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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 >> | |
一个革命，它的事变的直接原因，乃是互相斗争的阶级的意识状态之变更。社会的物质关系，不过划定这些过程的路向罢了。集体意识之变更自然带有一种半隐藏的性质。须待变更到某种强度，新情绪和新思想才以群众行动形式显露出来，这个行动立下了一个新的，虽然又是很不稳定的，社会均衡。革命的发展，每到一个新阶段，都要揭出政权问题，但立刻又把这个问题遮饰起来了，——直至于再揭出来为止。反革命也有同样的动态，除了走的是相反的方向。
政府和苏维埃上层做的事情，对于事变进程绝非没有影响的。但若不寻出群众意识中深刻的分子动作过程，你就不能了解一个政党的政策的真实意义，或你要迷惑于领袖们的纵横捭阖中间。七月间，工人和士兵被打败了，但到了十月他们就以一种不可抵御的突击夺得了政权。在这四个月当中，他们的头脑里如何变化呢？从上面如雨点般降落的打击之下，他们如何生存呢？他们用什么思想和感情去对付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公然企图呢？说到这里，读者必须回到七月失败去。常常必须后退几步，为的好好跳跃一下。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正是十月跳跃呀。
在官方的苏维埃历史文献中，确立了一种见解，且变成了一种常谈，——即认为：七月间党所受的打击——压迫和诬蔑相配合的打击——差不多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于工人组织之上，便过去了。这个见解绝对不合于事实。固然，党员群众之减少以及工人和士兵之背弃党，仅仅是短期间内的现象，——没有多过于几个星期。进潮开始如此之快，如此之猛烈（这是更重要的，）以致抹去了一大半关于压迫和退潮时期之回忆。胜利总要投射另一种光辉于临胜利前的失败之上。但是党的地方组织的记录渐渐公布出来之后，1917年革命的七月退潮就渐渐露出显明的形态了，——在那几日中，因为与以前不断的上涨相对比，人们感觉得更加凄惨。
大凡失败总是社会力量之间某种对比的结果；失败又改变了这个对比，使失败者更趋于不利，因为胜利者获得了自信心，而失败者丧失了自信心。何况对于自己力量之估计本是客观的力量对比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素。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遭受了一次直接的失败，他们奋勇前进时，一面碰着自己目的的模糊和矛盾，一面碰着外省和前线的落后不前。所以失败的效果，在首都先表现出来，而且表现得最明显。然而若说七月失败在外省差不多没有感觉就过去了，那也是不合于事实，——那种说法也时常可发现于官方文献之中。那样说，在理论上既说不过去，在实际上又为事实和文件所反驳了。无论何时，凡有大问题提出来，全国不由得不惟彼得格勒马首是瞻。所以首都工人和士兵的失败，必然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印象，尤其对于外省最前进的分子。惊恐，失望，冷淡，虽以不同的形态发生于全国不同的部分，然而到处都可观察出来的。
革命压力之降低首先表现于群众对敌人的抵抗异常减弱。调来彼得格勒的军队，以解除士兵和工人武装之手段来施行正式的讨伐；同时那些半志愿的匪党则在军队保护之下攻击工人组织而不受处罚。《真理报》编辑部和布尔什维克派印刷厂被捣毁之后，金属工会机关也被捣毁了。以后的打击则落于区苏维埃身上。妥协派也躲避不了。七月十日，内务部长策列铁里领导的党的一个机关也受了攻击。关于军队开到那件事，丹写的几句话确实有不少的自我牺牲精神，他说：“本来我们要看见革命破产的，现在却看见革命的新胜利了。”胜利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借用孟什维克普鲁喜茨基的话来说——街上行路者，若是工人形状或有布尔什维克嫌疑，则随时都有被人毒打一顿的危险。还能有比这更可靠的征兆表明全盘局势有个剧烈的变更么？
布尔什维克派彼得格勒委员会一个委员辣齐斯——他后来是个有名的“契卡”（肃反委员会）人员——在日记之中写道：“7月9日。全城我们的印刷所都被破坏了。没有人敢印我们的报纸和传单。我们不得不设立一个秘密的印刷机关。维包格区成了大家的避难所。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受通辑的中央委员，都到这里来。雷诺工厂的更夫房间内，彼得格勒委员会开了一次会议，列宁也到会。总罢工问题提出来。我们中间发生了不同意见。我赞成号召罢工。列宁分析了大局之后，主张我们放弃罢工。……7月12日，反革命胜利了。苏维埃没有权力。那些军官学生野性大发，甚至开始攻击孟什维克派。党的某些分子动摇起来。党员增加之趋势停止了，……但还没有人逃离我们的队伍。”工人西斯哥写道：七月事变之后，“社会革命党在彼得格勒工人中的影响强大起来。”布尔什维克派之孤立自然而然地增加了妥协派的比重和自信。7月16日，华西里岛区的一个代表，在布尔什维克派全城会议上报告道：他那一区的情绪“一般地”是热烈的，除了几个工厂。“在波罗的工厂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派排挤了我们。”这里，事情走得太远了：工厂委员会竟议决布尔什维克派应替打死的哥萨克兵送葬，他们居然照办……党员数目之减少，固然不多：全区四千党员公开脱党的不到一百人。但在那头几日中，有比这更多的人数袖手旁观。一个工人弥尼乔夫后来回忆道：“七月事变告诉了我们，在我们队伍中间也有些人贪生怕死，‘吞下了’他们的党证，否认与党有关系。”他又安慰人说：“但这种人并不多。……”希里亚泼尼高夫写道：“七月事变及伴随而来的种种强暴和诬蔑打击我们的组织，使我们的影响停止增长了，七月初我们的影响本已达到很高的程度。……党本身成了半合法的，必须进行一种防御的斗争，主要依靠于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之上。”
布尔什维克派受了替德国人做奸细的控告，此事甚至也给彼得格勒工人以很大的印象，——至少对于一大部分工人，过去动摇的人，现在脱离了。正要加入的人，现在动摇了。甚至已经加入的人也有很多退出。七月示威，与布尔什维克派一起的，还有好多属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的工人。受了打击之后，他们首先跑回原党旗帜之下：他们现在觉得，此次违反党纪律，确实是错误。广大的无党工人群众，本来跟着党走，现在因为受了官厅宣布的和法律装璜的诬蔑影响，也离开党了。
在政治空气如此改变之下，高压的打击造成了更可怕的效果。鄂尔嘉·辣维趣，一个党的老资格的工人积极分子，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后来在一次报告之中说道：“七月事变如此破坏了组织以至在最初三个星期之内一切活动都谈不上了。”辣维趣此地说的，大部分是指党的公开活动而言。好长时间无法安排出版党的报纸：没有一家印刷厂肯替布尔什维克派服务。并非都是因为老板不肯。有一家印刷厂，工人以停止工作来拒绝印刷布尔什维克派的东西，老板只好把那订好的合同撕毁了。有一个时候，只有喀琅施塔得报纸供给彼得格勒。
那几个星期之内能公然活动的极左派，是那个所谓“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一派人。工人们热心倾听马尔托夫的演说，他的战士本能觉醒了，在这样一个退守时代，此时无需要替革命开辟新的道路，只须为了保护残存的革命胜利品而奋斗。马尔托夫的勇敢是一种悲观情绪的勇敢。他在执行委员会某次会议上说：“人们好像是停止了革命……倘若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使得工人和农民在俄罗斯革命中无发言余地，那么我们只好光荣的下台了。让我们接受这挑战罢，不是以默然弃权来接受的，而是以光荣的战斗来接受的。”以光荣的战斗来下台，这话，马尔托夫是拿来对他的同志如丹和策列铁里一般人说的；他们认为将军和哥萨克战胜了工人和士兵，乃是革命战胜了无政府。在那无忌惮地打击布尔什维克派和那妥协派不断的对哥萨克军官屈服的背景之下，马尔托夫在那困苦的几个星期内的行为抬高了他在工人心目中的地位。”
七月危机打击了彼得格勒卫戍军，尤其严重。在政治上说，士兵们还落于工人背后。苏维埃工人部走到布尔什维克派一边之后，士兵部依然是妥协派的堡垒。这点，同士兵们动不动便拿枪炮出来干，是不矛盾的。在示威之中，士兵比工人更有进攻的作用，但一受打击他们也比工人后退得更远些。彼得格勒卫戍军中，仇视布尔什维克派之风潮，动荡得很高。士兵弥特列维趣说：“失败之后，我没有出现于我那一团人中间，因为狂风暴雨尚未过完之前，我会被人杀死的。”恰恰是在那些最革命的队伍之中，党的影响降落得最低下，——那些队伍，七月事变中走在最前列，因之受打击亦最重。党的影响降落得如此低下，甚至三个月之后不能在其中恢复组织。好像这些队伍受了太重的打击，精神上粉碎了。党军事委员会不得不决然退缩。当过兵的弥尼塞夫写道：“七月失败之后，我们的党，不仅上层同志，甚至有些区委员会同志，都对于军事委员会没有好感。”
在喀琅施塔得，党大约失去了250个党员。这个布尔什维克要塞守兵们的情绪，低落得厉害。反动潮流也波及于赫尔辛基。阿夫克森齐耶夫，布那可夫和律师索可洛夫，都到那里去过，叫那只布尔什维克军舰改过自新。他们得到相当的成功。逮捕了布尔什维克派领导分子，散播了官方诬蔑，又施行了恐吓，他们终于得到各舰效忠的宣言，连布尔什维克战舰彼得保罗号也发了这个宣言。但他们要求交出“教唆者”，则受各舰拒绝了。
莫斯科也不会两样。毕亚特尼茨基回忆道：“资产阶级报纸之恶毒攻击，甚至引起了莫斯科委员会某些委员慌张失措。”七月事变之后，党员人数减少了。莫斯科工人辣特兴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了一个非常悲苦的时候。某次召开全体大会，（莫斯科河外区苏维埃大会）……我看见我们布尔什维克派同志人数不很多，……一个很有魄力的同志史铁克洛夫，直向我身边走来，几乎说不出话，问我道：‘人家果真是拿铅皮车厢把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装来的么？他们果真是拿德国金钱做工作么？……’我的心碎了，当我听到这些问题时候。另一个同志康士但丁诺夫也走了来：‘列宁哪里去呢？人家说，他逃走了。……现在怎么办？’诸如此类。”这个活灵活现的描写，使得我们明白当时先进工人的心理如何。莫斯科炮兵大卫多夫斯基写道：“亚列克新斯基把文件公布出来，使这一旅人发生了可怕的混乱。连我们这一队最倾向于布尔什维克派的炮兵，在那无耻的谎言打击之下，也动摇起来了，……好像我们失却了一切的信心。”
巴巴拉·雅可列娃那时是个中央委员，兼指导广阔的莫斯科地方工作，她写道：“七月事变之后，各地来的报告，众口一词地说：不仅群众情绪急剧低落，而且有一种敌视本党之倾向。我们的演说者有好多次被人打了。党员人数减少得很快，好多组织，尤其在南方诸省的，甚至于完全消灭了。”八月中旬也未曾有什么显然的改变，转到较好方面去。群众中的工作只能保持党的影响，看不出组织有什么发展。在梁赞省和坦波夫省，没有发生什么新的关系，没有成立什么新的支部。一般说来，那些省份乃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的地盘。
指导无产阶级城市金希马工作的欧莱诺夫，回忆七月事变之后状况如何困难：当时所有社会团体开了一个大会，会中提出开除布尔什维克派出苏维埃的问题。同志脱党如此之多，有些地方甚至需要重新登记，党组织才能照常存在。在土拉，幸亏预先认真挑选过工人，党组织才没有减少人数，但与群众之关系减弱了。在尼齐尼·诺夫高老特，经过凡尔霍夫斯基上校和孟什维克兴楚克领导的一番压迫之后，党的力量大大衰落：市政局选举时，党只有四个代表当选。在加鲁迦，布尔什维克派党团考虑着他们会被苏维埃开除问题。莫斯科的地方某些区域，布尔什维克派不仅被迫退出苏维埃，而且被迫退出工会。
在萨拉托夫，布尔什维克派一向与妥协派很和平相处的，六月底甚至要同他们共同提出市政局候选人；但七月风暴之后，士兵们如此反对布尔什维克派，至于冲入选举大会，夺去布尔什维克派的选举票，殴打布尔什维克派的宣传员。列贝德夫写道：“我们在选举会场上演说是很困难的。人家常常要对我们叫喊：‘德国奸细！’‘密探！’”……萨拉托夫布尔什维克派之中颓丧的人很多：“好多人宣布脱党，好多人匿藏起来。”
在基辅，那个久已有名的黑色百人团中心，迫害布尔什维克派的事情特别的猖獗，不久甚至波及到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革命运动的低落此处感觉得特别清楚。市政局选举时，布尔什维克派只占得6%票数。某次全城会议，演说者诉苦道：“冷淡和消极到处都可觉到的。”党的报纸不得不停止每日出版，而改为每周出版。
最革命的队伍之被解散和调防，不仅降低了卫戍军的政治水平，而且令当地工人寒心；若有表示友谊的队伍站在背后，工人胆子自然大些。譬如第57团调开了脱威尔，便忽然改变了士兵和工人两方面的政治局势。即使在工会之中，布尔什维克派的影响也变成微不足道的。这个情形，在梯夫里斯还更明显些，那里孟什维克派与司令部合作，把倾向布尔什维克派的队伍调开，而代之以完全灰色的队伍。
在一些地方，因为卫戍军的成分，当地工人的水平，以及其他偶然的原因，政治反动遂表现一种离奇的现象。譬如在雅洛斯拉夫尔，布尔什维克派七月间差不多完全从工人苏维埃被排挤出来了，但在士兵代表苏维埃中仍保持其支配的势力。此外，在某几个区域，七月事变似乎没有发生影响就过去了，党并不停止增长。就我们能够判断的范围内说，这个情形之发生乃在于较落后阶层之走上革命舞台，恰与总退却同时，譬如在某些纺织业区域，女工大批加入组织可以在七月间看到。但这些情形并不能更改一般的退潮形势。
对于此次部分失败之反应，其无疑的甚至夸大的敏锐性，可以说是工人尤其士兵支付的一种代价，以购赎以前几个月他们过于轻易，过于迅速，过于连续倾向布尔什维克派之罪。群众情绪这个剧烈转变，造成一种自动而无误的党干部的淘汰。凡在那几日中不惊惶失措的人，以后就是可靠的。他们构成了各工场，各工厂，各市区的核心。十月暴动前几日，每逢委派同志做什么事情时候，负组织责任的人都要再三返顾，并记起这个同志在七月间取什么态度。
在前线，一切关系显露得都更明白，七月反动尤其猖狂。总司令部利用这事变，主要是为的成立一些“忠于自由祖国的”特别队伍。每团都要组织突击队。邓尼金记载道：“我时常看见这些突击员，他们总是惶恐而忧郁的；团中其余的士兵对于他们疏远得很，甚至含有敌意。”士兵是对的，他们把这些“忠心队伍”视为一种羽林军[1]之核心。“反动蔓延得很快，”——社会革命党人德蒂亚勒夫说，他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派。他说起落后的罗马尼亚前线道：“好多士兵被人当作逃兵拘捕了。军官们抬起头来，开始不理会士兵委员会。有些地方，军官们还想恢复敬礼哩。”特派员实行清军。史丹开维奇写道：“差不多每师都有布尔什维克派，在军中比师长更著名，……我们渐渐把这些有名人物一个个排除了。”不肯服从的队伍，各个前线都有，同一个时候被缴械了。在这行动之中，官长和特派员都是依靠哥萨克以及那些特别队，——士兵们所怨恨的特别队。
里加陷落那天，北方前线特派员正在开会，有军中组织的代表参加；会场宣布必须更有系统地实行严厉制裁。一些士兵为了曾与德国人联欢被枪毙了。好多特派员，模糊回忆法兰西大革命来鼓励自己，图谋显示他们的铁拳。他们不明白雅可宾派特派员是依靠于下层士兵之上的，毫不宽容贵族和资产者。惟有平民的冷酷能使他们在军队中植立严厉的纪律。至于克伦斯基那些特派员，则他们底下既无民众拥护，头上又无精神威权，在士兵眼中，不过是资产阶级走狗和协约国牧童而已。他们能够暂时吓吓军队，——事实上，他们确是这样做的，——却无力使军队复活起来。
八月初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常务局得到报告，说军队情绪有一种好的转变，开始从事于军事训练了；但他方面，也可看出专制，残暴，压迫等行为渐渐增加起来。军官问题特别难于解决。“军官们是完全孤立的，自己形成了一种闭关的组织。”其他报告也证明了这事实，即前线秩序外表上比较好些，——士兵们再不为了偶然的小事而起反抗了，——但他们不满意于整个时局则比以前更甚。孟什维克顾秦在国政会议上那篇谨慎而外交的演说，在一般安慰人的论调之下就暗含有一种可怕的警告。他说：“有一种无疑的转变，有一种无疑的安静，但也有别的东西。也有一种感情，好像是幻灭，而这个感情，我们也非常害怕的。……”暂时打败布尔什维克派，首先就是打破士兵的新希望，打破士兵对于一个较好的前途信心。群众更加谨慎了，纪律恢复了相当的力量。可是统治者和士兵中间的鸿沟更加深了。明天，何物与何人将给这实际鸿沟吞没了呢？
七月反动仿佛是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的分水线。工人，后方守军，前线士兵，甚至一部分农民，如以后将说到的，——后退了，跳回了，好像当胸受了一拳。事实上，这一拳，与其说是身受的，宁可说是心受的，但仍不减其效力。最初四个月之中，一切群众过程都是朝一个方向移动，——向左方移动。布尔什维克派长大了，加强了，日益勇敢了。但现在运动冲着了一堵石堤。事实上不过叫人明白，沿着二月革命道路再向前进是不可能的。好多人认为，革命一般的已经完结了。二月革命的确是完结了。群众意识中这个内部危机，配上诬蔑和压迫，造成了混乱和退守，——有些情形甚至于手足失措。敌人更大胆了。在群众本身之中，落后的，动摇的，因纷扰和困苦而发生怨望的分子，都钻出头来。革命洪流的反跃波涛，暴露了出一种巨大力量，仿佛依社会水力学的根本法则而运动。决不能挺胸去抵挡这个狂涛，只可以让开它，免得被它涌走。支持着直至反动潮流自己衰弱了，同时准备着新的据点，以为下次进潮之用。
那些有学问的怀疑家，看见某几团士兵于7月3日在布尔什维克派旗帜之下前进，而一个星期之后那些士兵却要求严厉处罚“德国奸细”，——一定得意扬扬的说：看啊，你们的群众，他们是如何得稳定，又如何得明了！但这是不值钱的怀疑主义。群众如果真的在偶然境况影响之下改变他们的感情和思想，那么大革命发展之遵循自然法则便是不可解释的了。群众愈多参加革命，则革命的发展愈合规则，我们也就愈有信心敢于预言往后阶段的倾向。不过必须记得：群众的政治发展，并非在一条直线上进行，而是循着一条复杂的曲线。难道一切物质过程的根本运动不是这样么？客观条件强有力地迫着工人，士兵和农民走到布尔什维克派旗帜之下，但群众在斗争中走上这条道路，是携带着自己的过去时代同来的，携带着自己昨日的信念，以及一部分今日的信念。到了一个困难的转弯点，到了一个失败和幻灭时刻，旧时成见余烬又燃烧起来了，敌人自然紧握此点如同救生圈。布尔什维克派做的事情，凡是不明白的，不常见的，费思索的，——他们思想的新颖，他们的大胆，他们反对一切旧的和新的威权，——这一切现在忽然得到一个简单的解释：他们是德国奸细！这解释，正惟其不合理才能令人相信。敌人如此控告布尔什维克派，正是依赖于民众过去的奴隶地位，民众尚保存着愚昧、野蛮和迷信。敌人这一注赌得并不蠢。爱国派扯下的这个大谎，通过7月和8月，而成了第一等重要的政治因素，与那时一切问题都有连带关系。诬蔑的波澜由立宪民主党报纸传播出去，泛滥于全国，于外省，于前线，甚至于最偏僻的地方。七月底，伊凡诺伏·伏士尼辛斯克地方布尔什维克派组织还在要求采取更有力的手段以抵制诬蔑哩。文明社会政治斗争中诬蔑何以能有如此影响，这个问题尚待社会学家研究哩。
可是工人和士兵之中的反动，虽是激昂而燥急的，却不深刻也不经久。彼得格勒较先进的工人受打击之后几日就开始复原了。他们抗议拘捕和诬蔑，他们来叩执行委员会的门，他们恢复了联络。塞士特洛勒茨克军械厂工人受了袭击，被人缴械，但不久又活动起来：7月20日召集大会，决议示威几日工资仍须照付，但这笔款须完全用来购买书报送给前线。布尔什维克派在彼得格勒的公开鼓动工作又开始了，据鄂尔嘉·辣维趣说是在七月下旬开始的。在全城各处开的那种二三百人会场上，有三个布尔什维克出来说话：斯鲁茨基——他后来在克里米给白党杀死，伏洛达斯基——他后来在彼得格勒给社会革命党杀死，和耶夫多示莫夫——彼得格勒金属工人，最能干的革命演说家之一。八月间，党的鼓动工作更加扩大。据辣斯可尼可夫的札记，托洛茨基7月23日被捕之后，在狱中做了如下的政治报告：“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仍在疯狂地打击布尔什维克派。我们的同志仍在被捕，但党中并不沮丧。恰恰相反，每个人对于未来都抱有希望，认为压迫只能增加党在群众中的地位……在工人区域中再看不见什么颓废情绪了。”果然，彼得霍夫区27个工厂工人不久就召集了一个会议，通过一个决议案，抗议那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及其反革命的政策，无产阶级市区很快恢复了生命。
当那几天，在上头，在冬宫和陶立特宫，人家正在拆拆又拼拼地组织新的合作政府时候，即当7月21日和22日两天，甚至当那几小时内，彼得格勒也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件官方难得注意到的事情，但表明：另一种合作，更坚固的合作，也成立了，——这就是彼得格勒工人和前线士兵的合作。前线派来的代表开始到了首都，携带来各团士兵的抗议，反对人家压抑在前线的革命。这些代表叩执行委员会之门，叩了几天，但得不到结果。执行委员会不容许他们进来，叫他们走开，回避他们。新的代表接着来，也碰着同样的命运。所有这些尝了闭门羹的士兵都在走廊内和候见室中碰头，互相诉苦，咒骂执行委员会，然后商议一条共同出路。这里，布尔什维克派帮助了他们。代表们决定与首都工人及海陆士兵交换意见。工人和士兵自然张开两臂欢迎的，招待他们食宿。开了一个会议，并不是上面有什么人来召集的，而是下层自动产生出来的；到会的有前线29个团的代表，彼得格勒90个厂的代表，还有喀琅施塔得水兵的代表以及近郊卫戍军的代表。会场的中心是前线代表，其中有几个青年军官。彼得格勒工人很热心地倾听前线来的人的说话，一字不漏地听着。前线的人说起：军事进攻及其后果如何吞噬了革命。平凡的士兵——绝不是鼓动家——以不经思考的字句描写了前线日常生活。种种琐细事情很令人寒心的，——如此露骨显示一切事情如何都在退转到旧的可恨的革命以前制度去。昨日希望和今日现实之对照，感动了每个人，使大家同具一个情绪。前线代表中虽是社会革命党占了支配地位，但一个激烈的布尔什维克决议案差不多全场一致通过了：惟有4个人弃权。通过的决议案将不是一张废纸：代表们回到前线之后将说实在话，关于妥协派如何拒绝他们，工人们又如何招待他们。前线士兵也将信他们的代表的话的。这些代表决不会欺骗他们。
在彼得格勒卫戍军本身，七月底也显然开始一种转变，尤其与前线代表共同开过几次会后更加明显。受打击最重的各团自然还未能恢复感觉。但他方面，在那些保持爱国态度最长久的部队中，在革命最初诸月保持纪律的部队中，党的影响却显著的长大起来了。“军事委员会”受的打击特别重，但他已开始复兴。凡是失败之后，党内的人总是不满意军事工作领袖的，无论实在的或幻想的错误和偏向，都认为该归他们负责。中央委员会更进一步抓住军事委员会，更直接地经由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二人监督之，于是工作又进行起来了，比以前慢得多，但稳当得多。
七月底，布尔什维克派在彼得格勒工厂的地位已经恢复了。工人们仍旧在那个旗帜之下团结起来，但如今不是旧时的工人了，更成熟的，——即更谨慎的，但同时也更坚决的。伏洛达斯基7月27日在布尔什维克派大会上报告道：“我们在工厂内有了一种巨大而无限制的影响。党的工作，主要是工人自己来做的。……组织从底下生长起来，所以我们有充足理由可以相信这组织将不会涣散的。”“青年团”那时候有五万团员，一天比一天更接受布尔什维克派影响。8月7日苏维埃工人部通过一个决议案，主张废除死刑。为表示反对国政会议，普地洛夫工厂工人拿出一天工资捐给工人出版物。工厂委员会某次会议上，全场一致决议宣布莫斯科国政会议“图谋组织反革命力量”。
喀琅施塔得医好它的伤了。7月20日铁锚广场上开会，要求：政权交给苏维埃；调遣哥萨克上前线去，与宪兵和警察一起；废除死刑；容许喀琅施塔得派代表往皇村，看看沙皇尼古拉第二是否看守得严密；解散“敢死营”；没收资产阶级报纸等等。差不多与此同时，新任海军上将梯可夫，来此要塞接事之后，命令各战舰卸下红旗，改悬圣安德烈十字旗；军官和一部分士兵挂起了肩章。喀琅施塔得水兵则抗议此事。政府派来一个委员会，侦查7月3日至5日事变的，不得不毫无结果离开喀琅施塔得回彼得格勒去；他们遇着了唿哨，抗议，甚至恐吓。
整个舰队，都发生了变化。一个在芬兰的领袖查列志斯基写道：“七月底，八月初，大家明白觉得，外面的反动不仅没有打破赫尔辛基的革命势力反而使群众更向左倾，更同情于布尔什维克派。”水兵本也是七月运动的发起人，并未受党领导，而且可说是违反党的意志，他们认为党太稳健，甚至于怀疑党妥协。武装示威的经验告诉了他们，政权问题不是那般容易解决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情绪现在让位于对党的信任。关于此点，赫尔辛基一个代表在七月底的报告是很有趣味的：“在小舰上，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占优势，但在大战舰，巡洋舰和驱逐舰上，所有水兵不是布尔什维克派便是同情于布尔什维克派的人。彼得保罗号和共和国号上水兵态度就是如此，以前也就是如此，但自从7月3日至5日事件之后，刚古特号、塞巴斯托普号、鲁里克号、安德烈·配伏斯梵尼号、狄安娜号、格罗莫步号和印度号，也走到我们方面来了。如此，我们手里操有庞大的战斗力量。……7月3日至5日之事变教训水兵好多的事情，显示他们：仅仅情绪高涨是不足以达到目的的。”
莫斯科虽落于彼得格勒之后，走的道路却是一样。炮兵大卫多夫斯基说道：“窒息性烟雾渐渐澄清了。士兵群众开始觉悟，我们又在全线采取攻势。那种谎言曾有一个时候阻止了群众左倾运动，但以后更加有力推动他们到我们这边来。”在打击之下，工人和士兵的友谊更密切了。莫斯科一个工人史特列可夫说起了密海孙工厂工人和邻近一团士兵如何渐渐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工人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时常在联席会议上决定工厂和兵营两方面实际的生活问题。工人常开文化教育性质的晚会，请士兵参加，买布尔什维克派报纸给他们看，以种种方法帮助他们。史特列可夫说：“若有人受了纪律制裁，他们就来到我们这里诉苦。……在街上开会时，密海孙工厂工人若受人欺侮了，只消一个士兵听见，就有大队的人跑去保护。那几天欺侮之事是数见不鲜的；人家拿德国金钱，卖国，以及种种妥协派无耻谎话来打击我们。”
七月底，莫斯科工厂委员会召集会议，初开会时是很温和，但在一星期工作中大向左倾了，临了通过了一个决议案，显然带着布尔什维克派彩色。在那几日，一个莫斯科代表博德别尔斯基向党大会报告道：“十区苏维埃之中有六区是在我们手里。……在现时有组织的迫害之下，惟有工人群众才能救护我们，他们坚决拥护布尔什维克派。”八月初，莫斯科工厂委员会选举时，布尔什维克派已经占得了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之位置。党的影响之增大于国政会议开会日的总罢工中，显然可见。莫斯科官方的《新闻报》写道：“现在应当明白，布尔什维克派并非一个不负责任的团体，而是有组织的革命民主派的一个部分；他们背后站着广大的群众，那些群众也许不是时时刻刻守纪律的，但完全忠诚于革命。”
无产阶级七月间地位减弱，鼓起了工业家的勇气。13个最重要的实业团体，连银行公会在内，召集了一个会议，成立了一个保卫工业委员会，负责领导关厂运动以及向革命作政治进攻。工人们抵抗。一阵大罢工潮及其他冲突，弥漫于全国。无产阶级较有经验的一层，行动很谨慎，但新来的一层则更坚决加入斗争。金属工人等待着和准备着，但纺织、橡皮、制革、造纸等业工人则冲上斗争舞台。劳动人民中最落后的和最易服从的阶层，开始站起来了。更夫和门丁一个个闹嚷嚷的罢工，骚扰了基辅。罢工者各家巡游一遍，把灯火熄灭了，把电梯钥匙取去了，把临街的门打开了，诸如此类。每次冲突，无论为了什么事情，都有波及整个产业部门之倾向，而变成为一种原则斗争。莫斯科制革工人，得到全国工人的援助，八月间爆发了一个长久而顽强的斗争，争取工厂委员会有雇解工人的权利。好多情形，尤其在外省，罢工成了很富于戏剧意义的，甚至有罢工者逮捕厂主和管理人员的。政府谆劝工人自制，政府与资本家合作，调哥萨克兵往顿河区，提高面包和军需品的价钱。这个政策，一面激恼了工人至于白热，一面并不能满足资本家。奥尔巴黑，重工业巨头之一，诉苦道：“各地劳动特派员，尚未曾如史高倍列夫一般通达事理，……劳工部里，人家并不信任派往外省的人员，……工人代表被召到彼得格勒来，在大理石宫，受教训，受戒饬，人家要他们与工业家及工程师和解。”但这一切都没有效果：“劳动群众此时渐渐入于那些更坚决的和更无耻煽惑的领袖影响之下了。”
经济的失败主义，变成了工业家反对工厂中双重政权的主要武器。八月上半月，各工厂委员会召集会议时，会场上一件件揭破了工业家恶毒的政策，意图使生产涣散而停滞。除了财政阴谋之外，人家还大大的隐藏原料，并关闭那些制造和修理工具的工场等。关于资本家的怠工，约翰·里德举出的几件事实足为明证；里德以美国记者资格，与各种社会分子都能交接，看得到协约国外交人员的秘密报告，又听得见俄国资产阶级政客的坦白供认。他写道：“立宪民主党彼得格勒党部书记告诉我，全国经济生活之破坏乃是败坏革命信用运动的一部分工作。一位协约国的外交家——我答应不说出他的名字——以其所知也证实了这事实。我知道哈尔可夫附近一些煤矿，被业主故意放火和灌水；我知道莫斯科一些纺织工厂，工程师离开时把机器破坏得不能使用；我又知道铁路管事人，正在破坏火车头时被工人捉住了。”残酷的经济现实便是如此。这个并不适合于妥协派的幻想，也不适合于合作政府的政策，却适合于科尔尼洛夫暴动的准备工作。
在前线，“神圣联合”进行得也是与后方同样不好。史丹开维奇诉苦道：拘捕几个布尔什维克并不足以解决问题。“犯罪病菌在空中飞舞。其活动范围是难得清楚确定的，因为全体群众都传染了这种病菌。”若说士兵们已能自制些了，那只因为他们相当学会了约束的仇恨；到了不得不爆发时，他们的真实感情只有更加明白显露出来。杜平斯基团有一连人为了不承认新委的连长，被解散了，他们居然能使其他诸连以至于全团的人都哗变起来，团长要以武力恢复秩序，他们就用枪托把团长活活打死了。此事发生于7月31日。其他诸团虽未波及，但在官长方面内心仍然觉得：这样的事情随时都可能爆发的。
八月中，绥巴乔夫将军向总司令部报告道：“步兵的情绪，除了敢死营以外，都是非常不稳定的。有时，在几天之内，某几队步兵的态度，忽然从这一极端变到那一极端去。”好多特派员开始懂得了，七月手段解决不了什么问题。8月22日，特派员雅曼特报告道：“革命军事法庭在西方前线实行的结果，造成了指挥军官和居民群众之间的可怕冲突，连这种法庭观念也没有人信任了。……”科尔尼洛夫的救国政纲，在总司令部未曾叛乱以前，就已充足试验过了，就已走进那条死巷去了。
有财产的阶级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哥萨克军队解体的征兆，这里，最后一道堤防要崩坏了。二月间，彼得格勒城内几团哥萨克兵没有抵抗就把皇朝献出来。在他们故乡，在诺伏尔卡斯克，哥萨克官长固然图谋隐瞒那报告革命的电报，3月1日仍旧很庄严举行沙皇亚历山大第二的祭礼。但最后，哥萨克人还是情愿不要皇帝的，甚至要从他们的过去生活中发掘出共和传统来。但他们不愿比这更走远一步。一开始哥萨克便不肯选举代表到彼得格勒苏维埃去，为的不肯同工人和步兵平等相处；他们另外成立了一个哥萨克军队代表会议，以他们后方长官为代表，把所有12部哥萨克都联合起来。资产阶级图谋依靠哥萨克军队来反对工人和农民，这个图谋也得到了相当的成功。
哥萨克的政治作用，是受他们在国内占据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好长久以来，哥萨克便是下层唯一有特权的特殊等级。哥萨克不纳税，且领有比农民多得多的土地。在那三个相邻的区域，顿河区，古班区和特尔区，三百万哥萨克人占有二千三百万俄亩土地，而同区四百三十万农民则只有六百万俄亩土地：一个哥萨克的土地比一个农民的土地，平均多五倍。在哥萨克人自身之中，土地分配自然也是很不平等的。他们之中也有大地主和富农，甚至比北方的更有势力；他们之中也有穷人。国家一有要求，每个哥萨克人都应当骑了自己的马，带了自己的军装，去应命。有钱的哥萨克人，既不纳税，则支出这点费用绰有余力；但下层分子则为这个赋役所重压喘不过气来。以上所举根本的事实，就足够解释整个哥萨克所占地位之自相矛盾。下层的与农民密切接触，上层的则与地主密切接触。同时上层和下层，又被一种特殊地位——一种选民地位——的意识联合起来，习惯于不仅看不起工人而且看不起农民。所以中等哥萨克才如此有用，来镇压暴动。
在战争那几年中，比较年轻的几辈人到前线去了，维持了保守传统的老头子们，与军官们有密切关系，出来做村中领袖。当革命后最初几月，藉口复活哥萨克民主制，哥萨克地主们便召集好多所谓军大会来选出一些统领（ataman）——犹如总统——及统领底下的一些“军政府”。政府特派员及非哥萨克人的苏维埃，都无权力在哥萨克地域以内，因为那里哥萨克人都更强，更有钱，武装得也更好。社会革命党人图谋使农民代表和哥萨克代表合组一个苏维埃，但哥萨克人不答应，因为他们确有理由害怕：土地革命将要夺去他们一部分领地。欠尔诺夫做农政部长时说的几句话并非徒然的：“哥萨克必须放松一点他们的土地。”更重要的还是当地农民和步兵士兵时常对哥萨克人说这种话：“我们要拿你们的土地，你们霸得太久了。”在后方，在哥萨克乡村，便是如此情形，——部分地，在政治中心彼得格勒卫戍军中也是如此情形。这就可以解释七月示威中几团哥萨克兵的行为了。
在前线，情形是根本不同的。1917年夏天，作战的哥萨克军队共有162团，外加171个独立的骑兵连，在前线的哥萨克兵，脱离了他们的乡村关系，与整个军队同受战争的考验，经过的路程与步兵一样，虽然稍迟了一点。他们也不信能打胜仗，也气愤于疯狂的纷乱，也怨恨官长，渴想媾和，回家。有45团和65连哥萨克兵先后被派在前线和后方做警察的职务！哥萨克兵又变成宪兵了。士兵，工人和农民，怨恨他们，记起了他们在1905年时的刽子手工作。好多哥萨克兵，才因他们二月时的举动，而感觉骄傲，现在开始受良心咎责了。哥萨克兵开始咒诅他们的鞭子，服勤务时常常拒绝把鞭子带去。顿河区和古班区哥萨克兵中并没有几个逃回家去；他们害怕村里的老头子。一般说，哥萨克队伍，比步兵接受军官的统治要长久得多。
从顿河区和古班区有消息传到前线来，说哥萨克诸头目同那些老头子，已经成立了自己的政府，并不征求前线哥萨克兵意见。潜藏的社会对立开始爆发了：“我们回家之后要拿点颜色给他们看看！”——前线的人常常这样说。哥萨克将军克拉斯诺夫，顿河区反革命领袖之一，很生动的描写了前方强有力的哥萨克队伍如何渐渐崩裂了的：“开始召集会议了，通过最癫狂的决议案了，……哥萨克兵不肯按时洗刷和喂养自己的马匹了。莫想他们去做什么正经的事情。哥萨克兵挂起了红带，束起了红绳，敬重军官的话是听都不愿听。”然而未走到这个地步以前，哥萨克兵曾迟疑了好久，搔着自己的头，考虑着究竟走哪条路好。所以在危急关头不容易猜得着：这队哥萨克或那队哥萨克究将怎样行动。
8月8日，顿河区“军大会”同立宪民主党联合来选举立宪会议。这个消息立刻传到军队中来。哥萨克军官雅诺夫写道：“哥萨克兵很反对这个联合。立宪民主党在军队中没有根基。”事实上军队恨立宪民主党人，认为一切压迫民众的事情都是他们干的。步兵们一定嘲笑哥萨克兵说：“那里老头子把你们卖给立宪民主党人了。”哥萨克兵也一定回答：“我们要拿点颜色给他们看看！”在西南前线，哥萨克诸部队通过一个特别决议案，宣布立宪民主党人为“劳动民众的死对头和奴役者，”要求“军大会”之中一切敢与立宪民主党联合人，都要开除出去。
科尔尼洛夫自己是个哥萨克，很信赖哥萨克兵——尤其顿河哥萨克兵——之赞助。他的准备政变用的那支军队，都是哥萨克兵编成的。但哥萨克兵并不肯替这位“农民之子”卖力。他们在乡村的人有决心保卫他们的域内的土地，但不愿干预别人的争吵。骑兵第三军也不辜负人家的期望。哥萨克兵虽然反对与德国人联欢，却很愿意在彼得格勒战线上同海陆士兵联欢。就是这个联欢打破了科尔尼洛夫的计划，不流一滴血。这样，旧俄罗斯的最后支柱，哥萨克，也软弱而倾倒了。
正在此时，离俄国境外很远地方，在法兰西领土之内，人家也以实验室规模行了一种实验，要“复活”俄罗斯军队；——此地为布尔什维克派势力所不能及，因之这个实验是更能令人心服的。夏天和秋天，俄国报纸上披露了消息，说在法国的俄国军队之中发生了武装叛乱。当时国内多事，这些消息差不多没有人注意。早在1917年1月，即革命之前，引军官李索夫斯基的话来说，在法国的两旅俄国军队，士兵们“就坚决相信他们被卖给法国人了，为了交换军火。”士兵并非完全想错了的。他们“毫无一点同情”对于协约国的主人，而且没有一点信任心对于自己的军官。革命消息传来时，这输出的两旅士兵在政治上虽已准备好了，却仍不免觉得出乎意外。军官们自然不会向他们解释革命，——军官的地位愈高，则愈加惘然若失，——但亡命者中间的民主爱国派在兵营出现了。李索夫斯基写道：“不止一次看见，有些外交家和禁卫团军官，很客气地端出椅子来，请以前的亡命客坐坐。”各团成立了由选举产生的机关，不久就有一个拉脱维亚兵做了委员会首脑。这里也有“异民族分子”发生作用。第一团是在莫斯科编练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雇员和店里的伙计，总之是无产阶级的和半无产阶级的分子，一年前先踏上法兰西国土，冬季之中在香班尼战场上打得很好。但“军心涣散之瘟役先传染了这一团人。”第二团中，农民占很大的百分比，比较长久保持安静。第二旅差不多完全是西伯利亚农民编成的，似乎完全可靠。二月革命之后不久，第一旅就不愿服役了。士兵们既不愿为阿尔萨斯和洛林[2]打仗，也不肯替美丽的法兰西送命。他们只愿回到新俄罗斯过生活去。这一旅被调到后方，驻扎于法国中部，拉古丁兵营。李索夫斯基记道：“大约有一万抗命的俄国士兵驻扎在安静的资产阶级乡村中间，有武装，无军官，绝对不肯服从任何人，在那广大的军营里度着一种完全特别的生活。”这里，科尔尼洛夫有个异乎寻常的机会来应用他那复兴军队的手段，此次而且得到他们的热烈同情者庞加莱总统和黎波总理的合作。总司令用电报传达一个命令，要驻在拉古丁的士兵们“服从命令”，而且开往萨隆尼卡[3]去。但是抗命的士兵不肯降服。9月1日重炮兵开来，兵营内张贴布告，内有科尔尼洛夫恐吓人的电报。但恰在此时出了岔子：法国报纸登载消息，说科尔尼洛夫自身被人宣布为叛逆，为反革命者。抗命士兵坚决认定，没有理由必须到萨隆尼卡去送死，——何况这个命令还是叛逆将军发的。这些工人和农民，被人卖到这里来交换军火，决定自卫。他们拒绝同外来的任何人谈判。从此以后没有一个士兵离开过军营。
俄国第二旅被调来攻击第一旅。炮兵在近旁山坡上立下了阵地，步兵依照工程学的一切法则掘下了战壕，而且开近拉古丁兵营。周围都给阿尔卑斯山轻步兵把守了，不让一个法国人混进这俄国两旅的战场去。如此法国军事当局就在自己领土之内导演了俄罗斯国内战争戏剧，很聪明地周围用刺刀环绕起来。这不过是一种预演罢了。后来法国统治阶级在俄国本身领土之内，组织一个国内战争，而用封锁的铁丝网把它围绕起来。
“一种合于方法的炮轰兵营开始了。”几百个士兵从兵营走出来，愿意降服。他们被接受过去，炮火立刻又开始。如此经过了四日四夜。拉古丁的人一队队地投降。9月6日，营中只剩下200人左右，他们决定宁死不投降。他们的首领是个乌克兰人格罗巴，一个浸礼派的教徒，一个狂热者；若在俄国，人家一定要叫他们布尔什维克。大炮机关枪和来福枪配合成为一声大吼，在炮火掩护之下，兵营果然被冲进去了。抗命者终于被压服。牺牲者数目，无人知道。无论如何，法律和秩序是恢复了。但几个星期之后，轰击第一旅的第二旅俄国兵也传染了同样的病症。……
俄国士兵带着一种可怕的传染病，渡海而来，病菌潜伏在他们的帆布背囊中，他们的大衣夹缝内，他们的心底秘密之处。拉古丁这幕剧是很有意义的；这是一个有意编排的理想的实验，差不多好像置于玻璃罩之下，来考察俄罗斯军队那些内心过程，这些过程的基础是俄国全部过去历史所立下的。
[1] Iraetorian guard，古罗马皇帝卫队。——译者
[2] 阿尔萨斯和洛林在法国北方，1871年德法战争后割让给德国。1914年一战爆发后，法国社会党以此支持法帝解放祖国，收复失地，遂加入国防政府。－C.R
[3] Salonika,希腊一个海港，第一次大战时，协约国以此为根据地进行巴尔干战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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