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十月起义

　　适合革命的自然—历史分析是如此自然而然地做出来了，以至于其中有一些变成了惯用的比喻：“火山爆发”、“新社会分娩”、“沸点”……在这里，直观就能把握的辩证法规律，也就是事物发展的逻辑隐藏在貌似单纯的文学形式之下了。
　　整体上看，革命与进化的关系，就是武装起义与革命自身的关系，都归结为一个临界点。到那时，累积起来的量变就会突然转化为质变。但是起义自身也不是同质的和不可分割的行动：它内部也有自己的临界点，自己内部的危机与高潮。
　　“沸点”之前的短暂时期，也就是起义的前夜，无论政治上还是理论上都是极其重要的。物理学告诉我们，如果均衡的加热过程暂时停止，那么液体在一段时间里会保持恒定的温度，只有在补充了热量以后才会沸腾起来。在这里一句常用的成语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它表达的意思是爆炸之前凝集起来的假平静，即“暴风雨之前的平静”。
　　到彼得格勒大多数工人和士兵无条件转到布尔什维克一边时，好像达到了沸腾的温度。正是在这个时刻，列宁指出了马上举行起义的必要性。可是令人吃惊的是，起义还缺点什么。工人尤其是士兵还须吸收某些额外的革命能量。
　　群众的言论与行动之间没有矛盾，然而要言论转化为行动——哪怕是转化为罢工，更不要说转化为起义——难免要引起内部的争论，以及微观层面上分化重组：有些人继续前进，另一些人势必往后退。在自己最初的步骤中，国内战争的普遍特征是十分犹豫。两个阵营好像陷进了相同的民族土壤里，不能摆脱自己那拥有中间阶层和具有妥协主义情绪的外围。
　　基层的暴风雨之前的平静在上层就是极其严重的耽误。在相对和平的阶段——革命也有自己的和平阶段，如同战争也有自己的平静日子一样——形成的机关和部门，甚至在最老练的政党内部，也显得不适应或者不完全适应起义任务。因此在最紧要的关头，一定程度的变动和改组就成为在所难免的了。远不是所有投票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真正怀有武装起义是当前迫切任务的想法。为了把苏维埃变成起义的机关，需要以最小的震荡把他们领上新的道路。在危机已经成熟的条件下，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几个月，甚至要不了几个星期。然而恰恰就在最后几天，最危险的莫过于乱了方寸，比苏维埃所准备的提前几天下令跳跃，因而在自己的队伍中引起混乱，使党哪怕是脱离苏维埃24小时。
　　列宁多次指出，群众比党左得多，就如党比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左得多一样。从整体上看，这是适合革命的，也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即使在这些相互关系中，也存在着自己内部的剧烈摇摆。在4月、6月尤其是7月，工人和士兵很不耐烦地推动党走上了采取坚决行动的道路。七月失败以后，群众变得谨慎起来了。而且，他们像以前一样想要来一次革命。可是遭受了严重挫折以后，又强烈担心新的失败。在7—9三个月期间，党日复一日地劝阻工人和士兵不要上街；相反，科尔尼洛夫分子千方百计诱使他们上街。最后几个月的政治经验，不仅使领导者而且使被领导者有力地加强了制动中心。宣传鼓动不断取得的成功养成了观望情绪的惯性。对于群众来说，采用新的政治方针是不够的：他们需要心理上的改变。革命政党发出的号令跟形势发出的号令越是一致，起义吸收的群众也就越广泛。
　　从起义的政治准备过渡到技术准备，这个困难问题以不同形式出现在全国各地，然而其实质又是相同的。穆拉洛夫介绍说，在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军事组织里面，必须夺取政权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除了通过夺取政权这个决定之外，没有就如何进行具体解决问题的尝试做出决定”。没有抓住最后的连接环节。
　　在彼得格勒处于以调走卫戍部队为标志的那些日于里，莫斯科却处在不间断的罢工气氛中。根据工厂委员会的倡议，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拟订了一份计划：通过法令来解决经济方面的冲突。预备步骤花去了不少时间。直到10月23日，莫斯科苏维埃才通过“一号革命法令”：规定自即日起未经工厂委员会的同意，不得招收和解雇工厂里的工人和职员。这意味着苏维埃开始作为国家机关开展活动。按照提议人的意图，来自政府方面不可避免的反抗势必会让群众更紧密地团结在苏维埃周围，并且会导致公开的冲突。这一意图没有经过检验，因为彼得格勒的革命为莫斯科（就如为全国其他所有地方一样）提供了更加绝对得多的支持起义的理由：必须立即支持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府。
　　进攻者一方几乎总是注意让自己看起来像是防守者一方。革命政党也很注意合法的掩护。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即将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实际上是革命的代表大会）当时是毫无争议的代表者，即便不是拥有全部主权，那么至少也是拥有整整一半主权的代表者。在这里，事情涉及的是两个政权的一方反对另一方的起义。
　　在诉诸作为政权根源的苏维埃的同时，军事革命委员会事先就已指控临时政府正准备蓄意侵害苏维埃。这个指控是局势发展的结果。既然临时政府不想未经战斗就投降，那么它也就不会不准备。然而，这样做本身就使它落入反对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最高机关的指控之中。在反对定将推翻克伦斯基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斗争中，临时政府就是在把手伸向了克伦斯基赖以获得权力的源泉。
　　认为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与人民无关的法律细节是愚蠢的错误；相反，革命的基本事实正是以这种形式体现在群众的意识中。必须把这个非常有利的纽带利用到底。革命的领导层要给士兵不愿意从兵营走向战壕的天然本性赋予重大的政治目的，动员卫戍部队来保卫苏维埃代表大会，绝不让有关起义日期这类问题束缚自己的手脚。日期乃至钟点的选择取决于冲突的后续发展过程。灵活处置的自由属于比较强大的一方。
　　“先战胜克伦斯基，然后再召开代表大会吧！”（《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76—277页）担心起义会被宪法游戏偷换掉的列宁一再指出这一点。列宁显然还来不及去评价插入起义准备工作和改变其总体性质的一个新因素，即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与临时政府之间的严重冲突。如果苏维埃代表大会务必要解决政权问题，如果临时政府为了不让代表大会成为政权机关而企图分割卫戍部队，如果没有等到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卫戍部队就拒绝服从临时政府，那么这不就是实质上意味着起义不再等候苏维埃代表大会便开始了吗？尽管是在后者的权威掩护下开始的。因此，政治上把起义的准备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截然分开是不对的。
　　最好是能通过十月革命与二月革命的比较来理解十月革命的特殊性。进行这种比较时，无须像在其他场合那样，要假定一系列条件是相同的，因为它们事实上是相同的。在两个场合，事变涉及的都是彼得格勒，都是同一个战斗场所，同样的几个社会集团，同一个无产阶级和同一个卫戍部队。两种情况下的胜利都是大多数后备团队转到工人一边而取得的。但是在这两种基本的共同之点范围内，又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啊！8个月内两次彼得格勒革命在历史上互为补充，它们自身反差强烈的特征似乎是事先预设好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起义的总体本质的。
　　世人把二月起义称为自发性的。对这个定义，我们在本书适当的地方已经做过一切必要的限制。不过2月时谁也没有事先指示过革命的道路，谁也没有就革命的问题在工厂和兵营举行过投票。上层也没有谁号召举行起义，这一切无论如何都是确凿无疑的。好多年期间积聚起来的愤恨情绪突然向外爆发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连群众自己也没有料到。
　　10月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在8个月期间，群众度过的是紧张的政治生活。他们不仅制造了各种事件，而且学会了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每一次行动过后，他们都能批判地权衡其后果。苏维埃代议制成了人民政治生活的日常机构。既然罢工问题、街头示威问题以及把各团调往前线的何题都交由投票来决定，那么群众怎么能拒绝由自己做主来解决起义问题呢？
　　可是，从二月革命的这个无比宝贵的、实质上又是唯一的成就中产生了新的困难。不把问题正式提交给苏维埃，也就是不把起义的任务当作公开讨论的题目（而且讨论是在敌方阵营代表的参加下进行的），就不能号召群众以苏维埃的名义去战斗。建立特殊的、尽可能伪装起来的苏维埃机关对于起义而言毫无疑问是必需的。可是这也需要经过具有各种优点的和各种误事毛病的民主途径。10月9日通过的关于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决定直到20日才最终得到执行。然而主要的困难还不在这里。利用在苏维埃拥有的多数来建立由清一色布尔什维克组成的委员会，无疑将引起无党派人士的不满，更不用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某些无政府主义者了。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中的布尔什维克服从了本党的决定，尽管不是完全没有阻力。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要求无党派人士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服从纪律。由他们来做出在确定日期举行起义这样一个主观臆断的决定是不可思议的，就是把这个问题本身摆到他们面前也是极不谨慎的。结果通过军事革命委员会这个中介环节便可以把群众吸引到起义中来，同时使形势变得逐日紧张起来，使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
　　在这种情况下，直接以党的名义号召起义不是更简单些吗？这种形式行动的巨大优势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它的弊病大概也更加明显。在那些党理所当然打算依靠的千百万人当中，有必要把他们分成三个层次：一个是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跟布尔什维克走的层次；另一个是人数最多的层次，他们之所以支持布尔什维克，是因为后者通过苏维埃采取行动。第三个是跟苏维埃走的层次，而不管布尔什维克在其中已经占了统治地位。
　　这三个层次的区分不仅依据政治水平，而且在相当大程度上依据社会成分。跟着作为政党的布尔什维克走的首先是产业工人，其中走在最前列的是世世代代的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因为布尔什维克有合法的苏维埃外衣，才跟他们走的人包括大多数士兵。不管或者说不顾苏维埃已由布尔什维克把持而仍然跟苏维埃走的人还有最保守的工人阶层，以及害怕脱离落后群众的前孟什维克与前社会革命党人；还包括军队里比较保守的部分，直到哥萨克；还有摆脱了社会革命党领导而又紧紧抓住其左翼的农民。
　　把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跟它所领导的苏维埃的力量等量齐观那是明显错误的：后者要比前者大许多倍。但是没有前者，后者就会变得软弱无力。这里没有任何秘密的东西，党和苏维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从布尔什维主义巨大的政治影响与狭小的组织圈子在革命时代难免互不适应的情况下产生的。正确运用杠杆使人的双手有可能撬起重量超过其生命力量所能搬动的物体很多倍的物体。但是没有人的双手，杠杆比死木杆子也强不了多少。
　　在9月底举行的莫斯科地区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一位代表报告称：在叶戈尔耶夫斯克，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党组织自身却是弱小的，处于无人照看的境地，既没有进行正常的登记，也没人交纳党费。”影响与组织之间的不相称虽然并非到处都如此突出，但也是普遍现象。广大群众了解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苏维埃的组织。在群众看来，9—10月间两者终于汇合在一起了。人民所期待的也正是苏维埃将要指出的：什么时候以及怎样实现布尔什维克的纲领。
　　党自身也在这种氛围中对群众进行了系统敎育。当基辅流传正在准备起义的传闻之际，布尔什维克执行委员会马上出面予以驳斥：“没有苏维埃的号召，无论什么样的武装暴动都必定不会发生……没有苏维埃号召，就没有任何行动！”10月18日，托洛茨基在驳斥仿佛已经规定于22日发动起义的流言时说道：“苏维埃作为选举产生的机构……不可能有工人和士兵不知道的决定……”由实践每日反复强调和不断强化的这类公式逐步深入到了血肉之中。
　　根据别尔津准尉的转述，在10月举行的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会议上，有代表指出：“很难说军队会不会响应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的号召而出动，不过大家也许会响应苏维埃的号召而出动。”其实早在9月，莫斯科卫戍部队就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投票支持布尔什维克。在10月16日彼得格勒举行的会议上，博基代表党的委员会做报告说，在莫斯科区，“军队将遵照苏维埃的命令，而不是党的命令出动”；在涅瓦区，“大家都跟苏维埃走”。沃洛达尔斯基旋即用下面这段话概括评价了彼得格勒的情绪：“普遍的印象是谁也不急于要上街，但是一旦有苏维埃的命令，大家都会出来的。”奥莉加·拉维奇则进行了更正：“有些人表示也会遵照党的命令行事。”在18日举行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会议上，有一些代表报告说，他们所在的团在等候苏维埃下令行动；谁也没有提到党，尽管许多部队为首的是布尔什维克。只有用苏维埃的纪律把同情者、动摇者以及半敌对分子约束起来，才可以在兵营里保持一致。掷弹兵团甚至宣布，只有遵照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命令，它才会行动。在估计群众的情绪时，宣传员和组织员每一次都会分清苏维埃和党之间的区别。这一事实本身的确证明，从号召起义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
　　绍费尔·米特列维奇讲述过这样一件事，在没有通过有利于起义决定的载重汽车排，布尔什维克提出了一个折中建议：“我们既不拥护布尔什维克，也不拥护孟什维克，……我们将毫不迟疑地执行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全部要求。”载重汽车排的布尔什维克在较小范围内采取了与军事革命委员会相同的蒙蔽策略。米特列维奇没有证明，而仅仅是讲述，但是这比他的证明更有说服力！
　　直接通过党领导起义的企图没有在任何地方取得过成效。有关在重要的纺织工业城镇基涅什马起义准备工作饶有兴趣的证据最大限度地保留下来了。莫斯科地区把起义提上议事日程以后，基涅什马党的委员会为了评估军事力量和军事手段，以及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选举成立了一个三人特别小组，但不知为什么把它称作“执政内阁”。“执政内阁”一名成员写道：“终究必须指出，选举产生的三人小组看来实际上做的事情很少，事件是通过有所不同的途径发展的……地区的罢工完全占用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到决定时局的关键时刻，组织中心便转到了罢工委员会和苏维埃……”外省在不大的规模上重复了彼得格勒发生过的同样情况。
　　是党把苏维埃领进运动中来了，苏维埃又把工人、士兵，部分地也把农民领进运动中来了。在速度方面失去的，就是在规模方面所得到的。如果把上述这套传递装置比作齿轮系统（列宁在另外的时间，出于另外的理由采用过这样的比喻），那么就可以说，不经过苏维埃这个中间齿轮直接把党的齿轮与巨大的群众齿轮咬合起来，这种失去耐心的尝试蕴藏着折断党的齿轮上的齿以及终归还是不能把足够多的群众领进运动中来的危险。
　　但是，相反那面的危险——由于苏维埃系统内部的争论错过有利形势的危险并非不那么真实。从理论推演来看，起义最有利的时刻将归结为一个时间点。当然，没有必要去考虑在实践中如何抓住这个最理想的时间点。起义可能顺利地沿着不断接近理想顶点的上升曲线发展，但是同样也可能沿着下降曲线发展，假如力量对比还没来得及发生根本变化的话。结果代替“时刻”的是用星期，有时是用月来计算的一段时间。早在7月初，布尔什维克就能够在彼得格勒夺取政权。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无法保有它。从9月中旬开始，他们不仅已经能夺取政权，而且能把它保持在自己手中。假如布尔什维克把起义推迟到10月底，他们也许（但远非必定）在一定时间内还有机会来补救过失。可以有条件地假定在三四个月时间里，例如9—12月，革命政权的前提还是存在的：果实已经完全成熟，但是还没有掉落下来。在这个运动过后要比运动进行时易于确定的范围里，党有一定的选择自由，就是这自由孕育出了不可避免的、有时是尖锐的实质性意见分歧。
　　早在民主会议期间，列宁就已经提议发动起义。9月底的时候，他认为任何拖延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致命的。他于10月初写道：“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耍幼稚的形式主义的把戏，耍可耻的形式主义的把戏，就是背叛革命。”（《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32—333页）可是在布尔什维克上层未必有谁在这个问题上依据的是形式主义的理由。例如，当季诺维也夫要求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举行预备会议时，他所寻求的不是形式上的赞同，而确实是指望得到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外省代表政治上的支持。不过事实是这样的：党对苏维埃组织的依赖（苏维埃本身也要由苏维埃代表大会做主）把不确定的因素掺和进了起义日期的问题中，而这些因素正是列宁非常担忧并且不无理由担忧的。
　　什么时候号召起义的问题，与由谁来号召起义的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在列宁看来，由苏维埃来发号召的好处实在是太明显了，不过他也比其他人更早地知道在这条道路上将会出现怎样的困难。特别是在这期间，他不能不担心，苏维埃上层阻碍起义的人比中央委员会更加强大，何况他认为后者的政策本来就已经过于犹豫了。对于到底由谁，是由苏维埃还是由党来开始的问题，列宁的态度是二者必居其一。但是在开头几个星期，他坚定地倾向于党的独立主动性。在这里，连任何一点原则上对立的影子都没有：它指的是在同样的基础上，在同样的形势下，有着同样目的的起义的两条途径。不过，这毕竟是两条不同的途径。
　　列宁提出的包围亚历山大剧院和逮捕民主会议代表的建议的出发点不是由苏维埃，而是由直接向工厂和兵营呼吁的党来领导起义。肯定不可能有别的方式，通过苏维埃来执行类似计划是根本不可思议的。列宁清楚地看到，他的想法甚至在党的上层也会遇到抵制。他事先劝告民主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不要追求人数”。在上层态度坚决的情况下，人数可以由下层来保证。列宁的大胆计划无疑提供了行动迅速和出人意料的便利。但是它过分暴露了党，在一定范围内要冒使党与群众对立的风险。甚至彼得格勒苏维埃也将遭到突如其来的打击，很可能一遇失败就会丧失掉布尔什维克自己本来还不牢固的多数地位。
　　10月10日的决议要求党的地方组织从起义的视角出发切实解决所有问题，至于作为起义机关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没有提到。在16日的会议上，列宁说：“事实证明，我们有胜过敌人的优势。为什么中央不能开始行动呢？”（《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88页）列宁所提这个问题的性质根本不是修辞性的；它的含义是：既然中央委员会能马上发出信号，那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去适应复杂的苏维埃传动装置呢？可是这次列宁提交的决议结尾的表达是：“会议完全相信中央和苏维埃及时指出进攻的有利时机和适当方法。”（《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89页）这些把苏维埃与党并提的文字，以及更灵活地提出起义日期的问题是列宁通过党内上层试探群众抵制的结果。
　　第二天，列宁在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辩论时对前一天的讨论做了总结：“‘大家’同意：在苏维埃的号召下，为了保卫苏维埃，工人一定会万众一心地行动起来。”（《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404页）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不是全体都同意他列宁，可以以党的名义发出号召，那么全体同意就是可以以苏维埃的名义发出号召。
　　10月24日晚，列宁写道：“谁应当取得政权呢？目前这并不重要，让军事革命委员会‘或其他机关’取得政权吧，只要它声明，政权只交给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430—431页）“其他机关”加上了令人费解的引号，其实这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秘密名称。在此处，列宁重申了自己的九月建议：在那种场合，即如果一旦苏维埃的合法性妨碍了军事革命委员会使苏维埃代表大会面临革命的既成事实，那么便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直接釆取行动。
　　尽管围绕起义的时间与方式展开的全部斗争延续了好几个星期，然而并非所有参与者都看清了斗争的意义与作用。1924年，斯大林写道：“列宁曾经建议要通过苏维埃（彼得格勒苏维埃或莫斯科苏维埃）而不要背着苏维埃来夺取政权。托洛茨基为什么要编造这种非常奇怪的关于列宁的奇谈呢？”（《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89页）接着他又写道：“党知道列宁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丝毫没有布朗基主义阴影的人。”然而在托洛茨基那里看到的似乎“不是巨人列宁，而是渺小的布朗基主义者”。（《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8页）不仅是布朗基主义者，而且是渺小的！实际上，以谁的名义来举行起义和政权掌握在哪个机构手里的问题，不是由无论何种主义预先决定的。具备了革命的一般条件，起义便变成了实践方面的技巧问题了，而技巧问题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在这个特定的方面，中央委员会的分歧类似于总参谋部的军官之间的争论。这些人受过相同的军事理论教育，对总的战略形势的评价也是一致的，但是为了解决眼前面临的任务而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案。这个任务固然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毕竟只是局部的。把关涉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问题牵扯到这里来，就等于暴露出既不懂得前者，也不懂得后者。
　　波克罗夫斯基教授否认苏维埃还是党二者择其一本身的意义。他嘲讽说，士兵根本不是形式主义者，他们不需要苏维埃代表大会来推翻克伦斯基。借用十足的俏皮话来这样提出问题，结果留下了没有说清的疑问：既然有党就够了，那么为什么还总是要创建苏维埃呢？这位教授继续往下说：“有趣的是，这种坚决志向使得一切几乎都是依据法律做到的，可是从苏维埃合法性的角度来看，结果什么也不是。到最后时刻掌握政权的不是苏维埃，而是一个特别建立的与明显不合法的‘组织’。”波克罗夫斯基还引证了下面的说法：托洛茨基只得“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而不是以苏维埃的名义宣布克伦斯基政府不复存在了。完全意想不到的结论！军事革命委员会是由苏维埃选举成立的机关。委员会在革命过程中的领导作用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没有损害苏维埃的合法性，教授挖苦它，群众对它却非常热心。波克罗夫斯基本人作为副教育人民委员而名列其中的人民委员会同样是ad hoc建立起来的，这并没有妨碍它作为苏维埃政权的机关。
　　起义之所以能在苏维埃合法性的土壤里，甚至相当程度上在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框架内站住脚，主要是多亏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早在革命爆发前就几乎是全体一致地服从苏维埃。在数量众多的回忆录、纪念文章和首批历史概要著作中，为无数文献证明了的这一事实被确认是毫无争议的。“彼得格勒的冲突是在卫戍部队命运问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叙述十月革命的第一本小册子如是说。它是本书作者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休会间隙根据最新鲜的回忆写成的，好几年时间里在党内起到了历史教科书的作用。革命的直接组织者之一萨多夫斯基更加明确地指出：“10月间的所有运动都是围绕一个基本问题开展和组织起来的，它就是把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调往北方战线的问题……”起义的直接领导人，以及参加过以还原事件过程为直接目的的集体讨论的人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过对萨多夫斯基的怀疑和修正。只是从1924年起，突然出现了一种说法：托洛茨基对农民组成的卫戍部队的作用评价过高，从而贬低了彼得格勒的工人。真不愧一个科学发现：它再有效不过地补充了对他的另一个指控——低估农民。
　　最近几年，以波克罗夫斯基教授为首的几十个年轻历史学家向我们阐述了无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作用，他们对托洛茨基在谈论士兵的文字中没有说到工人感到愤慨，并且因为托洛茨基是分析事变的真实过程，而不是照着小学用的方格本重复描红而揭发托洛茨基。波克罗夫斯基把这些评论的效果压缩为如下结论：“尽管托洛茨基完全清楚，武装暴动是党决定的……也完全清楚为暴动找什么样的借口是一个次要问题。可是在他看来，是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处在整个场景的中心。舍此之外，似乎起义连想都不要想了。”对于我们的历史学家来说，只有“党对起义做出的决定”才有意义；至于起义实际上是怎样发生的，那是“次要问题”。借口总是可以找到的。被波克罗夫斯基称为借口的是控制军队的方式，也就是把囊括整个起义命运的问题的解决说成是借口。无产阶级革命毫无疑问会发生，即便没有出现因调走卫戍部队而发生的冲突也一样——教授这样说是对的。不过那是另外一种起义，它需要另外进行叙述。而我们所谈论的是那些现实中已经发生了的事件。
　　起义的组织者之一、后来的赤卫队历史学家马拉霍夫斯基固执己见地认为，对起义表现出主动、决心和沉着的恰恰是与半消极的卫戍部队不同的武装工人。他写道：“十月革命期间，赤卫队的队伍占领了政府机关、邮政局、电报局，战斗时出现在前列的也是他们……”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议的。可是不难理解，如果说赤卫队员能随意“占领”政府机关，那么仅仅是因为有卫戍部队与他们协同行动，支援他们，或者至少是没有阻碍他们。正是这一情况决定了起义的命运。
　　谁对革命更重要，是士兵还是工人？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说明其理论水平是多么可怜，在这种理论水平上实在是几乎不容许展开争论的。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但是归根结底是农夫决定了斗争的结局。这个流行于全国的普遍公式在彼得格勒得到了最完美的反映。在这里，是什么使革命具有了把牺牲降低到最小限度的短促突击性质？是革命的密谋、无产阶级的起义与农民卫戍部队自卫的结合。领导革命的是党，主要的战斗力量是无产阶级；武装起来的工人队伍则是起义的拳头，但是决定斗争结局的还是由农民组成的强大的卫戍部队。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比较显得尤其需要。在推翻君主制度前夕，卫戍部队对于双方都是巨大的未知数。士兵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对待工人的起义。只有总罢工才能为工人与士兵发生大规模冲突，为考验士兵的行为，也为士兵转到工人一边提供了必要的舞台。这就是二月革命那五个日子的戏剧性内容之所在。
　　推翻临时政府前夕，绝大多数卫戍部队公开站到了工人一边。临时政府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像在自己的官邸里那样感到孤立，难怪它竭力要从那里逃出来。但这又是徒劳的：因为敌视它的首都不允许。由于把革命团队赶出去的图谋落空了，临时政府最终使自己遭到了覆灭。
　　用克伦斯基个人的某些特性来解释他在革命前夕的消极政策就等于浅尝辄止。克伦斯基不是单独的。临时政府成员中还有类似帕利钦斯基这样一些不乏毅力的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也十分清楚，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就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的死亡。但是他们所有的人或独自或一起，无一例外地都动弹不得了，处于某种类似克伦斯基那样的非常难受的半睡半醒状态。一个人尽管到了大难临头的时刻，可是连为挽救自己抬起手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在10月时，工人和士兵的兄弟情谊并不像2月时那样是从街头公开冲突中产生的，而是在起义之前就已经形成。如果说布尔什维克这次之所以没有号召举行总罢工，并不是没有可能，而是没有必要。军事革命委员会在革命之前就已经觉得自己是时局的主人：它了解卫戍部队的每一支部队，了解它们的情绪，也了解其内部的情况；它每天都收到不是做样子的，而是反映真实情况的报告。它不论何时都能派全权特派代表到任何一个团去，或者派自行车兵把命令送到那里；它能通过电话把各部队的委员会叫到自己这儿来，或者把通知交给值勤的连队。在同军队的关系方面，军事革命委员会所处的是政府司令部的位置，而不是密谋者司令部的位置。
　　不错，国家的高级指挥机关仍然在临时政府手里，但是物质基础已经从它脚底下抽掉了。政府各部与各级司令部漂浮在空中了。电话局、电报局，还有国家银行继续在为政府服务。但是政府已经没有了把上述机构保持在自己手中所需的武装力量。冬宫和斯莫尔尼宫似乎交换了位置。军事革命委员会把一个幽灵政府置于这样的境地，即没有挫败卫戍部队之前，它什么也不能动手做。克伦斯基打击军队的各种尝试只不过加速了末日的到来。
　　但是，革命的任务毕竟还没有得到解决。时钟的发条以及整个装置都掌握在军事革命委员会手里，但是它没有能力控制钟盘和指针，而没有这些零件，时钟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用途。没有电报局，没有电话局，没有银行和司令部，军事革命委员会就不能进行指挥。它拥有了几乎全部现实的先决条件和政权要素，但还不是政权本身。
　　在2月时，工人没有想到要占领银行和冬宫，而是在想怎样挫败军队的反抗。他们要争取的不是个别的高级指挥机关，而是全体士兵的心。当这个领域的胜利已经到手时，其他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失去了自己的近卫营以后，对于无论是自己的宫殿，还是自己的司令部，君主专制制度都已经不再力图去保卫它了。
　　到10月时，克伦斯基政府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士兵的心，不过还抓住高级指挥机关不放。在它手里的各级司令部、银行、电话局也仅仅是组成了政权建筑的表面招牌。当它们转移到苏维埃手中时，它们定能保证苏维埃拥有全部完整的政权。起义前夕的形势就是这样的，是它在最后24小时内决定了行动的方式。
　　游行示威、街头搏斗、街垒战斗，所有列入起义常规概念的形式几乎都没有出现，革命无须去解决已经解决了的任务。攻占政府机关的任务可以按照计划，通过由统一的中心派出人数不太多的武装队伍来执行。兵营、要塞、军火库，所有那些工人和士兵能在其中起作用的单位都可以由它们自己内部的力量来夺取。可是，无论冬宫、预备国会，还是军区司令部、政府各部以及士官学校，都不能靠里面的人来夺取。电话局、电报局、邮政局、国家银行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些机构的职员在总的力量组合中所占的分量很小，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四面高墙之内拥有控制权，更何况这里加强了守卫。需要从外面排除困难，深入到官僚主义的高楼中去。在这些地方，政治上的占领换成了强力夺取。可是，既然此前就已经把政府从其军事基础上排挤走了，它要抵抗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强力夺取最后一批高级指挥机关通常也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的确，事情毕竟不经过战斗便无法了结，对冬宫不得不发起攻击。然而，显然正是政府的抵抗压缩为保卫冬宫这一事实决定了10月25日在斗争过程中的地位。冬宫结果变成了旧制度最后的多棱堡垒，其实这个制度在其生存的8个月期间就已经在政治上被粉碎了，而在最后两个星期被彻底解除了武装。
　　密谋（所谓密谋就是有计划和有集中的领导）的因素在二月革命期间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这实在是处于沙皇制度和战争高压之下的革命团体软弱和孤立的产物。于是，更加重大的任务落到了群众身上。起义者不是一大群像蝗虫一样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政治经验、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口号和自己的无名领袖。但是，如果说对于推翻专制君主制度而言，分散在起义中间的领导分子还是足够的话，那么要把他们自己的胜利果实奉献给胜利者，他们便远远不够了。
　　10月的街道上相当平静，没有大量的人群聚集，也没有发生多少战斗，这让那些反对者有理由说革命是极少数人的阴谋，是一小撮布尔什维克的冒险举动。这个公式在起义过后不久的好些日子里，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期间重复过无数遍。显然是出于改善无产阶级革命名声的目的，在谈及10月25日这个日子的时候，雅罗斯拉夫斯基写道：“密密麻麻的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与群众响应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号召，站到了它的旗帜下，他们遍布彼得格勒的各条街道。”可是这位官方历史学家忘记了说明，军事革命委员会是出于怎样的目的号召群众上街的，以及他们在那里究竟做了些什么。
　　从强大和软弱兼而有之的二月革命中产生了它的官方理想模式，而作为全民革命的二月革命是与作为密谋的十月革命对立的。实际上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在最后时刻把争取政权的斗争转化为“密谋”，不是因为他们是极少数，而是因为相反，他们在身后的工人街区和兵营里拥有团结一致的、组织严密的和纪律严明的绝大多数。
　　只有不把自己的视野局限于最后一个环节，才有可能正确地理解十月革命。2月底，一盘起义的象棋从第一步一直下到最后一步，亦即直到对方认输为止。在10月下旬，主要的棋局巳经下完了。起义当天必须解决的任务范围相当狭小：两步就可以将死。因此这次革命的期限必须从10月9日，也就是围绕卫戍部队发生冲突时算起，或者从10月12日决定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时算起。隐蔽的预演持续了两个多星期，其中最要紧的部分从军事革命委员会成立起也持续了五六天。在此期间，直接采取行动的是形式上防御而实质上进攻的几十万名士兵和工人。起义最终把两个政权并存的虚浮形式连同它那令人怀疑的合法性与防御色彩的空泛话语一并抛弃，此时便进入了最后阶段，它正好是整整一昼夜：从25日凌晨两点钟到26日凌晨两点钟。在这期间，军事革命委员会为占领全城与抓获政府成员公开使用了武力。总的来说，参加军事行动的兵力就是解决有限的任务所需要的兵力。不管怎样，大概没超过25000人到30000人吧。
　　有一位意大利作家，他不仅写了《太监之夜》，还写了有关国家这类高层次问题的著作。1929年他访问了苏维埃的莫斯科，他把从第五者口里听到的为数不多的东西弄混了，并且依据这些编出了一本名叫《国家政变的技艺》的书。这位作家的姓氏马拉帕特叫人很容易把他与另一位国家政变方面的行家区分开来，后者名叫波拿巴。
　　据马拉帕特说，“列宁的战咯”与1917年俄国的社会与政治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此相对立，“托洛茨基的策略没有与国家的总体环境联系起来”。作者还逼迫托洛茨基回答列宁关于革命政治前提的考虑：“您的战略需要太多的有利条件，武装暴动什么都不需要。有它自己就足够了。”恐怕想象不出还有比有它自己就足够了更为荒谬的话吧。马拉帕特多次重复说，在10月取得胜利的不是列宁的战略，而是托洛茨基的策略。这种策略性质对欧洲国家的安宁构成了威胁。“列宁的战略不会对欧洲各国政府造成直接危险。对它们造成现实的而且是永远不断的危险的是托洛茨基的策略。”还有更具体的：“即使把普恩加莱放在克伦斯基的位置上，1917年10月的布尔什维克国家革命同样会非常成功的。”我们很可能是徒劳地追问，如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托洛茨基的策略能解决同样的任务，那么为什么总是还需要依据历史条件制定的列宁的战略呢？还要补充说一句，这本精彩的书已经用几种文字出版了。显然，从事国务活动的人将通过它来学会反击国家革命。但愿他们一切顺利。
　　对于10月25日纯军事行动的批评至今还没有出现。在苏联文献中，这个问题的论述并不具有批评的性质，而是具有纯粹辩护的性质。与那些歪曲性质的作品相比，就连苏哈诺夫的著作（尽管充满着矛盾）也以认真对待事实的态度而显得与它不同。
　　在评论十月革命的组织时，苏哈诺夫时隔两年提出了两个看上去刚好相反的观点。在专门论述二月革命那一卷里面，他说：“后面我将依据个人的回忆去描写按照乐谱演奏的十月革命。”雅罗斯拉夫斯基逐字逐句地重复了苏哈诺夫的这个评语，他说：“彼得格勒起义是由党做了充分准备的，党就像按照乐谱演奏那样。”克洛德·阿内这位充满敌意的、尽管不很深刻却还认真仔细的观察者或许表达得更加确定：“11月7日的国家改变只能让人赞叹不已。既没有一次失手，也没有一个破绽，政府就被推翻了，甚至还来不及喊一声‘哎哟’。”相反，在专门论述十月革命的那一卷里，苏哈诺夫讲述了斯莫尔尼宫是怎样“慢慢腾腾地、试探摸索地、小心谨慎地和杂乱无章地”废黜临时政府的。
　　第一个评语和第二个评语都有所夸张。但是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可以认为这两个评语无论多么矛盾，它们都有事实做支撑。十月革命的有序性主要是源自各种客观关系，源自革命整体上的成熟，源自彼得格勒在全国的地位，源自临时政府在彼得格勒的处境，源自党在此前所做的全部工作，最后，源自正确的起义政策。但是除了这些，仍然还有一个军事技术方面的任务。在这方面有不少局部的失误，如果把它们连成一个整体，那么就能给人以工作盲目的印象。
　　苏哈诺夫好几次指出起义前最后几天斯莫尔尼宫自身缺乏军事保护。的确如此，直到10月23日的时候，革命司令部的保卫工作比冬宫好不了多少。军事革命委员会首先通过加强自己同卫戍部队的联系，并且有可能通过后者监视敌人全部军事行动来确保自己不受侵犯。该委员会大约比临时政府早一昼夜开始采取比较重要的带有军事技术性质的措施。苏哈诺夫很有把握地表示，23日白天以及当日夜晚，临时政府显示出了积极主动，当时有可能攻占军事革命委员会：“只需一支500人的精锐队伍就足以把斯莫尔尼宫连同附属于它的一切消灭干净。”是有这种可能。可是第一，临时政府得有干这事的决心和勇气，亦即得有违背其本性的素质；第二，得有一支“500人的精锐队伍”，到哪里去弄这样一支队伍呢？由军官组成吗？8月底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作为阴谋分子的作为：非得在夜间活动场所才能找到他们。妥协主义的战斗队已经作鸟兽散。在士官学校，每一个尖锐问题都造成了分化改组。哥萨克的状况还要糟糕。如果从各部队单个挑选人来组建这支队伍，那就意味着在事情办妥之前要露出马脚十次了。
　　不过，即使有一支这样的队伍，也决定不了什么。在斯莫尔尼宫附近开第一枪肯定会在工人区和兵营引起异常激烈的反应。无论白天还是夜晚的任何时候，一旦革命中心受到威胁，肯定会有数以万计的武装和半武装人员赶过来援助。最后，即使攻占了军事革命委员会也挽救不了临时政府，因为在斯莫尔尼宫大墙之外还有列宁以及与之联系紧密的中央委员会，还有各级党的委员会。在彼得保罗要塞还有第二个司令部，“阿芙洛尔号”巡洋舰上还有第三个司令部，各区也有自己的司令部。群众不会陷入失去领导的境地。工人和士兵尽管会有点迟疑，然而无论如何他们还是想要取得胜利的。
　　可以也应该提前几天采取附加的军事防备措施，这毕竟是没什么疑问的。在这方面苏哈诺夫批评得对。革命的军事机关行动起来显得很笨拙，出现过延误与疏漏，而总的领导又过分倾向于用政治来代替技术。斯莫尔尼宫极其缺乏列宁那样的眼光，别人还没有把它学到手。
　　苏哈诺夫的正确之处就在于，假如25日凌晨或者当天上午攻占冬宫要比当天下午和晚上容易得多。冬宫如同与之相邻的司令部大楼一样，都是由士官生的常规值勤来充作保卫，突然发起攻击几乎肯定能保证成功。早晨，克伦斯基乘坐汽车畅通无阻地出走了，光这一点便足以证明：总的来说没有对冬宫进行过认真严密的侦察。这里存在着明显的漏洞！
　　直到10月24日，才把监视临时政府的任务委托给了斯维尔德洛夫，这实在是太迟了。协助他的是拉舍维奇和布拉贡拉沃夫。其实，因事情太多而忙得不可开交的斯维尔德洛夫未必经常在履行这项新的任务。在那最炽烈的时刻，甚至这个尽管写进了记录的决定本身也有可能被他忘记了。
　　军事革命委员会无论如何都过高地估计了临时政府的军事资源，包括冬宫的防卫。即使围攻的直接领导人了解冬宫里面的兵力，他们还是担心，第一声警报会使士官生、哥萨克、突击队员等援兵赶过来。占领冬宫的计划追求的是军事行动的派头：当由平民和准军事人员来着手解决纯军事任务时，他们总是乐于在战略上自作聪明。在表现出过多学究气的同时，他们又难免表现出相当明显的软弱无力。
　　攻占冬宫时出现行动不协调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主要领导人的个性来解释。波德沃伊斯基、安东诺夫—奥夫申柯、丘德诺夫斯基都是具有英雄主义气质的人，却大概也是思维最缺乏条理性和纪律性的人。七月危机期间过于冒进的波德沃伊斯基此时又变得过于小心谨慎，甚至对最近的形势也过于怀疑。不过基本上还保持着自信：在面对任何一项实际任务时，他都本能地努力冲破它的框框，扩大计划范围，把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都纳入其中，在那些以最小规模行动就够了的地方他会赋予最大限度的形式。在言过其实的计划中不难发现他本性的痕迹。就性格而言，安东诺夫—奥夫申柯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乐观主义者。他的临场应变能力远远强于周密盘算的能力。以前当过下级军官的他多多少少懂得一些军事知识。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侨民在巴黎《我们的言论报》上发表军事评论，并且经常做一些战略方面的推测。他那不求甚解的敏感态度无法抗衡波德沃伊斯基过度发挥的做法。第三军事领导人丘德诺夫斯基作为宣传人员在萎靡不振的前线待过几个月，这就是他的全部军事生涯。但是，倾向右翼的丘德诺夫斯基第一个投入了战斗，并且永远在寻找战斗更加激烈的地方。众所周知，个性上的勇敢跟政治上的勇气并不总是处于平衡状态。革命以后才过了几天，丘德诺夫斯基就在彼得格勒城外同克伦斯基的哥萨克作战时负了伤，再过几个月之后，他便在乌克兰牺牲了。显然，喜欢多言和容易冲动的丘德诺夫斯基不能弥补其他两位领导人所缺乏的素质。他们当中无论哪一个都不注重细节实在是因为没有得到干这一行的秘诀。三位红色统帅觉得自己在侦察、联络与调度方面力不从心，他们感觉到需要用优势兵力对冬宫发动突然猛攻，有这种优势兵力也就不存在什么实际领导方面的问题了。宏伟的计划假若超越常理，那跟没有计划的效果几乎是相等的。把这些情况全都说出来并不等于说在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或者在它周围的人员中可以找到更加内行的军事领导人：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更加忠诚可靠和更加奋不顾身的人了。
　　争夺冬宫的战斗是从整个广大外围地区开始的。在指挥人员没有经验、通信联络经常中断、赤卫队员军事技术太差、正规部队士气不振的情况下，复杂的军事行动开展得极其缓慢。正当红色部队逐步收紧包围圈，并且在自己后面集结后备队的时候，几个士官生连和哥萨克骑兵连、一批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和一个妇女突击营钻进了冬宫。抵抗的突击集团和进攻的包围圈同时形成了。可以说任务本身就是从为解决这一任务而采取的过于迂回的方式中产生的。其实，晚间发动果敢袭击和白天发动大胆猛攻所造成的牺牲，未必就比持久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牺牲多。无论如何可以提前12个小时甚至24个小时检验“阿芙乐尔号”炮击在精神上产生的效果；停泊在涅瓦河上的这艘巡洋舰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水兵们也没有抱怨缺乏油脂。但是军事行动的领导人希望问题不经战斗就能解决，于是派出了一些谈判使者，发出了最后通牒，可是又没有遵守期限。彼得保罗要塞的人之所以没有想到要及时检査大炮，正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大炮的援助也照样行。
　　在莫斯科，军事领导方面缺乏准备的情况暴露得更加明显，那里的力量对比被认为是非常有利的，甚至使得列宁坚持提议起义应从莫斯科开始：“胜利是有把握的，用不着谁去战斗。”（《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33页）实际上恰恰是在莫斯科，起义具有持久战的性质，它时断时续迁延了8天。莫斯科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穆拉洛夫写道：“在这项炽烈的工作中，我们并不总是也并不完全是坚定与果断的。我们在人数上拥有十比一的压倒优势，却让战斗拖延了整整一个星期……原因就在于很不善于驾驭参加战斗的群众，群众不守纪律；无论指挥员还是士兵都完全不懂街头战斗的战术。”穆拉洛夫有直言不讳的习惯，怪不得现在他落到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境地。但是，为了避免把自己的责任推给他人，穆拉洛夫把政治领导方面的主要过错转嫁到了军事指挥人员身上。莫斯科政治领导人的明显特点就是动摇，轻易便向妥协主义势力让步。然而，不应该忽略这样的事实，即纺织工业和制革工业的老莫斯科的工人远远落后于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2月时的莫斯科没有必要举行起义，因为推翻君主制度的任务完全由彼得格勒轻松完成了。7月的莫斯科再次保持了平静。这种情况影响到了10月：工人和士兵没有战斗经验。
　　是起义的技巧完成了政治上没有做到的事情。布尔什维主义影响的大大加强无疑削弱了对事件纯军事方面的关注。列宁的强烈指责是有其足够充分理由的。相比政治领导，军事领导要薄弱得多。还能出现另外的情形吗？后来的好几个月时间里，在一切必须使用武力的场合，新生的革命政权还是表现出极端的手足无措。
　　倒是政府阵营的军事权威人士给了彼得格勒革命的军事领导充分赞许的评价。冬宫失守以后，陆海军部打电话给大本营称：“暴动者维持了秩序和纪律，根本没有发生破坏事件和烧杀抢劫行为。相反，暴动者的巡查队阻挡四处闲逛的士兵……暴动计划无疑早就制订好了，并且得到了坚定不移和严格有序的贯彻执行……”所以事情并非全如苏哈诺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所写的那样，“按照乐谱演奏”，而且也的确不是像两位作者中的头一个人后来所断言的那样，显得“杂乱无章”。何况在对最严厉的批评做出判断之前，起义的成功使事情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