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三十四章 专列 现在应该说说那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专列”了。在革命最危急的岁月里，我个人的生活始终和这辆专列联系在一起。从另一方面说，这辆专列也与红军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专列沟通了前方和后方，就地解决一些刻不容缓的问题，肩负着教育、号召、供给军需、惩罚和嘉奖等任务。 没有惩罚就无法建立军队。在指挥者的武库里没有死刑，就不能引导广大群众赴汤蹈火。迄今为止，只要那些对自己的技术引以为豪的、凶恶的被称为没有尾巴的猴子们，也就是所谓的人们，要建立军队进行战争，指挥者就必定把士兵们置于背水一战的境地：前进还有一线生存的希望，而后退就必死无疑。但是仅凭恐怖手段并不能维系军队。沙皇军队的崩溃并不是因为缺乏惩罚的手段。克伦斯基企图靠恢复死刑来挽救这支军队，结果却适得其反。布尔什维克在大战的废墟上创建了全新的军队。对任何一个稍微有一些历史常识的人来说，这些事实就无需再做解释了。十月革命的思想，是铸就这支新型军队的最结实的水泥，专列向前线输送的就是这种水泥。 卡鲁加、沃洛涅日和梁赞等省的数以万计的青年农民没能响应苏维埃政府的最初几次征兵号召。战争在远离这些省份的地方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做得不够，人们并没有认真对待征兵号令。按照规定，不去应征者一律按临阵脱逃论处，这些州对逃避兵役的现象展开了严肃的斗争。梁赞兵役委员会抓了约1．5万名这样的“逃兵”。我路过梁赞的时候，决定去看看他们。人们劝我说：“只怕会出什么岔子。”但事情的结果却再好不过了。人们把逃兵们从木板房里叫出来说：“逃兵同志们，开会啦，托洛茨基同志看你们来啦！”他们激动得跑了出来，吵吵闹闹，还有点好奇，就像一群小学生一样。此前，我把他们想像得过坏了，而他们又把我想像得过于恐怖了。几分钟之内，一大群不扎腰带、没有组织纪律但也毫无敌意的弟兄们把我团团围住了。“逃兵同志们”都瞪大了眼睛看着我，有些人的眼珠似乎都要掉出来了。我跳上一张桌子，就在院子里对他们演讲了大约一个半小时。这是颇有成效的一堂课。我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去鼓舞他们，最后号召他们举手表示对革命的忠诚。我眼看着他们被新思想所感染，被真正的热情所支配。他们簇拥着把我送回到汽车上，全神贯注地看着我，不过目光里已经没有了恐惧，而是充满了激情。他们扯着嗓子喊着，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离开我。事后，我不无骄傲地得知，教育他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醒他们：“你在托洛茨基面前是怎么保证的？”由梁赞逃兵组成的团队在各条前线上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我回想起敖德萨圣保罗实科中学二年级时的情景。这40个男孩子一点也不比另外40个男孩子强。但是，当脑门上带有神秘的X形伤疤的比尔南德、班主任迈尔和威廉、学监卡明斯基和校长什瓦涅巴赫全力打击更富有批判精神、更大胆的那伙学生的时候，那些爱打小报告的、嫉妒心强的笨孩子们就立刻神气起来了，成了班上的主宰。 每一个团队、每一个连队都是由品质不同的人组成的。自觉的、勇于自我牺牲的人只占少数，处于另一极端的道德败坏、自私自利之徒或蓄意为敌的人在数量上也是微乎其微的。介于这两个少数派之间的是为数众多、左右摇摆的中间分子。当优秀分子牺牲或受到排挤，而那些自私自利之徒或者蓄意为敌的人占了上风的时候，中间分子就会无所适从，到危难关头就会惊慌失措，在这种情况下，一支部队往往就会崩溃了。1919年2月24日，我在莫斯科的圆柱大厅里对一群年轻的指挥官演讲时说道：“给我3000名逃兵组成一个团，我给他们派一名英勇善战的团长和一位优秀的政委，再配上合适的营长、连长、排长。那么，不出四个星期，这3000名逃兵就可以成为我们这个革命国家中出色的团队……”我还补充道：“在最近几个星期中，我们在纳瓦尔和普斯科夫这两个地段上的经验上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在那里，我们成功地把散兵游勇变成了精锐之师。” 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除了几次短暂的中断外，我一直生活在火车的车厢里。它原来是交通部长的专用车厢，它是本着舒适便利的原则为部长设计的，但是不怎么适合办公。我要在车厢里沿途听取下级的汇报，与各地的军事和行政部门商讨问题，研究用电报传来的情报，口授命令和文章。我同我的助手们从这里乘汽车沿前线长途奔波。空闲时我还在车厢里口授一本批驳考茨基的书以及许多其他著作。在那几年里，我似乎已经完全习惯了在普尔曼式车厢弹簧和车轮的伴奏下写作和思考了。 我的这辆专列是在1918年8月7日夜间到8日凌晨在莫斯科仓促编组而成的。清晨，我就坐着它出发，奔赴斯维亚日斯克平定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的前线了。此后，列车几经改装，就变得日趋复杂和完善了。早在1918年，它就变成流动指挥部了。我的专列上设有秘书室、印刷所、电报台、无线电台、发电站、图书室、车库和浴室。 专列重得只能用两辆机车拖动，到后来不得不把它一分为二。当战局要求在前线某一地段做较长时间的停留的时候，一辆机车就担负联络任务，而另外一辆则时刻升火待发。战线总是随时移动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手头没有关于这辆专列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都被封存在军事当局的档案中了。它们都是当年我的那些年轻助手们精心整理的。举办国内战争展览会上，曾经出过一份专列运行的路线图，据报纸报道，这一路线图吸引了许多观众。后来它被收藏在国内战争博物馆。现在，不知道它被隐藏在哪个僻静的角落里，与其他成百上千件的宣传画、号召书、命令、旗帜、照片、电影片、讲演稿等陈列晶堆放在一起。这些物品反映了国内战争的各个最紧要的关头，并与我在国内战争期间的活动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 在1921—1924年间，即在镇压反对派之前，军事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有关军队建设和国内战争的五卷军事文集，其中并没有收录关于专列的史料。我只能根据专列上的报纸《路途报》社论中的注释，回忆起它运行轨迹的一部分：萨马拉、车里雅宾斯克、维亚特卡、彼得格勒、巴拉绍夫、斯摩棱斯克，再是萨马拉、罗斯托夫、新切尔卡斯克、基辅、日托米尔等数不胜数的地方。我手头甚至连专列在国内战争期间行使总里程的确切数据都没有。我的军事著作中有一条注释提到，专列共出巡了36次，总里程不下10．5万公里。一位曾经与我一起在专列上工作的同志给我写信说，据他的回忆，好像我们在这三年当中的行程相当于绕地球五圈半，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那一数字的两倍，其中还不包括从铁路线乘汽车奔波于前线的数万公里的行程。因为专列所去的往往是最危急的地方，所以它的运行路线图可以提供有关各条战线相对重要性的、比较准确直观的情况。出巡次数最多的是1920年，也就是国内战争的最后一年，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去南部战线。这条战线始终都是打得最激烈、拖得时间最长，也是最危险的一条战线。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专列”在国内战争的前线寻找什么呢？总的答案是很十分明确的，它在寻找胜利。那么它给前线带去了什么呢？又是以什么方法工作的呢？它不停地在祖国的大地上四处穿梭往来的直接目的又是什么呢？这不是普通的乘车视察。不是的，专列的工作与军队的建设、教育、管理和后勤工作密切相关。我们在炮火下重建军队，不仅在写下了专列第一个月历史的斯维亚日斯克是如此，而且在所有的战线上都是如此。要当即在前线把游击队、从白军那里逃过来的人、从附近地区征召来的农民、从工业中心派来的工人队伍、共产党小组和工会小组就地组成连、营、团甚至整个师，并且在经历了失败和退却之后，要在两三个星期之内把这些松松垮垮、惊慌失措的乌合之众训练成有战斗力的队伍。要做到这些需要什么呢？可以说很多，也可以说很少。只需要配备几名优秀的指挥员、几十名有经验的战士、十来位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共产党员，让光脚的人穿上靴子，让他们能洗澡，让他们填饱肚子，给他们内衣、烟叶和火柴，展开强有力的宣传活动。所有这一切专列都管。我的专列可以随时派出几名严肃认真的共产党员去堵住缺口，我们有200来名优秀的战士，还带着为数不多的靴子、皮上衣、药品、机枪、望远镜、地图、手表以及其他的慰问品。比起军队的需要来说，专列直接掌握的物资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的这些物资随时可以得到补充。最重要的是，这些物资曾经成百上千次地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就如同为了不使壁炉中的火焰熄灭而添的那一铲煤。专列上设有专门的电台，我们可以与莫斯科保持直接的联系。我的副手斯克良斯基根据我的要求为军、师，有时甚至是个别的团提供最急需的物资。这些补给品总能够及时运到，没有我的干预这是绝对不行的。当然，这样的方法说起来并不合适。墨守成规的人会说，后勤工作也同一般的军事工作一样，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制度。这当然没错。我个人也倾向于严守规则。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不想在建立起完善的制度之前就被消灭。我们之所以用随机应变的措施来代替制度，尤其是在第一阶段更是如此，就是为了今后能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制度。 我每一次出行的时候，都要带上军队的主要管理部门的负责人，特别是军需部门的领导。我们的军需人员都是从旧军队里留用的，他们试图还像过去那样工作，甚至于得还不如以前，因为现在的条件要困难得多了。许多旧军队的专家在这些出行中学会了用新方式工作，并在活生生的经验中学到了新的东西。我在视察一个师的过程中，当场了解它的需要，然后就在司令部或者专列的餐车里召开会议，尽量广泛地让当地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工会的代表参加。我可以通过这种途径了解到不加任何粉饰的真实情况。此外，会议总能得到直接的实际结果。不管当地政府机关是多么贫困，他们总能挤出一些东西奉献给军队。尤为重要的是，他们总是能为部队提供共产党员。刚刚从机关里抽调出来的十几名干部，立即就被分配到不太稳定的团队里。军队得到了做衣服和绑腿的布匹、做鞋掌的皮子和百八十公斤的油脂。当然，地方的物资是不够的。会后，我通过专线把在中央储备所能承受的限度内的准确定单发到莫斯科，就这样，这个师就及时得到了它所急需的物资。前线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们也从专列中学会了工作方法——即在指挥、教育、后勤和司法等方面的工作方法——这种方法不是从上面，从高高在上的司令部抓起，而是从下面，从连、排，从年轻的没有经验的新兵人手。 一个统一供给前线和全军的、有一定效能的军需机构逐步建立起来了。但是仅靠它还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即使最理想的机构在战时也难免运转失灵，特别是在进行运动战的时候，因为战场时不时地就会在完全没有预料的方向展开。同时千万别忘了，我们是在毫无物资储备的情况下作战的。早在1919年，中央储备已经告罄。军装刚缝制好就送到前线了，而枪支弹药的情况更加严重。图拉的几家兵工厂的产品都是现产现运，没有总司令的签字，一车皮的弹药也不许动用。枪支弹药的供应一直就像一根绷得紧紧的弦，有时这根弦难免会绷断，那时，我们就会损兵失地。 在所有一切领域中，如果没有随机应变不断创新的措施，那么战争对我们来讲简直是无法想像的。专列就是这些随机应变措施的执行和协调者。我们一方面推动前线和临近后方的这种创新精神，一方面打算把这种精神逐步推广到整个系统中去。我不想说我们总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正如国内战争的结局所表明的，我们达到了最重要的目的，那就是胜利。 每次去到那些发生指挥人员集体叛变的前线地段，都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类叛变往往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918年8月23日，在喀山城下最危急的时刻，我收到了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的密电： 斯维亚日斯 克托洛茨基
我认为，绝对不能马上离开斯维亚日斯克，专列的离去将会动摇这条本来就十分危急的战线。况且从各方面来讲，喀山都比萨拉托夫重要得多。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很快也就同意了我的看法。我在收复喀山之后才去了萨拉托夫。专列在后来的行程中，经常收到类似的电报，基辅和维亚特卡、西伯利亚和克里木纷纷告急，要求专列依次，甚至是同时赶去援救他们。萨拉托夫前线的叛变虽已被及时发现，但仍引起了极其危险的动荡。我们认为，您完全有必要立即前往那里。您出现在前方将对士兵和整个部队起到积极的影响。我们将共同商讨您对其他战线的视察工作。望电复并告知动身日期。 列宁、斯维尔德洛夫1918年8月22日第八十号 战争在全国的边境地区展开，而且经常是在最偏僻的地方，战线长达八千公里。有许多团和师常常整月整月地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他们被绝望的情绪感染了。电信器材经常满足不了内部联络的需要。专列对他们来说是通往外部世界的信使，我们专列上总是备有电话机和电话线等物资。在通信专用车厢上架着天线，它使我们可以沿路收听埃菲尔和纳温等13家电台的广播，当然其中最主要的是莫斯科电台的广播。专列总能掌握世界各地的动态，最重要的电信会在专列报纸上刊登，并在行进过程中通过文章、传单和命令等方式加以评论。对有关卡普的冒险行为、国内的阴谋、英国的选举、粮食征收的进展、意大利法西斯的恶行等消息都适时加以报道，并把它们与我们的阿斯特拉罕或者阿尔汉格尔斯克前线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通常这些文章都直接传到莫斯科，并从那里通过广播和报刊传到全国。专列的出现把与世隔绝的部队与全军、全国乃至全世界联结在一起。令人不安的疑虑消除了，士气又高涨起来。这种精神道义上的充电可以维持几周，有时候可以维持到专列的下一次到来。在这中间，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或军部的成员也会采用这种方式巡视部队，只不过规模要小得多。 如果没有我的速记员格拉兹曼、谢尔穆克斯和更年轻的涅恰耶夫的帮助，那么不仅是我在专列上的写作，而且其他全部工作都是不可想像的。在列车行进的过程中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在战局最紧张的时候，专列往往违背所有的安全规定，以每小时70多公里的速度在破碎不堪的枕木上飞驰，悬挂在车厢顶上的地图像秋千一样晃来晃去。我经常带着惊奇和感激的心情看着他们那灵巧双手的动作。不管列车如何地晃动和颠簸，他们仍然信心十足地写出清晰的字迹。半小时之后递上来写好的文本根本不用做任何修改。这可不是普通的工作，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功劳。后来格拉兹曼和谢尔穆克斯为他们在革命中做出的卓越贡献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格拉兹曼在斯大林分子的残酷迫害下自杀；谢尔穆克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人烟稀少的地方。 专列上有一个车库，里面载着几辆汽车和大汽油罐，它保证我们可以离开铁路到几百俄里远的地方。在载重汽车和小轿车上配备了一队约二三十人的精挑细选的神枪手和机枪手，在我的汽车上也配有两挺轻机枪。运动战中充满了意外，在草原上我们随时都有遇到哥萨克骑兵侦察分队的危险。配备机枪的小汽车是可靠的安全保障，至少在草原还没有变成泥潭之前是这样。1919年秋天，一次在沃洛涅日省我们一小时只能前进3公里，汽车不停地深深陷人满是泥水的黑土地里，车上的30个人每次都跳下车来用肩膀扛车。在涉过一条不深的河流的时候我们的车子陷在河中间，我焦急地抱怨那辆深深地陷在河里的汽车，我那位优秀的司机、爱沙尼亚人皮尤维却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汽车。他转过身对着我匆匆地行了个军礼，用生硬的俄语报告说：“报告，工程师没有想到我们会在水面上航行。”尽管处境如此艰难，我还是想为他那冷峻而恰当的自嘲拥抱他。 专列不仅仅是军事行政机构和政治机构，而且还是战斗机构。从专列的许多特点上来看，与其说它是一个带轮子的司令部，还不如说它更像一列装甲车。事实上它确实配备了装甲，至少机车和机关枪的车厢是装甲的。专列上的所有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不会使用武器的，而且大家都穿皮制的制服，这使他们显得更加威武，他们的左臂上佩戴着由铸币厂精心制作的一枚硕大的金属徽章，它在全军中可是赫赫有名的。各车厢之间都能通过电话和信号联络，使整个专列联结为一体。在行进时为了保持警惕，白天和黑夜都部署了警报。在必要的时候，武装分队经常跳下专列进行“登陆”战，当上百名身着皮制服的队伍出现在危急的地段时，每次都会产生不可抗拒的作用。当知道专列就在离火线几公里的地方时，即使是那些士气最低落的部队，首先是它们的指挥官，立刻就会奋力作战。我们知道，当天平处在不稳定的平衡中的时候，哪怕是颗小小的砝码都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那两年半的时间里，专列和它的武装分队就曾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地充当了这样的砝码。“陆战队”在返回专列时，偶尔也会出现个别减员的情况。专列的伤亡总数约15人，其中不包括那些转到野战部队，从而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的人。例如，曾经从专列的成员中抽调了一个班编人列宁号模范装甲车，另一个班在彼得格勒作战时被抽调到野战部队。专列因参加对尤登尼奇的战斗而集体荣获一枚红旗勋章。 专列也曾经被截断过，曾经遭到射击和空袭。因此，如果专列因为它所取得的胜利和人们的想像而蒙上了传奇色彩，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有多少次，师长、旅长甚至团长来到专列请求到他们的指挥部去坐上半个小时，或者同他们乘汽车或骑马去视察他们最远的防线，哪怕就是派几个人的小分队带些补给品或慰劳晶去那里也好，为的是使专列到达前线的消息传得更广。军长们说：“这简直顶得上一个预备师。”专列到来的消息显然也会传到敌人那一方，这辆神秘的专列在他们的想像中要比实际上可怕得多，这更加增强了它的精神价值。 专列令敌人无比仇恨，而我们对此感到自豪。社会革命党人曾数次企图炸毁列车。关于这一点，社会革命党人谢苗诺夫在自己的供词中曾详细地交代了这些图谋。谋杀沃达尔斯基和刺伤列宁的行动都是由他策划的，他也是袭击专列的参与者。其实，搞这种勾当并不困难，但那时，社会革命党人在政治上大大地削弱了，他们丧失了信心，失去对青年人的影响，所以没有得逞。 在一次去南方的途中，专列在戈尔基火车站脱轨了。在黑夜里我被抛了起来，仿佛是在地震中的那种恐惧使我惊呆了，我感觉土地从脚下滑走，没有支点了。在朦胧中我横在铺上，拼命地抓住床。早巳习惯了的隆隆声一下就停了下来，车厢横了过来，一动不动。寂静的夜里只能听到一个弱得可怜的哭声。笨重的车厢门由于扭曲变形而无法打开，没办法出去。没有一个人过来，这引起了我的警觉。难道是有敌人？我提着左轮手枪从窗户里跳了出去，撞上了一个拿着灯的人，正是专列的指挥员，他正在发愁怎么进入我的车厢里。车厢横在路基的斜坡上，三个车轮深陷在路基里，另外三个车轮悬在铁轨上方。车厢前后的两个平台都变了形，前面变形的铁栏杆把哨兵挤住了。在黑暗中发出像孩子一样的可怜哭声的正是那位哨兵。要从牢牢压在他身上的铁栅栏下把他弄出来，可费了一番周折，但令人惊奇的是，这位哨兵只是受了点惊吓，身上只是青了几块。总共损坏了八节车厢，作为专列俱乐部的餐车成了一堆碎片。通常等着换班的人都呆在餐车里看书或下棋，午夜时，他们正好都离开了，也就是在翻车前的10分钟都离开了。装着送往前线的书籍、制服和慰问品的货车厢也损坏得十分厉害。而车上的人没有受什么重伤。事故的原因是道岔没有扳好，至于这是因为工作马虎还是故意破坏，最终也没有查清楚。所幸的是，当时专列正经过车站，时速只有30公里。 在救助饥荒、防止流行病、宣传运动或召开国际会议时，专列队伍还要完成许多额外的任务，专列成了乡镇和少年宫的辅导员。专列党小组出版了自己的《捍卫报》，刊登了不少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和奇闻轶事。可惜的是，这方面的材料像许多其他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保存在我今日的行军档案中。 在准备反击盘踞在克里木的弗兰格尔时，我在1920年10月27日的行军报《路途报》中写道： 我们的列车再次登上了开赴前线的征程。
克里木之行果真成为了国内战争中的最后一次出征。几个月后，专列就解体了。我借这几页文字向我过去的战友致以兄弟般的问候。在1918年最艰难的几周，我们列车上的战士参加了喀山城下的伏尔加河争夺战。如今，这场战斗早巳结束了，苏维埃政权已经接近了太平洋。 在彼得格勒城下，我们专列的战士曾经光荣地战斗过……彼得格勒保住了。近年来，世界各国的许多无产阶级代表先后来到这座城市。 我们的列车不止一次地开赴西线，现在已与波兰签署了初步的和约。 当克拉斯诺夫和后来的邓尼金从南方进攻苏维埃俄国时，我们列车的战士们曾转战在顿河流域的草原上。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的日予早巳成为了过去。 只剩下克里木了。法国政府把它变成了自己的堡垒。在这座法国堡垒里，白卫军的头领是受雇的德裔俄国将军弗兰格尔男爵。 我们专列这个友爱的家庭踏上了新的征程。但愿这次的行军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出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