
一年之后，在那通过新党纲的第八次大会上，这个问题又引起列宁和博德别尔斯基之间热烈的争论。这个莫斯科代表抗议人们于十月革命之后继续说着未来的社会革命。列宁说：“博德别尔斯基不赞成党纲内有一条说起下次的社会革命。——他这个意见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我们的党纲内说的是世界范围的社会革命。”实在说，党的历史未曾留下一个角落足为不肖门徒辈遁逃之所。
1921年共产主义青年团通过的纲领中，这个问题又以一种特别通俗而简单的形式提出来。其中一条说：“俄国虽然具有丰富的天然资源，然而在工业上仍然是一个落后国家。其中小资产阶级人口又占支配地位。俄国只能经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达到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已进入了发展世界革命的时代。”这个纲领当时经过政治局批准，参加批准的不仅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而且有斯大林。这个纲领一直到1926年都保存着它的全部价值，这年秋天才失效了，因为此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布：凡拒绝承认一国社会主义的都是致命的罪过。
以后二年之中，不肖门徒辈却不得不将列宁时代的纲领文件收到档案里去。一个杂凑而成的新文件被他们称为“共产国际纲领”。如果列宁时“俄国的”纲领内说的是国际革命；那么不肖门徒辈的国际纲领内说的就是“俄国”社会主义了。
与革命传统的决裂，何时第一次公然显露出来呢？并怎样显露出来呢？这个历史的时日是容易查考的，因为它恰与斯大林生平中一个转变点相一致。1924年4月，即列宁死后三个月，斯大林很谦逊地发挥党的传统观点。他在他的《列宁主义问题》中写道：“……在一国之中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还不是说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已有了保证。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还在我们前面未曾解决。若无几个先进国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我们可以解决这个任务么？我们可以达到一国之内社会主义的确定胜利么？不，不能够。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国的努力是够了，——这点，我们的革命史已经给我们证明了。为了社会主义的确定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则一个国家的努力，尤其像俄罗斯这般农业国家的努力，并不够用，——必须有几个先进国无产阶级的努力。……”斯大林以如下言辞结束这段话道：“以上，整个说来，是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诸特点。”
同一年秋天，在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影响之下，忽然发现，俄国与其他国家不同，若不受国外武装干涉所妨害，则能够以本国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在同一著作的一个新版中说：“已经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巩固了政权并领导着农民之后，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制度。”能够而且应当！不过为了“完全保证国家不受干涉，……必须至少有几个国家革命胜利。……”这个新观念赋予世界无产阶级以防守边疆的职务，宣布这个新观念的一段话，也以如下言辞做结束：“……以上，整个说来，便是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诸特点。”不到一年之内，斯大林赋予列宁以关于社会主义根本问题上二个绝对相反的观点。
1927年，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托洛茨基论及斯大林这二个相反的观点说：“人家可以说斯大林起初想错了，以后改正过来。但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他怎么会想错至如此地步呢？他说列宁1915年就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根本上没有此事），又说列宁以后巩固了和发展了这个观点（根本上没有此事），——这些话若是对的，则人们可以问道：“关于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斯大林当列宁在世时，当列宁生活的最后时期，何以能持有那表现于1924年4月间文字内的观点呢？由此可见，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斯大林一向干脆地是个托洛茨基主义者，1924年之后他才不是。……斯大林最好能够在他自己的文章里至少找到一段，证明他在1924年以前说过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可是他找不到！”托洛茨基的这个挑战，未曾得到回答。
然而我们不应当夸大斯大林有什么实在的深刻转变。同在战争问题，临时政府问题或民族问题一样，斯大林在革命总前途上也有二种立场：一种是独立的，出于他本性的，并非时时表示出来的，无论如何从未曾彻底表示过的。另一种则是仪式的，空言的，顺应于列宁的。就属于同一党的人来说，那分隔列宁和斯大林的鸿沟算是最深的了，不能想像比这更深的了，无论在革命观念的根本问题上或在政治心理上。斯大林的机会主义性被他依靠于一个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之上的事实所遮盖了。但是我们在1917年3月间见过了斯大林的独立立场：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成熟了之后，他提出“制止资产阶级分裂出去”为党的任务；即是说，他事实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如果说1917年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是成功了，那并不是他的过错。同全体官僚一样，斯大林也是立足在事实上面的。既然有个无产阶级专政，也应当有个社会主义。斯大林把孟什维克派反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诸论据，翻了一个面，便拿一国社会主义论来抵制国际革命。因为他从来未曾彻底思考原则问题，所以在他看来，情形就只能是，“基本上”他向来同一九二四年秋天的想法一样。又因为他从不同党内流行的意见相对立，所以在他看来，情形又只能是，“基本上”党也同他的想法一样。
起初这种张冠李戴并非有意做的。那不是歪曲捏造的问题，而是理论浅薄问题。然而一国社会主义论碰到一个无可答辩的批评之后，就需要机关的有组织的，主要外科手术的，干涉了。一国社会主义论用命令颁布出来，它用势不两立的办法，即逮捕那些异议者的办法来加以证明，同时开辟了系统地篡改党的过去的时代。党的历史变成了刮后重写的羊皮书。刮羊皮的勾当仍在继续着，而且越来越肆无忌惮。
然而有决定性意义的却不是压迫和伪造。适合于官僚地位和利益的新思想之胜利，有暂时性的但非常有力的客观局势为其根据。苏维埃共和国前途的可能性，无论在国外或国内政策上，比革命以前任何人所希望的大得多。孤立的工人国家，不仅在敌人包围之内维持存在，而且在经济上抬起头来。这些粗浅的事实形成了年青一代人的公共意见，他们还未学会历史地进行思考，即还未学会比较和预见。
欧洲资产阶级在上次战争中吃了大亏，不肯轻易发动新战争，因为惧怕革命后果。那些军事干涉计划也麻痹了，直至于现在。但是惧怕因素不能持久。革命威吓尚未曾化为革命。一个危险迟迟不实现便失去了它的效力。同时，工人国家和帝国主义世界之间不可和解的对抗，正在寻路爆发。近时事变如此雄辩，要使世界资产阶级“中立化”，直至社会主义建设完成时为止的这种希望，现在也被当权政派所抛弃了；在某种意义之下，这些希望变成了它们的反面。
和平几年中得到的工业上成功，终归是个证据证明了计划经济含有一些无比的便益。这事实，与革命的国际性毫无矛盾之处：各国若未曾准备下社会主义的原素和基础，则虽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也不能胜利的。反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人恰恰主张工业化，计划经济原则，五年计划，以及集体化，——这绝不是偶然的。拉可夫斯基以及其他几千个布尔什维克派，为了争取一个大胆的工业化蓝图，而受数年的流放和监禁。但另一方面也是他们首先起来反对过分重视已得的成果和反对民族自足。反之，那些怀疑的和近视的“实干家”，以前认为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不能夺取政权，既得政权之后又否认能大规模工业化和集体化，后来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极端立场。已获得的成就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为了“乘胜前进”，他们就胡乱地倍乘出一连串的五年计划来，以乘法表代替历史远景。这便是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事实上，目前苏维埃经济的增长仍然是一个矛盾的过程。经济的成绩巩固了工人国家，却不能自动地引到和谐社会之创立去。经济的成绩反而激成了在更高基础上孤独建立社会主义之矛盾新爆发。同过去一样，农村占优势的俄国需要一个与城市欧洲的共同工业计划。世界范围的分工超出于单独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上，而且不容反驳地指出它前进的道路。十月革命并未排除俄国于其他人类发展之外，反而将此二者更密切联系起来。俄国既不是未开化之邦，但也还不是社会主义乐土。俄国是我们这个过渡时代最含过渡性的国家。“俄国革命只不过是国际革命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世界经济的现状容许我们毫不迟疑地说：资本主义距离无产阶级革命，比较苏维埃共和国距离社会主义要近得多。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命运不可分离地联系于西方和东方解放运动的命运。但这个大问题需要分别研究。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论到它。
[1] 译者按，蒂尔西特在东普鲁士，1807年拿破仑战胜俄国后与俄国皇帝亚历山大第一在此签订和约。也是一个屈辱的和约。
[2] 译文有修订。我的理解：列宁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尝试”，最终导致一个完善的无阶级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在尝试的过程中，建立的“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过渡型的、很不完善和处于高度动态——不是前进就是复辟——中的。－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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