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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 >> | |
战争愈多一日，则愈涣散了前线军队，削弱了政府，降低了俄国国际地位。十月初，德国海军和空军，在芬兰湾展开了积极的行动。波罗的海水兵非常勇敢地作战，努力保卫着彼得格勒的门户。但是他们比前线其他队伍更明白地更亲切地懂得了他们的地位的深刻矛盾：一面做了革命前锋，一面又非出自愿地参加了帝国主义战争。他们由船上的无线电台向四面八方告求国际革命的援助。“受德国优势力量所攻击，我们的舰队要在这个力量悬殊的战斗中失败的。我们的船没有一只肯逃避战争。被人诬蔑的和中伤的舰队，将尽它的责任。……但并非在一个可怜的俄国拿破仑指挥之下作战，他之统治俄国，只因革命有长久的忍耐心；……亦非奉了我们的统治者和协约国订立的条约之名作战，这些条约用手铐把俄罗斯自由之手铐住了。……”不是。他们乃是奉了保卫革命发源地彼得格勒门户之名作战。“正当波罗的海染了我们兄弟的血，葬了我们兄弟的尸时候，我们大声疾呼：……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呀，高举暴动的旗帜！”
这几句关于战斗和牺牲的话，并非空话。舰队丧失了荣光号战舰，战斗后退下来。德国占据了孟准群岛。战争这部书上又翻到了黑暗的一页。政府决定利用这个新的军事打击，为迁都借口：这个老计划，一有机会就要提出来的。统治者并非特别爱好莫斯科，但他们特别恨彼得格勒。反动帝制派、自由派、民主派，——轮流着努力打击首都，迫它屈膝，使它不得翻身。最极端的爱国派，现在仇视彼得格勒比仇视柏林更加厉害了。
迁都问题成了非常急迫的事情。限定二个星期之内，政府和预备国会都要迁好。为国防工作的工厂也应当于最短期内迁移。中央执行委员会则是“私的机关”，迁不迁由它自己决定。
倡议迁都的立宪民主党人很明白，仅仅迁了都还不足以解决问题。但他们打算用饥饿、寒冷和耗竭等法子，来毁灭这个革命瘟疫的窠巢，在国内封锁彼得格勒，这事情已经在那里大做特做了。工厂被取消了定货，燃料供给减少了四分之三，粮食部阻止牲畜运到首都来，马林斯基铁道网的货运也停止了。
好战的罗将柯，旧国会议长——十月初政府终于决定把旧国会解散了——非常坦白地在莫斯科自由派报纸《俄国晨报》上作文论战争加于首都的危险。“彼得格勒让魔鬼拿去罢，我们心里这样想。……人家害怕，在彼得格勒，那些中央机关（即苏维埃及其他团体）会被消灭的。我回答道：所有这些机关若是消灭了，那我是很高兴的，因为它们除了灾祸之外并没有给俄国什么东西。”不错，彼得格勒失守，波罗的海舰队也要消灭的，但也不必为此事难过：“其中有几只船绝对败坏了。”感谢这位御前大臣没有慎言习惯，民众才明白了俄国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最隐秘的思想。
驻伦敦俄国代办报告，英国海军总司令部，无论人家如何恳求，仍坚持无法减轻波罗的海方面友军的危险局势。这个回答，不仅布尔什维克一派解释为如下意义的，即是：协约国与俄国爱国派上层分子相结合，希望德国进攻彼得格勒，认为这是有利于共同事业。工人和士兵，尤其在罗将柯亲供之后，毫不怀疑政府故意把他们交付于鲁登道夫和霍夫曼[1]去管教。
10月6日，士兵部以前所未有的全体一致通过了托洛茨基的提案：“如果临时政府无力保卫彼得格勒，它就应当签订和约，或让位于另一个政府。”工人表示也同样坚决。工人把彼得格勒当作自己的堡垒，他们的革命希望寄托于此，他们不肯拿来献给敌人。妥协派方面，也因受了战争危险，受了迁都，受了士兵和工人的义愤以及全体居民的骚动所惊吓，便发出了警报：不能让彼得格勒任随命运摆布。政府看见迁都企图受了各方面反对，于是开始收兵：它所关心的并非自己的安全，而是要替未来的立宪会议选择一个开会之地。然而这个立场也保持不住的。不到一个星期，政府就不得不宣布：不仅它自己要留在冬宫之内，而且仍旧计划在陶立特宫召集立宪会议。如此宣布毫不能改变军事的和政治的状况，但又显示出彼得格勒的政治力量来了，——首都自以为负有使命替克伦斯基政府送终，不让它逃出自己围墙以外。惟有布尔什维克派以后敢迁都到莫斯科去。他们做这件事情是没有遇到丝毫阻碍的，因为他们的迁都确实为了战略上的目的：不可能有什么政治的理由使得他们逃离彼得格勒的。
政府所以收回成命而宣布保卫首都，是依照俄罗斯共和参议会——又称预备国会——委员会中妥协派多数之要求的。这个荒唐的机关终于成立了。普列汉诺夫素来爱开玩笑，而且善于开玩笑，他很不尊敬地把这个软弱无力以及短命的共和参议会称做“鸡爪上筑成的小屋”。从政治观点上看，这个称呼并非不确切。不过应当补充一点说：预备国会，以“小屋”资格，外表上是很阔绰的；人家给它马林斯基宫，这个宫殿从前是内阁所在地。这个华丽的宫殿和简陋而充满了士兵气味的斯摩尼学院相对比，很令苏汉诺夫感动，他说：“在这一切华丽事物之中，人们只想安息下来，忘记了工作和斗争，饥饿和战争，混乱和无政府，国家和革命。”但可以安息和遗忘的时间未免太短促了。
预备国会中所谓“民主”多数派共有三百零八人：一百二十个社会革命党人（其中二十个属于左派），六十个孟什维克派（各系都有），六十六个布尔什维克派；此外还有合作社代表，农民执行委员会代表等。有财产的阶级共得一百五十六席，其中差不多一半是立宪民主党人；加上合作社代表，哥萨克代表，农民执行委员会的颇保守的代表，这个右派在许多问题上有成为多数之势。鸡爪上这座舒适的小屋中席数之分配，可见绝对地与城市和农村坚决表现的意志相矛盾了。此外，马林斯基宫还有一点与苏维埃及其他代表机关不同的，即是它搜罗了“全国之花”。各党各派知道，预备国会议员并不依赖于选举竞争、地方影响和各省爱憎，所以派遣各自的著名领袖来。据苏汉诺夫说的，预备国会的分子是“非常之焕发的”。第一次开会时，据米留可夫说，好多怀疑的人都松了一口气：“立宪会议若能如此就好！”这些“全国之花”在宫内镜子里面照着，得意得很；他们未曾想到：他们乃是一些不会结果子的花朵。
共和参议会于10月7日开会，克伦斯基致开会辞，没有放过机会来提醒人说：政府虽然操持着“全部政权”，却愿意听听“一切真正有价值的指教”：政府虽是绝对（absolute）的，却是开明的。以阿夫克森齐耶夫为主席的五人主席团中，留下一席给布尔什维克派；这席始终没有人去坐。这场无趣而又可怜惜的喜剧的导演人，心有点慌了。开会时适逢灰色的雨天，会场空气是灰色的，整个兴趣都预先集中于布尔什维克派的态度表现。在马林斯基宫走廊上，据苏汉诺夫说，传播了“一个惊人的风声：托洛茨基得到了二十三票之差的多数，……布尔什维克派立刻要退出预备国会的。”事实上，5日布尔什维克派党团会议时就已决议以示威形式退出马林斯基宫了，全体通过了，除了一票：这两个星期内左倾运动竟如此剧烈！惟有加米涅夫仍旧保持原来的立场，或宁可说仍有勇气敢公然拥护那个立场。在他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一篇特别声明中，加米涅夫坦白地指出现行政策“对于本党非常危险”。布尔什维克派态度没有表明，引起了预备国会某种恐慌：实在说，人家并不是害怕政制动摇，而是害怕在协约国外交官面前丢脸；会场大多数人刚刚以爱国热情大拍其掌，欢迎那些外交官。苏汉诺夫说起，当时人家派了一个正式人员——就是阿夫克森齐耶夫自己——去找布尔什维克派，问他们究竟要做什么事情。托洛茨基回答道：“小事情，小事情，手枪小小响一下罢了。”
开幕之后，依照旧国会传下来的习惯，人家给托洛茨基十分钟时间，以布尔什维克派党团名义发言。全场之中立刻默无声息。托洛茨基开始说明，政府此时也是不负责任的，同在民主会议以前一样，——那个民主会议据说是召集来管束克伦斯基的。又说有财产阶级的代表加入这个临时参议会，他们的数目超过了他们的权利。资产阶级如果真地准备于一个半月之内召开立宪会议，那他们的领袖此时没有理由甚至于在这样一个伪造民意的代议机关面前，也如此狂暴地拥护政府的不负责任的地位。“一切都是在于有财产的阶级决心要取消立宪会议。”这一炮响了。右派更加喧嚷地抗议。托洛茨基没有离开正文，接下去攻击政府的经济、土地和粮食的政策：即使是存心来推动群众走上暴动道路，也不会采取另一种政策的。“拿革命首都交给德国军队，这个计划乃是那个一般政策的一个自然的环节，这个政策本是便利于反革命阴谋的。”抗议之声成了风暴。有人叫喊什么“柏林”，“德国黄金”，“铅皮火车”——在这一般的背景中，街上的那些下流辱骂，倒如污泥里的碎玻璃瓶（比较引人注目些[2]）。这种污辱的话，在污秽而充满士兵痰唾的斯摩尼学院之中，虽当最激烈的辩论时候，也未当听到的。苏汉诺夫写道：“我们只消走进马林斯基宫的高尚的社会，立刻就可以遇着旧时国会中那种下流气息。”
会场一时爆发恨声，一时又归于平静，就是在这二种情形交替之中，托洛茨基说完他的话，结尾一段说：“我们，布尔什维克代表，声明：我们与这个背叛民众的政府，与这个纵容反革命的参议会，没有共同之点。……我们现在退出这个参议会，同时号召全俄国工人，士兵和农民警醒和奋勇。彼得格勒陷于危险了！革命陷于危险了！民众陷于危险了！……我们对民众说话。一切政权归苏维埃！”
演说者走下讲台。几十个布尔什维克派离开会场，咒诅之声送他们出去。经过几分钟不安之后，大多数人终于松了一口气。惟有布尔什维克派退出，——“全国之花”还留在这里。仅仅妥协派左翼在打击之下低了头，而这打击似乎并不是对准他们。苏汉诺夫承认：“我们是同布尔什维克派最接近的人，经过此事以后，始终是精神沮丧的。”那些说空话的骑士，觉得说空话时代已经过去了。
外交部长德列钦可打了一个秘密电报给俄国诸大使，通知他们预备国会事情，其中说：“第一次会议经过很平稳，除了布尔什维克派闹出一件丑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相决裂，这件有历史意义的事情，那些人竟视为简单的“丑事”。资产阶级报纸并不放过机会拿布尔什维克派的大胆来刺激政府：诸位部长先生要救全国脱出无政府状态，必须先有“托洛茨基同志那种坚决和果敢才行”。好像是某个人的坚决和果敢问题，而不是某阶级的历史命运问题！又好像人物和性格的挑选，是与历史任务无关的！米留可夫关于布尔什维克派退出预备国会一事，写道：“他们说话和行动，好像觉得他们背后有一股力量，好像知道明天是属于他们的。”
孟准群岛的失守，彼得格勒危险的增加和布尔什维克派退出预备国会而到街上来，——这一切迫得妥协派去考虑如何对付以后的战争。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有海陆军部长，政府特派员和军队组织代表参加，辩论了三日之后，终于发现一个计策：“要求俄国民主派得派遣代表参加巴黎协约国会议。”再努力了好久，人们又才指定史高倍列夫为代表。一个详细的训令起草好了：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海峡和运河中立化，连苏黎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在内（妥协派的地理眼界比他们的政治眼界更广阔些）；废除秘密外交，渐进地裁军。中央执行委员会解释它派遣代表参加巴黎会议，“目的是压迫协约国”。史高倍列夫去压迫法国、英国和美国！立宪民主党一个报纸提出了一个刻薄的问题：如果协约国毫无礼貌地拒绝了他的条件，史高倍列夫将有什么办法呢？“他又要号召全世界民众起来以恐吓协约国么？”可惜得很，好久以来妥协派就为了自己以前那个号召而觉得难为情了。
中央执行委员会预备去压迫美国实行巴拿马运河中立化，但事实上连压迫冬宫也没有力量哩。12日，克伦斯基写给劳合·乔治一封无穷无尽的长信，其中充满了温柔的谴责，悲伤的诉苦和慷慨的许诺。他说，前线“状况比春天好些了”。自然，失败主义宣传——俄国总理向英国首相控告俄国布尔什维克派——妨害了人家履行一切规定的任务。但和平绝谈不上。政府只晓得“如何去继续战争”一个问题。当然，以他的爱国主义为抵押，克伦斯基要求借款。
预备国会摆脱了布尔什维克派之后，也不肯空费时间的：十日，开始辩论关于提高军队战斗力问题。三场无味的辩论，说来说去都是那几句话。必须说服军队，告诉他们是为和平民主而作战的，——左派说。说服是不可能，必须强迫，——右派说。没有什么强迫手段，要强迫，必须先说服，至少部分地说服，——妥协派回答。说到说服，布尔什维克派强于你们哩，——立宪民主党人反驳。两方面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是投水的人也是有理由的，假使他在未曾沉下水底之前就大声叫喊。
18日，到了表决时候了，这个决议丝毫不能改变事物本质。社会革命党人的提案，赞成者九十五票，反对者一百二十七票，弃权者五十票。右派的提案，赞成者一百三十五票，反对者一百三十九票。奇怪得很，竟没有大多数！报纸记载会场上是“普遍的骚动和纷扰”。虽然目标一致，那些“全国之花”竟不能通过一个柏拉图式的决议案关于全国生活上最重大的问题。这绝不是偶然情况：这个情况天天发生，关于一切问题都是如此，无论在全体或在委员会上。一片段一片段的意见凑不拢来。各党各派依赖着一个政治思想的各种捉摸不着的暗影而生存，至于这个政治思想本身，则是并不存在的。这个思想也许是跟着布尔什维克派到街上去了么？……预备国会的无出路就是整个政制的无出路。
说服军队改变信念，是困难的；但强迫军队改变信念则不可能。波罗的海舰队打了仗，牺牲了实力，克伦斯基又向它叫喊，于是水兵大会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从临时政府之中逐出“一个人物，他以可耻的政治敲诈手段污辱了和败坏了大革命”。克伦斯基尚未听过水兵们同他说这样的话哩。在芬兰的海陆军士兵和俄国工人的苏维埃地方委员会，如同一个政权，扣留了政府的货物。克伦斯基以逮捕苏维埃特派员来恐吓。回答是：“地方委员会平心静气地接受临时政府的挑衅。”克伦斯基不吭声了。实在说，波罗的海舰队已经在暴动状态中了。
在陆上前线，事情还没有走到这个地步，但是向这方面发展的。粮食供给状况，在十月间，急剧地变坏。北方前线司令宣言，饥荒是“军心涣散的主要原因”。前线妥协派领袖们继续断言——但已经是在士兵背后说的了——军队的战斗力提高了，但此时下面，一团一团地要求公布秘密条约并立刻媾和。西方前线特派员日但诺夫十月初写道：“士兵情绪是非常可虑的，为了冬天即将来到，以及食物逐日变坏……布尔什维克派得到了相当成功。”
在前线的政府机关等于虚设。第二军团特派员报告，军事法庭不能行使职权，因为传来作证的士兵不肯出庭。“长官和士兵间相互关系，一天比一天更不好了。人们认为军官应负继续战争之责。”士兵之仇视政府和长官，好久以来，就变为仇视军团委员会了，这些委员会从革命初期至今未曾改选过。各团士兵没有经过这些委员会之手，直接派遣代表到彼得格勒去，向苏维埃诉说战壕内不可忍受的生活，没有面包，没有衣服，没有胜利信心。在罗马尼亚前线，布尔什维克派势力很弱，但整团的士兵拒绝开枪。“二三个星期之内，士兵自己就要宣布停战，放下武器的。”某师代表报告道：“士兵们决定了，一见下雪，他们就回家去。”第三十三军一个代表团如此恐吓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体会议：若无真实的为和平而斗争，“士兵们就要自己拿取政权，设法休战”。第二军团特派员向陆军部长报告：“士兵纷纷议论，冷天一来就要离开战壕。”
与德国兵联欢之事，七月事变之后，差不多断绝了，如今又开始而且很快地蔓延。平静了一个时期，士兵又纷纷逮捕军官，甚至杀死最可恶的长官。这种事情差不多是公然做出来的，当着士兵群众眼前做的。没有人来干涉：多数人不愿干涉，少数人不敢干涉。凶手总来得及隐藏起来，如同沉入士兵群众大海之中，不留痕迹。一个将军写道：“我们紧紧地抓住一件什么东西，我们祈求一个奇迹，然而大多数人都明白早已没有得救了。”
爱国派报纸，配合了愚蠢和狡诈，继续议论进行战争、攻击和胜利。将军们耸耸肩膀，有些将军模棱两可地附和了。10月7日，布德柏格男爵，驻在德文斯克附近某军军长，写道：“惟有真正的疯子，现在才会梦想进攻。”一日之后，他在他的日记中又不得不写道：“我接到了一个训令，限定至迟10月20日发动攻击；这训令使我头脑糊涂了。”各地司令部什么都没有把握，遇事便耸耸肩膀，但起草着新进攻计划。有好多将军认为一切都没有出路，除了大规模地重复科尔尼洛夫的里加经验，即是把全军牵入战争，好拿失败去打击革命的头。
由陆军部长凡尔霍夫斯基提议，人们决定把较老的几级士兵撤退下来作为后备军。路轨响着，在那些退到后方来的士兵重量压迫之下。装载过多的车辆，弹簧断了，木板破了。那些留在前线的人，情绪并未因之变好些。布德柏格写道：“战壕倒塌了，交通道路混乱不堪，到处是垃圾和粪堆，……士兵们干脆拒绝扫除战壕，……一想起春天来时这一切都将分解而腐臭，不知将有什么影响，便令人寒心。”士兵们在气愤的消极情绪之中，甚至拒绝打防疫针：这也成了反战的一种形式。
凡尔霍夫斯基图谋以减少员额手段来提高军队战斗情绪而不成功之后，忽然走到这个结论，即认为非媾和不能救国。某次与立宪民主党领袖们私下会议之时，这位年轻而天真的部长希望拉拢他们，便描摹军队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解体状态：“图谋继续战争只有更加促成大灾祸罢了。”立宪民主党人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但在大家不做声时候，米留可夫带着不屑神气耸耸肩膀，说起了什么“俄罗斯的尊严”“对协约国守信”一类的话。这位资产阶级领袖自己也不相信这类鬼话，但他坚决努力要把革命埋葬于战争的颓垣和死尸之下。凡尔霍夫斯基表示他的政治勇气：20日，不先通知政府，他就在预备国会委员会中声明必须立刻媾和，不问协约国同意不同意。大家都起来疯狂地反对他，私人谈话时与他一致的人也反对他。爱国派报纸说陆军部长“已经跳到托洛茨基同志的战车上面去了”。布尔泽夫暗示德国黄金的作用。凡尔霍夫斯基被停职了。爱国派私下谈话时都说：他的话根本不错。布德柏格在日记之中也很谨慎说：“以守信观点说，凡尔霍夫斯基的提议自然是奸诈的；但以俄国自己利益观点说，这也许是唯一有得救希望的提议。”这位男爵附带地也表示他对德国将军的欣羡，“命运让他们博得胜利”。他没有预见到，不久那些德国将军也会倒运的。总之，这种人，连其中最聪明的，什么都没有预见到。布尔什维克派预见到好多事情，而这就是他们的力量。
布尔什维克派之退出预备国会，在民众眼前，把那座联系准备暴动的党于官方社会的最后桥梁炸断了。布尔什维克派以新的毅力再进行一种鼓动，目的临近，努力就倍增；敌人称此鼓动为煽惑，因为它把他们隐藏在私室与办公室里的事情，搬到公众广场上来了。这个不倦的宣传，其说服人的力量是从这个事实得来的，即是：布尔什维克派懂得客观发展进程，拿他们的政策适应于此进程，不害怕群众，坚决相信自己的正确和胜利。他们的演说，民众听得津津有味地。民众觉得需要密切团结着。每个人经过他人来证验自己，大家都留心而紧张地注意看着同一个思想如何以种种形式和特质在他们的意识之中发展。无量数的人群在马戏场及其他大建筑物中倾听最有名的布尔什维克派说话，这些演说者带来了最新的言论和号召。
将近十月时，起领导作用的鼓动家人数减少得很厉害。首先是短了列宁，这不仅短了一个鼓动家，而尤其重要的，乃是短了这个直接指导日常工作的人。没有了他那种简单而深刻的推理力，直钻进群众意识中去，又没有了他那种生动的话句，这是从群众得来的，又还于群众。又短了另一个第一等的鼓动家：季诺维也夫，为了七月“暴动”受控告，躲藏起来，但他此时坚决反对十月暴动，因之在整个紧急时期他都退出行动舞台。加米涅夫，一个无人可代替的宣传家，一个老练的党政治教育家，也因反对当时暴动路线，不相信会胜利，看见大灾祸当前，而蹙着眉头退到阴影中去。斯维尔德洛夫，组织家才干高于鼓动家才干，常常在群众会议之中演说，他的匀称有力而不倦怠的低音给人以一种安静的信心。斯大林不是鼓动家，也不是演说家。他不止一次在党大会里当报告人。但他曾有一次现身于革命时群众大会之前么？在文件和回忆之中，没有踪迹可寻。
伏洛达斯基，辣舍维趣，柯仑泰，楚诺夫斯基，进行一种热烈的鼓动。他们之外还有几十个次一等的鼓动家。群众怀着兴趣和同感听卢那察尔斯基的演说，程度高的人则于兴趣和同感之外还要加上一点宽容；他是老练的演说家，晓得以合宜的方式提出一件事实，一种议论，一点感情，一个笑话；但他莫想领导别人：他自己需要人家领导的。人们愈走近暴动，卢那察尔斯基就迅速失去了他的光耀色彩，迅速黯淡了。
苏汉诺夫描写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3]说：“他抛下了革命司令部的工作，从奥布霍夫斯基工厂飞到特鲁波起尼工厂，从普地洛夫工厂飞到波罗的工厂，从驯马场飞到兵营，而且好像在所有的地方同时说话。彼得格勒每个工人和士兵都认识了他，都亲自听过他说话。他的影响，在群众和在革命司令部之中，都是压倒一切的。他是那几天内的中心人物，是历史上这非常的一页中的主角。”
但在暴动前这个时期，更切实有效得多的乃是分子的鼓动，乃是无名的工人和海陆士兵所进行的鼓动，一个又一个地取得同情者，打破残余的疑惑，克服最后的动摇。几个月狂热的政治生活造成了无量数下层干部，教育了几百几千个人才；这些人习惯于从下而上不是从上而下地去观察政治，因之估量事实和人物很正确，决非学院派演说家所常能企及的正确。首先是彼得堡工人，无产者世家出生的，那中间产生了不少有非常革命精神的鼓动家和组织家，政治修养很高，思想、言论和行动都是独立的。木匠、冶匠、铁匠、工会和工厂的教师，都在自己周围聚了一个学校，都收了学生，这些就是未来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设者。波罗的海水兵是彼得堡工人最亲近的同盟者，他们一大部分就是由彼得堡工人出身的，他们派出好几队鼓动家，以斗争争取了落后的军队，县城居民和乡镇农民。一个革命领袖在“近代马戏场”发出的一般公式，在几百个能思想的头脑里承受了血肉，然后传遍了全国。
从波罗的海沿岸，从波兰和立陶宛，当俄国军队败下来时，撤退了好几千革命的工人和士兵，他们是跟着工厂撤退或者个人撤退。所有这些人都是鼓动家，反对战争及其负责者。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派，离开了故乡，从此专心一志在革命的土地上活动，坚信的，顽强的，果敢的，一天又一天在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工作。刚强的面貌，嘶嘎的语音，俄国话常常说得不通，以此给了他们的暴动号召以一种特殊的表现。
群众早已不肯容忍他们中间那些动摇者，怀疑者，中立者了。群众努力征服一切人，拉着他们走，说服他们。工人协同卫戍军，派遣代表往前线去。前线士兵也同最近的后方工人和农民发生联系。在沿前线一带城市里举行无量数的会议，其中海陆士兵和工农群众配合着行动；靠近前线一个落后地方，白俄罗斯，便是如此被布尔什维克主义所征服了。
党的地方机关，若是不坚决的、观望的，如在基辅、在伏龙尼士，在其他好多地方，群众往往入于消极。为了辩护他们的政策，领袖们往往借口于群众这个情绪，其实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反之如加丈一个鼓动家包伏志斯基说的，“愈加勇敢号召暴动，则士兵群众就愈加表示信任于演说的人。”
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地工人和士兵愈加用力去敲农民的木头门了。工人们捐钱派代表到他们的老家去。士兵通过决议，号召农民起来拥护布尔什维克派。城外工厂的工人，到近郊农村去，散发报纸，建立布尔什维克支部。他们从乡下回来后，眼睛里还留着农民战争烧起的大火之反照。
布尔什维克主义征服了农村。布尔什维克派变成了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他们背后走着民众。喀琅施塔得、察里津、考斯脱罗马、树雅等地，依照普选制选出的市政局，操在布尔什维克派手里。莫斯科各个区政局选举时，布尔什维克派得到了52%票数。在那个遥远的平静的城市托姆斯克，以及在萨马拉，并非工业区，但布尔什维克派仍在市政局中占首位。希吕塞尔堡县地方自治会议四个议员之中布尔什维克派被选了三个。里果夫斯克县地方自治会议中，布尔什维克派占50%票数。并非到处如此的。但到处都是朝着同一方向走去；布尔什维克党的比重很迅速地增加起来。
然而群众的布尔什维克化表现得最明显的还在阶级组织方面。在首都，工会团结了半百万以上工人。孟什维克派，尚保持着某些工会领导权的，自己觉得同遗老一般。无论哪部分无产阶级，开了会，提出了当前任务，总不可免地要做出布尔什维克的结论。这并不是偶然的：工会，工厂委员会，工人阶级的经济机关和文化机关，无论永久的或暂时的，都为时势所迫，每逢特殊任务，总要提出同一个问题：谁是国家主人？
大炮制造厂工人们，召集一个会议，调整他们与工厂管理机关的关系，结果决定：经过苏维埃政府，这关系才能调整好。这已经不是一个空洞口号了，这是经济救亡的纲领。渐渐走近了政权，工人也就渐渐具体地处理经济问题：大炮制造厂会议甚至设立一个特别中心，为了筹划改变军火工厂为和平生产的方法。
莫斯科工厂委员会会议，认为当地苏维埃以后必须以命令解决一切罢工冲突，重开已被资本家关闭的工厂，并派遣代表往西伯利亚和顿涅志流域，替工厂备办麦子和煤炭。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会议，注意于土地问题，并根据托洛茨基一个报告，发表一篇告农民书：无产阶级自觉它不仅是一个特殊的阶级，而且是民众的领导者。
全俄国工厂委员会会议，在10月下半月开会，将工人监督生产问题推及于全国范围。“工人比产业主更关心于产业工作之能依规则不断进行。”工人监督生产“乃是为了全国利益，应当得到革命的农民和革命的士兵拥护的。”这个导入新的经济制度的决议案，由全俄国所有工业代表投票通过，除了5票反对和9票弃权。少数弃权的就是那些老孟什维克派，他们已不能同他们的党一致行动了，但还不敢公然举起手来赞成布尔什维克暴动。明天，他们就要来赞成的。
最近成立的民主市政局，也渐渐死亡了，同政府机关一般。最重要的问题，譬如城市粮食，用水，灯火，燃料等供给，——都渐渐归于苏维埃及其他工人组织负责了。彼得格勒照明供电站的工厂委员会在本城和四郊奔走，寻觅煤炭或机器油；靠了其他工厂委员会帮助，与业主和管理机关相斗争，结果都寻着了。
不，苏维埃政权并非党内理论家随意编织的虚无之物。那是从下层不可抑制地升上来的，从经济混乱，有产阶级的无力和群众的需要中发生出来的；苏维埃事实上成了政权，——在工人、士兵和农民方面说来，没有其他的道路。关于苏维埃政权问题，现在已不是辩论拥护和反对理由的时候了：现在是实行的时候。
六月间，第一次苏维埃大会时，决定每三个月召集一次大会。然而中央执行委员会，不但不准时召集第二次大会，而且表示永不召集之意，为的避免同那仇视它的大多数面面相对。民主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排挤苏维埃而代之以“民主的”机关。但这不是那般容易的事。苏维埃绝无意让位于任何人。
9月21日，民主会议闭会前不久，彼得格勒苏维埃大声要求立即召集苏维埃大会。根据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莫斯科来的客人）的报告，一个决议案通过了，形式上从那必须准备对付“反革命的新进潮”出发。自卫政纲开辟了未来进攻之道路，这个政纲依据在苏维埃，依据在这个唯一能够斗争的组织之上。决议案要求苏维埃巩固其在群众中的地位，确有政权在手之处绝不应当让出来，科尔尼洛夫事变时设立的革命委员会仍当作行动准备。“为了统一和配合所有苏维埃的活动，以抵御那渐近的危险和解决革命政权组织问题，必须立即召集苏维埃大会。”如此，自卫意义的决议案，竟向推翻政府走去了。从此以后，鼓动就在这个政治论调之上发展，直至于暴动时候。
参加民主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第二天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召集苏维埃大会问题。布尔什维克派要求二星期之内召集大会，而且提议——或宁可说恐吓——为此目的设立一个特别机关，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苏维埃为基础。事实上，布尔什维克派是宁愿老中央执行委员会来召集大会的：如此可以预先免除关于大会是否合法之辩论，而且靠着妥协派自己帮助来推翻妥协派。布尔什维克派的半掩饰的恐吓发生了效力：中央执行委员会诸领袖尚不敢打破苏维埃法制，于是宣布他们不委托别人代行他们的职权。大会规定于10月20日开会，离此时不到一个月了。
然而外省代表刚刚散回去以后，中央执行委员会诸领袖忽然睁开眼睛，发现此时开大会不合时宜，将使各地工作人员离开选举活动，因之妨害立宪会议。其实他们是害怕大会成为一种力量，要求政权；但他们懂得外交，关于此点不说一句话。9月26日，丹已经忙着向那并未认真从事准备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提议延期召集大会了。
至于民主的基本原则，则那些官方民主派是毫不在意的。他们刚刚糟蹋了他们自己召集的民主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案，即那个排斥与立宪民主党人合作的决议案。现在他们又来鄙视苏维埃了，首先鄙视彼得格勒苏维埃，它以前捧他们坐上现在的交椅。是的，他们既不断绝与资产阶级同盟，又怎能尊重那些拥护苏维埃的几千万工农士兵的希望和要求呢？
托洛茨基回答丹的提议，说大会总是要召集的，假使不是依照章程来召集，那末就用革命手段来召集。常务局平时是很柔顺的，这次则拒绝走上苏维埃内的一种政变道路。但这个小失败并不能使得那些阴谋者放下武器，反而激励了他们。丹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得到一个有力的拥护，军事部决议“征询”前线组织的意见，究竟应否召集大会，即是说应否执行苏维埃最高机关接连二次通过的决议。在此时候，妥协派报纸发动攻击苏维埃大会。社会革命党人特别地激昂。《民业报》写道：“无论大会召集不召集，对于解决政权问题是毫无影响的。……克伦斯基政府绝不曾肯降服。”降服于谁呢？——列宁问道。接着列宁又解释：“降服于苏维埃政权，于工人和农民的政权；《民业报》为了不落在暴徒、反犹太主义者、君主派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后面，竟把这个政权叫作‘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政权。”
农民执行委员会，也宣布此时召集大会是“危险而不应当的”。苏维埃上层分子之中笼罩着一种恶意的纷乱。妥协派代表们周游全国，动员地方组织起来反对苏维埃最高机关正式召集的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报，天天登载些由妥协派领袖授意的决议案，反对大会，这些决议案都是从三月幽灵方面出来的，名称固然堂皇得很。《新闻报》以一篇社论埋葬了苏维埃，这不过是临时的棚架而已，立宪会议一经落成了“新制度殿堂”，那些棚架就要拆散的。
反对大会的鼓动并不出于布尔什维克派意料之外，9月24日，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因为不信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经过地方苏维埃和前线组织，从下层掀起一个拥护大会的运动。布尔什维克派派了斯维尔德洛夫做代表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那个主持——或宁可说阻止——召集大会事宜的正式委员会。在他指挥之下动员了党的地方组织，由此又动员了地方苏维埃。27日，勒瓦尔地方一切革命团体都要求立刻解散预备国会并召集苏维埃大会以谋成立一个政权。这些团体又庄重发誓，“以勒瓦尔要塞所有的一切手段和力量”来拥护大会。好多地方苏维埃，从莫斯科各区苏维埃起，提议不让那个无信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持召集事宜。与军团委员会反对大会的决议案相反，从各营各团各师卫戍军飞来了拥护大会的宣言。乌拉尔地方启希屯士兵大会宣言“苏维埃大会应当不顾一切拿取政权”。诺甫高老特省士兵号召农民参加大会，不顾农民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省苏维埃，县苏维埃甚至最僻远地方的苏维埃，以及工厂，矿山，兵团，无畏舰，鱼雷艇，军医院，彼得格勒汽车车队，莫斯科救护队，——这一切都要求取消现政府，而将政权付于苏维埃。
布尔什维克派不以这个鼓动为限，他们还召集了北方苏维埃大会，以为自己创立一个重要的组织基础；大会共有一百五十个代表，来自二十三个不同地点。这是算得很准的一炮！中央执行委员会，在那些做小事情的大领袖指导之下，声明北方大会是一种私的会议。若干孟什维克派代表不肯参加大会工作，不过来“旁听”而已。好像这个声明可以丝毫减少这样一个大会的意义，——其中参加有彼得格勒及其近郊苏维埃，莫斯科苏维埃，喀琅施塔得苏维埃，赫尔辛基苏维埃，勒瓦尔苏维埃：即是说两个首都，海军要塞，波罗的海舰队，和彼得格勒附近卫戍军等等苏维埃都参加开会。大会有意蒙着军队色彩，由安东诺夫宣布开会，以少尉克留连科为主席，——克留连科是党在前线最优秀的鼓动家，未来布尔什维克军队的最高司令。托洛茨基的政治报告主要是关于政府的新企图，要把革命队伍调离彼得格勒：大会不容许“解除彼得格的武装和绞杀苏维埃”。彼得格勒卫戍军问题乃是关于政权的一些根本问题中的一个原素。“所有的人都投布尔什维克的票。人民信任我们，要我们把政权拿在手里。”托洛茨基提出的决议案说：“时候到了，只要所有的苏维埃勇敢一致地前进，就可以解决中央政权问题。”这话差不多是公开号召暴动了，全场一致通过，除了三票弃权。
辣舍维趣号召各地苏维埃，依照彼得格勒榜样，抓住当地卫戍军指挥权。拉脱维亚代表彼得森声明：“四万拉脱维亚轻步兵都要拥护苏维埃大会。”彼得森的声明，得到会场热烈欢迎；他的话绝不是空口许诺。几日之后，拉脱维亚诸团的苏维埃宣言：“惟有民众暴动……才能使政权转移到苏维埃手里。”兵舰上无线电台，13日，广播了北方大会宣言，号召准备全俄国苏维埃大会！“海陆士兵，农民和工人！你们的责任就在冲破一切障碍……”
党中央委员会，向北方大会的布尔什维克派代表提议：勿离开彼得格勒，等待即将召开的苏维埃大会。有些代表，受了大会选举的常务的委任，到军队组织和地方苏维埃之中做报告，换一句话说，即到各省准备暴动。中央执行委员会于是看见了，在它身边兴起一个有力的机关，依靠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之上，经过无畏舰的广播电台与全国发生关系而且随时都可以代替那个早已腐朽的苏维埃最高机关来召集大会的。由此可见，组织上那些小诡计并无补于妥协派。
赞成和反对大会之斗争最后推动了各省苏维埃之布尔什维克化。在好多落后省份，譬如在斯莫连斯克省，直至召集大会运动或选举代表时候布尔什维克派才第一次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或同社会革命党左派合成多数）。甚至在西伯利亚地方苏维埃大会上，十月半，布尔什维克派也同社会革命党左派联合，得到一个确实的多数，容易影响于西伯利亚一切苏维埃。15日其也夫苏维埃以一百五十九票对二十八票及三票弃权之多数，承认未来苏维埃大会为“政权最高机关”。16日，西北方苏维埃大会，在明斯克即西方战线中心开会，宣布全国大会不能延期召集。18日，彼得格勒苏维埃进行选举此次大会代表：布尔什维克派名单（托洛茨基，加米涅夫，伏洛达斯基，尤林尼夫和辣舍维趣）得到四百四十三票；社会革命党人得到一百六十二票，这都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倾向于布尔什维克的；孟什维克派得到四十四票。乌拉尔地方苏维埃大会，以克勒斯丁斯基为主席，一百一十个代表之中有八十个布尔什维克派；大会以二十二万三千九百有组织的工人和士兵的名义，要求于原定日子召集苏维埃大会。同一日，即19日，全俄工厂委员会会议，即全国无产阶级最直接的和最实在的代表机关，主张政权立即移交于苏维埃。20日，伊凡诺夫·伏士尼辛斯克苏维埃宣言，本省一切苏维埃“已在同临时政府公开斗争中，绝无调和余地”，并号召本省各苏维埃以自己的权力解决当地经济问题和行政问题。这个决议不异于是推翻当地政府机关，却只有一人反对和一人弃权。22日，布尔什维克报纸发表一批组织，共有五十六个，要求政权交给苏维埃：这完全是真正的群众，而且很大部分是武装了的。
拥护未来暴动的队伍作如此有力的点名，却不能阻止丹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说已有的917个苏维埃组织之中只有50个有答复，同意选派代表来而且“毫不热心”。人们不难明白，那些少数苏维埃，至今还认为必须把自己情绪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自然对于大会毫不热心。但是绝大多数地方苏维埃和军队委员会，则干脆不理会中央执行委员会。
妥协派以破坏大会这个行动来揭穿了并败坏了自己，却不敢实行此行动到底。到了明白大会不能不开时，他们就忽然改变态度，号召所有地方组织都来选举大会代表，不让布尔什维克派占得多数。已经太迟了，于是中央委员会不得不于限期之前三日将大会延缓至10月25日。
二月政制以及资产阶级社会，感谢妥协派这个最后诡计，意外地得以延长几天残喘，然而根本无益于它们。反之，布尔什维克派利用这增加的五日得到大的成功。后来，敌人也明白了。米留可夫说：“大会延期，被布尔什维克派利用来首先在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之中巩固他们的地位。托洛茨基在群众大会上演说，全城卫戍军各部分他都去。他所造成的情绪可以于下例中见之，即是：在谢米诺夫斯基团中，他说话之后，两个执行委员，史高倍列夫和高次，竟不能够说话。”
谢米诺夫斯基团的转变含有象征意义。在革命史上，这团名字本来受人嫌厌的：1905年12月谢米诺夫斯基团尽了最大的力量去镇压莫斯科暴动。团长明（Мин）将军下命令：“不要活捉。”在莫斯科－哥罗文诺铁道区，谢米诺夫斯基团枪杀了一百五十个工人和职员。明（Мин）将军以此功绩邀得皇帝恩宠，但1906年秋天，社会革命党人康诺卜良妮可娃把他刺死了。完全束缚在这个旧传统之内，谢米诺夫斯基团比禁卫军中大多数队伍抗拒革命得更长久。它的“可靠”声名如此之深入人心，以致史高倍列夫和高次悲惨失败之后，政府还想倚赖它直至暴动那一日，甚至在暴动以后。
从民主会议到十月暴动这五个星期之中，苏维埃大会问题始终是中心的政治问题。布尔什维克派在民主会议中已经宣布未来的苏维埃大会为全国最高政权机关了。“此次会议的决定和提议之中，……惟有能得到全俄工农兵代表大会核准的，才有实行的希望。……”中央委员会中一半赞成一半反对的那个抵制预备国会决议案，曾说：“本党参加预备国会问题，现在直接依赖于全俄苏维埃大会为创立革命政权所将采取的那些手段。”这个时代，布尔什维克一切文件，差不多毫无例外地，都是号召苏维埃大会的。
农民战争的蔓延，民族运动的剧烈，经济纷扰的加深，前线瓦解的显著，以及政府渐渐垮台，——在这一切之前，苏维埃就变为创造力的唯一支柱了。一切问题都成了政权问题，而政权问题就引到苏维埃大会去。这次大会必须回答一切问题，连立宪会议问题在内。
没有一个党取消了立宪会议口号，布尔什维克党亦然，但在革命事变潮流之中，这个民主总口号，十五年以来以其颜色感染群众的英勇斗争的，竟差不多不知不觉地黯然失色了，枯萎了，而且好像磨成粉末了，只剩下一个空壳，一个没有内容的形式，一个传统，而非一个前途。这个过程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革命发展到了这个地步：社会两个主要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为了政权直接相肉搏。立宪会议拿不出什么给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在此冲突之中，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只能起次要的辅助的作用。小资产阶级无论如何自己不能拿住政权了；以前几个月若有所证明，便是证明此点。但小资产阶级仍可能——也确实——获得立宪会议的多数。类似胜利的唯一用处，是彻底展示自己的政治无能[4]。到了历史上最危急的时期，形式民主的无用就是这样表明出来。传统力量显示于此点，即是临到最后一战时候，交战营垒之中也还没有一个抛弃了立宪会议名义。但事实上，资产阶级离开立宪会议而求助于科尔尼洛夫，布尔什维克派也离开立宪会议而求助于苏维埃大会。
人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提出这个假设，即是有颇多的人，甚至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人，对于苏维埃大会存有一种宪政的幻想，即认为大会开时政权可以自动而无痛苦地从合作政府之手移到苏维埃来。事实上，政权，应当以武力去夺来的，投票表决无济于事；惟有武装暴动才能解决问题。
然而必然伴随每个大的民众运动——连最现实主义的运动在内——而来的一切幻想之中，惟有这个苏维埃“议会主义”幻想，在种种情况相配合之中，是最少危险的。苏维埃事实上是在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一天比一天更加去依靠武装力量，在若干地方自己成了政权，而且以热烈的斗争去召开自己的大会。如此已经没有多少位置留给宪政幻想了。即使有幻想，在斗争过程之中也要被扫除的。
召集苏维埃大会这个口号，配合了全国工人和士兵的革命努力，统一了他们的目的和划一了行动日期，同时也以不断号召工农士兵依法选派代表来遮掩了那个半阴谋的和半公开的暴动准备。苏维埃大会既如此帮助了为暴动之用的力量集合，事后就应该核准暴动的结果，并成立一个政权，——一个为人民所公认的政权。
[1] Hoffmann Max（1869－1927）德国少将。1916年起任东线德军参谋长。布列斯特和谈期间是德国代表团实际上的团长。－C.R
[2] 原文并无此括号内短语，我加上的，方便读者理解。著者这里乃是说大街上那种变化百出的骂人话比起“德国黄金”这类无聊的污蔑，要“生气勃勃”的很。－C.R
[3] 译者按，指托洛茨基。
[4] 译文有修订。小资阶层的政治人物借助普选制度的惯性，在工农多数已拥护苏维埃的时候进入立宪会议，但他们夹在两大阶级之间毫无前途，是刚得空间却已失去施展拳脚可能性的政治废物。－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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