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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 >> | |
莫斯科国政会议更加恶化了政府的地位，因为暴露了：“全国分为两个阵营，根本上不能和解或妥协，”——如米留可夫说的，而且说得很对。国政会议提高了资产阶级的自觉，加增了他们的不耐烦久待。他方面，群众运动也得到了一个新的推动。莫斯科罢工开始加速工人和士兵左倾。从此时起，布尔什维克派势力不可抑制的长大起来了。在群众之中，惟有左派社会革命党，至多左派孟什维克，能够立足。孟什维克派彼得格勒组织，在本城市政局候补名单中涂去策列铁里名字，以此表示左倾。8月16日，彼得格勒社会革命党会议以23票对一票要求解散总司令部军官同盟及采取其他坚决手段以防备反革命。8月18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不顾主席齐赫泽之反对，提出废除死刑问题于议事日程。表决前，策列铁里提出一个问题向人挑衅：“如果你们议决之后，死刑仍旧不肯废除，那时你们是否要号召群众上街来要求推翻政府呢？”“是的！”布尔什维克派大声回答，“是的，我们要号召群众出来，我们要尽力量去推翻政府。”策列铁里说：“这几天你们的头抬高来了。”不错，布尔什维克和群众一起抬起头来。但群众抬头时妥协派就低头。废除死刑之要求可说是全体通过，差不多900票对4票。这4票就是策列铁里，齐赫泽，丹，里倍尔！四天之后，孟什维克派及其外围团体联合开会，关于根本问题，策列铁里的主张被采取了，反对马尔托夫的主张，但立刻废除死刑之要求则没有经过辩论就通过。策列铁里再不能抵抗群众压迫了，只好不说话。
这个渐渐带电的政治空气，被前线大事所触发了。8月19日，德国人在伊克斯库尔附近突破俄军防线；21日，占领了里加。科尔尼洛夫的预言实现了，同预先约好了一般。此事遂成了资产阶级政治进攻的信号。报纸加紧十倍攻击那“不肯做工的工人”和那“不肯打仗的士兵。”革命被派负一切责任：它断送了里加；它正在准备断送彼得格勒。诽谤士兵的话，同一个半月或二个月以前一般疯狂，但此次毫无根据。六月间，士兵的确拒绝进攻，他们不愿搅扰前线安静，不愿打破德国消极守势，不愿恢复战斗。但在里加，是敌人先进攻的，士兵应付就完全不同了。此外，最受宣传影响的第12军团表明是最不慌张失措的。
军团长巴斯基将军夸口，此次撤退“堪为模范”，甚至胜于从加里西亚和东普鲁士之撤退，——这话也不是没有根据的。特派员魏廷斯基报告道：“我们的队伍在敌军突破的区域内光荣地和绝对服从地履行了应负的使命，但他们所处的条件不能容许长久抵御敌军攻击，只好渐渐撤退，一步一步地退，受了很大的损失。我认为必须说一说拉脱维亚轻步兵的异常英勇，其中残余下来的，不顾精疲力竭，仍听命前往作战……”军团委员会主席孟什维克顾秦的报告，还更动人：“士兵的精神是非常惊人的。据委员和军官的见证，士兵们之坚忍真是前所未见的。”同一军团其他的代表，以后几日在执行委员会常务局报告：“惟有拉脱维亚旅独当着被突破的防线，其中差不多都是布尔什维克派……这旅人奉了前进的命令就高竖红旗，奏着军乐出发，打得异常之勇敢。”史丹开维奇后来也是这样说，虽然说得更矜持些：“在军团司令部里大家知道有人找寻藉口把责任推到士兵头上去，但在那里人家也不能告诉我一件具体的事实，证明士兵没有执行作战命令或任何其他命令。”水兵登陆参加孟准[1]战争，如官方文件记载，也表示奋勇抵抗。陆军尤其拉脱维亚轻步兵，以及波罗的海水兵，他们的情绪激昂一部分也是受这事实所决定的，即此次问题乃是直接保卫两个革命中心：里加和彼得格勒。最先进的队伍已经接受了布尔什维克思想，认为“把刺刀插进土里”并不能解决战争问题，要求和平的战争，是不能与夺取政权的斗争分离的，即不能与新的革命分离的。
即使有几个特派员被将军们的攻击所恐吓，故意夸大士兵的勇敢抵抗，但那事实仍然存在，即海陆士兵服从命令，作战而死，他们不能比这做得更多。然而问题本质还在于没有防卫。说起来似乎不能相信，第12军团完全没有准备作战。什么东西都缺少：人，军器，弹药，防毒面具。交通联络是说不出地坏。攻击延期了，只因为发下的日本式子弹配不上俄国步枪。并非前线一部分偶然如此。里加失陷之意义，对于最高将官并非秘密。否则如何解释第12军团防守和给养条件如此之恶劣呢？史丹开维奇写道：“布尔什维克派早已散布风声，说这城市将被奉送给德国人，因为高级将官要摆脱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个巢穴和苗圃。这个宣传却能使士兵相信，他们知道那时根本没有防卫或抵抗。”事实是：早在1916年12月，罗斯士基将军和勃罗西洛夫将军便埋怨里加是“北方战线之祸害”，那里是“一个宣传巢穴”，除了枪毙，别无办法对付。北方战线好多将军一定暗中梦想要里加工人和士兵去尝尝德国兵队占领的滋味。自然，没有人设想，总司令下了命令奉送里加给德国人。然而所有的将官都读了科尔尼洛夫的演说，和他的参谋长卢考姆斯基的谈话。如此就无需要再发什么命令了。北方战线司令克蓝波夫斯基将军，是秘密的阴谋分子之一，因之等待里加失陷，以之为开始救国运动的信号。何况，在普通情形之下，俄国那些将军也是宁愿失地和退兵的。这一次总司令预先脱卸了他们的责任，他们的政治利益又迫得他们向失败主义路上走，于是连防守准备都不去做了。是否有个将军在这消极的对防守怠工之上再加以什么积极的有害行动，——那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而且难于解决的。然而在这卖国行为可以不受处罚情形之下，若以为那些将军不肯帮助一下命运，那也是太忠厚了。
美国新闻记者约翰·里德，善于见闻，会留下一本不朽的史书关于十月革命那几日事情，他毫不迟疑证明俄国有财产的阶级大部分人宁愿德国胜利而不愿革命胜利，而且公然说这样的话。里德曾举出一个事实：“一天晚上，我在莫斯科某富商家中作客；喝茶时同桌者有11人，提出问题：‘要德皇威廉，还是要布尔什维克派？’11个之中有10个人要威廉。”这个美国记者又曾和北方战线军官谈过话，他们“公然说宁愿军事失败，而不愿同士兵委员会合作。”
要支持布尔什维克派提出的政治控告（而且不仅是他们提出的哩，）只消举出：里加失陷本是阴谋计划中一个部分，而且失陷日子恰合于阴谋日程表之规定，——就够了。这本是可以从科尔尼洛夫在莫斯科演说字里行间明白看得出来的。后来事变完全证明了事情的这一方面。但我们也有一个直接的证据，作证人的可靠在这一件事情上是毫无问题的。米留可夫在他的历史中说道：“科尔尼洛夫在莫斯科的演说已经指示一个时限，过了此时限，他就不愿延迟坚决的行动，为了‘救出国家免于沦亡，救出军队免于瓦解。’这个时限就是他所预言的里加陷落。他意料这件事一定会激起……一阵爱国狂潮……8月13日在我们莫斯科会面时，科尔尼洛夫亲自对我说，他不肯放过这个机会。同克伦斯基政府公开冲突，在他心里完全确定了，连冲突的日子也预先定好了：8月27日。”还能说得比这个更明白的么？为的实行向彼得格勒进军，科尔尼洛夫需要里加陷落于他选定的日子之前数日。若是巩固里加阵地，认真布置防卫，那就等于破坏另一军事行动的计划；对于科尔尼洛夫，这另一行动重要得多了。如果巴黎确实值得一场弥撒[2]，那么为了政权而牺牲里加可是便宜得多了。
从里加失陷至科尔尼洛夫叛乱这一星期之中，总司令部不断涌出诽谤士兵的话。俄国报纸印出的俄国司令部通告，立刻在协约国报纸之中得到回声。俄国爱国派报纸反过来热心转载英国《泰晤士报》、法国《时报》和《晨报》上嘲笑和咒骂俄国士兵的话。前线士兵一致感觉惊讶，气愤和嫌恶。特派员和委员会——差不多都是妥协派的和爱国派的——也感觉受了重大侮辱。各方面提出抗议，尤其激烈的，是罗马尼亚战线，敖得萨军区和黑海舰队等执行委员会——所谓“罗黑敖”——的信，这信要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俄国表彰罗马尼亚战线士兵的勇敢和忠诚；禁止报纸再攻击士兵，——士兵每天死几千人，在残酷的斗争中，为了保卫革命的俄罗斯……”在这些下层抗议影响之下，妥协派领袖们才抛弃他们的消极旁观。《新闻报》论它的政治盟友说：“似乎没有一句恶毒的话，资产阶级报纸不拿来辱骂革命军队。”但毫无效力。这种辱骂本是阴谋中一个必需的部分，阴谋中心就在总司令部。
抛弃里加之后，科尔尼洛夫立刻用电报传令在大路上当着其他士兵面前枪毙几个士兵，以惩一警百。特派员魏廷斯基和军团长巴斯基回答：他们认为士兵的行为不应受此种刑罚。科尔尼洛夫生起气来，在司令部各委员会代表会议席上宣布说：他要用军法审判魏廷斯基和巴斯基，为了报告军队状况不合实情，——这话，如史丹开维奇解释的，等于说“为了没有归罪于士兵。”还须说一件事，就是同一日科尔尼洛夫又命令各军团司令部把布尔什维克派军官名单开给军官同盟总委员会，——即是开给立宪民主党人诺伏西尔吹夫主持的那个反革命团体，那是阴谋的最重要的动力。看啊，这个总司令，这个“革命的第一大兵！”
《新闻报》已有决心掀起黑幕的一角，写道：“与高级指挥将官非常接近的一些暧昧分子，正在做那可恶的挑唆工作……”“暧昧分子”一语就是暗示科尔尼洛夫及其部属。渐渐近来的国内战争，它的电闪投射新的光辉，不仅在今日的事情上，而且在昨日的事情上。妥协派为了自卫，开始暴露高级指挥将官在六月进攻中一些可疑的行动。报纸上渐渐发表关于被司令部恶意诬蔑的各师和各团的详细消息。《新闻报》写道：“俄罗斯有权要求人家把七月退兵之真相全部公布出来。”这几句话很受工人和海陆士兵欢迎，尤其受那些人欢迎，他们被告应负那次前线大败之责，如今还充满了监狱。二日之后，《新闻报》觉得不得不更坦白的宣布：“总司令部以其通告玩出一种政治把戏，以反对临时政府和革命的民主派。”这几行字，把政府写做也是总司令部阴谋下无辜的牺牲者。但其实，大家想得到政府很有可能约束那些将军。如果政府没有这样做，那只因为它不愿意这样做。
在上述的“罗黑敖”那封抗议人家诽谤士兵的信中，还特别气愤地指出“司令部通告……夸奖军官的勇敢，似乎是有意轻视士兵们保卫革命的热心。”“罗黑敖”的抗议发表于8月22日报纸上，第二天克伦斯基就颁布一个特别命令颂扬军官，说“他们从革命第一天起就容忍减少自己的权利。”而且无辜受了士兵群众的侮辱，“士兵们以理想主义的口号来遮饰他们的怯懦。”正当他的心腹助手史丹开维奇，魏廷斯基及其他诸人出来抗议人家诽谤士兵之时，克伦斯基反表示参加这个无耻工作，而且以陆军部长和政府首脑的命令完成这个工作。克伦斯基后来承认，早在七月底，他就得到“可靠的报告”，关于团结在总司令部的军官的阴谋。他说：“军官同盟总委员会派出活动的阴谋分子，它的会员就是各地阴谋主持人，他们给这同盟的合法行动以必需的音调。”这是完全对的。我们只须添加一点。即这“必需的音调”就是诬蔑士兵委员会和革命的音调，——就是8月23日含于克伦斯基命令之内的那个音调。
此谜应当怎样解答呢？克伦斯基没有深思熟虑的和彻底一贯的政策，那是绝对无疑的。但他除非是完全发疯了，才肯拿他的头送给那些阴谋家去宰割，同时帮助他们化装，——既然他知道了军官们的阴谋。克伦斯基的行事，初看是不可理解的，其实解释起来颇为简单：此时他自己也参加了阴谋，反对二月革命那个没有出路的政制。
后来，暴露的时候到了，克伦斯基自己也证明：哥萨克军官以及资产阶级政客方面，不止一次有人向他提议实行个人独裁。“但是他们犹如播种于不毛之地……”无论如何，克伦斯基是处于这样的地位，反革命派领袖们能够不冒危险，同他交换关于政变的意见。“最初几次谈话关于独裁问题，是属于测控性质，”这几次谈话，据邓尼金说，开始于六月初，即是说正当准备六月进攻时候。克伦斯基也常常参加这类谈话；在此情形之下自然是他占据独裁制的中心，尤其他自己如此想。苏汉诺夫说得很好：“他是一个科尔尼洛夫党，——不过以他自己做科尔尼洛夫党首领为条件。”在进攻失败时候，克伦斯基自己允许于科尔尼洛夫及其他将军的，多过于他所能做得到的。卢考姆斯基记道：“克伦斯基往前线巡视时，常常自夸大胆，而且屡次同他的旅伴讨论问题，关于创立强硬的政权，组织执政局，或把权力交给一个独裁者。”克伦斯基在这些谈话中，照他的性格，一定说得很笼统的，随便的与假充行家的。反之那些将军们趋向于参谋部特有的完善性（面面俱到）。
克伦斯基之自愿参加将军们这类谈话，使得军事独裁观念相当合法化；在革命尚未被扼杀以前，为了谨慎之故，这个独裁制时常初步称为“执政制”。法兰西大革命时热月政变之后产生的政府就是执政制[3]；这个历史回忆在此地起了何等作用，是难说的。但除开纯然字面的掩饰作用不说，执政制首先有这个不容置疑的便利，即可以同时容纳各个人的野心。在执政局里，不仅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有位置，连萨文可夫和费洛宁科也有位置，——一般来说，那些具有“铁的意志”的人，如那些候补执政自己所表示的，都有位置，其中每一个人都怀抱那种思想，准备以后从集体的独裁走到个人的独裁。
所以克伦斯基与总司令部进行阴谋时，他那方面并无须什么急剧的转变，只消发展和继续他已开始的工作就够了。此外，他还以为他可以给将军们的阴谋以适宜的指导，不仅去对付布尔什维克派，而且在相当限度之下也要对付他的同盟者和讨厌的监督者，那些妥协派。克伦斯基这样安排：他不完全揭穿阴谋，却能恐吓那些阴谋家，使他们走入他的圈套。这里就走到了最远的限界了，过此限界政府首脑即要变成非法的阴谋家。九月初，托洛茨基写道：“克伦斯基需要从右边来的，从资产阶级党派，从协约国大使馆，尤其从总司令部来的一种重力，压迫他，他才好自由行动。克伦斯基要利用将军们的叛乱以巩固自己的独裁。”
国政会议是个转变关头。克伦斯基从莫斯科回来，带来了无限机会的幻想，又带来了个人失败的屈辱感觉，于是他决定抛弃一切顾虑，把全部面貌露给“他们”看看。给“他们”看看么？给谁看呢？给一切的人看，——首先给布尔什维克派看，他们胆敢以总罢工来捣乱他的全民团结美剧。这样一来，他也就同右派算了账，同所有那些古契柯夫派和米留可夫派算了账，他们一向看不起他，嘲笑他的举动，把他的权力看做某种权力的影子。最后，他也可以好好教训“他们”一顿，教训那些妥协派监护者，那个可恨的策列铁里，那个家伙敢于纠正他，教训他这个全国领袖，甚至在国政会议会场上。克伦斯基终于坚决地决定向所有的人表白，他绝不是一个“歇斯底里病者”，一个“变戏法的人”，一个“戏子”，如禁卫军和哥萨克军官们渐渐公然称他的；他却是一个铁人，他已经把他的心灵都闭紧了，把钥匙投入大海去了，不顾戏院楼座上不知名的美人的恳求。
史丹开维奇觉得，这几日，克伦斯基有“一个欲望，要说出一些新的字眼，符合于全国的恐慌和骚乱。克伦斯基……决定在军队中实行纪律惩戒；也许他还提议政府采取其他的坚决措施。”史丹开维奇只晓得他的领袖这一部分意向，这是克伦斯基认为可以告知他的。事实上，此时克伦斯基的计划已经走得更远了。他已经决定实行科尔尼洛夫的政纲，藉此卖好于资产阶级，而摧毁科尔尼洛夫的立足地。古契柯夫不能调动军队去进攻，而他克伦斯基做到了。科尔尼洛夫不能实行科尔尼洛夫政纲，而他克伦斯基是能实行的。莫斯科罢工固然提醒他：这条道路有障碍；但七月事变表示过了，这障碍是可以克服的。这次只要能实行到底就好，再不许左派朋友来掣肘。首先必须完全改换彼得格勒卫戍军，革命的部队必须代替以“健全的”部队，他们不会眼睛望着苏维埃。拿这个计划去同执行委员会讨论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这有什么必要呢？政府已被承认为独立的。而且以独立的资格在莫斯科加冕过。固然，妥协派心中将政府独立看做形式的，看做为缓和自由派而用的一种手段。但他，克伦斯基，要把形式的变为实质的。他在莫斯科宣告，他不属于右派，也不属于左派，他这话不是白说的；而这里就是他的力量。现在他以行动证明它！
国政会议之后那几天，克伦斯基的路线和执行委员会的路线，愈走愈远了：妥协派害怕群众，克伦斯基则害怕有财产的阶级。人民群众要求前线废除死刑；科尔尼洛夫，立宪民主党和协约国大使馆则要求后方恢复死刑。
8月19日，科尔尼洛夫打电报给内阁总理：“我坚决认为彼得格勒军区必须受我管辖。”总司令部公然伸手来拿首都。8月24日，执行委员鼓起勇气，公然要求政府终止“反革命手段”，并“不再延缓，以全力”实行民主改革。这是新的调子。克伦斯基不得不选择一条路：或者顺应于民主政纲，那政纲虽然瘦弱可怜，也能导成与自由派和将军们决裂；或者实行科尔尼洛夫政纲，那就必然造成与苏维埃冲突。克伦斯基决定伸手给科尔尼洛夫，立宪民主党和协约国。他要不惜任何代价，避免与右派公开斗争。
不错，8月21日，米哈伊尔·亚历山德洛维奇大公和保罗·亚历山德洛维奇大公被禁止出屋门了，同时还有若干其他的人也被监视行动了。但这一切都不是认真做的，克伦斯基不久就恢复他们自由。后来他在科尔尼洛夫案中作证道：“我们似乎上了当，寻错了人。”这话不错，但须添加一句：“也是上了自己的当。”完全明白，在那些郑重其事的阴谋家看来，即在莫斯科国政会议的整个右半边看来，此时绝非恢复帝制问题，而是建立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独裁问题。在此意义之下，科尔尼洛夫及其徒党都气愤人家骂他们进行“反革命的”，——即帝制派的，——活动。固然有旧时显宦，侍从女官，黑色百人团，廷臣，巫士，修道士，舞姬等，这里或那里，在密室中悄悄私语。但那是没有多大影响的。资产阶级惟有采取军人独裁形式方能胜利。帝制问题须待将来某一阶段才可提出，那时也是立足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基础之上，而非依靠拉斯布丁派待从女官帮助的。在那个时期中，真正的事情乃是资产阶级打着科尔尼洛夫旗帜同人民相斗争。克伦斯基要与资产阶级联盟，遂监押那两个大公来做幌子，免得左派猜疑。这诡计如此明显，连此时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派报纸也把它拆穿了：“逮捕罗曼诺夫家族中一两个庸庸碌碌的傀儡，而让科尔尼洛夫为首的那些将官自在逍遥，——那是欺骗民众的……”布尔什维克派受人憎恨，也是因为他们什么事情都看得到，而且大声说出来。
在这危急的几天中，克伦斯基的军师和向导就是萨文可夫，——一个大冒险家，一个赌徒型的革命家，做惯了个人恐怖就看不起群众，一个有才干和意志的人，——他虽有此本事，在好多年中仍做了那个有名的密探阿则甫手中的工具，——一个怀疑主义者和厚颜无耻之徒，自信（并非无理由的）他有权利轻视克伦斯基，他右手举起来行军礼，左手就牵着克伦斯基鼻子走。萨文可夫在克伦斯基面前拿出行动家的资格，在科尔尼洛夫面前就拿出有历史的真正革命家资格。米留可夫说了一件有趣故事关于这特派员和这将军第一次见面的事情，那是萨可夫自己说出来的。萨文可夫说：“将军，我知道，如果形势所迫，你应当枪毙我时候，你一定枪毙我的。”停了一会，他又说：“但如果形势所迫，我应当枪毙你时候，我也一定枪毙你的。”萨文可夫很爱文学，读过哥乃依[4]和雨果，倾心于高贵的文体。科尔尼洛夫则要扑灭革命，而不管假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公式，但这位将军也并非不爱“强硬的艺术文笔的。”这位旧时恐怖主义者的话，一定抓着了这位旧时黑色百人团人物胸中埋藏的英雄主义的痒处。
后来报纸上一些文章，显然是萨文可夫示意的，也许是他自己写的，其中有一篇很明白解释他自己的计划，其中说：“萨文可夫还是特派员时，就有这个结论，认为临时政府不能使国家走出难关。必须由其他力量来干。但是这方面的一切工作，只能在临时政府旗帜之下，尤其克伦斯基旗帜之下，来做的。这就是一个革命的独裁制，借助于一双铁手实现出来的。这双铁手，萨文可夫希望于科尔尼洛夫将军。”克伦斯基作为“革命的面具”，而科尔尼洛夫则作为铁手。至于第三者的作用，这篇文章没有说；但毫无疑问，萨文可夫在调和总司令和内阁总理之中，怀有将来把二者都排挤出去的思想。有个时候，这个没有说出的思想变得如此明显，以致克伦斯基，恰于国政会议开会之前，不顾科尔尼洛夫抗议，竟强迫萨文可夫辞职。然而同这范围内发生的所有其他事情一般，这个辞职没有确定的性质。费洛宁科作证道：“8月17日宣布，萨文可夫和我仍旧供职，而且内阁总理原则上已经接受了科尔尼洛夫将军、萨文可夫和我提出的报告中所发挥的政纲。”
克伦斯基8月17日“命令萨文可夫起草关于后方应取手段的法律”，萨文可夫于是成立一个委员会做此工作，以阿普希金将军为主席。虽然被萨文可夫吓得心惊胆怕了，克伦斯基仍旧决定利用他做自己的大计划，不仅保存了他在陆军部的位置，而且再给他一个海军部位置。据米留可夫说，这是表示，政府认为“行动的时机已到了，即使引起布尔什维克派到街上来,亦所不惜。”萨文可夫关于此事：“坦白的说，若有两团人在手就容易镇压布尔什维克派暴动，并解散其组织。”
克伦斯基和萨文可夫完全明白，尤其在莫斯科会议之后：妥协派苏维埃无论如何不肯接受科尔尼洛夫纲领。彼得格勒苏维埃昨天还要求前线废除死刑，一定要以加倍的力量来反对后方恢复死刑。所以危险的是：反对克伦斯基所计划的政变之运动，将不是布尔什维克派来领导的，而是苏维埃来领导的。然而人们当然不会为此停止的：这是一个救国的问题！
克伦斯基写道：“8月22日，我派萨文可夫往司令部去，办理一些事情，（！）其中一件事就是要求科尔尼洛夫将军派一军骑兵供政府差遣。”萨文可夫到了必须在舆论之前替自己辩护时候，也以如下的话说明他的使命，就是“到科尔尼洛夫将军那里讨一军骑兵，来彼得格勒实施戒严令，保卫临时政府免受何种攻击，尤其（！）布尔什维克派的攻击，……据一个得自外国反间谍机关的情报，布尔什维克派又在准备于德国兵登陆和芬兰暴动时，再来一个进攻……”反间谍机关的无稽消息，不过是来遮掩那事实而已：即如米留可夫说，政府自己要动作了，“不惜引起布尔什维克派到街上来。”换一句话说，政府已决心挑起一个暴动。关于建立军事独裁之命令，既然定于八月底公布，萨文可夫就是将那预期的暴动配合于此日子。
8月25日，布尔什维克派机关报《无产者》被禁了，没有任何理由。续出的《工人报》宣布：“《无产者》被封，是因为它头一日曾为里加战线被突破事，号召工人和士兵镇静自制。究竟是谁不愿意工人知道党在警告他们莫受挑唆呢？”这话问得很恰当。布尔什维克派报纸之命运操在萨文可夫手里。报纸之封闭对他有两重利益：一来刺激了群众，二来使党不能保护群众免受人家挑唆，此时挑唆正是从政府大员方面来的。
根据总司令部的记录——其中写的也许润饰了一点，但一般适合于时局及所牵涉的人物——萨文可夫通知科尔尼洛夫道：“拉佛尔·格奥吉也维趣（即科尔尼洛夫），你的要求，几天之后就可以实现了。但政府害怕因此在彼得格勒激起严重纠纷……你的要求公布出来，会成为布尔什维克派一个发动信号……苏维埃对于新法令究竟采取什么态度，还不知道，恐怕也要起来反对政府……所以我求你命令骑兵第三军于八月底开往彼得格勒，交给临时政府差遣。如果苏维埃人员连合布尔什维克派动手时，我们要对付他们。”克伦斯基这位密使又声明，此次行动将是最坚决的，最不留情的，——科尔尼洛夫回答此点说：“他只懂得坚决的才是行动。”后来，萨文可夫为了替自己辩护，解释道：“……如果在布尔什维克派暴动时候，苏维埃已变成了布尔什维克派的哩。”但这不过是笨拙的遁词：克伦斯基宣布政变之法令定于三四日后公布，如此，就不是什么未来的苏维埃了，而是八月的存在的苏维埃。
为的不发生误会，不在“预定的时间”以前激起布尔什维克派动手起见，大家约定如下的步骤：骑兵军先在彼得格勒集中，然后宣布首都戒严，然后公布那足以激起布尔什维克派暴动的新法令。在总司令部的记录中，这计划是用黑字写在白纸上的：“为使临时政府能恰切知道应于何时宣布彼得格勒军区戒严，及应于何时公布新法令，科尔尼洛夫将军必需以电报通知他（萨文可夫）：骑兵军确于何时能开到彼得格勒。”
借用史丹开维奇的话，那些阴谋将军明白：“克伦斯基和萨文可夫……要利用司令部帮助来实行一个政变。只消明白这点就够了。他们赶紧答应了一切的要求和条件……”史丹开维奇本是忠实于克伦斯基的，他辩白这一点，即是总司令部的人“误将”克伦斯基和萨文可夫“联在一起。”但两个人如何可以分开呢，既然萨文可夫是奉了克伦斯基的明确训令到总司令部去的？克伦斯基自己写道：“8月25日，萨文可夫从总司令部回来，报告我说：交给临时政府差遣的队伍将照训令说的派来了。”预定26日晚上政府通过后方治安法，这是骑兵军下辣手的先声。一切事情都准备好了，只差按下电杻。
事实，文件，参加人的见证，最后克伦斯基自己的供辞，都一致证明：内阁总理，瞒骗了自己政府的一部分大员，瞒骗了给他政权的苏维埃，又瞒骗了他所属的政党，而去同军队诸最高将官相勾结，图谋以军队力量根本改变国家政制。用刑法术语说来，这种行为有个完全确定的名称，——至少在此类图谋未得成功的情形下是如此。克伦斯基政策的“民主性”和他借助刀剑来救国的计划，这中间的矛盾，惟有肤浅的观察者才觉得是不可调和的。事实上，这骑兵计划是不可避免地从妥协政策产生来的。要解释这个过程的法则，尽可以大大的加以抽象化，不仅可以把克伦斯基个人品性除开不论，而且可把俄罗斯特别国情除开不论。这是在革命条件下，妥协主义的客观逻辑问题。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德国的人民全权代表，也是一个妥协派和民主派，他不仅背叛自己的党去接受霍亨索伦皇朝将军们指挥行事，而且于1918年12月初便直接参加一个军事阴谋，以逮捕代表会议的最高机关，并宣布艾伯特自己为共和国总统。克伦斯基后来称艾伯特为理想的政治家，这并不是偶然的。
所有他们的阴谋——克伦斯基的，萨文可夫的，科尔尼洛夫的——都粉碎了以后，克伦斯基要销灭罪证是不容易的事，他供认如下的话：“莫斯科会议之后，我明白了，下次攻击政府，将是从右边来的，而不是从左边来的。”无疑，克伦斯基害怕总司令部，害怕资产阶级之同情于阴谋军官；但问题乃在于克伦斯基认为同司令部斗争，不当依靠骑兵军，而必须借助于以自己之名实行科尔尼洛夫的政纲。内阁总理那个双重面孔的同谋者，萨文可夫，奉行的使命实非平常，——若是平常使命，则从冬宫打个密码电报到毛奇略夫去就够了。不，他是以一个居间者资格去调停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去调停两人的计划，以此保证此次政变不会超出合法的形式以外。好像克伦斯基叫萨文可夫传话：“干罢，但不要超出我的计划的界限。这样就不至失败，而且得到你所要的差不多一切的东西，”萨文可夫自己再加暗示：“不要过早超出克伦斯基计划的界限。”这便是那含有三个未知数的奇怪方程式。惟有这样解释才能够明白克伦斯基派萨文可夫向总司令部求派骑兵军之意义。一个高级职位的阴谋家求援于那些阴谋家，同时又保存他的合法地位，而他自己又图谋充当阴谋首领。
给萨文可夫的训令之中，惟有一条似乎是确实对付右派阴谋家的，即解散军官同盟总委员会，——克伦斯基本党的某次彼得格勒会议中曾提出这个要求。但这条训令原文是值得注意的：“……如属可能则解散军官同盟。”尤其值得注意的，即萨文可夫不仅没有发现这个可能，而且未曾去寻觅这个可能。问题简单的被认为不合时宜而搁置了。这条训令本身本是为着敷衍左派才写在纸上的。“如属可能”这几个字，不异于表明无须实行此条训令。好像为着加重这条训令的点缀作用，人家拿它来放在第一条。
为了预防右方来的打击，克伦斯基反把革命的队伍调离首都，而请求科尔尼洛夫派“可靠的”队伍来此接防——这事本是无从辩护起的。他后来为了减轻这事的意义起见，曾举三个表面的条件，关于召唤骑兵军。第一他同意将彼得格勒军区划归科尔尼洛夫管辖，但以首都及其近郊军区划出为条件，如此政府就不至完全落于总司令部之手了。克伦斯基自己向他的朋友表示说：“否则，我们这里将被吞没了。”这个条件不过表示，他梦想将军们屈服于他的计划，而其实他手里除了无力的狡计之外没有其他武器。克伦斯基不肯被人活活吞食，这话是可信的，无需要证明。其他两个条件也不过如此：即科尔尼洛夫莫把由高加索山民组成的所谓“野蛮师[5]”调来，且莫任克里木夫将军为军长。若就保卫民主利益来说，这两条件不异于是咽下骆驼而咬住蚊子。但若就掩饰那对于革命之打击来说，则克伦斯基提出此种条件就有更深刻的意义了。派遣那由高加索山民组成的“野蛮师”来镇压彼得格勒工人，（这些士兵连俄国话都不会说，）那将是太不谨慎的，以前俄国皇帝还不敢这样做！至于克里木夫将军，则执行委员会得有很确实的报告，关于他的事情，任命他为军长是不合适的；萨文可夫根据共同利益向总司令部解释此点，他说：“彼得格勒若发生骚乱，而此骚乱由克里木夫来镇压，那是很不好的；那时舆论也许要从他的名字推测种种动机，其实他与那些动机没有关系……”最后，政府首脑召唤一支军队到首都来，而预先要求莫派野蛮师和莫任克里木夫，——这个事实也已足够判定克伦斯基有罪了：他预先知道了：不仅阴谋的一般计划，而且派出军队的成分以及较重要工作的执行人。
其实，不管这些次要之点如何解释，科尔尼洛夫派来的骑兵军之不能保卫“民主”是显而易见的。恰好相反，克伦斯基毫不怀疑，所有军队之中，惟有这一军人是最可靠的武器来反对革命。不错，彼得格勒若有一支军队忠实于克伦斯基个人，这位超出右派和左派之上的政府首领，那是更好些。但如往后事变发展所证明的，事实上并无此种军队存在。能够与革命作战的，除了科尔尼洛夫一派以外，没有别人；克伦斯基向之求救的，也正是他们。
以上种种军事上的准备，不过补足了政治上的准备。从莫斯科会议到科尔尼洛夫叛乱，这不足两个星期中，临时政府的一般工作根本上也就够证明：克伦斯基已有决心了，不是同右派斗争，而是同右派联合来反对民众。政府不理会执行委员会对于这个反革命政策之抗议，竟于8月26日大胆进一步用那出人意外的倍增麦价的命令来迎合地主。这个手段之受人憎恨，——这个手段而且是根据罗将柯的公开要求而采取的，——使政府差不多是站在有意挑唆饥饿群众之立场。克伦斯基显然图谋以一笔大贿赂收买莫斯科会议中极右的一派。萨文可夫前往总司令部谈判去那一日，克伦斯基签的那个阿谀的命令，不异于是对军官同盟说：“我是你们的人。”如今骑兵将对二月革命留下的势力进攻了，克伦斯基又赶快向地主们喊道：“我是你们的人。”
克伦斯基在他自己任命的侦查委员会之前作证，他的供词是非常丢脸的。虽以证人资格出庭，政府首脑仍感觉自己是本案主犯，而且是现行犯。有经验的司法官吏，本很明白事变的内幕，但装做认真重视政府首脑的解释。至于其他的人，——其中有克伦斯基本党的党员，——则显然惊愕的自问：同一骑兵如何能够用来一面进行政变，一面又制止政变呢。这位“社会革命党人”已经是太过于疏忽了，把一支意图扼杀革命的军队召进首都来。特洛伊人固然有一次把一支敌军弄进特洛伊城内来，但他们至少不知道那只木马肚里藏着什么东西。何况古代一位史家还反驳诗人唱的这个故事哩：据包散牛士的意见，你若信荷马的话，除非你把特洛伊人看做“蠢才，没有一丝理性。”[6]这位古人有灵，对于克伦斯基的证词又将说什么话呢？
[1] Moonsund，波罗的海的一个群岛。—C.R
[2] 此处译文有修订。这是法王亨利四世所说的一句话。16世纪60年代法国封建贵族分为两个对立的宗教政治集团，天主教和胡格诺教（加尔文教），宗教战争持续了30余年（1562－1594）。1589年天主教国王亨利三世被刺身亡，瓦洛亚家族绝嗣。按照继承顺序应该由信奉胡格诺教的波旁家族的亨利即位。为了取得王位，亨利宣布改信天主教，于1594年进入巴黎，继承王位，为亨利四世，开始了波旁王朝（1589—1792）的统治。亨利四世向支持他的人解释：我用了一个弥撒，交换了一个巴黎。－C.R
[3] 译者按，热月（Thermidor）或译特尔米多月，共和二年热月九日罗伯斯比尔被推翻，反动派推举五人组织政府，名曰“执政局”，从此革命低落，结果造成拿破仑政制。
[4] Pierre Corneille (1606～1681)法国剧作家,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奠基人。－C.R
[5] 野蛮师，由高加索山民（车臣人、印古什人、阿瓦尔人）组成，车臣文化属于原始社会末期。资产阶级认为“车臣人动刀子不眨眼，又那么恨俄罗斯人，让列宁去跟他们讲国际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联邦吧！”后来野蛮师在开往彼得格勒途中，遇到了列宁派工人士兵水银泻地般的阶级宣传：“革命后分给你们地种庄稼。”刺刀如林的野蛮师瓦解了，掉转枪口逮捕了叛军总司令部，化为人民改写历史的精彩一刻。－L.X
[6] 译者按，荷马史诗伊里亚特演述希腊联军围攻特洛伊城的故事：围了十年城不能破，后来希腊人想出一个计策，假装退兵，遗留了一只大木马在城下，特洛伊人开城门出去，把这木马搬进城里来，谁知马肚里装的是希腊兵，里应外合，逐把城攻破了。这本是古代神话，并无其事。包散牛士（Pausanius）三世纪时希腊历史家和地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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