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二月革命的离奇现象

　　起义胜利了。可是它要把从专制王朝那里夺得的政权交给谁呢？在这里我们要转向二月革命的中心问题：政权是怎样以及为什么落入自由派资产阶级手里的呢？
　　杜马和资产阶级“社会”里面的人没有给2月23日开始的骚乱赋予多大的意义。自由派代表和爱国主义记者像往常一样在沙龙聚会，他们讨论有关的里雅斯特和阜姆的问题，重新论证达达尼尔海峡对于俄国的重要性。就在解散杜马的命令已经签署之际，一个杜马委员会仍然在急于讨论把粮食供应事务交给城市自治机关的问题。在距近卫营起义还不到十二小时的时候，斯拉夫互助协会平静地听完了关于全年工作安排的报告。一个代表回忆说：“只是当我从会场急急忙忙往家里赶的时候，平常热闹非凡的街道上那种十分可怕的寂静和空荡才令我大吃一惊。”十分可怕的空矿在旧的统治阶级周围出现了。它们明天的后继者已经感到心脏发紧了。
　　到26日，事态的严重性不论对政府还是对自由主义者而言都变得相当清楚了。当天，大臣跟杜马代表之间进行了有关妥协的谈判，后来自由主义者始终没有掀开蒙在谈判上面的遮盖物。普罗托波波夫在自己的证词里说道，杜马联盟的领袖像以往一样要求从享有社会信任的人士当中任命新的大臣：“这个举措也许能使人民平静下来。”可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26日在革命进展过程中出现了某些意外的障碍，政府顿时觉得自己是比较稳固的。当罗将柯面见戈利岑并劝他辞职时，作为回答，政府首脑指着桌子上一个文件夹，里边有一份拟好了的解散杜马的命令，尼古拉在上面已经签了名，只是没有日期。戈利岑当即填上日期。在革命冲击不断加强的时刻，政府怎么会决定采取这种步骤呢？关于这一点，官僚当权者其实早已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观念：“我们有没有这个联盟对工人运动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战胜这个运动，而且迄今为止内务部是胜任其职责的。”早在1915年8月，戈列梅金就这样说过。另一方面，官僚们认为杜马在即将解散的情况下不可能下决心采取任何大胆的步骤。早在1915年8月讨论带有不满情绪的杜马这个问题的场合，内务大臣谢尔巴托夫公爵就说过：“杜马那伙人未必决心真的不服从，毕竟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胆小鬼，他们唯恐性命不保。”公爵说这话尽管不太文雅，然而归根结底还是说对了。在同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斗争中，官僚们觉得自己的根基还是够稳固的。
　　27日早晨，被迅速发展的事态吓坏了的杜马代表举行例会。他们当中大多数只是到会后才知道杜马已经被解散。看来这事尤其出人意料，因为昨天还在进行心平气和的谈判。对此，罗将柯自豪地写道：“虽然杜马服从了法律，但是依然希望找到摆脱错综复杂局面的出路，因此没有做出拒绝解散与强行开会的任何决定。”部分代表自行举行临时聚会，倾吐无能为力的心情。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希德洛夫斯基后来不无幸灾乐祸地回想起极左的立宪民主党人、克伦斯基未来的战友涅克拉索夫提出的建议：“建立军人独裁，把全部权力交给一个有声望的将军。”那个时刻，没有出席部分杜马代表临时聚会的进步联盟的首领们也在采取实际行动试图挽回局面。他们把米哈伊尔大公请回彼得格勒以后，建议他实行独裁，“强迫”个别政府成员辞职，并且通过电报直通专线要求沙皇“恩赐”一个责任政府。就在第一批近卫团队发动起义的时候，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领袖们为借助皇族独裁把起义镇压下去进行了最后的尝试，同时企图通过牺牲革命来同君主制度达成妥协。罗将柯抱怨说：“大公的迟疑致使错失了有利时机。”
　　无党派社会主义者苏哈诺夫此时开始在塔夫里达宫发挥一定的政治影响，他证实激进知识分子是多么轻易相信他们想要的东西。他在自己那部内容丰富的回忆录里面是这样讲述的：“他们把那个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早间的主要政治新闻通报给我，解散国家杜马的命令已经公布了，而杜马以拒绝休会作为回应，并且选出了一个临时委员会。”写这段话的人几乎没有走出过塔夫里达宫，只是在那里抓住他熟悉的代表的钮扣不放。米留科夫在自己的革命历史著作中跟随罗将柯以不容置辩的口吻宣称：“在发表一通情绪激昂的演讲以后，会上做出了不离开彼得格勒的决定，而不是如传闻所说的那样做出了身为机关的国家杜马‘不休会’的决定。”“不休会”的含义是要担负起哪怕是为时已晚的主动，而“不离开”的含义是推卸责任和等候事态发展转到哪个方向。不过苏哈诺夫的轻信是有趋于缓和的形势为依托的。杜马的记者在自己的情况通报（这是当时由于总罢工而唯一能出版的刊物）上尽情散布谣言，说杜马做出了不服从沙皇命令的决定。既然起义在当天就取得了胜利，那么代表们绝对不会急于反驳这类错误报道，好让自己的左翼朋友保持一种错觉：他们直到后来流亡国外之时才着手还原真相。这个看起来无关紧要的插曲其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谓杜马在2月27日所起的革命作用根本就是从激进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轻信中产生的无稽之谈。这些为革命感到高兴或被革命吓坏了的知识分子一概不相信群众有能力将运动进行到底，他们力图尽可能快地靠在有选举资格的资产阶级身上。
　　幸运的是，在属于杜马多数的那些代表的回忆录当中保留着杜马怎样应付革命的故事。按照右翼立宪民主党人曼瑟列夫公爵的说法，出席2月27日上午临时聚会的众多代表中没有一个主席团成员，没有一个党派领导人，也没有一个进步联盟的首领：这些人已经得知了解散杜马的命令，也知道发生了起义，他们认为还是尽可能久地不抛头露面为好。何况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大概正在与米哈伊尔进行有关建立独裁的谈判。曼瑟列夫说：“杜马弥漫着普遍的惘然若失和惊慌失措的气氛。甚至兴奋热闹的交谈也停下来了，代之以叹息与简短的答话，如‘等一等吧’之类，或者听到公开为自己的身家性命担忧的声音。”这位比其他人的叹息更为深长沉重的最温和的代表就是这么说的。就在当天下午两点钟各方领袖被迫来到杜马的时候，主席团秘书带来了一个令人高兴却又毫无根据的消息：“秩序混乱的状态将很快被消除，因为采取了措施。”很可能关于建立独裁的谈判被认为是这样的揩施。但是杜马苦恼不堪，并且在等待进步联盟的领袖们说出能解决问题的话。“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做出任何决定，”米留科夫宣称，“因为我们不知道秩序混乱的范围有多大，就如我们不知道本地驻军、工人与社会团体会站在谁一边一样。需要搜集有关这一切的所有确切情报，到那时再来讨论局势，而现在还为时尚早。”已经到了2月27日午后两点，可是对自由主义者来说仍然“为时尚早”！“搜集情报”的意思是推卸责任和等候斗争的最后结局。但是米留科夫并没有结束他的发言，其实他一开始便没有打算用任何话来结束他的发言。突然情绪异常激动的克伦斯基跑进大厅，他郑重宣布大群的民众和士兵正在向塔夫里达宫进发，他们执意要求杜马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来！……这位激进派代表确切知道蜂拥而来的民众要求的是什么。实际上也正是克伦斯基本人首次要求杜马夺取政权，因为杜马内心里仍然希望把起义镇压下去。克伦斯基带来的消息引起了“普遍的困惑与惊慌失措的眼神”。可是他还没来得及讲完，就被一个慌慌张张跑进来的杜马服务人员打断了。后者报告说，士兵的先头部分已经逼近了塔夫里达宫，卫队不让他们走近大门，而卫队长好像负了重伤。结果只过了分把钟的时间，士兵们就已经涌进了宫殿。后来的发言和文章都谈到，士兵前来向杜马致敬并且向它宣誓。可是眼下大家似乎都处在性命堪忧的恐惧之中。水淹到脖子上了。各党派头头们还在交头接耳，务必想办法争取时间上的宽限。罗将柯急忙拿出一份某些人向他提出的关于建立临时委员会的建议。这时响起了肯定的喊声。但是大家都想尽快离开，不愿在那里一直待到选举。恐慌情绪不亚于他人的杜马主席建议委托各党派领袖会议组建临时委员会。大厅里又响起了一阵肯定的喊声，不过剩下的人不多了，大部分都已经溜之大吉。这就是被沙皇解散的杜马对起义胜利的第一个反应。
　　就在那时，革命在同一座楼房里（不过是在其不那么堂皇的部分）创建了另一个机关，革命领导人无须去发明它，因为1905年创建苏维埃的经验已经永远铭记在工人心中了。在每一次运动高涨之际，甚至在战争时期，苏维埃的思想几乎都会自动复活。尽管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理解苏维埃的作用方面存在着深刻分歧（社会革命党对它本来就没有固定的看法），不过他们对苏维埃这种组织形式本身似乎没有什么争议。从狱中获释的孟什维克、军事工业委员会成员在塔夫里达宫见到了同样是右翼的工会与合作社运动的活动家，以及孟什维克在杜马的代表齐赫泽和斯科别列夫。他们马上就当场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会白天充数的成员主要是与群众失去了联系却仍然保留着“名望”的前革命家。成员中也有布尔什维克的执行委员会号召工人马上选出自己的代表。第一次会议定于当天晚上在塔夫里达宫开始。会议实际上是晚上9点开始的，它批准了执行委员会的组成，并且给后者增补了各个社会主义政党的正式代表。但是，已经获胜的首都无产阶级代表的第一次会议的意义根本不在这里。各起义团队的代表带着良好的祝愿出席了会议。代表中有一些完全没有文化的士兵，他们好像被起义震伤了，还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然而恰恰是他们找到了任何讲台上都找不到的字眼。这是感觉到了自己力量的最令人动情的革命场景之一：无数已被唤醒的群众，无比宏伟的任务，对自己成就的无比自豪，以及在理应比今天更美好的明天到来之前高兴得心脏怦怦直跳。革命还没有自己的宗教礼仪，街道上还在冒烟，群众还没有学会按新的方式唱赞美诗。会议开起来毫无秩序，漫无边际，就像春汛期的河流一样，苏维埃被自己的热忱憋得喘不过气来。革命已经强壮有力了，但是还处在童年的幼稚阶段。
　　在这第一次会议上做出了把卫戍部队和工人联合成共同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决定。谁是第一个提议做出这一决定的人呢？提议应该是来自各方面的，更正确地说是来自所有方面，它是当天决定革命命运的工人和士兵代表结盟行动的反应。但是不能不指出，按照施里亚普尼柯夫的说法，社会爱国主义分子起初反对军队卷入政治。从自己诞生的那一刻起，苏维埃就通过执行委员会作为政治机关运转起来了。它选出了一个粮食供应临时委员会，委托该委员会关心起义者和卫戍部队。苏维埃在自己的身边组建了一个临时司令部（这些天所有的机构都冠以“临时”二字）。关于这个司令部我们已经在前面谈到过它。为了破除旧政权官吏对财政设施的控制，苏维埃决定马上就派革命卫队去占领国家银行、地方金库、造币厂和国家证券储备处。在群众的压力下，苏维埃的任务与职权不断在扩展。革命有了一个自己的毋庸置疑的中心。从此以后，工人、士兵，很快还将有农民只会去找苏维埃：在他们心目中，唯有苏维埃才是全部希望和全部权力的源泉，才是革命本身的化身。不过，尽管很不情愿，有产阶级的代表也会向苏维埃寻求保护和指示，请它解决冲突。
　　然而就在胜利之初，亦即革命的新政权以神话般的速度和不可战胜的力量走向巩固的时候，那些当上了苏维埃领导人的社会主义者却惶惶不安地朝自己周围左顾右盼，寻找真正的“主人”。他们认为自己有自知之明，政权应当转交给资产阶级。新制度主要的政治之结就打在这里：其中一条绳索通向工人和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所在的房间，另一条则通向资产阶级中心所在的房间。午后3点，即胜利已经完全明确下来的时候，各政党领袖会议选出了一个“杜马代表临时委员会”，其成员由进步联盟各党人士还有齐赫泽和克伦斯基组成。齐赫泽拒绝参加，克伦斯基的态度模棱两可。这个名称预先就规定了它不是国家杜马的官方正式机构，而是杜马成员会议的一个分支机构。进步联盟的领袖殚精竭虑思考的问题只有一个：怎样推卸自己的责任，不让它捆住自己的手脚。委员会的任务用一种精心的含糊其词的表述确定下来了：“恢复秩序，恢复跟有关机关及人员的联系。”这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班先生们要恢复的是什么秩序，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们要着手跟哪些机关进行联系。他们还没有公开把双手伸向熊皮，假如熊还没有被打死，而仅仅是负了重伤那怎么办呢？据米留科夫承认，只是到了2月27日晚上11点钟的时候，“革命运动的整体规模已经变得明朗清晰了，临时委员会于是决定釆取进一步的措施，把从政府手中掉落的政权拿到自己手里来”。这样一来，新的机构，由杜马成员的委员会悄悄地变成了杜马本身的委员会。对于保持国家法统的连续性来说没有比伪造更好的方式了。可是米留科夫对最主要之点避而不谈，即当天成立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及时来到了临时委员会，并且坚持要求后者把政权拿到自己手中来。这种友善的推动起到了自己的作用。后来米留科夫是这样解释杜马委员会的决定的，政府好像已经准备好派忠诚可靠的部队镇压起义者，“在首都的大街上，事态就可能演变成为真正的决战”。而实际上政府手里已经没有任何部队可派了，政变整体上说已经过去了。罗将柯后来写道，在拒绝接受政权的情况下，“杜马成员如果被暴乱的部队逮捕或杀害了，那么政权很快就会不知不觉地落到布尔什维克手中”。当然，这种古怪的夸张说法当时完全符合这位令人尊敬的宫廷高级侍从的本性，不过它还是准确无误地反映了将把政权交给它一事当作政治强奸接受下来的杜马的自我感觉。
　　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决定是不那么容易做出来的。特别是罗将柯严重动摇起来了，他求教于别人：“这将会是什么？是造反，或者不是造反？”据他自己说，保皇派杜马代表舒尔根这样回答他：“这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造反，像一个对皇上忠心耿耿的臣民那样承担起来吧。……如果大臣们都跑了，那么就应当有人来接替他们。……可能有两条出路：一切都能应付过去，皇上任命新的政府，我们再把政权交给它。或者不顺利，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不能挑选权力当局，那就只能由别人已经从工厂里选出来的恶棍来挑选……”没有必要去责备反动绅士们对工人的粗野谩骂，革命已经死死踩住了这些先生的尾巴。寓意是一清二楚的：君主制度取得胜利——我们便和它在一起，革命取得胜利——我们就千方百计偷走它。
　　会议开了很长时间。民主派领袖在忐忑不安中等到了决定。最后米留科夫离开了罗将柯的办公室，他带着一脸严肃而庄重的表情。米留科夫走到苏维埃代表团那里，向后者宣布，决定做出来了，我们将执掌政权。……”“我没有问，‘我们’指的是谁，”苏哈诺夫异常兴奋地回忆说，“我什么也没有多问。就像常说的那样，我用全部身心感受到了新的局势。我觉得这几个小时内被自发力量肆意抛掷的革命航船张开了风帆，在可怕的风浪和颠簸中平稳而有节律地航行着。”相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资本主义自由派奴隶般的依附的毫无诗意的自白而言，这是多么奇巧华丽的形式啊！而有关政治前景的估计又是多么致命的错误：把政权交给自由主义者不仅不能给国家这艘航船带来稳定，相反从那一天开始，它成了革命的无政府状态、无以复加的混乱、群众的残酷无情以及前线全面崩溃的根源，后来更成了国内战争极度惨烈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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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仅仅向后看过去的几个世纪，那么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中的事实就显得完全合乎规律：在以往所有的革命中，工人、帮工和部分大学生在街垒作战，也有一些士兵转到他们这边来，而通过窗口密切注视街垒战的殷实资产阶级却攫取了政权。但是1917年二月革命与以往发生的革命不同之处就在于：其社会性质之显明和革命阶级政治水平之高是无法比拟的，起义者对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怀着充满敌意的不信任，以及由此造成的在胜利到来之际新型革命政权机关——依靠群众武装的苏维埃的诞生。因此，需要对政权在这样的条件下转入陷于孤立并且没有武装的资产阶级之手做出解释。
　　首先，必须近距离地审视因为革命而形成的那种力量对比。是不是苏维埃民主派为客观形势所迫而放弃政权，从而让大资产阶级占了上风呢？资产阶级可不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已经知道，大资产阶级不仅不指望从革命那里得到政权，相反，他们在革命中预感到自己的整个社会地位受到了致命威胁。“温和派政党不仅不愿意革命爆发，而且相反，他们简直是对它感到害怕。”罗将柯这样写道，“人民自由党（即立宪民主党。——托洛茨基）也不例外，作为处在温和党派左翼，因而与国内革命政党有较多接触的政党，它也就比谁都更加担忧即将降临的灾难。”1905年的经验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印象太深刻了，以致可能导致工人和农民的胜利对资产阶级的威胁并不亚于对君主制度的威胁。看起来，二月革命的过程似乎只不过证明了这一预见而已。在那些日子里，不管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在很多方面是多么地还没有定型，劳动人民跟资产阶级的界限无论如何都已经不可调和地划定了。
　　接近自由主义集团的编外副教授斯坦凯维奇是进步联盟的朋友而不是它的敌人，他用下面这段话描述了自由主义集团没能成功预防的革命发生后第二天的情绪：“人们冠冕堂皇地庆贺革命胜利，颂扬革命，向自由战士高呼‘乌拉’，用红色领结打扮自己，在红旗指引下前进……但是在内心里，在私下交谈时他们胆战心惊，浑身发抖，觉得自己成了某些在陌生道路上行进的敌对自发势力的俘虏。任何时候也忘不了罗将柯这位肥胖贵族老爷和显要人物那种姿势，当他沿着塔夫里达宫的走廊穿过衣衫散乱的士兵人群时，虽然保持庄重的尊严，但是苍白脸庞上凝固着极度痛苦和绝望的神情。表面上说的是：‘士兵前来支援杜马同政府做斗争。’而事实上是从第一天起杜马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在杜马临时委员会全体成员和他们周围的人的脸上出现了同样的表情。有人说，进步联盟的代表陷入了无奈绝望的歇斯底里之中，他们在家里哭泣。”在考虑力量对比时，这种生动供述比任何社会学调查都更有价值。根据罗将柯本人叙述的情节，一群谁也不认识的士兵“也不知奉了谁的命令”，逮捕了旧政权一些高官，并且把他们押送到杜马，面对这种场景，无能为力的罗将柯气得浑身哆嗦。这位宫廷高级侍从有点像监狱长那样来对待这些当然与他有区别，不过仍然属于自己同一类型的人。对“肆意妄为”感到震惊的罗将柯要把被捕的谢格洛维托夫请到自己的办公室来，但是士兵们断然拒绝把这个令人痛恨的高官交给他。罗将柯说：“当我试图显示自己的权威时，士兵们团团围住他们的俘虏，而且面带极端挑衅和无礼的神色把他们手里的步枪指给我看，随后也没有任何说明，就把谢格洛维托夫带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难道还能比这更明显地证明斯坦凯维奇下面说的这句话吗？他说起义各团似乎是前来支援杜马，而实际上是来废除它。
　　考虑到苏维埃一开始就把政权握在自己手里，杜马里的人要比其他人少一些错觉。进步联盟领导人之一、十月党人杜马代表希德洛夫斯基回忆说：“彼得格勒所有的邮政与电报设施，所有的火车车站以及所有的印刷厂都被苏维埃控制起来了，因此没有它的决定，一封电报也发不出去，一辆火车也开不出去，一份呼吁书也印不出来。”只是有必要在这段有关力量对比并不含糊的评述中增加一句说明：苏维埃“控制”电报局、铁路、印刷厂等行动的含义只能是这些企业的工人和职员不愿服从除苏维埃之外的任何人。
　　作为希德洛夫斯基的抱怨再好不过的一个例证，就是在苏维埃和杜马之间就政权进行的谈判最紧张的时刻发生的一个插曲。苏维埃与杜马的联席会议被一条发自普斯科夫的紧急通讯打断了。当时沙皇结束了流浪辗转抵达了普斯科夫，有人请罗将柯去接直通电话。这位全能的杜马主席声称，他一个人不去电报局。“让工人和士兵代表先生把我交给卫队或者和我一同前去，不然我会在电报局被人逮捕——可不是吗！你们才有权有势。”接着他继续激动地说，“当然，你们可以逮捕我……也许，你们会逮捕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哪里知道！”这是3月1日发生的事，离以罗将柯为首的杜马临时委员会“拿到”政权以后还不到两昼夜。
　　在这样的形势下，自由主义者怎么还仍然能得到政权呢？是谁又是怎样授权他们组建由于革命的结果而产生的政府呢？而这是他们曾经畏惧的、反对的和企图镇压的革命，这是由敌视他们的群众坚决而勇敢完成的革命，至于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那是从起义中自然而然诞生的，而且被视为根本不容争辩的时局主人。
　　现在我们听一听交出政权的一方是怎么说的。苏哈诺夫谈及2月那些天时写道：“人民并不向往国家杜马，对它不感兴趣，也不打算把它作为运动的中心，不管政治上还是技术上都是如此。”这段供述真是妙不可言，因为说这话的人不久就将竭尽全力把政权交给国家杜马委员会。关于3月1日的谈判，苏哈诺夫继续写道：“米留科夫理解得非常透彻，那就是执行委员会完全有权决定是不是把政权交给够格的政府。”还能有更绝对的表述吗？还能有比这更清晰的政治形势吗？虽然苏哈诺夫处在跟形势完全对立和自相矛盾的境地，但他在这里还是声明：“接替沙皇制度的政权应该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政权……必须采取如此解决问题的方针。否则变革不会成功，革命就将失败。”革命就将失败——如果没有罗将柯的话！
　　在这里，各种社会力量活生生的对比被先验的公式和假定的术语偷换了：知识分子的教条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如此。不过我们要进一步看到，这种教条主义绝对不是柏拉图式的玄论，尽管被蒙住了双眼，它还是完全履行了现实的政治职能。
　　我们引用苏哈诺夫的话不是偶然的。在这第一个阶段，充当执行委员会的灵魂的不是其主席齐赫泽这个诚实正直而眼界狭小的外省人，而恰恰是那位本来就最不适合充任革命领导的苏哈诺夫。苏哈诺夫是一个半民粹主义半马克思主义者，一个相比做政治家更适宜做有良心的观察家，相比做革命者更适宜做新闻记者，相比做新闻记者更适宜做演说家。只是在还不需要把革命观念付诸实施之前，他才有能力保持它。作为战争时期一个消极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的第一天起他就认定必须尽可能快地把政权跟战争一起扔给资产阶级。从理论上说，也就是至少按照把事情理出端倪的需要（如果不是按照其能力的话）来说，他还是比执行委员会当时已有的成员要高出一筹。但是构成他的主要力量的成分还是在于他把这批形形色色却又仍然同属一类的人的本质特征（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在群众面前感到恐惧，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既傲慢又谦恭）翻译成了学理主义的语言。列宁把苏哈诺夫称为小资产阶级最出色的代表之一，这可能是对他最高的评价了。
　　只是不要忘记了，在这种场合所谈的首先是新型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是工业、商业和银行业的职员，一方面是资本家的官吏，另一方面是工人官僚，总之就是新兴的中等阶层。为了他们，颇有名气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施坦在19世纪末修正了马克思的革命概念。为了回答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怎么把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的问题，必须把中间环节引入政治链条。中间环节包括苏哈诺夫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新闻记者和新兴中等阶层的政治家。他们教导群众说资产阶级是敌人，然而他们自己更加害怕群众从这个敌人的控制下摆脱出来。革命的性质和从革命中产生的政权的性质之间之所以互相矛盾，原因就在于身处革命群众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中等阶层自身的矛盾性质。在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新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作用在我们面前暴露无遗了。我们暂时就说这么几句。
　　直接参加起义的是革命阶级中的少数，不过来自多数方面的支持至少是同情构成了这少数的力量所在。在敌人的炮火下，这积极主动和富有战斗精神的少数必定会把自己队伍中最革命的和最勇敢的分子推到前面。在2月战斗中，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工人站在最前列，情况当然是这样。可是，从胜利的那一刻，具体地说是胜利在政治上开始得到巩固的那一刻起，形势却变得不同了。获胜以后，响应召唤纷纷前来参加革命组织和机关选举的群众，要比手拿武器作战的人广泛得多。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选举全民民主机关如城市杜马和自治局以及后来的立宪会议的时候，而且在选举阶级的机关如工人代表苏维埃时也是如此。在同沙皇制度展开决战的时刻，绝大多数工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党派人士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但是只有极少一部分工人才了解布尔什维克跟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区别在哪里。与此同时，全体工人跟资产阶级划清了严格的界线。这种现象决定着胜利之后的政治形势。工人选举支持的是社会主义者，即那些不仅反对君主制度而且反对资产阶级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几乎没有对三个社会主义政党加以区分。不过，因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拥有多得多的知识分子干部，这些人从四面八方来投奔它们，于是它们很快就有了大批宣传鼓动人员，所以选举——即便是工厂的选举——也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觉醒了的军队朝同一方向施加压力，不过力量要强大得多。在起义的第五天，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出来支持工人了，胜利之后卫戍部队也被召集参加苏维埃选举。士兵轻率地选出了支持革命、反对保皇派军官的人，以及善于把这高声说出来的人：他们是受过一定教育的志愿兵、文书、助理医生、战时从知识分子中选拔的军官、军用部门的小官员，也就是那个“新兴中等阶层”的下层人员。从3月起，他们几乎是全体报名参加社会革命党，因为该党以其不定型的思想再好也不过地适应了他们的中层社会地位与他们的政治局限性。如此一来，卫戍部队的代表比士兵群众显得无可比拟的温和，也更加显示出资产阶级气。但是士兵们没有认识到这种差别，它直到随后几个月的经历中才呈现出来。至于说工人，他们自己努力与士兵尽可能紧密地团结起来，以巩固用鲜血争得的联盟和更可靠地把革命武装起来。可是既然多半是由初出茅庐的社会革命党代表军队说话，那么这不能不提高这个党以及同它并肩的盟友孟什维克在工人心目中的威望。两个妥协主义政党在苏维埃的优势地位就是这样形成的。即使在维堡区苏维埃，初期起领导作用的也是孟什维克的工人，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布尔什维克当时还仅仅是在革命深处暗中沸腾。就是官方的甚至进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所代表的也是微不足道的少数，况且这个少数还没有十分清晰地确定自己的任务。
　　二月革命的离奇现象就是这样造成的。政权本来已经掌握在民主派社会主义者手里了。他们掌握政权绝不是偶然的，也绝不是通过布朗基主义的突击夺得的，情况并非如此，政权是由取得胜利的人民群众公开交给他们的。这些群众不仅拒不信任和支持资产阶级，而且没有把它跟贵族及官僚区分开来。他们只允许苏维埃支配自己的武器。然而，过于轻易获得苏维埃领导权的社会主义者唯一关心的问题是：政治上陷于孤立的、为人民群众所痛恨的以及从头到尾都敌视革命的资产阶级肯答应从自己手中接过政权吗？无论如何也要设法让资产阶级同意掌握政权，因为既然资产阶级不能放弃资产阶级的纲领是很明显的事，那么我们“社会主义者”就应当放弃我们的纲领，至于君主制度、战争问题、土地问题，我们一概默不作声，只要资产阶级接受政权这份礼物就行。在做出这个举动时，“社会主义者”仿佛是在跟自己开玩笑，他们提议，除了称为阶级敌人之外，不要给资产阶级另外起名。挑衅性的亵渎行为就这样在祈祷仪式的形式下完成了。进行到底的阶级斗争就是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革命的根本特性就在于它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革命也就是为取得政权而进行的直接斗争。可是，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所操心的不是把政权从所谓的阶级敌人（他们本来就没有政权也不可能有力量夺取它）那里夺过来，而是相反，想方设法也要把政权塞给他们。难道这还不是离奇现象吗？由于那时还没有1918年德国革命的经验，人类也没有见证到由领导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兴中等阶层”所完成的规模宏大的也要顺利得多的同类行动，因此俄国的这种离奇现象也就显得更加异常突出了。
　　妥协派分子怎样解释自己的行动呢？他们找了一个具有学理主义性质的理由：既然这是资产阶级革命，那么社会主义者就不应该为了政权而让自己的名誉受损，让资产阶级自己替自己负责吧。这话听起来像是在坚持毫不妥协的态度。实际上这是小资产阶级在用虚假的不妥协态度来掩饰自己在财富、教育和法定资格面前奴颜婢膝的丑态。小资产阶级承认大资产阶级执政的权利是其不以力量对比为转移的初始权利。这里依据的几乎是像小商人或是教员在车站或剧院恭敬地退在一旁，以便让罗斯柴尔德家的人走过去一样的本能动作。学理主义的理由不过是意识到自身渺小的补偿而已。过了两个月以后，当资产阶级单凭自己的力量无法维持转让给它的政权的状况变得明显时，妥协派分子毫不为难地抛弃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偏见，加入了联合政府。这不是为了把资产阶级从那里排挤出去，相反是为了挽救它；不是违抗它的意志，相反是遵从它的听起来像是命令一样的决定：资产阶级威胁民主派人士说，否则就要把政权扔到他们头上。
　　有利于拒绝政权的第二个理由具有更为实用的外表，而实质上并不更为重要。我们已经熟悉了的苏哈诺夫把民主俄国的“分散性”提到了头等重要的位置：“那时民主派手中没有掌握任何牢靠的和有影响的组织，无论是政党、工会还是市政机构。”这话听起来真是像在开玩笑！这位以苏维埃的名义开展活动的社会主义者此处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其实，由于有1905年的传统，苏维埃像是从地下冒出来的一样出现了，而且很快就变得比其他所有后来企图同它进行竞争的组织（如市政厅、合作社以及一部分工会）都强大得多。至于出于自己的天性表现为分散性阶级的农民，恰好是由于战争和革命，他们也组织起来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战争让农民汇聚到军队里来了，而革命又给军队赋予了政治性质！不少于800万的农民被统一编在各个步兵或骑兵连里面，现在这些连队建立了自己的代表机构，通过它们这些农民无论何时都能依照电话铃声自主行动起来。这难道还像是分散性吗？
　　固然可以这样说，在解决政权问题的时候，民主派还不知道前线的军队是否支持自己。我们也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人们是不是有哪怕一点点理由来担忧或希望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前线士兵还愿意支持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因为指出下面这一点就够了：整个问题在最近两三天，也正是妥协派分子去幕后为资产阶级准备政府的时候得到了彻底解决。苏哈诺夫承认：“革命到3月3日就顺利完成了。”尽管全部军队归附了苏维埃，苏维埃的领袖还是竭尽全力推开了政权，权力愈是完整地集中在他们手里，他们就愈加害怕它。
　　但是这究竟是为什么？直接倚靠历史上任何民主派都不曾自己拥有过的群众，同时也是倚靠有着丰富经验的、遵守纪律的，以及由苏维埃武装和组织起来的群众的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到底怎么啦？这个看上去势力强大、坚不可摧的民主派怎么会害怕政权呢？这种看似难解之谜一样的现象其原因就在于，民主派不信任自己原有的支柱，害怕自己的群众，不相信群众信赖自己的可靠性，比谁都更加畏惧“无政府状态”，也就是畏惧自己拿到政权后，会连同政权一起沦为所谓肆无忌惮的自发势力的玩物。换句话说，民主派觉得在人民的革命高涨时刻自己并不负有充当人民领导者的使命，而是作为资产阶级秩序的左翼，作为它伸向群众的触须。这个名为社会主义的民主派甚至认为自己不仅要在群众面前伪装起来，而且要对自己掩盖自己的真实作用，似乎不这样把自己灌醉，它就不能发挥这种作用。这样才能解释二月革命主要的离奇现象。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代表齐赫泽、斯捷克洛夫、苏哈诺夫出席了3月1日晚举行的杜马委员会会议，讨论苏维埃支持新政府的条件。民主派人士的纲领完全取消了战争、共和国、土地、八小时工作制等问题，整个纲领只归结为一点唯一的要求：给左翼政党进行宣传鼓动的自由。这真是为人民与时代树立了毫无私心的榜样。本来手里握有全部政权的社会主义者，给不给他人宣传鼓动自由也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社会主义者却把政权有条件地交给了“阶级敌人”，目的就是为了让后者允许他们有……宣传鼓动的自由。罗将柯害怕前往电报局，于是对齐赫泽和苏哈诺夫说：“政权在你们手里，你们可以逮捕我们所有的人。”齐赫泽和苏哈诺夫则回答他说：政权你们拿去吧，不过，不要因为进行宣传鼓动而逮捕我们。”当你研究妥协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进行的谈判以及那天塔夫里达宫里面左翼与右翼相互关系的全部插曲时，在正在上演人民的历史大剧的巨大舞台上好像是出现了一群土里土气的演员，他们利用空闲的剧场一角和中场休息的间隙来演出鄙俗的化装轻喜剧。
　　必须替资产阶级的领袖们说句公道话，他们没有料到会出现任何类似这样的情形。假如资产阶级领袖能料到革命领袖一方会采取这种政策的话，那他们大概不会怎么害怕革命了。不错，他们也许在这点上失算了，但那时已经跟革命领袖连在一起了。苏哈诺夫仍然担心资产阶级不会答应按提出的条件接受政权，于是下了一个严厉的最后通牒：“除非我们，否则没有什么人能制止自发力量……出路只有一条：同意我们的条件。”换句话说就是，采纳我们的纲领吧，那也是你们的纲领。为此我们答应你们，驯服把政权交给我们的群众。我们是一群多么可怜的自发力量的驯服者！
　　米留科夫感到很诧异。苏哈诺夫回忆此事时说：“他并不想掩饰自己的满足之情和自己惊喜之意。”就在苏维埃的代表为了显得姿态更高而补充说他们的条件“到此为止”的时候，连米留科夫也大为感动，并且说了赞扬他们的漂亮话：“是的，听了你们的话，使我想到，从1905年以来我国的工人运动已经前进得那么多了……”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霍亨索伦的外交部门也曾用这种温情的鳄鱼语气跟乌克兰拉达的代表进行谈判，在吞食后者之前，鳄鱼对他们在国务方面的成熟性给了应有的评价。如果说苏维埃民主派没有被资产阶级所吞食的话，那么这既不是苏哈诺夫的功劳，也不是米留科夫的罪过。
　　资产阶级是在人民的背后获得政权的。它在劳动阶级中没有任何支持者。但是连同政权一道，它间接地得到了类似于支持的东西：被群众推上高层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信任委托书从自己手中转给了资产阶级。如果从形式民主的剖面图来观察这种行为，那么就会得到一幅两级选举的图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其中充当着中间环节，亦即立宪民主党的复选人这样一个技术性角色。如果从政治上看问题，那么就得强调说明，妥协主义者辜负了群众的信任，他们邀请来执政的那些人，恰恰是群众寄希望于妥协者获选后要予以反对的人。最后，用更加深刻的社会观点来看，问题于是这样呈现出来了：平常表现出极其自负和自满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当它们被革命刚刚推上当权高位时，便害怕自己没有能力胜任，于是赶忙把权柄交给资本家的代表。新兴中等阶层极其可怕的动摇和对大资产阶级有失尊严的依附，在这意志消沉的行动中立刻显现出来了。民主派人士认识到或者说仅仅感觉到政权在他们手中反正维持不了多久，很快就得把它交给右翼或左翼势力，因此他们决定今天就把它交给稳健持重的自由主义者，这比明天把它交给无产阶级极端派代表要好得多。即使做了上述解释，尽管受到自己的社会条件制约，妥协主义者角色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仍然是背信弃义。
　　把自己的信任赋予社会主义者以后，工人和士兵结果在政治上遭到了剥夺，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他们感到大惑不解，心里忐忑不安，可又没有马上找到出路。他们自己选出的人从上面用种种理由给他们当头一棒，但他们还没有现成的答案来回应这些理由，而且这些理由跟他们的感情及意愿是根本对立的。群众的革命倾向跟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妥协主义倾向在二月革命期间就已经显得完全格格不入了。无产阶级和农民之所以投票支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是把他们当作妥协主义者，而是把他们当作沙皇、地主与资本家的反对者。然而，由于把票投给了妥协主义者，结果在自己跟自己的目标之间树起了一道隔离墙。在他们既没有冲撞更没有推倒他们亲手筑成的那道墙之前，无产阶级和农民现在已经不能继续前进了。正如二月革命揭示的，这正是塞在阶级关系中令人震惊的隔阂（qui pro 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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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附加的奇谈怪论很快就随着主要的奇谈怪论之后来到。自由主义者同意从社会主义者手中接过政权，只不过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君主政体同意从他们手中把政权接过去。
　　此刻，古契柯夫与我们已经认识的保皇党人舒尔根为了挽救沙皇制度前往普斯科夫去了，而君主立宪制问题成了塔夫里达宫两个委员会之间谈判的中心议题。米留科夫开导把政权奉送到他掌中的民主派人士说，罗曼诺夫家族如今已经不可能有什么威胁了，当然尼古拉应该退位，但是由米哈伊尔摄政的皇太子阿列克塞完全可以保障国家的安宁：“一个是多病的孩子，另一个完全是一个笨蛋。”这里我们还要补充介绍自由主义保皇派人士希德洛夫斯基给沙皇候选人所做的评价：“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完全沉湎于马术运动，不再干预无论什么样的国家事务。”这是多么令人惊诧的介绍啊，特别是在民众面前一再重复这种评价的话。路易十六外逃到瓦伦以后，丹东在雅各宾俱乐部宣布：“既然这个人智力低下，那他就不能当国王。”与此相反，俄国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君主愚钝痴呆是立宪制度最好的点缀。其实这是一个信口开河的理由，一个故意针对那些头脑简单的左翼人士的心理，不过即使对他们而言，也还是显得过于粗鲁的理由。众多自由主义庸人得到的暗示是：米哈伊尔作为“英国崇拜者”，他关注的问题是赛马呢，还是议会制，这还说不定。而问题的主要之点是必须有个“熟悉的政权象征”，否则人民会以为无政府状态来临了。
　　民主派人士听着这些话，客气地表示惊讶，并试图劝说……宣布了共和国吗？没有，只是不要预先设定问题。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第三项条件宣称：“临时政府不应当采取任何预先设定未来统治形式的步骤。”米留科夫就君主制问题发出了最后通牒，民主派人士处于悲观绝望之中。但是刚好这个时候，群众前来援助他们了。在塔夫里达宫举行的集会上，无论是谁，工人还是士兵，都表示坚决不要沙皇，何况也不存在任何把沙皇强加给他们的手段。可是米留科夫企图逆潮流而动，跨过左派盟友的头顶来挽救皇位与王朝。在自己那部关于革命历史的著作中，他本人谨慎地指出，3月2日快结束的时候，他宣布由米哈伊尔摄政一事引起的骚动“明显加剧了”。罗将柯则用鲜明得多的语调描绘了自由主义者的君主制策略在民众中造成的影响。古契柯夫手持尼古拉让位给米哈伊尔的诏书刚刚离开普斯科夫，他便遵从工人的要求从火车站去了铁路库场，并且讲解了已经发生的事情。宣读完诏书，他最后高呼：“米哈伊尔皇帝万岁！”可是结局却让人意外。根据罗将柯叙述，演说家当即被工人逮捕了，好像甚至还被威胁要处死。“在驻扎在最近的那个团一个值勤连队的协助下，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解救出来。”罗将柯像往常那样不免有些夸大其词，不过他讲述的基本情况还是符合实际的。国家已经如此彻底地把君主制度吐出来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让人民重新吞回去。革命群众绝不容许拥立新沙皇！
　　面对这种形势，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米哈伊尔，当然不是彻底，而是“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暂时躲开他，事情以后会清楚的。只有米留科夫和古契柯夫还在为君主制坚持到底，而且像以往那样以此来决定自己是否进入内阁。怎么办呢？民主派人士认为没有米留科夫就不能组成资产阶级政府，没有资产阶级政府就不能拯救革命。争论与劝说没完没了。在3月3日早间会议上，必须“劝说大公退位”（据此来看，他已经被视为沙皇了！）的意见在临时委员会似乎占了上风。左翼立宪民主党人涅克拉索夫连退位方案都草拟好了。但是由于米留科夫倔强地不肯让步，因此经过又一轮激烈争吵之后最终做出如下决定：“双方在大公面前说明各自的理由，不再展开进一步的争论，让大公自行做出决定。”于是，被自己那位已经被起义推翻的兄长不惜违反王朝规矩试图推上皇位的那个“十分愚钝的人”，意外地成为了解决国家体制问题的最后仲裁者。不管这事多么难以置信，但是总还是出现过一个事关国家命运的竞赛过程。为了说服大公为皇位而放弃马厩，米留科夫竭力要他相信，在彼得格勒之外完全有可能集结足够的武装力量来保卫他的权利。换句话说，就是刚刚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得到政权以后，米留科夫便着手实施他的君主制军事政变（coup d’État）计划。听罢赞成和反对的发言（反对的还不少）以后，大公请求给他一点时间来考虑。米哈伊尔把罗将柯请到另一个房间跟自己私会，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问他：新当政者仅仅只保证他的皇冠呢，还是同时也保证他的头颅？无人能比的宫廷高级侍从回答说，自己只能答应君主需要时同他一起去死。这样的回答根本不可能使皇位候选人感到满意。同罗将柯拥抱以后，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出来朝等候他的代表们走过去，他“非常坚定地”声明，拒绝接受提议给他的崇高却又充满危险的职位。此刻，在这些谈判中，作为民主派良知化身的克伦斯基突然从坐椅上欠起身来，情绪激昂地说道：“我的殿下，您是一个高尚的人！”并且发誓从今以后要到处宣传这件事。对此，米留科夫冷冷地评论说：“克伦斯基的激昂情绪跟通过的枯燥决定很不协调。”我们不得不同意这种说法。这出幕间喜剧的文本实在是没有给激情留下位置。比照前述在古典舞台一角上演的轻喜剧，有必要用下面的情形加以补充说明：舞台原来用屏风隔成了两半，一边是革命者一再请求自由主义者挽救革命，另一边是自由主义者在恳求君主制来挽救自由主义。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像米留科夫这样学问渊博和目光远大的人为了真不怎么样的君主制度而如此固执，如果不把罗曼诺夫连同政权一起交付给他们的话，甚至准备放弃政权呢。然而，米留科夫的保皇主义既不是学理主义的，也不是浪漫主义的；相反，它是对被吓破了胆的私有者赤裸裸的利益盘算的产物。他那绝望的软弱就表现在赤裸裸的盘算之中。诚然，历史学家米留科夫可以援引米拉波的先例，因为这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当时也是极力使革命跟国王达成和解。那里的私有者根本上同样为私有财产感到担忧：他们更为小心谨慎地用君主制把私有制掩盖起来，就像君主制用教会把自己掩盖起来一样。但是在1789年的时候，国王执掌政权的传统在法国还在得到全民的承认，更不用说它周围的欧洲各国都是君主制国家了。法国资产阶级在保留国王的同时，它与人民还是站在共同的立场之上，至少就利用人民的成见来反对国王这一点上是这样。1917年俄国的情况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除了世界好些的君主制度已经遭到推翻和破坏之外，俄国的君主制自身在1905年也已受到了无法补救的损伤。1月9日过后，加邦牧师诅咒了沙皇及其“邪恶的劣根”。1905年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公开站在共和国的立场上。不客气地说，专制王朝自身长期寄予希望的，资产阶级借以掩饰自己保皇主义的农民对君主制的感情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后来始自科尔尼洛夫的气势汹汹的军事反革命尽管是伪善地，但也还是引人注目地否认了沙皇政权。在人民中间，君主制的根基就是如此之浅。但是曾经给君主制度造成致命伤的1905年那次革命也永远动摇了“进步”资产阶级本来就不太牢固的共和倾向。这两种过程既是互相矛盾的，也是互为补充的。从二月革命的第一刻起，资产阶级就觉得自己是落水者，于是紧紧抓住救命稻草不放。它之所以需要君主制不是因为它与人民有共同的宗教信仰，而是相反，除了那个戴着皇冠的幽灵以外，资产阶级已经无法用任何别的东西来跟人民的宗教信仰相对抗。俄国“有教养的”阶级不是作为合理化国家的代言人，而是作为中世纪制度捍卫者登上革命舞台的。不管在人民当中还是在自己内部，他们都没有什么可靠的支柱，于是他们只得在头顶上方去寻找支柱。如果给他一个支点，阿基米德就能翻转地球。相反，米留科夫寻找支点是为了维护地主的土地[1]以免遭到革命的剥夺。同时他觉得自己在这方面与最狠毒的沙皇将军以及东正教主教之间的距离要比与那些恭顺的民主派人士之间的距离近得多，而后者除了在意自由主义者的赏识之外，其他什么都一概不关心。由于没能用强力挫败革命，米留科夫于是果断下决心用机巧来战胜它。他愿意忍受很多不愉快的东西，如士兵的公民自由、民主制的市政厅与立宪会议，但是有一个条件：给他一个表现为君主制形式的阿基米德支点。他盘算一步一步地逐渐把君主制变成将军团、翻新的官僚、教会显贵、有产者以及所有对革命不满的集团的中心。随着群众对革命感到厌倦，他从“象征”开始逐步建立起约束他们的君主制现实力量。只是要争取到时间才好！立宪民主党另一个领导人纳博科夫后来解释说，一旦米哈伊尔同意即位，资本的优势特权将会达到多么大的程度：“战时召集立宪会议这个致命的问题定将被排除。”应该记住这句话，围绕立宪会议召开日期的斗争在2—10月之间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立宪民主党人根本否认自己有拖延召集全民代表的意图，而实际上他们在非常坚决和顽固地实行拖延政策。只可惜这样一来他们不得不只能靠自己了，他们到头来也没有得到君主制度这个遮蔽物。在米哈伊尔临阵脱逃后，米留科夫已经无法抓到救命稻草了。

[1]俄文中土地与地球是同一个词。——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