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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 | |
暴动胜利了。但它把夺之于皇朝的政权交给谁呢？这里我们就转入了二月革命的中心问题：政权怎样地与为甚么落于自由派资产阶级之手？
国会方面与资产阶级“社会”并不看重那开始于2月23日的骚乱。自由派议员与爱国主义的记者们依旧聚集在客厅中，讨论着脱里斯脱[1]与阜姆[2]问题，并重新断定着俄国之必须拥有鞑靼尼尔海峡[3]。当解散国会的法令业已签署时，国会委员会还在急忙地讨论着以粮食事务交由市政自治机关处理这一个问题。在禁卫军各营暴动之前不到十二小时，斯拉夫族互助会还在和平地听着常年会的报告。代表中的一个回忆道：“只当我们开过了会，步行回家时，平素热闹的街道上某种可怕的静寂与空虚，才使我惊心。”可怕的空虚形成在旧统治阶级的周围，且已压抑着此等阶级之未来继承者的心。
到了26日，政府与自由派两方才明白了运动的严重性。在那一天，大臣们与国会议员之间进行着妥协谈判，关于这次谈判的内容，自由派后来始终不曾揭露。泼老讨包包夫在自己的陈述中说，国会联盟的领袖们依旧要求在得民望的人士中任命新大臣：“这办法也许能安抚人民。”但我们知道：革命的发展在26日酿成了某种停顿；这使政府在短期间自以为稳固些了。当罗将柯去见高利津，想劝他辞职之时，首相的答复便是指着桌上的文书夹，那里面放着解散国会的现成命令，有尼古拉的署名，只是没有日子。高利津便填上了日期。当革命的压力继长增高时，政府怎么敢决定这一步骤呢？对于这个问题，在统治的官僚中久已形成了一个坚定的观念。“不管我们是否跟着自由派同盟，但对于工人运动却总是一样。要对付这个运动，我们可以用其他方法，而直到如今，总是由内政部对付它的。”高连茂金早已在1915年的8月里就说过这样的话。另方面，官僚们也以为国会当被解散之时，它不敢采取任何勇敢步骤的。又还是在1915年的8月间，当讨论到解散那个不满的国会这个问题时，内务部大臣谢巴刀夫亲王说过：“国会那些家伙简直不敢表示直接的不服从。他们的大多数毕竟都是些胆小鬼，都在为自己的臭皮囊发抖。”亲王的话固然说得不很文雅，但归根结蒂却是对的。这样看来，官僚们跟自由主义的反对派从事斗争时，觉得自己的立场是十分稳固的。
27日早晨，为继长增高的事变所惊吓了的议员们，集开例会。大多数议员只在会场上才得知国会被解散。因为早一天还跟大臣们进行着和平的谈判，所以这消息格外觉得突兀。“不过虽然如此”，罗将柯骄傲地写道，“国会还是服从了法律，它仍旧希望能找到一条走出这样迷乱局势的道路，它没有通过主张议员不散与强行开会的任何决议。”议员们举行了一个私人谈话会，相互间承认着无力。温和的自由派雪洛特洛夫斯基，后来并非不怀幸灾乐祸之意地，回忆着：一个极左派的立宪民主党人尼克拉索夫——克伦斯基的未来同僚，提议“把全权交给一个孚民望的将军，建立军事独裁”。这时，没有参加这次国会私人会议的进步联盟的领袖们，正在进行实际的挽救之策。他们把米哈依尔大公召来了彼得格勒，请他实行独裁，“逼令”政府的僚属辞职，以直接电话要求沙皇“赐予”一个责任内阁。在这几小时内，第一批禁卫军的暴动业已开始，自由派的资产阶级却在尽它最后之力，想藉一个皇室独裁者之助，来平定暴动，同时，又要牺牲革命来与专制皇朝谋得妥协。“大公爵的犹豫”，罗将柯抱怨道，“以致坐失了良机。”
激进的知识分子对于它所想望的东西，是怎样地容易相信呀，这被那个无党派的社会主义者苏汉诺夫所证实了，他这时正开始在陶立特宫中起某种政治作用。他在自己那部浩瀚的回忆录中说道：“他们把那难忘之日的早晨数小时内的基本政治消息，告诉了我，解散国会的法令业已公布，国会的回答是拒绝散去，选举了一个临时委员会。”这几句话乃是一个几乎不离开陶立特宫与拼命找那些熟识的议员来唠叨的人写的。米留可夫继罗将柯之后，在他的革命史里决然地声明：“在几次热烈的演说之后，那里通过了一个决议：大家不要离开彼得格勒，但不是像传说所云：决定‘不要解散’国会这一个机关。”“不要解散”的意思就是说：即令已晚，也要保持发动权。“不要离开”的意思则是说：洗干净手，等着，看事变的进程转入哪一边。不过苏汉诺夫的轻信自有它足以解嘲的情形。说国会采取了革命的决议，不服从沙皇法令，这谣言很快由国会的记者们放进了他们的《消息公报》；因总罢工之故，这是当时唯一的出版物。因为暴动在当天便获得了胜利，议员们绝不愿急忙地改正这个错误，好让自己的左派朋友们保持着幻想：只当他们亡命国外之时，才来弄清真相。这段插话仿佛是次要的，但充满了意义。国会在2月27日所起的革命作用，完全是一个神话，它的产生，乃由于那因革命而欢欣、又为它所惊吓的激进知识分子的轻信，他们不信任群众有彻底完成事业的能力，渴望能尽快依赖着那操有选举权的资产阶级。
在那些隶属于国会多数派的议员们的回忆录中，幸而还保存着关于国会如何遭遇革命的故事。据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孟塞列夫亲王的记载说：在27日晨集会的许多议员中，没有一个主席团中人，没有一个政党的右派的首领，没有一个进步联盟的头目；因为这些人已经知道了解散国会与暴动的消息，所以宁愿在尽可能长久的时间不要出头露面。显然正是在这同一时候，他们和米哈依尔进行了关于独裁的谈判。孟塞列夫说：“普遍的惊慌与迷惘笼罩了国会。甚至兴高采烈的谈话都停止了，而代之以叹息与简短的对答，有如：‘竟来了’，之类，或公然表示对于自己身家的恐惧。”这样便是比别人叹息得更响的一个最驯良的议员说的话。已经是下午两时了，那时领袖们才觉得非出临国会不可，于是主席团的书记带了一个更无根据的喜讯来：“乱事不久就要平定，因已采取了办法。”所谓办法，许是指那关于独裁的谈判而言的。但是国会垂头丧气，它希望进步联盟的领袖们能说一句解决问题的话。米留可夫声明道：“我们现在不能对这问题采取任何决定，因为乱事的规模我们还不明白，究竟当地军队、工人与社会团体的大多数站在哪一边，也不曾清楚。我们得搜集关于所有这一切的确实情报，到那时还来得及讨论局势，而现在还太早。”在2月27日下午两点钟，自由派竟还以为“太早！”“搜集情报”，意思就是说洗干净手，且等斗争的结果。但是米留可夫还不曾完结他的演说，——我们可以顺便说一下，他之开始讲话就为的要一无结论，——克伦斯基便极度兴奋地奔进了会场，就说大批人民与士兵群众正向陶立特宫前来，想要求国会掌握政权！……激进派议员确切地知道广大民众所要求的是什么。事实上，首先要求国会掌握政权的，是克伦斯基自己，而国会在精神上却还希望镇压暴动。克伦斯基的通知引起了“普遍的迷惘与不知所措的神情”。不过当他尚未讲完之时，国会的当差便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打断了他的话，说士兵的先行部队已经来到，卫兵队把他们拦阻在宫门口，队长仿佛已受重伤。一分钟后，发现士兵们已经进宫了。后来的事情，在许多演说与文章中说到：士兵们前来向国会致敬，并对它宣誓效忠。不过现在一切都陷于致命的狼狈。水淹到他们的脖子边了。领袖们在交头接耳地密谈。认为必须获得喘息的犹豫时间。罗将柯于是急忙把别人告诉他的一个提议提出来，主张组织临时委员会。只听见赞成的叫喊。不过大家都想尽快地溜走，已没有表决的时间了。不比别人害怕得差些的议长，便提议把委员会的成立事宜，交由长者会办理。会场中残留着的不多几人，又发出一声赞成的叫喊。那时大多数议员早已溜之大吉，这样就是被沙皇解散的国会对于暴动胜利的第一个反应。
这时，在同一个宫里，在一个比较得不富丽些的部分中，革命已创立了另一个机关。革命的领导者毋需发明这个组织。1905年苏维埃[4]的经验，永远铭镌在工人们的意识中。在每一次运动的高潮期间，即使在战争时期，苏维埃的思想也几乎是自动地复活转来。虽然对于苏维埃作用的了解，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间有深刻的不同——社会革命党人一般地对它没有固定的估计——但对于组织形式的本身，却是没有争论的。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孟什维克派们，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委员们，在陶立特宫中遇到了工会运动与合作运动的领袖们，右派的领袖们，以及孟什维克的国会议员齐赫泽与史高倍列夫，马上就组织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这在全日的过程中，主要是以过去的革命者，即与群众失去了联系而保持革命者“名义”的人来充数。成分中也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执行委员会，号召工人们立刻选举代表。第一次会议定于晚上在陶立特宫中举行。它实际举行于九点钟，核准了执行委员会的人员，又补充以一切社会主义政党的正式代表。不过首都得胜无产阶级的第一次代表会的意义，完全不在这里。在会议上，有暴动各团的代表的参加，他们前来表示贺意。他们中也有十分粗野的士兵，仿佛被暴动震撼了，舌头的运转还不灵活。但恰恰是他们找到了适当的字眼，为任何其他的演说者所不能找到的。这是革命中最动人的情景之一，它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感觉到觉醒群众之不可计数，任务的艰巨，自己胜利的骄傲，以及想到明天而感觉到欢乐的忧闷，因为明天应该比今天还要美满。革命还不曾具有礼节，街道还在烟火之中，群众还不曾学会新歌，会议进行得没有秩序，没有边际，像是洪水泛滥的江河，苏维埃在它本身的热情中喘不过气来。革命已经是强有力了，但还是像孩子那般天真。
在这第一次会议上，决定将卫戍军与工人联合在工人与士兵代表的苏维埃中。谁首先提出这个决议的？它定然是从多方面，更确实些说，是从一切方面发生出来的，是那天决定了革命命运的那个工兵亲善的回声。不过我们不得不指明一点，据希里亚泼尼高夫说，社会爱国主义者最初反对军队的之牵入政治。苏维埃以执行委员会为代表，从发生的时候起便开始以政权的方式行动起来。它选任了一个临时粮食委员会，要它替一般地暴动者与卫戍军设法获得粮食，它与自己并列着，组织了一个临时革命参谋部，——那几天一切都称为临时的，——关于这，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了。为要把财政资源从旧政权的官吏手中拿过来，苏维埃决定立即以革命哨兵占据国家银行，国库，造币厂与国家证券贮备处。在群众的压力之下，苏维埃的任务与作用不断地增大着。革命获得了自己无疑的中心。从今以后，工人，士兵，很快还有农民，都只向着苏维埃：它在他们的眼中变成一切希望与一切力量的集中点，成为革命本身的化身。但是占有阶级的代表们也将到苏维埃中——虽然是咬牙切齿地——去寻求保障，指示，与请求解决冲突。
不过，早在胜利的头几小时，当革命的新政权以神话式的速度与不可抵御的力量在奠定基础之时，几个领导苏维埃的社会主义者们，就已惊恐地向四周找寻着真正的“主人”。他们认为政权应该转入资产阶级之手，那是理所当然的。这里就系着新制度之一个主要的政治的结：绳子的一端通至工人士兵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室，另一端则通至资产阶级政党的中央机关。
下午三时，当首都的胜利业已完全决定之时，长者会会议选举了一个“国会议员临时委员会”，其中所包括的人物，除进步联盟所属各党之外，还有齐赫泽与克伦斯基。齐赫泽拒绝，克伦斯基表示动摇。这个委员会名称小心地表示着：它并不是国会的一个公的机关，而是国会议员的一个私的机关。进步联盟的领袖们所彻底思索了的，只有一个问题：怎样避免责任，别让自己束住了手。委员会的任务以谨慎的两可语气规定着：“恢复秩序，与各机关及各个人发生联系。”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些先生们到底想恢复何种秩序，也没有一个字提到他们想跟何种机关发生联系。他们现在还不敢公开染指于熊皮的分赃：因为它如果还不曾打死而只受了重伤，那将如何是好？只到了27日晚间十一时，那时，据米留可夫承认，“革命运动的整个规模业已弄清，临时委员会才决定采取进一步的办法，将那落自政府之手的政权拿在自己手里。”在不知不觉中，这个新机关便由国会议员的委员会变成为国会本身的委员会了。因为要保持国家与法理的继承关系，没有比欺诈更好的方法了。然而米留可夫却对最重要的一点默而不言：即在那天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业已在临时委员会中出席，且坚决要求这委员会掌握政权。这个友谊的推动是有效力的。后来米留可夫用这样的话来解释国会委员会的决定：那时政府仿佛已准备派遣效忠的军队来镇压暴动者，“而在首都街道中，情形已达到真实战斗的地步”。事实上呢，政府已没有任何军队，暴动早已整个地成为过去了。罗将柯后来写道：假使拒绝政权，“则国会的人会被逮捕，全体会给暴动的士兵杀死，而政权会立即转入布尔什维克之手”。这当然是一种荒唐的夸张，完全符合于那位可尊敬的宫内大臣的精神的。但它正确地反映着国会的自身感觉，它之接受那托付给它的政权，有如一椿政治的强奸事件。
在这样的情绪中，要采取一个决定是不容易的。特别动摇得厉害的是罗将柯，他问别人道：“这将成为什么——是叛逆呢，不是叛逆？”皇党议员苏尔根（据他自己的报告）回答他道：“这一点都不是叛逆。你以忠臣的资格拿了政权吧……假使大臣中有逃跑的，就应找人来代替他们……也许会有两种结局：一切都平静下去——主上任命新政府，那我们就把政权还给他。假使不平静下去，那我们如果不拿政权，别人会拿它，那些在工厂里已经选出某些痞子的人……”对于那些反动绅士们对工人所发的下流的漫骂，我们用不着生气，因为革命已经牢牢踏住这些大人先生们的尾巴。寓意很清楚：假使皇朝胜利，我们便跟它一起；如果革命胜利，那就拼命抢夺它。
会议延长得很久。民主派的领袖们在焦躁中等待着决定。最后，米留可夫从罗将柯的房间里出来。带着庄严的神情。米留可夫走到苏维埃代表团那里声明道：“已经决定了，我们掌握政权。”……苏汉诺夫狂欢地回忆道：“我没有问究竟他的所谓‘我们’指的是谁，我不再多问。不过我真所谓全身心地感觉到一种新局势。我觉得那几小时内完全受自然力作弄在疾风中震荡着这只革命之舟，扯起风蓬来了，它在可怕的浪涛与颠簸中，得到了运动的稳定与规律。”这是一种多么浮夸的方式，散文式地承认着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奴属呀！而这又是一个多么致命的政治前瞻的错误呀！因为把政权交给自由主义者，不仅不会使国家这只舟楫平稳，反而从那一天起，它就成为革命无力、最大混乱、群众痛苦、前线崩溃、以及将来内战极度惨酷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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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你只回顾既往，看到过去的几个世纪，那末政权之转入于资产阶级之手这一个事实，仿佛是颇为正常的：在过去所有的革命中，在巷战的障碍物上作战的是工人，学徒，以及参加到他们这边来的士兵；而打窗子上注视着巷战的殷实的资产阶级，却于事后拿取了政权。但1917年的二月革命则与过去历次革命不同，它具有无可比拟的更高的社会性质与革命阶级之更高的政治水准，它的暴动者对自由资产阶级保持一种仇视的不信态度，因此，它一经胜利，便发生了一个革命政权的新机关——苏维埃，它依靠着群众的武装力量。在这些条件之下，政权竟转入于孤立的与没有武装的资产阶级之手，那是需要解释的。
首先我们得更亲切地观察一下革命结果所形成的力量的相互关系。是不是苏维埃中的民主派，受客观环境的逼迫而将政权让给大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自己并不这样想。我们已经见到了，它非但没有希望从革命中取得政权，而是相反的，它在革命中预见到一个危害自己整个社会地位的致命危险。罗将柯写道：“各个温和派政党不仅不希望革命，简直是害怕革命。特别是那个人民自由党（立宪民主党），因它站在各温和的政派的左翼，所以比其他任何派别具有更多的与全国革命政党接触的机会，它比其他任何派别更担心那日益逼近的灾难。”1905年的经验太深刻地告诉了自由派，工农胜利能给资产阶级的危险，不会比给专制皇朝的危险为小。二月暴动的进程，仿佛只证实了这个预见。不管那几天革命群众的政治思想在许多方面是怎样地没有定形，但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间的分水线，却总是不可调和地划下了的。
接近自由派人士的大学讲师史丹开维奇，是进步联盟的朋友而不是它的敌人，他用如下的特点来形容自由派人士（他们不曾能阻住这次革命）在革命次日的情绪：“形式上，他们庆祝革命，赞美革命，对那些争自由的战士大喊‘万岁’！缀上红色的带子，而且举了红旗游行……但在他们心中，在私人谈话中——他们却害怕着，颤抖着，并觉得自己成了某些在陌生路上行走的敌对的自然暴力的俘虏。永远不会忘记的是罗将柯这个肥胖的大人与尊贵人物的样子，当他在陶立特宫的走廊上，打衣服散乱的士兵群众中穿过去时，虽然保持着崇高庄严的态度，但他苍白的脸上却凝结着一种极度痛苦与失望的表情。表面上是说：‘士兵前来拥护国会与政府斗争’，而事实上，国会从最初一天就被取消了。同样的表情，可以在国会临时委员会全体委员，以及他们四周那些人的脸上找到。据说进步联盟的代表们，陷于无可奈何的绝望的歇斯底里中，在各人的家里哭泣。”这个生动的证词比其他对于力量相互关系之社会学的研究，还要有价值得多。根据罗将柯自己讲的故事，他见到了下述情形，因无力的愤怒而发抖：有一些不认识的士兵，“不知奉了谁的命令”，逮捕了旧制度的官吏，带他们到国会来。这位宫内大臣对这些人表示出某种像典狱长的神情，他和他们之间自然是有不同的，但他们总还是他自己一类人。罗将柯为士兵们的“专断行为”所激动，他便邀请被捕的雪克洛维托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可是士兵们却断然拒绝把这可恨的大臣交给他。“当我企图显出一点权威时”，罗将柯说，“士兵们围住了那个俘虏，且还带着一种极挑衅式的与无礼的表情，把他们的步枪指向我，这以后，绝无借口，就将雪格洛维托夫带到不知哪里去了。”难道还能比这更明显地证实史丹开维奇的话，即军队仿佛来援助国会，而实际上却取消了它——这句话吗？
政权从第一小时起就操于苏维埃之手，关于这一层，国会中人比其他任何人更不容保持幻想。十月党议员雪特洛夫斯基，进步联盟的领袖之一，回忆道：“苏维埃夺取了一切邮电机关，彼得格勒所有的火车站，所有的印刷所，以致不得到它的允许，人们就不能拍发一个电报，不能离开彼得格勒，也不能印刷一张布告。”对于这个关于力量相互关系的毫不含糊的说明，我们只叫把它弄得明确一点就好了：苏维埃之“夺取”电报局，铁道，印刷所等，这意思是说：在这些机关中服务的工人与职员，除苏维埃外，不愿听命于其他任何机关罢了。
雪特洛夫斯基的抱怨，最好不过地被一个小事件所证明了。它发生于苏维埃与国会双方领袖进行政权谈判的最高点时。他们的联席会议，给泼斯可夫发来的一个紧急电讯打断了。正在该地的沙皇，当他在铁道上流浪了一趟之后，召罗将柯去直接通话。国会的全权议长声明道：他独自个儿不能上电报局去。——“让工人与士兵的代表诸君给我一个卫队，或者同我一快去，不然我会在那边电报局里被捕。——可不是吗？你们有力量，有政权”，他激昂地接着说，“你们当然能够逮捕我的……也许会逮捕我们全体，我们不知道！”……这事发生于3月1日，即当以罗将柯为首的临时委员会“拿取”政权后不到两昼夜的时候！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那末自由派究竟怎样走上政权的呢？既然他们害怕革命，反对革命，企图镇压革命，而完成革命的又是仇视他们的群众，并且从暴动中发生的工人与士兵的苏维埃，以那样的坚决与勇气而为局势之天然的与公认的主人，那末是谁，以及怎样地，使他们有权在革命之后组织政府呢？
现在让我们来听听另一方面，那些交出了政权者的话。苏汉诺夫关于二月间那几日写道：“人民不向着国会，对它不感兴趣，也不想在政治或在技术上把它当作运动的中心。”这个承认，因为出之于那个不久就要倾全力以政权交给国会委员会的人之口，所以格外出色。关于3月1日的谈判，苏汉诺夫往后说道：“米留可夫完全懂得：要不要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政府，执行委员会具有决定的充分权力。”还能比这表示得更决绝吗？还有比这更清楚的政治局势吗？然而不管如此，苏汉诺夫完全违反着局势与自己的估计，马上声明道：“起来代替沙皇制度的政权，只应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方针。否则暴动就要失败，革命就要灭亡。”没有罗将柯——革命就要灭亡！
活生生的社会力量相互关系问题，此地代之以先天性的公式与条件性的名词，这就是知识分子教条主义的实质。不过后面我们将要看到：这种教条主义绝对不是柏拉图式[5]的，它完全起着真实的政治作用，虽然是蒙住了眼睛的。
我们之引用苏汉诺夫的话，并不是偶然的。在第一个时期，执行委员会的灵魂不是它的主席齐赫泽，这个诚实而褊狭的乡僻人；而正是苏汉诺夫，这个一般说来最不适于领导革命的人。这个半民粹派半马克思主义者，与其说是政治家，毋宁说是有良心的观察者；与其说是革命家，毋宁说是记者；与其说是记者，倒毋宁说是空谈家，他只当革命观念还不须付诸实行的时候，才能保持它。大战中是一个消极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的第一天起，他就决定要尽可能迅速地把政权与战争掷给资产阶级。谈到理论，即是说，如果不是由于能力，则至少由于需要非把事情弄出个端倪不可之时，他是高出于当时执行委员会中的所有委员的。不过他的主要力量，总还在于他能把那乌合的但仍然是一类的兄弟们的有机特点，翻译成教条的言语，这些特点是：自己力量的不信，在群众面前的恐惧，与对资产阶级的恭敬。列宁称苏汉诺夫为小资产阶级的最好代表之一。这在那些用以称呼他的名字中，算是最恭维的一个了。
不过在这里，决不要忘记我们所说的小资产阶级，首先一方面是对新的资本主义式的小资产阶级，对工厂商店与银行的雇员，对资产阶级的官吏，另方面是对工人官僚而言的，这些人就是新的中等阶层，就是用了这个阶层的名义，那个并非无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施坦，在上世纪之末修改了马克思的革命观念。为要回答工农革命怎样把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这一个问题，必须在政治的链子上引起中间的一环：苏汉诺夫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新中等阶层的新闻记者与政治家。他们教导群众说：资产阶级是敌人；但他们自己最怕群众从这个敌人的指挥之下解脱出来。革命性质与由它产生的政权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要用横隔在革命群众与资产阶级间的新小资产阶级这个中壁的性质来解释的。在革命事变继续发展的进程中，新型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作用将彻底暴露在我们之前。现在则仅以这寥寥数语为限。
在暴动中，直接参加的是革命阶级的少数，但这个少数的力量，却在于多方面对它的支持，或至少对它的同情。在敌人的炮火之下，那积极的与战斗的少数，不得不把它最革命与最能自我牺牲的分子推向前去。所以在二月斗争中如果工人布尔什维克站在前列，原因是自然的。但自胜利之时起，当革命开始它政治的凝固作用时，情形就不同了。等到要选举胜利革命的组织与机关时，那就必须号召与引入比拿武器斗争的人广大到无数倍的群众。这不仅一般的民主机关，例如市政局与“地方自治会议”，或后来的立宪会议是如此，就像工人代表苏维埃那样的阶级机关，也是如此。当直接与沙皇制度搏斗时，最大多数工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与无党派的——拥护着布尔什维克。但只有极少数工人才懂得布尔什维克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间有什么不同。同时，全体工人在自己与资产阶级机关之间，划上了一道严格的界线。这事实决定了胜利后的政治形势。工人们选举社会主义者，即是选举那些不仅反对皇朝而又反对资产阶级的人。在这时，他们差不多没有在三个社会主义政党之间加以区别。但因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拥有无比大的知识分子的干部，他们从各方面来归附他们，这样便顷刻间获得了一个庞大的鼓动家的员额，所以选举，甚至工厂与作坊中的选举，也使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得到了极大优势。
觉醒起来的军队，以无可测度的更大力量，也在这同一方向加以推动。在暴动的第五日，彼得格勒的卫戍军出来拥护工人。胜利后，他们被号召去选举苏维埃。士兵们轻信地选举了那些赞成革命、反对皇党军官、且能把这个意思说出来的人：这样的人就是志愿军，书吏，医兵，战时知识分子出身的军官，军队中的小官，即就是那个“新中等阶层”的下层。所有这些人，从三月间起，差不多全体都参加入了社会革命党，这党由于思想上的无定形，是最能适合他们中介的社会地位与他们的政治褊狭性的。这样一来，卫戍军的代表们，便显得比士兵大众要温和得多，而且资产阶级气得多。可是士兵们却不能意识到这个区别，还得有以后几月的经验，才能暴露出这个区别。工人们则从自己这方面努力要同士兵们尽可能地结合得紧密一点，以便巩固用鲜血得来的同盟，与更坚实地把革命武装起来。但因代表军队说话的主要是些半生半熟的社会革命党人，那末在群众眼中，就不能不提高这一党，同时也提高它的同盟者——孟什维克的威望了。这样便形成两个妥协派政党在苏维埃中的优势。甚至在维包格区的苏维埃中，领导作用在第一时期也属于工人孟什维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当时布尔什维克主义还只在革命深处默默地沸腾着。至于正式的布尔什维克呢，则甚至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也只占无足轻重的少数，并且他们对于自己任务，还不很明白规定的。
这样便形成了二月革命的离奇现象。政权——操在民主的社会主义者之手。他们并不是偶然间夺取了它的，例如用布朗基式的袭击；不是的，它是由胜利的民众公开付托给他们的。这些群众不仅不肯信赖与支持资产阶级，而且还视他们与贵族和官僚无别。他们把武器只交给苏维埃处置。然而那样容易便做了苏维埃领袖的社会主义者，心里唯一顾虑的问题却是：那在政治上孤立、被群众仇视、与彻底的敌对革命的资产阶级，究竟同不同意从他们的手里拿取政权？必须以任何代价来获得它的同意。因为资产阶级显然不能放弃资产阶级的政纲，那末我们“社会主义者”应该放弃我们的政纲：即关于皇朝，战争，土地，都不能说话，——只叫资产阶级肯接受政权这份礼物。完成了这个工作之后，“社会主义者”仿佛跟自己开玩笑，而继续只称资产阶级为阶级敌人。这样地，在礼拜仪式中，完成了傲慢的渎圣行为。阶级斗争如果进行到底，那就是夺取政权的斗争。革命的基本特点，在于它能进行阶级斗争到底，革命也就是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然而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所操心地却不是要把政权从那所谓阶级敌人（他们没有政权，且凭他们自己的力量也夺不到政权）那里夺过来，而是相反的，要用任何代价把政权托付给他们。难道这还不是离奇现象吗？更叫人觉得惊奇的，就是那时还不曾有1918年德国革命的经验，而且人类还不曾见过那由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新中等阶层”所完成的，规模更大与更加成功的同一类型的手术。
妥协派如何解释自己的行为呢？有一个理由是教条性的：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所以社会主义者不应该为政权所污——让资产阶级自己去替政权负责吧。这理由听起来仿佛很不妥协的。实际上呢，小资产阶级是用这种虚幻的不妥协性来掩盖自己在财富、教育、法定资格诸力量之前的屈服。大资产阶级对政权所享有的权利，小资产阶级承认它是与力量的相互关系无关的一种天经地义。在根本上，这也就是使小商人与教员们在火车站或戏院中，一见罗斯切尔德家（Rothschild）[6]的金融巨子便恭恭敬敬向两边退开，以便让他过去的那个本能式的动作。教条式的论据，只能以补偿那种自觉渺小的意识。那是已经在两个月之后了，当明白了资产阶级以本身力量绝不能保持那让给它的政权之时，妥协派便不难抛弃了自己“社会主义的”偏见，参加了混合内阁。他们的参加，并非要从那里挤掉资产阶级，相反地，为要援救它。并不是违反资产阶级的意志，相反地，乃是遵照了它的提议，这提议的口气简直像命令：资产阶级向民主派恫吓着，如果他们不参加，便要把政权抛落在他们头上了。
主张拒绝政权的第二个理由，具有更加实际的形式，但在本质并不较为郑重。已为我们熟知的苏汉诺夫，把俄国民主势力的“散漫性”特别提出道：“那时在民主派的手里，毫无巩固的与有势力的组织——无论政党的，工会的或市政的”，这简直在讲笑话！代表苏维埃发言的社会主义者，竟会在这里一句都不谈到工人与士兵的代表苏维埃，而事实上幸亏有1905年的传统，苏维埃却像从地底下发生出来，且在顷刻之间，便比一切后来想和它竞争的其他组织（市政局，合作社，一部分工会）都更要有力到不可比拟。至于讲到农民，这个本性散漫的阶级，则因得力于战争及革命之助，组织得为从来所未有：战争把农民集合成军队，而革命则予军队以政治性质！不下于八百万的农民联合在步兵与骑兵的队伍中，他们立即建立了自己的代表机关，而经过这机关，可以在任何时机用电话叫他们行动起来。这和“散漫性”有相似之点吗？
固然，人们可以这样说：当解决政权问题时，民主派还不晓得它是否能取得前线军队的拥护。我们将不提出这个问题，即：人们是否有丝毫理由害怕或希望那已为战争耗竭了精力的前线军队，还会拥护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只在最近三两天内，正当妥协派在幕后准备资产阶级政府的时候，整个问题便完全解决了。苏汉诺夫承认：“等到3月3日，革命已顺利地完成了。”但不管全体军队之归附苏维埃，苏维埃的领袖们却用全力来推开政权：政权集中在他们的手里愈完全，他们就愈怕政权。
可是究竟为什么呢？民主派“社会主义者”既然直接依赖着这样的人群，历史上任何民主派所不曾拥有过的那种群众，而且那群众又具有很大经验，有纪律的与武装的，组织在苏维埃中的，那末这个强有力的、仿佛是不能摧毁的民主势力，怎样能害怕政权呢？这个表面上难解的谜，应该用这一点来解释的，就是民主派并不相信自己本身的支持，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对它的信赖是巩固的，并且最恐惧的是“无政府”，就是深怕拿取了政权，自己会跟政权一起成为那所谓无拘束的盲目力量的玩具。换一句话说：民主派觉得在革命高涨时期，它的天职不在于作民众的领导者，而是作资产阶级的左翼，成为资产阶级伸入群众里去的一个触角。它自称，甚至还自以为是社会主义的，为的要不仅对群众，而又对自己掩盖着自己的真实作用：因为没有这种自我陶醉，它便不能起这个作用。二月革命之基本的离奇现象，就是这样解释的。
3月1日晚上，执行委员会的代表齐赫泽，史铁克洛夫，苏汉诺夫等出席国会委员会的会议，为要讨论苏维埃拥护新政府的条件。民主派的政纲完全抛弃了关于战争，共和国，土地，八小时工作制这些问题，而只归结到一个唯一的要求：予左派政党以鼓动的自由。这真可作全人类万古千秋清廉的表率了：全权在握，对别人操有鼓动自由之予夺全权的社会主义者，将政权转交给自己的“阶级敌人”而附有一个条件：后者许给他们以……鼓动的自由。罗将柯怕上电报局去，对齐赫泽与苏汉诺夫说：“你们有政权，你们能把我们所有的人逮捕起来。”齐赫泽与苏汉诺夫回答他道：“你拿政权去吧，不过，不要为了宣传而逮捕我们。”谁如果研究那几天妥协派与自由派的谈判，以及一般发生于陶立特宫左右翼之间的故事，那他就会觉得这是在那演着民众历史剧的伟大舞台上，一个乡下戏班的优伶们，利用着空台角与休息期间，在出演着低级的化装歌舞喜剧。
不过资产阶级的领袖们，我们得给他们说句公道话，那是一点也不曾料想到会有这种情形的。假使他们估计到革命领袖能有这样的政策，那他们多半不会那样害怕革命了。诚然，他们也许算到过这种情形，但那时他们早已跟革命领袖处在一起了。苏汉诺夫还是怕资产阶级会不愿拿取政权，与不答允他所提出的条件，他便提出一个可怕的最后通牒道：“除我们之外，谁都不能抑制那个盲目力量……出路只有一条：答允我们的条件。”换句话说：接受这政纲吧，这是你们的政纲；为了这，我们答允替你们镇压那些给我们以政权的群众。这些可怜的自然力的制服者啊！
米留可夫是惊奇了。苏汉诺夫回忆道：“他连想都没有想掩饰自己的满意与惊喜。”当苏维埃的代表们为了加重意义起见，又说他们的条件是“最后的”之时，米留可夫甚至感动得用这样的话来奖励他们：“是的，听了你们的话，使我想起从1905年以来，我们的工人运动有了多么大的进步”，……霍享索伦皇朝外交界的善良的鳄鱼们，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也用这样的腔调和乌克兰议会的代表们谈话的；那些鳄鱼们刚在吞食他们之前，先恭维他们熟练的政治家风度。如果苏维埃的民主派不曾为资产阶级所吞食了，那末这一点并不是苏汉诺夫的功劳，也不是米留可夫的过错。
资产阶级在民众的背后取得了政权。它在劳动群众中没有任何支持。不过与政权一起，它却间接地获得了某种像支持那样的东西：被群众抬起来的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已用自己的名义给资产阶级以一张信任状。这举动如果在形式民主政治的横断面上来观察，那我们便得到一幅两级选举的图画，在这选举中，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在技术上是起着中间一环的作用，即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复选人。如果由政治上观察这个问题，那就得说，妥协派出卖了群众对他们的信任，招那些反对自己选民的人来执政。最后，倘由更深刻的社会的观点来看，问题就是如此：在平时情况中表示得异常自大自满的各个小资产阶级政党，则被革命推上了政权，便为自身的破产所骇住，赶紧要把船上的舵转交给资本的代表。在这一屈服之中，一下子暴露出来新中间阶层之可怕的动摇及其对资产阶级之卑屈的从属。当他们意识到或仅仅感觉到他们手中的政权反正不能长期保持，不久总要让给右边或左边时，民主派便决定：与其明天让给无产阶级的极端派代表，倒不如今天便把它让给了殷实的自由派。不过即使我们这样来解释妥协派的作用，不管它如何受着社会条件的决定，但仍不能洗去他们对群众所犯的叛逆之罪。
工人与士兵对社会主义者表示信任之后，却出乎意外地，发现自己在政治上给褫夺了权利。他们迷惘了，惊愕了，但一下子找不到出路。他们自己选出的人，从上而下地，用许多理由说得他们震耳欲聋，对于这些理由，他们没有现成答案，但这些理由违反着他们全部的感情与愿望。群众的革命倾向早已在二月革命时，就完全与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妥协倾向不相符合。无产阶级与农民之投票赞成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并非因为他们是妥协派而是因为他们是沙皇、地主与资本家的反对者。可是投票赞成了他们之后，他们却在自身与自己的目的之间，筑起了一道隔墙。现在他们假使要想前进，已不能不和他们一手造成的隔墙冲突，且不得不推倒它了。这个情形，就是由二月革命发现出来的包含于阶级关系中的可惊天动地的Qui pro quo。（意为“认贼作父”——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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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主要的离奇现象上，立刻又附属着一个补充的离奇现象。自由派只在这个条件之下，即：皇朝同意从他们的手里领受政权，他们才同意从社会主义者的手里拿取政权。
当古契柯夫与我们熟知的皇党中人苏尔根到泼斯可夫去救护朝廷之时，君主立宪制问题成为陶立特宫中两委员会间的谈判中心。米留可夫说服那些将政权送入他掌握的民主派道，现在罗曼诺夫家人已不能为害了，尼古拉自然得废除，但由米哈依尔摄政的皇子阿来克先衣却完全能保证国家的福利：“一个是病孩，另一个是十足愚蠢的人。”我们还得加引自由派皇党雪特洛夫斯基对这沙皇候补人的批评：“米哈依尔·亚历山大洛维奇用尽他的一切方法来避免干预任何国事，完全从事于赛马之戏。”令人惊奇的一个介绍词，如果它能重述于大众之前，那就特别好了。当路易十六逃往发棱之后，丹东在雅可宾俱乐部中宣称：一个人的智力既然薄弱，他就不能做国王。而俄国自由派则相反，他们认为皇帝的无知，可作立宪制度的最好装饰品。虽然这是一个随便找来的理由，用以迎合左派蠢材的心理的，但即令对他们说，也还是太粗鲁了。广大范围内的自由派的俗子们，总觉得米哈依尔是一个“英国崇拜者”，究竟这是就赛马或国会制而言，那是模模糊糊的。不过重要的，一定要有一个“习惯的政权象征”，否则人民就会想像到无政府状态的来临了。
民主派倾听着，客气地表示惊异，并企图劝说他们……宣布共和国吗？不，只是不要预先决定问题就好。执行委员会所提条件的第三点说：“临时政府不应先行采取任何步骤，预定将来的政府形式。”米留可夫在君主制问题上提出了最后通牒。民主派失望了。但这里他们却得到群众的帮忙。在陶立特宫的会议上，绝无一人，不仅工人中，便是士兵中也绝无一人愿有沙皇，任何方法都不能把沙皇强加在他们的头上。虽然如此，米留可夫却还想逆流而泳，想越过左派同盟者的头顶来拯救皇位与朝廷。在自己的《革命史》中他小心地指出：在3月2日的黄昏边，因他宣布米哈依尔摄政所引起的骚扰，“大大增强了”。罗将柯更加煊染地描写着自由派帝制阴谋在群众中引起的影响。古契柯夫带了尼古拉逊位于米哈依尔的诏书，刚从泼斯可夫来，依从工人的请求，由车站到铁路工厂去，讲述经过情形，他并且宣读逊位诏书，最后高呼：“皇帝米哈依尔万岁！”所得的结果是意外的。据罗将柯讲，演说者立即为工人所捕，甚至仿佛恫吓着要将他枪毙。“在附近一团的哨兵队的帮助之下，才好容易把他放了出来。”罗将柯跟往常一样，总有点儿夸张，但他叙述的主要点还是对的。国家既这样激烈地呕出了皇朝，再也不能把它灌进人民的喉咙里去了。革命的群众连新沙皇这个思想都不许它存在！
在这样的情势之前，临时委员会的委员们便一个个远离了米哈依尔——不是最后地，而是“等到立宪会议”，到那时再瞧，只有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拥护帝制到底，且仍旧以这一个问题作为他们参加内阁的条件。怎样办呢？民主派以为没有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便不能成立资产阶级政府，而没有资产阶级政府则不能拯救革命。争论与劝说进行得无有休止。在3月3日的早晨会议上，必须“劝大公爵逊位”——可见已把他当作沙皇了！——这一意见，仿佛已在临时委员会中得到胜利。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尼古拉索夫连逊位的计划都拟好了。但因米留可夫坚不让步，故再经一番热烈讨论，最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双方把自己的意见说明于大公爵之前，说明后就不再争辩，让大公爵自行决定。”这样“十足愚蠢的人”，（那个被暴动推翻了的哥哥，甚至违反了朝廷旧制度而企图把皇座传给他的，）突然竟成为革命国家国体问题的最高仲裁者了。不管它是多么地叫人难信，但关于国家命运却总发生了一个赌赛过程。为要煸动大公爵割舍马厩而取皇位，米留可夫向他保证道：在彼得格勒之外调集军事力量来保护他的主权，是完全可能的，换句话说，米留可夫从社会主义者的手里尚未完全取得政权，便已提出帝制政变的计划了。在听完了赞成与反对的演说（反对的并不少）之后，大公爵请求给他一个考虑时间。米哈依尔邀请罗将柯到另一房中，直截地问他：新的执政者只保证他的皇冠呢？还是连他的头也保证在内？那位独一无二的宫内大臣回答道：他只能答允皇帝在必要之时，同殉社稷。这完全不能满足那个皇位候补者的期望。与罗将柯拥抱后，米哈依尔·罗曼诺夫出来会见那班等待着他的议员们，他“颇为坚决地”声明：拒绝接受大家向他提出的崇高而冒险的责任。克伦斯基在这几次谈判中是民主良心的化身，当时听到了这一声明，便从椅子上跳起来，说道：“公爵殿下，您是一个好人！”并且发誓，今后他将到处去声明这一点。米留可夫冷酷地批评道：“克伦斯基的感激之词，与刚才决议的散文不很和谐。”不能不同意这个批评。在这曲幕间剧的台词中，实在没有感激的余地。上面我们把那时的史实，比之以古典舞台角落里的一曲滑稽小歌剧，现在这比喻又得补充以如下的说明：那舞台系用屏风隔成两半，一面演的是革命者恳请自由派挽救革命，另一面是自由派切求皇朝挽救自由主义。
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们真正给弄糊涂了，为什么像米留可夫那样有教养的与远见的人，竟能为了旧皇朝而如此固执，甚至给他的政权如果不连同罗曼诺夫这个附加物，那他还准备不接受哩。不过米留可夫的君主主义却既非教条式的，又非浪漫性的；相反，它是从过度受惊的有产者的赤裸计算中发生的。在它的赤裸性中，也就存在着它无望的弱点。诚然，历史学家的米留可夫可以引证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领袖——密拉博的例子，他当年也曾努力要把革命与国王调和。根本上，那时也由于有产者害怕失去自己产业，因为用君主制来掩护产业，跟君主制用教会来掩护自己一样，比较谨慎得多。但在1789年，法国国王权力的传统，还得到全民承认，更不必说四围欧洲各国之尽属君主制了。保存着国王，法国资产阶级还与人民站在共同的基地上，至少在这个意义上说，即利用人民的成见来反对人民。1917年，俄国的情形则完全相反。因世界上好些国家中君主制的破灭，俄国皇朝本身，在1905年便已毁坏得不可修理了。1月9日之后，加邦神父曾咒诅沙皇及其“龙裔”。1905年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公开站在共和国的基础上。皇朝本身从来信赖的，与资产阶级用以掩饰其君主主义的那种农民的君主感情，干脆就表示出它并不存在。后来，始自科尔尼洛夫的崛起的军事反革命，虽然是虚伪地，但是更明白地与沙皇权力相决绝：民间帝制的根源竟存留得这样少。不过就是这次1905年革命，一方面予皇朝以致命的创伤，另一方面却永远斩绝了“先进”资产阶级不稳固的共和倾向。这两个过程互相矛盾，互相补充。从二月革命最初几小时起，资产阶级既有了沉溺之感，便抓住了浮着的稻草。它之所以要有皇朝，并非因为这是它和人民的共信；相反的，资产阶级除了戴冕的幽灵之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反对人民的所信了。俄国“教养阶级”并非以合理国家的宣扬者资格，而是以中世纪制度的保护者资格，出现于革命舞台，他们既在民间与自身中都没有支持，便到自己的上面去寻找它。如果人家给阿基默德以一个支点，他便要转动地球。而米留可夫则相反，他寻找支点，为的要保持地主的土地于不变[7]。这时，他觉得自己更接近于那最能吃苦耐劳的沙皇军官与正教教会的各级僧侣，而远于赤手空拳的民主派了，他们除了设法赢得自由派的同情之外，别无用心。没有力量摧毁革命，米留可夫便坚决地要用狡计来战胜它。他准备咽下好多东西：士兵的公民自由，民主的市政机关，立宪会议，但有一个条件：给他一个皇朝形式的阿基默德的支点。他打算逐渐地，一步一步地，把皇朝变为军官、革新的官僚、教会王公、有产者、以及一切不满革命者团结的轴心，开始只是“象征”，渐渐地，适应着群众对革命所表示的疲倦程度，将它造成一个能拘束群众的真实的君主的羁轭。只要能拖延时间就好！立宪民主党另一首领纳博科夫，后来解释，假使米哈依尔答允登位，那末怎样一个重大的优先权获得了呢：“战时召开立宪会议这个要命的问题定该取消了。”我们必须记住这几句话，因为在2月与10月之间，为立宪会议召集期而进行的斗争具有重大意义，并且立宪民主党人坚决否认自己有意拖延全民代表会的召集，但事实上却固执地实行着延宕政策。唉，他们只能凭自己的力量来延宕了，君主的掩护，他们终于不曾得到。米哈依尔脱逃之后，米留可夫连稻草都抓不到一茎了。
[1] Trieste, 意大利东北部港市。－C.R
[2] Fiume, 南斯拉夫西北部港市。－C.R
[3] Dardanelles, 在土尔其欧亚两部分之间,连接马尔马拉海与爱琴海。－C.R
[4] 苏维埃，俄语中代表会议、委员会的音译。工人代表苏维埃首次在俄国1905年革命中出现，其中以彼得堡苏维埃最为著名。在1905年10月全俄政治总罢工的背景下，彼得堡各工厂工人为了联合，以工厂为基本单位选举代表（500名工人选派一名代表。小企业工人组成跨厂选举，派遣联合代表。选民有权在任何时候罢免他们的代表。）成立苏维埃，代表了彼得堡大部分工厂、作坊、工会。工人群众通过苏维埃自我组织起来，开展政治罢工和示威，武装工人，实际上成为“萌芽中”的工人政府。1905年12月彼得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被沙皇政府逮捕。－C.R
[5] 柏拉图哲学认为理念形式是绝对的和永恒的实在，而世界中实在的现象却是不完美的和暂时的反映。著者在本书中多处使用“柏拉图式”或“柏拉图主义”，大都是讽刺那种悬空的，没有产生实际效果的理念、空话。－C.R
[6] 一个极有钱的犹太家族，世开银行，起家于德国法兰克福，分行设于伦敦，巴黎等大城市。——译者。
[7] 俄文“地球”和“土地”是同一个字。——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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