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十四章 1905年 十月罢工没有按照原计划进行。罢工最初是由莫斯科的印刷工人发起的，但是接着就乎息了下来。各党派打算在“流血铆日”(1月9日事件)发生一周年之际展开决战，所以我可以从容不迫地在芬兰避难所做自己的工作。然而本来已经趋于平静的零星罢工却出人意料地蔓延到铁路工人中间，并且从此如决堤洪水，一发而不可收拾。从10月10日起，罢工提出了政治口号，并从莫斯科迅速扩展到全国。这么大规模的总罢工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空前的。在许多城市街头发生了罢工工人与军警的冲突。但总体来说，十月事件仍然停留在政治总罢工的水平上，而并没有发展成为武装起义。然而，专制政权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做出了让步。10月17日(公历10月30日)专制政府颁布了立宪宣言。尽管遭受了重创，但是沙皇专制政府仍然把持着国家机器，根据维特的说法，政府的政策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怯弱、盲目、愚蠢和狡诈了。但无论如何，革命还是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尽管不是彻底的胜利，但毕竟令人充满希望。 还是这个维特后来又写道：“1905年的俄国革命最重要的一点是农民提出了‘给我们土地’的口号。”这一评价倒是准确的，但是他接着说：“我并不认为工人苏维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我认为它没有什么意义。”这只能说明，即便是统治阶级中间最出色的官员也不能理解这些事件的真正含义，不理解它们是对统治阶级发出的最后通牒。维特死得是恰逢其时，所以他不需要再修改自己对于工人苏维埃的看法了。 在十月罢工达到高潮的时候，我到了彼得堡。声势浩大的罢工不断扩展开来，但是也存在着危机，因为这场运动缺乏组织领导，这势必导致运动无果而终。我从芬兰回国的时候就已经构思好了一个非党组织选举方案，即每一千名工人中选举产生一名代表。后来我从作家约尔丹斯基(后来曾出任苏联驻意大利大使)那里了解到，就在我到彼得堡的那天，孟什维克已经提出了通过选举产生革命领导机构的方案，即每五百人中选举产生一名代表。我认为这是正确的。然而，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们却坚决否定这一主张，他们担心非党组织今后会与党对抗，而工人布尔什维克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11月，列宁回国之前，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始终对苏维埃持有这种宗派主义的态度。关于“列宁主义者们”在列宁不在的时候的领导工作，完全可以作为单独的一章来写，这一定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列宁远远地高于他那些最亲密的门徒们，他们认为，在列宁的荫庇之下永远也无需为独立解决理论和策略问题而费心劳神。关键时刻，一旦离了列宁，他们的无能着实令人吃惊。1905年的秋天是这样，1917年的春天还是这样。而在这两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以及在其他许多相对一般的事件中，广大党员群众仅凭直觉就远比那些半吊子领袖更准确地把握住了历史发展的脉搏。列宁回国太晚是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革命中未能取得革命领导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前面我已经提到，娜·伊·谢多娃在树林里参加五一集会时被沙皇骑兵包围并逮捕了。她在狱中被关押了近半年，然后被送到特维尔监视居住。十月宣言之后，她回到彼得堡。我们用维肯季耶夫这个姓氏租了一个股票交易所投机商人的房子住下，交易所的业务十分萧条，很多投机商人只能靠出租房屋维持生计。每天早上送报人给我们送来当天所有的报纸。房东有时候会从我妻子那里借几张报纸，咬牙切齿地看。他的生意每况愈下。有一天，他怒气冲冲地挥舞着一张报纸闯进我们的房间，指着我刚写的那篇《早安，彼得堡的清洁工》大吼： “看看吧，看看吧，他们居然都找到清洁工的头上了。要是这个服过苦役的罪犯落到我的手里，我一定用这个把他给干掉！”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在空中挥舞着，像疯了一样。他是来我们这里寻求同情的。妻子到编辑部找我，告诉我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我们应当再另找一住处，但是我们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只好听天由命了。就这样，我们在那个交易所投机商那里一直住到我被逮捕。所幸的是，无论是主人还是警察最终也不知道这个叫维肯季耶夫的人到底是谁。在我被捕之后，他们甚至都没有去搜查我住的地方。 在苏维埃里演讲的时候我化名为亚诺夫斯基，这个名字是我根据自己出生的村庄的名字起的。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时，我就使用笔名托洛茨基。当时我同时为三家报纸撰写稿子。我和帕尔乌斯一起做了《俄罗斯报》这家小报的主编，我们把这份报纸办成了群众性的战斗机关报。短短几天之内，报纸的销量从3万份猛增到10万份。过了一个月它的销量就增加到了50万份，但是印刷的技术条件已经满足不了报纸印数增长的要求，直到报纸遭到政府的查封，这种矛盾才最终得以解决。11月13日，我们与孟什维克合办了一份大型政治机关报《开端报》，它的销量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由于没有列宁的领导，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显得毫无生气。而与此相反，《开端报》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我看来，我们的《开端报》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所有报纸中最接近马克思于1848年创办的经典楷模《新莱茵报》的。加米涅夫当时是《新生活报》编辑部的成员，后来他对我说，有一次他在火车上沿途观察各报纸的销售情况，当从彼得堡开来的火车进站的时候，站台上的人们排起了长队，他们全都是来买革命报纸的。《开端报》！《开端报》！《开端报》！人们排着队喊道，《新生活报》！然后又接着喊《开端报》！《开端报》！《开端报》！加米涅夫承认： “当时我悻悻地对自己说，他们的《开端报》的文章比我们的写得好。” 除了《俄罗斯报》和《开端报》以外，我还为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写社论，还写一些倡议书、宣言和决议案之类的文章。在第一个苏维埃存在的52天时间里，我忙得团团转：苏维埃的工作，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无休止的集会再加上三份报纸的工作。我现在也搞不清楚我们是如何在这个巨大的漩涡里活过来的。然而，当回首往事的时候，总会有许多事情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回忆中已经少了些许激情的因素，你只是冷眼旁观自己的过去。但那些日日夜夜，我充满了激情，不仅仅是投身于漩涡之中，而且还在推波助澜。所有的事情都是匆忙做成的，但是做得还不错，有一些甚至还挺好。我们报纸的责任编辑、老民主党人赫尔岑施泰因博士，有时会穿着一身考究的黑色燕尾服顺便来编辑部转转。他站在屋子中间，慈祥地看着我们在那里忙碌。一年以后，他不得不在法庭上为报纸的狂热的革命宣传承担责任，而实际上他并没有对报纸施加任何影响。这位老人没有背离我们，相反，他眼含热泪，在法庭上陈述着我们这些人是一面在编辑大受欢迎的报纸，一面又是如何忙里偷闲地啃几口于馅饼，而且这些冷馅饼还是托看门人从附近的铺子里买了用纸包回来的。因为革命没有成功，因为与我们这些流亡者的友谊，因为“干馅饼”，老人被判处了一年的监禁。 维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在1905年“大多数的俄国人似乎都疯了”，在保守主义者看来革命是一场集体精神失常，因为革命把“正常”社会矛盾的疯癫推向了极致，就像所有的人都不想在极度夸张的讽刺漫画中看到自己的形象一样。同时，当时社会的整个发展进程都在浓缩、加剧、激化矛盾，因而造成了这样的一种局面，使大多数的俄国人“都疯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发疯者为少数头脑清醒者套上了紧身衣，因此，历史才得以前进。 革命的动荡完全不同于洪水和地震。革命打破旧秩序，但是很快就会建立新秩序，人的思想自然会根据新的坐标重新排列。只有那些要被革命彻底清除或推翻的人才会觉得革命是彻底的疯狂。在我们看来，革命虽然也是动荡不安的，对我们来说，是顺其自然，就像所有的事物都是各有其位，各得其时那样，每个人都在按部就班地按照自己的人生轨道运行。有些人甚至还过着私生活：恋爱、结识新朋友甚至观看革命的戏剧。帕尔乌斯十分喜欢一部新的讽刺剧，他一下子就掏钱买了50张票准备送给朋友们。需要说明的是，他头一天刚收到了一笔稿费。在他被捕的时候，宪兵们从他的口袋里搜出了这50张戏票，这使他们颇费了一番脑筋。他们哪里知道，帕尔乌斯无论是做什么事情都是那么有气魄的。 苏维埃动员起了大量的群众。工人们完全站在苏维埃一边，农村里也开始骚动起来。《朴茨茅斯和约》签订以后，在从远东回来的军队中也开始发生动荡。但是，近卫军和哥萨克部队暂时还比较稳定。使革命获胜的一切因素近在眼前，但是还没有成熟。 10月18日，也就是宣言发布的第二天，数万人聚集在彼得堡大学前，他们仍然陶醉于初战胜利的喜悦之中，战斗的狂热还没有消退。我站在阳台上对他们喊，说不彻底的胜利是靠不住的，我们的敌人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布满了陷阱。我把沙皇的宣言书撕得粉碎并抛向空中。然而，这样的政治警告并没有深深地触动群众，他们还需要经历重大事件的磨炼才会醒悟。 我由此想到彼得堡苏维埃活动中的两个场景。一个是10月29日那天，当时有关黑色百人团即将策划镇压的流言已经传遍全城，代表们直接从工厂前来参加苏维埃会议。他们在讲台上展示各种各样的武器样品，这是工人们为对付黑色百人团制造的。他们手里挥舞着芬兰刀、头盔、匕首和钢丝鞭，脸上没有一丝的忧虑，有些人还在有说有笑地开着玩笑。他们似乎觉得，只要他们做好了回击的准备，就万事大吉了。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一场殊死的搏斗。12月的那些日子将教会他们这些。 第二个场景是，12月3日傍晚，彼得堡苏维埃被军队团团包围，所有的进出口都被封锁了。当时我正在楼上开执委会的会议，我对着下面聚集在大厅里的数百名代表大喊：“不要抵抗，也不要把武器交给敌人。”武器只是一些手枪。于是，在已经被近卫军的步兵、骑兵、炮兵团团包围的大厅里，工人们开始销毁自己手中的武器。他们用自己那灵巧的双手拿着毛瑟枪砸勃朗宁，或者是用勃朗宁砸毛瑟枪，当时的场景与10月29日那天的欢声笑语的场面已经完全不同。在金属撞击的丁丁当当的声音中，可以听到无产阶级发出的咬牙切齿的声音，他们第一次彻底明白，要推翻并彻底压倒敌人，必须付出更大、更坚决的努力。 对我而言，10月罢工的局部胜利除了其政治意义以外，还有更大的、不可估量的理论价值。首次迫使沙皇专制制度屈服的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反对派运动，也不是农民的自发的起义，更不是知识分子的恐怖活动，而是工人阶级的罢工。无产阶级以无可争辩的革命盟主的身份走上了历史前台。我认为，不断革命论经受了第一次重大的考验。革命明确地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夺取政权的前景。随后开始的反动时代也不能使我放弃这个立场。我还因此而为西方的无产阶级做出结论：如果俄国年轻的无产阶级都有这样的力量，那么这些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将会是多么强大呀！ 后来，卢那察尔斯基以其特有的含混不清、粗枝大叶的方式把我的革命构想描述如下：“1905年，托洛茨基同志的观点是两种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种革命虽然彼此不同，但相互关联，因此我们面临着一场不断的革命。俄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的人民都要经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这个阶段并且始终处于这个阶段，直到社会革命彻底完成。不可否认，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这种观点表现了他深刻的洞察力，尽管在时间上错误地提早了15年。” 有关提早了15年的错误，并不能因为后来被拉狄克重复了而变得更加深刻。我在1905年提出的全部展望和口号是基于要取得革命胜利，而不是针对革命的失败提出的。当时我们未能建立共和国，也没有能进行土地改革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难道这就意味着我们提出这些要求是错误的吗？革命的失败中断了所有的预见，而不仅仅是我所设想的前景。问题不在于革命的期限，而在于对革命内部力量的分析和整个革命发展前景的远见。 在1905年革命时期，我和列宁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他逝世以后，官方的历史被重新改写了，而且把1905年的革命说成是正义与邪恶两种力量的斗争，但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列宁并没有直接参加苏维埃的工作，也没有在苏维埃发表过演讲，但他密切关注着苏维埃前进的每一步，并通过布尔什维克在其中的代表影响着它的政策，在他的报纸上宣传苏维埃的活动。列宁在任何一个问题上与苏维埃都没有分歧。同时有资料证明，苏维埃的全部决议，除了个别的或不太重要的几个以外，几乎都是由我草拟的，或者是由我首先提交执委会，然后再以执委会的名义提交苏维埃的。当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我又以联合委员会的名义在执委会发言，期间没有发生任何的冲突。 就在我从芬兰回国的前一天，青年律师赫鲁斯塔廖夫被选为苏维埃的第一任主席，他是偶然加人革命的，是从加邦到社会民主党之间的一个过渡性人物。赫鲁斯塔廖夫在主席的职位上主持过一段时间，但是他从来没有进行过政治领导。他被捕以后，就选出了以我为首的主席团。苏维埃的一位相当重要的成员斯韦尔奇科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苏维埃的精神领袖是列·达·托洛茨基，诺萨尔·赫鲁斯塔廖夫仅仅是一个摆设，他本人没有独立解决任何一个问题的能力。此人的自尊心强到了病态的地步，他痛恨列·达·托洛茨基，仅仅是因为他必须常常向他请教，求他指点。
卢那察尔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记得有人当着列宁的面说：“赫鲁斯塔廖夫这颗明星陨落了，现在苏维埃里的强人是托洛茨基。”听到这里，列宁脸色似乎沉了片刻，但是马上接着说：“当然了，这也好，托洛茨基赢得这样的位置，是因为他那孜孜不倦、卓有成效的工作。”
两家报纸编辑部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和睦的，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争论。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写道：“《开端报》的第一期问世了，我们欢迎我们新战友的到来。这一期中最精彩的文章是有关一月事件的评论，它是托洛茨基的手笔。”如果两者之间有冲突的话，它就不会这样写了。相反，两家报纸相互支持，共同反击来自资产阶级的指责。列宁回国以后，《新生活报》开始捍卫我论述不断革命的文章。两家报纸就如同两个派别一样，它们执行的是一条联合的路线。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列宁的参与下一致做出决议，其基本精神是说，分裂完全是由于流亡国外造成的，革命事件的爆发彻底根除了这些派系斗争的基础。我在《开端报》支持这个决议，虽然它遭到了马尔托夫的消极反对。迫于群众的压力，苏维埃中的孟什维克在开始阶段竭力向左看齐。他们只是在遭遇到反动派的第一次打击之后才开始动摇。1906年2月，孟什维克领导人马尔托夫在写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抱怨说：“已经有两个月了，我就连已经开了头的文章都写不完，不知是因为神经衰弱还是心力交瘁，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马尔托夫搞不清楚自己的病因，其实我倒可以告诉他，他的病根就在于孟什维主义。在革命年代，机会主义首先就是惊慌失措和“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 当孟什维克公开忏悔并开始指责苏维埃的政策时，我在俄国的报刊上为苏维埃辩护，后来又在罗莎·卢森堡掌管的德文和波兰文杂志上捍卫苏维埃的政策。我的一本著作就是在捍卫1905年的策略和历史的斗争中诞生的，它最初的名字叫《革命中的俄国》，后来以《1905年》这个书名在多个国家一版再版。十月革命胜利后，这本书不仅在俄国党内而且在西方各国的党内都成为了经典的教科书。只是在列宁逝世以后，当精心策划的反对我的斗争已经开始以后，我的那本有关1905年的论著才成为众矢之的。最初对这本书灼攻击还仅限于提一些局部性的意见，或者是别有用心、吹毛求疵的批评。然而，那些批评者们渐渐壮起胆子开始厚颜无耻地公开指责，他们越是想要掩饰自己内心的虚弱，越是要虚张声势。于是就形成了所谓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时期的路线斗争的无耻谎言。 1905年革命是国家生活、党的生活和我个人的生活的一个转折点，这是走向成熟的转折点。我早年在尼古拉耶夫进行革命工作的经验是摸索着得来的，这种经验是地方性的，但对我而言它并非毫无意义。也许在后来的革命工作中我再也没有像在尼古拉耶夫时那样如此密切地接触工人。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无名小卒，因此我和工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的隔阂。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保留着最基本的俄国无产者类型，后来我所见到的不过是这些各种类型的无产阶级而已。我在监狱中几乎是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学习革命的理论。两年半的监狱生活和两年的流放生涯使我有可能奠定了革命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对我来说，第一次流亡国外的经历成为一座学习政治的大学堂。在杰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领导下，我在那里学会了用开阔的历史眼界和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把握各种事件。在流亡生活的末期，我脱离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领导集团。我于1905年2月回国，而其他流亡的革命领导人直到10月甚至11月才开始从国外回来。当时我几乎不能从国内任何一位同志身上学到东西，相反我却成了他们的老师。在那动荡不安的岁月里，重大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这往往需要当机立断。刚写好的传单马上就进了地下印刷厂。我在监狱里和流放生活期间奠定的理论基础，以及在流亡生涯中学会的政治斗争方法，都第一次应用到实际斗争中。我满怀信心地面对这些事件，因为我了解它们内部的规律，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我能想像出他们如何对工人的意识产生影响，也能预见到未来的基本轮廓。从2月到10月，我主要是通过写作来参与事件。从10月份开始，我投身到这个巨大的漩涡中。我知道，这对我而言将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所有的决定都必须当机立断。我在这里不得不说明的是，我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犹豫不决。在做决定的时候我并没有左顾右盼，去听听别人怎么说，也没有时间和其他人商量。所有的决定都是在匆忙中做出的。后来，我惊奇地发现，任何事件都会使孟什维克当中号称头脑最聪明者马尔托夫感到惊慌失措。我当时没有专门考虑过，因为也没有时间去想，只是在潜意识里感觉到，我已经把自己的学生时代抛到了背后。我的学生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再学习了。学习的渴望和需要在我一生中从未间断。但在此后，我是像老师那样学习，而不是像学生那样学习。我第二次被捕时已经26岁了。老人捷依奇也认为我已经成熟了。他在狱中郑重其事地拒绝再叫我年轻人，而是用名字加上父称来称呼我。 我前面引述过的那本如今已被列为禁书的《人物剪影》中，卢那察尔斯基是这样评价第一次革命的领导人的： 他(托洛茨基)被捕前在彼得堡无产阶级中享有很高的声望，由于他在法庭上杰出的(？)和英勇不屈的(？)表现，他的声望仍在上升。我应该指出，在1905—1906年间，在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当中，托洛茨基虽然年纪轻轻，却表现得更为成熟，国外流亡人士身上所特有的那种狭隘性在他身上是最少的。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狭隘性当初甚至妨碍了列宁。他比别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什么是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他在这场革命中应运而生，并在革命中声明远扬。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列宁还是马尔托夫都一无所获。普列汉诺夫由于表现出立宪民主党人的倾向而声望大跌。从那时起，托洛茨基就站到了最前列。
这段话是卢那察尔斯基在1923年写下的，如今他却不那么“杰出的”、“英勇不屈的”写着完全相反的一些东西，因此这段文字现在读来就显得别有一番意味。任何重大的工作离开了直觉，也就是下意识的感觉，都是不可想像的。这种直觉是与生俱来的，并在理沦和实践中得到发展。无论是理论素养还是实践经验，都不能取代政治洞察力，它使人能够分析、评价局势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发生急剧变化和转折的时期，也就是在革命时期，这种与生俱来的直觉就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经过1905年的考验，我对自己身上的这种革命直觉充满了信心，并使我可以在今后充分地依赖它。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不论我犯的错误有多么地严重，其至是极其严重，它们都是组织性或者策略性的，而不是根本性或战略性。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在涉及评估政治局势和革命前景的问题上，我从来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 在俄国的政治生活中，1905年革命是1917年革命的总彩排，它对于我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我满怀信心、坚定不移地投身于1917年的革命，因为它对我而言，只不过是在1905年12月3日因被捕而中断的革命的继续和发展。 逮捕是在我们发布所谓的财政宣言之后的第二天开始的。这个宣言宣告沙皇制度的财政必将破产，并明确宣布，胜利的人民不再承担罗曼诺夫王朝所欠下的一切债务。工人代表苏维埃宣称： 鉴于专制政权并不为人民所信任，也没有得到人民的授权，我们决定拒绝偿还沙皇政府为了进行镇压全体人民的战争而欠下的一切债务。
几个月后，法国的交易所再贷款75万法郎给沙皇政府，以此作为对我们的宣言的回应。反动派和自由派的报刊把我们嘲笑了一番，说苏维埃对沙皇政府和欧洲银行家们的警告是软弱无力的，就把这个宣言忘得一千二净了，但是宣言本身却不断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它的存在。酝酿已久的沙皇制度的财政危机终于同军事上的失败一起爆发了。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的1918年2月10日，人民委员会明确地颁布法令，宣布废除沙皇政府欠下的一切债务。这个法令至今仍然有效。有人认为，似乎十月革命不承担任何义务，这完全是一种误解。革命承认自己的义务，十月革命就承担了1905年12月2日的义务，并在1918年2月10日付诸实施。我们革命者有权利这样提醒沙皇的债权人们：“先生们，我们早就提醒过你们了！”在这一方面也像其他方面一样，1905年为1917年做了准备。 |