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占领首都

　　一切都改变了，一切又都是原来的样子。革命让国家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导致了深刻的分化，它吓坏了一些人，又使另一些人变得冷酷。但是到头来它什么也不敢做，什么也没有取代。看起来，与其说皇帝的圣彼得堡已经死去，不如说它陷入了昏睡。革命把一面面小红旗插到了专制王朝铸铁纪念雕像的手里，一面硕大的红旗在政府大厦正面墙体上空迎风飘扬。但是宫殿、内阁、司令部完全远离自己的红旗独自过活，更何况这些红旗在绵绵秋雨之下明显褪色了。带有权杖和金球的双头鹰在可以拆下的地方拆下了，不过通常是被蒙上了一块布，或者匆匆涂上一层油漆。这些双头鹰好像是隐藏起来了。整个旧俄国也隐藏起来了，并且因仇恨使双颌都变了形。
　　十字路口轻捷的民警身影多半会叫人想到，这是一场清除了活雕像一样的“法老”（二月革命前沙皇警察的绰号。——译者）的革命。况且，俄国取名叫共和国毕竟快两个月了。沙皇全家到了托博尔斯克。不错，二月旋风并没有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沙皇的将军依然是将军，枢密官依然是枢密官，二三等文官依然在捍卫自己的显赫地位，官阶表依然维持着自己的势力，五颜六色的帽箍和帽徽令人想到官僚等级制，还有带有鹰形图案的黄铜纽扣是大学生的标记。而最主要的是地主依然是地主，战争依然看不到头，盟国外交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蛮横无理，像操纵傀儡一样操纵着官方的俄国。
　　一切都在照旧，可是又没有谁能认清自己。贵族街区觉得自己被推到后面去了。自由资产阶级的街区更加紧紧地靠近贵族阶级。人民由爱国主义的神话变成了可怕的现实。一切都在脚底下移动和坍塌。在不久前还在极力讽刺君主制迷信的那个圈子里，神秘主义强有力地冒出来了。
　　股票经纪人、律师、芭蕾舞演员在诅咒已经降临的风俗败坏。对立宪会议的信心在日复一日地丧失。高尔基在自己的报纸上预言文化的毁灭。七月事件以来，从疯狂和饥饿的彼得格勒逃往比较宁静和有饭吃的外省的现象此时带有普遍的性质。那些没能顺利离开首都的殷实家庭正在徒劳无益地试图利用砖石墙壁和铁皮屋顶跟现实世界隔离开来。可是风暴的余波从四面八方钻了进来：通过什么都昂贵和什么都缺乏的市场，通过由有良好思考能力一变而为仇恨与恐惧号叫的报刊，通过窗外枪声不断的沸腾街道，最后，通过自家后院不愿继续恭顺服从的仆人。看来革命在这里击中了最敏感的部位：家里奴仆的反抗最终破坏了家庭结构的稳定。
　　日常的墨守成规习气毕竟还在竭尽全力让自己坚持下来。学生在学校里还是按照老教科书上课学习，官吏还在起草谁也不需要的公文，诗人还在写谁也不会去读的诗句，保姆还在讲述伊凡王子的故事，外省来的贵族和富商的女儿还在练习音乐和寻找如意郎君。彼得保罗要塞墙头的那门老式大炮正午时分还在鸣放报时。玛丽亚剧院还在上演新的芭蕾舞剧，在舞蹈方面比在外交领域更为内行的外交部长捷列申柯大概在找时间来欣赏芭蕾舞演员结实的脚尖，以此来显示制度的稳固。
　　旧式宴会的残迹还是随处可见，大把花钱什么都可以弄到手。近卫军官张扬地把马刺弄得噼啪作响去寻找奇遇。昂贵饭店的单间里有人在粗野地狂饮。半夜电灯熄灭也没有妨碍游艺俱乐部的繁忙场面，在俱乐部里面，香槟酒在硬脂蜡烛的照耀下泛起了闪闪发光的泡沫。容光焕发的贪官污吏赢了同样容光焕发的德国间谍，保皇派阴谋家输给了闪族走私者，还有天文数字的赌注同时成了狂欢作乐和通货膨胀规模的标记。
　　难道这辆快要废弃的、肮脏不堪的、慢慢吞吞的和挤满了乘客的简陋电车，正在从这个濒死的圣彼得堡开往满腔热情全力以赴追求新希望的工人街区吗？斯莫尔尼修道院镶金的蓝色圆顶老远看上去就成了起义司令部的标记：它位于老城区边缘，这里是一条电车路线的终点，涅瓦河在这里来一个急拐弯向南流去，把市中心跟近郊地区隔开了。这座长条形的三层楼灰色建筑以前是贵族女子的教育场所，如今成了苏维埃的堡垒。没有尽头又回声很大的走廊像是专为讲解绘画透视而建造的。几十间屋子的门口上方还保留着珐琅质小标牌：“教员室”、“三年级教室”、“四年级教室”、“年级指导室”，但是与旧标牌并排的，或者把它们覆盖起来的是贴了写有令人费解的革命象形文字的纸片：ЦК（中央委员会）、ПСР（社会革命党）、С.-Д（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С.-Д（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левые С. Р. （左派社会革命党）、анархисты-коммунисты（无政府共产主义者）、ЦИК（中央执行委员会）收发处等等。约翰·里德细致的目光注意到了墙上的标语：“同志们，为了您的健康，请保持清洁。”呜呼，从自然界开始，无论谁都没法保持清洁。十月的彼得格勒笼罩在雨幕之下，街道早就没人打扫了，一片泥泞。斯莫尔尼宫的院子里有连片的水洼。粘在士兵靴底的泥巴带进了走廊与大厅。然而此时此刻谁也不朝脚底的地面看，大家都在朝前看。
　　斯莫尔尼宫发布命令越来越果断坚定，越来越有威严，群众的热情支持加强了它的地位。中央的领导直接掌握的仅仅是革命系统的上层环节，而要实现大变革必须靠整个体系。最重要的事情是在下层完成的，并且似乎是自行完成的。工厂和兵营——这就是这些白天和夜晚的历史洪炉。维堡区像2月时那样，把革命的基本力量集中到了自己手里；与2月不同的是，现在它自己有了强大的公开和普遍承认的组织。一条条联络线索把各个街区、工厂食堂、俱乐部、兵营与萨姆普索尼耶夫大街33号那座房子连接起来了，这里是布尔什维克维堡区委员会、维堡区苏维埃和战斗司令部所在地。区警察局也同赤卫队合并了。该区已经完全由工人掌权。假如临时政府打垮了斯莫尔尼宫，那么光一个维堡区就能够重建中心，并且确保继续发动攻击。
　　末日已经近在咫尺，可是当权人物还认为或者装样子给人家看，他们并没有特殊的原因感到不安。英国大使馆有自己的理由密切注视彼得格勒的时局，据当时俄国驻伦敦的大使说，前者收到了有关即将爆发革命的可靠情报。在例行的外交早餐上，捷列申柯用热烈的保证口气回答布坎南提出的令人焦急的问题说：“任何类似事件”都不可能发生；政府把缰绳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俄国大使后来是从英国通讯社的电报中得知革命消息的。采矿工业家奥尔巴赫那时拜访了副部长帕利钦斯基，讨论完一些重大事情以后，顺便向后者打听情况。关于“乌云出现在政治地平线上”这个问题，他得到了最镇定的回答：这只是一次常见的风暴，它会过去的，嗣后就是晴天——“您安心睡觉吧。”可是才过去一两个不眼之夜，帕利钦斯基本人就被逮捕了。
　　克伦斯基越是粗鲁无礼地蔑视妥协派领袖，他也就越发相信在危急时刻，他们会及时出面援救他。妥协派人士越是软弱无力，他们也就越发徒劳地维持环绕自己周围的虚幻气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站在自己那座彼得格勒高台上与外省以及前线的上层组织互相鼓气，同时假造社会舆论，掩盖自己的无能。这样做与其说使敌人不如说是自己产生了错觉。
　　代表着三月社会主义者与沙皇官吏相结合的臃肿而又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对于达到自欺欺人的目的来说，那是再合适不过的。初出茅庐的社会主义者害怕在官吏面前显露出不够成熟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形象。官吏则担心暴露出不够尊重新思想的面目。于是编造出了一本官方谎言的硬皮书，里面的将军、检察官、报界人士、特派委员与副官，离政权的根子越近，撒的谎就越大。彼得格勒军区司令拿出了令人快慰的报告，其原因就是在并不令人快慰的现实面前克伦斯基非常需要这样的报告。
　　两个政权的传统在同一方向产生了效果。要知道经由军事革命委员会副署的军区司令部现行命令必须绝对执行。城里的岗哨通常是由卫戍部队的人来守卫的，这里还须说明，该部队各团很久以来都不像现在这样对履行站岗放哨的职责如此嫉妒。群众不满足吗？“站起来了的奴隶”总是不满足的。只有首都居民中的渣滓才会同情叛乱企图。苏维埃士兵部反对军区司令部吗？可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处是支持克伦斯基的。除布尔什维克外的所有有组织的民主派都支持政府。于是玫瑰色的三月光环变成了遮掩事物真实轮廓的蓝灰色烟雾。
　　直到斯莫尔尼宫跟军区司令部决裂以后，临时政府才尝试走向更为严重的冲突：没有什么直接危险，但是这一次必须利用机会来消灭布尔什维克，更何况资产阶级盟友在全力向冬宫施加压力呢。10月23日夜晚，临时政府打起精神做出如下决定：对军事革命委员会进行司法调查；查封鼓动起义的布尔什维克报纸；从四郊和前线调来可靠的部队。逮捕军事革命委员会全体成员的提案原则上已经通过，但暂缓执行，因为如此重大的事情必须事先征得预备国会的同意。
　　关于政府已经做出上述决定的传闻马上在全城传播开了。23日夜里在与冬宫并排而立的总司令部大楼值勤站岗的是军事革命委员会最信赖的部队之一巴甫洛夫团的士兵。有人当着士兵的面谈论征召士官生，拉起活动桥梁以及实施逮捕等话题。巴甫洛夫团的士兵当即把他们所听到和能记住的一切都转告给了各区和斯莫尔尼宫。革命的中心并非总是善于利用这类并非有意侦察而得来的情报。然而它毕竟执行了难以替代的工作。全城的工人和士兵了解了敌人的意图，加强了自己实施抵抗的准备。
　　次日大清早临时政府就开始准备采取敌对行动。首都各士官学校接到了让自己进入战斗准备的命令。“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全体水兵内心里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它本来停泊在涅瓦河上，也接到了出海加入作战舰队的命令。从首都附近也调来了部队，计有从皇村调来的突击营，从奥拉宁鲍姆调来的士官生，从巴甫洛夫斯克调来的炮兵。北方战线司令部接到命令，立即向首都派出忠实可靠的部队。政府还下达了采取直接军事警戒措施的命令：加强冬宫的警卫，拉起涅瓦河上的桥梁，要士官生测试汽车，切断斯莫尔尼宫各部门的电话。司法部长马利安托维奇签发了立即逮捕由布尔什维克保释出狱的人员，因为他们再次以反政府活动暴露出自己的目的。打击首先是针对托洛茨基的，下面这样一个例子相当不错地说明了命运的变化无常：1905年革命期间马利安托维奇像他的前任扎鲁德内伊一样，是托洛茨基的辩护人，当时的案件指控他领导彼得格勒苏维埃。在这两个场合，提起公诉的性质是相同的，只是以前的辩护人变成了公诉人，而且还增加了一项指控——拿了德国的黄金。
　　军区司令部特别狂热的活动只在印刷业范围内得到了成功扩展。文告一个接着一个：任何人不得进行武装发动；有罪的人要承担严重的责任；卫戍部队各部没有接到司令部的命令不得离开兵营；“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体特派委员一概停职”，对他们的非法活动进行侦查，“以便送交军事法庭”。但是严厉的命令没有道明由谁以及怎样来执行它们。司令官要求车主们把汽车送过来交由司令部支配，“以防止擅自侵占”，否则由个人负责，以此进行威胁。可是，谁也没有以任何行动来予以回应。
　　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样全力进行规劝与威胁。跟它走的还有农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城市杜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中央委员会。所有这些机构均有足够丰富的文学资源。贴在墙壁和围墙上面的各种呼吁书总是一成不变地谈论一小撮丧失理智的人，谈论流血冲突的危险，以及难以避免的反革命势力勃兴。
　　清晨5点30分，临时政府的一个特派委员带着一队士官生来到布尔什维克的印刷所。他们马上封锁各个出口，宣读了司令部下达的立即封闭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和《士兵报》的命令。怎么回事？司令部？难道还会有这种事情吗？未经军事革命委员会同意而发布的任何命令在这里都是概不承认的。然而这无济于事：铅版砸烂了，房子贴上了封条。临时政府可以把这第一个成就登记在册了。
　　布尔什维克印刷所的一个男工人和一个女工人气喘吁吁地跑到斯莫尔尼宫，波德沃伊斯基和托洛茨基此刻正在那里。他们说，如果军事革命委员会保护他们抗击士官生，那他们就将继续印报纸。回击政府进攻的头一个方式找到了：签发由立陶宛团马上派一个连去保护工人印报纸的命令。印刷所来的两个使者坚持要把第六工兵营扯进事件中来，因为该营离得很近，而且是忠实可靠的朋友。命令经电话很快就下达到了两个地方，立陶宛人和工兵没有丝毫迟疑便出动了。印刷所的封条被撕掉了，纸型再次铸出来了，工作热火朝天地展开了。在军事革命委员会（它自己也当属被捕之列）的部队保护之下，被政府查封的报纸延后几个小时又出版了。这就是起义，它就这样开展起来了。
　　与此同时，“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水兵问斯莫尔尼宫，他们是出海呢，还是继续停泊在涅瓦河上？8月曾经保卫冬宫抗击科尔尼洛夫的水兵现在也燃起了跟克伦斯基算账的急切愿望。政府的命令很快被军事革命委员会取消了，全体水兵收到了第1218号命令：“在反革命势力向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发起攻击时，‘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应当使用拖轮、驳船和汽艇进行自卫。”巡洋舰非常乐于执行仅仅是它该执行的任务。
　　由工人和水兵提醒的，以及得到卫戍部队的同情而采取的这两个反击行动根本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因此它们成了头等重要的政治事件，对权力当局盲目崇拜的最后残余也烟消云散了。一位事件参与者说：“一切马上变得清楚了，事情已经结束了。”如果说还有没结束的，那也无论如何比前一天想象的情况要简单得多了。
　　封闭报纸的企图、把军事革命委员会送上法庭的决定、解除特派委员职务的命令、切断斯莫尔尼宫的电话的图谋，这些不足挂齿的挑衅行为正好足以指控临时政府在准备反革命政变。尽管起义只有作为进攻行动才能取得胜利，但是它愈是像防御，它的进展就愈顺利。把粘在布尔什维克报纸编辑部大门上的一小块火漆作为军事措施，这的确不多见，然而它又是多好的战斗信号啊！通过电话把发生的情况通知给各个城区和卫戍部队各部。“昨夜，人民的敌人转而发动了进攻……军事革命委员会正在领导对阴谋分子的突然袭击展开反击。”阴谋分子——这就是官方的政权机关。革命的阴谋分子笔下的这种定义听起来是出人意料的，但是它又是完全符合形势和群众自我感受的。政府被排挤出了全部阵地，被迫走上为时已晚的防御道路，它无力动员为此所需的必要兵力，甚至连检验这些兵力是否存在也无法做到，于是政府做出了零零碎碎的、草率混乱的和前后不一的举动，这些举动在群众心目中看起来必定是一些包藏祸心的图谋。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电话命令指出：“各团进入战斗准备状态，等待进一步的命令。”这是政权发出的声音。本应遭撤职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特派委员接着带着双倍的信心去解除那些认定需要解除职务的人的职务。
　　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不仅仅是为起义服务的极好战斗单位，而且是设施齐全的现成的无线电台。它真是无价之宝！水兵库尔科夫回忆说：“我们通过无线电收到了托洛茨基的通知……说反革命转向了进攻。”正是在这里，防御的形式这一次掩盖了向全国发出的起义号召。防守通往彼得格勒各条道路的卫戍部队通过无线电接到命令，要它们阻止反革命的车辆，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就动用武力解决。所有革命组织都有责任“不间断地开会讨论，把一切与阴谋分子有关的情报集中掌握在自己手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方面发出的呼吁书里面没有什么遗漏。不过，里面没有一句话脱离实际，而是对实际进行评价。
　　斯莫尔尼宫自身的阵地得到了比较认真的加强，虽然迟了一些。10月24日凌晨3点钟，约翰·里德离开大厦时，他注意到门口摆放着机关枪，注意到守卫大门及邻近的十字路口战斗力颇强的巡逻队。岗哨在前一天就已经由立陶宛团一个连和一个有24挺机关枪的机枪连加强了。到白天，防守继续不断得到强化。施里亚普尼柯夫写道：“在斯莫尔尼地区，可以看到我熟悉的情景，令人回想起二月革命最初日子里在塔夫里达宫周围看到的情景。”同样是有大批成群的士兵、工人和各式各样的武器。院子里集中堆放的无数垛劈柴可当作再好也不过的防射击掩体。货运汽车运来了食品与作战物资。拉斯科尔尼科夫讲道：“整个斯莫尔尼宫变成了战斗大本营，廊柱外面的阵地上架起了平射炮。大炮旁边架设了机关枪……几乎每一块空地上都摆放着类似玩具炮一样的‘马克辛’机关枪。而且沿着所有的走廊……士兵和工人、水兵和宣传员在迈着快捷、响亮而轻松的步伐。”苏哈诺夫不无道理地指责革命的组织者缺乏军事才干，他写道：“只是到了现在，24日白天和夜晚，为保卫起义司令部的赤卫队员和士兵的队伍才开始聚集到斯莫尔尼宫……到24日晚上时，斯莫尔尼宫的保卫工作才开始有点像样了。”
　　这个问题并非没有意义。妥协主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从斯莫尔尼宫悄悄搬进了政府司令部所在的地方。从此以后，斯莫尔尼宫集中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所有革命组织的领导人。当天就在这里举行了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为的是做出发起攻击前的最终决定。出席会议的有11个人。列宁仍然没有离开自己在维堡区的藏身处。季诺维也夫也缺席了，据捷尔任斯基情绪激昂的说法，他是“躲藏起来了，没有参与党的工作”。相反，跟季诺维也夫志同道合的加米涅夫在起义司令部里显得十分积极。没有见到斯大林，他一般不在斯莫尔尼宫露面，而是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打发时光。会议像以往那样由斯维尔德洛夫担任主席。正式记录过于简短，但是它提供了全部依据。对于参加革命的领导人的性格以及他们之间的职责分工而言，这份记录是不可或缺的。
　　事情关系到最近24小时内最终占领彼得格勒。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要夺取那些仍然还留在临时政府手里的政治机关和技术机关。苏维埃代表大会应该在苏维埃政权之下举行。实行新的攻击的实际措施详细制定出来了，或者说正在由军事革命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制定出来。中央委员会应该划出最后的界限。
　　首先采纳的是加米涅夫的提议：“今天如没有特殊情况，任何一个中央委员都不能离开斯莫尔尼宫。”并且决定加强彼得格勒党委会委员在斯莫尔尼宫值班。记录接着写道：“托洛茨基建议允许把两位中央委员交由军事革命委员会支配，为的是加强同邮政电报系统还有铁路系统的联系，第三位中央委员负责监视临时政府。”结果做出如下决定：派捷尔任斯基做代表去邮政局和电报局，布勃诺夫去铁路。显然最初是根据斯维尔德洛夫的提议，初步决定委派波德沃伊斯基去监视临时政府，记录指出：“反对委派波德沃伊斯基，任务委派给斯维尔德洛夫。”食品供给的事务交给了被认为是经济学家的米留京。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谈判一事委派给了加米涅夫，他有温和谈判者的名声，尽管是一个太容易让步的谈判者，这当然是按布尔什维克的标准来衡量的。我们继续读下去：“托洛茨基建议在彼得保罗要塞设立后备司令部，为此需委派一名中央委员到那里去。”结果决定如下：“总体上的监督交给拉舍维奇和布拉贡拉沃夫，同要塞保持经常性联系的工作委托给斯维尔德洛夫。”此外，“要向全体中央委员提供进入要塞的通行证”。
　　按照党的组织系统，所有的联络线最后都集中到斯维尔德洛夫那里，他了解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干部，无论是谁。他把斯莫尔尼宫和党的机关联系起来了，他向军事革命委员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工作人员。每当紧要关头进行协商，都要把他请到委员会来，因为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太庞杂了，而部分人员经常处于流动之中。那些最秘密的措施是通过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上层或者通过斯维尔德洛夫个人来贯彻的。他是非正式的然而因此又是更真实的十月革命的“总书记”。
　　前来出席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主要是由斯维尔德洛夫来安排的，他们连一个小时的空闲时间都没有。10月24日，在彼得格勒的外省代表就已经达到了两三百人。不管怎么说，他们当中大多数加入了起义的各个机构。到午后两点钟的时候，他们聚集在斯莫尔尼宫举行党团会议，听取党中央报告人的报告。他们当中有一些类似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样的动摇分子，这些人宁愿采取观望政策；还有一批不太可靠的新角色。不能对党团说出起义的计划，在人数众多的会议，哪怕是非公开的会议上谈论的话题，难免会向外界泄露出去。甚至还不能扯掉进攻行动的防御外衣，不能冒引起卫戍部队个别队伍思想混乱的风险。但是，同时又要有必要的暗示，决定性的斗争已经开始，留给代表大会的任务就是把它胜利完成。
　　托洛茨基做报告时引用了列宁不久前写的一些文章。“密谋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并不矛盾”，如果客观形势使起义成为可能的或不可避免的话，“必须用攻击排除走向政权道路上的天然障碍……”可是直至当时，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政策还没有越出防御的范围。当然，必须要从足够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防御。借助武力来确保布尔什维克报纸的出版，或者让“阿芙乐尔号”继续停泊在涅瓦河上——“这是防御吗？同志们，这是防御！”假若临时政府想要逮捕我们，那么在这种场合，把机关枪架到斯莫尔尼宫的屋顶上。“这也是防御，同志们！”究竟该怎样对待临时政府呢？递上来的一张纸条这样问道。报告人回答说：“如果克伦斯基坚持不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屈服，那么临时政府的抵抗所导致的”就是一个由警察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实际上的结果几乎就是这样的。
　　这时，为了向刚刚到来的城市杜马代表团解释情况，把托洛茨基叫过去了。首都确实还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然而令人不安的传闻也在流传。市长提出了一连串问题：苏维埃在着手发起暴动吗？怎样维持城市的秩序？如果杜马不承认政变，它的处境又会怎样？这些可敬的先生想了解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回答是这样的：政权问题应由苏维埃代表大会来决定。这会引起武装战斗吗？“这与其说取决于苏维埃，不如说取决于违背人民统一意志现在手握国家政权的那些人。”如果代表大会拒绝接受政权，彼得格勒苏维埃会服从的。可是政府本身显然在打算挑起冲突。它发出了逮捕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命令。工人和士兵只能用无情的反抗来回答这种行径。怎样对付犯罪团伙的抢劫与暴行呢？委员会今天发布的命令就已提到：“只要居心不良者一开始尝试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引起骚乱、抢劫、斗殴与枪击，——犯罪分子就必须被从地球表面上清除干净。”在发生冲突时，对待城市杜马可以采用宪法方式：解散它并且举行新的选举。代表团很不满意地走了。可是它其实又能指望得到什么呢？
　　城市家长对叛乱分子阵营的正式访问是对当权者无能的太过露骨的示威举动。托洛茨基回到布尔什维克党团以后说：“同志们，别忘了几个星期前我们拥有多数的时候，我们是那么大的一个商行，可是没有印刷所，没有钱柜，没有分号。而现在，城市杜马代表团前来找本该被捕的军事革命委员会‘询问城市和国家的命运’。”
　　昨天刚从政治上占领的彼得保罗要塞今天又得到了加强。最革命的部队机枪手分队进入了战斗状态。柯尔特机关枪尽量擦得锃亮，它们共有80挺。为了控制河岸与特罗伊茨克桥，在要塞城墙上架起了机关枪。大门口布置了得到了加强的岗哨，周围地区也派了巡逻队。但是在清晨的忙碌时分，看得出要塞自身内部的情况还不能认为是有可靠保障的。自行车营还有不确定性，跟由富裕的农民组成的骑兵类似，由城市中间阶层组成的自行车兵构成了军队中最保守的部分。有一个唯心主义心理学家的命题：骑在有传动装置的两个轮子上，使一个人感到自己与众不同，至少在俄国这样的贫穷国家是如此，他的傲慢就如它的轮胎一样鼓胀起来了。在美国，早已经是由汽车来产生这样的效果。
　　当初，被调来镇压七月运动的这个营竭力拿下了克舍辛斯卡娅宫，随之又作为特别可靠的部队驻扎在彼得保罗要塞。事情是明摆着的，自行车兵没有参加昨天举行的决定要塞命运的集会。在他们那里，纪律还维持着这样的程度，即军官能够有效阻止士兵走出要塞院子的大门。倚靠自行车兵的要塞司令官神气十足，经常同克伦斯基的司令部保持电话联系，甚至好像要逮捕布尔什维克的特派委员。这种不确定的局面一分钟也不能忍受了！根据斯莫尔尼宫的命令，布拉贡拉沃夫截断了敌人的退路。司令官被软禁起来，所有军官家里的电话都被撤除了。政府司令部焦急地来电话询问，为什么听不到司令官的声音，要塞里到底出了什么事。布拉贡拉沃夫用电话恭敬地报告说，要塞从今以后只执行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今后政府有什么事情须跟它联系。
　　守卫要塞的所有部队都十分满意地看待逮捕司令官一事，但是自行车兵态度暧昧，在他们阴沉的缄默后面隐藏着什么呢？是掩盖起来的敌意还是最终动摇了？布拉贡拉沃夫写道：我们决定专门为自行车兵安排一次集会，并且邀请我们最优秀的宣传家，首先就是在士兵群众中享有巨大威望和影响的托洛茨基出席集会。”下午4点，全营在邻近的现代马戏院的房子里开会，被认为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军需将军波拉杰洛夫作为政府辩论手出席会议。他的反对意见异常谨慎，听起来完全是模棱两可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发起了更具歼灭性的攻击。为彼得保罗要塞举行的宣传鼓动补充战役结束了。正如本该预见到的那样，投票结果几乎是全体赞成，只有30票反对，就这样该营通过了托洛茨基提出的决议。又一次可能爆发的武装冲突在交锋之前未经流血便解决了。这就是十月起义，它的风格就是这样的。
　　从此以后，可以放心有把握地依靠要塞了。军械库里的武器毫无障碍地运了出来。各个企业的代表在斯莫尔尼宫和工厂委员会办公室排队领取搬运武器的凭证。战争年代，首都目睹了不少排队现象，现在是第一次排队去领步枪。载重汽车从各区鱼贯开往军械库。工人斯科林柯写道：“彼得保罗要塞都无法认出来了，它曾经备受颂扬的平静被汽车的轰鸣声、大车的嘎轧声以及人群的呼叫声打破了。军械库门口显得特别拥挤……第一批俘虏就是从这里被送走的——军官和士官生从我们身旁走过。”当天，曾因为积极参加七月起义被解除武装的第一百八十步兵团拿到了武器。
　　现代马戏团大会的结果从另一个方面显示出来了，7月以来承担保卫冬宫任务的自行车兵自动撤掉了岗哨，他们宣布不同意继续担负政府守卫任务。这是对临时政府的一个沉重打击，它不得不用士官生来接替自行车兵。政府的军事抵抗越来越缩小到依赖军官学校，这不仅极大地缩小了抵抗的规模，而且彻底暴露了它的社会成分。
　　普梯洛夫造船厂的工人（也不仅仅是他们）建议斯莫尔尼宫尽快动手解除士官生的武装。假如这一措施根据同士官学校非战斗人员的约定，并做好相应准备以后，于10月24日夜晚执行的话，那么攻占冬宫就不会有任何困难了。假如攻占冬宫以后，哪怕是在25日夜晚解除士官生的武装，那么就不会发生10月29日的反起义行动。可是起义领导人在很多方面仍然表现出“宽宏大量”，实际上是表现出过分乐观的情绪，没有总是充分听取来自下层的清醒声音。当然，列宁不在场也影响到了这一点。在导致双方出现不必要的牺牲的情况下，群众不得不出面来纠正疏忽的后果。在激烈的斗争中，没有比不合时宜的“宽宏大量”更为糟糕的残忍行为了。
　　在白天举行的预备国会会议上，克伦斯基还在表演自己的最后杰作。最近，俄国尤其是首都的居民处在惶恐不安之中：“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每天都在号召发动起义。”宣传鼓动人员在引证遭到通缉的国事犯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的文章。引文一清二楚和不可辩驳地证明，前面说到的那个人在鼓动起义。那么是在什么时候呢？正是在政府讨论把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和采取措施结束战争这类问题的时候。迄今为止，当局并不急于粉碎阴谋分子，以便让他们自己有机会纠正错误。“这简直糟透了！”米留科夫主持的这个机构有人大叫起来了。然而克伦斯基并没有慌张：“总之，我宁愿认为让政府的行动迟缓一点，可是更有把握，在必要的时候也更加坚决。”这些话由这个人说出来是多么的荒诞啊！无论如何，“现在所有期限都过去了”，布尔什维克不仅没有悔过，反而调动了两个连，并且发生了擅自分发武器与子弹的事件。政府这一次打算结束无知之徒的胡作非为。“我是完全有意这么说的：无知之徒。”大厅右侧的人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这种侮辱人民的行径。他克伦斯基已经下命令实行必要的逮捕。“尤其要注意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勃朗施坦—托洛茨基的演讲。”是的，人所共知的是政府拥有比所需还要多的力量；前线不断提出对布尔什维克采取坚决措施的要求。就在这时，科诺瓦洛夫把军事革命委员会发给卫戍部队各部电报递给讲话人：“各团进入完全的战斗准备状态，等待进一步的命令。”克伦斯基郑重其事地断言：“用法律与司法当局的语言来说，这可以称之为暴动状态。”米留科夫证实说：“克伦斯基说这些话时完全是最终打败对手的一个律师那种得意口吻。”那些胆敢危害国家的集团和党派“必须立即坚决和彻底地予以消灭”。整个大厅除了左侧那一部分以外，响起了示威性的掌声。讲话最后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今天，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做出回答，政府是否能“在这个高级会议的支持下充满信心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还没有等到投票，克伦斯基便赶回了司令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相信不出一个小时，他就将得到他所需要的（但是并不知道是什么需要）的决定。可是，出现了意外的情况。下午2—6点，在玛丽亚宫举行了各党团会议和各党团之间的会议，制定出了过渡公式：与会者似乎还不明白，他们所谈论的其实是过渡到不复存在的境地。没有任何一个妥协派集团决心把自己跟政府捆在一起。达恩说道，我们孟什维克准备为捍卫临时政府流尽最后一滴血，只是它要为民主派团结在它周围提供机会。”傍晚时分，因寻找出路而弄得筋疲力尽的左翼各党团在达恩从马尔托夫那里借用过来的公式基础上联合起来了。该公式宣称对暴动负有责任的不仅有布尔什维克，而且有临时政府，因此要求马上把土地交由土地委员会处理，并且当面要求盟国采取有利于和平谈判的行动，等等。于是，温和稳健的圣徒们试图在最后一刻模仿昨天还被他们斥之为巧言惑众和冒险主义的口号。除合作社工作人员外，只有立宪民主党和哥萨克承诺无条件支持政府，然而这两个集团打算一有机会就赶走克伦斯基。可是它们处于少数。预备国会的支持对巩固临时政府作用不大。不过米留科夫说对了：拒绝支持政府会把它最后残存的威信剥夺殆尽。要知道预备国会的成员就是几个星期前由政府自己确定的！
　　就在玛丽亚宫寻找拯救公式的同时，彼得格勒苏维埃在斯莫尔尼宫开会讨论有关时局的消息。报告人认为有必要在这里提醒，军事革命委员会“不是作为起义的机关，而是在革命进行自卫的基础上”产生的。委员会不允许克伦斯基把革命军队调出彼得格勒，并且把工人报刊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这是起义吗？”“阿芙乐尔号”今天仍然停泊在昨夜停泊的地方。“这是起义吗？”“我们这里有半个政权，它不相信人民，也不相信自己，因为它内心里已经死亡。这半个政权正在等待历史扫帚挥动起来，以便为革命人民的真正政权清扫出地方。”苏维埃代表大会明天就要开幕了。卫戍部队和工人的责任是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交由代表大会支配。“但是政府如果试图利用留给它支配的24小时或者48小时往革命背上扎一刀，那么我们再次声明：革命的先进队伍将以牙还牙，加倍反击。”这个公开的威胁同时又是政治上发起攻击的掩护。托洛茨基讲话结尾时说道，在克伦斯基发表演讲和各妥协主义党团发出老鼠般的喧嚣以后，预备国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派代表团前来斯莫尔尼宫，表示愿意正式加入军事革命委员会。苏维埃高兴地欢迎在左派社会革命党转变中反映出来的更为深刻的进程：农民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和彼得格勒的起义顺利开展。
　　在评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报告时，米留科夫这样写道：“托洛茨基的首要计划大概就是这样的：做好斗争的准备，让政府直接面对苏维埃代表大会表达出来的‘人民的统一意志’；这就赋予了新政权诞生合法的形式。可是政府比他预想的还要衰弱，于是政权在代表大会召开与发表意见之前便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他的手中。”在这些话中间，临时政府的衰弱程度完全超乎意料是可信的。但是计划一开始就是为了在代表大会开幕前夺取政权。其实，米留科夫本人另一方面又承认了这一点。他写道：“政变领导人的真实意图远远超过了托洛茨基这些正式声明……苏维埃代表大会势必要面对既成事实。”
　　纯粹的军事计划起初是保证波罗的海水兵和武装起来的维堡工人的协同行动：水兵应该沿着铁路前进，直到位于维堡区内的芬兰站下车。通过赤卫队各支队伍与卫戍部队各部进一步联合行动，起义应该从这个基地扩展到其他各区，而且在占领各座桥梁之后，冲进市中心展开最后的突击。这种想法是形势的自然产物。看来是由安东诺夫提出的这个想法的依据是出于推测，即敌人还有可能进行相当顽强的反抗。恰恰这样的前提迅速消失了，并不需要依靠有限的基地，因为在起义者认为需要对政府进行攻击的所有地方，它都成了暴露无遗的目标。战略计划同样出现了变更，时间期限的两个节点都变了：开始起义比预定的提前了，结束起义却推迟了。临时政府清晨的挑衅图谋当即引起了军事革命委员会以防御形式开展的反击。当局在这种情况下暴露出来的无能促使斯莫尔尼宫于白天就采取了行动，行动的确具有不彻底的、半伪装的和预备的性质。主要的攻击照旧是夜里准备就绪的，就这一点而言计划仍然是有效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它遭到了干扰，不过是在相反的方向。当天夜晚，预定是要占领所有高级指挥机关，首先是中央政权龟缩其中的冬宫。可是在起义过程中计算时间比在正规战争中还要困难。领导人耽误了几个小时才把兵力集结起来，于是进攻冬宫的战斗（它在晚上甚至还没来得及打响）构成了革命的特殊一章。战斗直到25日夜间才结束，也就是说推迟了整整一昼夜。不经过严重的失算就不能取得最辉煌的胜利！
　　克伦斯基在预备国会发表演讲以后，当局力图扩大自己的攻势。有些车站被士官生部队占领了。大街的拐角处布置了巡逻队，它们接到了征用没有交给司令部的私人汽车的命令。到午后3点钟的时候，所有活动桥都拉起来了，只有冬宫桥除外，由于士官生加强了防卫，它依旧通行无阻。专制君主制度每到恐慌时刻就动用这一措施，最后一次是二月革命期间，采取这种措施是出于对工人区的恐惧。在居民们看来，把桥拉起来仿佛意味着正式承认起义已经开始。相关各区的指挥部立即以自己的方式来回敬政府的军事行动，它们派武装队伍到各座桥梁那里去。斯莫尔尼宫只需发扬这种主动精神就行了。因桥梁问题引发的斗争对双方来说都具有试探实力的性质。一队队武装工人和士兵对士官生和哥醉克施加压力，时而劝说，时而威胁。终于，对方的防卫撤销了，他们不敢卷入直接的冲突。有些桥梁好几次拉起又合上了。
　　“阿芙乐尔号”直接收到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动用你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恢复尼古拉耶夫桥的交通。”巡洋舰舰长企图规避执行命令，可是在象征性地把他和全部军官拘押以后，军舰顺从地起航了。水兵纵队沿着两边的堤岸行进。库尔科夫讲述说，“阿芙乐尔号”在桥边拋锚时，士官生已经不见了踪影。水兵自行合上了桥梁，并且布置了警戒。只有冬宫桥还继续在政府卫兵手里控制了几个小时。
　　尽管头几次尝试遭到了失败，然而有的政府机关还是企图继续发动攻击。傍晚时分，一队警察来到一家大型私营印刷厂，查封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工人和士兵报》。而在此前12个小时的类似场合，布尔什维克印刷所的工人在斯莫尔尼宫的援助下取得了胜利。现在已经没有这种需要了。印刷工人和两个偶然到来的水兵一起旋即挡回了装载报纸的汽车；部分警察旋即也加入到他们一边，领队的警监则一溜烟跑了。夺回的报纸顺利送到了斯莫尔尼宫。军事革命委员会派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两个排去保护报纸出版，惊慌失措的管理部门立即把印刷厂的管理权交给了工长委员会。
　　司法当局并不奢望进斯莫尔尼宫抓人，很显然，这样做等于发出了政府注定必败的内战信号。可是在维堡区（即使在最佳时刻，当局也避免正眼朝那里望），发了疯的行政当局企图逮捕列宁。很晚的时候，一个上校领着10个士官生走错了门，闯进了工人俱乐部，误把它当作同在一座楼里面的布尔什维克编辑部。不知为什么这些武夫认为列宁在编辑部等他们。有人马上从俱乐部出来吿诉赤卫队司令部。上校一直在各个楼层之间转来转去，甚至还遇见了几个孟什维克。及时赶来的赤卫队员把他和士官生一块儿抓了起来，并且把他们送到维堡区指挥部，随后又从那里押往彼得保罗要塞。就这样，大肆张扬的讨伐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每走一步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最终演变成了漏洞百出的袭击和小小的笑话，完全乏力和烟消云散了。
　　军事革命委员会当时的工作是从不间断的。特派委员在各部队值班。有些特别文告通知居民，遇见反革命侵害和严重犯罪暴行时，该到哪里去找人：“马上就能提供帮助。”凯克斯霍尔姆团的特派委员对电话局的严肃拜访便足以使斯莫尔尼宫重新开通电话。所有联系方式中最快捷的有线电话联系给正在开展的许多行动赋予了信心和计划性。
　　军事革命委员会继续让特派委员深入到那些它还没有控制的机构中去，这扩大与巩固了即将发动的进攻的出发阵地。白天，捷尔任斯基把一张小纸片交给老革命家佩斯特科夫斯基，这是制作好的电报总局特派委员头衔的委任状。“用怎样的方式占领电报局？”新任特派委员不无惊异地问道。“站在我们一边的凯克斯霍尔姆团在那里布置了岗哨！”佩斯特科夫斯基不需要更详细的解释了。电话交换机旁边有两个带步枪的凯克斯霍尔姆团士兵就足以跟电报局的敌对职员达成临时妥协，这些人当中连一个布尔什维克都没有。
　　晚上9点钟，军事革命委员会另一个特派委员斯塔尔克与一支不大的水兵队伍，在前侨民也是水兵的萨文指挥下占领了政府通讯社。这样一来，不仅预先决定了这个机关的命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个人命运：在出任苏维埃国家驻阿富汗大使之前，斯塔尔克当过苏维埃通讯社的第一任社长。
　　这两个不大的行动是起义发动的攻击呢？还是仅仅是两个政权并存体制（它固然从妥协主义轨道转向了布尔什维克轨道）的偶.然事件？上面的问题可能显示出决疑的性质，这样说并非没有根据。不过它本身依然保持着掩蔽起义的作用，甚至全副武装的水兵进入通讯社大楼一事也仍然具有不明确的性质，事实就是如此。表面上看事情暂时还不牵涉到占领该机关，而只是牵涉到对电讯稿进行检查。这样一来，直到24日夜晚，“合法性”的脐带还没有彻底剪断，行动继续掩盖在两个政权传统的残余之下。
　　在制定起义计划的时候，斯莫尔尼宫对波罗的海水兵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把他们视为将无产阶级的坚定性与扎扎实实的军事训练结合成一体的战斗队伍。水兵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来彼得格勒是事先预定好的。把波罗的海水兵提前召来则意味着公开走上了起义的道路。困难就是从这里产生的，结果导致了延误。
　　出席代表大会的两位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代表——布尔什维克弗列罗夫斯基和跟布尔什维克保持一致的无政府主义者雅尔丘克于24日白天到达了斯莫尔尼宫。在斯莫尔尼宫一个房间里，他们与丘德诺夫斯基发生了争执。后者刚从前线回来，他引证士兵的情绪反对近期举行起义。弗列罗夫斯基讲述了当时的情形：“在争论激烈之际，托洛茨基进来了……他把我叫到一旁，建议我马上回喀琅施塔得去，‘时局是如此迅速地成熟，因此每个人必须待在自己的岗位上……’我从这简短的指示中敏锐地觉察到了即将发生的起义所要求的纪律。”争执停止了，敏感而热烈的丘德诺夫斯基搁置了自己的疑虑，参加了军事计划的拟订工作。紧接着给弗列罗夫斯基和雅尔丘克发了一封电报：“黎明时分，喀琅施塔得的武装力量要出动，前来保卫苏维埃代表大会。”
　　晚上，军事革命委员会通过斯维尔德洛夫发了一封电报给身在赫尔森福斯的地区苏维埃委员会主席斯米尔加：“请把章程寄过来。”这暗语的意思是立即把1500名武装到牙齿的波罗的海精锐水兵派过来。尽管波罗的海水兵只有到第二天才能抵达，然而没有理由拖延战斗行动：城里的兵力就足够了；而且确实没有再拖延的可能了：因为战斗行动已经开始了。假如从前线来的援兵帮助临时政府，那么水兵赶过来也是够早的，可以从侧翼或者背后攻击他们。
　　从战术方面制定占领首都的纲要主要是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的事情。总参谋部的军官能在这份外行计划中发现许多破绽。可是军事院校的高才生通常不会参加无产阶级起义的筹备工作。不管怎样，最必需的事情还是预见到了。全城划分为不同的战斗区，它们听从附近的指挥部指挥。在最重要的地点，集中部署了同邻近的军队保持着联系的赤卫队战斗队，那里有枕戈待旦的值勤连队。每个局部行动的目标以及为之配备的兵力都是事先定好了的。全体参加起义的人员，从上到下都充满了无须付出牺牲便可获胜的信念。这是起义的威力所在，在关键时刻也是它的阿喀琉斯之踵[3]所在。

[3]阿喀琉斯是古希腊传说中的英雄，他全身刀枪不入，唯有脚踵除外，最后因脚踵中箭而死。——译者

　　主要的战斗行动是深夜两点开始的。通常是些人数不多的队伍，以武装工人或者水兵为核心，在特派委员带领下同时或者是接连占领了火车站、发电站、军火库、食品仓库、自来水公司、冬宫大桥、电话局、国家银行、大印刷厂；电报局和邮政局的控制得到了加强。到处都安排了可靠的警卫力量。
　　关于10月那个夜晚情景的报道是相当贫乏的，也毫无精彩可言，它们看上去就好像是警察局的记录。神经质的狂热令所有参加者颤抖不已。没有人也没有时间进行观察，也没有留下记录。汇合到司令部的消息也没有写在纸上，或者说只是粗略草率地记了一下，最后连记录稿也丢失了。后来的回忆是枯燥的，而且并非总是准确的，因为它们大多数出自局外人之手。作为军事行动激励者和领导人的那些工人、水兵和士兵很快就成了首批红军部队的指挥员，而且他们大多数在内战的各个战场上阵亡了。在确定个别情节的性质和条理的过程中，研究人员遇到了极大的混乱，而报纸的报道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混乱。有时使人觉得，1917年秋占领首都比15年后再来回想这个过程还要容易一些！
　　占领邻近的尼古拉耶夫车站的任务交给了工兵营最坚强和最革命的第一连。只过了15分钟，车站未经一次冲锋就布满了有力的岗哨。政府的守卫队四散逃跑，径直消失在夜色中了。那个寒风刺骨的夜晚充满了令人生疑的喧嚣和神秘莫测的行动。士兵们抑制住内心的强烈担忧，彬彬有礼地拦住过往行人和旅客，仔细检查他们的证件。他们并不总是知道该怎样行事，显得有些迟疑犹豫，更多的还是放行。不过信心一小时一小时地在增强。大约到了清晨6点钟的时候，工兵们拦住了两部运送60名左右士官生的卡车，缴了他们的械，并把他们押往斯莫尔尼宫。
　　还是这个营又接到命令，要它派50个人去守卫食品仓库，派21个人去保护发电站。下命令的通知单一张接一张从斯莫尔尼宫，从各区送过来。没有谁说反对，也没有谁发牢骚。据一个特派委员报告说，命令“立即和不折不扣地”得到了执行。士兵的行动开始有了很久都没有见过的明晰。无论松懈的卫戍部队多么不牢靠（只配拆散），可是那天晚上老兵的严酷训练在其中重新发挥了作用，最后一次绷紧每一块肌肉为新目标效力。
　　特派委员乌拉洛夫拿到了两张委托书，一张要他占领反动的《俄罗斯意志报》印刷厂，该报是普罗托波波夫在担任尼古拉二世最后一任内务大臣之前不久创办的。另一张要他接收一队谢苗诺夫团的士兵，临时政府中有人依据陈年记忆还以为该团是自己人。为了占领印刷厂，需要谢苗诺夫团的士兵；为了用大版面出版并且大量发行布尔什维克的报纸，需要这个印刷厂。晚上，士兵们已经躺下睡觉了。特派委员简单说明了自己使命的目标。“我还没讲完，四面便响起了‘乌拉’的欢呼声。士兵们从自己的床位上蹦起来，把我团团围住。”超载着谢苗诺夫团士兵的卡车朝印刷厂飞驰而去。夜班工人火速地聚集在轮转印刷机大厅里。特派委员说明了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于是这里也像兵营一样，工人们用‘乌拉’和‘苏维埃万岁’的欢呼声来回应我。”任务完成了。占领其他机构时大概出现了同样的情景，无须采用暴力，因为没有出现过抵抗。起义群众拉开双肘，就把昨日的主人挤出去了。
　　军区司令官当夜通过军用电话向大本营和北方战线司令部报告：“彼得格勒的局势非常可怕。虽然没有出现街头暴动和极度混乱，但是正在发生有计划地占领机关和车站，进行逮捕的事情……士官生未经抵抗就撤除了警卫岗哨……没有任何保证不会发生试图侵犯临时政府的事件。”波尔科夫尼科夫说得对：的确是没有任何保证。
　　军人圈子里传播着这样的流言：仿佛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间谍从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官的办公桌里窃走了卫戍部队警卫岗哨的口令。这里没有发生任何难以令人置信的事，因为起义在各机关的下层工作人员当中有够多的朋友。但是窃取口令的说法看来毕竟是为解释那种太令他们难堪的轻易失守而捏造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的警卫岗哨布满了全城。
　　夜间，斯莫尔尼宫向卫戍部队发出了一道命令：务必逮捕那些不承认军事革命委员会权力的军官。有多个团的指挥官躲藏起来了，为的是在偏僻的处所熬过惶恐不安的日子。在其他部队，军官或被解职，或遭逮捕。到处都成立了自己的革命委员会或者跟特派委员携手工作的指挥部。临时成立的指挥部不太称职，不用说这是很明显的。然而它却是靠得住的。问题首先是在政治层面上得到解决的。
　　可是，某些部队的指挥部在自己完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也发挥出了相当大的主动精神。巴甫洛夫团革命委员会派自己的侦察员前去军区司令部，打探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化学兵预备营严密监视不安分的邻居巴甫洛夫军校和弗拉基米尔军校的士官生，以及武备中学的学生。化学兵时不时在街上缴士官生的械，借此使他们处于畏惧之中。化学兵营指挥部与巴甫洛夫军校的警卫兵建立联系以后，努力让军械库的钥匙掌握在士兵的手里。
　　要确定直接参加夜间占领首都行动的兵员人数是很困难的，这不仅因为没有谁进行过清点统计和做过记录，而且也出于军事行动自身的性质。第二和第三梯队的后备队伍几乎与整个卫戍部队混合在一起了。但是，只是在偶然情况下才不得不使用后备队。本来有好几千名赤卫队员和两三千名水兵，第二天，随着喀琅施塔得和赫尔森福斯的援兵到来，他们的人数陡然增加到三倍之多，共有20个连队与步兵战斗队。这就是第一和第二梯队的兵力，在它们的协助下，起义者占领了首都。
　　凌晨3点20分，陆海军部政治机关首长、孟什维克舍尔通过直通电话告诉高加索方面：“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前来出席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正在一起开会，代表绝大多数是布尔什维克。大家热烈欢迎托洛茨基的到来，他宣称暴动可望出现不流血的结局，因为兵力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布尔什维克转而采取积极行动，尼古拉耶夫大桥被他们夺占了，那里现在停放着装甲车。巴甫洛夫团在靠近冬宫的百万大街布置了巡逻队，拦住所有过往行人进行盘问，还拘押了一些人，并且把他们送往斯莫尔尼学院。部长卡尔塔舍夫、临时政府办公厅主任加尔佩林也遭到拘押。波罗的海车站同样落到了布尔什维克手中。如果前线不进行干涉，那政府就没有力量来抵抗现有的军队。”
　　半夜过后，舍尔中尉报告所提到的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在斯莫尔尼宫开始举行。代表大会的代表作为客人挤满了大厅。走廊和过道布满了经过加强的警卫。窗台上全是灰色的军大衣、步枪和机枪。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淹没在一大群人头攒动和充满敌意的外省人当中了。“民主派”的最高机关看起来已经沦为起义的俘虏。主席台上没有熟悉的人物主席齐赫泽，一成不变的报告人策烈铁里也缺席了。这两个人被时局的发展进程吓坏了，在发生战斗几个星期前便离开了自己责任重大的岗位，再也不顾彼得格勒，回故乡格鲁吉亚去了。留下达恩充当妥协派集团的领导人。此人毫无齐赫泽那种装出来的和善，也毫无策烈铁里那种能打动人心的口才，但是他比上述二人更固执，更没有远见。主席台上孤零零的社会革命党人郭茨宣布会议开始。达恩在一片沉寂的大厅里站起来发言，苏哈诺夫觉得这大厅了无生气，而约翰·里德觉得它“简直是可怕的”。预备国会的最新决议是这个报告人特别乐道的话题，那个决议企图用预备国会原有的口号所引起的苍白无力的回声来对抗起义。“如果你们不重视这些决定，那一切将为时晚矣。”达恩如是说。他用无法避免的饥荒和群众的分化吓唬人。 “无论什么时候反革命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强大。”这是1917年10月25日前那个晚上所说的话！吓破了胆的小资产阶级在重大事件面前看到的只是危险和阻力。他们唯一的手段——那就是因恐惧而装出来的慷慨激昂。“在工厂与兵营，黑帮出版物取得的成功要比社会主义出版物大得多。”失去理智的人正在把革命引向毁灭，就如1905年时那样，“当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正是这位托洛茨基。”可是不能这样。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允许走向起义。“刚刚捅穿中央执行委员会躯体的敌对双方的刺刀正在彼此交叉格斗起来。”此刻座位上响起了喊叫声：“可它早就已经是一具僵尸了。”整个大厅都感觉到了这喊声是何等正确。在妥协主义尸体的上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刺刀已经交叉格斗起来。报告人的嗓门也已淹没在充满敌意的喧哗之中了。敲击乐谱架不起作用，恳求也没有博得怜悯，烕胁也吓唬不了谁。一切为时晚矣，为时晚矣……
　　不错，这就是起义！托洛茨基代表军事革命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做出了这样的回答。末了，他抛弃了最后的客套。是的，群众是和我们在一起，正是我们率领他们发起了进攻！他越过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对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说：“如果我们毫不动摇，那么内战就不会发生，因为那样敌人就会马上投降。你们还要占据根据权利属于你们的位置——俄罗斯大地主人的位置。”张皇失措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发现自己连进行抗议的力量都没有。直至那时，斯莫尔尼宫只是防御的说法依然在他们中间维持着闪烁不定的希望火花，尽管不顾一切事实。现在连这火花也熄灭了。在深夜的这个时候，起义高高地昂起了头。
　　意外情节迭出的会议于清晨4点结束了。布尔什维克的发言人走上讲台，宣布现在就回军事革命委员会去。报告从城市的每个角落送到那里，内容无一例外都是进展顺利的消息，街上的哨兵一夜没有合眼。机关一个接一个占领了，敌人没有进行抵抗。
　　可以猜想到，中央电话局的设防原已得到特别加强。然而早晨7点钟的时候，它未经战斗就被凯克斯霍尔姆团的战斗队占领了。起义者现在不仅可以不必担心自己的联络问题，而且有可能监控敌人的电话往来。不过，冬宫和总司令部的电话很快就被切断了。
　　几乎是同时，一支海军近卫部队的大约40名水兵拿下了位于叶卡捷琳运河河岸上的国家银行大楼。银行官员拉尔策维奇回忆说，“水兵队伍的行动是异常火速的”，他们马上就在电话机旁边布置了警戒，以切断来自外界的可能援助。在夺取大楼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抵抗，尽管谢苗诺夫团有一个排就在现场”。占领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象征的意义。党的干部受过马克思关于1871年巴黎公社评论的教育。众所周知，公社领导人不敢着手控制国家银行。“不，我们绝不会重犯这样的错误。”许多布尔什维克早在10月25日之前很久就对自己这样说过。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最神圣的机关之一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各个城区，引发了一波庆贺的热潮。
　　清晨时分，华沙车站、“交易所公报”印刷厂，还有就在克伦斯基窗前的冬宫大桥都被占领了。一个特派委员向守卫“十字监狱”的沃伦斯基团的士兵出示了一份决定，要他们按照苏维埃提出的名单释放一批囚犯。监狱管理当局企图得到司法部长的指示，但他白费了心思，因为后者顾不上这件事了。被释放的布尔什维克，其中包括年轻的喀琅施塔得领袖罗沙利，随即便领到了战斗任务。
　　同是当天清晨，起义者把在尼古拉耶夫大桥被工兵拦截的一队士官生押送到了斯莫尔尼宫，这些人是为了获取食品乘卡车从冬宫出来的。波德沃伊斯基讲述道：“托洛茨基对他们宣布，只要他们承诺不再反对苏维埃政权，就会被释放，还可以回原先的军校继续自己的学业。这些原本以为会遭到残酷镇压的小伙子听到这话真有说不出的惊奇。”立即释放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这还存在着疑问：胜利还没有最终取得，而士官生乃是敌人的主要兵力。另一方面，在军校还笼罩在动摇情绪之中时，重要的是要证明这样的事实，即屈服于胜利者的宽恕可以让士官生不会有遭到任何惩罚的危险。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两种理由似乎互相抵消了。
　　列维茨基将军早晨从尚未被占领的陆海军部通过直通电话向大本营杜鹤宁将军报告说：“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部……转到布尔什维克那边去了。水兵与一艘轻型巡洋舰从喀琅施塔得赶过来，拉起的大桥被他们重新合上了。全城布满了卫戍部队的岗哨，不过还没有发生任何武装暴动（！）。电话局落到了卫戍部队手里。驻扎在冬官的部队只是形式上在保卫它，因为它们没有做出积极的举动。总之，我的印象是临时政府好像处在敌对国家的首都，该国结束了动员，却没有开始积极的行动。”真是无与伦比的军事与政治供述！当这位将军说水兵从喀琅施塔得赶过来了时，他实在是把事变提前了，因为水兵直到几小时后才赶到。大桥事实上是“阿芙乐尔号”给合上的。报告结尾处天真地希望“实际上早已有机会报复我们大家的布尔什维克……不敢违抗前线军队的意愿”。关于前线的错觉——这是留给后方将军所拥有的一切，就如后方的民主派一样。不过，处在“敌对国家首都”的临时政府的形象作为对十月革命最好的说明永远载入了史册。
　　斯莫尔尼宫在连续不断地举行会议。宣传人员、组织人员和各工厂、团队、城区的领导人一般参加两个小时左右的会议，有时只有几分钟，目的是澄清各种消息，检验自己的工作，然后回到各自的岗位去。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所在的第十八号房间门口显得异常拥挤。疲惫到了极点的拜访者经常塞满了会议大厅，他们把沉重的头颅靠在白色圆柱上，或者在走廊里抱着自己的步枪靠墙站立，有时干脆一个挨一个直挺挺地躺在既肮脏又潮湿的地板上。拉舍维奇在接待各部队的特派委员，给他们下达最后的指示。从四面八方送来的情报经过三楼军事革命委员会办公的房间变成了一道道命令，起义的心脏就在这里跳动。
　　各区中心再现了斯莫尔尼宫的场景，只不过规模要小一些。在维堡区赤卫队司令部对面的萨姆普索尼耶夫大街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营地：街上停满了已经套好马匹的大车、轻型汽车和卡车。区里各机关到处都是来来往往的武装工人。苏维埃、杜马、工会、工厂委员会，该区的一切都在为起义事业服务。工厂、兵营、机关里出现了跟整个首都相同的情形，只不过规模小一些罢了。撤掉了一些人，又选出来另一些人，肃清了旧关系的残余，巩固了新关系。落在后面的人也通过了服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决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工厂的管理人员以及部队的指挥官一起，怯懦地龟缩到一边去了。在不断举行的大会上，传播着最新的消息，保持着战斗的信念，联系也得到了巩固。人群围绕新的中轴形成了新的集团。革命成功实现了。
　　在本书中，作者力求一步一步地深入研究十月革命的准备惜况：工人群众的强烈不满、苏维埃转到布尔什维克旗帜之下、军队的愤怒、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民族运动的高涨、有产阶级和统治集团的恐惧与惊慌，最后还有布尔什维克内部围绕起义而展开的斗争，紧接着这一切完成的革命看起来却显得太简单、太枯燥、太琐碎了，好像与事件的历史规模不匹配。读者感受到的也是一种失望。他好似一个山间的旅行者，正预料主要的困难还在后头，可是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登上了顶峰，或者几乎登上了顶峰。究竟什么地方发生了起义？没有看到起义的场面，各种事件没有拼成一幅完整的图像。事先考虑到和准备好的小规模军事行动在空间和时间上被相互隔开了。可以把它们连接成目的与意图的统一体，但是斗争本身并不是浑然一体的。没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没有同军队发生戏剧性的冲突。在历史事实基础上形成的有关起义概念的想象，在这里完全对不上号。
　　首都革命的总体特征后来给了马萨里克[4]一个口实，他追随其他许多人写道：十月革命……绝对不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次革命是在上层进行幕后操纵的领袖人物的事业。”实际上这是历史上所有起义中最具群众性规模的一次。工人并不需要跑到广场上去融为一体，他们其实已经形成了政治上和道义上的统一整体。甚至未经许可，士兵不准离开兵营。在这一点上，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与波尔科夫尼科夫的命令是一致的。但是这些不曾露面的群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与事变步调一致地前进。在工厂、兵营与各区指挥部之间，各区与斯莫尔尼宫之间进行联络一事上，一分钟都没有中断。赤卫队的队伍感觉到工厂在支援自己。一队队的士兵返回了兵营，完成预先安排好的轮班替换。只有自己拥有强大的后备力量，革命的队伍才能如此充满信心地去解决自己的任务。相反，零零散散的政府警卫岗哨早已被自己的孤立无援所打败，从而放弃了抵抗的念头。资产阶级预料会发生街垒战，燃起熊熊烈火，匪盗横行，血流成河。实际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比全世界炮声隆隆还要可怕的安静。社会基础活像一个旋转舞台，它在悄悄地移动，把人民群众推到了前台，把昨日的主人送进了另一个世界。

[4]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译者

　　时间已经到了10月25日上午10点钟，斯莫尔尼宫认为可以向首都及全国发布已经获胜的通告：临时政府巳经被推翻，国家政权转到了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声明远远跑到时局前面去了，因为临时政府仍旧存在，至少在冬宫范围内是如此。大本营也还存在。外省还没有表态。苏维埃代表大会还没有开幕。但是起义的领导人不是历史学家，为了替历史学家准备条件，他们不得不跑到前面去。军事革命委员会已经是首都局势的完全主人。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批准是没有问题的。外省也在等候彼得格勒的创举。为了彻底掌握政权，就需要开始像一个政权那样行事。在致前线和后方各军事组织的呼吁书中，军事革命委员会命令士兵要警觉地监视指挥人员的行为，逮捕那些不赞成革命的军官。如果有人试图把敌对部队调往彼得格勒，那就不要在动用武力一事上犹豫不决。
　　前一天从前线回来的临时政府驻大本营首席特派委员斯坦凯维奇为了在消极与瓦解的处境中不至于落得个毫无作为，清晨便带领半个连的工兵士官生，试图把布尔什维克从电话局赶出去。通过这次行动，士官生才头一次知道电话局到底掌握在谁手中了。军官西涅古布咬牙切齿地大发感慨：“看吧，原来我们必须学习这些人的毅力，为什么只有他们才有这样的领导！”占领电话局的水兵可以毫无困难地从窗口朝士官生开枪，不过起义者还是竭力避免流血。斯坦凯维奇这边也严格命令不要开火，否则士官生会受到枪杀人民的指控。担任指挥的军官内心在考虑：“须知我们既然要建立秩序，那么究竟该由谁来开口下令呢？”最后他大喊一声：“该死的小丑！”以此结束了自己的思考。这就是军官们对临时政府态度的公式。于是，西涅古布自己做主派人去冬宫要手榴弹和无烟炸药。趁此间隙，这位帝俄中尉来到电话局大门口，跟布尔什维克准尉进行政治辩论。他们像荷马史诗里的主人公一样，在格斗之前对对方讲了一堆口气强硬的话。暂时还只是言语上腹背受敌的话务员则听之任之。水兵准许她们回家。“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是女人？……”她们歇斯底里地叫喊着从大门冲出来。西涅古布说：“僻静的海军大街因奔跑着飘动的衣服和帽子而显得五彩缤纷。”水兵们勉强承担了电话机务工作。一辆搭乘起义者的装甲车疾速开进了电话局的院子，不过并没有给惊恐万状的士官生造成什么困境。后者自己也截住两辆卡车，就在电话局门外构筑了街垒。涅瓦大街那边出现了第二辆装甲车，接着是第三辆。一切都演变成了互相恐吓的手段和试探。争夺电话局的斗争没有开火就解决了：斯坦凯维奇撤除了包围，经对方同意，为自己的士官生获取了一条自由的通道。
　　一般说来，武器目前还只是实力的外在标志，人们几乎不去动用它。在去冬宫的路上，斯坦凯维奇的半个连碰见了一队水兵，后者摆出一副要开枪的架势。但对峙的双方只是互相用目光打量对方，谁也不想真的动武，因为一方意识到了自己的实力，另一方则感到自己力量很弱。然而在有机会的地方，起义者尤其是工人往往急于解除敌人的武装。在装甲车的援助下，被赤卫队和士兵包围的同是工兵士官生另外半个连队被前者缴了械，并且沦为了俘虏。可是这里同样没有发生战斗，因为士官生没有进行抵抗。这次行动的发起者本人证明说：“据我所知，唯一一次积极反抗布尔什维克的尝试就这样结束了。”其实，斯坦凯维奇这里仅仅指的是冬宫以外地区的军事行动。
　　到中午时分，玛丽亚宫周围的街道被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部队占领了。预备国会的成员刚刚才聚集一起开会，主席团试图搜集最新的消息，可是一发觉电话已被截断，心情便顿时变得十分沮丧。于是各党派领袖开会商讨该做些什么，代表们在各个角落里唠叨不止。阿夫克先季耶夫安慰大家说，克伦斯基到前线去了，等他回来一切就会恢复正常。大门口停着一辆装甲车。立陶宛团和凯克斯霍尔姆团的士兵和近卫水兵走进大楼，沿阶梯列好队伍，并且占据了第一大厅。这支队伍的首领要求代表们立刻离开玛丽亚宫。“此举给人留下了极其惊讶的印象。”纳博科夫证明说。预备国会的成员决定散会，“暂时中止自己的活动”。48名右翼代表投票反对屈从暴力，不过他们也知道自己处于少数。代表们平静地沿着两列步枪之林中间的华丽阶梯走了下来。一个目击者证实：“在这整个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紧张情节。”“照样都是些粗野、呆滞与凶狠的面孔。”自由主义的爱国主义者纳博科夫就是这样描述俄国的士兵和水兵的。在阶梯出口的下方，指挥人员草草地看了看代表们的证件，结果把所有人都放走了。身处最后被放行之列的米留科夫证实：我们等候人员甄别，看来多少要逮捕几个人。可是革命司令部另有急事要办。”不仅如此，革命司令部还缺乏经验。指令内称如果发现政府成员，便予以逮捕。但他们都不是，于是预备国会的成员全都顺利获得了释放，其中有些人很快就成了国内战争的组织者。
　　这个议会制怪胎在世上只存活了18天，比临时政府还早12个小时终止了自己的生命。这也是布尔什维克走出玛丽亚宫来到大街上和又从武装的大街攻进玛丽亚宫的时间间隔。在对使历史变得如此丰富的代表制的全部拙劣模仿中，“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5]大概是最为荒谬的。

[5]预备国会正式名称。——译者

　　离开倒霉的大楼以后，十月党人希德洛夫斯基开始在全城转悠，为的是仔细观察战斗情况，这些先生以为人民会保护他们。但是没有发生什么战斗，不过据希德洛夫斯基说，街上的人群——涅瓦大街上的优等人群一个个露出了笑容。“您听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了吗？要知道这维持不了三天。哈哈哈！”希德洛夫斯基决定“在社会舆论为布尔什维克称王规定的期限内”继续留在首都。众所周知，这三天过得太久了。
　　其实，直到傍晚涅瓦大街上的人群才露出笑容。从早晨起，心情一直是如此之紧张恐慌，以致资产阶级街区很少有人敢出门。九点的时候，记者克尼日尼克跑到卡梅诺奥斯特罗夫斯基大街找报纸，可是那里见不到卖报的人。有一小群市民在谈论时局，说布尔什维克夜里占领了电话局、电报局和银行。一支士兵巡逻队听了这话，要求大家不要大声喧哗。“其实无须谁要求，大家本来就显得异乎寻常的安静。”全副武装的工人队伍从街上走过。电车如往常一样，也就是说照样缓慢行驶。“行人稀少使我感到压抑。”克尼日尼克如此描述涅瓦大街。有人在饭馆吃饭，不过更多的人是在大楼房间里吃饭。正午时分，从被布尔什维克牢牢占据的彼得保罗要塞的城墙上传来了炮响，响声比往常不高也不低。城墙与围墙上贴了很多警告防止发动起义的传单。但是已经被其他报道起义胜利的传单覆盖起来了。人们还来不及到处贴传单，于是从汽车上往下拋撒。从刚印好的传单上可以闻到新鲜的油墨气味，就如从事件本身闻到的气味一样。
　　赤卫队的队伍从自己所属的城区出动了。工人们手持步枪，鸭舌帽和便帽上方的刺刀闪闪发亮，非军用的大衣紧束着皮带，这是与10月25日分割不开的形象。小心谨慎和信心还不是很足的武装工人在他们为自己占领的首都维持秩序。
　　街道平静使人内心感到安宁。居民开始纷纷走出门来。到晚上，他们的不安比白天减轻了一些。在政府机关和社会机构里面，办公确实停止下来了。但是许多商店一直在开门营业；另有一些仍然关着门，不过主要不是因为有必要这样做，而是出于戒备心理。这是起义吗？难道起义就是这样的吗？这简直就是用十月的警卫岗哨代替二月的警卫岗哨。
　　到了晚上，涅瓦大街上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多，他们曾经给布尔什维克定了三天的期限。尽管巴甫洛夫团的士兵岗哨因为有了装甲车甚至高射炮而得到了加强，他们却已经再也不令人感到惧怕了。冬宫周围确实发生了一些严重的事件，暂时还不让人到那里去。然而整个起义绝不会只集中在冬宫广场，不是吗？一个美国记者看见，一些身着昂贵皮袍的老人是怎样朝巴甫洛夫团的士兵挥动戴着手套的拳头，而一些衣着入时的女士又是怎样朝他们破口大骂的。“士兵的反应一点也不强烈，还带着尴尬的微笑。”在时尚的涅瓦大街（不过即将要变成“十月二十五日大街”）上，他们显然感到有些局促。
　　法国驻彼得格勒的官方记者克洛德·阿内的确被惊呆了：糊涂里糊涂的俄国人没有使革命弄成他在老书本里读到的那个样子。“城市很平静！”阿内通过电话进行联络，会见宾客，走出门去采访。一队士兵在莫伊卡大街挡住了他的去路，他们在秩序井然地行进，“就像在旧制度下一样”。百万大街上有人数众多的巡逻队。没有一个地方发生过交火。在这正午时分，偌大的冬宫广场几乎是空荡荡的。海军大街和涅瓦大街也有巡逻队在巡逻。有些士兵从姿势上看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着装也无懈可击。一眼看去，无疑这就是政府的军队。阿内准备从玛丽亚宫广场钻进预备国会里去，可是在广场上被士兵和水兵拦住了，“真的是彬彬有礼”。毗邻冬宫的两条街道用汽车与马车筑起了街垒，随即又开来了装甲车。这一切都听从斯莫尔尼宫指挥。军事革命委员会向全城派出了巡逻队，布置了自己的岗哨，解散了预备国会，控制了首都局势，并且在这里建立了“自革命开始以来从未有过的”秩序。晚上，扫院子的女人告诉这个法国房客，从苏维埃指挥部那里得到了一些电话号码，一旦遭到袭击与可疑的搜查，可以随时通过电话请求军队的帮助。“说实话，从来都没有比这更好地保护过我们。”
　　下午2点35分（外国记者对了时间，俄国人还顾不上这个），彼得格勒苏维埃紧急会议开始举行。托洛茨基做报告，他代表军事革命委员会宣布，临时政府不复存在了。“曾经有人对我们说，起义将把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我们还没听说牺牲了谁。”历史上还不曾有过这样的革命运动范例，有如此众多的群众卷入其中，以及运动是在这种不流血的情况下进行的。“冬宫还没有攻下来，但是它的命运将在最近几分钟决定下来。”接下来的12个小时证明，这个预言过于乐观了。
　　托洛茨基报告说，反对彼得格勒的军队从前线出动了，必须立即派苏维埃特派委员赶赴前线和全国去通报已发生的革命。人数代表不多的右翼座位区传来了喊声：“您这是在预先决定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意愿。”报告人回答说：“代表大会的意愿已经由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的起义预先决定了。现在我们要做的仅仅是扩展我们的胜利。”
　　列宁本人走出地下状态以后，第一次在这里公开露面。他简要地描述了革命的纲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通过苏维埃建立新的管理制度；凭借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支持，采取措施马上结束战争，消灭地主所有制，并且由此赢得农民的信赖，实行工人对生产的监督。“这第三次俄国革命终将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