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两个政权并存

　　两个政权并存的实质是什么？不能不详细谈论这个问题，因为在历史文献中我们没有见到谁阐明过这个问题。其实，两个政权并存是社会危机的特殊现象，而且远非只是1917年俄国革命一家所特有的现象，尽管正是在这次革命中能最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社会总是存在着对抗的阶级，失去了政权的阶级不可避免地力图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使国家方针偏向自己一方。不过，这还是绝不意味着社会就会充斥着两个或多个政权。政治制度的性质取决于被压迫阶级与统治阶级的直接关系。单独一个政权是每一个社会制度稳定的必备条件，在统治阶级能够有效地把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形式作为唯一可能的形式强加给整个社会的时候，它都可以维持下去。
　　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同时掌握政权——无论以霍亨索伦王朝的形式还是以共和国的形式——都不是两个政权并存，两个共同参与执政的集团之间的冲突无论有时多么激烈，而它们的社会基础还是相同的，它们的纷争不会有引起国家分裂的危险。两个政权并存的制度只能从无法调和的阶级冲突中产生，因此只有在革命时期才有可能出现，而它自身也构成了革命的基本要素之一。
　　革命的政治奥秘就在于政权从一个阶级转给另一个阶级。强有力的革命变革本身通常能在短期内完成。但是，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阶级能在一夜之间从从属地位突然跃升到统治地位，哪怕这是一个革命之夜也罢。它在此之前必须已经取得了相当独立于官方统治阶级的地位；而且，它必须把那些不满现状而又没有能力起独立作用的中间阶级和阶层的希望集中到自己身上。革命变革的历史准备在革命之前的时期就会导致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负有实现新的社会制度使命的阶级还没有成为国家主人，而事实上又已经把相当大一部分国家实力集中到自己手里，可是那时国家的官方机构仍然还保留在旧统治者的手中。这便是一切革命初始的两个政权并存状况。
　　然而，这不是它的唯一形式。如果某个新阶级不愿从事的革命使其掌握了政权，而这个新阶级从历史上看是来得太晚的、实质上是已经过时的旧阶级，如果它在自己没来得及举行正式加冕就已经破败了，如果它在走向政权时正赶上自己的对手已经足够成熟并且把手伸向了国家权柄，那么两个政权并存这么一种不稳定的政治平衡就会被政治变动为另一种平衡，有时是被更不稳定的平衡取代。革命或者反革命在每个新阶段的任务都在于克服两个政权并存的“无政府状态”。
　　两个政权并存不仅不以把政权平分为两半为前提，而且总的来说排除了这种可能，一般也排除了任何形式的政权平衡。这不是立宪的事实，而是革命的事实。这事实证明社会平衡的破坏已经使国家上层建筑产生了分裂。两个政权并存发生在下面这样的场合，即互相敌对的阶级依靠实质上互不相容的国家组织（残存的和正在形成中的），它们在领导国家方面每走一步都会互相排挤。在这种情况下落到每一个卷入斗争的阶级手中的政权份额便由力量对比和斗争进程来决定。
　　就其本身的性质来说，这样的状况不可能是稳定的。社会需要通过统治阶级或者像这次一样通过两个所谓半统治阶级把政权集中起来，它将毫不妥协地竭力达到这个目的。政权分裂所预示的不是别的，而是国内战争。但是在力量不相上下的阶级与政党下决心打仗之前，特别是在他们如果害怕第三种势力干涉的情况下，它们能够相当长久地容忍甚至好像还认为两个政权并存的体制是合法的。然而这个体制将不可避免地被摧毁。国内战争给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带来了最明显的也就是领土方面的反映：每一个政权在建立了巩固的据点以后，就会为获得剩下的地盘而展开斗争。这部分地盘在两个交战政权中的一个还没有完全巩固的时候，往往要在它们轮番入侵的形式中忍受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17世纪的英国革命正因为是一次导致整个民族彻底分裂的大革命，所以成为两个政权的不同制度明显的互相交替，它以国内战争的形式从一个制度急剧地转变为另一个制度。
　　资产阶级以及接近它的地方贵族首先起来反对依靠特权阶级或者说这些阶级的上层即显贵和主教的国王政权。依靠伦敦城区的长老派国会则是资产阶级的政府。这两种制度之间的持久斗争是通过公开的国内战争解决的。两个政府的中心——伦敦城和牛津都建立了自己的军队，两个政权也分别拥有各自的领土范围，尽管如同国内战争通常出现的情况那样，这种领土的分界是极不稳定的。国会最后取得了胜利，国王被俘虏了，并且等候对自己命运的判决。
　　看来，建立长老会资产阶级统一政权的条件形成了。可是还是在国王政权覆灭以前，国会军队就已经变成了独立的政治力量。它把独立派、笃信宗教和意志坚定的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以及农夫集中到自己的队伍中来了。军队不是单纯作为武装力量，也不是作为禁卫军，而是作为反对殷实富裕的资产阶级的新阶级政治代表来威风凛凛地干预社会生活的。与此相适应，军队建立了位居部队司令部之上的新的国家机构：士兵和军官代表（“鼓动员”）委员会。两个政权的新阶段来临了：长老派的国会与独立派的军队。两个政权之间爆发了公开的冲突。资产阶级自己的军队同克伦威尔的“模范军”即武装起来的下等人对抗时显得软弱无力。冲突是以在独立派军刀协助下对长老派国会进行清洗而告终的。国会还剩下一些残余，克伦威尔的独裁建立起来了。以革命的极左派平等派为首的军队下层企图用自己原先真正的平民制度与军人上层即军队贵族的统治进行对抗。不过新的两个政权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平等派即小资产阶级下层还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历史道路。克伦威尔迅速镇压了反对者。在好几年时间内，确立起来的是一种新的，然而又远非稳定的政治平衡。
　　法国大革命期间，以第三等级上层为骨干的制宪会议把权力集中到了自己手里，不过它没有完全取消国王的特权。制宪会议时期是两个政权尖锐对立的时期，它是以国王逃亡到瓦伦以及仅仅在形式上建立共和国机构而结束的。
　　1791年的第一部法国宪法建立在立法权跟执行权相互完全独立这样一种虚构的基础之上，它事实上对人民掩盖了或者说力图掩盖现实中的两个政权：攻占巴士底狱以后最终藏身于国民会议的资产阶级和仍旧依靠上层的贵族、教士、官僚与军人的旧君主制，后者希望外国干涉就不用说了。这个矛盾的制度为它自身无法逃脱的毁灭打下了基础。既可以通过依靠欧洲反动派的力量消灭资产阶级代表制，也可以通过把国王与君主制送上断头台找到出路。巴黎跟科布林茨势必要进行势力的较量。
　　然而，在事态发展到战争和断头台之前，依靠第三等级城市下层居民的和更加大胆地从资产阶级民族官方代表那里争权的巴黎公社登上了舞台。形成了新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我们已经注意到它的第一次出现是在1790年，当时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还稳固地坐在国家行政机关和市政厅里。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惊讶的，同时又是受过多少卑鄙诽谤的场景啊！它是平民阶级的力量从底下跃升上来的场景：他们从社会的地窖与地穴走出来，踏进原先由戴假发和穿套裤的人决定民族命运的禁区。看起来，遭到文明的资产阶级双脚践踏的地基复苏并且活动起来了，人们从数不清的人群中扬起头来，向上伸出长满老茧的双手，发出嘶哑却又坚毅的喊声！巴黎各区作为革命的私生子，开始过上了自己的生活。它们得到了承认（不承认它们是不可能的！），并且改组成一个个分部。可是它们无时不在拆毁一切壁障，从下面获得新鲜血液，不顾法律规定，敞开大门让无权阶层、穷苦人民和无套裤汉涌进自己的队伍。与此同时，农村的行政机构也演变成了反对保护封建财产的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农民暴动的掩蔽所。第三等国民就这样从第二等国民下面崛起了。
　　起初，巴黎各分部反对尚在可敬的资产阶级掌控之中的公社。1792年8月10日，分部以勇敢的突击行动控制了公社。从此以后，革命的公社与立法议会，后来又与国民公会处于对立状态。后面两个机构落后于革命的进程与任务，它们记录了各个事件，却没有做什么事情，因为它们不具备从巴黎各区底层成功站起来的，以及在最落后的农村找到了支持的那个新阶级所拥有的巨大能量、无畏精神和同心同德。就如巴黎各分部控制公社一样，公社通过新的起义控制了国民公会。这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具有清晰轮替的两个政权的特征，两个政权的每一方都企图建立统一和有力的政权：右翼——通过防御的方式，左翼——通过进攻的方式。无论对于革命还是反革命来说，建立独裁的非常特殊的需要从不堪忍受的矛盾中产生了。从它的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变是通过国内战争完成的。革命的伟大阶段，也就是政权转到新阶级或新阶层手里的阶段，在这里与代表机关的轮替周期根本不是同步的，这些机关总是跟在革命进程的后面亦步亦趋，就像是跟在革命后面的影子。无套裤汉的革命独裁到头来还是与国民公会的独裁合流了。可这是怎样的国民公会呢？这是用恐怖手腕肃清了昨天还在其中占优势地位的吉伦特派的国民公会，是残缺不全的、却又适应新的社会力量统治的国民公会。在四年时间内，法国革命就这样沿着两个政权并存的台阶不断走向自己的顶点。从热月9日起，它又重新沿着两个政权并存的台阶开始往下走。而且每次下行之前都重新爆发内战，就像以前它伴随着每次上升一样。新社会就是这样不断寻找新的力量平衡。
　　既同拉斯普京的官僚斗争，又同他们共事的俄国资产阶级在战争时期极大地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利用沙皇制度的失败，它通过地方自治联合会、市政联盟和军事—工业委员会把强大的势力集中到了自己的手里，它独立地支配着庞大的国家资源，实质上它已经成了一个平行的政府。战争时期令沙皇的大臣们担忧的是李沃夫公爵为军队提供补给，让士兵吃饱，给他们治病，甚至为他们设立理发馆。“必须结束这种现象，要么就把全部权力交到他手里。”早在1915年，大臣克里沃舍因就这样说过。他没有想到，一年半以后李沃夫得到了“全部权力”，只不过不是从沙皇手中，而是从克伦斯基、齐赫泽和苏哈诺夫手中得到的。可是在此事完结后的第二天，新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就出现了：与昨天自由主义的准政府、今天形式上合法的政府并列，一个非正式的、然而更加有效的、以苏维埃为代表的劳动群众的政府诞生了。从这个时候起，俄国革命开始成长为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
　　然而，二月革命的特殊性体现在哪里呢？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事件中，两个政权并存每一次都是斗争的自然阶段，这些阶段都是暂时的力量对比强加给斗争参加者的。其实这当中的每一方都力求用自己的统一政权取代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在1917年革命过程中我们看到，民主派官方是怎样自觉和故意造成两个政权并存的，以及怎样竭力拒绝政权转到他们自己手中的。乍看起来，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不是由于各阶级争夺政权的斗争而造成的，而是由于一个阶级友善地把政权“让给”另一个阶级的结果。既然俄国“民主派”力图要摆脱两个政权，那么他们认为这就等于自己要推开政权。我们恰恰是把这种情况称作二月革命的离奇现象。
　　也许只有在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对君主制做出的行为中可以找到一些类似情况。不过两者也并非完全相似。德国资产阶级固然无论如何也要在妥协的基础上同君主制分享政权，可是，尽管资产阶级掌握在手中的政权是不完整的，却绝不会把政权整个儿地让给君主制。“普鲁士资产阶级徒有其名地掌握了政权，它丝毫也不怀疑，旧国家的各种力量都已毫无二心地情愿受它支配了，所有这些力量统统都死心塌地地迷信资产阶级本身的万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9页）1917年的俄国民主派从革命一开始便拥有了全部政权，他们追求的不是单纯与资产阶级分享政权，而是把国家整个地交给它。这大概意味着在20世纪前期，俄国官方民主派政治上达到了比19世纪中叶德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还要腐朽的程度。这完全是合乎规律的，因为数十年来占据着手工业者克伦威尔和无套裤汉罗伯斯庇尔地位的无产阶级掀起了高潮，而民主派代表着这个高潮的反面。
　　如果更深入地观察问题，那么便可以看出临时政府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这两个政权都具有纯粹被动反映的性质。有资格希望得到新政权的只能是无产阶级。妥协分子觉得依靠工人和士兵没有把握，于是被迫对沙皇和先知保持骑墙态度。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两个政权并存仅仅是反映了暂时还是潜在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个政权。当布尔什维克排挤了身居苏维埃上层的妥协分子的时候（这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潜在的两个政权于是浮出了水面，而这将是十月革命的前夜。迄至此刻，革命一直生活在政治被动反映的世界里。通过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长篇说教的折射，两个政权并存从阶级斗争的一个阶段演变成了一种起调节作用的思想。正是这个缘故，它把自己摆在了理论激辩的中心位置。什么都不会白白流逝消失。二月两个政权的被动反映性质让我们更进一步认清了那些历史阶段，那时两个政权是作为两种制度斗争过程中的热闹插曲而出现的。于是，反射出来的微弱月光有可能得出有关太阳光的重要结论。
　　同以往革命中的城市民众相比，俄国无产阶级要成熟得多，俄国革命的根本特性就包含在这高度成熟性当中。它一开始便催生了半虚幻的两个政权的离奇现象，后来又阻止了现实的两个政权得到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解决，因为问题是明摆着的：要么由资产阶级掌握旧的国家机器，对它稍加翻新使之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而且苏维埃必须得消失；要么苏维埃不仅要摧毁旧的国家机器，而且要消灭为该机器服务的那些阶级的统治，这样它将成为新型国家的基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坚持第一种解决问题的方针，布尔什维克则坚持第二种方针。用马拉的话来说就是过去被压迫阶级既没有足够的知识与足够的技能，也缺乏充分的领导，而这些都是把他们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所必需的。而在20世纪的俄国革命中，被压迫阶级已经用三个条件全面武装起来了，因此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胜利。
　　布尔什维克胜利一年以后，在德国，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力量对比情况下再次提出来了。社会民主党实行的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和取消苏维埃的方针。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则坚持走苏维埃专政的道路。结果社会民主党人取得了胜利。德国的希法亭和考茨基、奥地利的马克斯·阿德勒提议把工人苏维埃纳入宪法，从而将民主跟苏维埃“结合起来”，这就意味着把潜在的或公开的国内战争变为国家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实在想不出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乌托邦了。也许在德国人的土地上其唯一的辩解理由就是旧的传统：早在1848年，符腾堡的民主主义者就曾打算建立以公爵为首的共和国。
　　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充分评价的两个政权并存的现象与把政府视为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的马克思国家理论是矛盾的吗？这跟说由于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而出现的价格波动与劳动价值论相矛盾不是一回事吗？母兽为保护幼仔而做出的自我牺牲行为是对生存竞争理论的驳斥吗？显然不是的。在这些现象中我们发现的只是同类规律更为复杂的组合。如果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组织，而革命是统治阶级的更替，那么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的手里势必会造成国家——首先是在两个政权形式中——的矛盾处境。阶级力量的对比不是可以先验计算的数学上的量。当旧制度的平衡遭到破坏时，新的力量对比只有作为它们在斗争中相互较量的结果才能确立。这就是革命。
　　您可以说这种理论方面的深究诱使我们游离了1917年的事件，可是它实际上把我们带进了事件最核心的部分。正好是围绕两个政权并存的问题，各政党和各阶级之间展开了戏剧性的斗争。只有从理论的高度才能充分评价和正确理解这种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