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工党与人民阵线（1936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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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工党与人民阵线

（1936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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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接下来我要谈谈西班牙的问题。斯内夫利特^[1]同志不久前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写了几封信，在其中一封信中，他为毛林—宁的党辩护，他觉得我对他们的攻击太过分或太尖锐了。在我看来，这不但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思议的。与毛林的斗争并不是从昨天才开始的。在革命期间，他的整个政策都是民族主义的—地方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就是他的整个政策的全部本质。从革命一开始，我就不止一次地公开指出这个事实。宁也扭扭捏捏地承认了这一点。“民主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是毛林主义精神的合理产物；它根本就是布鲁姆的纲领，而不是列宁的。

　　宁在整个革命期间的表现，证明了他是一个完全消极无为的玩票者，他丝毫没有想过如何去真正参加群众斗争、如何争取群众、如何引导群众走上革命道路，等等。他只想写几篇小文章，对斯大林派、社会党之流吹毛求疵。他那些玩意现在一钱不值！当巴塞罗那发生一系列总罢工的时候，他写信给我，谈了能谈的一切问题，就是不提总罢工，不提他在总罢工中起了什么作用。在那些年里，我和他相互写了几百封信。我想方设法，让他不要写那些洋洋洒洒而又言之无物的观察，要给革命斗争提一些务实的建议。对于我的具体问题，他总是说：“至于这个问题，我下一封信再谈。”然而，好几年过去了，“下一封信”还是没来。

　　西班牙支部最大的不幸，就是让一个有点名气、过去有些功绩、还戴着饱受斯大林主义迫害的殉道者的光环的人当上了自己的领袖，他总是带错路，还使西班牙支部陷入了无力行动的窘境。

　　光荣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曾自发地拥护建立第四国际的主张。尽管我们曾反复催促宁，叫他全力争取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却百般推脱。他只在乎西班牙支部的“独立性”——换句话说，就是他自己的消极性，他自己那点小小的政治舒适感；他不想让重大事件打乱他那吹毛求疵的玩票生涯。结果，社会主义青年团几乎全都投靠了斯大林派阵营。那些自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人们，还有那些袖手旁观——不如说一手造成这种结果的人，都应该被当作对革命犯下滔天大罪的叛徒，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当宁的破产已经连他自己的支持者都能看出来的时候，他又跟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市侩毛林勾结起来，宣称“国际书记处根本不了解西班牙国情”，同我们彻底断绝了关系。其实，宁根本不了解革命政策，根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

　　那个新党很快就发现自己成了阿萨尼亚的小跟班。但是，要是有谁找借口说：“这不过是个小小的、暂时的、技术性的选举协议”，那在我看来，这个借口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那个党在所有的人民阵线纲领中最卑劣的一个——阿萨尼亚的纲领上签了字，也就等于签署了自己的死刑判决，只是还要等几年才行刑。每当他们试图批评人民阵线时（毛林—宁正在拼命地尝试批评它），资产阶级激进派、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就会千篇一律地回答他们：你们不也参加了人民阵线的创建吗？你们不也在它的纲领上签字了吗？要是他们还想用那个臭不可闻的借口“那只是我们党的一个权宜之计”来为自己辩护——他们就是在狠抽自己的脸。

　　这帮人已经彻底地自我麻痹了，就算他们现在突然想展现出一点革命意志，也是有心无力。在平常时期，这些小小的罪过与叛卖几乎不会被人察觉到，但在革命时期却会造成重大影响。千万不要忘记，革命会创造出特殊的环境。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比利时朋友正在以大无畏的勇气，同强大的比利时工人党机关及斯大林派斗争，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却遭到了《新火炬报》^[2]的公开指责；同时，《新火炬报》又在为西班牙的叛徒们辩解，帮他们找理由，我实在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8、毛林—宁的党在最新一期《战斗报》上向我们的几个南美支部发表声明，呼吁它们按照纯粹的民族基础，团结在那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党”周围。西班牙的一团糟的“马克思主义”党就跟伦敦局的所有支部一样，企图渗入并分裂第四国际的队伍。就像一只卑贱的野狗，突然咬了一口我们的脚后跟。在我们的南美组织当中，还有一些像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那样的议会迷，难道我们不应该公开告诉他们，我们和伦敦局有什么区别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公开告诉他们，已经在欧洲同我们决裂的宁，为什么又要在南美装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企图把所有革命力量统一起来吗？这种可耻的伪善行径总是中派主义的重要特征，必须无情地揭露它。仅凭这件事就足以证明，我们关于伦敦局的论纲是绝对必要的。

　　9、人民阵线是目前的关键问题。左翼中派主义者想把这个问题说成是一种策略，甚至是一个权宜之计，这样才能躲在人民阵线的阴影下兜售他们的私货。事实上，在目前阶段，人民阵线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战略的主要问题。它还为区分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孟什维克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判断标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经常有人忘记了这一点：人民阵线在历史上最重要的范例，就是1917年的二月革命。在二月到十月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与现在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如出一辙——成了最亲密的盟友，同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组成了长期的联盟，它们一起成立了一系列联合政府。在这个人民阵线的旗帜下，是整个人民群众，包括工农兵苏维埃在内。诚然，布尔什维克也参加了这些苏维埃。但他们没有向这个人民阵线做出丝毫让步。他们的要求是粉碎这个人民阵线，摧毁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同立宪民主党结成的联盟，建立真正的工农政府。

　　1917年的俄国人民阵线还可以拿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借口来为自己辩解：必须同沙皇专制制度和封建残余作斗争；而欧洲的一切人民阵线，都不过是它的黯淡的翻版，往往还是它的讽刺画。……

摘自托洛茨基同志写给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荷兰支部与国际》（The Dutch Sec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全文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1935—1936》第362—376页，最初发表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内部公报》，1938年8月，第5期，署名为“克鲁克斯”。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

^[1] 亨德里库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1883年5月14日——1942年4月12日），化名马林（Maring），荷兰工会活动家，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后参加荷兰共产党。曾帮助成立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1927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成立革命社会主义党。1935年革命社会主义党与独立社会党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ir Socialistische Arbeiderspartij）。纳粹德国入侵荷兰后，斯内夫利特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4月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4月12日英勇就义。 ——中译者注

^[2] 《新火炬报》（De Nieuwe Fakkel）是荷兰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报纸。——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