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重新武装党

　　究竟用什么才能解释列宁在4月初处于十分孤立的处境呢？一般来说，怎么能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昵？还有怎样做到重新武装布尔什维克的干部呢？
　　从1905年起，布尔什维克党就一直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下开展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这个口号及其理论根据都是列宁提出来的，孟什维克的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为反对“有可能实现没有资产阶级参加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错误思想”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与孟什维克相对立，列宁认为，俄国资产阶级已经没有能力来领导本阶级的革命了，只有结成了紧密联盟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才能将反对君主制度和地主阶级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按照列宁的观点，这个联盟的胜利必将导致民主主义专政的建立，这个专政不仅不能跟无产阶级专政混为一谈，而且相反，它与后者是对抗的，因为它的任务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甚至不是建立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形式，而仅仅是对中世纪的奥吉亚斯牛圈进行无情的清扫。革命斗争的目标完全是由三个战斗口号——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八小时工作日——来确定的。用俗话来说，它们就叫作布尔什维主义的三头巨鲸，这类似于古老的民间传说中把大地驮在背上的三头巨鲸。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能否实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农民能否完成它自身的革命，也就是取决于农民能否建立有能力消灭君主制度和贵族土地所有制的新政权这一问题的解决。诚然，民主专政的口号要求工人代表也要参加革命政府。不过，这种参加政府的行为预先就只限于无产阶级在解决农民革命的任务时仅仅充当左翼盟友的角色。因此流行的乃至正式认可的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除了表示工人政党动用自己武库里的政治武器帮助农民，向他们提示消灭封建社会的最佳手段和方式，以及指出怎样把它们运用于实际以外，再也不可能有别的什么含义。不管在什么场合，谈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绝对不等于无产阶级利用农民起义来达到下面的目的：即依靠起义，把自己的历史任务即直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提上议事日程。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与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着严格的区别，二者是对立的。从1905年春开始，布尔什维克党就直受着这种思想的教育。
　　二月大变革的实际进程打破了布尔什维主义习以为常的公式。革命确实是由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完成的，主要是由出身为农民的士兵发动起义的事实并没有改变事件的实质。假若革命延续到和平时期的话，沙皇政府的农民军队的举动就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如果说战争条件下数百万人的军队最初把农民身份完全掩盖起来了的话，那也是十分自然的事。起义胜利以后，工人和士兵结果成了时局的主宰力量。从这一点来看，似乎可以说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建立起来了。然而，二月事变实际上导致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建立，而且有产阶级政权的存在仅仅是以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的政权没有坚持到底为限度的。所有的牌都混杂起来了。代替革命专政亦即最集中的政权的是建立了两个政权的不稳定体制。在这个体制中统治集团极为有限的精力都白白地耗费在克服内部的争执中去了。事先谁也没有预见到会出现这样的体制。实在无法做出这样的预见，即它不仅指出事件发展的基本趋势。而且指出这些趋势的偶然结合。“有谁能够在从事最伟大的革命的同时预先知道如何将它进行到底呢？”列宁后来这样问道，“从哪里可以得到这样的知识呢？它不可能从书本中获得。这样的书是没有的。我们的决定只能从群众经验中产生。”[1]

[1]这段话不知出自何处。——译者

　　然而，一般人的思维是保守的，而某些革命者的思维有时尤其如此。身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继续保持着陈旧的公式，他们只是把二月革命当作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阶段来接受，尽管革命明显包含了两种互不相容的制度在内。3月底，鉴于“全民革命取得的胜利”，李可夫代表一批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从西伯利亚发了一封祝贺电报给《真理报》，内称这次革命的“任务是争取政治自由”。所有身处领导岗位的布尔什维克无一例外地——我不知道有任何一个人例外认定，民主专政还将继续下去。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耗尽了自身力量”以后，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将会作为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预备形式建立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展望。结果从二月革命中诞生的制度不仅没有为民主专政做好准备，而是成了这个专政根本行不通的生动和全面的证据。至于说妥协主义民主派把政权奉送给自由主义者，那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出于克伦斯基的浮躁和齐赫泽的短视。能证明这一点的是在随后的8个月期间，民主派一直在竭尽全力为维持资产阶级政府而进行斗争，一直在镇压工人、农民和士兵，终于在10月25日牺牲在资产阶级的盟友和卫士的岗位上。如果说自己面临着伟大任务和拥有群众的无限支持的民主派自愿放弃了政权，那么导致这事发生的不是政治原则或者政治偏见，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产阶级对自身处境的绝望情绪，这在国家、人民和各个阶级生存的基本问题正在得到解决的战争和革命时期尤其如此，上述情况从一开始就是相当清楚的。把权杖交给米留科夫的小资产阶级同时说道：不，我是无力承担这些任务的。
　　把妥协主义民主派抬举起来的农民本身就含有资产阶级社会所有阶级的初级形态。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不过在俄国，这个阶级无论什么时候都没有起过重要作用）一起构成了过去曾经分化出，现在继续分化出新阶级的原生质。农民总是有两张面孔，一张面对无产阶级，一张面对资产阶级。像社会革命党这样的“农民”政党所持的不偏不倚、居间调停和妥协主义的立场只有在政治发展相对停滞的条件下才能维持下去；在革命时代小资产阶级必须做出抉择的时刻不可避免地要降临。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第一时间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为了阻止民主专政成为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桥梁，它们把它消灭在萌芽阶段。但是，它们这样做恰恰为无产阶级专政开辟了道路，只不过是从另一端开辟的：不是经过它们之手，而是通过反对它们而开辟的。
　　革命进一步发展显然只能以新的事实而不能以旧的公式为出发点。通过自己的代表，群众在半违背自己的意志，半不顾自己的想法的情况下被拖进了两个政权体制。从今以后，他们该从头到尾穿越这个体制，以便凭自己的经验深信这个体制既不能给他们带来和平，也不能给他们带来土地。疏远两个政权的体制意味着群众从现在起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决裂。不过十分明显的是，工人和士兵在摧毁两个政权的全部结抅时，政治上便转向布尔什维克，这除了意味着依托工农联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外，实在不可能表示别的什么意思。在人民群众遭到失败的场合，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只能是资本家的军人专政。在上述两种场合，“民主专政”都是被排除在外的。布尔什维克将视线瞄准民主专政时，事实上是转而面向了过去的幻想。带着把党领上新道路的坚定意图回来的列宁正赶上他们处于这种状态。
　　直到二月革命之初，列宁本人确实也没有用别的东西来代替民主专政的公式，哪怕是有条件和假设的也没有。这种说法是对的吗？我认为不是。革命后党内发生的事情简直是太明显地暴露出了重新武装的滞后性。况且，当时的条件下只有列宁一个人才能做到这一点。他为此做好了准备。他把自己的钢块加热到了白热的程度，并且把它投进战争的火炉重新熔炼。在他的心目中，历史进程总的前景已经发生了变化，战争造成的震荡把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爆发的日期突然提前了。在列宁看来，俄国革命仍然还是民主革命，不过它必定会推动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然后欧洲革命也必定会把落后的俄国卷入自己的旋涡。在离开苏黎世之际，列宁总的构想就是这样的。我们已经引用过的列宁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这样写道：“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但是，在贵族地主的大量土地没有触动的情况下，在有1905年经验的基础上，俄国这个国家的农民性质能够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使我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90页）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列宁第一次提到了俄国无产阶级将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这就是把革命限定为民主主义目标的布尔什维主义旧立场和列宁在4月4日自己的提纲中首次向党提供的新立场之间的连接环节，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景仍然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也是与传统相矛盾的，最后，简直是无法装进头脑中去的。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件事，直到二月革命爆发之前和爆发之初，人们所说的托洛茨基主义不是指在俄国一国范围内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直至1924年以前这种“可能性”的思想根本没有被任何一个人说起过，大概也没有在任何一个人的头脑里出现过），当时被称作托洛茨基主义的是指俄国无产阶级能够比西方无产阶级更早地夺得政权的思想，是指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不能停留在民主革命专政之内，而应当采取初步社会主义措施的思想。如果说列宁的四月提纲被人指责为托洛茨基的提纲，那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老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意见是从好多个方面提出来的，主要的争论是围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否已经结束这个问题展开的。既然土地改革还没有完成，那么列宁的反对者就有充分的权利断定民主革命还没有进行到底。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这种情况就表示着还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位置。甚至在近期某个时候即使俄国的社会条件大体上允许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能这样做。在我们已经引用过的文字中，《真理报》编辑部正是这么提出问题的。后来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加米涅夫重复说道：“当列宁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的时候，他是不对的……典型的封建主义残余——地主土地所有制还没有被消灭……国家还没有改造为民主社会……说资产阶级民主已经耗尽了自己的全部可能性还为时尚早，
　　托姆斯基反驳列宁说：“民主专政就是我们的基础……我们应当组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政权，应当把它与公社区别开来，因为在公社那里政权只属于无产阶级。”
　　李可夫则附和他们的发言：“我们正面临着巨大宏伟的革命任务，但是实现这些任务并不会使我们超越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
　　列宁不比他自己的论敌差，他当然看到了民主革命还没有结束，更正确一点说，他看到了这个革命刚刚发生就开始无法继续向前发展了。不过，由此得出的结论恰恰是：只有在新阶级的统治下民主革命才能进行到底，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让群众摆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影响，也就是摆脱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间接影响以外，不可能有另外的途径。这两个政党与工人特别是士兵的联系是靠保卫——“保卫国家”或者“保卫革命”的思想维持的。因此，列宁要求跟一切类型的社会爱国主义实行绝不妥协的政策。让党疏离落后的群众是为了以后把这些群众从他们的落后性中解放出来。他重复说：“老的布尔什维主义应当拋弃，必须把小资产阶级的路线同雇佣无产阶级的路线区分开来。”（《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244页）
　　从表面上就能看出来的好像是素来的对手互换了武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现在代表着工人和士兵的大多数，似乎实际上实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而这一直是布尔什维克反孟什维克宣传之中所主张的。列宁却要求无产阶级先锋队与这个联盟断绝往来。然而事实上双方中的每一方都始终忠于自己的信念。孟什维克一如既往把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看作自己的使命。他们与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只不过是扩大和加强这种支持的一个手段。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与小资产阶级派别的决裂意味着准备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建立工人和农民的联盟，也就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另一方面的反对意见依据的是俄国的落后性。工人阶级的政权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俄国的经济和文化没有成熟到可以完成这一过渡的程度。我们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只有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在事实上证明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正确的。李可夫在四月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反对意见就是这样的。至于俄国文化、经济条件本身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够的，这对列宁来说是最起码的常识。但是，社会不会演化得如此合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日期恰好与社会主义所需要经济和文化条件成熟的时刻同时来临。如果人类能如此有计划地发展，那根本就不需要专政，同样也根本不需要革命。全部问题就在于，历史上活生生的社会内部是极不一致的，而且发展越滞后，就表现得更突出。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在资产阶级制度取得完全胜利之前资产阶级就已经腐烂了，而代替它来充当民族领导者的除了无产阶级之外再没有别的任何人，这个事实就是上述不一致的反映。俄国的经济落后并没有免除工人阶级执行落在自己身上的任务的责任，而只不过执行任务时会伴随着极其严重的困难。对于重弹社会主义应当源自工业更发达的国家老调的李可夫，列宁给了他一个简单而又充分的回答：“不能说谁来开始和谁来结束。”（《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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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还远没有官僚主义僵化、可以十分自由地评价自己的过去以及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的1921年，最年长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奥里明斯基（他在党的每个发展阶段都参与领导党的出版工作）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用什么来解释党在二月革命之际走上机会主义道路这一事实呢？以及是什么因素使党后来急剧地转向了十月的道路呢？这位作者把党“过久地坚持”民主专政的方针这一事实看作三月迷惘的根源，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奥里明斯基说：“我们面临的革命也许仅仅是资产阶级革命，……这是每一个党员都必须遵从的结论，党的正式观点和党恒常不变的口号，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甚至其后一段时间内都是如此。”奥里明斯基要是能引用在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到来之前，也就是包括奥里明斯基本人在内的“左派”编辑部主办的《真理报》的提法作为例证就好了，（3月7日）《真理报》写明了编辑部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当然，我们还没有提出资本统治垮台的问题，而仅仅提出了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垮台的问题……”根据这极其简短的评论，就可以得出三月期间让资产阶级民主俘虏了党的结论。同一位作者进一步发问：“十月革命究竟从哪里来的，从党的领袖到普通党员如此突然地放弃了党在将近20年时间内都认为是无可辩驳的真理，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作为敌对分子的苏哈诺夫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列宁是怎样和用什么竟然战胜了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列宁在党内的胜利不仅是彻底的，而且的确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的。根据这一点，敌人历来没有少讽刺布尔什维克党的这种个人体制。苏哈诺夫自己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时，一开始就显示出十足的英雄式口气：“天才的列宁是历史性的权威人物，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除了列宁，党内什么人物和什么东西都没有。几员大将要是没有列宁就什么也不是，就像几大行星没有太阳一样（这里我没有提到当时还在该集团之外的托洛茨基）。”这些可笑的文字企图用列宁的威信来解释他的作用，就如用鸦片导致幻觉的效能来解释它的催眠效力一样。类似的解释终归对我们没有多大帮助。
　　列宁在党内的实际影响无疑是很大的，但是绝对不是无限的。即使后来在十月革命以后，因为党用世界时局的尺度测量出了它的力量，从而使列宁的威望绝大地提高了的时候，上述影响也不是没有争议的。因此，单纯援引列宁的个人权威来评价1917年4月的局势是不够的，毕竟当时党的整个领导层都已站到了反对列宁的立场上。
　　尽管奥里明斯基有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公式，不过当他证明党从那时起通过自己对资产阶级和民主的全部政策，事实上准备带领无产阶级开展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的时候，他几乎快要解决这个问题了。奥里明斯基说：“我们（或者说我们当中许多人）在思考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方针时，却无意识地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方针，换句话说，我们以为是在准备二月革命时，却为十月革命做好了准备。”这是最有价值的总结，它同时也是完美无缺的证人证词！
　　在革命政党的理论教育中存在着矛盾的成分，它们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个模棱两可的公式中得到了反映。在讨论列宁在代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时，一个女代表更简洁地反映了奥里明斯基的想法：“布尔什维克的预测是错误的，但是策略是正确的。”
　　在显得如此不合常理的四月提纲中，列宁依靠富有生命力的党的传统，即对统治阶级毫不妥协，对一切犹豫动摇充满敌意的传统来反对陈旧的公式，而“老布尔什维克”把尽管是新鲜的然而已经过时的记忆跟阶级斗争的具体发展对立起来。列宁拥有十分牢固的支持基础，它是由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斗争的全部历史奠定的。在这里提醒下面的问题是适当的：当时社会民主工党正式纲领仍然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共同的纲领，于是民主革命的实际任务在纸面上看起来两个党是一致的。然而实际上它们根本亳无共同之处。革命以后，工人布尔什维克马上就发起了为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孟什维克把这个要求说成是不合时宜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了逮捕沙皇的官吏的行动，孟什维克则反对这种“破坏秩序的行为”。布尔什维克精力充沛地组建工人民警，孟什维克因为不愿意与资产阶级反目而阻挠武装工人。布尔什维克还没有越出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他们是作为或者说是力图作为不妥协的革命者来采取行动的，尽管他们被领导人引入了歧途，孟什维克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是为了维持与自由主义者的联盟而牺牲民主纲领。要是没有民主派盟友，加米涅夫和斯大林肯定难免一事无成。
　　列宁跟党的总司令部发生的四月冲突不是唯一的。在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上，除了个别实质上只能证明常规的插曲以外，党的所有领导人每到事变发展最紧要的关头都显得比列宁要右。这是偶然的吗？不是！列宁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个最革命的政党无可争议的领袖，是因为最终他的思想和意志实在是完全适合国家和时代伟大的革命机会的。而其他人不是差一寸，就是差两寸，而通常是差得更多。
　　在革命爆发前数月甚至数年时间内，布尔什维克整个领导阶层差不多都没有开展积极主动的工作。许多人在战争开头几个月把受压抑的感觉随身带进了监狱，带到了流放地，他们单独或者以不大的小组经受了国际组织的破产。如果说他们在党的队伍中显示出受过革命思想的充分感染（这就是他们依恋布尔什维主义的原因），那么他们在处于孤立时，就显得无力去抗拒来自周围的压力，也无力对时局独立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评判。在战争爆发后两年半时间内，群众中出现的巨大的进步几乎是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发生的。然而革命不仅使他们摆脱了孤立状态，而且由于他们的威信，也把他们放到了党内决定性岗位上。按照自己的情绪，这些人与“齐美尔瓦尔得”知识分子的距离常常显得比与工厂里的革命工人要近得多。
　　“老布尔什维克”（1917年4月他们高傲地强调自己的这一名称）注定要遭到失败，因为他们捍卫的恰恰是党的传统中那个没有经过历史检验的部分。例如，4月14日加里宁在彼得格勒代表会议上说道：“我属于老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我认为老列宁主义对当前的特殊时刻根本没有什么不适用的地方，因此对列宁同志宣布目前老布尔什维克是障碍的说法感到惊讶。”这类抱怨之声在那些日子里列宁没少听。其实，列宁在与党的传统公式决裂时，他本人差点已不再是“列宁主义者”了：为了召唤布尔什维主义的核心走向新生活，他抛弃了它已经破损了的外壳。
　　在反对老布尔什维克方面，列宁得到了党内另一个阶层，即已经受过锻炼而且更加朝气蓬勃的、与群众联系更为密切的阶层的支持。就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二月革命中，工人布尔什维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们认为取得胜利的阶级应该掌握政权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就是这些工人强烈抗议加米涅夫—斯大林的方计，而维堡区甚至威胁要把这些“领袖”开除出党。同样的情况在外省也能观察得到。几乎到处都有被指责为盲动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左翼布尔什维克。工人革命者所缺乏的只是为坚持自己立场所需的理论。但是他们已经准备好响应第一个明确的号召。
　　列宁给这个在1912—1914年运动高潮年代完全恢复了元气的工人阶层指明了方向。早在战争初期，即政府摧毁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从而给党以沉重打击之际，列宁提到以后的革命工作任务时，指出党要教育“成千成万的有觉悟的工人，他们当中将有人不顾一切困难，重新形成领导者集体”。（列宁当时相关文章中没有见到这段话。——译者）虽然有两道战线把列宁和他们隔开了，使之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列宁从来没有疏远过他们。 “即使战争、牢狱、西伯利亚、苦役会夺去他们中间4/5或9/10的人，但要消灭这个阶层是不可能的。这个阶层生气勃勃，充满着革命精神和反沙文主义思想。”（《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6卷，第17页）列宁内心里与这些工人布尔什维克一起经历了时局的考验，与他们一起得出了必然的结论，不过他比他们看得更广阔，行事也更果断。为了同党的司令部以及党员中人数众多的军官阶层的动摇犹豫进行斗争，列宁满怀信心地依靠党的军士阶层，因为后者更能反映普通工人布尔什维克的愿望。
　　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暂时得势和布尔什维克机会主义派别隐蔽的软弱存在于这一现象中：前者依靠的是当时流行的偏见和群众的错觉，而后者适应前者。列宁的主要力量就在于他洞悉运动的内在逻辑，并且根据这种逻辑调整自己的政策。他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强加给群众。他帮助群众理解并且通过他们实现自己的计划。当列宁把全部革命问题归结为一点——“耐心说明”，那么这就意味着必须引导群众的思想意识去适应历史进程把他们驱赶进去的那种局势。工人或者士兵对妥协派分子的政策感到失望，因此必定转向列宁的立场，同时也不会滞留在加米涅夫—斯大林的过渡阶段。
　　列宁的公式刚一提出，它们便以全新的方式向布尔什维克阐明了过去数月以及每一个新日子的经验。广大党员群众中出现了迅速的分化，人们越来越向左靠拢列宁的提纲。扎列日斯基说：“一个区接着一个区支持提纲，到4月24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之际，彼得格勒的党组织表示完全赞成提纲。”
　　4月3日傍晚开始的重新武装布尔什维克干部的斗争到月底实质上已经宣告结束。[1]4月24—29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机会主义动摇的三月和尖锐危机的四月进行了总结。到此时，党无论在人数上还是政治上都有力地壮大起来了。149名代表代表着了7.9万名党员，其中彼得格勒就有1.5万名。对于一个昨天还是非法的而今天反对爱国主义的政党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列宁也好几次满意地重复提到过这个数字。代表会议的政治面貌在选举五人主席团时就已经确定下来了，三月灾难的主要负责人——无论加米涅夫还是斯大林都没有进入主席团。

[1]就在列宁回到彼得格勒的那一天，在大西洋彼岸的哈利法克斯，英国海岸警察把挪威轮船“克里斯蒂安尼亚峡湾号”上从纽约回俄国的五个侨民扣留下来了，他们是：托洛茨基、丘德诺夫斯基、梅利尼昌斯基、穆欣、菲舍列夫和罗曼琴科。这几个人直到5月5日才有机会回到彼得格勒，当时从政治上重新武装布尔什维克的任务至少已经初步完成了。因此我不认为可以把托洛茨基在纽约出版的俄文日报上发表的有关革命观点的叙述纳入本书的正文中。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既然熟悉了这些观点就能使读者容易理解此后党的派别活动，特别是十月革命前夕的思想斗争，那么我认为从这里划出有关的证明材料并且把它们作为附录放在本节末尾是恰当的。那些觉得自己对十月革命理论准备进行更加详细的研究不感兴趣的读者就能够安心地忽略这个附录。

　　尽管整体上对党而言，有争论的问题已经切实解决了，然而许多与昨天联系在一起的领导人在这次代表会议上仍然停留在反对或者半反对列宁的立场上。斯大林保持沉默而且熬了过去。捷尔任斯基以“许多原则上不同意报告人提纲的人”的名义要求听取由“实际上和我们一起经历了革命的同志”所做的补充报告。这分明是暗示列宁的提纲具有侨民的性质。加米涅夫在代表会议上的确做了捍卫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补充报告。李可夫、托姆斯基、加里宁在不同程度上力图维护自己的三月立场。加里宁继续坚持要同孟什维克联合，说这是为了同自由主义进行斗争。莫斯科党组织有名的工作人员斯米多维奇在自己的发言中埋怨说：“在我们每次发言的时候，列宁同志的提纲，绝对是作为某种吓人的东西朝我们逼近过来。”以前在莫斯科人投票赞成孟什维克的决议时，他们的日子过得多么平静啊。
　　作为罗莎·卢森堡的学生，捷尔任斯基发言反对民族自决权，指责列宁包庇削弱俄国无产阶级的分离主义倾向。对于反过来指责他支持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捷尔任斯基回答说：我可以指责他（指列宁。——托洛茨基）坚持波兰、乌克兰和其他民族的沙文主义者的观点。”这一对话倒是颇具政治上逗趣的特征：大俄罗斯人列宁指责波兰人捷尔任斯基犯了反对波兰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同时遭到了后者对他的波兰人沙文主义的指责。在这场争论中，政治上的正确性完全在列宁一边。他的民族政策构成了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反对派明显失势了。结果就争论的问题进行投票，反对派没有超过七票。但是，有一个涉及党的国际联系的十分有趣和十分明显的例外。在临近会议结束之际的4月29日晚间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以委员会的名义提出了这样的决议草案：“参加5月18日开幕的齐美尔瓦尔得派的国际代表会议。”（地点在斯德哥尔摩。——托洛茨基）会议记录写明：“8票赞成，1票反对。”这一票就是列宁。他要求跟齐美尔瓦尔得派断绝关系，因为那里面大多数完全由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类似瑞士人格里姆那样的中立派和平主义者组成。可是对于俄国党的干部来说，战争期间齐美尔瓦尔得派与布尔什维主义简直就是同一码事。代表们还是既不同意放弃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也不同意跟齐美尔瓦尔得派断绝关系，况且在他们心目中，齐美尔瓦尔得派仍然是同第二国际群众的联系纽带。列宁至少是力图把参加行将召开的代表会议的目的限制为仅仅是搜集情报消息。季诺维也夫发言反对他。列宁的建议没有获得通过，于是他投票反对整个决议。结果没有一个人支持他。这是“三月”情绪的最后回响，是对昨日立场的死守，是对陷于“孤立”的恐惧。不过，这次国际代表会议终究没有开成，这是由于齐美尔瓦尔得派自身内部的疾病所致，也正是这些疾病促使列宁要与齐美尔瓦尔得派决裂。这样一来，被一致拒绝的绝交政策事实上取得了成功。
　　党的政策出现急转弯的性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工人布尔什维克、未来的劳动人民委员施密特在四月代表会议上说过：“列宁给工作的性质提出了不同的方针。”按照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说法（当然是几年以后写下的），1917年4月，列宁“在党的领导人的意识里引发了十月革命……我们党的策略没有表现为一条直线，在列宁到来之后出现了急剧的向左转”。老布尔什维克柳德米拉·斯塔尔更直接同时也更准确地评价了发生的变化。“列宁到来之前，所有的同志都在黑暗之中徘徊，”她在4月14日的城市代表会议上说道，“当时只有1905年的一些公式。看到人民的独立创造，我们却不能对他们进行指导……我们的同志只能局限于通过议会方式为立宪会议做准备，根本没有考虑到继续前进的可能性。采用列宁的口号以后，我们做了生活本身向我们提醒的事情。没有必要因为有人说这已经是工人政府了而害怕公社。巴黎公社不仅仅是工人的，同时也是小资产阶级的公社。”可以同意苏哈诺夫的说法，即重新武装党“是列宁在5月初取得的最主要和最根本的胜利”。尽管苏哈诺夫认为在这个行动中，列宁用无政府主义的武器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武器。
　　还剩下一个问题，一个并非不那么重要的问题，尽管提出这个问题要比回答它容易：如果1917年4月列宁没有回到俄国，那革命会怎么发展呢？如果我们的叙述一般说来指出和证明了什么东西（我们希望是这样），那就是列宁并不是革命进程的造物主，他仅仅进入了客观历史力量的链条。不过在这个链条中，他是很重要的一环。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整个形势造就的，但它还是需要人去建立，没有党就不可能建立它。党当然能够履行自己的使命，只不过要在了解其使命以后才行。为了做到这一点，列宁乃是必不可少的。在他到来之前，布尔什维克领袖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出革命的诊断。加米涅夫—斯大林的领导被事变的进程拋向了右边，拋向了社会爱国主义者，因为在列宁与孟什维主义之间，革命没有为中间立场留下地盘。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完全是不可避免的。列宁的到来只是加快了这一进程而已。他的个人影响缩短了危机。然而，能够有把握地说没有他党也会找到自己的道路吗？无论如何我们也不敢这样断言。在这里时间因素起决定作用，而事后再回头来看历史时针是困难的。无论在何处，辩证唯物主义与宿命论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假如没有列宁，机会主义领导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危机，会具有异常尖锐和紧张的性质。然而，战争和革命的环境没有给布尔什维克党履行自己的使命留下充裕的时间。如此看来，根本不能排除误入歧途和处于分裂的党会与革命的形势失之交臂，要耽搁很多年。在这里个人的作用在我们面前真的是极大地突出起来了。只不过我们务必要正确理解这种作用，也就是要把个人当作历史链条中的一环。
　　经过长期缺席以后，列宁从国外“意外”归来，围绕他的名字报刊出现的极度热闹纷扰，列宁与本党所有领导人的冲突以及他对他们的迅速胜利——一句话，在这种场合，时局的外观极容易使人把个人、英雄、天才和客观条件、群众、政党进行机械的对比。实际上这样的对比完全是片面的。列宁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因素，而是俄国全部过去历史的产物。他把自己最深刻的根源植入了历史之中。过去25年来，他与先进工人一道从事他们的全部斗争。“偶然性”与其说是他对时局的干预，还不如说是劳合·乔治企图用来阻挡他前进的那根稻草。列宁不是从外面反对党，他是党的最充分的反映。他培养了党，也在党内受到培养。他与布尔什维克领导阶层的分歧就是党的明天与它的昨天的斗争。如果列宁不是被流亡和战争环境把他跟党人为地分开，那么危机的外部结构就不会如此富于戏剧性，也不会把党的发展的内部继承性掩盖到这种地步。从列宁归来的特殊意义中得出的结论仅仅是：领袖不是意外创造出来的，他们是在数十年期间挑选和培养出来的，不能随随便便地更换他们，机械地把他们从斗争中排除出去将使党遭受严重伤害，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使它长时期陷入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