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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 >> | |
被政府和执行委员会禁止的示威，乃是一个大规模的示威。第二日参加者不下50万人。苏汉诺夫痛骂七月事变的“鲜血和污秽”，却不得不说：“把政治结果抛开，我们却不能不佩服民众的可惊异的运动。即使认为这运动是不幸的，它的自发的伟大的规模也能令人欢观止矣。”根据侦查委员会的计算，29人被杀，114人受伤，——双方数目约略相同。
这运动是从下层发起的，与布尔什维克派无干——在某种限度之下，甚至是反对布尔什维克派的——这一点，起初连妥协派也承认。但在7月3日夜里，尤其到第二天，官方意见开始改变了。这运动被宣布为“暴动”，布尔什维克派是它的组织者。史丹开维奇，一个接近克伦斯基的人，后来写道：“在‘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之下，发生了一个有组织的布尔什维克派暴动，反对苏维埃中占多数的一派，这一派人当时是诸保卫祖国的党派组成的。”这个组织暴动的控告，不仅是政治斗争的一个方法。六月间，那些人感觉到布尔什维克派对于群众的强大影响，从此简直不肯相信工人和士兵能涌起一个运动超出布尔什维克派。在执行委员会某次会议上，托洛茨基企图解释时局说：“他们骂我们制造群众情绪；这是错误的，我们不过努力表达群众情绪罢了。”十月革命后，敌派出版的著作，尤其苏汉诺夫的书，都说：布尔什维克派只因七月暴动失败不得不掩饰他们的真正目的，而拿群众的自发运动来解嘲。但是一个武装暴动，业已牵引几十万人入其漩涡之中，它的计划能够隐藏起来如同珠宝一般么？十月时，布尔什维克派为情势所迫难道不是不仅完全公开号召群众起来暴动，而且当着众人眼睛准备这个暴动么？如果说没有人发现出七月有此计划，那只因为根本没有这个计划。机关枪兵和喀琅施塔得水兵进入彼得·保罗堡垒，本是得到里面守兵同意的——妥协派特别坚持这堡垒是被“攻占”的——绝非一个武装暴动行为。这堡垒设在一个河岛上，与其说是军事要塞，宁可说是一个监狱，也许可以用做退下来的人的避难所，绝非可以作为进攻之用的。示威者到陶立特宫去时，漫不经意地在那些最重要的政府机关前面经过，——要占据那些机关，普地洛夫工厂的赤卫队就有足够的力量。他们占领彼得·保罗堡垒，恰恰同他们占领街道，哨岗和广场一般。还有一个附加的动机，就是这个堡垒靠近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必要时还可以援助它。
布尔什维克派尽了一切力量使得七月运动只成为一个示威。但是这次示威，果然不曾由于事物本身的逻辑，越出那些界限以外么？这个政治问题是比刑事案件更难于确定回答的。刚在七月事变发生过后，为估计这个事变，列宁写道：“一个反对政府的示威，——这是此次事变形式上最恰切的称呼。但问题就在于：此次并不是普通的示威。比示威大得多，却逊于一个暴动。”群众一旦把握了某种思想，他们就要实行起来。工人，尤其士兵，虽然信任布尔什维克党，却未曾觉悟，他们只有得到党的号召和在党领导之下才可以出来。二月和四月之经验，宁可说是给他们以恰恰相反的教训。如果五月间列宁说工人和农民比党更革命一百倍，那他无疑是概括了二月和四月的经验。但群众也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概括了这个经验。他们对自己说：“连布尔什维克派也坐失时机并拉我们后退哩。”示威群众在七月那几日已有决心，若有必要则消灭那个官方政府。资产阶级方面若来抵抗，则用武力对付之。在此限度之下，确有一个武装暴动成分在。虽然有此决心，但未曾实行到一半，更不用说实行到底了；这是因为妥协派迷乱了全部局势之故。
在本书第一卷里，我们详细说了二月政制的离奇现象。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从革命民众之手得到了政权。他们并未曾提出过争取政权的任务。他们并未曾夺得政权。他们是反乎自己意志而被他人强迫接受政权。他们又是反乎群众意志，图谋将这政权奉送给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众并不信任自由派，但信任妥协派。可是妥协派并不信任他们自己。在他们立场上说，这是对的。即使将整个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民主派仍能成为一个力量。一旦把政权抓在自己手里了，他们连自己都要变为零的。政权差不多要自动的从民主派手里滑落于布尔什维克派手里。这个不幸是无法可以补救的，因为俄国民主派生来就是一个零，而此不幸即含于此零之中。
七月示威者要使政权还给苏维埃，但为此之故，苏维埃必须同意接受政权。然而在首都，工人和卫戍军中积极的士兵大多数人已经拥护布尔什维克派了，苏维埃中的多数却仍然属于——由于那个惰性定律作用，凡代议制度都受此定律所支配——那些小资产阶级党派，他们认为损害资产阶级政权就是损害他们自己。工人和士兵明白觉到了，他们的情绪和苏维埃的政策之间互相矛盾，——换一句话说，即是他们的今日和他们的昨日之间互相矛盾。他们出来示威，要求一个苏维埃政府，此时他们绝不信任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那些妥协派。但是他们不晓得如何处置那些妥协派才好。若是用暴力推翻他们，那就等于解散苏维埃而非送政权给苏维埃。在找得一个办法改变苏维埃成分以前，工人和士兵图谋以直接行动方法使苏维埃服从群众的意志。
两个执行委员会关于七月事变发了一个布告，其中妥协派气愤地号召工人和士兵起来反对示威者，据他们说，示威者“企图以武装的力量来压迫你们的代表去服从他们的意志。”好像示威者和选举者是两种人。不是同一工兵群众的两个不同名称！好像选举者没有权利叫被选举的代表来服从他们的意志！好像这个意志并非要求他们履行应尽的责任，——即为了民众利益去接受政权！聚集在陶立特宫周围的群众，向执行委员会叫喊的，正是那个无名工人挥动粗拳向欠尔诺夫叫喊的话：“把政权拿去罢，既然人家送给你了！”妥协派则调哥萨克兵来作为回答。这些民主派绅士，宁可要一个国内战争，同民众作对，而不愿不流一滴血将政权接受在自己手里。国内战争是白卫军先开火的，但其政治的空气则是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造成的。
工人和士兵要那个机关接受政权，那个机关偏偏用武力来抵抗，——这事令群众糊涂起来。政治的轴心已经脱离他的强大的群众运动了。如此，七月运动就变成了一种部分的以武装暴动手段来实行的示威。这样说也是可以的：这是一个半暴动，趋向于那种目的，这种目的本来除了示威手段之外，是不容许用其他手段来达到的。
妥协派虽然拒绝政权，却未曾完全交付于自由派，——一来因为他们害怕自由派（小资产阶级总是害怕大资产阶级），二来因为他们替自由派害怕。一个纯粹的立宪民主党内阁，立刻就要被群众推翻的。此外，米留可夫说得很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反对擅自的武装行动之时，也巩固了那在4月20日和21日纷扰之中宣布的他们自己的权利，即唯有他们可任意调遣彼得格勒卫戍军的武力。”妥协派继续盗用着他们枕头底下自己的权力。为了以武力抵抗那些在旗帜上写着“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人之故，苏维埃不得不事实上集中权力在自己手里。
七月那几日，执行委员会甚至还走得更远些：它正式宣布它的最高权力。它的7月4日决议案说道：“如果革命的民主派认为必需将一切权力交于苏维埃之手，那也只能由两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来决定。”执行委员会一面宣布那个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示威为反革命的暴动，一面又造成自己为最高权力，并且决定政府的命运。
7月5日黎明，那些“忠实的队伍”开进陶立特宫时候，指挥官报告说，他的部队完全无保留地服从执行委员会。没有一个字提到政府！但是那些反抗者也是要服从执行委员会，认它为最高权力啊！彼得·保罗堡垒投降时候，守军认为只消宣布他们服从执行委员会便够了。没有人要求服从政府机关。从前线召回的队伍也是完全接受执行委员会调遣。如此为什么还要流血呢？
这个冲突如果发生于中世纪末期，则互相屠杀的两个营垒必然都是引用《圣经》文句的。形式主义的历史家事后一定要论断说，两方面都是为了对《圣经》文句的真解而战争。大家知道，中世纪手工业工人和不识字的农民，有一种奇异的热情，愿意为了对《约翰启示录》中文辞上的异义原故而战死，正如俄国“分离派”不惜被人歼灭，只为的决定：应该用二个指头或三个指头来画十字的问题。其实，这种信条底下隐藏着——在中世纪同在现时一样——生活利益的冲突；我们必须设法把这冲突发现出来。《福音书》上同一句话，在某些人看来是奴隶之意，在其他人看来则是自由之意。
但还有一个更新鲜更切近得多的事例。1848年6月在法国，隔着障碍物相打的两方面都叫喊着“共和国万岁！”所以六月战争，在小资产阶级唯心论者看来，乃是一种误会，因一方面的懈怠和他方面的热烈而造成的。事实上，资产者要的，是一个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和国，工人们要的，则是一个为了大家的共和国。政治口号用来掩饰利益的时候多，用来据实表明利益的时候反而少些。
二月政制虽然离奇难解——再加上妥协派用马克思主义的和民粹派思想的天书来装饰这个政制——但阶级间的真实关系是颇容易看得出来的。只消注意到妥协党派的双重性格就够了。受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于工人和农民，但同地主和厂家过从甚密。下层阶级的要求经过苏维埃提到官方的国家来，执行委员会既为苏维埃组织中一个重要成分，便同时可以作为资产阶级的一种政治屏风。诸有财产的阶级“服从”执行委员会，只当执行委员会把政权推让给它们的时候。群众服从执行委员会，也只当他们希望执行委员会可以变成工农的统治工具时候。不能两立的阶级倾向在陶立特宫内交互错综着，各方都借执行委员会之名作护符：一方是出于不了解和轻信，一方则出于冷静的打算。斗争不多不少，恰恰是为着“谁来统治国家”的问题，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
但既然妥协派不愿接受政权，资产阶级又无力量保持政权。那么在七月间布尔什维克派可以夺取政权么？在那危急的两天内，彼得格勒的政权完全脱出政府机关之手了。那时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感觉到它自己完全无能。在此情形之下，布尔什维克派并不难夺得政权。外省某几处，他们也可以夺得政权。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党不肯暴动，是对的么？他们若是先在首都以及某些工业区域巩固了地位，不可以渐渐扩张其统治至全国范围么？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大战末年，最有助于欧洲帝国主义和反动之胜利的，就是那几个月克伦斯基的统治，它使革命的俄罗斯陷于精疲力竭，而且在欧洲交战国军队和劳动群众眼中大大损害俄国的精神权威，——他们满含希望期待着革命的新言（NEW WORD）。无产阶级革命若能缩短四个月的生产苦痛，那就是很大的收益了。那时布尔什维克派接收来的国家不至如此民穷财尽，而革命在欧洲的权威也不至如此堕丧。这不仅能增高与德国进行谈判时苏维埃的地位，而且可以大大影响于欧洲和战问题。这个推测实在是太迷人了。
然而党的领袖们没有走上武装暴动之道路是完全对的。夺得政权还不够。必须能保持政权。十月间，布尔什维克派估量他们的时候到了，而最困难的日子还是在夺取政权以后。需要工人阶级力量极度绷紧，才可以抵御敌人无量数的攻击。七月间，连彼得格勒工人也未曾有此决心做那坚忍不拔的斗争哩。虽然能够夺得政权，他们却要送给执行委员会。首都无产阶级虽然极大多数倾向于布尔什维克派，却仍未剪断那个二月脐带，将他们拴缚于妥协派的。许多人还存了幻想，以为一切事情可以靠言语和示威办成的，——吓吓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就可以使他们同布尔什维克派合行共同的政策。连阶级中先进部分，也没有明白观念：究竟走何道路才可以达到政权。不久之后列宁写道：“事情现在明白了，7月3日和4日，我们的党的真实错误，只有这一点……即是党还认为，由苏维埃方面政策的改变，一种和平的政治转变是可能的。事实上，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为了与资产阶级妥协，已经纠缠束缚到这个的地步，而资产阶级则反革命到如此程度，以致早没有什么和平转变可言了。”
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既如此不整齐一致，既如此没有充足决心，更不用说起农民出身的军队了。卫戍军以它的7月3日的行动，完全让布尔什维克派有可能夺取政权；但是卫戍军中尚有一些中立的队伍，他们在4日晚上决然倾向于爱国党派一方面。7月5日那些中立的兵团都站到执委员会一边去，至于那些倾向布尔什维克派的兵团则努力表示中立的色彩。使政府能自由活动起来的，正是这个而不是姗姗来迟的从前线调回的军队。倘若布尔什维克派于7月4日夜间急躁的夺得了政权，彼得格勒卫戍军将不仅不会去保卫这个政权，而且在那从外面来的不可避免的打击之下，将拦阻工人去保卫这个政权。
在作战军队方面，局势更加不利。要求和平和土地的斗争，使得军队对布尔什维克派口号极表好感，尤其自从6月进攻以后。但是所谓士兵中“自发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意识上并未曾与某一党或其中央委员会或其领袖们相一致。这个时期士兵的书信明白写出了军事这个状况。一个士兵从前线写来信道：“你们记着罢，部长先生，以及诸大领袖，我们不很明白党派的事情，只晓得过去和未来相隔不远。从前皇帝把你们充军西伯利亚或监禁在牢狱里，将来我们要拿到利刀戳进你们的屁股哩！”这几行字固然是痛恨那些高高在上的人，那些欺骗士兵的人，但也同时承认士兵们自己没有办法。“我们不很明白党派的事情。”军队不断起来反抗战争和军官，为此目的从布尔什维克词汇中选取口号。但离那为了送布尔什维克派去当权的暴动，还远得很哩。为了镇压彼得格勒，政府从最近首都的防军中挑选来一些可靠的队伍，却未曾遭遇其他队伍积极反对，队伍开到首都也未曾遭遇铁路工人的阻拦。那个心怀怨望的，违抗命令的，容易激发的军队，在政治上还是未曾成形的。军中还少有坚固的布尔什维克核心，能够给那散漫的士兵群众的思想和行动以一个统一的方向。
他方面，妥协派为了唆使前线来反对彼得格勒和后方农民，又使用那个恶毒的武器而相当成功，——三月间反动派曾图谋使用这个武器来反对苏维埃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派对前线士兵说：彼得格勒卫戍军，受了布尔什维克派影响，不肯派遣补充的队伍上前线去替代你们；工人不肯为了前线需要来做工；工农若是听了布尔什维克派的话，现在就夺取土地，那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下给前线的人。士兵们需要一些补充的经验才能懂得：政府究竟是为谁守护土地的，为了在前线的农民呢，还是为了地主？
在彼得格勒和前线军队中间还隔着外省人民，他们对于七月事变的反应，本身就可以作为很重要的事后证据，判定布尔什维克派应否于七月间直接夺取政权的问题。甚至在莫斯科，革命脉搏也比在彼得格勒弱得多了。布尔什维克派莫斯科委员会会议中发生了非常激烈的辩论。一些属于党的极左派的人，如布卜诺夫，主张占据邮政局、电报局、电话局、《俄罗斯之声报》编辑部，即是主张走上暴动道路。党的委员会一般是很稳健的，决然拒绝了这个提议，认为莫斯科群众绝无决心做这行动。然而决定举行一个示威，不管苏维埃的反对。很广大的工人群众走向史高倍列夫斯基广场去，喊的口号与彼得格勒一样，但远无彼得格勒的激昂。卫戍军的反应并不一致，有些队伍参加示威，但只有一队是完全武装的。炮兵大卫多夫斯基后来在十月斗争中占一个重要位置，他在回忆中证明七月时莫斯科并无准备，主持示威的领袖因为失败感觉灰心。
在伊凡诺夫·伏士尼辛斯克，这个纺织业中心，苏维埃早在布尔什维克派领导之下，——彼得格勒事变消息传来时还夹着一个谣言，说临时政府倒了。执行委员会夜里开会决定监督电话和电报以为先决手段。7月6日工厂停了工。四万人参加示威，其中好多携带武器。到了知道彼得格勒示威没有达到胜利时候，伊凡诺伏·伏士尼辛斯克苏维埃急忙收兵。
在里加，受了彼得格勒来的消息影响，7月5日夜里，倾向布尔什维克的拉脱维亚轻步兵和“敢死营”发生冲突，这爱国派的“敢死营”不得不退走。里加苏维埃当夜通过一个决议案，赞成苏维埃政府。二日之后，同样的决议案也在乌拉尔首府也加德林堡通过了。“苏维埃政权”这个口号，早几个月仅仅以党的名义提出来，自此以后成了若干地方苏维埃的纲领，——这事无疑表示大大进了一步了。但是从议决赞成苏维埃政权，到那在布尔什维克旗帜下举行暴动，还有一段长路。
在国内某些地方，彼得格勒事变成了导火线，引起了属于一种私的性质的剧烈冲突。在尼齐尼·诺伏高老特从前线退下来休息的士兵，好久就拒绝再往前线去，莫斯科派来的军官生为强迫他们服从，因为太强暴，激起了当地两团士兵的义愤。开了火，杀死和打伤了人。那些军官投降了，缴械了。当地政府消灭了。莫斯科派来一支讨伐军，由三种军队组织而成。带兵的是莫斯科军区司令，那个容易冲动的凡尔霍夫斯基上校（后来做克伦斯的陆军部长），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那个老孟什维克兴楚克，一个没有军人气质的人，后来主办合作社，又后来做苏联驻德大使。然而他们寻不出人来讨伐，因为暴动士兵选举的一个委员会，在他们开到时候已经完全恢复秩序了。
在基辅同夜，差不多同时，而且为了同一理由（拒绝上前线），普鲁卜特科团士兵五千人哗变，夺取军械库，占据炮台和军区司令部，并逮捕了司令和警察长官。全城恐慌了好几个钟头。最后由于军事机关，社会团体委员会，和乌克兰中央议会属下机关联合努力，被捕的人才得释放，暴动士兵也有一大部分解除武装。
在遥远的克拉斯诺雅斯克，由于卫戍军情绪的激昂，布尔什维克派自觉很有势力，不顾反动浪潮已经波及全国，仍在七月九日举行一个示威，有八千至一万人参加，大多数是士兵。伊尔库次克派了400名士兵，带着大炮，开来压迫克拉斯诺雅斯克，由军区特派员即社会革命党人克拉可卫茨基带领。两日的会议和谈判（这是双权政制下必有的事情），那队讨伐军已经受了士兵鼓动的影响，害得特派员急忙撤兵回去。但在全体之中，克拉斯诺雅斯克是一个例外。
在大多数省县城方面，局势不利得多了。譬如在萨马拉，当地布尔什维克派组织，接到首都斗争消息时，就“等待行动的信号，虽然差不多没有一个人可以为他们倚靠的。”当地一个党员说：“工人才开始同情布尔什维克派”，但不能希望他们会加入斗争；更加不能希望士兵。至于布尔什维克组织，那“我们都是很薄弱的；我们只有几个人。在工人代表苏维埃里面有几个布尔什维克派，但在士兵苏维埃里面似乎没有一个；此外，这士兵苏维埃差不多完全是军官组成的。”全国这种微弱而不利的反应，主要是因为外省是从彼得格勒手里接到二月革命，而非用斗争去换来，故在消化新的事实和思想方面比首都缓慢得多。必须添加一个时期，前锋才能将笨重的后卫拖着走。
如此，由于民众意识状态——这在革命政策上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七月间布尔什维克派没有可能夺得政权。同时，前线的进攻迫得党去反对示威。进攻之失败是绝对不能避免的。事实上失败已经开始了，但全国人民尚不知道。危险的是在于：党若是不小心，政府就可以将它自己疯狂的后果归咎于布尔什维克派。必须让这次进攻有足够的时间自己耗竭。布尔什维克派毫不怀疑，进攻一失败，群众情绪要急剧转变的。那时就可以明白应当做什么事情，这个计算是绝对正确的。然而事变有其自己的逻辑，不管政治计算如何。这回逻辑残暴的落在布尔什维克派头上。
进攻之失败，到了7月6日，成为不可收拾的了，那日德国突破了12俄里的俄国阵线，冲进来十俄里之远。7月7日首都得到了这个消息，正当讨伐和压迫最猖狂时候。几个月之后，感情比较冷静了一点，或至少比较近于理智一点，史丹开维奇——并非布尔什维克派对头中最恶毒的一个——还写文章，关于那从彼得格勒七月事变之后塔诺普尔（防线）马上被突破这一事实看出来的“事变间神秘的关联”。这些人看不见，或不愿看见事变间的真实关联，——即是在协约国鞭子底下开始的无希望的进攻，非达到军事上大溃败不可，因之同时亦非激起群众的愤怒不可，——群众对于革命的希望受了欺骗。但是事变间的真实关联，有什么相干呢？将彼得格勒示威和前线失败联系起来，这诱感力是很强大的。爱国派的报纸不仅不隐瞒此次失败，反而尽力张大此次失败，甚至泄露军事秘密亦所不惜，如公布师团名称及其阵地。米留可夫自白说：“从7月8日起，报纸开始有意公布前线来的坦白的电报，此事如雷一般打击了俄国社会。”他们的本意，就是要使人震动，惊恐和糊涂，以便更容易把布尔什维克派和德国人联系起来。
阴谋挑唆无疑也起了相当作用，在前方同在彼得格勒街道上一样。二月革命之后，政府安插了一大批以前的宪兵和警察在作战军队里面。其中自然没有一个肯打仗。他们害怕俄国士兵比害怕德国人更厉害。为得叫人家忘记他们过去的作为，他们于是冒充军队中最激烈的分子，暗中煽惑士兵反对军官，尤其反对军纪和进攻，而且常常干脆自命为布尔什维克。他们中间有一种同谋作恶的自然关系，他们形成了一种懦夫和光棍的团体。那些最无稽的谣言就是经过他们传入和迅速传播于全军中的，——在那些谣言之中，极端革命的术语和黑色的百人团精神，配合起来。若在危急时候，这些分子就首先发出信号叫人慌张。报纸不止一次提到了警察和宪兵做着动摇军心的工作。军队本身秘密文书中也发现常常提起这种事情。但是最高军事机关保持缄默，宁愿将黑色百人团挑唆者与布尔什维克派混同起来。现在前方进攻大失败之后，这个手段变成合法的了；孟什维克派报纸努力赶上爱国派的最卑鄙的报纸。他们大声疾呼攻击“无政府——布尔什维克派”，攻击德国奸细，攻击旧时的宪兵，一时之中也居然淹没了军队一般状况问题及和平政策问题。李沃夫亲王很坦白的夸口说：“我们的列宁防线被深深突破，我认为，对于俄国，比西南防线被德国人突破更重要得多……”政府的可尊敬的首领，有一点和旧时宫内大臣罗将柯一样，即不知道何时应当缄默。
7月3、4两日若是能够阻止群众示威，则听到塔诺普尔被突破消息后，示威也要爆发的。然而只消迟几日爆发，政治局势必有重大的变更。运动将立刻采取更大的规模，不仅波及于外省，而且大大波及于前线。政府将在政治方面受人攻击，将无比地更难于归咎于后方的“内奸”。布尔什维克党的地位亦将各方面都更有利的。然而，即令如此，事情也不会发展到立即夺取政权之地步。事实上，惟有这一点可以放心断定的，就是：如果运动迟了一个星期爆发，七月间反动就不会胜利到那种程度。恰好是示威日子和前线突破日子之间那种“神秘的关联”，重重打击了布尔什维克派。愤怒和失望的浪潮从前线滚回来，却逢着从彼得格勒发出来的破碎的希望的浪潮。首都群众所得的教训太严酷了，使人不敢想起立刻再开始斗争。然而无意义的失败造成的悲痛感情要找机会发泄出来，而爱国派在某种限度下居然成功了转移这个感情去反对布尔什维克派。
在四月，六月和七月，舞台主角总是那几个：自由派、妥协派和布尔什维克派。在所有这些阶段上，群众都在努力要把资产阶级赶出政府。但在各阶段上，群众干涉后的政治效果是大不相同的。四月事变结果，受苦的是资产阶级。侵略政策受人指斥，——至少口头上受人指斥；立宪民主党屈辱了；它的外交部长一职被人夺去了。六月运动没有结果。造成了打击布尔什维克派的姿势，但没有打击下来。在七月，布尔什维克派被控卖国，被打击了，政治上被放逐了[1]。在四月米留可夫被迫退出政府，在七月列宁被迫躲藏起来。
在十个星期之中，这个剧烈的变化有什么原因呢？十分明显，统治分子内部起了很大变化，倾向于自由派资产阶级；但同时，从四月到七月，民众的情绪也急剧转变倾向于布尔什维克派。这两个相反的过程是互为因果的。工人和士兵愈加接近布尔什维克派，妥协派就不得不愈加坚决去拥护资产阶级。四月间，执行委员会诸领袖，替自己的影响打算，还能进一步去迎合群众，把米留可夫抛下水去，——自然给他一个可靠的救生圈。七月间，妥协派则同资产阶级和军官联合来打击布尔什维克派。势力对比发生了变化，这一次也是由于政治势力中最不稳固的势力之转向所造成的，这势力就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急速转向于资产阶级反革命方面。
但如果是这样，那么布尔什维克派参加示威而且负起示威责任，是对的么？7月3日，托姆斯基发挥列宁的思想说：“除非我们要再来一个革命，否则此时谈不到什么示威的。”既然如此，几点钟之后，党又怎样能够站在一个武装的示威前面而并未号召群众再来一个革命呢？那些学究一定认为这中间有矛盾，或甚至是出于政治上的轻燥。譬如苏汉诺夫就是这个见解，而且在他的札记里写了不少挖苦的话，关于布尔什维克派领袖们的动摇不定。然而群众参加事变，并非依照学究们的命令行事的，而是他们自己政治发展的结果。布尔什维克派诸领袖明白，惟有再来一个革命才能改变政局，但工人和士兵尚未明白此点。布尔什维克派诸领袖明显看出，广大的后备军——前线和外省——需要时间来自己认识前线冒险进攻的意义。但是前锋队在这个冒险影响之下已经冲出到街上来了。他们对于任务有最彻底的理解，却配上某些幻想，关于方法方面。布尔什维克的警告没有效力。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须得以自己的经验来测验时局。武装示威就是这样一个测验。然而这个测验，会违反群众意志而变为一个普遍的战斗。因之会转成一个确定的失败。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党不能束手旁观。为了战略上理由而表示清白，那简直等于放任工人和士兵给他们的敌人宰割。群众的党不能不与群众站在同一立场上，虽然不与群众同抱幻想，却为的帮助群众以尽可能少的损失求得必需的认识。托洛茨基在报纸上回答那几日无数的批评者说：“我们并不以为必须替自己辩护，为了未曾于波洛泽夫将军和示威者‘谈判’时站在旁边等待。无论如何，我们的参加，绝不会增加了牺牲者的数目，也不会使一个混乱的武装示威转变为一个政治暴动。”
与七月事变相类的事情，在过去各次革命中都有发现，——事变结果各不相同，但一般说来不利的居多，有时甚至是大失败。这个阶段包含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内部运动力学里面，因为其中有一阶级为了革命成功牺牲得最多，对于革命付托了最大的希望，然而得到的利益最少。这个过程的自然法则是完全明显的。有财产的阶级被革命送上政权，总要以为至此革命已经成功了，所以首先要向反动势力表示好意。“革命的”资产阶级，以种种手段去求得它所推翻的那些阶级之好意，这便激发了群众的气愤。群众的失望很快的随之而来；甚至他们的前锋队于革命斗争之后尚未冷静下来以前，就来了。民众想像，再来一个新的打击，就可以成就了或补救了他们以前未曾做到的事情。因此发生了再来一个革命的冲动，——一个没有准备，没有纲领，没有估量后备军，没有计算效果的革命。他方面，那些抓着政权的资产阶级分子，正巴不得下层来一个大爆发，以便把民众彻底解决了。这就构成了那个补充的“半革命”之社会的和心理的基础，——那个“半革命”在历史上不止一次成了反革命胜利的出发点。
1791年7月17日，在演武场上，辣斐叶特下令开枪射击共和派的一个和平示威，他们企图向国民会议请愿，当时国民会议正在庇护国王的反叛勾当，恰如126年后俄国的妥协派之庇护自由派的反叛勾当。王党资产阶级希望及时来一个血浴就可永远解决了革命的党。共和派领袖们觉得力量不够，不能取得胜利，遂避开战斗，——这是完全合理的。他们甚至急忙同那些请愿者分开了，——这至少可说是不漂亮的和错误的。资产阶级恐怖统治迫得雅可宾派消沉了好几个月。罗伯斯比尔躲在木匠杜卜莱家里。德穆郎藏起来了。丹东在英国消磨了几个星期。然而王党的挑唆终于失败了：演武场上之屠杀不能阻止共和运动走到胜利。如此，法兰西大革命也有它的“七月事变”——不仅在政治上说，而且在月份上说。
57年后，在法国，“七月事变”发生于六月；这次规模更大得多了，而且更悲惨得多了。所谓1848年“六月事变”，是不可避免的从二月革命生长出来的。法国资产阶级刚得胜利时候，宣布了“做工权利”，——正如在1789年它宣布了许许多多好听的话，亦正如1914年它宣誓说：它这次战争是最后的战争。从那个虚有其名的“做工权利”产生出一些可怜的国有工场，在那里，十万工人替他们的老板争得政权之后，现在每日来领1个佛郎15生丁的工钱了。仅仅过了几个星期，那些资产阶级共和派，说话慷慨但用钱吝啬的人物，就用种种不堪的话来痛骂这些依赖国家救济的“寄生虫”。二月的慷慨许诺和六月以前的巧妙挑唆，这中间极能表现法国资产阶级的民族特性。即使没有挑唆，巴黎工人尚有二月武器在手，看见冠冕堂皇的政纲和卑鄙可怜的现实之对照，也要起反应的，——这个不能忍受的对照，每日来咬啮他们的肠胃和良心。卡芬雅克[2]在整个统治阶级眼前，以何等冷静的而差不多毫不掩饰的计算，纵容暴动发展以便来一个更彻底的屠杀！不下一万二千工人被共和派资产阶级屠杀了，不下二万工人被监禁在牢内，——为得铲除其他工人对于资产阶级宣布的“做工权利”所怀抱的信仰。没有计划，没有政纲，没有领袖，1848年六月的运动，就好像无产阶级一个强有力的和不可压制的反射动作。暴动的工人，被剥夺了最基本的必需品，被打击了最高的希望，不仅失败了，而且受了诬蔑。左派民主党一个党员，弗罗恭（Flaucon）——他是列德鲁·罗兰[3]的信徒，而后者又是策列铁里的前辈——向国民大会声明：暴动群众是受了君主党和外国政府所收买的。1848年的妥协派，并无需要战争空气，就可以在暴动者口袋里发现出英国和德国的金钱。那些民主派便以此手段替拿破仑主义开辟道路。
巴黎公社伟大的爆发，对于1870年9月革命的关系，恰好同1848年六月事变对二月革命的关系一样。巴黎无产阶级的三月暴动，绝非出于什么战略上的计较。这是从各种环境之悲剧的配合产生出来的，外加一种挑唆行为——法国资产阶级每逢因恐惧而增加歹意时就特别擅长各种挑唆手段。统治者首先要解除民众武装，工人则违反统治者的计划而要保卫巴黎，他们第一次努力使巴黎变成他们自己的巴黎。国卫军给了他们一个武装的组织——一个很接近于苏维埃的组织——又给了他们一个政治的领袖机关，即中央委员会。由于客观条件不利和政治上错误，巴黎遂和全法国对立起来——被外省误解了，不得它们援助，一部分也是给它们出卖了，——结果落于凡尔塞那些流氓匪帮手里，他们背后有俾斯麦和毛奇撑腰。拿破仑第三部下那些堕落的和失败的军官成了不可缺少的刽子手，替那个温柔的玛丽安[4]办事，穿重靴的普鲁士人刚把这玛丽安从一个假拿破仑的怀抱里解放出来。巴黎公社中，无产阶级以反射性的抗议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欺骗，第一次达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但立刻又低落下来了。
1919年一月柏林的斯巴达克周，也与彼得格勒七月事变同属于那个中间性的半革命类型。因为无产阶级在德国民族中，尤其在德国经济中，占据支配的地位，十一月革命便自然而然的将国家大权交给一个工人和士兵代表会议。但在政治上，无产阶级将自己混同于社会民主党，而社会民主党又将自己混同于资产阶级政制。那个独立党在德国革命中占的位置，正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在俄国占的位置。所缺少的，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
11月9日之后，每一天德国工人都清晰的感觉着，好像有什么东西从他们手里滑出去，从他们的指缝间溜出去。保持他们已得的地位，巩固自己的力量，实行一种抵抗，——这个愿望一天增加一天。这个自卫的倾向就是1919年1月斗争的基础。斯巴达克周开始了，并非由于党有什么战略上的计算，而是义愤填胸的下层群众迫出来的。事情绕着一个三等意义的问题而发展，即应否保留警察总监的职位，——虽然在其倾向之中已经含有一个新的革命的发端。参加领导的两个组织，斯巴达克团和左派独立党，事前毫无准备；它们走得超过了它们的原意，同时也未曾走到底。斯巴达克团的人还太薄弱，不能为独立的领导。左派独立党人走到那足以令他们达到目的的那些方法面前停止了，动摇了，以暴动为儿戏，拿来配合于外交谈判。
在牺牲者数目上说，一月失败比法国六月事变少得多。但一个失败的政治重要性，并非仅仅靠战死者和被杀者的数量来测定的。新生的共产党被斩了头，独立党则表示出：从它的方法本质看来，它不能领导无产阶级走到胜利。推广意义来说，“七月事变”在德国复演了好多次：1919年1月周，1921年三月运动，1923年十月退兵。以后的德国历史都是从这事变导引出来的。未完成的革命蜕变为法西斯。
现在，正当写这几行字之时——1931年5月初——不流血的，和平的，光荣的（这些头衔都是一样的）西班牙革命，正在我们眼前准备着它的“六月事变”（照法国月份说）或“七月事变”（照俄国月份说）。马德里的临时政府，用好听的辞句——其中一大部分显然是从俄文翻译出来的——允许采取种种手段解决失业和土地荒，但丝毫不敢触着旧时社会的痛疮。参加合作政府的社会主义者正在帮助共和派对革命事业怠工。工人和农民的气愤狂热的增长起来，岂是难于预见的么？一面群众的革命运动；他面新统治阶级的政策，二者不能两立，这便是一个不可调和的冲突之源泉，——此冲突发展下去，不是葬送了第一次革命（四月革命），便要引到第二次革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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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布尔什维克派基本群众，1917年7月，虽然觉得有些界限是不能越过的，但各人的情绪并非完全一致。好多工人和士兵偏向于把那正在发展中的运动看做一个决胜负的行动。默特列夫在他五年后写的回忆录中，以如下的话表示他对于七月事变的感想说：“在这次运动中，我们的大错误就在于我们劝说妥协派的执行委员会去接收政权……我们不应当献给他人，应当自己夺取政权。我们的第二个错误，可以说是：我们差不多虚耗了二日在街道上走，而不立刻占据一切机关，宫殿，银行，车站，电报局，立刻逮捕全体临时政府……”这话若是对暴动来说，自然令人无辞可答；但是要把七月运动转变为暴动，那差不多等于要把革命葬送了。
无政府主义者，号召斗争时总是提到这个事实，即：“二月革命发生，也是没有什么党派领导的。”但是二月革命有现成的任务，那是好几代人的斗争准备好了的，而且在二月革命之上还站着一个在野的自由派和一个爱国的民主派决心要接受政权。七月运动则不然，它必须开辟一个全新的历史道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连苏维埃民主派在内，都切齿痛恨它。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人革命，条件之间有些基本的差异，是无政府主义者看不见的；或虽看见却不明白的。
但若布尔什维克党，坚持那种学究式的见解，一定要认为七月运动“不合时机”，而脱离了群众，那时这个“半暴动”一定要落于无政府主义者、冒险家和偶然表现群众气愤的分子之手，受他们散碎而不配合的领导，结果必致葬送于无代价的血泊之中。他方面，倘若党站在机关枪兵和普地洛夫厂工人前面来领导之后，抛弃了自己对于全局的估量而走上了一个决胜负斗争的道路，那时暴动无疑将勇敢进行。工人和士兵在布尔什维克派领导之下将夺得政权，——但不过准备着随后的革命崩溃而已。在全国范围说，政权问题将不是同二月时候一样，全凭彼得格勒的胜利来决定的。外省将跟不上首都。前线将不明白革命，将不接受革命。铁路和电话将帮助妥协派反对布尔什维克派。克伦斯基和总司令部，将给前线和外省创立一个政府。彼得格勒将被封锁。彼得格勒城内将开始分化。那个政府将能遣派很多的士兵反对彼得格勒。在如此情形之下，暴动将以一个“彼得格勒公社”的悲剧而告终的。
七月间，在历史的岔路上，全凭布尔什维克党的干涉才阻塞了两条必然危险的道路：1848年六月事变之道路和1871年巴黎公社之道路。感谢党勇敢的站在运动前面，遂得于示威者开始转变为一个武装的冲突时候，阻止群众前进。七月间，群众和党所受的打击是很重的，但并非一个致命的打击。牺牲者不过几十人而已，并非论万计算。劳动者阶级从这次考验出来，并未被人砍去头颅，并未流血致死。它完全保持着它的斗争的干部，而这干部又长了好多的知识。
在二月革命当中，布尔什维克派好多年前的工作收获了果实，党教育出来的进步的工人在斗争中占得了地位，但是党的直接领导权还是说不到的。在四月事变中，党的口号证明有发动的力量，但运动本身仍是独立地发展的。六月间，党的广大的影响表现出来了，但群众仍旧在敌派正式画定的示威界限内活动。惟有七月间，布尔什维克党，感到群众的压迫，才走到街上来，同其他一切党派对立，不仅以它的口号，而且以它的有组织的领导机关，决定了运动的基本性质。一个团结的前锋队，在七月事变中第一次完全表现其价值，那时党甘心遭受重大的损失，保卫无产阶级免于失败，并拯救了未来革命和党自身。
米留可夫论及七月事变对于布尔什维克派的意义说：“当作一个技术的实验来看，此次经验对于他们无疑有非常的价值。它展示出需要与事变的哪些元素打交道，如何组织它们为己所用；政府，苏维埃和军队等又能拿出什么样的抵抗……显然，到了要重做此实验时候，他们就将更有系统地和更自觉地做出来。”这几句话很正确的估计了七月经验对于布尔什维克派政策往后发展的意义。但在能利用七月那些教训以前，党必须渡过最困难的几个星期，在这几个星期之中，那些短视的敌人似乎觉得：布尔什维克派的势力从此打破了。
[1] 原文直译：被断绝了水和火。古罗马人的放逐令包括在城邦及附近地方不给被惩罚者“住所、火和水”。－L.X
[2]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 Louis-Eugène 1802—1857）——法国将军，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年6月起把持军事独裁大权，血腥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1848年6－12月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政府首脑。卡芬雅克的名字已成为军事独裁者、屠杀工人的刽子手的通称。—C.R
[3] Ledru Rollin（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改革报》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和执行委员会委员(1848)，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1869年回到法国。—C.R
[4] Marianne，法兰西共和国或其政府的绰号。－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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