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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 | |
第一届苏维埃大会，即批准了克伦斯基进攻的那次大会，于6月3日，在彼得格勒军官学校中举行。参加的代表中，八百二十名具有表决权，二百六十八名只有发言权。他们代表了三百零五个地方苏维埃，五十三个市区地方苏维埃，前线团体，军队的后方机关，以及少数几个农民团体。凡苏维埃中含有不下于二万五千人者享有表决权。拥有一万至二万五千人的苏维埃，则享有发言权。依据这个标准，——我们得顺便说一下，这标准是被遵守得不很严格的——则我们可以假定，站在大会后面的群众共有二千余万。七百七十七名代表说明自己的党派从属，其中属于社会革命党的二百八十五；属于孟什维克的二百四十八，属于布尔什维克的一百零五；此外是少数由于比较不重要的派别的。左派——布尔什维克派以及接近他们的国际主义者——约及总代表的五分之一弱。大会所包含的大多数代表，是那些三月间登记为社会主义者，将近六月便厌倦了革命的人。彼得格勒在他们看来，一定是一个发了疯的城市哩。
大会开始是批准了对格林姆[1]的放逐。此人是一个不幸的瑞士社会主义者，他曾企图与霍亨索伦皇朝的外交家作幕后谈判，藉以拯救俄国革命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要求立刻讨论正在准备的进攻问题，那提议被最大多数所否决。布尔什维克派仿佛是渺小的一群。但在同一天，也许是在同一小时，彼得格勒的工厂作坊委员会大会，却以最大多数，通过了一个决议，说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救国。
不管妥协派怎样近视，他们总不能不看到自己周围每天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在6月4日那次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派的仇恨者，里倍尔，显然在外省代表的影响之下，斥责那些毫无用处的政府特派员，他们在各省并不能接收到政权。“好多政府机关的职务，因此就转入了苏维埃之手了，——不管苏维埃要不要这些职务。”这些家伙竟会向人家抱怨自己。
有一个代表——一个教员，对大会讲道：革命以来四个月，民众教育方面不曾发生了丝毫变动。所有的老教师，学监，校长，区视学员，往往是些过去黑色百人团团员，所有以前的学校规程，反动教科书，甚至那些旧朝次官，也都太平无事地原样不动。只有沙皇肖像给拿到了阁楼上，但它们在任何时候都能拿回来钉在原处的。
大会不敢一举手以反对国会及咨议会。它在反动派之前的卑怯，孟什维克演说家波格丹诺夫以此来掩饰：反正国会与咨议会“都是死的，是不存在的机关了”。马尔托夫以他特有的辩论的机智，回答道：“波格丹诺夫提议，叫大家承认国会是不存在的，但不要触犯它的存在。”
大会，虽然政府派占了巩固的大多数，还是在惶恐与疑虑之中渡过了的。爱国主义已经潮湿了，仅仅没精打采地冒了一些火花。群众之不满，以及布尔什维克派在全国，特别在首都，要比大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势力无比地强些，这都是明白的事。布尔什维克派与妥协派之间的争论，还原到最后来说，老是关于这个问题：民主派跟谁一起走，跟帝国主义者呢，还是跟工人？协约国的影子笼罩着大会。关于进攻问题是事前决定了的，民主派除屈服之外就无事可为。
策列铁里教训道：“在此紧急关头，没有一种社会力量应被抛出于天平之外，只要它还能于人民事业有利。”这就是与资产阶级成立合作政府的理由。民主派因为无产阶级，军队，与农民步步在推翻他们的计划，于是向人民开战，而以反布尔什维克斗争作为幌子。策列铁里便这样地将喀琅施塔得水兵逐出了苏维埃，以便不把立宪民主党人贝贝里亚夫抛出于天平之外。合作政府是由五百四十三票对一百二十六票及五十二票弃权的多数通过的。
这次在军官学校里举行的大规模的与松散的大会，其工作特点，在于宣言方面之冠冕堂皇与实际任务中之保守丑恶。这在一切决议案上，都留下了一个无望与伪善的记印。大会承认俄国境内一切民族有自决之权，但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权利所需的那个钥匙，大会却并不交给被压迫民族自己，而交给未来的立宪会议，在这会议中，妥协派希望能居于多数，而且希望能和他们在政府中的所为一样，要投降于帝国主义者之前。
大会拒绝通过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法令。策列铁里以人民各阶层的利益之难于调和，来解释这一合作的原地踏步姿态。仿佛历史上任何一件大事业之完成，都由于“调和利益”，而不是由于进步利益之战胜反动利益！
格罗曼，苏维埃的经济学家，于大会临终时提出了他无法不得出的一个议案：关于行将来到的经济崩溃与关于国家调节之必不可免。大会采纳了这个表面文章的议案，但目的只为要使一切都仍旧贯。
6月7日，托洛茨基写道：“大会驱逐了格林姆，回过来进行议事日程。但资本家的利润，对于史高倍列夫及其同僚们，还是不可侵犯的。粮食危机是每小时每小时地更加尖锐起来。在外交方面，政府接二连三地受着打击。以致最后，那样歇斯底里地宣布了的进攻，显然已准备立刻以一种荒唐的冒险，崩落到人民头上了。
“本来，我们还要耐性地，愿意在好几个月中，和平地观察李沃夫——德列钦可——策列铁里内阁的开明活动的。我们需要时间来进行我们的准备。但是地下的土拨鼠掘得太快了。在‘社会主义者’部长们的协力之下，此次大会参加者之行将遇到政权问题，比我们大家所想像的还快得多。”
大会领袖们企图以更高的权威来保护自己，使不受群众打击，于是把大会牵入于一切日常冲突中去，这使大会在彼得格勒工人与士兵眼中，大大损坏了声望。关于杜尔诺夫别墅的那个故事，乃是此种冲突中之最轰动一时的。杜尔诺夫是沙皇的一个老官僚，他之出名，由于他当内务大臣时镇压了1905年革命。这个可恨而龌龊的官僚的空屋，为维包格区工人团体所占——主要因为它那个大花园已成为儿童爱好的游戏场了。资产阶级报纸将这避暑山庄描写为虐杀运动者与拦路行劫者的巢穴，是维包格区里的喀琅施塔得。没有一个人肯劳些儿神，去调查一下究竟实际情形如何。政府小心地绕开一切重大问题不谈，生气勃勃地来救护这个别墅。它要求执行委员会准予采取英雄办法，策列铁里当然不会拒绝。检察官发出命令，着该群无政府主义者于二十四小时内迁出别墅。工人们得知了政府正预备采用军事行动，发出了警号。无政府主义者方面以武装抵抗相威吓。二十八个工厂宣布罢工，表示抗议。执行委员会发布宣言，斥责维包格区工人，说他们是反革命派助手。如此准备了以后，法院与警察当局的代表才敢进入那个狮穴去。但进去一看，只见这个别墅设立着好些工人的教育机关，秩序井然。代表们不得不退出来，颇有些难为情的。不过这故事往后还要发展下去。
6月9日，大会上爆发了一颗炸弹：在早晨出版的《真理报》上，登着一个宣言，号召明天示威。能受惊吓，因而惯于惊吓别人的齐赫泽，用一种发自墓底的声音宣称：“如果大会不采取办法。那么明天将是致命的日子了。”代表们于惊吓中抬起头来。
将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与大会对立起来，这思想是由整个局势中发生的。群众推动着布尔什维克派。情绪特别沸腾的是卫戍军，因为进攻关系，他们怕被分布在各个部队中，散处于各方前线。此外，又加以他们对“士兵权利宣言”的不满；这宣言比之于“第一号命令”，或比之于目前军队中的实际制度，都后退了一步，示威是由布尔什维克派的军部[2]发起的。该部领导者断定——而且断定得极有理由：——事实昭示，假使党不出来领导，则士兵们自己会跑到街上来。不过，群众情绪的急剧转变，是不容易体验到的，而这在布尔什维克派中造成了某种动摇。伏洛达斯基对于工人之是否将走到街上来，并无把握。对于示威究将具有何种性质，也有疑惧。军部代表们肯定地说，士兵因为害怕攻击与弹压，不带武器不敢出来。“这示威能发生什么结果呢？”——谨慎的托姆斯基问道，他要求再加讨论。斯大林认为“士兵中在发酵——这是事实；但工人中并无此种明确情绪”，不过他还是以为必须给政府以抵抗。加里宁，老是倾向于避战而不倾向于接战的，坚决反对示威，借口于并无明显的示威理由，尤以工人为然：“示威将完全是虚矫的。”6月8日，中央与各区代表开联席会议，经过了数次预决之后，最后一次举手为一百三十一人赞成示威，六人反对，二十二人弃权，于是决定在星期日6月10日，举行示威。
直至最后，准备工作始终在秘密中进行，为使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不能进行反鼓动。此种预防性的合法措置，后来被解释为军事阴谋的一个证据。工厂作坊委员会中央会议也赞同了组织示威的决议。尤果夫写道：“区际派委员会，在托洛茨基的压力之下，反对着卢那察尔斯基的反对，决定参加示威。”准备工作是以沸腾的精力进行着。
示威所举旗帜，应该是“政权归苏维埃”。战斗的口号是：“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这是要求与资产阶级决裂的一个最简单表示。示威队伍应向军官学校行进，那里正开着大会。这就加重地说明了：事情并不在于推翻政府，而在于对苏维埃领袖们行施压力。
诚然，在布尔什维克派的几次预备会议上，曾听到过不同意见。例如，史密尔卡，当时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年青委员，曾经提议道：“假使事变发展到了冲突，那我们不拒绝夺取邮政，电报与兵工厂。”会议的另一个参加者，彼得格勒委员会辣齐斯，在其日记中，关于反对史密尔卡提议事，写道：“我不能同意这一点……叫我去同塞马希科与拉希亚约定，当必要时，应以全副武装，并藉机关枪团之力，夺取车站，兵工厂，银行，邮局与电报局。”塞马希科是机关枪团的军官，拉希亚是一个工人，布尔什维克派战士之一。
此种情绪之存在，本是极易了解的。党的整个路线是要夺取政权，故问题只关于局势的估量。彼得格勒发生了一个显明的转变，有利于布尔什维克派；但在外省，这同一过程进行得慢得多；最后则前线需要进攻加以教训，以便士兵们抛弃对布尔什维克派的不信态度。因此，列宁还是站在四月间的立场上：“耐心地解释。”
苏汉诺夫在其《札记》中，把6月10日示威描写为列宁的一个直接阴谋：“假使环境顺利”就夺取政权。其实这样提出问题的只有几个个别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所采取的立场，以列宁的讽刺口吻来说，“比应当采取的稍左一点儿”。这是很奇怪的，苏汉诺夫竟不肯把他的任意猜度，和那表示于无数演说与论文中的列宁的政治意见[3]试行对比一下。
执行委员会常务局向布尔什维克派提出要求：取消示威。根据什么理由呢？形式上，显然只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才有权禁止示威。但政府对于这，竟连想都不敢想呢。由两个政党的同盟领导着的那个“私的机关”——苏维埃，怎能禁止第三个政党的示威呢？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拒绝履行这个要求，但更坚决地着重说明示威的和平性质。6月9日，工人区中张贴了布尔什维克派的布告。“我们是自由的公民，我们享有抗议权利，我们应该及时利用自己这个权利，不要等得太晚了。和平的示威权是属于我们的。”
妥协派将问题提到大会讨论。正在这当儿，齐赫泽发表了演说，即关于“致命的后果”的那篇演说，又说大会必须通夜开会。主席团之一，格格契高里，此人也是吉伦特派的一个后代，在他完结其演说时，对布尔什维克派这边作一粗暴叫喊：“把你们肮脏的手从这伟大事业上拿开去吧！”布尔什维克派要求给予时间来开党团会议，以便讨论这个问题，但被拒绝。大会通过了决议，禁止在三天内举行任何示威。对布尔什维克派采用强迫行为，同时也就是对政府的一种僭越行为：苏维埃继续从自己的枕头之下偷回政权来。
此时米留可夫正在对哥萨克兵大会演说，称布尔什维克派为“俄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至于革命的主要友人呢，则由于事情的逻辑使然，乃是米留可夫本人，虽然他在二月革命前夜，曾主张宁愿德国人胜利而不愿俄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关于哥萨克所提出的问题：应如何对待列宁派？米留可夫回答道：“现在是最后结果这些先生们的时候了。”资产阶级的领袖未免太性急了，但是他确实也不能错失时机啊。
这时候，各工厂与各兵营中正开着露天大会，决定在明天“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之下，跑上街去。在苏维埃大会与哥萨克兵大会的喧嚷声中：有一件事情发生得不为人所注意，即：维包格区市政局选举，布尔什维克派得到了三十七席，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派同盟得二十二席，立宪民主党人得四席。
苏维埃大会既通过了这样决绝的一个议案，而且人们又神秘地说起从右边来的可怕打击，布尔什维克派便决定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他们想举行的是和平示威，而不是暴动。所以他们没有理由把被禁止的示威转变为一次半暴动。大会主席团方面决定采取对策。几百名代表分成许多组，每组包括数十人，分头到工厂及营房中去，阻止示威。他们约定于明天早晨齐集陶立特宫，以便检讨活动的总结。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赞成此种活动，从自己方面也派出了七十人来参加。
这样，虽然是出乎意外地，但布尔什维克派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大会代表竟不得不去认识首都的工人和士兵。如果山不许移动来就先知，先知却终于不得不走近那座山了[4]。这两者的会面是极有教育意义的。在莫斯科苏维埃的《新闻报》上，一个孟什维克通讯员描写了这样一幅前景：“整夜里，大会的多数代表，五百余人，分成许多组，每组数十人，没有闭上一会眼，在彼得格勒的工厂，作坊与军队中巡游，劝大家不要参加示威。……在好多工厂与作坊中，又在某几团卫戍军中，大会并无威望。……人们以极不友好的态度，有时是仇视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代表，更加习见的，则人们用辱骂来送走这些代表。”这张苏维埃的正式机关报绝不会夸大实情。倒是相反，它把那两处不同世界的夜间会见，是以极其和缓的笔调来描写了的。
无论如何，彼得格勒群众关于下面这个问题，总已使代表们不再剩有任何疑惑了：此后究竟谁能决定示威与取消示威。普地洛夫厂工人同意黏贴大会反对示威的宣言，但有一个条件：要等他们读过《真理报》之后，看那宣言是否与布尔什维克派的决议相冲突。第一机关枪团——它在卫戍军中起着领导作用，正如普地洛夫厂在工人中的作用一样——听过代表两执行委员会的齐赫泽与阿夫克森齐耶夫的演说之后，通过了如下决议：“同意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及其军部的主张，本团延迟举行示威。……”
这大批绥靖人员，闹了一夜没有睡觉，早晨来到陶立特宫，情绪十分沮丧。他们原本以为大会的威望是不可侵犯的，但他们竟碰了那垛不信与仇视的石壁。“布尔什维克派在群众中占优势。”“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态度是仇恨的。”“他们只相信《真理报》。”“某些地方有人喊道：‘我们不是你们的同志’。”代表们一一报告着；他们虽然取消了战斗，但他们遭了最严重的失败。
群众服从了布尔什维克派的决议。但绝不是毫无抗议或愤慨而就此服从了的。在某几个工厂中，通过了决议来非难中央委员会。各区中最暴躁的一些党员，竟撕碎了党证。这是一个严重警告。
妥协派之所以要禁止三天内作任何示威，乃借口于一个帝制党的阴谋，据说这阴谋是想利用布尔什维克派的示威的；他们提起这件事情，即哥萨克大会中一部分代表也将参加示威，又提到反革命军队之日益开近彼得格勒。既然示威已经取消，则布尔什维克派当然要求说明阴谋的实情了。大会领袖们无法回答，便把阴谋诿于布尔什维克派自己。他们从这处境中如此幸运地找到了出路。
我们必须承认，在6月9日至10日的那一个夜里，妥协派确实发见了阴谋，使他们大为震动，那就是群众联合布尔什维克派以反对妥协派这一个阴谋。但布尔什维克派之服从大会决议，使妥协派获得了勇气，且使他们的狼狈变成为疯狂。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决心要表示铁的力量。6月10日的孟什维克派报纸上写道：“现在是判定列宁派为革命之叛徒与变节者的时候了。”执行委员会主席出席于哥萨克大会，请求哥萨克拥护苏维埃反对布尔什维克。哥萨克大会主席，乌拉尔区的统领（ataman）杜托夫回答他道：“我们，哥萨克们，将永远不与苏维埃作对。”为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反动派甚至不惜与苏维埃走在一起，以便过后更有把握地窒死苏维埃。
6月11日一个可怕的法庭成立了；其中包括着执行委员会，大会主席团人员，各党团领袖，一共大约有一百人。跟往常一样，以检察官资格出场的是策列铁里。疯狂得要命，策列铁里要求采取严峻的对付办法，并卑夷地挥开了丹，因为丹虽然老是准备着污蔑布尔什维克派，然还不曾决心去灭绝他们。“布尔什维克派现在的所行所为，早已不是思想宣传了，这是阴谋。……让布尔什维克派原谅我们吧。现在我们要改用另外的斗争方法了。……必须解除布尔什维克派的武装。自来他们拥有的太大的技术工具，再不能让他们拿着了。我们不能让机关枪与大炮留在他们手里。我们不能容忍阴谋。”这是一个新调子。究竟解除布尔什维克派武装的意义是什么？关于这问题，苏汉诺夫写道：“其实布尔什维克派并没有特别的军械库。其实一切武器都在士兵和工人手里——他们是跟着布尔什维克派走的。所以解除布尔什维克派武装之意，只能是说解除无产阶级武装。此外，又要解除武装的军队。”
换句话说，革命的典型时期业已来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派，依从着反动派的要求，要想解除那保证了革命胜利的工人的武装，这班民主派先生们——其中有不少读破万卷书的，——只叫问题是关于旧书上的，那总寄同情于被缴械者，而不寄于缴械者。但当这同一问题实际提出于他们之前，他们就不认识它了。单凭这个事实，即：策列铁里，这个革命家，这个曾被处好多年苦役的人，这个昨天的齐美尔瓦尔得派，竟着手缴工人的械；就已不易为人所了解了。会场凝固在静默中。外省来的代表们，显然还觉得有人在推他们堕入深渊。有一个军官发起歇斯底里症来了。
加米涅夫，面色和策列铁里的一样惨白，从坐位上站起来，以庄严声调，其力量为听众所感觉——喊道：“部长先生，假使你不是在对风胡吹，那你就不能说说空话就算。你应该逮捕我，将我送交法庭，审判我的反革命阴谋罢。”布尔什维克派表示抗议，离开了会场，他们不愿意参加此种对本党的揶揄。会场中空气紧张得不堪忍受。
里倍尔赶紧来帮策列铁里的忙。演说台上自持的的疯狂，代之以歇斯底里式的暴怒了。里倍尔要求采取无情措置。“假使你们争取跟在布尔什维克派后面的群众，那就和布尔什维克派决裂吧。”然而，人家对他的话，不表同情，甚至怀着一半仇恨。
老是为印象所感动的卢那察尔斯基，马上企图与多数派之间找寻出一种共同言语来。布尔什维克派虽然向他保证：他们心目中只想举行一次和平示威，但他自己的经验却叫他相信“举行示威是一个错误”。不过，使冲突加剧是不需要的。卢那察尔斯基不曾安抚得敌人，却恼怒了朋友。
丹，这一个最老练又最无用的灰色中间地带的头领，诡辩道：“我们不是在反对左派，我们是在和反革命派作战。假使在你们肩膀后面站立着德国奸细，那可不是我们之过。”此地之引用德国人，不过用以代替理由罢了。这些先生们自然不能指出任何一个德国奸细来。
策列铁里要施行打击；丹只想伸伸拳头。由于无力之故，执行委员会赞成了丹。第二日提交大会的议案，具有反布尔什维克的例外法性质，惟不能立即加以实际应用。
布尔什维克派对大会发了一个宣言，说道：“你们的代表巡视了工厂与军队，你们再不能怀疑这一点了：示威之不会举行，不是因为你们的禁令，而是因为本党取消了它……军事阴谋这个虚构，是临时政府中人造出来的，为要缴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械，以及解散彼得格勒卫戍军……如果国家政权全部转入苏维埃之手，——这是我们所主张的——而苏维埃企图束缚我们的宣传，那这不能使我们消极服从，我们将以国际社会主义的思想名义，接受监禁或其他刑罚——此种思想是分隔了你们与我们的。”
在这几天内，苏维埃中多数派与少数派，胸对胸地相向着，仿佛要从事于最后斗争似的。但到最后关头，双方都后退了一步。布尔什维克派放弃了示威。妥协派放弃了缴工人的械。
策列铁里在自己人中成了少数。但就自己的立场说，他是对的。与资产阶级合作这个政策，已到了此种地步：非把不拥护合作的群众弄成无力不可了。若要把妥协派政策实行至完美结局，——即建立资产阶级的议会统治——则除解除工人与士兵的武装外，别无他道。但策列铁里对虽对了，力量却没有。无论士兵或工人，都不会自动放下武器的。这就是说，必须应用武力来反对他们。然而策列铁里手中已经没有了力量。力量之获得，如果一般说还能获得的话，那他只能向反动派手里去拿了。但反动派假使扑灭了布尔什维克派，接着立刻就要求扑灭妥协派的苏维埃的，而且，一定又会叫策列铁里记得：他只是从前被处过苦役的一个囚犯而已，此外无他。不过往后的事变过程会告诉我们，便是反动派也已没有这种力量了。
策列铁里给自己的反布尔什维克斗争找寻政治根据，就说：布尔什维克派分离无产阶级与农民。马尔托夫回答他道：策列铁里并非“从农民深处”取得这个指导思想的。“右派立宪民主党群，地主群，帝国主义者群，以及西欧的资产者”，——那才是要求缴工人士兵枪械的人呀。马尔托夫说得对：因为在历史上，占有阶级曾不止一次地把他们的要求隐藏在农民背后。
自从列宁的四月提纲公布以来，所有那些想把革命往后拉的人，都把无产阶级将离开农民而孤立这一危险，作为主要论据。列宁把策列铁里与“右派布尔什维克”相比，并不是偶然的。
托洛茨基，在其1917年所写的诸书的一本中，论到这个问题道：“我们党对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的孤立，即令是极度孤立，即令是被用独人监房来孤立，但无论如何不是等于无产阶级对被压迫农民与被压迫的城市群众的孤立。相反地，倘若把革命的无产阶级政策与苏维埃目前领袖的背信的变节政策，截然对立起来，则只能使数百万万农民中发生得救的政治分化，能将贫农从殷富的社会革命党农民的叛逆领导之下拉出来，且使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变成为全国平民革命的真正领袖。”
但策列铁里的虚伪透顶的论据还是活着。十月革命前夜，这论据变成为许多“老布尔什维克”的论据，以双倍的力量再现出来，反对暴动。几年之后，当反对十月革命的思想反动开始时，策列铁里的公式竟成了不肖门徒学派的主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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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会的同一次会议上，即在缺席裁判布尔什维克派的那次会议上，一个孟什维克派代表，突然动议指定下一个星期日，6月18日，在彼得格勒及其他重要城市中举行工人与士兵的示威，以便将民主派的团结与力量，显示给敌人看。动议通过了，虽然是不无为难的。一个多月以后，米留可夫颇有根据地解释妥协派的意外转变道：“这些社会主义者部长在苏维埃大会上发表了立宪民主党式的演讲，消散了6月10日的武装示威。……他们觉得向我们这边走得太远了，脚底下的立足点在动摇了。他们害怕了，于是突然转向到布尔什维克派方向去。”决定在6月18日举行示威，这自然不是转向于布尔什维克派，而是企图转向于群众，以便反对布尔什维克派。此次与工人士兵的夜间相见，一般地，是给了苏维埃上层分子以相当刺激：例如，他们违反了大会开始时的那种心情，竟急忙以政府名义，提出了一个议案：取消国会，规定9月30日召集立宪会议。示威者的口号，也是以不引起群众愤激这个同一心思来选择的：“普遍和平”，“立即召集立宪会议”，“民主共和国”。关于进攻或合作政府，则一言不发。列宁在《真理报》上问道：“你们把完全信任政府这个口号放到哪里去了，先生们？……为什么你们结舌不吐呢？”这个讽刺恰恰中的：妥协派不敢要求群众信任政府——信任他们自己也参加的政府。
苏维埃代表第二次巡游工人区域与兵营，在示威之前夕，他们向执行委员会做了令人十分欣慰的报告。策列铁里听到这些报告，恢复了内心平衡，又倾向于做自满的说教了。他对布尔什维克派说道：“现在，我们将对革命势力作公开与忠实的检阅了。……现在，我们大家将要看到，究竟大多数群众是跟谁走的：跟你们呢，还是跟我们？”布尔什维克派却早在他如此莽撞地说话之前，就已接受挑战了。《真理报》写道：“我们将参加十八号的示威，为的要给我们想在十号示威中提出的那些目的斗争。”
这次示威的路线，也是走向演武场及二月革命烈士墓。这显然是由于人们对三个月前那次出殡游行的怀念，那次出殡至少在外表上，是民主派团结的一个最大表示。但是除了游行路线之外，在这次示威中，可没有一件事物能叫人想起三月间那几个逝去已久的日子了。游行队中约共参加了四十万人，比出殡那次要少得许多：在这次苏维埃发动的示威中，不仅没有苏维埃与之合作的那个资产阶级，而且没有激进派知识分子，这批人在以前几次的民主派检阅中，是起了显著作用的。在这里走着的差不多只有工人和士兵。
大会代表们齐集于演武场，读着并数着标语。头几个出现的布尔什维克派口号，人家见了几乎要发起笑来。因为策列铁里昨天是那样自信地抛出了战标的。但是同样的口号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打倒进攻！”“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讽刺的微笑在脸上凝住了，然后，又逐渐从他们脸上消失了。布尔什维克派的旗帜到处飞扬，一望无际。代表们不再去计算那个叫人不快的总数。布尔什维克派的胜利是太明显了。苏汉诺夫写道：“有几处，布尔什维克派旗帜与行列所接成的链子，被社会革命党独自的口号与苏维埃的正式口号所截断。但这些口号沉没在群众之中。”次日，苏维埃的官报讲道：“有时这里，有时那里，人们是怎样忿怒地撕碎那写着信任临时政府口号的旗帜。”这几句话显然说得有点夸大。写着拥护临时政府标语的旗帜，只有三小部分人带着。那就是普列汉诺夫派，哥萨克队伍，以及一小群属于犹太同盟的犹太知识分子。这一个三角结合，由于其分子复杂之故，予人以一个政治古董的印象，它仿佛怀着一个目的，要把临时政府的无力展览出来似的。普列汉诺夫派与犹太同盟，在群众的敌对叫喊之下，不得不把这些标语放下来。哥萨克则表示顽强不屈，他们的旗帜确实被示威者撕下来了，毁掉了。
《新闻报》描写道：“原本来洄漩地流着的急湍，如今泛滥成宽大江河，几乎要溢出两岸了。”这里说的是维包格区，全体举着布尔什维克派旗帜。“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其中有一工厂擎着一个横布额，上面写着：“生活权高于私产权。”这口号并不是党提出的。
忧郁的外省代表们东张西望，寻找着领袖。领袖们却闭上了眼睛，或者干脆就躲了起来。布尔什维克派用话来逼迫外省代表。“难道我们像是一小群阴谋家吗？”代表们大家承认不像。他们用一种与他们在正式会议上发言时全不同的声调承认着。“在彼得格勒，你们拥有着力量，但外省和前线并不如此。彼得格勒不能反对全国而前进。”——“等着吧。”布尔什维克派回答他们道，“很快就要轮到你们的，你们也要举起与我们同样的标语来的。”
老头子普列汉诺夫写道：“在这次示威中，我站在演武场上，跟齐赫泽并着肩。由他的脸色，我看出他对于那要求打倒资本家部长的标语之惊人的多，是丝毫不曾自欺，而颇能重视其意义的；这个意义，因为有几个列宁派代表，对他说了些真正傲慢的命令，仿佛又故意加重了。列宁派打我们面前经过，像是在庆祝一个节日似的。”
无论如何，布尔什维克派此种自觉是有根据的。高尔基的报纸写道：“依示威者的标语与口号而论，星期日的示威表示出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中的完全胜利。”这是一个大胜利，何况这是在敌人选定的战场上，又拿着敌人选定的武器来取得这个胜利的呢。苏维埃大会于批准了进攻，认可了合作政策，并斥责了布尔什维克派之后，于是由它自己发动，号召群众到街上来。他们出来了，对大会表示：我们不要进攻，也不要合作政府；我们赞成布尔什维克派。示威的政治总结就是如此。无怪发起此次示威的孟什维克派的报纸，第二日要忧郁地自问道：谁的头脑里曾有过这个不幸思想呢？
当然，并非首都中所有工人和士兵都参加了示威的，也并非全体示威者都是布尔什维克派。但他们之中，已经没有一个人愿意要合作政府了。那些现在还仇视着布尔什维克派的工人，却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来反对这一派。因此，他们的这种仇恨，便变成为期待的中立了。在布尔什维克派口号之下游行着的，还有不少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他们还不曾与本党决裂，但对这两党的口号早已失去信仰了。
6月18日的示威给它的参加者以巨大印象。群众看见布尔什维克主义已成为一种力量，动摇的人被吸引到它这一边去了。在莫斯科、基辅、哈尔可夫、也加德林诺斯拉夫以及其他许多外省城市中，这次示威都暴露出布尔什维克派影响的增长。到处都提出同样这几个口号，而这些口号是打中了二月政制的核心的。由此不做出结论来是不可能了。仿佛妥协派已无路可走。但是最后，前线上的进攻帮助了他们。
6月19日，尼夫斯基大街上举行一次爱国主义游行，由立宪民主党人领导，擎着克伦斯基的一幅肖像。据米留可夫说：“这和昨天在同这几条街上举行的示威，竟那样地不类，因为人们今天在兴高采烈的感觉中，不自觉地混杂了一种不信任感。”很合情理的一种感觉！但妥协派却轻松地叹了口气。他们的思想立即超出于那两次示威之上了，他们以民主的综合者自居。这班家伙是命定着要喝干这杯幻想与耻辱之酒的。
4月间，两个示威——一个革命的，另一个爱国主义的，——互相会到了，发生了冲突，双方都有死伤。6月18日与19日这两次敌对的示威，是先后发生的。这一次并不曾达到直接冲突。但想避免这冲突已不可能。事实证明它不过延迟了两个星期而已。
无政府主义者，不晓得怎样表现自己的独立性才好，竟利用了6月18日示威，向维包格区监狱进袭。犯人，其中大多数是刑事犯，不经战斗，且无死伤，就放出来了。不仅从一个监狱，而是从好几个监狱，同时放出来的。这次进袭，对于行政当局并不是意外的，当局简直是自愿地迎接那些真真假假的无政府主义者。整个这件谜一般的事实，与示威并无丝毫关系。但爱国派报纸将这两者联合为一了。布尔什维克派在苏维埃大会上提议，严查各监狱放出四百六十名刑事犯的真相。可是妥协派不能让自己有此种奢侈享受，为的是怕因此触犯了高级行政代表与自己的盟友。还有一层，他们根本不想保护自己发起的这次示威，以反对恶毒诬蔑。
司法部长配勒凡则夫，——此人在几天前刚因杜尔诺夫别墅事件丢了脸，——现在决心要报一报仇。在搜寻逃犯的借口之下，又袭击了一次那个别墅。无政府主义者实行抵抗；一人被杀，别墅被捣毁了。维包格区方面的工人认为这个别墅是他们的，于是发出了警报。有几个工厂停了工；警报转辗传到了别的区里，甚至传到了兵营中。
6月底最后几天，是在人情的不断沸腾中经过了的。一个机关枪团准备立即进攻临时政府。罢工工厂的工人们往来游说于各团间，号召士兵们到街上来。身穿兵大衣的长髯农民，有的头发灰白，列队在人行道上去，表示抗议：这些中年农民要求放他们回去耕田。布尔什维克派进行鼓动，反对出来示威：6月18日的示威已经说出了一切能说的话；现在如果要造成一个变化，那末示威是不够的；至于暴动时机则还不曾来到。6月22日，布尔什维克派对卫戍军发了一个宣言：“凡以军官名义发出，叫你们上街来行动的任何号召，都不要相信。”从前线来了许多代表，申诉着暴力与处罚。解散不服从部队的威吓，简直是火上加油。据布尔什维克派执行委员会的声明书说：“许多团中的士兵们，拿了武器睡觉。”爱国派的历次示威——常是武装的——导成了街头冲突。这乃是蓄积电气的小小放射。两方面没有一边想直接进攻：反动派太弱；革命对自己力量还没有十分信任。但是城市的街道上似乎铺了一层爆炸物。空气中到处嗅得到冲突的气息。布尔什维克派的报纸解释着，约束着。爱国派报纸肆无忌惮地诬蔑布尔什维克派，以此发泄自己的惊恐。6月25日列宁写道：“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那种普遍的、怨恨与愤怒的狂叫，乃是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对自己脆弱的一个共同怨诉。他们是多数。他们执掌着政权。他们互相同盟。可是他们看见：自己竟一点出路都没有！这怎能叫他们不怨恨布尔什维克派呢？”
[1] Grimm, Robert（1881－1958），瑞士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派分子，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主席，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主席。－C.R
[2] 这组织，本书中有几处译成“军事委员会”，望读者不要与实行十月暴动的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相混。——译者。
[3] 关于这问题。《附录三》中有更详细的说明。——原注。
[4] 按《旧约》中传说，先知们得天启与训戒总是在山上，著名的有如摩西之于西乃山等。——译者。
【西方有句谚语"If the mountain won't come to Muhammad then Muhammad must go to the mountain." （如果大山不能来参见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就必去去见大山。）。意思是，如果你不能够改变一个现实，你就必须调整自己的做事方法。最早出自Essays of Francis Bacon（培根《论人生》第十二章。）－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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