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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队中，和在国家中一样，进行着力量之不断的政治分化：下层向左；上层向右。当执行委员会成了协约国用以驯服革命的工具时，军队委员会——它发生时原是士兵们反对军官们的一种代表机关——也正是转变为军官们用以反对士兵的一些助手了。
各该委员会的人选是驳杂的。其中有不少爱国主义者，他们诚心诚意将战争与革命视同一物，勇敢参加于上面使他们从事的进攻，且愿为他人事业而舍弃头颅。跟他们一起的还有些口头英雄——师里与团里的克伦斯基们。最后则有不少小滑头与老油条，他们之踏进委员会是为了可以逃避战壕，这种人拼命在追求特权。任何群众运动，特别当最初阶段，总不免要使形形色色的人起来出风头。不过在妥协时代，吹牛大王与见风使舵的变色龙特别来的多。假使说政纲是由人规定的，则政纲也规定着人。“联络”这个学校，在革命中就成为欺诈与阴谋的学校了。
双权政制根本就没有可能缔造军事力量。立宪民主党人遭到民众仇恨，在军里不得不改名为社会革命党人。民主派之不能使军队再生，与他们之不能自掌政权同一原因：这两件事是分离不开的。苏汉诺夫将临时政府在彼得格勒不曾检阅过一回军队这件事，当作古怪，但这件事实倒清楚地映明了局势。自由派与将军们不愿苏维埃参加检阅，但他们深知不叫苏维埃参加便没法儿举行检阅。
高级军官们愈加紧密地依附着立宪民主党人了——等待着能使更反动政党抬头时机的到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能供给军队以大量的下级军官，如同他们在沙皇制度下所曾干的一样，但他们不能照自己面目创立一种军官团，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自己的面目。将来革命的全部进程会告诉我们，军官团只有用两种方法来获得：或者像白党那样，把贵族资产阶级的现成军官们拿来；或者像布尔什维克派那样，在无产阶级的选拔基础上，推出与教育出军官来。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既不能这样干，也不能那样干。他们的能事，只有对一切人劝说、请求与欺骗，如果这样仍得不到一点结果，那他们就绝望地把权力交给了反动军官，让他们去灌输群众以正确的革命思想。
旧社会的溃疡一个个发作出来，破坏了军队的机体。民族问题，以一切方式——俄国是富于此种方式的——愈来愈深刻地抓住了士兵群众，其中有一大半并非大俄罗斯人。民族冲突遵照了各种路线，跟阶级矛盾交织着。政府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和在其他方面的政策一样，是动摇的，缠夹的，因此仿佛是加倍有害的。某几个将军曾玩弄着依民族编成军队这个把戏，例如罗马尼亚前线上的“采用法国纪律的穆斯林军团”。这些新的民族军队，确实常能证明为旧军队中比较稳固的部分，因为它们是依新的思想，且在新的旗帜之下组成的。不过这点民族的焊药，并不经用得很久：它在阶级斗争的继续发展中爆裂了。但即令依民族编组军队，这个过程本身，——这运动势将影响到一半军队——便已使军队成为流动状态，且在不曾能形成新军队之前，就已使旧军队解体了。不幸的事情是这样地从各方面到来。
米留可夫在其《历史》中写道，军队是因“‘革命’思想与正常军事纪律之间的冲突，‘军队民主化’与‘保存战斗力’之间的冲突”而毁坏的。在这句话里，所谓“正常的”纪律，那是该了解为沙皇制下面的那种纪律。一个历史家，似乎应该知道，一切大革命之所以毁灭旧军队，并不是各个抽象的纪律原则间冲突结果，而是活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呀。革命非但允许军队中采取严峻的纪律，而且还创造着纪律呢。不过，此种纪律是不能由那被革命推翻的阶级的代表们确立起来的。
1851年9月26日，一个聪明的德国人写给另一德国人的信里说道：“反正这事实是显然的，军队瓦解与纪律荡然，乃是每一胜利革命的条件与结果。”人类的全部历史，确定着这个简单的与不容争辩的法则。但是背后有过1905年经验的俄国社会主义者跟在自由派之后却不懂得这个法则，虽然对于这两个德国人，——一个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另一个是卡尔·马克思——他们曾不止一次称之为自己的先生的。孟什维克派认真相信军队完成了革命，会在旧时军官的指挥之下继续旧的战争。这些人称布尔什维克派为乌托邦主义者。
5月初，勃罗西洛夫将军在总司令部的会议上很清楚地形容了军官方面的情状：百分之十五乃至二十，已心悦诚服地适应于新制度；一部分军官开始买好士兵，鼓励他们起来反对指挥官；至于大多数，约百分之七十五，则不能适应，他们恼怒着，将脑袋缩进了壳，不知怎样办才好。此外，有绝大多数军官，倘从纯军事观点来看，那是绝无用处的。
在一次与军官们合开的会议上，克伦斯基与史高倍列夫竭力替革命道歉：真要命，革命还在“继续”，同时不理它又不行。听了这话，那个黑色百人团的将军顾尔可，训诫式地回答部长们道：“你们说——‘革命还在继续’。听我们的话吧……停止革命，让我们，军人，来彻底完成我们的责任。”克伦斯基用全力去迎合将军们，——直至其中之一，那位勇敢的科尔尼洛夫，差点儿没把他窒死在怀抱中。
革命时期的妥协政策，乃是阶级间极度摇摆的政策。军队，如无一个明确政制，那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故克伦斯基之做军队统帅，却成为使军队解体的一个直接工具。邓尼金公布了一个古怪名单，关于高级指挥方面人员的更动的，但这更是无的放矢，虽然本来就没有一个人知道，尤其是克伦斯基自己不知道，究竟这个“的”在什么地方。阿列克谢耶夫撤了前线司令罗斯士基与军团长拉特可·地米脱里也夫之职，为了他们的懦弱以及纵容委员会的活动。勃罗西洛夫为了同样理由，撤去了那个狼狈慌张的尤金尼奇。克伦斯基革斥了阿列克谢耶夫本人，以及前线的两位司令——顾尔可与特拉贡密洛夫，因为他们反对军队民主化。为了同一原因，勃罗西洛夫撤掉了加雷定将军之职，后来，他自己又以过分放纵委员会而被革斥。科尔尼洛夫之离开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因为他不能和民主派好好地共处。这却不妨碍他之被任为前线总司令且以后又被任为总司令。邓尼金之被革去阿列克谢耶夫麾下参谋长之职，为了他显然的封建式的办法，但不久就被任为西方前线司令了。此种跳跃之戏，证明高高在上者并不知道所要者为何；这游戏逐渐地扩张到下面，扩张到各营，于是加速了军队的瓦解过程。
特派员虽然要求士兵服从军官，但他们自己并不信任这些军官。当进攻战最激烈之时，在毛奇略夫总司令部举行的苏维埃会议上，当着克伦斯基与勃罗西洛夫之面，有一个苏维埃委员声明道：“总司令里百分之八十八的军官们，以自己的行动在促成反革命危险。”这一点在士兵眼中并不是秘密。他们在革命之前，早已有足够时间认识自己的军官了。
在整个5月中，自下至上的军官报告，总在那同一思想上变化着：“士兵们，特别是步兵们，一般地对进攻都采取着反对态度。”有时又加上这样的话：“骑兵稍稍好些，炮兵则颇有精神。”
5月末，军队已经部署就绪，准备进攻了。第七军团特派员打电报给克伦斯基道：“在第十二师中，第四十八团已全体出发，第四十七团拒绝出发。第十三师的各团，只有第五十团差不多是全体出发的。第五十一团答应于明天出发；第四十九团并不遵命出发，第五十二团表示拒绝，并逮捕了所有军官。”这样的情景几乎是随处可见的。对于那位特派员的报告，政府回答道：“着即将第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与五十二各团解散，将煽惑官兵抗命之人交法庭惩办。”这话听起来怕人，但一点也吓不了人。不愿作战的士兵们既不怕解散，也不怕法庭。军队开出时，时常得命某些部队去反对另一些部队。跟在沙皇时代一般，哥萨克是次数被用得最多的一个压迫工具，不过现在他们是受着社会主义者的率领：原来问题已关于“保卫革命”了。
6月4日，那时离进攻开始已不到两星期，总司令部的参谋长报告道：“北方战线还处在发酵状态中，敌阵亲善的事情还在继续，步兵对进攻表示反对。……西方前线情形不明。西南方前线情绪略有改善……罗马尼亚前线上，看不到特别进步，士兵不愿进攻。”……
1917年6月11日第六十一团团长写道：“我和其他官长除设法保全自己性命外无事可做，因为从彼得格勒来了第五营的第一个士兵，是一个列宁派，……许多好的士兵与军官已经逃走了。”一团只叫出现一个列宁派，就够使军官们逃起命来。显然的，那一个来到的士兵所起的作用，恰似饱和溶液中的第一个结晶体。不过，我们不要以为这里所说的一定指的是布尔什维克。那时，军官们把所有敢比旁人以更高声音出来反对进攻的士兵，都称之为列宁派。在这些“列宁派”中，还有许多是真心相信着列宁是由德皇威廉派来的哩。第六十一团团长企图拿政府的刑罚来吓住自己的士兵们。有一个士兵回答道：“我们推翻过旧政府，我们也能踢掉克伦斯基。”这是一句新鲜话儿。他们受了布尔什维克派鼓动的营养，且已远超过了这种鼓动。
黑海舰队在社会革命党人的领导之下，与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相反，被认为爱国派的靠山。在4月底，他们派出一个由三百人组成的特别代表团到全国去，为首的是一个名叫巴脱金的大胆学生，乔装着水兵。这个代表团里有好些蒙面跳舞的气味；但也有比较真实的动机。代表团将战争至最后胜利的思想输送到全国去，但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听他们讲演的人，愈来愈对他们采取仇视态度了。黑海水兵正在逐渐放低他们宣传进攻的声调，同时，一个波罗的海的水兵代表团到了塞巴斯托普，来宣传和平。北边人在南边，比南边人到北边去所得的成功为大。在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影响之下，塞巴斯托普水兵于6月8日解除了司令部的武装，并逮捕了最可恨的官长们。
在6月9日苏维埃大会的会议上，托洛茨基问道，“在这模范的黑海舰队中，——它曾派遣爱国代表团到全国各地，在这有组织的爱国主义巢窠中，在这紧急关头，竟能爆发此种事情，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这是表示着什么呢？”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
军队中的无头无脑状态，使一切人——士兵，官长，与委员会委员，都感受到痛苦。谁都不堪忍受，要想找到某条出路。上面的人，仿佛以为实行进攻，能克服军队中的乱七八糟，能使它固定起来。在某种限度内这是对的。正当策列铁里与欠尔诺夫在彼得格勒遵守着民主派修辞学的一切格调，发言赞成进攻之时，在前线上委员会的委员老爷就与官长们联合起来，反对军队中的新制度了，——这制度与革命同生同死，但它和战争是不能共存的。那转变的结果很快就看到了。有一个海军军官说道：“委员会委员日益明显地右倾，同时他们在水兵和士兵中的威望也显然在低落了。”但是为了战争，所需要的正是士兵与水兵呀。
勃罗西洛夫得了克伦斯基鼓励，着手由志愿军人中编练突击营，这就公然承认了军队之没有作战能力。各色人物，立刻来襄赞大事，其中最多的是些冒险分子，如穆拉维也夫海军上尉之流，此人于十月革命后，一变而为左派社会革命党，后来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也可说是漂亮的事业之后，叛变了苏维埃政权，为一颗不知发自布尔什维克之手，还是他自己枪里的子弹所毙。不用说，反革命军官是拼命抓住了编练突击队这个主意，以为集合自己力量的一个合法形式的。不过这主意在士兵群众中差不多没有得到反响。有些女猎奇家们组成了几营“黑色敢死骠骑兵”。十月间，其中一营成为克伦斯基保卫冬宫的最后武力。不过所有这一些都不能有助于摧毁德国军国主义的大业。虽然练兵的任务正是如此规定了的。
总司令部答允协约国于早春采取的进攻，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展缓下去。但现在协约国坚决不同意于再事拖延了。这些同盟者为要压迫俄国立即进攻，是不惜应用任何手段的。他们一面叫王德威尔得宣着动人的盟誓，同时又施行恫吓：行将停止军火接济。意大利驻莫斯科总领事向报界——不是意国的，而是俄国的报界——声明道，假使俄国单独媾和，协约国将许日本在西伯利亚自由行动。自由派报纸——不是罗马的，是莫斯科的报纸——以爱国主义的狂欢刊印了这些无礼恫吓，不过是把这恫吓从单独媾和移用到延缓的进攻上去。同盟者在其他方面也并不客气，譬如，送来的大炮都分明是挑剩下来的：得自外国的百分之三十五的枪械，经不起两星期的温和射击。英国停止放款；不过美国这个新恩公，不知照英国，便给临时政府以一笔七千五百万美元的信用放款，为未来进攻之用。
俄国资产阶级虽然支持协约国所作的要求，并为进攻进行疯狂鼓动，它自己却拒不认购自由公债，对进攻表示不信。此时，那被推翻了的皇朝，便利用时机来提醒大家记起它的存在了：罗曼诺夫氏对临时政府发了一个声明，表示他们愿意认购公债，不过又加添一句道：“认购多少，将视国库是否供给金钱以维持沙皇家属之生活以为断。”这一切都为军队所读到的，军队知道临时政府中大多数，以及高级军官中大多数，依旧在希望皇朝复辟。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得指明一点：在协约国的营垒中，并非全体都同意王德威尔得，汤麦斯与加香，要把俄国推堕于深渊的。曾经也发出过警告之声。贝当将军说：“俄国军队只是一个空门面，假使把它移动一下，就要碎成片片的。”其他如美国派来的使节团，也曾表示过同样意思。但是另外一些主意结果得了上风。必需从革命中取出灵魂。后来班乐卫（Painleve）解释道：“德俄亲善酿成了这样的斫伤，以致让俄军站住不动，就等于任其迅速瓦解了。”
进攻在政治方面的准备工作，是由克伦斯基与策列铁里进行的，最初甚至对他们最接近的同僚保守着秘密。当那些半神化的领袖们还继续在空谈什么革命保卫时，策列铁里就愈来愈坚决地主张军队必须准备作积极行动了。抗拒得最久的，也就是说，最撒娇撒痴的，乃是欠尔诺夫。在5月17日的临时政府会议上，“农民部长”——这是他自称之辞——被人气愤地责问道，据说在某次大会上，他说到进攻并不怀有必需的同情，这是确实的吗？据说欠尔诺夫那次是这样说的：“进攻，对于他这个政治家并不相干，这是前方战略家的事。”这班人同战争玩着迷藏，也正和同革命玩着迷藏一样。不过只当时机未到之时才能如此罢了。
进攻的准备，自然与反布尔什维克斗争之加强相符合。布尔什维克派是愈加经常地被控为单独媾和的图谋者了。单独媾和的可能性，发生于局势本身中，即由于俄国比其他交战国更弱与更耗竭，单独媾和是唯一的出路了。但谁都不曾测验过那个新因素——革命的力量。布尔什维克派以为若要避免单独媾和的前途，那只有勇敢地与彻底地将革命的力量与威望和战争相对抗，才有可能。为此，首先要同本国资产阶级相决裂。6月9日，列宁在苏维埃大会上声明：“他们说我们企图单独媾和，这是不确实的。我们说：无论哪样的单独媾和都不要，我们不同任何资本家，首先不同俄国的资本家，单独媾和。可是临时政府同俄国资本家单独媾了和。打倒这种单独媾和！”“鼓掌”，记录上注明着。这是大会极少数人的鼓掌，也正因为此，所以鼓得特别热烈。
执行委员会中有些人还缺乏决心，另一些人则要躲藏在某个机关之后。最后总算决定了：通知克伦斯基说，在苏维埃大会未曾决定这一问题之前，不愿发布进攻命令。在第一次会议上，由布尔什维克派党团提出的一个宣言说：“进攻只能使军队完全瓦解，使一部分军队反对另一部分军队”，“大会应立刻抵抗反革命的攻击，否则就该公然替这政策负全部责任。”
苏维埃大会的赞成进攻的决议案，不过是一个民主形式。一切都已准备好了。炮手早已把标的瞄准了敌方阵地。6月16日，克伦斯基在一道告海军的命令中，称总司令为“被胜利所鼓舞的领袖”，证明着有“立即与坚决施行打击”的必要，并以如下的话作结道：“我命令你们——向前进！”
托洛茨基在一篇文章——此文写于进攻之前夕，是诠释布尔什维克派党团宣言的——中写道：“政府政策根本掘毁了军事行动的胜利可能，……进攻在物质方面的前提条件非常不利。军需组织反映出一般的经济崩溃，——现政府不能采取一个激烈办法来对付这种崩溃。进攻在精神方面的前提条件，则更加不利。政府……在军队之前……暴露出自己之不能独立决定俄国政策，非仰承帝国主义同盟者的意志不可。其结果不能不是军队之进步性的瓦解……成群结队的士兵逃亡……在目前条件之下，已不再是个人不良意志的结果了，它表示出政府之完全不能以内部一致的目的来融合革命军队。”……往后这篇文章又指出了政府之不敢决心：“废除地主土地所有权，即不敢采取这唯一办法，能使最落后的农民相信那个革命是他的革命。”最后在结论中顸言：“物质的与精神的条件既然如此，则进攻是不可避免要具有冒险性质的。”
差不多全体司令官都认为那军事上毫无希望的进攻，是纯粹由政治上的理由引起的，邓尼金巡视了他本人指挥的那一段前线，向勃罗西洛夫报告道：“我不相信进攻会得到丝毫胜利。”胜利无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司令官长的毫无用处。史丹开维奇，军官与爱国家，证明进攻在技术方面的布置，即令士气甚佳，也会使胜利无望的：“进攻的组织，简直够不上任何批评。”以军官联合会主席立宪民主党人诺伏雪尔吹夫为首的军官代表团，前来晋谒立宪民主党诸首领，他们提出警告道：进攻是注定了要失败的，它能消灭最好的部队罢了。高级官员总是拿一些空洞话来搪塞此种警告。譬如总司令部参谋长，反动的卢考姆斯基将军说道：“希望究竟还是有的，也许，开始打几次胜仗能改变群众情绪，也许官长又能把那从手里溜出去的缰绳拿起来。”主要的目的正在于此：要拿住缰绳。
依照久已拟就的计划，主要打击应由西南前线之军力直扑李沃夫城；西北两线所负任务，则属于辅助性质。进攻应该由各条战线同时开始。但很快就明白了，司令部是完全不能实行这个计划的。于是决定由一条条前线先后发动，从次要的前线开始。但连这计划也不能实行。邓尼金说：“那时，最高司令官便决定不要任何有计划的战略，不得不让各前线视其准备程度如何来开始行动了。”一切都听之天命。所缺少的只有沙皇的神像罢了。他们想代之以民主的神像。克伦斯基到处巡游，吁请着，给大家祝福着。进攻开始了：6月16日在西南前线；7月7日在西线；7月8日在北线；7月9日在罗马尼亚前线。后三条战线的进攻实际上是虚幻的，那时，主要战线，即西南战线业已开始崩溃了。
克伦斯基报告临时政府道：“今天是革命大捷之日。6月18日，俄国的革命军队怀着很大热忱，开始了进攻。”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写道：“久待的事业完成了，它立刻把俄国革命回复到它最好的日子去。”6月19日，老人普列汉诺夫在一个爱国游行队之前演说道：“公民们！假使我问你们，今天星期几？你们说今天星期一。但这就是错的：今天是星期日[1]，是我国与全世界民主主义的复活日。俄罗斯已经抛弃了沙皇制度的羁轭，现在决心要抛弃敌人的羁轭了。”同日策列铁里在苏维埃大会上说道：“俄国大革命的历史上正揭开着新的一页。……我们革命军队的胜利，应不仅为俄国民主派所庆贺，而且……为所有真想与帝国主义斗争的人们所乐闻。”爱国的民主派已旋开它的全部活塞了。
当时各报登载喜讯：“巴黎交易所闻俄军进攻，人心兴奋，一切俄国有价证券，全数腾涨。”这社会主义者企图以证券行情来测定革命之稳定程度。可是历史教训我们：凡是交易所人心看好，则革命便表示恶化。
首都的工人与卫戍军，一分钟都不曾为那由人工加热的爱国主义潮浪所波及。只有尼夫斯基是爱国家的活动场。据士兵秦宁诺夫在其回忆录中说：“我们去到尼夫斯基，企图进行鼓动，反对进攻。有几个资产者用雨伞攻打我们，……我们拉住了这几个资产者，拖他们到营房里，……对他们说，明天他们就要被送上前线去。”这已是日益临近的内战爆发的象征：七月事变在日渐临近了。
6月21日，彼得格勒的机关枪团在一个大会上决议：“将来只当战争具有革命性质时，我们才派队伍上前线。”……对于那解散的威吓，该团答复道：“本团将不顾一切，解散临时政府以及其他拥护政府的各团体。”我们又听到威吓声调了，它比布尔什维克派的鼓动要走得远得多。
革命《编年史》在6月23日项下注着：“第二军团所辖部队，已占领敌方第一及第二条壕堑。”……并排又写着：“巴兰诺夫斯基厂（有六千工人）改选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有三个布尔什维克被选，代替原来的三个社会革命党人。”
待到月底边，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面目已大为改变了。诚然，6月20日，苏维埃曾通过了决议，向进攻的军队致敬。但是以怎样的多数通过了那个决议呢？——四百七十二票对二百七十一票，还有三十九票弃权。这是一种全新的力量对比，我们以前还不曾遇见过的。布尔什维克派连同孟什维克派及社会革命党人中的某些左派，已共占了苏维埃中的五分之二。这意思是说：工厂与军营中反对进攻的人，占有无可争论的大多数。
6月24日，维包格区苏维埃通过了一个决议，其中每个字都像重锤似的打击着人：“我们……反对临时政府的冒险，它为了旧时的强盗条约，正领导着进攻，……此种进攻政策之全部责任，应由临时政府及拥护政府之孟什维克党与社会革命党负担。”二月革命后被推进了后院的维包格区，现在很自信地走上前列来了。维包格区苏维埃已完全为布尔什维克派所支配。
现在，一切都视进攻的命运而定，即视战壕中士兵的态度而定。那些该去实行进攻的人，会因进攻而受到何种意识上的变化呢？他们不能克制地渴望着和平。但统治者在某种限度内，至少在一部分士兵中，并且十分暂时地，却正是把这个渴望，转变成进攻的心愿哩。
革命后，士兵渴望新政府能尽速签订和约，在未订和约之前，他们准备保持阵线。但和平并不曾到来。士兵们转而企图与德奥士兵联欢，这行动一部分系在布尔什维克派的影响之下，而主要则在寻找走向和平的自己之道。但从各方面开始了一种迫害，反对与敌方士兵联欢。此外又发见德国兵还远不曾对自己官长表示不服从。联欢既不能导成和平，这运动便猛然停止了。
此时前线事实上是停着战。德国人乘机将军队大量调赴西线。俄国士兵们亲眼看见敌人的战壕是如何地空虚了，机关枪怎样给拿掉了，大炮又如何被运走了。士气上准备进攻的计划，就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的。士兵们被人有系统地灌输这种思想：敌人已完全减弱了，他们没有力量，美国从西边压迫它，我们只叫在这一边给一个小小的推动，敌人战线就会崩溃，我们就可以得到和平。统治者从来不曾有一小时相信过这种鬼话。不过他们指望着：只叫军队一插手于战争机器，它就再不能拔去战争了。
一部分士兵，既不能由临时政府的外交，或由联欢之法，达到目的，他们无疑就倾向于第三条道路：给予推动，使战争完全塌台。由前线回来的代表之一，在苏维埃大会上，正是这般地转告了士兵们的心情的：“现在我们之前是德国人的空虚的前线，那里现在已没有大炮，假使我们去打倒了敌人，那我们就临近了我们所想望的和平。”
开始敌人确实似乎是非常弱的，他们只是退避，不愿接战，虽然那时进攻者也并不能打仗。但敌人不是崩溃，而只是在重新集合与集中力量。等到俄国兵向前深入二三十公里之后，马上就明白了真相，——过去几年经验已很足够使他们明白——原来敌人是在新的巩固的阵地上等候着他们。到这地步，事情就立刻清楚了：假使士兵们曾答应为和平而给一推动，那他们是绝对不想战争的。他们被暴力，道德压力，以及欺骗（这是主要的）这三者的联合力量拉进了战争，现在便以更大的愤慨向后退转。
俄国的世界大战史家，查衣昂奇可夫斯基将军说道：“俄国军队开了一阵炮——这阵炮火就威力说是俄国方面从未前见的——差不多没有损失就占领了敌阵，但不想再向前进了。士兵们开始不断地逃亡，整个部队退出阵地。”
一个乌克兰的领袖，陶乐欣科，以前曾任临时政府驻加利西亚特派员，告诉我们关于俄国攻占喀利奇与卡鲁希二城的情形道：“在卡鲁希，立刻对当地居民，完全对乌克兰人与犹太人，施行可怕的虐杀，——他们并不触犯波兰人。某个于此道有经验的人在领导着虐杀运动，他那指挥的手，特别指点着当地乌克兰人的文化教育机关。”虐杀运动中参加着“军队中最优秀的，最不受革命诱坏的”那些部队，这些部队是小心选出来作进攻之用的。不过在这次事业中最露了脸的乃是那些进攻的指挥者，旧时沙皇的军官们，那些虐杀运动之有经验的组织者。
7月9日，第十一军团各委员会与全体特派员打电话给政府道：“7月6日开始的德军对第十一军团阵线所采取的攻势，正在酿成一种不测之祸，……军事情绪，最近才因少数人的英勇努力而推进了的，发生了激剧的与致命的改变。进攻的突发力，很快就竭尽了。大多数部队陷于日益瓦解之境。关于威权与服从，现在是连谈都谈不到了，劝告与说服业已失去力量，——劝说的答复是威吓，有时甚至是枪杀。”
西南前线司令，获得特派员与各委员会的同意，下令枪毙逃兵。
7月12日，西线司令邓尼金回到自己的司令部来，“神情沮丧，清楚地意识到最后奇迹……的一线希望，是完全毁灭了”。
士兵们不愿打仗。有些部队占领了敌方战壕，力量被削弱了，请后方军队前来接替，这些军队回答道：“你们干吗去进攻的？谁带你们上去的？现在得终止战争，不是要进攻。”西伯利亚第一军军长——算是最好的指挥官之一——报告当夜色来临时，士兵们如何开始成群结队地，甚至整营整营地，遗弃了未受攻击的第一线而去的情形。“我懂得，我们军官是无力改变士兵群众的原始心理的，我痛苦地，痛苦地哭泣了许久。”
有一营，甚至拒绝把关于夺取喀利奇的传单抛掷给敌人，除非能找到一个士兵，能把德文稿子翻译成俄文念给他们先听一听。这事实表示出士兵群众对指挥官不信任的全部力量，他们不仅不相信旧军官，连新的，即二月革命后的军官都不信任。百年来的侮弄与暴行，像火山一般呈现出来了。士兵们自觉到又受了欺骗。进攻不是走向和平，而是走向战争。士兵们不愿战争。他们是对的。躲藏在后方的爱国家，诬蔑与咒骂士兵为贪生怕死之徒。但士兵们是对的。他们依正确的民族本性而行动，这本性又为一种意识所反射曲折，——这意识是属于那些被压迫、被欺骗、被虐待的人的，这些人因革命希望而昂扬，又被投落在血秽的草料之中了。士兵们是对的。继续战争，不能给俄国民众以其他东西，——除了新的牺牲，屈辱，灾难；不能给以其他东西，——除了国内外奴役的增强。
1917年的爱国派报章——不仅立宪民主党的，而且是社会主义派的——都不倦地把逃兵与懦夫的俄国士兵，与法国大革命中的英勇兵营相对比。这对比不仅证明出他们之不懂得革命过程的辩证法，而且也证明出他们之全然昧于历史。
法国革命中与帝国时代那些杰出战士的行为，开始——而且始终——好像是一些纪律破坏者，败坏组织者；米留可夫也许会说：好像是一些布尔什维克吧。未来的达伏（Davout）元帅，在1789－1790年间，以达伏副官的资格，曾穷数月之力，摧毁了哀斯定（Hesdin）卫戍军中的“常态”纪律，驱逐了全体司令长官。1790年6、7月之前，全军瓦解的过程，法国各地都在发生着。文生团（Vincennes regiment）士兵强迫自己的官长和他们一起进膳。舰队里驱逐了长官。有二十团军队，用各种暴行来对付他们的军官。在南雪（Nancy），三团士兵把他们的最高长官锁在狱里。从1790年起，法国革命诸领袖曾不倦地反复说着军队中的过火行动：“执行政权的机关是有罪的，因为它不把那些仇视革命的军官撤职。”密拉博（Mirabeau）与罗伯斯比尔两人都发言赞成解散老的军官团，这是很有意思的。前者想藉此更快建立起坚强纪律。后者则想解除反革命的武装。可是两人都懂得：老的军队是不能存在了。
诚然，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不同，它发生于战争时期，但从这里你完全得不到一个出乎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法则的例外来。长期的与不幸的战争条件，反而只能加速与加剧军队之革命解体过程。民主派不幸的与罪恶的进攻，完成了这一过程。现在士兵已一无例外地说道：“血是流够了！假使我们连性命都将送掉，那要自由跟土地干吗？”当开明的和平主义者企图以纯理性主义的论据来取消战争时，他们是简单可笑的。但当武装的群众自己，把反战的理智论据应用到运动中时，那就是说，战争是非完结不可了。
[1] 俄文Voskresenie有“星期日”及“复活”二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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