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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 | |
什么东西构成了两重政权的本质？我们不得不停下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因为对这问题的解释，我们在历史文献中是从不曾遇见的。然而两重政权却是社会危机的一个特殊情形，它决不仅为1917年俄国革命所特有，虽然在这次革命中，它叫人认识得最清楚。
相冲突的阶级老是在社会中存在着，而失去了政权的阶级，必然要努力在某种限度内，使国家的方针偏向到有利于自己这一面。但这完全不是说：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阶级统治着社会。政治机构的性质，乃直接决定于被压迫阶级对统治阶级的关系。单一政权是每一政制稳定的必需条件。当统治阶级能把自己的经济与政治形式，强使全社会当作唯一可能形式来接受之时，这个单一政权是能够维持的。
德国地主与资产阶级之同时执政——无论是霍亨索伦皇朝或共和国形式——并非两重政权，不管两个参政者之间的冲突有时如何激烈；因为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共同的，他们的冲突并无使国家机关分裂之虞。两重政权的制度只能从不可调和的阶级冲突中发生，因此，它只能发生于革命时期，且成为革命时期许多基本因素之一。
革命的政治机动，在于政权之由一阶级转入另一阶级。暴力的变革，由于性质使然，通常总在短期间内完成。但是没有一个历史阶级，能在一夜间，即令是革命之后，突然由从属地位一跃而为统治阶级的。它得在革命前夜，就已对正式的统治阶级采取了很独立的态度；此外，它得把不满现状而不能起独立作用的中间阶级与中间阶层的希望，集中在自己手里。一次革命之历史准备，在革命前期便造成了这样的一种局势：这时负有实行新社会制度使命的那一阶级，还未成为国家主人，事实上却已掌握了国家权力之很大部分，至于国家的正式机关，则仍留在旧主人之手。这便是一切革命之起始发源的两重政权。
但这不是它唯一的形态。如果一个新的阶级，被一次为它所不欲的革命推上了政权，而它在本质上原是一个历史上出生已晚的老阶级；如果它在正式登基之前便已经衰老；如果当它走上政权时，遇到了颇为成熟且想染指政权的敌人，——那时政治革命便造成另一种的，有时是更不稳定的两重政权的平衡，来替代那种不稳定的平衡。革命或反革命在某一个新阶段上的任务，都在于克服两重政权的“无政府状态”。
两重政权不仅不以等半均分政权或以政权之一般形式的平衡为前提，而且一般说来，它根本就排除着此种可能。这不是一个宪法制定的事实，而是革命的事实。它表示着这样的意思：社会平衡的破坏，业已分裂了国家的上层建筑。两重政权发生在这种地方，即在那里敌对的阶级已经依靠着本质上不能共处的政府组织，——一个是残存的，另一个则正在形成，——他们在国家的统治方面，逐步都在互相排挤着。在这个情形之下，战斗着的每一阶级所获得的政权量，决定于力量之相互关系与斗争的进程。
这样的情形由于本质使然，不能稳定。社会需要政权集中，它以统治阶级为代表，或在某种场合，以两个半统治阶级作代表，不可遏制地追求着集中。政权分裂，只预告着内战的来临。不过，在竞争的阶级与政党尚未决定从事内战之前，尤其在这样的情形中：假使他们害怕，第三种力量的干预，那他们能在相当长的期间，不得不容忍，甚至仿佛还批准着两重政权的制度。虽然如此，这制度不可避免地要爆裂的。内战给两重政权以最明显的、恰正是地域上的表现：每一政权都创立一个巩固的的操演场，为争取其余的地区而斗争，这地区由于交战的两个政权之轮番侵入，老是忍受着两重政权，直至两者之一最后确立了为止。
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唯其因为是一次彻底震撼全国的大革命，所以是各种两重政权制度的显明的交替，它在内战形式中，激剧地由一种制度转变成另一种制度。
起初是资产阶级及与之相接近的乡村贵族层反对王权，后者依靠着特权阶级或此等阶级的上层——贵族与主教。资产阶级政府是以伦敦城为靠山的长老会派的国会。这两种制度的长期斗争，最后解决于公开的内战。伦敦与牛津，这两个政府的中心，创立了各自的军队。这次两重政权是依地域形成的，虽然和往常内战中的情形一样，地域的界限极不稳定。国会胜利了。国王被俘，期待着自己命运之被决。
这仿佛已替长老会派资产阶级创造了单一政权的条件。然而在王权未被摧毁之前，国会的军队已转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它的队伍里集中着教会独立派（Independentres）、虔诚的与坚决的小资产者、手工业者与农民。这支军队有力地干涉社会生活，它不仅以武装力量的资格，像古罗马禁卫军一般，更是以一个反对富饶的资产阶级的新阶级的政治代表资格干涉着。与这资格相符，军队便创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机关，权力高出于军事指挥者之上：这就是士兵与军官代表（“煽动家”）的会议。这样便踏上了两重政权的新时代：由长老会派的国会与教会独立派的军队所形成的。两重政权导入了公开的冲突。资产阶级用它自己的军队来对抗克伦威尔的“模范军队”，即武装平民，表现得毫无力量。冲突结果，藉助于教会独立派的剑，予长老会派的国会以一次肃清。国会只留下了尾闾，建立了克伦威尔的专政。军队的下层，在革命的极左派——社会平等派（Levllers）——的领导之下，企图以自己真正平民的政制来反对军事领袖——这些军队中贵族——的统治。但新的两重政权未能发展，因为社会平等派，这些下层小资产阶级，还没有，而且也不能有自己的历史道路。克伦威尔很快对付了反对者。在许多年内确立了一个新的、但很不稳定的政治平衡。
在法国大革命中，立宪会议第三等级的上层是它的脊椎——把政权集中在自己手里，但不完全取消国王的特权。立宪会议时期乃是针锋相对的两重政权时期，它以国王之逃往瓦伦而告终，形式上则仅以共和国之建立而后才得消灭。
第一次制定的法国宪法（1791年），以立法行政两权完全独立这一神话为根据，实际上它隐瞒了或者曾企图隐瞒着人民，使他们看不到真实的两重政权：一方面是民众夺取巴士底狱以来掩护在国民会议中的资产阶级；另方面则是旧的王朝，它依赖着贵族，僧侣，官僚与军人的上层，当然还希望着外国的干涉。在这自相矛盾的制度中，种下了它必然破裂的因。要找寻出路，那或者是借欧洲反动之力来消灭资产阶级的代表制，或者就把国王与王政一同送上断头台。巴黎与考勃伦次[1]非较一较力量不可。
事情还没闹到战争与断头台的地步之前，舞台上已出现了巴黎公社，它以第三等级的城市下层为支持，愈加勇敢地与资产阶级民族的正式代表争权。新的两重政权开始形成，1790年便初露端倪。当时，大中资产阶级在行政官署与市政机关的地位相当巩固。社会等级的地窖坟穴内的低贱阶层，自下而上地努力冲入禁地——上流社会的大人物们决定民族命运的禁地，好一幅令人震惊的画卷！难怪统治者后来对此炮制了成山的污蔑之词。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习于践踏的那方人群底座，似乎有了生气：一望无际的人堆冒出许多头颅，长满老茧的大手伸向天空，传出了嘶哑但勇敢的呼喊！巴黎各区——革命的私生子——有了各自的生活。他们得到官方承认——没法不承认！——并改组成部（Sections）。它们不断冲垮官设障碍，从下层获得新鲜血液，无视统治者的禁令，它们让无权者，穷人和平民参加自己的队伍。同时，乡村市政机关成了农民暴动打倒资产阶级法律的掩护者，那法律仍在维护封建主的财产。就这样，第二等级的下面，第三等级崛起了。
巴黎各部最初与公社对立，后者那时还被可敬的资产阶级霸占着。在1792年8月10日的勇敢暴动中，各部统治了公社。从那时起，革命公社反对立法会议，后来又反对国民会议，这两者都跟不上革命的进程，不能解决它的任务，它们只登记了事件，但并不干这些事件，因为它们没有那个新阶级（它崛起于巴黎各区下层，且在最落后的乡村找到了支持）的精力、勇气、与一致。正如当初各部之控制公社一样，公社也用一次新的暴动，控制了国民会议。这些阶段的每一次，均以极显明的两重政权为其特点，它的两翼都拼命想建立一个单一与有力的政权，右翼用的是防守之法，左翼则采取了进攻战术。革命与反革命双方，都同样要求实行独裁，因这要求是从两重政权的不堪忍受的矛盾中发生出来的。从两重政权的一种形态转入另一种形态，系由内战来实现。这时革命的大阶段，即政权之移转于新阶级或新阶层完全与代表机关之嬗递不相符合，后者跟着革命的动力向前行进，仿佛是落在后面的革命影子。归根结蒂，无裤党的独裁自然与国民会议的独裁是合流了的，但同怎样的国民会议呢？同那用恐怖手段肃清了昨天还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吉伦特党的国民会议合流。它现在业已缩小，适应着新社会力量的统治了。法国革命这样经历了两重政权的几个阶段。在四年间，上升到了顶点。从热月九日起，它又经历着几个两重政权的阶段，开始往下降落。每次下降，又是以内战开头，正和它以前随同着每个上升步骤一样。新社会就以这样的方式在寻找着自己的力量之新的平衡。
一方面与拉斯布丁的官僚派斗争，同时又与之合作的俄国资产阶级，在大战时期已大大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它利用了沙皇制度的失败，藉助于乡村协会，城市协会，以及军事工业委员会，将大权集中于自己之手。它已能独立处置庞大的国家资源，所以实质上说，资产阶级已拥有一个并列的政府。当大战时，沙皇的大臣们老是抱怨李沃夫亲王供给军队以给养、食物与医药，甚至替士兵们开理发店。“必须不让他这样干，或者交给他全部政权”，克里伏兴大臣在1915年就说过这样的话。他决不曾想到在一年半之后，李沃夫亲王竟会得到“全部政权”，不过它不是从沙皇手里，而是从克伦斯基，齐赫泽与苏汉诺夫手里得来罢了。但在接受政权之次日，却发见了一个新的两重政权：在自由派昨天的半政府——今天在形式上已经合法化——之旁，崛起了一个非正式的，但是更真实的劳动群众的政府，它采取着苏维埃的形式。从那一时刻起，俄国革命开始生长成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了。
但是二月革命之两重政权的特点在哪里呢？在十七与十八世纪的历次大事变中，两重政权每次都是斗争的一个自然阶段，是一种临时的力量之相互关系强迫斗争的参加者接受的，而斗争的每一边则都努力要用各自的单一政权来代替两重政权。可是在1917年革命中，我们却看见官方的民主派怎样自觉与有意地造成了两重政权，竭力避免政权之转入于他们之手。初初看来，两重政权的形成仿佛不是各阶级为政权斗争的结果，而是一阶级自愿将政权“让与”另一阶级的结果。唯其俄国“民主派”努力要在两重政权中求得出路，它便于自己退出政权这一方法中求得之。正是这一点，我们称之为二月革命的离奇现象。
某些类似之点，也可以在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对王朝的行为中找出来。不过这种类似并不完全。德国资产阶级固然很想以任何代价和王朝在妥协的基础上平分政权，但资产阶级并未掌握全部政权，而且也绝不想把它统统让给王朝。“普鲁士资产阶级名义上拥有政权，它一分钟都不怀疑：旧政府的各种力量会无保留地置于它的管辖之下，且会自行变成资产阶级全权之忠贞的信奉者。”（马克思与恩格斯语）1917年的俄国民主派从暴动那一瞬起便占有了全部政权，他们非但要和资产阶级平分，而竟把全部国家给了后者。这，你如果愿意，那不妨说二十世纪最初一季中俄国的官方民主派，已比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的自由资产阶级政治上更堕落了。这是完全合乎历史法则的，因为它乃是这同一数十年中无产阶级生长的反面，如今无产阶级已取克伦威尔的手工业者与罗伯斯比尔的无裤党的地位而代之了。
如果把事情看得更深刻些，那末临时政府与执行委员会的两重政权具有纯粹反映性质。有权问鼎新政权的只能是无产阶级。妥协派既然不自信地依靠着工人与士兵，便不得不支持君王与先知这种复式簿记。自由派与民主派的两重政权，只反映着至今还隐藏着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两重政权罢了。当布尔什维克排挤了高踞于苏维埃上层的妥协派——这将在几月后发生，——那时隐藏的两重政权显露出来了，而这将是十月革命的前夜。在那以前，革命将生存于政治反映的世界中。两重政权本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阶段，但经过了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智折光镜之后，却变成一个有调节作用的思想了。正为此故，两重政权会成为理论讨论的中心。无论什么东西都会有点用处。二月革命两重政权的反映性质，让我们能更好地懂得历史中那些阶段，即当两重政权在两种制度的斗争中，以气血充沛的插话姿态而出现之时，这好比月亮那种反映的和无力的光，使我们能得出关于日光之重要结论来一样。
俄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在于俄国无产阶级比过去历次革命中的城市民众，在政治上更要成熟到不可测度。这特点最初促成了半幽灵式两重政权的离奇现象，后来则使真正两重政权的解决，不能有利于资产阶级。因为问题是这样地摆着：或者资产阶级将真正占有旧的国家机关，不过稍加修理以为己用，这时苏维埃便应完全消灭；或者苏维埃将成为一种新国家的基础，它不仅取消旧的国家机关，而且也取消此种机关的所服务的那些阶级的统治。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趋向于第一种解决法，布尔什维克则趋向于第二种。被压迫阶级，照马拉的话说，在过去并不具有知识，机巧与领导，能使他们业已开头的事业彻底完成；但在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中，他们却具备了这三种条件。所以布尔什维克胜利了。
在他们胜利之后一年，这同一问题，在不同的力量相互关系中，再度提出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方针要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取消苏维埃。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则趋向于苏维埃专政。胜利的是社会民主党人。希法亭与考次基在德国，麦克思·阿德勒在奥地利，都曾主张“结合”民主政治与苏维埃制度，要把工人苏维埃包含在宪法之中。这意思就是说要把潜在的或公开的内战，转变成一个国家制度中的构成部分。不能想像出一个比这更古怪的乌托邦了。在德国领土中，唯一可用以辩护这个乌托邦的，恐怕只有那个旧传统了吧：1848年符腾堡的民主派，要求一个以大公爵为首领的共和国。
至今还不曾充分加以估计的两重政权的现象，是否与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相矛盾呢？后者把政府看成为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这就等于问：在供求影响下的价格波动，是否与劳动价值说相矛盾？一只雌兽，为保护它的幼儿而自我牺牲，是否推翻了生存竞争的学说？不是的，在这些现象之中，我们只发见了同一些法则之更复杂的结合。如果国家是阶级统治的组织，而革命是统治阶级的更迭，那末政权从一阶级之手转入另一个阶级之手，就不得不造成国家之矛盾状态，这状态首先采取着两重政权的形式，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不是一个数学上的量，不能先行计算。当旧的制度失去了平衡，力量之新的相互关系只能让各个力量在斗争中互相较量获得结果，才能确立。而这便是革命。
此种理论研究，仿佛使我们离开了1917年的事变。其实它却领导我们直抵这些事变的中心。各政党与各阶级戏剧似的斗争，恰恰围绕在这个两重政权问题的周围。只有从理论的高峰上，才能把这个斗争以全面观察与正确了解。
[1] Koblenz在普鲁士，1791年法国贵族在阿多伯爵领导之下，群集于此，图借外力以推翻国内革命。——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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