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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 | |
致加里福利亚大学高恩教授的一封信
承你询问：苏汉诺夫描写我在1917年5月间，与形式上由马克沁·高尔基主办的《新生命》报编辑部的会面情形，正确到何种程度。为了可以懂得以后的说明起见，我应该对苏汉诺夫的七卷《革命札记》的一般性质，先说几句话。这部著作虽有许多缺点（言多语繁，印象主义，政治近视），有时简直叫人读不下去，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著者是有良心的，这良心使那部《札记》成为历史家的一个宝贵资料。不过，法学家是知道的：一个证人的良心，还绝对不能保证他的陈述之可靠。此外还得注意那证人知识发展的水平，他的视听、以及记忆的能力，他在事变当时的情绪等等。苏汉诺夫是一个知识分子形象的印象主义者，正和这类人中的大多数一样，他没有能力去了解另一类型人的政治心理。虽然在1917年，他本人居于妥协派营垒的左翼，因而他是布尔什维克派的紧邻，但怀着哈姆雷特[1]气质的他，乃是，而且始终是，布尔什维克派的一个正对头。他心中老存着一种感情，对那些具有一贯性的人们表示仇恨——这些人坚决地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以及他们将往何处去。所有这一些，使苏汉诺夫在其《札记》中，一当他企图了解布尔什维克派的行为动机，或显示他们的幕后用意时，很诚实地累积了好多错误。有时，仿佛他故意要把简单与明白的问题弄成糊涂似的。其实他是天生得不能，至少在政治上，去发见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的。
苏汉诺夫为要把我的路线和列宁的路线对立起来，浪费了不少气力。他既然对幕后情绪与知识分子的闲谈，颇为敏感——这一点，我们可顺便地说，乃是《札记》的价值之一：它含有许多材料，足以估量自由派，激进派乃至社会主义派上层的心理——则当然会怀有一种希望：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许能发生不同意见，——因为这如果成为事实，定能使那站在社会爱国派与布尔什维克派中间的新生命派之无可欣羡的命运，相当轻松一些，所以他更要这样希望。在他的《札记》中，苏汉诺夫以政治回忆及事后猜度的形式，仍旧还生活在这些未实现的空气之中。他把个性的特点、气质、作风，企图解释为政治路线。
关于6月10日放弃举行的那次布尔什维克示威，尤其关于七月事变时那次武装示威，苏汉诺夫以好几页篇幅，企图指出列宁在那几天要想靠阴谋与暴动来直接夺取政权，而托洛茨基则相反，他要想叫当时被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这两个政党统治的苏维埃，实际掌握政权。所有这些话，都没有丝毫根据。
在6月4日召集的第一次苏维埃大会上，策列铁里在演说中，顺便说道：“在俄国，在目前，没有一个政党会说：把政权交给我们。”这时，有人从坐位上喊道：“有的！”列宁不欢喜打断别人演说，也不喜别人打断他。只因事情关系重大，才使他这次放弃了自己惯常的矜持态度。按照策列铁里的逻辑说，当民族陷入于最大困难之纠缠局势时，首先要试行把政权抛掷给别人。实质上，俄国妥协主义的智慧就在于此，它在二月暴动之后，把政权抛给了自由派。策列铁里用政治廉洁与非常有远见这个色彩，来文饰他对责任的那种丢脸的恐惧。对于一个相信他本党使命的革命家而言，此种卑怯的虚张声势，那是完全不能忍受的。一个革命党，能在困难情势中拒绝政权的，只值得轻蔑罢了。
列宁在同次会议上演说，中间解释自己的那句喊声道：“邮电部长公民（策列铁里）……说，俄国没有一个政党，会表示它准备夺取政权。我回答道：有的；没有一个政党能拒绝夺取政权，我们的党不拒绝这样干：她时时刻刻，在准备夺取全部政权（鼓掌与笑声）。你们爱怎么笑就怎么笑吧，但假使部长公民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那他就要得到这一个合适的答案。”这难道看不到列宁的思想是彻底透明的吗？
在同一次苏维埃大会上，于农政部长贝显洪诺夫之后，我上去发表了如下意见：“我和他（贝显洪诺夫）并不属于同一政党，但假使他们告诉我说，一个内阁将由十二个贝显洪诺夫来组成，那我会说：这是前进了一大步。……”
那时，在发生这件事件之时，我并不以为我关于由许多贝显洪诺夫组成内阁的话，能被了解为与列宁之准备夺取政权，是正相反对的。苏汉诺夫于事后出场，要想在理论上研究这个虚幻的反对命题。他既然把布尔什维克派之为使政权归于苏维埃而准备6月10日示威，解释成准备夺取政权，于是写道：“列宁在‘示威’之前两三日，公开说道，他准备将政权拿在自己手里。而托洛茨基则在同一个时期说道，他愿见有十二名贝显洪诺夫掌握政权。这是有分别的。但我还以为托洛茨基是被牵入于6月10日事件的。……列宁便是在那时，如果没有可疑的‘区际派’[2]与他合作，也不愿从事于决定性的格斗。因为托洛茨基之对于他，有似在大赌博中的一个大帮手，而在自己一党中，则自列宁本人以下，在很长，很长的距离间，还是找不到第二人呢。”
这一整段话里充满了矛盾。据苏汉诺夫所云，列宁仿佛真想干策列铁里所控告他的事：“由无产阶级少数立即夺取政权。”此种布朗基主义[3]的证据，假使你相信的话，那苏汉诺夫就见之于列宁在大会所说的话：即不管一切困难，布尔什维克派准备夺取政权。但假使列宁真想在6月10日用阴谋夺取政权，他总不会在6月4日的苏维埃全体大会上预先警告他的敌人了。这简直是毋须记住的，大家总该知道当列宁来到彼得格勒的第一天，就已经对他的党说道，布尔什维克派只叫在苏维埃中取得了多数，就应该担负起推翻临时政府的任务来。在四月事件中，有些布尔什维克提出“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作为目前任务，列宁便坚决予以反对。列宁在6月4日的回答只有一个意义：我们布尔什维克派，假使工人与士兵信任我们，那末甚至今天也准备拿取政权；我们在这一点上跟妥协派不同，他们拥有工人与士兵的信任，但不敢拿取政权。
苏汉诺夫把托洛茨基与列宁的对立，有如现实主义者之于布朗基主义者。“人们如不接受列宁意见，但可完全赞成托洛茨基的立场。”同时，苏汉诺夫声明道：“托洛茨基被牵入于6月10日事件中”，——这就是说，也参加夺取政权的阴谋。本来没有两条路线，苏汉诺夫偏偏发见了两条路线，于是他便不能不在后来将这两条路线再联成一条，以便能够断定我冒险主义之罪了。这是一种古怪的，有点儿柏拉图式的复仇法，——为了报复这些左派知识分子对于列宁与托洛茨基分裂之失望。
布尔什维克派为6月10日示威而准备的旗帜与布额，因临时取消，不曾应用，后来由6月18日的示威者拿出去游行，上面写着的中心口号是：“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这口号是，曾被美学家的苏汉诺夫称赞过它简单的表现力的，但一经政治家的资格来看这口号时，苏汉诺夫却表现出不能懂得它的意义了。政府中除了“十个资本家部长”之外，还有六个妥协派部长。布尔什维克派的标语对于他们一点都不曾说起。相反地，若照那口号的意思说，资本家部长应由社会主义者部长，即苏维埃多数派的代表，来代替的。我在苏维埃大会上发表的意见，正是布尔什维克标语的这层意思：和自由派破弃同盟，撤资本家部长的职，由你们的贝显洪诺夫们来代替。布尔什维克之向苏维埃多数派提议拿取政权，自然丝毫不拘束他们对这些贝显洪诺夫的态度；相反的，他们毫不隐瞒这个事实，即：他们将在苏维埃民主的范围内，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为了争取苏维埃中的多数，以及争取政权。所有这些，归根结蒂来说，都不过是ABC而已。只有我们上面说过的苏汉诺夫的特点——与其说是个人的特点，毋宁说是一种类型的特点——才能解释一个参加并观察了这些事变的人，怎能把这样严肃而同时这样简单的一个问题，缠夹到此种地步。
你见我分析了这一段政治插话，那就容易懂得苏汉诺夫关于我和《新生命》报编辑部会见——这使你感到兴趣——的描写，是怎样的虚伪了。我和马克沁·高尔基这群人见面后的心情，苏汉诺夫在结语---这是他用我的嘴来说的——中如此表示道：“现在，我看到了，我只能跟列宁一起去办报了。”从这话里所能得到的结论是：只因我不能跟高尔基和苏汉诺夫说到一块儿——即是说，不能和那些我从未认为是政治家或革命家的人说到一起——所以我非走向列宁不可。为要揭出这层意思的荒唐，只须把这意思明白地规定出来就够了。
顺便说一下吧，“跟列宁一起办报”这句话是多么地可以表示出苏汉诺夫的特性来啊！——仿佛革命政策的任务只在于办报！无论谁，旦叫具有最小限度创造性的想像力，就该明白我不能这样想，或者这样规定我的任务了吧。
要解释我为什么去访问高尔基的报纸编辑部，必须记得我是在五月初来到彼得格勒的，革命后已经两个多月，距列宁回国也已有一个月了。在这时期中，许多事情已经凝成了，定形了。我不仅要对革命主力，即工人与士兵的情绪，必须作直接的，即所谓经验的体察，而且对“有教养的”社会的一切派别与政派，也应该如此。对《新生命》报编辑部之访问，在我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政治侦察罢了，其目的在于弄清楚这个“左派”中的吸力与拒力，是否有某些分子可以分裂出来，等等。简短的一次谈话，使我相信了这一群聪明的文学家是全无希望的，他们把革命之能事归结于写社论。而且，又因为他们指责布尔什维克派“自己孤立”，把孤立之罪放在列宁及四月提纲身上，所以我一定告诉他们说，所有这一些话，他们只是以多余的一次向我证明：列宁使党对他们孤立，或宁可说，列宁使他们对党孤立，是完全正确的。这个结论，因为要使参加此次谈话的梁赞诺夫与卢那察尔斯基得有印象，所以我是特别着重了说的，同时也显然是这个结论，使苏汉诺夫得以编造出这段谎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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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设想：在1917年之秋，我决不肯在彼得格勒的讲坛上，为高尔基的五十岁寿诞发表演说，——这当然是对的。苏汉诺夫至少在这一次做得不坏：他竟放弃了他的狂想之一，即：在十月暴动之前夕，要把我拉去参加高尔基的庆祝会，——这时高尔基正站在巷战障碍物的另一方面。
[1] 莎士比亚戏剧中著名人物，指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译者。
[2] 苏汉诺夫称我为一个“可疑的区际派”（联合社会民主派区际组织之一员），他的意思显然想说：其实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这无论如何是对的。我之所以留在“区际组织”中，只为要它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罢了，这参加在八月间终是实行了。——原注。
[3] 布朗基主义由奥古斯特·布朗基而得名，布朗基（1805－1881）法国著名革命家，主张以少数人的阴谋暴动来代替群众的革命运动。——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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