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十六章 第二次流亡国外与德国社会主义 1907年的党代会在伦敦的社会主义教堂举行。这次大会会期较长，与会人数众多，场面热烈，但是秩序比较混乱。在彼得堡，第二届杜马还在活动。革命正处于低潮，然而人们仍然对它感兴趣，就连英国政界都十分关注它。英国自由派的社会名流还把一些到会的著名代表请到家中，以此向自己的客人们炫耀。但是革命处于低潮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党的经费的缩减也说明了这一点，剩下的经费不但不够为代表们支付回程路费，就连继续开会都不够了。当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在会场上空回荡的时候，有关武装起义的讨论被打断了，代表们都惶恐不安、莫名其妙地互相望着。怎么办？难道就在伦敦的这个教堂里住下吗？然而我们终归还是找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解决办法。一位英国自由派人士愿意向俄国革命提供借款，我记得好像是三千英镑，但他要求所有与会代表都要在借据上签字，于是他就拿到了一张用俄国各个民族的文字签着几百个名字的借条。只是这笔借款的清偿让他等了很久。在反动年代和战争岁月，党是无论如何也顾不上这笔巨额债务的，只是到了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我们才把这张伦敦代表大会的借据给赎了回来。革命一定会履行自己的义务，虽然往往会拖延一点时间。 在代表大会刚开始的几天，一次在教堂的门廊里，一个身材高大、线条分明、长着一张圆脸、颧骨突出、头戴圆礼帽的男人叫住了我，他走过来微笑着说：“我可是您的崇拜者！” “崇拜者？”我有些茫然地问道。 原来他说的是我在监狱里写的那几篇政论性的作品。这个人就是马克西姆·高尔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 “不用说，我对您的大名也是仰慕已久了，”我同样礼貌地回应他。 那时高尔基和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密切。著名女演员安德列耶娃和他在一起。我们曾经一起游览伦敦。高尔基点头向我示意安德列耶娃，对我说：“您知道吗？她可是哪国的话都会说。”高尔基自己只会说俄语，说得非常好。每当乞丐在我们身后帮我们把马车的门关上时，高尔基总会带着央求的口吻说：“该给他几个便士。” 安德列耶娃回答说：“给过了，阿廖申卡，已经给过了。” 在伦敦的代表大会上，我和罗莎·卢森堡的关系更近了，我早在1904年就认识她了。她身材娇小，甚至还带点病态，但她气质高贵，一双美丽的大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她那勇敢坚毅的性格和思想令她显得十分出众。她行事紧张、严谨、果敢，永远是她英雄主义精神的反映。她的秉性中带有多彩的层面。革命和革命的激情、人和人类的艺术、大自然和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都能引起她的情感共鸣。她在写给路易丝·考茨基的信中说：“我需要一个非常信任我的人，他懂得我是出于误会才卷人世界历史的洪流，其实我天生就是一个放鹅的。”我和罗莎·卢森堡的私交并不深，因为我们见面的时间和次数都太少了。我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欣赏她的，可能当时我对她的评价还不够高……在所谓的不断革命论的问题上，卢森堡是和我站在同一立场上的。关于这件事情，我和列宁曾经在回廊里半开玩笑地争论过。代表们就都围在我们周围。列宁在谈起卢森堡时说：“这完全是由于她的俄语讲得不好。”我回答说：“但是她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讲得可很好啊。”代表们都笑了，我们也跟着笑了。在大会上发言的时候，我有机会重新阐述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及其与农民关系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列宁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就此说道：“托洛茨基主张，无产阶级与农民在当前的这场革命中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就能在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这一基本问题上团结一致。”由此看来，他们说我在1905年革命中就轻视农民的作用是多么的荒唐。我还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于1907年在伦敦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我至今仍然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一在十月革命后，作为布尔什维克对待农民及资产阶级的态度的理论经典而一版再版。 我从伦敦出发，到柏林去迎接从彼得堡来的妻子。此时，帕尔乌斯也已经逃出了西伯利亚。在德累斯顿，他和卡登社会民主党出版社商定出版我那本小册子《往返记》。我着手为这本描写我逃亡经历的小册子写一篇论述俄国革命的序言。但是几个月之后，这篇序言却展开写成了一本书，书的名字是《革命中的俄国》。一天，我和妻子及帕尔乌斯一行三人徒步穿越萨克森瑞士山地。时值夏末，天气晴好，清晨时分已略带一丝凉意。我们喝着牛奶，尽情呼吸着山里的清新空气。我和妻子尝试着离开道路下到山谷中，险些丧命。我们走出山地就进入了波希米亚，到了一个叫吉尔施贝格的小镇，在一个小官员的别墅住了几周。当我们的钱快花光的时候——这种情况总会周期性地出现——帕尔乌斯或者是我就忙着为社会民主党的刊物写几篇文章。在吉尔施贝格的时候，我还为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出版机构写了一本论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书。在这本书中，我再次(第一次是在1905年)阐述了这样的思想：当资产阶级社会的危机来临时，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庞大机器将成为保守秩序的重要维系力量。但在当时我也没有预见到，这一理论上的推断今后会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证实。我们离开吉尔施贝格，就分头行动了。我去斯图加特参加代表大会，妻子回国去接孩子，帕尔乌斯则回德国。 在国际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1905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依然存在。大家都在向左派看齐，但是已经可以感觉到人们心底对革命方法的悲观失望情绪。代表们对俄国的革命者们仍然怀有浓厚的兴趣，但是已经带上了几分嘲讽的意味，好像在说：“瞧，又回我们这儿来了吧。”1905年2月经过维也纳回国的时候，我曾经问维克多·阿德勒对社会民主党加入未来的临时政府的看法。阿德勒以他特有的方式说：“你们跟现政府的交道还打不过来，又何必再为将来的政府劳神呢。”我在斯图加特又对阿德勒提起这些话，他说：“我承认，你们离临时政府比我意料的要近得多。”总的说来，阿德勒对我还是很友好的，要知道，奥地利工人的普选权是由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争取到的。 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期间，曾于1905年帮我进入不列颠博物馆的英国代表奎尔奇毫不客气地把各国外长会议称为强盗会议。这当然不会令毕洛夫公爵感到高兴了，符腾堡地方政府迫于柏林方面的压力而将奎尔奇驱逐出境。倍倍尔虽然对此也立刻表示不满，但德国社会民主党却不敢不顾一切地采取反对政府的行动，甚至连表示抗议的示威游行都没有举行。国际的会议好像成了小学生的课堂，最调皮的孩子被赶出了教室，其他的学生默不做声。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规模很大，但它实际上却软弱无力。 1907年10月我已经在维也纳安顿了下来，很快妻子带着孩子也来了。我们住在城外的许特尔道夫，等待着革命高潮的再次到来。这一等就是很长的时间。七年之后令我们离开维也纳的不是革命，而是使整个欧洲完全淹没在血泊中的另外一股狂潮。那个时候，其他的流亡者都集中在瑞士或巴黎，而我们为什么偏偏选择维也纳呢？这是因为那时我对德国的政治更加关注，但我之所以没有住在柏林，完全是由于警方的原因，这样我就留在了维也纳。然而在这七年里，我最关注的不是奥地利而是德国。奥地利的生活是忙乱的，不禁让我联想起关在笼子里踩转轮的松鼠。 维克多·阿德勒是全党公认的领袖，我早在1902年就认识他了。现在我终于有时间了解他最亲密的战友以及他们的政党。 1907年夏天，我在考茨基的家里结识了希法亭。当时是希法亭的革命热情最为高涨的时候，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罗莎·卢森堡的仇恨和对卡尔·李卜克内西的蔑视。在俄国问题上，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能够接受哪怕是最极端的结论。他对我的文章(在我这次流亡国外以前就已经由俄文译成德文在《新时代》上发表)大加称赞。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提议我们之间以“你”相称。这样，我们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来十分亲近，但实际上这种关系并没有任何的道义和政治的基础。 当时，希法亭很瞧不起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并且常拿奥地利党的热情与之相比，但是他的这种批评是狭隘的。当时希法亭的正式身份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里一个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在维也纳时他到过我那里，晚上带我一起去咖啡馆，介绍我认识他那些奥地利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朋友们。我去柏林的时候也会登门拜访希法亭。在柏林的一家咖啡馆里我们还会见了麦克唐纳，爱德华·伯恩施坦为我们当翻译。希法亭和麦克唐纳一问一答，但如今这些问答我一点都不记得了，因为他们的话平淡无奇，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我暗暗自问，他们三个人中谁离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最远呢？这个问题还实在足难以回答。 在布列斯特谈判的时候，我收到希法亭的一封来信。我心里虽然对他不抱什么希望，但我还是不无兴趣地打开信封。这是十月革命以后第一个直接来自西方社会主义者的声音。这封信里写了些什么呢？希法亭在信里恳求我释放一位身出名门的维也纳“博士”战俘，在这封信里没有一个字是关于革命的。当然，他在这封信里还是以“你”来称呼我。我对希法亭的性格了如指掌，对他并没有抱任何希望，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记得当时列宁是多么兴奋地问我：“听说您收到了希法亭的来信，是吗？” “是收到了。” “怎么样，说什么了？” “来做说客，让我们释放他的亲戚。” “关于革命他说了点什么？” “关于革命什么也没说。” “什么也没说？” “对，什么也没说。” 列宁瞪大眼睛看着我：“这怎么可能呢！” 在这一点上我要胜过列宁，我太了解希法亭了。对他而言，十月革命和布列斯特悲剧只是他搭救自己亲戚的机会而已。在此，我就不打算再写那么两三段来叙述我是如何让列宁消除困惑的了，以免让读者感到厌烦。 希法亭最先向我介绍的维也纳朋友是奥托·鲍威尔、马克斯·阿德勒和卡尔，伦纳。这些人学识渊博，在很多方面掌握的知识都比我多。在中央咖啡馆里，我怀着浓厚的兴趣，甚至可以说是必恭必敬地聆听他们最初的谈话。但是，很快我的专注中就夹杂了一些疑惑。我认为，他们根本就不是革命者，他们非但不是革命者，还是与革命格格不入的人。这表现在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对政治的见解和判断能力以及他们身上那种自负而非自信的态度上，我甚至感觉到，能从他们的声音中听出市侩气。 更令我感到惊异的是，当这些学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在革命的转折关头，竟然完全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我首先从伦纳身上看到了这一点。有一次，我们在咖啡馆坐得时间太长，开往我住的许特尔道夫的电车已经没有了，伦纳请我到他家去住一晚。当时，这位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哈布斯堡官员大概也没有想到，十年后奥匈帝国的崩溃(他当时可是帝国历史的捍卫者)竟然让他当上了奥地利共和国的总理。从咖啡馆向他家走的路上，我们谈起了俄国的发展前景。当时，反革命势力在俄国已经稳住了阵脚。伦纳以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外国人的态度彬彬有礼、漠不关心地谈论这些问题，而奥地利贝克男爵内阁倒是更让他感兴趣。他对俄国问题的看法可以这样来概括：1907年6月3日政变以后，斯托雷平宪法中体现了地主与资产阶级的联盟，这是符合俄国生产力的发展现状的，因此他完全能够控制住局势。我反驳他说，在我看来，地主和资产阶级联盟的联合执政恰好为新的革命准备了条件，而新的革命将很可能使俄国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我记得，伦纳在路灯下用疑惑和宽容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他大概认为我的预测不过是异想天开罢了，就像是奥地利一位神秘主义者的启示性预言一样。此人曾于几个月之前，在斯图加特的国际社会主义大会上预言世界革命将在某日某时爆发。“您这样认为吗？”伦纳问我。“可能我对贵国的情况不太了解。”紧接着他又很客套地添上了这么一句。就这样我发现我们完全没有共同的基础，也就无法谈下去了。我发现，这个人离革命辩证法的距离与最保守的埃及法老一样遥远。 后来的接触只是进一步加深了我的这些最初的印象。这些人的确很有学问，他们可以在陈旧的政治框框里写出一些漂亮的马克思主义文章来，但他们绝不是我的一路人。我同他们接触越多，观察越仔细，对此认识得就更加深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们的谈话比他们的文章或演说坦白多了，在这些谈话中，他们时不时表现出来的不是赤裸裸的沙文主义就是小私有者的自我吹捧，不是在警察面前的诚惶诚恐就是对女性的鄙俗态度。我不禁暗自喊道：“难道这就是革命者！”我在这里指的不是工人阶级，虽然他们身上不免也会有一些小市民的习气，但他们要简单幼稚得多。我所遇见的可是战前奥地利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精英分子，他们可都是一些议员、作家和记者。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我认识到，在同一个人的脑子里司以容纳多少完全不同的东西，从彼此完全孤立、被动感知的部分开始，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心理体系，再用这个心理体系来改造自身，这中间的过程是多么漫长。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理特征只能在社会动荡的年代同传统和习惯彻底决裂之后才能形成。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表现得像庸俗的市侩，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像有些人研究法律一样，只研究某些部分，他们只是靠着《资本论》在混日子。在旧帝国等级森严、浮华喧嚣的首都维也纳，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学究们甜言蜜语地互称“博士先生”，而工人则往往称他们为“博士先生同志”。在维也纳生活的整整七年中，我始终不能和这些上层人士中的任何一个人推心置腹地交谈，虽然我也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出席他们的会议，参加他们组织的游行，为他们的刊物写文章，有时候还用德语发表简短的演讲。我感到这些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都不是我的同路人。在集会上或者参加五一节游行的时候，我倒是很容易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阶级找到共同的语言。 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集对我来说是最需要、读得最多的一本。这本书不仅是检验我的观点的准绳，而且还是检验我的整个世界观的最高、最可靠的尺度。维也纳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们和我用的是同一些公式，可是只要把这些公式中的随便一条绕轴转5度就可以发现，我们在同一概念下放进去的是完全不同的内容。我们之间的团结一致是暂时、流于形式和虚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心理上都对我有所启迪。这本书的每一页都能使我与这两位伟人在心灵上产生共鸣。他们对人的态度和我的是一致的。我能够猜出他们没有讲完的话，我和他们的感受是一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彻底的革命者，同时，在他们身上又没有任何的宗派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影子。他们两个人，特别是恩格斯，随时都可以说没有什么人的需求是我不需要的。但融人他们心灵深处的革命视野使他们永远凌驾于命运的偶然性和一切世俗的事务之上。低级趣味不只与他们格格不入、而且在他们面前还要退避三舍，庸俗之气甚至都沾不上他们的鞋掌。他们的评价、他们的同情、他们的玩笑，哪怕是一句最平常的玩笑，都充满了高尚的气息。他们对人的批评有日才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但绝不会是造谣诽谤；他们可能冷酷无情，但绝不会背信弃义。他们对于像荣誉、头衔和官阶之类的身外之物无动于衷，甚至报以极大的轻蔑。那些被凡夫俗子认为是他们身上的贵族气派的东西，恰恰是他们的革命优点，这一优点的主要特征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彻底、本能地独立于官方舆论。我在阅读他们的书信时比在阅读他们的著作时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正是那条把我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联系起来的纽带，使我与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立起来。 这些人总是自诩为务实和干练，但就在这方面他们也显得是那么低能。1907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为了增加收入，竟然打算创办自己的粮食加工厂。这完全是一场极其草率的冒险，这种做法在原则上是危险的，在实践中是没有希望的。我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么干，但是这些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居高临下地对我的反对报以宽容的微笑。过了将近20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这件事情上受尽了折磨，声誉和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才不得不把工厂卖给了私人。为了平息无端遭受如此损失而招致工人们的不满，奥托·鲍威尔不得不引用了许多人的话，其中也包括我在一开始就提出的警告，来证明出卖工厂的必要性。但是他没有向工人讲明，他为什么没有看到我能够看到的东西，为什么当初不听从我的警告。这些警告并不是出于我个人的远见卓识得出来的。这个结论的依据既不是粮食市场的行情，也不是广大党员群众的状况，而是无产阶级政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这看起来好像有些教条，但这却是最实际的标准。我的警告被证实只是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比奥地利的冒牌货更管用。 维克多·阿德勒在各方面都比他的同伴们优秀得多，但是他早就变成了一个怀疑主义者。他的战斗精神早就在奥地利的这些琐碎事务中消耗殆尽了。由于看不到前途，阿德勒有时候干脆会逃避这样的问题。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先知的行当是一个徒劳的行当，在奥地利尤为如此。”在斯图加特大会上，他在走廊里针对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奥地利预言家说：“不管怎么样，就我个人而言，启示录式的政治预言比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预言更容易让人接受。” 这当然是一句开玩笑的话，但也不完全是玩笑。在这个对我来讲是性命攸关的问题上，我与阿德勒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场上：对我而言，缺少了广阔的历史远见，我不仅不能想像自己的政治活动，甚至也不能想像自己的精神生活是什么。维克多·阿德勒变成了一个怀疑主义者，他能忍受一切适应一切，尤其是去容忍内部严重侵蚀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民族主义。 当我开始公开反对奥地利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沙文主义的时候，我与这两个党的领导人的关系就进一步恶化了。这些事发生在1909年，在会见巴尔干特别是塞尔维亚的社会民主党人(其中包括德米特里·图佐维奇，后来他作为一名军官在巴尔干战争中阵亡)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他们抱怨，说所有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报纸都援引《工人报》上那些沙文主义的文章，来说明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完全是一句空话。因此我为《新时代》杂志写了一篇言辞和缓、小心谨慎的文章来批评《工人报》的沙文主义倾向。经历了一番犹豫之后，考茨基刊登了我这篇文章。与我关系甚密的老侨民С．П．克利亚奇科夫第二天就来告诉我说，我的那篇文章引起了党的领导层的极度不满。他们说：“他怎么敢这样！”……奥托·鲍威尔和其他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私下里谈话时一致认为，报纸国外版编辑莱特内尔做得太过分了，他们的看法也代表了阿德勒本人的意见。阿德勒对沙文主义者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但实际上他对他们也很不满。星期六在咖啡馆里，奥托·鲍威尔径直走到我和克利亚奇科夫坐的小桌前开始严厉数落我。应当承认，我当时在他的猛烈攻击下还真有点不知所措。让我吃惊的与其说是他教训我的腔调还不如说是他得出的结论。他带着可笑的傲慢神态对我说：“莱特内尔的文章有什么意义？对奥匈帝国来说对外政策是不存在的。没有一个工人会读那篇文章，它没有任何意义……” 我吃惊地瞪大眼睛听着。原来这些人不但不相信革命，而且也不相信战争。他们在五一节的宣言上大书特书所谓的战争与革命，但是他们自己却从未当真，只是说说而已。他们从来没有注意到，当他们着迷地在蚂蚁窝里奔波忙碌的时候，历史已经把士兵们的巨大战靴悬到了蚁穴的上空。六年之后，他们不得不相信对外政策对奥匈帝国来讲也是存在的。战争刚开始，他们这些人就换了一种口气，开始说着莱特内尔之流的沙文主义者教会他们的无耻谰言。 笼罩柏林的却是另外一种精神氛围，尽管在实质上也好不到哪里去，然而却是一种不同的精神。奥地利学究们那些可笑的官瘾几乎察觉不到，关系也简单得多，民主主义的气氛要淡薄一点，至少不像在奥地利那么频频出现、那么赤裸裸。当时正处于德国民主党的鼎盛时期，是规模最大的社会民主党、国际共产主义中的第一把交椅，大概民族主义的情绪暂时淹没在党派自豪感之中了。 对我们这些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母亲、导师和鲜活的榜样。我们在远方将它视为理想的化身，只要一提倍倍尔和考茨基的名字，我们总是满怀崇敬和仰慕之情。尽管我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有着前面提到的那种不安的理论预感，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仍然十分倾慕它那不容置疑的魅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当时住在维也纳，并且要时不时地到柏林去。我的内心深处经常把两个社会民主党的首都加以比较，并时刻安慰自己说：不，柏林不是维也纳。 在柏林我参加过一两次左派人士的每周聚会。它们一般每星期五在金莱茵饭店举行。聚会中的主要人物是弗朗茨·梅林。卡尔·李卜克内西时而也会参加，但总是晚来早走。第一次带我到那里去的是希法亭，当时他还自认为是左派分子，尽管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嫉恨罗莎·卢森堡，而且他的恨意不亚于达申斯基在奥地利煽动起来的那种仇恨。当时那里的谈话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梅林的面颊抽搐着(他患了抽搐症)，他用戏谑的口吻问我，他的那些“不朽之作”有哪几本译成了俄文。在谈话中，希法亭总说德国的左派是革命者，梅林打断他的话说：“我们算什么革命者，他们才是革命者！”他说着朝我这边点了点头示意着。我对梅林很不了解，再说已经听惯了那些庸人对俄国革命的冷嘲热讽，因此我不知道梅林的话是真诚的还是在讽刺。后来他的行动证明了，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严肃的。 我第一次见到考茨基是在1907年，那是帕尔乌斯领我去的。当我踏上位于柏林郊外弗里登瑙的那栋洁净小房子的楼梯时，心中不无激动之情。一位皮肤白净、神情愉快、长着明亮的蓝眼睛的小老头用俄语欢迎我说：“你好。”我通过阅读他的著作对他已经有所了解，所有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特别令人产生好感的是他的从容不迫。后来我才知道，这源于他当时无可争议的权威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心平气和的心态。他的对手们称他为第二国际的“教皇”。他的朋友们偶尔也会这么亲密地叫他。考茨基的老母亲是一位有倾向性的小说家，她把自己写的小说都献给了“我的儿子和我的导师”，她在75岁寿辰的时候收到了来自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的祝福：献给“教皇”的母亲。 考茨基将调和改良与革命作为自己的主要理论使命。但他本人的思想是在改良时代形成的。实际上对他来说，改良才是现实的，而革命仅仅是模糊不清的历史前景而已。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现成的体系，并像小学老师那样把它通俗化了。他不能担当重大事件的责任。从1905年革命起，他已经开始衰落了。我在同考茨基的谈话中收获甚微。他的头脑僵化、缺乏创新和应变的能力，他对问题的评价是抽象的，就连开的玩笑也都显得平淡无奇。正因为这些原因，考茨基并不能算得上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 考茨基与罗莎，卢森堡建立友好关系的时候正是他的精神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但在1905年革命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快就趋于冷淡了。考茨基同情俄国革命，并且远远地从旁观者的角度对它进行一些不无见地的评论。但是他本能地反对把俄国革命的方式搬到德国。我在前往特列普托夫公园参加示威游行的时候顺便去了考茨基的家，在那里正碰上罗莎·卢森堡和考茨基激烈地争辩，尽管他们之间以“你”相称，说话的语气也是那种亲近的、朋友式的，但从罗莎的语气里明显流露出强压着的怒火，在考茨基的话中则可以听出他委婉的玩笑下面潜藏着的发自内心的不安。我和罗莎·卢森堡、考茨基及其夫人、希法亭、现已去世的古斯塔夫·埃克施泰因一起去参加示威游行。途中，他们依然在激烈地争执着，考茨基只想当旁观者，而罗莎·卢森堡却想参与其中。 1910年，在争取普鲁士普选权斗争的问题上，他们两人之间的对立公开化了。当时，考茨基提出了所谓的“消耗战略”的构想，主张通过消耗敌人的办法来最终实现推翻敌人的目的。他们两人之间的争论是围绕着两种不可调和的倾向展开的。考茨基所提出的路线是一条越来越适应现存制度的路线，在这条路线的指导下，被“耗尽”的将不是资产阶级社会，而是工人群众的革命思想。所有的庸人、官吏和名利之徒都站在厂考茨基一边，因为考茨基的这种论调无异于为他们扯了一块思想的遮羞布，从而使他们的丑陋本质免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但是战争终于爆发了，政治上的消耗战略被堑壕战挤得再也没有立足之地。考茨基就像当初适应和平一样很快就适应了战争，而罗莎·卢森堡的行动则表明，她永远忠于自己的思想…… 我还记得在考茨基家里为累德堡庆祝60寿辰时的情景。在到场的十多位客人当中还有七十多岁高龄的奥古斯特·倍倍尔。当时正值党的鼎盛时期，党在策略上保持着高度的统一。老人们历数着已经取得的成绩，满怀信心地层望着未来。宴会上的寿星累德堡在晚饭之后还画了几张逗人发笑的漫画。我就是在这次生日宴会上结识倍倍尔和他的朱丽叶的。所有出席宴会的人，包括考茨基在内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奥古斯特，倍倍尔说的每一个字，至于我本人那就更不用说了。 在倍倍尔个人身上体现了一个新的阶级自下而上缓慢而顽强地前进的过程。这位干瘦的老人似乎完全是用那种认准一个目标就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意志铸成的。倍倍尔从来不会在与实际任务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事情上浪费精力，这在他的思维、演说、文章和著作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他在政治舞台上的特殊魅力也正来源于此。他体现了一个阶级的特征，这个阶级把十分有限的闲暇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他们珍惜自己的每一分钟，如饥似渴地吮吸每一点必不可少的知识。这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倍倍尔逝世于布加勒斯特和平会议召开之际，当时巴尔干战争业已开始、世界大战尚未爆发。我是在罗马尼亚普洛埃施塔赫车站上听到这一噩耗的，我简直难以相信这是真的。倍倍尔去世了，社会民主党该怎么办？我的脑海里立时就闪出了累德堡在分析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生活时说的那句话：这里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是激进分子，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是机会主义分子，除此之外的人都追随倍倍尔。 倍倍尔选择了哈阿兹做自己的接班人，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被哈阿兹的理想主义吸引了。但是哈阿兹的理想主义并不是什么远大的革命理想主义，哈阿兹身上没有这种理想主义，他的理想主义是比这要狭隘得多的、纯粹是个人的凡俗的理想主义，比如他为了党的利益，而甘愿放弃在柯尼斯堡的收入丰厚的律师职业就算是他的理想主义了。但实在令俄国革命者不解的是，倍倍尔居然在党代会上，好像是在耶拿举行的那次党代会上，赞扬这个并不怎么了不起的自我牺牲的壮举，而且还坚持举荐哈阿兹担任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主席。我对哈阿兹的为人十分了解。一次党代会之后，我和他一道在德国进行过不太长的观光旅游，我们一起去参观了纽伦堡。哈阿兹在私人交往中是一个温和且待人周到的人，但在政治上，就其天赋而言，他充其量上是一个老老实实的普通人，一个不具备革命气质，没有理论远见的地方上社会民主党人；在哲学方面，他有些谦逊地自称是康德派哲学家。在任何危机关头，他都不愿意当机立断，而是敷衍观望。后来，中派分子选他做自己的领袖，也就不足为奇了。 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另一种类型的人。我和他相交多年了，但每次都要隔很长时间才能见面。李卜克内西在柏林的住处是俄国流亡者的大本营。每当需要起来抗议德国警察为沙皇效劳时，我们第一个去找的就是李卜克内西，这时他就会为我们四处奔走。李卜克内西是一位有学识、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是一位实干家，而不是一位理论家。他热情奔放，富有自我牺牲和大无畏的革命首创精神，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善于审时度势和洞察群众运动的态势。这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正因为如此，在充斥着拖沓的官僚作风、随时准备妥协退让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家庭里往往有半数的人把他看成是一个异己分子。我见过多少庸俗浅薄之徒以嘲弄的目光居高临下地藐视着李卜克内西啊！ 1911年9月初，在耶拿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李卜克内西建议我就沙皇政府对芬兰的倒行逆施问题做专题发言。但是在我发言之前，我们收到一封关于斯托雷平在基辅遇刺身亡的电报。倍倍尔立刻就追问我：暗杀意味着什么？哪个政党对此负责？我的发言是否会引起德国警察对我的注意？我想起奎尔奇在斯图加特的遭遇，于是谨慎地问这位老人：“您是不是担心我的发言会招惹麻烦？” 倍倍尔回答说：“没错，坦率地说，我倒是觉得您还是不发言为好。” “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倍倍尔松了一口气，似乎是轻松了许多。过了一会儿，李卜克内西恼火地跑到我跟前，问道： “他们建议您不要发言，您答应了，是真的吗？” “我能不答应吗？”我说，接着又辩解道，“要知道，这里的主人是倍倍尔，而不是我。” 李卜克内西把自己的满腔愤怒都发泄到演说中，他在发言时不顾主席团的一再暗示，无情地抨击沙皇政府，而主席团却不愿意因为冒犯沙皇而招惹麻烦。事情后来的所有发展都肇始于这几件不大的事情…… 当捷克的工会组织奋起反抗德国人的领导时，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反对工会分裂的论调，并巧妙地为此披上了国际主义的外衣。在国际召开的哥本哈根大会上，为此做专题报告的是普列汉诺夫。像所有的俄国人一样，他毫无保留地支持德国方面的立场而反对捷克人。要普列汉诺夫来做这个报告是老阿德勒提议的，他认为，在这件关系微妙的事情上，让一个俄国人充当反对斯拉夫沙文主义的主要公诉人更合适。涅麦茨、索库普或什麦拉尔这些人身上带有狭隘的民族局限性，我当然不可能与他们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曾经千方百计要我相信捷克人是对的。不过我当时对奥地利工人运动内部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因此我不认为捷克人应该负全部哪怕是主要的责任。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捷克的广大党员比奥地利和德国的广大党员要激进得多，因此，他们对维也纳的机会主义领导理所当然是不满的，这很容易被涅麦茨之流的沙文主义分子巧妙利用。 从维也纳前往哥本哈根参加大会的途中，我需要在一个车站换车，在那里我意外地遇到了从巴黎来的列宁。要在车站等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了一次长谈，开始的谈话还相当友好，后来就变得不那么友好了。我向他说明捷克工会组织之所以搞分裂，主要的责任在于维也纳的领导，维也纳总是先信誓旦旦地鼓动各国工人起来斗争，其中当然也包括捷克工人在内，但是斗争到最后总是以领导层同君主专制政权搞幕后交易而告终。列宁怀着极大的兴趣听着我的谈话。他在听别人谈话方面有特殊的本领：当他需要抓住对方的谈话要点时，他的目光会越过对方盯着远处。当我向他谈起最近为《前进报》写的一篇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文章时，我们谈话的气氛马上变了。这篇文章是专门为大会写的，但是它遭到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尖锐的批评。文章中特别尖锐的地方，是所谓的“剥夺”问题。在革命遭到失败后，武装剥夺和恐怖主义活动造成了革命党自身的涣散。伦敦代表大会根据孟什维克、波兰人和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提议，做出了禁止剥夺的决议，当有人喊“列宁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时，列宁只是神秘莫测地微微一笑。在伦敦代表大会之后，剥夺活动仍在继续，这给党带来了严重危害。我在写给《前进报》的那篇文章中对此进行猛烈的攻击。在列宁的坚持下，我凭记忆把文章的主要思想和提法告诉他时，他带着责备的口气问道： “您真的是这样写的吗？能不能发一封电报，把文章扣下来不发表了？” 我回答说：“不能，文章应该在今天早上就登出来了，再者说，为什么要扣下不发表呢？文章是正确的。” 实际上这篇文章是错误的，因为文章中主张党只有通过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放弃极端行为而融合在一起才能确立，而事实上党是通过布尔什维克对孟什维克的无情斗争而确立的。列宁试图在俄国代表团中展开对我的文章的批评，这是我一生中与列宁之间发生的最尖锐的一次冲突。当时列宁的身体不好，他正受剧烈牙痛的折磨，头上裹着绷带。同时，由于这篇文章的基调主要是反对孟什维克的，导致孟什维克对它同样也十分不满，因此俄国代表团内部对文章和文章的作者充满了敌意。1910年10月，阿克雪里罗得在写给马尔托夫的信中说： 他在《新时代》上发表的文章比在《前进报》上的更加令人难以容忍。 卢那察尔斯基说： 早巳容不下托洛茨基的普列汉诺夫试图利用这种局面展开对他的批判。我认为，这样做不公平，就十分坚决地站在托洛茨基一边，并和梁赞诺夫一起努力，使普列汉诺夫的计划彻底破产了……
鉴于大部分的代表团成员只是从别人那里听说了我的那篇文章而没有亲自读过，我就要求宣读文章。季诺维也夫反驳说，没有必要为了批判一篇文章而去了解它，但是大部分代表都不同意他的说法。我记得是梁赞诺夫朗读并翻译了这篇文章。在此之前，大家只是私下里传言这篇文章是多么的可怕，但是听完后大家反而觉得文章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因此绝大多数代表拒绝谴责它。但这并不妨碍我本人今天谴责这篇文章，因为它对布尔什维克的评价是错误的。在关于捷克工会的问题上，俄国代表团在大会上投票支持维也纳方面提出的决议案而反对布拉格的提议。我试图对此提出修正案，但没有成功，这归根结底是因为，我自己当时也不清楚，应该对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政策提出什么样的“修正案”。这种修正案应该是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发起的圣战。但是，我们直到1914年才走上这条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