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

　　通过进一步的调查便可发现，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手段和工具原来不仅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影响根本不相称，而且其无足轻重的程度简直令人吃惊。直到七月危机前，把周刊和月刊都算在内，党共有41份机关报刊，总发行量为33万份。七月失败以后，发行量缩小了一倍。8月底，党的中央机关报印量为5万份。在党掌握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的时候，中央委员会的钱柜里的现金约为3万纸卢布。
　　知识分子几乎根本没有意愿要入党。投身1905年革命的大学生出身的所谓“老布尔什维克”当中很多人现在变成了事业有成的工程师、医生和官吏，他们毫不客气地向党展示自己充满敌意的背影。即使在彼得格勒，记者、演讲人和宣传人员往往也是很缺乏的，外省根本就顾不上了。没有领导人和政治上在行的人物能向人民讲清布尔什维克到底追求什么！各个偏僻的角落尤其是前线都发出了这样的呼唤。在农村，布尔什维克支部几乎完全不存在。通信联络也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听凭其独立行事的地方组织有时不无理由地指责中央，说它只领导彼得格勒。
　　在机关如此薄弱和报刊发行量如此微小的情况下，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和口号究竟怎样才能掌握人民呢？谜底很简单，适应阶级和时代强烈要求的口号给自己开辟了无数条渠道。火热的革命环境的突出之处就在于它是思想的优良传导体。人们高声诵读布尔什维克的报纸，直到把纸都读破了；最重要的文章读得滚瓜烂熟，还被不断复述，不断传抄，而有些地方尽可能地把它们翻印出来。彼雷科讲述说：“司令部的印刷所曾经给予革命事业巨大帮助，我们在印刷所尽可能多地印刷从《真理报》选取的某些文章以及很贴近士兵口味并且他们容易理解的小册子！而且所有这些借助于速递邮件、自行车和摩托车骑手火速送到了前线……”与此同时，免费运送到前线的数百万份资产阶级报纸却找不到读者。大批沉重的包裹一直没有拆开过。抵制“爱国主义”报刊往往带有示威的形式。第十八西伯利亚师的代表通过决议要求资产阶级政党停止寄送书报，因为它们“没什么用处，只能煮开小锅里的茶水”。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对待。因此，它们的正面效果或者负面效果（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都是高得无法比拟的。
　　对布尔什维主义成功的惯常解释被归结为口号“简单”，它们迎合了群众的愿望。这里是有部分的真理。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完整性取决的因素正好与“民主派”政党相反，它摆脱了不说出来的或者半吞半吐的禁忌，这禁忌归根结底就是保护私有财产。但是，这一区别并没有消除问题，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右边站着“民主派”，那么竭力把他们从左边挤出来的时而是无政府主义者，时而是最高纲领主义者，时而又是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然而，所有这些团体毕竟都没有摆脱无能为力的状态。布尔什维主义的功绩就在于其主观目的是捍卫人民群众的利益，它服从作为受到客观制约的进程的革命的法则。科学地揭示这些法则，首先是驾驭人民群众运动的法则构成了布尔什维克战略的基础。劳动人民在自己的斗争中不仅依据自己的需要，而且也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行事。布尔什维主义绝对不会贵族式地蔑视群众的独立经验。相反，布尔什维克以这经验为出发点和根据。他们的巨大优势之一就在这里。
　　革命总是需要多多讲话，布尔什维克也摆脱不了这一规则。可是正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宣传显现出漫不经心、自相矛盾，更多是含糊其词的性质时，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则显示出考虑缜密和聚精会神的特点。妥协主义者总是绕开困难，布尔什维克则迎难而上。对形势进行不间断的分析，审视前线的口号，认真对付哪怕是不那么可怕的敌人，这些赋予了布尔什维克宣传特殊的鼓动力和说服力。
　　党的报刊没有夸大成绩，没有歪曲力量对比，也不打算以大喊大叫来取胜。列宁的学校是革命现实主义的学校。从时代文献和历史批评的角度来看，1917年布尔什维克报刊的资料结果要比所有其他报刊的资料真实得多。真实性源自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力量，但是同时也加强了他们的力量。背弃这一传统的行为后来成了歪曲篡改行为最恶劣的特征之一。
　　列宁刚回来时就说过：“我们不是江湖骗子。我们只能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办事。即使因此而不得不处于少数地位，也只好如此。……不要害怕处于少数。”“我们就要进行批评，使群众不再受骗。”“一切被压迫者就会接近我们……他们没有别的出路。……我们的路线将被证明是正确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104—105、107、106页）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目了然的布尔什维克政策，它与花言巧语和冒险主义截然相反！
　　列宁正处在地下状态。他紧张地注视着各种报纸，像往常一样去读出字里行间的含意，在为数不多的个人交谈中捕捉没有考虑成熟的意见和没有说明白的意图。群众中出现了退潮。为布尔什维克遭到诬陷而进行辩护的马尔托夫同时又悲伤地讽刺该党，说它“竟然”自找失败。列宁猜想到，——这方面毫无掩饰的传言很快就传到了他那里——有些布尔什维克不是没有发出过悔过的腔调，敏感的卢那察尔斯基并不孤单。列宁写到了小资产者的啜泣，也写到了对啜泣反应过敏的那些布尔什维克的“背叛行为”。各区和外省的布尔什维克赞许地响应这些严厉的评价。他们越来越坚定地相信：这个“老人”没有惊慌失措，没有陷入绝望，也没有被偶然的情绪所左右。
　　有一位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不记得是不是斯维尔德洛夫？）给外省写信时说：“我们暂时还没有报纸……组织也没有被破坏……代表大会也没有延期。”列宁全神贯注地（他无奈处于的隔绝状态允许他能做到这一点）关注筹备中的代表大会，并且为它拟定了主要的决定，提到了继续进攻的计划。代表大会事先就被称为联合的代表大会，因为代表大会需要面对某些独立的革命团体加入党的议题，这当中首先就是彼得格勒的区联派组织。属于该组织的有托洛茨基、越飞、乌里茨基、梁赞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波克罗夫斯基、曼努伊尔斯基、卡拉汉、尤列涅夫，以及另外几位过去就已知名或者还只是行将知名的革命者。
　　7月2日，也就是示威前一天，代表着大约4000名工人的区联派成员在这天举行代表会议。作为听众出席会议的苏哈诺夫写道：“大多数人是我不认识的工人和士兵……会议工作极其迅速地开展起来了，而且它的成就大家都觉察得到。有一点不清楚：你们跟布尔什维克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不同他们在一起？”该组织的个别领导人企图拖延合并，托洛茨基为了加速合并，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份声明：“据我看来，现在在区联派与布尔什维克之间不存在任何原则上或者策略上的分歧。可见没有能证明这些组织继续分别存在的理由。”
　　7月26日，实际上是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联合代表大会开幕了，大会是在半合法的状态下召开的，它轮流隐蔽在两个工人城区举行。出席大会的有175名代表，其中157名代表有表决权，他们代表拥有176750名成员的112个组织。在彼得格勒共计有41000人，36000人属于布尔什维克组织，4000人属于区联派，军事组织大约有1000人；在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工业区，党拥有42000名成员；乌拉尔有25000人，顿涅茨克矿区有大约15000名党员。在髙加索，规模较大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存在于巴库、格罗兹尼和梯弗利斯：前两个地方的党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工人；在梯弗利斯，大多数党员是士兵。
　　代表大会的个人面貌体现的是革命前即过去的党。171名填写了履历表的代表中有110人加起来共蹲过245年监狱，10人共服过41年苦役，24人被流放移居过73年，总共有55人判处流刑共达127年，27人加起来在国外侨居过89年时光；150人遭到过549次逮捕。
　　共产国际现任书记之一的皮亚特尼茨基后来回忆说：“无论列宁，还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尽管有关党的纲领问题从议事日程中撤销了，代表大会还是在党的领袖缺席的情况下认真而良好地举行了……”大会的工作是在列宁的提纲基础上开展的，斯大林和布哈林以报告人的身份讲了话。斯大林的报告颇为不错地测量了报告人自己与党的全体干部自列宁回国4个月来一起走过的路程。理论上不自信然而政治上很坚定的斯大林力求列举出决定着“社会主义工人革命的性质”的那些特征。与四月代表会议相比不同，大会的一致性一眼就能看出来。
　　关于选举中央委员会的情况，会议记录写道：宣读得票最多的四名中央委员的名字：列宁得到134票中的133票，季诺维也夫得到132票，加米涅夫131票，托洛茨基131票。除了他们之外，当选为中央委员的还有：诺根、柯伦泰、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李可夫、布哈林、阿尔乔姆、越飞、乌里茨基、米留京、洛莫夫。”必须记住中央委员会的这种组成，十月革命就是在它的领导下发生的。
　　马尔托夫给代表大会发来了贺信，在信中他再次表达了“对诬陷行为深切的无比愤慨”，可是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他在行动的门外停了下来。他写道：“不应该允许用在同革命民主派多数进行斗争和反对这个多数的斗争中来夺取政权的任务来偷换由这个多数来夺取政权的任务……”所谓革命民主派多数，马尔托夫像以往那样理解为官方苏维埃代表制度，而它现在已经失去了根基。也正是那个时候，托洛茨基写道：“把马尔托夫与社会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不是空泛的派别传统，而是对待社会革命的顽固的机会主义态度，他把它当作不能确定处理现今任务的遥远目标。正是这一点把他同我们区分开来了。”
　　只有以拉林为首的少数左翼孟什维克在这个时候最终靠拢了布尔什维克。未来苏维埃政府的外交官尤列涅夫作为代表大会国际主义者联合问题报告人得出结论说，必须同“孟什维克少数派中的少数联合起来……”以前的孟什维克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高潮直到十月革命以后才开始出现。孟什维克没有参加无产阶级起义，而是参加起义产生的政权，与此同时他们也暴露了机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崇拜现存的权势。列宁十分敏锐地看待党员的成分问题，他不久便提出开除百分之九十九的十月革命以后入党的孟什维克的要求，但他远没能做到这一点。后来大门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敞开了，于是从前的妥协主义者成了斯大林党的体制支柱之一。不过这一切都已经是后来的事情了。
　　代表大会的实际组织者斯维尔德洛夫在报告中说道：“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已经进入了我们机关报的编辑部，但是被关进监狱一事妨碍了他事实上参与工作。”一直到七月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才正式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多年的意见分歧和派别斗争有了一个结果。托洛茨基像走向一位导师那样走向了列宁，他比许多人要迟一些，可是对列宁的力量和作用的了解或许比他们更充分一些。从托洛茨基自加拿大回国时起，拉斯科尔尼科夫就与他亲密来往，后来又同他一起在监狱里关了好几个星期。拉斯科尔尼科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托洛茨基十分敬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他把他置于他曾经在俄国和国外遇到的所有同代人之上。在托洛茨基谈论列宁的口气中，可以感受到学生般的忠诚：到那时为止，列宁本人算起来已经为无产阶级服务30年了，而托洛茨基也有20年。战前时期有过的分歧，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不存在策略路线方面的分歧。这种早在战争期间就已经基本形成的相互接近从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返回俄国的那一刻起就十分清楚地确定下来了。听了他的最初一些演讲以后，我们所有的老列宁主义者都觉得他就是我们的人。”把托洛茨基选进中央委员会所得的票数就已经证明，在他入党的那个时刻布尔什维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把他当作外人看待。
　　列宁无形之中出席了会议，他把负责和勇敢的精神带进了大会的工作之中。这位党的创建者和教导者不能容忍在理论方面的粗糙，就如不能容忍在政治方面的粗糙一样。他明白，不正确的经济公式或是疏忽大意的政治观点，在开展行动的时刻都将会残酷地为自己进行报复。列宁坚持以吹毛求疵似的细心态度对待每一段党的文字，哪怕是次要文字也罢。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不是小事情，需要精确：我们的宣传人员要牢记这一点，不要迷失方向。……”“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党，”——他补充说。他指的恰恰是普通的宣传人员都能以这种严肃而苛刻的态度来对待该说什么和怎样说的问题。
　　布尔什维克大胆的口号不止一次地造成了纯系幻想的印象。列宁的四月提纲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实际上在革命时代，舍本求末的行为比任何行为都更虚幻；相反，现实主义若没有长远目标的政策是难以想象的。说布尔什维主义没有什么幻想，这还不够：列宁的党是在革命过程中奉行政治现实主义的唯一政党。
　　6月份和7月初，工人布尔什维克多次说过，在对待群众方面，他们不得不经常起着消防水龙带的作用，而且并非总是能取得成功。7月，伴随着失败也提供了代价高昂的教训。群众开始更加用心地看待党的警告，同时体会其策略方面的意图。党的七月代表大会重申：“无产阶级不应该上资产阶级挑拨的当，此刻资产阶级特别希望把无产阶级引向时机尚未成熟的战斗。”整个8月，特别是下半月，党对工人和士兵不断发出警告：不要上街。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经常拿自己的警告与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主旨相类似这一点开玩笑，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成不变地以挑拨的危险和积蓄力量的必要性为借口阻止群众开展任何严正的斗争。
　　实际上这种相似是虚构出来的。布尔什维克非常清楚地懂得，要在斗争中，而不是在逃避斗争的情况下积蓄力量。对列宁而言，研究现实仅仅是作为有利于行动的理论探索。在评价形势的时候，他总是认为处在形势正中央的党是积极的力量。他带着特殊的敌意，说得更确切一些是带着极其厌恶的情绪来看待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奥托·鲍威尔、希法亭等人），因为对后者来说，理论分析仅仅是消极的学术注释。小心谨慎——是刹车，而不是发动机。无论谁都不能靠刹车来完成旅行，如同无论谁都不能靠小心谨慎来建立不管什么样的伟大功绩一样。不过布尔什维克同时也十分清楚地知道，斗争要求考虑力量；需要小心谨慎，为的是享有大胆行事的权利。
　　第六次代表大会对过早发生的冲突提出了警告，同时也指出：“当全国性危机和群众运动全面高涨为城乡贫困居民转到工人一边创造了有利条件的时候”，就必须战斗。至于革命的速度，那不是以数十年和数年，而是以几个月来计算。
　　代表大会把向群众解释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必要性提上了议事日程，同时撤销了此前一个阶段提出的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的中心口号。这两件事是联系在一起的。列宁通过文章、信件和私下交谈准备好了代替的口号。
　　政权交给苏维埃就意味着把政权直接交给妥协主义者。这一点能够通过直接解除资产阶级政府职权的途径和平地实现，因为该政府本来就是依靠妥协主义者的良好意愿和群众对它的残存信任而得以维持的。从2月27日起，工人和士兵的专政就已经成了事实。但是工人和士兵并没有必然认识清楚这个事实。他们相信妥协主义者的政权，而正是后者亲手把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布尔什维克关于革命和平发展的考虑并不是建立在资产阶级自愿把政权交给工人和士兵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工人和士兵适时阻止妥协主义者把政权转让给资产阶级基础之上的。
　　在苏维埃民主体制下，政权集中到苏维埃就为布尔什维克成为苏维埃的多数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从而最终再依据自己的纲领建立政府。因此也不需要为达到这个目的而举行武装起义。执政党的轮换是能够通过和平途径实现的。4—7月，党的全部努力都是朝一个方向，通过苏维埃来确保革命的和平发展。“耐心地进行解释”——这就是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关键。
　　七月危机彻底改变了整个形势，政权从各级苏维埃转到了军人集团手里，该集团跟立宪民主党和协约国大使馆沆瀣一气，并且仅仅是把克伦斯基当作民主派的招牌容忍至今。假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现在忽然想要做出把政权转移到它手中的决定，那么所得到的完全不是3天前那样的结果：大概某个哥萨克团与士官生一起开进塔夫里达宫，并且会尝试毫不客气地逮捕“僭位者”。“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从现在起必须要以反对临时政府以及站在它背后的军人集团的武装起义为前提。然而，以苏维埃政权（苏维埃不想要这个政权）的名义发动起义是明显的荒谬行为。
　　另一方面，从现在起还有疑问的，有些人甚至认为是极不可靠的就是，布尔什维克能够通过和平改选的方式在这些毫无权力的苏维埃里面占到多数吗？本身跟七月镇压工人和农民的行动有牵连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用说会继续掩盖对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压制。仍然作为妥协主义机关的苏维埃在反革命政权下面将变成有气无力的反对派，从而将很快完全结束自己的存在。
　　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继续谈论政权和平地转移到无产阶级手里的问题。这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意味着必须准备武装起义。在什么样的口号下举行呢？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夺取政权的公开口号下。革命任务必须用完全公开的形式提出来。必须从模棱两可的苏维埃形式下抽出阶级实质。这不是拒绝苏维埃本身。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应当按照苏维埃形式来组织国家。不过，这将是另外一种苏维埃，它从事的是与妥协主义苏维埃的保守功能截然相反的历史性工作。
　　在刚开始受到诬告和陷害时，列宁写道：“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现在听起来好像是唐·吉诃德精神，或者是一种嘲笑。这个口号在客观上会欺骗人民，会使人民产生一种错觉，似乎现在也是只要苏维埃愿意取得政权或做出这种决定，它就可以取得政权，似乎在苏维埃内还有一些政党并没有因帮助刽子手而玷污了自己，似乎可以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只当作没有发生。”（《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8页）
　　要拒绝把政权转给苏维埃的要求吗？最初，这个想法让党大为吃惊，说得更准确些是让党的宣传骨干大吃一惊，因为他们在此前三个月时间内，对这个流行的口号熟悉到了如此程度，以至几乎把它跟革命的全部内容等同起来了。党内展开了辩论。如曼努伊尔斯基、尤列涅夫等多位党的著名工作者就指出，取消“政权转归苏维埃”的口号会导致无产阶级脱离农民的危险。这种说法是用机关代替了阶级。对组织形式的盲目崇拜（这乍看起来不论多么古怪）所代表的正是革命队伍中非常流行的病症。托洛茨基写道：“在我们还留在这些苏维埃当中期间，……我们将竭尽努力，让反映昨日革命的苏维埃能够上升到能承担明日任务的高度。可是，苏维埃的作用和命运问题无论多么重要，对于我们来说，它完全要服从城市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以及军队和农村的为夺取政权和为建立革命的专政而斗争的问题。”
　　应该由什么样的群众组织为党领导起义效力的问题，不允许采取主观臆断的，尤其不允许绝对断然的解决办法。能充当起义辅助机关的是已经处于布尔什维克领导之下的工厂委员会和工会，以及在某些场合还有苏维埃，如果它们摆脱了妥协派分子的羁绊的话。例如，列宁就对奥尔忠尼启则说过：“我们必须把重心转移到工厂委员会上来。工厂委员会应当是起义的机关。”
　　7月群众开始是与消极的对手，然后是与积极的敌人苏维埃发生冲突以后，转变口号一事在他们的意识中找到了充分准备好了的土壤。列宁时刻关注的事情就是这一点：以最简单的形式表述出一方面是客观条件产生的，另一方面是群众的主观经验造成的形势。现在，不必把政权奉献给策烈铁里的苏维埃——先进的工人和士兵就是这样认为的——我们自己必须把它拿到手中！
　　反对国务会议的莫斯科罢工示威的发生不仅违背了苏维埃的意愿，而且没有提出苏维埃政权的要求。群众有效地吸收了时局提供出来的和经列宁解释清楚的教训。就在反革命试图击溃妥协主义苏维埃的危险刚刚露头的时候，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对采取战斗立场一刻都没有动摇过。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总是把革命的坚定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结合起来，而且也正是从这种结合中汲取自己的力量。
　　从国际主义的角度来看，战争舞台上发生的事变使党的政策受到了严峻的考验。自从里加陷落以后，彼得格勒的命运问题触到了工人和士兵内心的痛处。在斯莫尔尼宫举行的工厂委员会会议上，不久前指挥过解除彼得格勒工人武装的行动的军官、孟什维克马祖连科做了一个关于威胁彼得格勒的危险的报告，并且提出了进行实际防御的问题。一位布尔什维克发言人情绪激动地大声说道：“您能跟我们说什么呀……我们的领袖还被关在监狱里，而您却请我们来讨论什么与首都防御相关的问题。”作为产业工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公民的维堡区无产阶级根本不打算破坏革命首都的防务。可是作为布尔什维克，作为党的成员的他们一刻也不愿在俄国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面前与当权者分担战争责任。列宁担心护国主义情绪会变成护国主义政策，他写道：“只有政权转归无产阶级以后，……我们才能成为护国派。无论是占领里加，或是占领彼得格勒，都不能使我们成为护国派。在这以前，我们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反对战争，我们不是护国派。”（《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115页）托洛茨基写道：“里加的失陷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彼得格勒的失陷也将是不幸的事件。但是俄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失陷将是灭亡。”这是狂热信徒恪守理论教条吗？然而正是在布尔什维克步兵和水兵牺牲在里加城下的这些日子里，临时政府为了击溃布尔什维克撤走了军队，而最高总司令则准备跟政府开战。布尔什维克不敢也不愿为这一政策（在前线和在后方都一样），为防御（就像为进攻一样）承担丝毫责任。如果他们采取另外的行事方式，那么他们就不是布尔什维克了。
　　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等于是同样一种危险的两种不同变体，不过这一慢一急的两个变体到8月底的时候处于互相敌对的状态。必须首先消除急性的危险，以便随后来战胜慢性的危险。布尔什维克不仅加入了城防委员会，尽管在里面注定要处于极少数的地位，而且宣布要在跟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中准备哪怕是同执政内阁结成“军事—技术联盟”。关于这一点，苏哈诺夫写道：“布尔什维克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分寸和政治智慧……在走向不合他们本性的妥协的同时，他们的确在追求他们的盟友不曾料到的某种特殊目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的智慧尤其了不得。”在这个政策中，没有任何“不合布尔什维克主义本性”的东西；相反，该政策再好不过地符合了党的总体性质。布尔什维克是事业上而不是姿态上的，是实质上而不是形式上的革命者。他们的政策是由各种力量的实际组合而不是由各种好感和反感决定的。正在遭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诬陷的列宁写道：“如果以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会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支持过残杀布尔什维克、支持过在前线进行枪杀和解除过工人的武装而要实行所谓‘报复’，‘拒绝’支持他们去反对反革命势力，那是极端错误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8—9页）
　　这种支持是技术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在自己给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当中，列宁对政治支持提出了坚决的警告：“就是现在我们也不应该支持克伦斯基政府。支持这个政府就是无原则性。有人问：难道不打科尔尼洛夫了吗？当然要打！但这不是一回事；这里有一个界限；有些布尔什维克越出了这个界限，因而陷入了‘妥协’的泥坑，卷入了事变的急流而不能自拔。”（《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116页）
　　列宁很善于从远处捕捉到政治情绪的细微差异。在8月29日的基辅城市杜马会议上，一位当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格·皮亚塔科夫宣称：“在这严酷时刻，我们应当忘记一切旧的恩怨……同与反革命展开坚决斗争的所有革命政党联合起来。我呼吁实现统一。”等等。这就是列宁对之提出过警告的那种不正确的政治腔调。“忘记旧的恩怨”就意味着向行将破产的人发放新的贷款。列宁写道：“我们……要同而且正在同科尔尼洛夫作战，但是我们不支持克伦斯基，而要揭露他的软弱性。这是差别。”“应该无情地反对所谓……支持临时政府等等空话，对空话就是应当如此。”（《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116、117页）
　　工人对自己与冬宫的“联盟”性质没有抱任何幻想。“无产阶级跟科尔尼洛夫进行斗争，并不是为克伦斯基的独裁而是为革命的全部成果而进行斗争。”在彼得格勒、在莫斯科、在外省，一个又一个的工厂都是这么说的。无须对妥协主义做任何最小的政治让步，无须让任何组织，任何旗帜陷入混乱状态，布尔什维克像往常一样准备使自己的行动与对手和敌人协调一致起来，如果这样做有可能给当时另一个更危险的敌人打击的话。
　　在同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追求的是自己的“特殊目的”。苏哈诺夫的话是在暗示，这时他们已经给自己提出了把城防委员会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工具的任务。科尔尼洛夫叛乱期间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日后领导无产阶级起义的机关未来的样板，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在苏哈诺夫以为布尔什维克事先预见到了这种组织因素的时候，他毕竟是把超过实际的远见送给了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的“特殊目的”就在于粉碎反革命；如果可能的话，使妥协主义者离开立宪民主党；把尽可能多的群众团结起来，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把尽可能多的革命工人武装起来。布尔什维克没有用自己这些目的制造任何秘密。一个受迫害的党挽救了镇压和诬陷它的政府；但是它把这个政府从军事溃败中挽救过来，目的是为了在政治上更有把握地击垮它。
　　8月的最后几天再次发生了力量对比的急剧变动。不过这次是从右边往左边移动，响应号召起来斗争的群众毫不费力地就恢复了苏维埃在七月危机以前面临的那种形势。从此，苏维埃的命运重新掌握在他们手中了。政权有可能无须经过战斗就转归苏维埃。为此，妥协派分子只需使实际上已经稳定下来的形势巩固起来就行了。全部问题就在于他们愿意这样做吗？……凭一时冲动，妥协派分子宣布，跟立宪民主党的联合以后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联合向来就是不可思议的。不过，放弃联合除非是把政权转给妥协主义者之外，不可能意味着任何别的结果。
　　列宁马上就掌握了新形势的实质，从而从中得出了必要的结论。9月3日，他写了一篇题为《论妥协》的精彩文章。他断定苏维埃的作用再次发生了变化，7月初，苏维埃是跟无产阶级做斗争的机关，而到8月底，它们成了跟资产阶级做斗争的机关。苏维埃重新获得了自己对军队的指挥权，历史再次显露了些许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这是极其罕见和有价值的可能性。必须力求使之得以实现。列宁顺便捎带嘲笑了那些唱高调的人，这些人认为无论什么样的妥协都是不能容忍的。他指出任务就在于“通过各种妥协（如果妥协不可避免）”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和任务。他说：“从我们方面来说，妥协就是回到7月前的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成立一个对苏维埃负责的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组成的政府。现在，只是在现在，也许只有在几天或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内，这样的政府可以完全和平地成立并得到巩固。”（《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131—132页）应该说，这段简短的文字想必描述出了整个形势的紧迫性，妥协派分子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他们要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做出选择。
　　妥协派分子急忙避开了列宁的建议，如同避开诡谲的陷阱一样。实际上这个建议并没有狡黠的用意，列宁相信自己的党负有领导人民的使命，在削弱敌人对必然命运的反抗以后，他试图公开让斗争缓和下来。
　　列宁往往依据形势本身的变化，依据自己始终保持的战略意图的一致性做出大胆的转变，这转变构成了无比宝贵的革命战略大学校。妥协的建议首先对于布尔什维克党自身有着具体教训的意义。同时它表明，对于妥协主义者而言，尽管有跟科尔尼洛夫那段经历，也再没有转而走上革命道路。从此以后，布尔什维克党最终觉得自己才是唯一的革命政党。
　　妥协主义者拒绝发挥他们在3月份起到的把政权从无产阶级手中转到资产阶级手中那样的传动装置作用，把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到无产阶级手中。但是，“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正是被这种情况再次搁置起来的。不过，这种情形没有延续多久。几天之内，布尔什维克已经在彼得格勒，后来又在另外一系列城市的苏维埃获得了多数。因此，“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没有第二次从议事日程上撤下来，而是获得了一个新的含义：全部政权归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在这种特定背景下，该口号到最后不再是和平发展的口号了。党开始走上了通过苏维埃和为了苏维埃而发动武装起义的道路。
　　为了理解后续的发展过程，有必要在此提出下面的问题：9月初妥协主义的苏维埃是怎样把它们在7月丧失的政权收回给自己的呢？似乎是由于七月事件的结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了，代替它的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一论点像用一根丝线贯穿着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最近的苏联历史学家连篇累牍地重复这个意见，甚至不打算从随后发生的事件的角度来重新对它进行评价。因此他们完全不对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7月时政权完全转到了军人集团手里，那么同一个军人集团为什么在8月又发起了暴动呢？开始走上阴谋冒险道路的不是拥有政权的人，而是想攫取它的人。
　　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公式至少是不准确的。如果我们把那种体制——在该体制下，正式政府手里实质上是虚幻的政权，而真实力量却在苏维埃手里——称作两个政权并存，那么没有任何根据能够证明，部分现实政权从苏维埃转给资产阶级那个时刻起，两个政权并存本身也就结束了。从当时的战斗任务的观点来看，可以也应该重新评价政权集中到了反革命手中的问题。政治——不是数学。实际上贬低既有变化的意义的做法，要比夸大其意义的做法不知要危险多少。不过，历史学分析并不需要用作宣传的夸大。
　　斯大林把列宁的主张简单化了，他在代表大会上说：“关于政治形势。现在已经没有人谈论两个政权的并存了。从前苏维埃是实际的力量，可是现在它仅仅是个没有丝毫权力的团结群众的机关。”（《斯大林全集》第3卷，到171页）有些代表反驳了这种说法，称反动在7月占了上风，可是反革命并没有取得胜利。斯大林用出人意料的箴言来回应这个问题：“在革命的时候，反动是不存在的。”实际上，革命只能通过一系列轮番出现的反动走向胜利，它总是在前进两步以后又后退一步。反动与反革命的关系就如同改良与革命的关系一样。可以把在制度中发生的使其向反革命阶级的要求靠近，但是还没有改变政权执掌者的变化称之为反动的胜利。政权没有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反革命的胜利就是不可想象的。7月并没有发生这种决定性政权转移。
　　“如果七月起义是一场半起义，那么反革命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一场半胜利。”几个月过后，布哈林这样写道。他说得对，但是不善于用自己的话做出必要的结论。然而半个胜利不能使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两个政权改组了，变形了，但是没有消失。在工厂里还是像以前一样，违背工人的意愿，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农民掌握权力到了可以不让地主享用财产权利的地步。指挥官在士兵面前感到自己是不受信任的。可是，如果没有支配武装力量和财产的物质条件，那样的政权又算是什么呢？8月13日，托洛茨基就已经出现的情况写道：“问题不仅仅在于履行一连串政府职能的苏维埃同政府站在一起……其实质在于在苏维埃和政府背后分别站着两种依靠不同阶级的不同制度。……由上面强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度和由下面形成的工人民主制度互相使对方失去活动能力。”
　　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丧失了自己极大的一份作用，这是毋庸置辩的，但是如果就此认为资产阶级得到了妥协主义上层失去的一切，那也是错误的想法。这个上层不仅失之于右边，而且失之于左边；不仅有利于军人集团，而且也有利于工厂委员会和各团军人委员会。政权分散了，化成了微尘，部分藏到地底下去了，就像七月失败以后工人藏起的武器一样。两个政权不再是“和平共处的”、互相联系的和可以调节的。它变得更加隐匿和分散，也更加对立和更具爆炸性。到8月底，隐秘的两个政权并存局面重新变得起作用了。我们将会看到这个事实到10月将会具有怎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