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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加以考察，布尔什维克派鼓动的手段和工具，不仅是完全不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治影响相配称的，而且简直渺小得惊人。七月事变之前，党有41种刊物，连周刊和月刊在内，共总行销33万份。七月打击之后，销数减少了一半。八月底，党中央机关报仅印五万份。党争取彼得格勒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那几日，中央委员会库藏共总只有三万纸卢布。
知识分子简直不到布尔什维克党来，所谓“老布尔什维克派”，从那些参加过1905年革命的大学生出身的，有很大部分已经变做非常得意的工程师，医生，公务员了，他们现在毫不客气地背弃了党。甚至在彼得格勒，党也时刻感到了缺少新闻记者，演说家，鼓动家；外省，则更没有这类人才。“没有领袖；没有懂得政治的人能够向群众解释：究竟布尔什维克派要的是什么。”——僻远地域，几百处都发出这个呼声，前线叫得尤其厉害。乡村差不多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支部。邮政交通是完全混乱的。地方组织没有人管，人家常常责备中央委员会，说它只领导彼得格勒一个地方，——这个责备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机关如此薄弱，党印刷物份数又如此微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思想和口号怎样能够吸引如此广大的民众呢？解释这个，是很简单的：那些口号，既适合于一个阶级和一个时代的迫切要求，自然会替自己开辟几千条道路。赤热的革命媒质，是思想的最良导体。布尔什维克派机关报，被人高声念着，一份份地读得破烂。最重要的论文，人家还熟读在心，背得出来，抄了下来，有可能时候还重印出来。士兵比连衣可说：“我们的司令部印刷机关大有功于革命。《真理报》上有多少篇文章被我们重印出来，又有多少种很有关于士兵并为士兵所能懂的小册子也重印出来！所有印出的东西，都很快地藉航空寄递，脚踏车和摩托车之助，在全战线散发着。……”同时，资产阶级报纸，虽然几百万份地免费寄到前线去，但很难找到一个读者。一大捆一大捆的印刷物，连开也没有开。如此抵制“爱国派”报纸，有时带着示威的形式。西伯利亚第十八师诸代表通过一个决议案，要求资产阶级政党停止寄宣传品来，因为那些东西“没有别的用场，只可拿来烧开水泡茶喝。”布尔什维克派出版物的使用就完全不同了。所以布尔什维克派报纸的有用的——或有害的，倘若你要这样说——效力，就无比地高得多。
普通解释布尔什维克主义之成功，都归功于“口号简单”，恰合于群众的愿望。这个解释含有相当真理。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一贯性，是出于这个原因。即是：布尔什维克派与那些“民主派”相反，完全不受那种没有明说的或半明说的禁忌所拘束，这种禁忌归根结底是要保护私有财产的。然而单单这个特点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在右方，固然有“民主派”同布尔什维克派竞争；但在左方，也有无政府主义者，最高限度派，左派社会革命党，企图排挤布尔什维克派。但这些党派也是没有一个能自拔于懦弱无力之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众不同的，毕竟在于它是使主观的目的，即保卫民众利益，去服从革命法则，视革命为一种客观决定的过程。以科学的方法去发现那些法则，尤其那些支配民众运动的法则，——这就构成了布尔什维克战略的基础。劳动者在斗争之中，不仅受自己的要求和需要所指导，而且受自己的生活经验所指导。布尔什维克主义绝对没有那种贵族式的高傲态度，轻视群众的独立经验。恰恰相反，布尔什维克派乃是以此经验为他们的出发点的，而且依据在此经验上面。这就是他们的诸大优点之一。
凡革命都是言多语繁的，布尔什维克派亦未能免俗。但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的鼓动常常是散漫的，自相矛盾的，尤其善于遁逃和规避的，至于布尔什维克派鼓动则不然，则是以集中和透彻为其特性。妥协派逃避困难，布尔什维克派则去迎接困难。不断地分析客观状况，拿事实来证验口号，以认真的态度对待敌人，那怕敌人已不很认真可怕了，——这一切给了布尔什维克的鼓动以特殊的说服力。
党的刊物并不夸大成功，并不曲解势力关系，并不图谋以叫喊求得胜利。列宁的作风乃是革命的现实主义的作风。1917年布尔什维克派报纸供给的材料，以历史的批评和时代的文件看来，证明了，比其他报纸供给的材料，要无比地更正确得多了。这个正确性乃是布尔什维克派革命的能耐的一种结果，但同时又加强了他们的能耐。这个传统之被抛弃，后来就成了不肖门徒精神的最有害的特点之一。
列宁回国之后立即这样说：“我们并非江湖骗子。我们必须仅仅依据在群众意识上面。如果必须仍处于少数派地位，那就做少数派罢，……我们不要害怕少数派，……我们要实行批评工作，使群众从骗局之中醒悟过来。……我们的路线证明是对的。一切被压迫的人将走向我们来，……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布尔什维克政策，彻底理解起来，正是煽惑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反面。
列宁躲起来了。但他十分留心报纸，总是在字里行间读着，或者在私人谈话——不很常有——中间捉着，那些未成形的思想之回音，那些未明白表示出来的意向。群众在退潮中，马尔托夫一面替布尔什维克派做辩护反对诬蔑，一面则惆怅地嘲谑我们的党，说它“弄巧成拙”。列宁猜出了——关于此事的直接风声，不久也传到他耳朵——一定也有几个布尔什维克派不能免除一种懊悔调子，不仅是那个容易感受印象的卢那察尔斯基一人而已。列宁写了文章，论小资产者的啜泣，论那些附和这种啜泣的布尔什维克派的不忠于党。各区和各省的布尔什维克派，赞成这几句严厉的话。他们更加确信：“老头子”并未曾慌张失措，未曾丧失勇气，并未曾屈服于任何偶然的情绪。
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一个委员——也许是斯维尔德洛夫罢——写信给外省说：“我们暂时没有报纸——组织并未曾解体，……大会并未延期。”列宁虽不得已隐藏起来，仍尽其所能留意于党大会的准备工作，而且替大会起草重要的决议案：计划下次的进攻。大会预先定名为一个联合大会，因为若干独立的革命团体要于此时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其中重要的是彼得格勒区际组织，属于这个团体的有托洛茨基，越飞，乌里茨基梁赞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包克洛夫斯基，马奴易斯基，加拉罕，尤体尼夫，以及其他许多过去知名的或以后知名的革命者。
7月2日，恰在示威之前夕，区际派开了一个会议，约代表四千工人。苏汉诺夫在来宾席上旁听，他回忆道：“会场中大多数是我不认识的工人和士兵。……一定做过了热烈的工作，这工作的成绩，大家都看出来的。只有一点不解：你们和布尔什维克派有什么分别呢？你们为什么不同他们合并在一起呢？”这个团体有若干领袖拖延这个合并，托洛茨基为了促进这个合并，便在真理报上发表如下声明：“我的意见认为；现时，区际组织和布尔什维克派中间，无论原则上或策略上，都毫无不同之点了，因之也就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替这两个组织分立存在作辩护了。”
联合大会开会于7月26日——其实是布尔什维克的第六次大会，——会议都是半秘密地举行的，在两个工人区轮换开会。一共有175个代表，其中157个代有表决权，共代表112个党组织，176750个党员。在彼得格勒有四万一千党员：三万六千布尔什维克派，四千个区际派，约一千个则属于军事委员会。在中部工业区，以莫斯科为中心，党共有四万二千个党员；在乌拉尔区，二万五千个党员；在顿涅志区，约一万五千个党员。在高加索区，布尔什维克派大组织存在于巴库，格罗士尼和梯夫里斯：前二地党员差不多完全是工人；在梯夫里斯，则士兵占优势。
到会人物代表了党的革命前时期。171个代表填了调查问卷，其中110个共坐了245年的牢，10个共做了41年苦役，24个共受了73年流刑，55个共充了127年军，27个住国外89年，150个共被捕549次。
现时共产国际书记之一毕亚特尼茨基回忆道：“那次大会，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未到会。党纲问题虽然由议事日程中除去，大会仍旧进行得很好，很紧张，那怕没有领袖指导。……”以列宁的提纲做工作基础，布哈林和斯大林作主要报告。斯大林的报告是一个好的尺度，来计量列宁回国后四个月之内，斯大林自己及党的一切干部所走过的距离。斯大林，以理论的腼腆，然而政治的坚决，图谋列举那些特点，足以决定“社会主义工人革命的根本性质。”同四月会议比较起来，此次意见的一致是立刻看得出来的。
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问题，大会记录写道：“中央委员会四个委员得到票数最多的，其名如下：列宁134票中得133票，季诺维也夫得132票，加米涅夫得131票，托洛茨基得131票。除这四人之外，其他被选为中央委员的有：诺更，柯仑泰，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赖可夫，布哈林，阿琛，越飞，乌里茨基，密柳亭，洛莫夫。”这届中央委员是值得注意的。在他们领导之下完成了十月革命。
马尔托夫有一信来庆贺大会，信内他又表示“他对于造谣诬蔑的深深的气愤，”但在根本问题上他仍旧立于行动的门外。“我们切不可放弃以革命的民主势力之多数去夺取政权的计划，而代之以与此多数斗争并反对此多数来夺取政权的计划……”所谓“革命的民主势力之多数”，马尔托夫，同以前一样，意即指官方的苏维埃代议机关，其实这个机关此时已经没有基础了。托洛茨基写道：“马尔托夫仍是拴缚于那些社会爱国派的，不仅由于一种空洞的派别传统，而且由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对于社会革命的机会主义态度，——把社会革命作遥远的目的，以为不能影响于我们处理现在的问题。这一点就分开了他和我们。
这个时期，惟有左派孟什维克中一小部分人，由辣凌领导着坚决地走到布尔什维克派来。尤林尼夫，后来的苏维埃外交家，向大会报告这些国际主义者来合并的事情，临了说道：我们必须联合“孟什维克派（少数派）的少数派中一个少数派。……”旧日的孟什维克派之滔滔入党乃开始于十月革命之后。他们并不是来参加无产阶级暴动，而是来参加由此暴动产出的政权；这里孟什维克派又表现出机会主义的基本品性来了：崇拜现存的权力。列宁一向非常注意党的成分问题，不久就要求十月革命后入党的孟什维克派99%都要开除出去。他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后来率性把门大开了，让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进来；于是以前的妥协派就成为斯大林党制的台柱之一了。但这一切乃是以后的事情。
斯维尔德洛夫，此次大会的实际组织者，报告道：“托洛茨基在大会之前已经加入了我们的机关报编辑部，但因被捕下狱不能实际参加。”仅仅在这次七月大会上托洛茨基才算正式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多年来的意见纷争和派别冲突到此可以做个总结了。托洛茨基走到列宁门下，以列宁为师傅，他懂得列宁的力量和重要，比较许多其他的人更迟了些时候，但也许比较他们更懂得完全些。辣斯可尼可夫，自从托洛茨基由加拿大回国后，便与他密切接近，以后又与他并肩在牢内过了几个星期生活，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托洛茨基对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非常尊敬的。他把列宁抬高于他并世所见诸人之上，无论在俄国见的或在外国见的。你可以从托洛茨基谈起列宁时的语气，听出了一个弟子的敬意。在此时候，列宁致力于无产阶级事业有30年历史了，托洛茨基有20年。他们二人在战前时期的意见冲突，现在已经消散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策略路线之间毫无不同。他们二人相接近，在大战期中已显然可见；一到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回国，这个接近就是完全确定了的。听了他回国后起初几次演说，我们这些老列宁派都觉得他是我们的人了。”此外从托洛茨基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时所得票数看来也可证明：当他入党之时，布尔什维克派中就已没有人将他看作外人了。
列宁无形之中参加大会，灌输一种负责和大胆精神于大会工作。这个党的创立者和教导者，不能容忍懈怠，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实际政治方面。他知道，一个不正确的经济论断，或一个不小心的政治观察，到了行动时刻可以闯出大祸。为了辩护他对于党的每个文件，甚至每个次要文件，那种不嫌吹求的态度，列宁不止一次说过：“这不是一件琐细小事，我们必须精确无讹：我们的鼓动者将读熟它，将不会离开正轨。”……“我们有一个好的党，”——他添加这句说，他心目中正指着下层鼓动者对于说什么及如何说这个问题上的那种认真的精神的态度。
布尔什维克口号之大胆，不止一次令人觉得是幻想的：列宁的四月提纲便给人这种印象。事实上，在一个革命时代，只顾目前的政策才是幻想的哩；反之，现实主义若无一种远见的政策便不能想像。仅仅说幻想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无缘，——那还是不够的：列宁的党是革命中唯一站在政治的现实主义立场上的党。
6月以及7月初，工人布尔什维克派不止一次诉苦说：他们时常被迫去做水龙浇熄群众的怒火，——而且不是每次都能浇熄成功。七月，除了带来失败，还带来了一个很高代价的教训。群众更加留心听从党的劝告了，更要了解党的策略上的计算了。党的七月大会确认那些劝告：“无产阶级切不可上了资产阶级挑唆的当，现时资产阶级太愿意激起我们作一个未成熟的斗争了。”8月全月，尤其下半月，党不断警告工人和士兵：切勿上街示威。布尔什维克派领袖自己时常嘲谑他们的警告类似于德国老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理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一贯地约束群众不作任何严重的斗争，总是藉口于挑唆危险和必须积聚势力。事实上这类似是不实在的。布尔什维克派很明白，势力是在斗争之中积聚起来，而不是在消极躲避斗争时候。在列宁看来，研究现实不过是为了行动而从事一种理论的探索罢了。每逢估量局势时候，他总是将他的党看做一种行动的力量而放在局势的正中心。他特别仇恨——或恰切些说，特别厌恶——奥托·鲍威尔[1]、希法亭[2]一流人的奥地利学派马克思主义，他们以为理论的分析不过是为消极不动做注脚而已。谨慎，是制动机而不是发动机。没有人坐在制动机上旅行过，同样也没有人曾拿谨慎做出什么大事来，但同时布尔什维克派很明白，斗争需要估计力量，——必须谨慎才能勇敢。
第六次大会决议案，一面劝告莫作不成熟的冲突，一面又指出那时必须斗争，“倘若全国危机和群众运动深入，造成了有利的条件，使城市和乡村贫苦民众站到工人一边来。”在革命的速度中，这个局势并不是几十年的问题，也不是几年的问题，而是几个月的问题。
议事日程上提出了向群众解释必须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大会同时决定撤消前期的中心口号：政权归苏维埃。这二件事有联带关系的。列宁以他的论文，书信和私人谈话开辟了这个改变口号的道路。
政权归苏维埃，其直接意义就是：政权归妥协派。这事以前本可以用和平手段做成功的，只消罢免资产阶级政府就够了，——资产阶级政府之苟延残喘，仅仅出于妥协派的恩意以及群众对于妥协派的残余信任心。工人和士兵专政，自从2月27日以来就已经是事实了。但工人和士兵尚未进步到那种程度，能够觉知这个事实。他们委托政权给妥协派，妥协派又将政权交付于资产阶级。以前布尔什维克派估计革命能和平发展，那并非希望资产阶级能自愿地交还政权给工人和士兵，而是希望工人和士兵能及时地阻止妥协派将政权送给资产阶级。
在苏维埃民主制度下，将政权集中于苏维埃之手，那将给布尔什维克派以完全的便利在苏维埃中占得多数，以后再根据他们的政纲创立一个政府。为此目的，就无需要武装暴动了。党派中间政权之转移本可和平地成就了的。从四月到七月党的一切努力，都是朝着这方面走的，即是：经过苏维埃使革命和平发展成为可能。“耐心地解释，”——这便是布尔什维克政策之锁匙。
七月事变根本改变了局势。政权从苏维埃转移到一派军人手里去了，他们与立宪民主党和外国大使馆有密切接触，他们暂时维持克伦斯基，只为的把他当做一个民主的商标。即使现在执行委员会有决心通过决议案将政权收回自己手里，结果也将与三天之前完全不同了：一团哥萨克兵，连着军官学校的人，多半要开进陶立特宫来，干脆将这些“篡窃者”逮捕起来。“政权归苏维埃”口号，从此以后就是武装暴动反对政府及其背后的军事势力之意。但是苏维埃既然不要政权，为了“政权归苏维埃”原故而发动一个暴动，那显然是荒谬的。
他方面，布尔什维克派能否以和平的选举手段在那无力的苏维埃中占得多数，——从此以后也就成为可疑的了，有些人甚至认为极少可能的了。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七月时共同打击了工人和农民，自然要继续供给一种烟幕来遮饰那对于布尔什维克派的强暴行为。苏维埃仍操在妥协派之手，将变成为反革命政府底下一种有气无力的反对派，不久就趋于死灭。
在这些情形之下，再谈不上什么和平地移转政权于无产阶级之问题了。这话在布尔什维克党说来，就是：我们必须准备一个武装暴动。拿什么口号来准备呢？拿这个老实的口号：无产阶级和贫农夺取政权。我们必须赤裸裸地提出革命的任务。我们必须揭破朦胧的苏维埃形式而暴露出问题的阶级本质。这并非干脆地抛弃苏维埃。夺得政权之后，无产阶级将要依照苏维埃形态来组织国家。但那将是另一种苏维埃了，那将履行一种历史的工作，与那妥协派的苏维埃防守职能正相反对。
在开始受诬蔑和攻击之下，列宁写道：“政权归苏维埃口号，现在听来好像是堂吉诃德主义或者一种玩笑。这个口号，客观说来，乃是欺骗民众，暗示民众幻想，好像现在苏维埃只要愿意接受政权，或只消通过一个决议案，便可以得到政权：好像苏维埃党派未曾因帮助刽子手而污辱自己了的；好像我们能够把熟饭重化为生米的！”
抛弃那政权归苏维埃之要求么？这个思想起初很使党惊异，——或宁可说使党内做鼓动工作的干部惊异，他们在以往三个月之间如此亲切于这个人所共晓的口号，几乎要将它和革命的整个内容视为一体了。党内开始了一场讨论。好多有名的活动分子，如马奴易斯基，尢林尼夫等人，都说：撤消“政权归苏维埃”口号将造成了无产阶级脱离农民的危险。他们的论据是拿机关来代替阶级。把组织形式看作神物而加以崇拜——此事初看好像很奇怪的——乃是革命者中间特别流行的病症。托洛茨基写道：“我们仍然留在这些苏维埃内部时候，……我们要努力使得这些反映革命过去阶段的苏维埃能够更进一步去担负未来的使命。但苏维埃的作用和命运问题无论如何重要，我们总认为它是完全附属于另一问题，即城市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群众，军队和农村等，为了政权，为了革命专政，而斗争的问题。”
党究竟凭藉什么群众组织来领导暴动呢？这个问题并不容许一种先验的回答，尤其不容许一种决然的回答。暴动的工具可以是工厂委员会和工会，那是已经在布尔什维克派领导之下的，——也可以是若干个苏维埃，若干个打破了妥协派束缚的苏维埃。譬如列宁对鄂终尼示宰说：“我们必须把重心置于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应当是暴动的机关。”
群众七月间与苏维埃发生冲突之后起初觉得苏维埃是消极反对群众的，后来便认为苏维埃是群众的积极的敌人；此次改变口号在群众意识中得着了准备好的土壤。列宁时刻关心的事情，就在于：以最简单的形式表示出那一面从客观条件生出来的，他面又归纳群众主观经验的东西。我们现在无需将政权献给策列铁里的苏维埃，——进步的工人和士兵如此感想，——我们应当把政权抓在自己手里。
反对国政会议的莫斯科罢工，不仅违反了苏维埃的意志，而且未曾提出苏维埃政权要求。群众已经学习了事实的教训而且接受了列宁解释。同时，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派也毫不迟疑地站在斗争的岗位，一到了反革命图谋绞杀妥协派苏维埃这个危险发生时候。布尔什维克政策总是结合革命的不妥协性和极端的伸缩性为一个整体，这个政策的力量就包含在此结合之内。
在战争舞台上的事变，不久就使党的政策，关于它的国际主义方面的，去经受一种很严格的考验了，里加陷落之后，彼得格勒命运问题搔着了工人和士兵的最痒处。工厂委员会在斯摩尼学院开会议时，孟什维克马兹伦科——一个军官，他不久之前才带了人去解除彼得格勒工人武装——说了一篇话关于彼得格勒遭遇的危险，并提出实际的防守问题。一个布尔什维克派演说者喊道：“你们同我们说的是什么话呢？我们的领袖关在牢内，而你们要我们来讨论防守首都有关的问题？”以产业工人资格，以资产阶级共和国公民资格，维包格区无产者没有一点意思在保卫革命的首都之中实行怠工；但是以布尔什维克派，以布尔什维克党员资格，他们却一分钟也不想在俄罗斯及其他国家民众之前与统治者集团分担战争的责任。列宁害怕保卫情绪会变为保卫祖国政策，写道：“须待政权归无产阶级之后，我们才会变成保卫主义者，……无论里加的陷落，无论彼得格勒的失守，不能使我们成为保卫主义者。政权未曾转移之前，我们总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我们总是反对战争，我们总不是保卫主义者。”托洛茨基从狱中写出来道：“里加陷落是严重的打击。彼得格勒失守是危险的灾祸。但俄国无产阶级抛弃国际主义政策，那就是无可挽回的破产了。”
这是幻想者的学究精神么？当那几日，布尔什维克派海陆士兵在里加城下战死时候，政府正在从前线调兵来压迫布尔什维克派，而总司令正在准备向政府进行战争。对于这个政策，无论在前线或后方，无论为防守为进攻，布尔什维克派都不能而且不愿担负丝毫责任。若非如此就不成其为布尔什维克派了。
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是同一危险之两种形式。但这两种形式——一种是慢性的，一种是急性的——之间，到了八月底互相冲突起来了。必须先排除急性的危险，为的以后再来解决慢性的危险。布尔什维克派不仅加入了防卫委员会，虽然在其中注定占据少数派地位；而且宣告与科尔尼洛夫作战时候，他们甚至愿与“执政局”成立“军事技术联盟。”为此问题，苏汉诺夫写道：“布尔什维克派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政治机警和明智，……自然，加入那不合于他们本性的妥协时，他们是在追求自己的某些目的，而为他们的盟友所未能预见。但这样说来，他们是更加明智的了。”其实，在这个政策之中，丝毫没有什么“不合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本性的东西；恰恰相反，再没有别的比这更能适合于党的整个性质了。布尔什维克派之为革命者，是行为上的，不是姿态上的，是本质上的，不是形式的。他们的政策是受决定于各种势力的真实关系，而非受决定于爱和憎。正在受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迫害之时，列宁写道：“那将是很大的错误，倘若以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为了‘报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派——因为他们帮助打击布尔什维克派，帮助枪毙前线士兵和解除工人武装——要拒绝‘赞助’他们以反对反革命。”
从技术上赞助他们，而不是从政治上赞助他们。列宁坚决警告：反对政治的赞助，在他致中央委员会一封信里说：“即使现在，我们也不可以赞助克伦斯基政府。那将是抛弃原则的，你们问：难道我们不去打科尔尼洛夫么？自然要去打的。但这不是一件事情。这中间有个界限。若干布尔什维克派，受了事变洪流的推涌，正在跨过这个界限而走入‘妥协主义。’”
列宁善于从远远地方把捉政治情绪之最微妙处。8月29日，基辅市政局会议上，当地一个布尔什维克领袖毕亚大可夫宣布说：“在这危险的时刻，我们必须忘记了一切的旧账，……必须与一切革命的党派联合，只要它们赞成坚决的斗争反对反革命。我号召你们团结起来……”这正是列宁所警告预防的那个错误的政治论调。“忘记旧账。”——这意思就是赊新账给那些候补破产的人。列宁写道：“我们要作战，我们要打科尔尼洛夫，但我们不赞助克伦斯基，而要暴露他的弱点。”这是一件不同的事情。……拥护临时政府等等，这几句话，必须加以残酷打击，恰恰当作几句话来打击。”工人没有一点幻想，关于他们与冬宫“联合”的性质。“无产阶级去打科尔尼洛夫的时候，并不是替克伦斯基的独裁打仗，而是替革命所有胜利品打仗。”各工厂工人这样说，——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各省工人都是这样说。布尔什维克派，无须对妥协派作一丝一毫政治让步，无须迷乱了组织或旗帜，仍然能同常时一样把他们的行动与敌对者的行动协调起来，倘若这样可以在目前打击另一个更危险的敌人时候。
在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派是在追求“自己的目的。”苏汉诺夫这话是暗示布尔什维克派那时已经提出这个任务，即是：转变防卫委员会为无产阶级暴动的一个工具。毫无疑问的，科尔尼洛夫事变时那些革命委员会，在相当限度之下，变成了后来领导无产阶级暴动的那些机关的雏形。但苏汉诺夫究竟太过于夸奖布尔什维克派的远见了，当他以为布尔什维克派预先看到这个组织的作用。布尔什维克派“自己的目的”，乃是粉碎反革命，尽可能拆散了妥协派和立宪民主党，团结多多益善的群众于自己领导之下，尽他们的可能武装革命的工人。布尔什维克派并不隐瞒这些目的。被迫害的党救了压迫它的和诬蔑它的政府，但它救了政府免于给军人打倒，只为的更有把握地从政治上毁灭这个政府。
八月最后几日，势力关系上又有一个急剧的变更，但这次是从右向左的。群众一经加入战斗，就不难恢复七月事变以前苏维埃的地位，从此以后，苏维埃的命运又握在苏维埃自己手里了。苏维埃可以无须斗争而夺得政权。为了这个妥协派只消承认事实造成的局势就够了。整个问题乃在于：他们愿否这样做，在热烈时，妥协派宣布：同立宪民主党合作，从今是不可思议的了。自今以后若是不可思议的，则无论何时都是不可思议的。然而抛弃了“合作”，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表示政权移归妥协派罢了。
列宁立刻抓住了新局势的本质，做出必要的推论。9月3日他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论妥协。他说，苏维埃的作用又改变了：七月初它是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机关，八月底它则成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机关了。苏维埃又能调遣军队。历史又半开了（half-opens）革命的和平发展之可能性。这是异常希罕而珍贵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努力来成就它。列宁于是嘲笑那些说空话的人，他们拒绝任何妥协：问题是“经过一切不可避免的妥协”来达到你自己的目的和履行你自己的任务。他说：“在我们方面的妥协将是回到我们七月以前的要求：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一个对苏维埃负责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的政府。现在，且仅仅现在，也许只有几日或一二星期期限，这样一个政府还可以用完全和平的手段创立起来，巩固起来。”这个短短的期限正是表明整个局势的紧急：妥协派只有几天时间来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间选择一下。
妥协派急忙拒绝列宁的提议，好像害怕上当，其实列宁的提议之中毫无一点诡计。列宁确信他的党是注定要取得政权的，所以很坦白地图谋缓和斗争，减弱敌人对于那不得不然的事情的抵抗力。
列宁的勇敢转变政策，每次都是局势本身改变之结果，却始终保持着他的战略计划的一致性，——列宁政策的勇敢转变乃是革命战略的一部不可估价的教科书。这次的提议妥协，本有一种事实的教训之意义，——首先教训布尔什维克党自己。它证明了，虽然有了科尔尼洛夫事件之经验，妥协派也再不能走上革命道路了。布尔什维克党现在决然觉得自己是唯一的革命党了。
妥协派拒绝做个传达机器，将政权从资产阶级接过来交付于无产阶级，正如他们三月间从无产阶级接过来交付于资产阶级一般。由此事实，“政权归苏维埃”口号又搁置起来了。但并不搁置长久：几天之后布尔什维克派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之中占得多数，以后又在其他好多苏维埃之中占得多数。所以“政权归苏维埃”口号并未曾再退出议事日程，反而得到一个新的意义：一切政权归布尔什维克派苏维埃。在此形式之下，这个口号决然终止其为和平发展的口号了。党走上了经过苏维埃并以苏维埃之名来举行武装暴动的道路。
为的了解往后事变发展起见，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妥协派苏维埃在九月初怎样重新获得它们七月间所丧失的权力呢？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大会的决议案，处处含有这个断语，以为七月事变结果，双重政权消灭了，代之而起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最近的苏维埃历史家，都抄袭这个观念，从这本书到那本书，丝毫不想拿以后的事实来重新估量这个观念。而且他们从来不问：倘若七月间政权完移转到一派军人手里去了，为什么八月间这派军人不得不出来暴动呢？有了政权在手的人自然不会选择那条冒险的阴谋道路，惟有要夺取政权的人才会选择它。
第六次大会那个断语，至少应当说是不确切的。我们若是把那种政制称为双重政权，在此政制之下一种本质上虚幻的政权操于正式政府之手，而一种真实的政权则操于苏维埃之手，那么就没理由可以断言：一部分真实的政权从苏维埃移至资产阶级去之后，双重政权就消灭了。但若就当时斗争任务的观点说，则是可以而且应当过分一点估量政权集中于反革命之手的程度。政治并不是一门算术。事实上，减轻这个变化的意义，比加重这个变化的意义，要无比地危险得多了。但是历史的分析就无需要鼓动用的那些夸大。
斯大林把列宁思想简单化了，报告大会说：“局势是明显的。现在没有人说起双重政权的话。如果苏维埃以前代表一个真实的政权，那么现在仅仅是群众团结的机关而已，没有任何权力。”有几个代表反驳道：七月间是反动胜利，而不是反革命胜利。斯大林则以一句出人意外的格言来回答：“在革命之时无反动。”其实，革命须得经过一连串的间歇的反动才能走到胜利。革命每前进二步总是要后退一步的。反动之于反革命，正如改良之于革命一般。政制上那些变化，合于反革命阶级的要求，却不改换政权的占有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反动的胜利；但政权若没有从这个阶级之手移至那个阶级之手，则反革命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政权转移并未曾发生于七月。
“如果七月暴动是一个半暴动，那么在某种程度之下，反革命的胜利也是半胜利了。”几个月之前，布哈林这样说，——说得很对，但没有从他的话推出必要的结论来。一个半胜利不能将政权交给资产阶级。双重政权是改变了，重新构造了，但没有消灭。在工厂里，仍然同以前一样，违反了工人意志，什么事都不能做；农民保持了足够的权力，可以阻止地主享受他们的财产权；指挥军官在士兵之前仍旧觉得没有把握。但那是什么政权呢，倘若没有物质的可能去支配财产权和指挥武装力量？8月13日，托洛茨基关于已发生的变化写道：“问题不仅在于政府之旁有个苏维埃，它执行了许许多政府的职务，……重要的乃在于：苏维埃背后和政府背后站着两种不同的政制，各自依靠于不同的阶级之上，……资本主义共和国政制从上面压下来，而工人民主政制则由底下发生，二者互相麻痹着。”
绝对无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大大地丧失了它的重要地位。但若以为资产阶级取得了妥协派领袖们所丧失的一切，——那也是错误的。这些领袖不仅失于右，而且失于左，——不仅军人方面有所得，工厂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方面也有所得。政权分散了，碎割了，——一部分消失于地底下了，犹如七月失败后工人藏起来的枪械。双重政权终止其为“和平的”、联络的、调整的。它变成了更加隐藏的，更加分散的，更加敌对的和爆发性的。到了八月底，这个隐藏的双重政权又活动起来了。我们将看见，这个事实在十月间得到何种的意义。
[1] Otto Bauer（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C.R
[2] Rudolf Hilferding (1877—1941），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二十年代后期曾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各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财政部长。－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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